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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中国古代散文史
中国古代散文史
《中国古代散文史》对中国古代散文的源头、萌芽、成型、发展、演变及其理论建构的历史进行了梳理，也散文学理论和传统散文创作的经验与教训也作了简明、深刻的总结。
中国古代散文史全本
中国古代散文史
第一编 上古至战国的文学
概说
我们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是非常长远的。北京西南房山周口店所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初期的中国猿人骸骨化石，证明了大约五十万年以前我国已有人类居住。这些原始人类经过长期劳动，他们自身和生产力不断发展和进步。据文献记载，大概到了传说的五帝时代，可能已经进入氏族社会后期。我国儒家所乐道的尧舜禅让，天下为公，大概就是氏族部落会议以及氏族长和部落酋长推选制的反映。那时的社会没有阶级，生产资料公有，人人劳动，没有剥削。儒家经典著作中曾称赞它为理想的“大同”时代。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少数人占有了生产资料，人类开始出现了阶级， 社会更有了保护私有制的措施，氏族社会逐渐解体，国家组织也逐渐形成。我国古代文献多有夏禹“家天下”的传说，认为是“小康”时代的开始。按照这个传说看来，夏代可能就是阶级社会即奴隶社会的起点。但即使如此，只能看作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推移的过渡状态，真正的奴隶制社会是到了殷商时代才完成的，这有许多文献及地下发掘材料可以确切证明。后来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生产关系起了变化，奴隶社会才逐渐向封建社会转化。这个转化的完成约在春秋战国之交。及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于是我国封建社会制度由完成走向巩固。
我国民族文化的历史也是非常长远的。从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看，生产工具已相当进步，且有红色陶器，其时代约在公元前五六千年左右，我们一般称为“仰韶文化”或“彩陶文化”。比“仰韶文化”稍晚、其时代约在公元前四千多年的又有“龙山文化”，这是山东济南的龙山镇发现的。其文化遗存有精致的黑色陶器、卜骨等。这些考古学上的材料，使我们看到远古时代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缩影。
从野蛮到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文字的发明创造。文字的发生一般是在奴隶制国家建立的时候。我国何时开始有文字，现在还不能断言，但自从甲骨卜辞的发现，证明至迟在殷商后期(约公元前十四世纪)已有初步的定型文字，同时也有了用文字记载的历史文献，标志着我国民族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后来文字的应用渐渐推广，史前时期流传的原始人民的口头创作如诗歌、神话故事等，有不少被记录下来，使我们得以从文献中窥见上古文化的一斑和文学艺术的萌芽。
但文学艺术并非起于有了文字之后，远在文字发明创造以前，文学艺术早已产生。上古时代文学的具体情况不能知道，所可推测的就是上古文学同现实生活结合得非常紧密，其中有同自然作斗争的神话，有和生产密切相联系的诗歌，也有表示愿望、趋吉避凶的咒语式的祷祝辞。还不难推测：由于上古时代人们的群居生活和集体劳动，决定它的文学艺术活动一般是集体的;又由于那时候既没有文字，也没有社会分工，文学就只有口头创作，没有书面创作;只有文学和其他艺术如诗歌和音乐、舞蹈那样互相结合的形式，没有单纯的文学作品独立存在。所有这些集体性的口头创作以及文学和其他艺术相伴随的现象，都是上古文学的特点。
文学艺术是现实生活通过人们头脑的反映，在阶级社会中又是阶级意识形态的形象的表现，它不可能超阶级而存在。但上古时代的社会还未分裂为两个对抗性阶级，所以那时的`文学艺术没有阶级性。到了阶级社会形成以后，一切文学艺术就不可能不打下阶级的烙印，同时也揭开了两种文化斗争的序幕。
夏代有无文字，不得而知。文献所载有关夏代的历史多属传说性质，其诗歌、谣谚和散文可靠的也很少。但其中如“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这样的词句反映了尖锐的阶级斗争，即奴隶坚决反抗奴隶主的斗争，相传为夏桀时人民大众的呼声，却是比较可信的。(此据《尚书?汤誓》引，与《孟子》、《史记》稍异。俞樾谓二句是韵语，疑为夏民歌谣。)
殷的先世本是游牧部族，向无定居生活。成汤以前就迁徙过八次，成汤至盘庚，又迁都五次。那时牧畜业异常发达，从甲骨卜辞中可以看到祭祀时大量用牲的现象。中叶后由牧畜进入农业生产。《尚书?盘庚》屡次提到农事;甲骨文中有“禾”、“黍”、“稻”、“麦”、稷”、“粟”等字，证明殷代确有很多种类的农产品。由牧畜发展到农业生产是很自然的。游牧过程中，既易发现农作物，又能驯服牛马。文献中常有殷的先公服牛乘马的记载，不难设想，役使牲畜减轻人力，是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关键。
殷代的主要生产者都是奴隶。甲骨文中有“奴”、“仆”、“臣”、“妾”、“臧”、“奚”等字，都是奴隶的名称。为了防止奴隶的怠工，镇压奴隶的反抗，统治者制定极为严酷的刑法来管制他们，所谓“商有乱政而作汤型”(《左传》昭公六年)，其目的就是为此。据《韩非子?七术》，“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这固然表现统治者的残酷，同时也反映了那时奴隶和奴隶主之间存在着激烈的斗争。
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手工业和文化艺术都有很大的进步。就拿工艺来说，殷代青铜器中有各种各样的祭器、食器和兵器，有的上面还有铭文。近年出土的“司母戊鼎”重一千七百市斤，花纹精美，可见殷代的冶炼工业技术已达到高度的成就。而那时奴隶主贵族为了祭祀和享乐，音乐歌舞也极为发达。文献所载汤时的乐歌乐舞如“大氵蒦”、“晨露”、“九招”、“六列”、“桑林”之类，或不可信。但“恒舞于宫，酣歌于室”的“巫风”早已普遍流行，以至悬为禁令(见《墨子?非乐》。“酣歌于室”四字据晚出古文《尚书?伊训》补。)。直至殷末纣王之时，还使乐师作新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周武王数其罪状，斥为“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史记?殷、周本纪》)。这些都证明殷代的音乐歌舞是十分发达的。不难想象，在此种情况下，必有不少诗歌配合演唱，但因年代久远，没有流传下来。
殷代宗教迷信之风最盛，鬼神权威至高无上。国王事无大小，必须请示鬼神，预测吉凶祸福，作为一切行动的指南，从事这方面活动的有两种专职人员，那就是巫和史。他们通过卜筮方法代表鬼神发言，凡繇兆、祝辞、神告、占卜的记录以及国王的讲话等，无不写成书面语言，或刻于甲骨，或书于典册，这些就是殷墟中的甲骨卜辞，《周易》中的卦、爻辞，《尚书》中的殷商文告等。
巫史在当时都是为迷信服务的，巫能歌舞娱神，史掌文字记录，他们对后来的诗歌、散文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周的祖先本是很早就散居在我国陕西泾、渭流域的一个部族。它最初的根据地是邰(今陕西武功)，传到公刘时，人口渐渐繁衍，于是南渡渭水，北至于豳(今陕西橡邑)。这时周部族虽然一面仍在迁徙，一面已有定居，似乎正处在由游牧生活过渡到初期农业阶段。到了古公亶父的时候，为另一部族所逼，不得已放弃豳地，翻过梁山，迁到歧山下(今陕西歧山一带)居住。他们在迁徙中发现一块肥沃的土地，名曰周原，是一个理想的庄稼地，就在这里建起城邑和房屋来，督率人民继续生产，奠定了一定的农业基础。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迅速地充实和加强了周部族的力量，到了殷末，逐渐沿着黄河向东扩张，成为威胁殷国的劲敌。文王时，黄河西岸一带的部族都归他控制，于是自歧迁都于丰(今陕西雩阝县)，势力日益强大，不到十几年，文王之子武王遂一举灭殷，建立一个版图更大的王国，这是公元前十二世纪初期的事。
武王死，子成王继立，年幼，武王弟周公摄政，平管蔡之乱，征伐奄国，镇压了殷人及其旧属的反抗。并制礼作乐，大兴文教，配合统治，使王朝政权日益巩固，为成康之治奠定了基础。大概周初鉴于殷纣的灭亡，对待奴隶稍宽，组织他们从事耕种，积极生产，因此人民生活比较好转，社会秩序相当安定，这是成康年代获致短期太平的主要原因。懿王以后，周室渐衰，外患渐起。传至厉王，贪财暴虐，禁止诽谤，被国人驱逐。宣王时，南征北伐，东平淮徐，号称中兴。及幽王立，荒淫错暴更甚于厉王，人民怨恨，贵族离心，后竟为犬戎所杀，西周遂亡。
周既灭殷，政治经济等方面多所改革。从武王起，即分封宗室和功臣，立五等爵位，先后受封列为诸侯者，兄弟、同姓和异姓凡数十人，对保卫王室有很大作用。其后屡有封建，除土地外，还分给一部分劳动力，其实就是奴隶，帮助他们生产。例如分鲁公以殷民六族，分康叔以殷民七族，分唐叔以怀姓九宗，都是把殷商遗民和旧属当作奴隶来赏赐和使用。虽然如此，但一切土地人民仍归王室所有，而且从王公到仆台，把人分为十等，圉和牧还不在内。庶民或众人，实际上都是农民，更处于最下层，是最受压迫的阶级。所以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北山》)这就是西周时代政治社会组织的一个轮廓。
篇2：「文史知识」中国古代的名人刺客
「文史知识」中国古代的名人刺客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李太白这首《侠客行》，已在中国流传一千多年，读罢每每让人热血沸腾。中国是个讲究行侠仗义的国度，侠义文化在几千年的文化底蕴里隐约可见，历代文人都曾为侠客挥笔泼墨，最著名的当归太史公的《刺客列传》。现把那些惊天动地的古代侠客作归类，美其名曰：刺客名人堂。里面究竟供了什么人？让笔者一一为你揭晓。
▲最佳上镜刺客：荆轲
△荆轲刺秦王
公元前227年，荆轲带燕督亢地图和樊於期首级，前往秦国刺杀秦王。临行前，许多人在易水边为荆轲送行，场面十分悲壮。“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是荆轲在告别时所吟唱的诗句。荆轲来到秦国后，秦王在咸阳宫隆重召见了他。荆轲在献燕督亢地图时，图穷匕见，刺秦王不中，被杀身亡。
荆轲无疑是历史上知名度最高的刺客，世代为人所颂扬，可谓妇幼皆知。评荆轲为最上镜刺客，可谓名至实归，众心所向。
▲最佳创意刺客：专诸
专诸，春秋时期吴国人氏，为吴国公子光(即后来的吴王阖闾)所雇，用来刺杀王位竞争对手吴王僚。
话说事发当日，公子光宴请吴王僚，私下埋伏甲兵于室内。吴王僚也早有防范，命人沿途布满兵卒，门窗台阶左右也都部署上自己的亲信，夹道而立的侍卫，皆手持长铍。酒酣耳热之时，公子光佯装有足疾，退入内室。这时专诸闪亮登场了！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想像力和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把匕首藏在鱼腹中，佯装为吴王僚献菜。等走到僚跟前，说时迟那时快！专诸突然撕开鱼腹，拿出匕首刺向吴王僚，僚当场毙命。遗憾的是，专诸当即也被侍卫杀死。公子光趁对方群龙无首，速命埋伏的甲士攻击僚的侍从，尽数将其诛杀。为感念专诸，吴王阖闾加封专诸之子为上卿。
▲最佳震撼刺客：聂政
△聂政刺杀侠累
聂政本是屠夫，当侠客实属业余爱好。然而聂政天生是一块刺客的料。韩国贵族严仲子带着黄金和诚意跑来找他，要他除掉韩国首相侠累。聂政婉言辞谢，严仲子很不高兴。聂政说：“母亲在世，姐姐未嫁，我不能死。”不久，聂政母亲去世，严仲子前来吊孝，执亲子之礼。聂政深受感动。在厚葬完母亲之后，聂政火速将姐姐出嫁，跟随仲子刺杀侠累。
聂政果然不负重托。侠累身为首相，空有几十名警卫，竟然被武功高强的聂政从容地从首相府门外一直杀进大厅，被一剑刺了个透心凉。但聂政也被卫士层层包围。聂政眼看无法脱逃，决定举剑自杀。在咽气之前，他用长剑将自己的眼珠挖出，把自己的脸划成一堆肉泥。英雄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不让人们认出他，以免连累他的姐姐！
韩国为了知道刺客是谁，贴出告示说凡是能认出这具尸体的，赏金千两。聂政的姐姐聂荣听说后，断定是弟弟所为，不顾一切来到聂政的尸体旁放声大哭。最后，聂荣大叫三声“天啦”，在弟弟的身边气绝身亡。
▲最佳绩效刺客：曹沫
曹沫，鲁国人氏，以力大勇敢著称。鲁公对他很欣赏，任命他为将军，同齐国交战。未料三战皆败，鲁公心怯，赶紧商议割地求和。但是并未责怪曹沫，仍用他为将。
齐桓公答应和鲁在柯地会盟。正当鲁公与桓公即将达成屈辱协议之时，曹沫手执匕首冲上前去，劫持了齐桓公。桓公左右恐伤到主公，不敢动作。桓公问：“你想怎样？”曹沫说：“齐强鲁弱，您恃强凌弱太过分了。大王您认为该怎么办呢？”桓公被迫答应尽数归还侵夺鲁国的土地。得到承诺后，曹沫扔下匕首重新站在群臣之中，面不改色，辞令如故。桓公恼羞成怒，想毁约食言，被管仲劝止。于是，不费吹灰之力，曹沫三战所失的土地又都被全数归还。
曹沫以其忠诚勇气和不烂之舌，既要回了土地，又保全了性命，可谓绩效显著。
▲最佳敬业刺客：豫让
豫让是春秋时期晋国人，屡不得志，投靠智伯后，受到重视。后来智伯被仇家赵襄子所杀，赵襄子还拿他的`头骨拿来当酒杯。豫让非常愤怒，决定誓报此仇。
他先是改变姓名，冒充罪犯，混进宫廷，企图藉借整修厕所之机，用匕首刺杀赵襄子。结果未遂。赵襄子考虑到豫让肯为故主报仇，是个有义之人，便将他释放。
豫让仍不死心，不惜以身涂抹油漆变相、口吞煤炭变声来乔装自己，找机会报仇。机会来了，豫让事先埋伏在一座桥下，准备在赵襄子经过的时候刺杀他。没曾想赵襄子的马却突然惊跳起来，使得豫让的计划又再次失败。豫让自知此劫难逃，便恳求赵襄子：“希望你能让我完成最后一个心愿：把你的衣服脱下来，让我刺穿；这样，即使我死了，也不会有遗憾。”赵襄子答应了他，豫让拔剑，在赵襄子的衣服上连刺了三次，然后就自杀了。
很显然，豫让算不上业务熟练，但他绝对算得上是一个敬业的刺客。
▲最佳悲情刺客：要离
△要离刺庆忌
话说吴王阖闾登上王位后，吴王僚的儿子庆忌逃往卫国。庆忌此人甚是了得，有万夫莫当之勇，在吴国号称第一勇士；现在卫国招兵买马，伺机为父报仇。阖闾获悉此事后茶饭不思，日夜寻思除去这个心头大患，于是觅得一壮士。此人名唤要离。
经过策谋，要离决定采用苦肉计。某日要离在王宫与阖闾斗剑时，故意先用竹剑刺伤阖闾的手腕，再取真剑斩断自己的右臂，投奔卫国找庆忌去了。要离走后，阖闾还依计杀掉了他的妻子。庆忌探得事实，便对要离深信不疑，视为心腹，委他训练士兵，同谋举事。三月之后，庆忌出征吴国，与要离同坐一条战舰。某晚，要离乘庆忌不备之时，独臂猛刺庆忌，透入心窝，穿出背外。庆忌诧异之极，叹曰：“天下竟有如此勇士敢于这样刺我！”此时左右卫兵举刀欲杀要离，庆忌摇着手说：“此乃天下勇士，怎么可以一日杀死两个天下勇士呢！还是放他回国，成全他吧!”
要离回国后，阖闾金殿庆封要离。要离辞谢不受，说：“我杀庆忌，不为做官，而是为了吴国的安宁，让百姓能安居乐业。”说完自刎于金殿。好一个悲情壮士，为主卖命，竟弄了个家毁人亡！
▲最失职的刺客――IO刺赵盾
IO,春秋晋国人，(?--前6）。
一些人不认为IO是刺客，因为他根本没有行刺，用现在的话说是犯罪终止。但IO的历史身份的确是刺客，且IO还具备更多的义士品质。
当时晋国君晋灵公，荒淫暴虐，厚敛于民，广兴土木，晋国民怨沸腾。宰相赵盾屡屡进谏劝灵公改正，灵公全然不听，反有厌恶之意。
前607年，灵公宠任的一位大夫屠岸贾献计加害赵盾，说他府里有一名刺客叫IO，可行刺相国。
当晚，IO领命后潜伏赵府左右。五更时，见重门洞开，IO进中门，看到堂上灯光影影，赵盾朝衣朝冠，垂绅正笏，端然于堂上坐以待旦上朝。IO大惊，退出门外，叹曰：“恭敬如此，忠义之臣也！刺杀忠臣，则为不义；受君命而弃之，则为不信。不信不义，何以立于天地之间哉？”乃呼于门曰：“我，IO也，宁违君命，不忍杀忠臣，我今自杀！恐有后来者，相国谨防之！”言罢，向门前一株大槐一头触去，脑浆迸裂而死。时惊动了守门人，报知赵盾，赵盾叹息不已，吩咐暂将IO浅埋于槐树之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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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中国文史流派
中国文史流派大全
中国文史流派大全这是一份中国文史流派简称的名录。这些数字，一般工具书均很难查全，我们网站以数字为序分为十节，每节按时代先后排列，除少数过于冷僻者外，基本上收全了。每条后面，对简称的`由来略加说明，然后列出人名。每人只注明生卒年，不作介绍；生卒年不详的则加括号注明“不详”，一人数见者则在首次出现时标明，再见时从略。
一祖三宗
被宋代江西诗派崇奉的唐、宋四位诗人。“一祖”指杜甫（712―770），“三宗”指黄庭坚（1045―1105），陈师道（1053―1102），陈与义（1090―1139）。
两司马
西汉文学家。司马相如（前179―前117），司马迁（约前145或前135―？）。
两潘
西晋文学家，叔侄。潘岳（247―300），潘尼（约250―约311）。
二陆
西晋文学家，兄弟。陆机（261―303），陆云（262―303）。
二王
东晋书法家，父子。王羲之（约321―约379一作303―361），王献之（344―386）。
南唐二主
五代时南唐国中主、后主，父子。李 （916―961），李煜（937―978）。
二宋
北宋文学家，兄弟。宋庠（996―1066），宋祁（998―1061）。
二窗
南宋词人，因号得名。吴文英（号梦窗）（约1200―约1260），周密（号草窗）（1232―1298）。
二妙
金代文学家，兄弟，均以文章擅名，金代文学家赵秉文称之为“二妙”。段克己（1196―1254），段成己（1199―1279）。
娄东二张
明末文学家，同为娄东（今江苏太仓）人。张溥（1602―1641），张采（1596―1648）。
武原二仲
明末文学家，同为武原（今浙江海盐）人。因字得名。鼓孙贻（字仲谋）（约1637前后在世），吴蕃昌（字仲木）（1622―1656）。
二石
清初画家，均为僧人，因号得名。 髡残（号石 ）（1612―1692后），原济（号石涛）（1642―约1718）
三曹
三国时魏国文学家，父子。曹操（155―220），曹丕（186―226），曹植（192―232）。
三张
西晋文学家，兄弟。张载（不详），张协（不详），张亢（不详）。
三谢
南朝宋、齐诗人。谢灵运（385―433），谢惠连（397―433），谢I（464―499）。
三李
唐代诗人。李白（701―762），李贺（790―816），李商隐（约813―约858）。
三包
唐代诗人，父子。包融（不详），（包何）（不详），包佶（？―792）。
三罗
唐代文学家，诗人。罗隐（833―909），罗虬 （不详），罗邺（不详）。
三苏
北宋文学家，父子。苏洵（1009―1066），苏轼（1037―1101），苏辙（1039―1112）。
三赵
北宋、南元代画家。赵令穰（不详），赵伯驹（1119―1185），赵孟 （1254―1322）。
三袁
明代文学家，兄弟。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
云间三子
明末文学家，同为云间（今上海市松江县）人。陈子龙（1608―1647），李雯（1608―1647），宋徵舆 （1618―1667）。
江左三大家
明末清初诗人，因创作活动主要在江左（长江下游以东）地区而得名。钱谦益（1582―1664），吴伟业（1609―1671），龚鼎孳（1615―1673）。
三大儒
明清之际学者。黄宗羲（1610―1695），孙奇逢（1584―1675），李 （1627―1705）。
宁都三魏
清初散文家，兄弟，江西宁都人。魏祥（后更名际瑞）（1620―1677），魏禧（1624―1681），魏礼（1628―？）。
岭南三家
清初诗人，同为岭南（广东）人。屈大均（1630―1696），梁佩兰（1629―1705），陈恭尹（1631―1700）。
浙中三毛，文中三豪
清初文学家，同为浙江人。毛先舒（1620―1688），毛奇龄（1623―1713），毛际可（1633―1708）。
江南三布衣
清初文学家。严绳孙（1623―1702），朱彝尊（1629―1709），姜宸英（1628―1699）。
三李
清初文学家，兄弟。李绳远（1633―1708），李良年（1635―1694），李符（1639―1689）。
江右三大家
清乾隆年间诗人，因创作活动主要在江右（长江下游以西）地区而得名。袁枚（1716―1798），蒋士铨（1725―1785），赵翼（1727―1814）。一称乾隆三大家。
后三家
清乾隆、嘉庆年间诗人。舒位（1765―1815），孙原湘（1760―1829），王昙（1760―1817）。一称三君。
三任
清代画家。兄弟：任熊（1822―1857，一作1820―1856），任熏（1835―1893），弟子：任颐（1840―1896）。
通州三范
清末文学家，兄弟，通州（今江苏南通）人。范当世（1854―1904），范钟（不详），范铠（不详）。
老生三杰
京剧奠基者。程长庚（1812―1882），余三胜（道光、同治年间在世），张二奎（1814―1863后）。一称老三派，又称老三鼎甲。
老生后三杰
京剧演员。谭鑫培（1847―1917），汪桂芬（1860―1904），李春来（1855―1925）。一作俞菊笙，杨小楼（1877―1937），黄月山。
小生三仙
京剧演员，因号或名中均有“仙”字得名。徐小香（号蝶仙）（1831―1882）。王楞仙，程继仙（1874―1942）。
四裴
南朝梁文学家，兄弟。裴黎（不详）。裴楷（不详），裴绰（不详），裴子野（469―530）。
唐初四大书家
欧阳询（557―641），虞世南（558―638），褚遂良（596―658或659），薛稷（649―713）。
初唐四杰
唐代初期文学家。王勃（650―676），杨炯（650―？），卢照邻（约635―约689），骆宾王（约640―？）。一称初唐四子。
文章四友
唐代诗人。李峤（644―713）崔融（652―705）苏味道（648―705）杜审言（约645―约708）。
吴中四士
唐代诗人，因创作活动主要在吴郡（今江苏省）而得名。贺知章（659―744），张旭（不详），张若虚（约660―约720），包融。
吴中四友
唐代诗人。贺知章，张旭，包融，刘 虚（不详）。
宋四家
北宋书法家。苏轼，黄庭坚，米芾（1051―1107），蔡襄（1012―1067），苏门四学士 北宋文学家，均出于苏轼门下。黄庭坚，秦观（1049―1100），晁补之（1053―1110），张耒（1054―1114）。
南宋四家
南宋画家。李唐（约1050―？），马远（不详），夏圭（不详），刘松年（不详）。
南宋四家
南宋诗人。陆游（1125―1210）1126―1193，，杨万里（1127―1206），尤袤（1127―1194）。
永嘉四灵
南宋诗人，同为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因字或号中均有“灵”字得名。徐玑（号灵渊）（1162―1214），徐照（字灵晖）（？―1211），翁卷（字灵舒）（不详），赵师秀（号灵秀）（不详）。
元曲四大家
元代戏曲作家。关汉卿（约1241―1320后），马致远（约1250―约1324），郑光祖（不详），白朴（1226―1312后）。
元四家
元代画家。黄公望（1269―1354），吴镇（1280―1354），王蒙（1308―1385），倪瓒（1306―1374，或作1301―1374）。
吴中四杰
明初诗人。高启（1336―1374）杨基（1326―1378后）张羽 （1333―1385）徐贲（1335-1393）。
明四家
明代画家。沈周（1427―1509），文徵明（1470―1559），唐寅，祝允明（1460―1526），文徵明，徐祯卿（1479―1511）。一称车厢中四子。
嘉定四先生
明代文学家、画家，因创作活动主要在嘉定（今属上海市）而得名。程嘉燧（1565―1644），唐时升（1551―1636），娄坚（1567―1631），李流芳（1575―1629）。一称嘉定四君子。
四公子
明末清初文学家。方以智（1611―1671），冒襄（1611―1693），陈贞慧（1604―1656），侯方域（1618―1655）。一称明季四公子。
四僧
清初画家，均为僧人，髡残，原济，弘仁（1610―1664），八大山人（朱耷）（1626―约1705）。
海阳四家
清初画家，同为海阳（今安徽歙县、休宁）人。弘仁，查士标（1615―1698），汪之瑞（不详），孙逸（不详）。
四王
清初画家。王时敏（1592―1680）王鉴（1598―1677）王 （1632―1717）王原祁（1642―1715）。
小四王
清代康熙、乾隆年间画家。王昱（王原祁族弟）（不详），王愫（王时敏曾孙）（不详，）王宸（王原祁曾孙）（1720―1797），王玖（王 曾孙）（不详）。
后四王
清代乾隆后期画家。王三锡（王昱侄），（1716―？），王廷元（王玖长子）（不），王廷周（王玖次子）（不详），王鸣韶（1732―1788）。
四任
清代画家。任熊，任熏，任颐，任预（任熊子）（1853―1901）。
四大名旦
京剧艺术家，旦角演员。梅兰芳（1894―1961），程砚秋（1904―1958），荀慧生（1899―1968），尚小云（1899―1976）。
四小名旦
京剧演员。李世芳（1921―1946），张君秋（1920― ），毛世来（1921― ），宋德珠（1918―1984）。
四大须生
京剧艺术家，老生演员。余叔岩（1890―1943），言菊朋（1890―1942），高庆奎（1890―1942），马连良（1901―1966）。一作马连良，谭富英（1906―1977），杨宝森（（1909―1958），奚啸伯（1910―1977）。
左联五烈士
1931年2月7日同被国民党反动派害杀于上海龙华的“左联”革命作家。李求实（伟森）（1903生），柔石（1902生），胡也频（1903生），冯铿 （1907生），殷夫（1909生）。
竹溪六逸
唐代诗人，曾同隐居于山东徂徕山竹溪。李白孔巢父（？―784），韩准（一作韩沔）（不详），裴政（不详）。张叔明（不详），陶沔（不详）。
苏门六君子
北宋文学家，均出于苏轼门下。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陈师道，李（1059―1109）。
元六家
元代画家。黄公望，吴镇，王蒙，倪瓒，赵孟 ，高克恭（1248―1310）。
清六家
清初画家。王时敏，王鉴，王 ，王原祁，吴历（1632―1718），恽寿平（1633―1690）。
浙西六家
清代乾隆年间文学家。厉鹗（1692―1752），严遂成（1694―？）钱载（1708―1793），王又曾（1706―1762），袁枚，吴锡 麒（1746―1818）。
建安七子
汉末建安时期文学家。孔融（153―208），陈琳（？―217），王粲（177―217），徐斡（171―218），阮 r（约165―212），应（？―217），王桢（？―217）。一称邺中七子（因同住邺）。
竹林七贤
魏、晋间文学家，因“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得名。阮籍（210―263），康（224―263），山涛（205―283），向秀（约227―272）阮咸（阮籍侄）（不详），王戎（234―305），刘伶（不详）。
前七子
明代弘治、正德年间文学家。李梦阳（1473―1540），何景明（1483―1521），徐祯卿，边贡（1476―1532），康海（1475―1540），王九思（1468―1551），王廷相（1454―1544）。
后七子
明代嘉靖、隆庆年间文学家。李攀龙（1514―1570），王世贞（1526―1590），谢榛（1495―1575），宗臣（1525―1560），梁有誉（约1522―约1566），徐中行（？―1578），吴国伦（不详）。
岭南七子
清初诗人，同为岭南人。梁佩兰，程可则（？―1673后），陈恭尹，王邦（不详），方殿元（不详），方还（方殿 元子）（不详），方朝（方殿 元子）（不详。）
竟陵八友
南朝齐文学家，同为竟陵王萧子良门下。萧衍（464―549），沈约（441―513），谢I ，王融（467―493），萧琛（不详），范 （451―503），任肪（460―508），陆 （470―526）。
唐宋八大家
唐宋两代以写古文著名的文学家。韩愈（768―824），柳宗元（773―819），欧阳修（1007―1072），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1021―1086），曾巩（1019―1083）。
嘉靖八才子
明代嘉靖年间文学家。李开先（1502―1568），王慎中（1509―1559）。唐顺之（1507―1560），陈束（约1501―约1543），赵时春（1509―？），熊过（不详），任瀚（不详），吕高（不详）。
金陵八家
明末清初画家。龚贤（1618―1689），樊圻，高岑 ，邹 ，吴宏，叶欣，胡V，谢荪（以上七人生卒年均不详）。一作陈卓，吴宏，樊圻，邹 ，蔡霖沦，李又李，武丹，高岑（生卒年均不详）。
海内八大家
清初诗人。曹尔堪（1617―1683），宋琬（1614―1674），沈荃（1624―1684），施闰章（1618―1683），王士禄（1626―1673），王士（1634―1711），汪琬（1624―1691），程可则。
扬州八怪
清代乾隆年间画家。郑燮（1693―1765），汪士慎（1686―约1762），李 （1686―1753），李方膺（1695―1754），罗聘（1733―1799）。
西冷八家
清代乾隆年间杭州篆刻家，西冷为西湖一桥名。丁 敬（1695―1765），蒋仁（1743―1795），黄易（1744―1802），奚冈（1746―1803），陈豫锺（1762―1806），陈鸿寿（1768―1822），赵之琛（1781―1852），钱松（1818―1860）。
八大家
清代乾隆年间文学家，俱工骈文。袁枚，邵齐焘（1718―1805），刘星炜（1718―1772），吴锡麒，曾燠（1760―1831），洪亮吉（1746―1809），孙星衍（1753―1818），孔广森（1752―1786）。
九僧
北宋初期诗僧。希昼，保暹，文兆 ，行肇，简长，惟凤，宇昭，怀古，惠崇（生卒年均不详）。
易堂九子
清初文学家，易堂为九人于江西宁都翠微峰所设讲学处。魏禧，魏际瑞，魏礼，鼓士望（1610―1683），林时益（1618―1678），李腾蛟（不详），丘1614―1679维，鼓任（不详），曾灿（不详）。
画中九友
明末、清初画家。董其昌（1555―1636），程嘉燧，李流芳，杨文（1597―1645），张学曾（不详，） 卞文瑜（不详），邵弥（约1592―1642），王时敏，王鉴。
画中九友
现代画家。齐白石（1864―1957），黄宾虹（1865―1955），夏敬观（1875―1953），吴湖帆（1894―1968），冯超然（1882―1954），溥心畲（1887―？），余绍宋（1882―1949），张大千（1899―1983），邓昙殊（1894―？）。
大历十才子
唐代大历年间诗人。卢纶（748―约800），吉中孚（？―约788），韩翅（不详），钱起（722―780），司空曙（约720―约790），苗发（？―约785），崔峒（不详），耿（不详），夏侯审（不详），李端（？―约785）。
闽中十子
明代永乐年间福建诗人。林鸿（不详），高 （1350―1423），王 （1370―1415），陈亮，王恭，唐泰，郑定，王褒，周玄，黄玄（以上七人生卒年均不详）。
西冷十子
清初杭州诗人。陆圻（1614―？），丁 澎（不详），柴绍炳（1616―1670），毛先舒，孙治（不详），张丹（1619―？），吴百朋（1614―1670），沈谦（1620―1670），虞黄昊（不详），陈廷会（不详）。
篇4：文史学院教学计划
文史学院教学计划
随着新学期的到来，文史学院组织部各项工作也将开启新的征程。新学期组织部将以崭新的面貌开展我们的组织工作，我们将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践行“xx大”会议精神；以校团委、院团总支的活动思想为准绳，紧紧围绕构建和谐校园，坚持以人为本，德育为先，营造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丰富同学们的课余文化生活。本学期我们将重点开展以下工作。
（一）完善政治学习
1 改善考核细则，加强考核力度。首先要对我院各团支部政治学习考察制度重新认真校验，对过时的考核制度我们将进行重新修改，以保证我们各项考核制度的严密性，体现我们的'公平、公正、公开性，促进政治学习的进一步开展。
2 加强对团干部的组织与管理。明确每一个组织部成员及团支书干部在政治学习中各自的工作任务及职责。增强他们的责任心，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以身作则，充分发挥学生干部的带头作用，确保政治学习高效有序进行。
3 丰富学习形式，提高学习质量。在积极准备翔实、权威的政治学习资料的前提下，我们将以多种形式开展有关党、团方面的政治学习。如邀请系部党委领导、老师开展政治学习讲座；组织优秀学生干部、党员代表与广大团员进行座谈会；与其它系部开展政治学习经验交流会等，以提高学习质量，加强政治学习给广大青年的影响。
（二）积极开展团内推优工作。
作为团组织一项光荣而重要的任务，积极认真地推荐符合入党条件的优秀团员入党，不断为党组织输送新鲜血液是我们组织部一直以来的工作重点。我们组织部将继续根据校团委相关要求，积极配合院党总支开展相关工作。
1 面向广大团员开展有针对性的党、团知识学习与教育，加强青年团员的先进意识和责任感。
2 在各团支部开展民主生活会，以班会讨论，公平投票方式进行团内推优活动，推选出政治积极要求进步，学习成绩优良，在团员青年中能起模范带头作用的优秀团员。
3 将名单上交学院党总支、学工部及院团总支进行最终评定。
（三）认真组织学校升国旗仪式
根据校团委二○○八年上学期学校升国旗仪式安排，我院组织部将与国旗班合作在本学期第一、十七周组织我院全体师生进行升国旗仪式。届时组织部将按照校团委要求，积极准备题材庄重、意义深远的“国旗下的讲话”。同时做好严格的考勤检查工作，确保升国旗仪式有序进行。
（四）开展各类团组织活动
本学期组织部将贯彻校团委院团总支的精神，号召各团支部广泛开展各类有意的自主性主题活动。
1 3月5号雷锋纪念日，开展“立足学校面向社会”的青年自愿者服务活动。宣扬、继承生活上艰苦朴素，工作上忘我劳动，学习上刻苦钻研，集体中助人为乐的雷锋精神。
2 随着第三届“挑战杯”湖南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的到来，我校选拔创业优秀人才及作品工作也积极展开。组织部将开展一系列宣传创新理念的活动，营造有利于青年团员健康成长的创新创业氛围，引导广大团员树立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
3 五月份的母亲节和六月份的父亲节举办感恩主题活动，感恩父母、感恩学校、感恩社会，把感恩的心转化为自己的实际行动回报父母、回报学校、回报社会。
总之我们要明确我们的工作宗旨：一切为同学服务，尽力为社会服务。在校团委院团总支的支持下，在全体老师同学的帮助下，我们相信文史学院组织部的工作将会更加出色，我们的工作将会得到更多人的参与与支持。
篇5：文史仙翁诗歌
文史仙翁诗歌
多少年了
我变的有些懒了
只一往和南极仙翁对亦
不知道人间的事情
忽一日，拨开云层
看到了下界的风景
昔日的容颜已改
不见那灰暗的阴霾
好一个光明的世界
驱动了我的心灵
抓一朵云彩
画了两个车轮
吹一口仙气
我就开启了行程
从天而下几乎是一路风顺
穿过了云海浪波
在太行山下站住了脚跟
右看左看不知是什么地方
一个孩走来他给我指了路径
这里是鄉花领地
进去了，一定会受到欢迎
于是我就走了进去
花主接待了我史诗仙翁
老爷爷你就别走了
这里就是史诗的乐园
这里有千篇的妙文
于是我就住进了鄉花
从春到夏从秋到冬
轻轻的风伴我走进鄉花园林
草丛的路两行是松栢绿茵
百灵鸟唱着歌把我欢迎
我的心高兴万分
啊，这是我梦想的'地方
今天能如愿以偿
是那山前的一个神童
我入山修行三千多年
把人世间的事情忘净
要不是太白金星提醒
我还不知多少年畄在山中
如今我修行成功
号为文史仙翁
百册书藏我腹内
还有千篇诗文
第一个我看到了阿造
她是一个美丽的女童
她说你来我们欢迎
送你一杯太行龙洞的泉水
送你十朵鄉花的真情
还有月宫的桂花酒
是那天吳刚带来的珍品
这我就走进了乡花
那里有一座文海书城
我在这里看到了李白
还有杜甫许多诗人
司马迁早在那里等候
白居易又有了新的作品
昨天莫言来过走了
留下了《红高粱》的作品
啊，多么一个神圣的地方
我要住下来写诗作文
篇6：文史数学教学总结
经一：
上周我们复习了《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学习了《史记孟尝君列传》，感受到战国后期王治衰落，国治亦衰落，群龙无首之社会局面。通过叙述孟尝君一生从事的各种活动，都可以充分反映出，当时国与国之间，国内各党派之间的复杂矛盾。也可以非常确切的印证到孟子所言：“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其中鸡鸣狗盗的故事和冯谖的忠士之情怀，还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学习的。
孟子的学习为《滕文公章句上》，由于周五的时候去参加徳慧智的活动而未能学完，本周延续。其中”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全面的概括了孟子的辞令特点。如果我们今人能有如此淳厚之心识，徳慧智体系的学习当非常有望矣
本周的收获应该是非常丰富的，本周是老子爷爷诞辰，又是古谷雨之解气，熊老师在周六的时候讲课亲身带实践，周六的时候老子学院又举行了盛大的祭奠仪式。希望这些内容能够深刻的注入孩子们的身心之中，成为他们的人生向导。相对而言，他们主动的学习热情还不是很浓烈，总感觉很被动的在完成什么内容。不过孩子们的底蕴很不错了，熊老师所讲的内容，如果他们辅以文字，基本都能听懂，今年如果能全部跟着，无论从”为学日益“，还是“还是为道日损”，收获还是很大很大的。
数学有理数的加减乘数基本问题不是很大，加上乘方之后还需要继续巩固复习了。时间实在有些紧张，每日练习的时间都不够一小时。传统文化的内容太庞大了。
经二：
经文：《黄帝四经立命》和《黄帝四经观》的部分，每日进行徳慧智三维一体的内外同步光明的实践。其中五位大些的孩子光明还是很好的，但是培宁的自主学习态度真是让人发愁。
蒙学：学完元纪，明纪先不学，我们该读《笠翁对韵》，打打孩子的基础文字能力。
祝福我们每一位徳慧智家庭都能在老师所展开的慧性之光中不断升华自我，进行明明德的光明实践。
篇7：经史之学与文史之学
经史之学与文史之学
>【提要】该文从史学与经学、史学与文学的关系着眼来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发展。提出了如下的观 点：第一，魏晋时期史学虽然从经学当中独立了出来，但事实上二者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史 学从经学那里，尤其是古文经学那里继承了许多东西。第二，这一时期史学与文学也有着密切 的联系，直到南朝，文与史的界限才得到了明确划分。不过，这主要不是因为人们对史学有了 更多的认识，而是由于文学获得了迅速发展，从而将“史”从“文”的领域排斥了出去。该文 的特点是不孤立地研究史学史的演变，而是试图将其置于更广泛的学术史的背景下来加以考 虑，在注意学术分化、演变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学术发展的连续性、继承性。
【关键词】经史、文史、史学、魏晋南北朝
较之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 不论是史学著作的种类还是数量都大大增加了。《隋书・经籍志》史部所列史书共计十三类,即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其中,每一门类除开头一种或少数几种为三国以前著述外,几乎全部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作。[1]史学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它与同一时期的经学、文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以下将围绕着经史之学与文史之学这两条线索展开讨论,以期把握史学发展的脉络。
（一）
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最大特点莫过于史学学科的独立了。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依据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把《国语》、《世本》、《战国策》、《太史公书》等史书都附于《春秋》经之下,史学没有独立的地位。但是到晋代,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晋荀宰鳌吨芯新簿》,分书籍为四部,史学著作为独立的一类,属丙部,东晋李充又改定次序,将其置于乙部。《隋书・经籍志》不用乙部之说而谓之史部,实质并无变化。
史学著作在图书分类上的变动不是没有原因的。梁代阮孝绪编制《七录》,其一为经典录,其二为记传录。他解释说:“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纪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蘩芜”。[2] 阮氏所说有一定的道理,从汉末至梁代,史籍数量确实大增, 别开一类,势在必行。但是在西晋,新的史著并不是很多,恐怕还不能这样解释。
考诸史实,经与史的区分在目录分类以外也有反映。《三国志》卷42《尹默传》：
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
据陈寿所说,汉末荆州的学校不仅教授经学,而且也教授史学。对此,我们找不到旁证,姑置不论。但“通诸经史”一语,至少表明在陈寿生活的西晋时期,人们心目中经与史是明明有别的。《文选》卷49干宝《晋纪》总论李善注引王隐《晋书》称:“王衍不治经史,唯以庄老虚谈惑众。”王隐是两晋之际的人,他也用了“经史”一词,可见陈寿用语不是出自个人的习惯。“经史”在唐修《晋书》中是经常可以见到的,如卢钦“笃志经史”,邵续“博览经史”,王“经史明彻”等等。[3] 参诸上述晋人用语,这些记载应该是可信的。经史双修实际上汉代就有,《后汉书》卷64《卢植传》载,卢植少从大儒马融受古文经学,后在东观“校中书五经纪传,补续《汉记》。”我们自然可以说他是“通诸经史”,可是当时人并不这样说。有经史之实而无经史之名,这说明在东汉人的观念中经与史的区别尚不明确。[4] 西晋人开始频频使用“经史”一词,意味着经与史发生了分离。
西晋以后,经与史的区分在教育上也有明确体现。《晋书》卷88《刘殷传》:
刘殷字长盛,新兴人也。……弱冠,博通经史,……有子七人,五子各授一经,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汉书》,一门之内,七业俱兴。 《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
署从事中郎裴宪、参军傅畅、杜嘏并领经学祭酒,参军续咸、庾景为律学祭酒,任播、崔F为史学祭酒。
《宋书》卷93《雷次宗传》:
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 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
不论是在官学中或是在私学中,史学都是一个独立的门类,由此可见,自晋以后人们对经学与史学的区别是有清楚认识的。荀浴⒗畛湓谑榧目录上把史书从经书中分离出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阮孝绪生活在梁代,他没有考虑目录以外的上述历史变化,而仅仅从史书数量的增加来解释目录分类的改变,似乎还是未达一间。
“经史”一词的出现、目录分类的变化、教育中史学科目与经学科目的分别设置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事实,那就是,史学确实独立了。史学摆脱经学而独立表明人们对经、史的认识有了变化。在这方面,东汉的王充可谓思想上的先行者。《论衡・谢短篇》:
夫儒生之业,五经也。南面为师,旦夕讲授章句,滑习义理,究备于五经,可也。五经之后,秦汉之事,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 沉,然则儒生,所谓陆沉者也。五经之前,至于天地始开,帝王初立者,主名为谁,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五经比于上古,犹为 今也。徒能说经,不晓上古,然则儒生,所谓盲瞽者也。
王充责难儒生只懂五经而不了解古今历史,这当然是对史学的强调。不过,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叙述方式,他把历史分为“五经之前”与“五经之后”,言外之意,“五经”只是这之间的一段历史的记载而已,儒生所了解的历史仅至于此。这实际上已是视经为史了。所以,他又说:“儒者不见汉书,谓汉劣不若,使汉有弘文之人经传汉事,则《尚书》、《春秋》也。”经亦史,史亦经,这种大胆的思想使我们在经学泛滥的时代看到了史学振兴的可能。余英时先生称王充为“晚汉思想界之陈涉”,[5] 其比喻极为恰当。王充的思想在他生活的年代没有得到积极回应,但是,从汉魏之际开始,可以明显感到人们对历史的兴趣是越来越浓厚了。《三国志》卷41《张裔传》称蜀郡张裔“博涉《史》、《汉》”,卷42《孟光传》称河南孟光“锐意三史”,卷64《孙峻传》注引《吴书》称会稽留赞“好读兵书及三史”。[6]吴末,右国史华上疏道:“汉时司马迁、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与六经俱传。”[7] 《世说新语・言语篇》载,“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 人们何以对史书如此感兴趣？《三国志》卷54《吕蒙传》注引《江表传》:
初,权谓蒙及蒋钦曰:“卿今K当T掌事,宜学问以自开益。”蒙曰:“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 当令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
《三国志》卷59《孙登传》:
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张)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
孙权要吕蒙等“涉猎见往?quot;,”急读“史书、兵书,以为”大有所益“,又让孙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这些建议都与现实有关。当时的社会正处于剧烈变动之中, 经学作为意识形态,因其繁琐、迷信、荒诞已经丧失生命力。孙权说”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正反映了经学的无用。在思想迷失了方向的时候,从历史中,尤其是从近代历史中总结得失成败的经验教训就成了当务之急。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8] 这也是在总结近代历史的经验教训。《隋书・经籍志》载,诸葛亮著有《论前汉事》一卷,大约都是此类内容。
关于史学与经学此消彼长的关系,我们还可以从西汉的历史中得到应证。西汉之初,面对秦的骤亡,人们也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陆贾著《楚汉春秋》,贾谊写《过秦论》,以后又有司马迁的《史记》,但是并没有因此出现一个史学的高潮,原因在于经学兴起了。在汉儒眼中,经学是无所不能的,对于历史的演进,经学已经给出了答案,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汉儒也每每以经义断事,赵翼说:”汉初法制未备,每有大事,朝臣得援经义,以折衷是非“。[9]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没有史学的地位。《汉书・艺文志》将《史记》等史书附于《春秋》经下,在今人看来是贬低了史学,如果就当时而论,倒不如说是抬高了史学。比较两汉,经史关系一目了然,经学盛则史学衰,经学衰则史学盛, 经与史之演变轨迹大致如此。
魏晋以后史学脱离了经学而独立,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不过,我们不得不注意另一方面,这就是,经学对史学也还有很大的影响。这首先表现在史书语言的使用上。《三国志》卷1《武帝纪》载曹操语曰:
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
注引孙盛《魏氏春秋》云:
刘备,人杰也,将生忧寡人。
裴松之就孙盛改易文字评论道:
凡孙盛制书,多用《左氏》以易旧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后之学者将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励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类。
当时采用类似的文字处理方式者不止孙盛一人。刘知几在《史通・模拟篇》中列举了这方面的大量例证。比如:”谯周撰《古史考》,思欲摈抑马《记》,师仿孔《经》。其书李斯之弃市也,乃云'秦杀其大夫李斯。'夫以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拟《春秋》,所谓貌同而心异也。“又如”干宝撰《晋纪》,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时无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拟《春秋》,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又如”《公羊传》屡云'何以书？记某事也。'此则先引《经》语,而继以释辞,势使之然,非史体也。如吴均《齐春秋》,每书灾变,亦曰:'何以书？记异也。'夫事无他议,言从己出,辄自问而自答者,岂是叙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拟《公羊》,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刘知几对貌同心异的模拟极为反感,但对得其神似的模拟却也不反对:”如《左传》上言芈斟,则下曰叔;前称子产,则次见国侨,其类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书桓玄,则下云敬道;后叙殷铁,则先著景仁。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除去对经传的模拟外,篇中还举出了对《史》、《汉》的模拟,如令狐德薄吨苁椤纺D狻逗菏椤贰W詈,刘知几概括说:”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从晋? 呀?喜学五经。“他的概括是不准确的,对三史的模拟文中只举出了《周书》一例,而其作者令狐德笔翘迫,与”自魏已前“之说自相矛盾;历史著作对经传的模拟也不是”从晋已降“才出现的。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还要讨论。
经学对史学的影响除语言之外,还表现在史书的名称与体裁上。这一时期,史书书名常常模仿经书,如袁晔著《献帝春秋》,孔衍著《魏尚书》、《汉魏春秋》,孙盛著《魏氏春秋》,习凿齿著《汉晋春秋》,王琰著《宋春秋》,吴均著《齐春秋》,裴子野著《梁春秋》。除《魏尚书》外, 这些以”春秋“命名的史书均属编年体,显然是对《春秋》经的模仿,至于《魏尚书》,大约是对《尚书》的模仿,模仿《春秋》远多于模仿《尚书》,这或许是因为《春秋》原本就是史书,而《尚书》为古代文献汇编,体裁不适宜模仿。除以春秋为名者外,如上引刘知几所提到的干宝《晋纪》、裴子野《宋略》等也均属编年体。语言模拟现象基本上都是出自这些编年体史书。史学著作在语言、体裁、名称上都模拟经书,经学对史学的影响不可谓不深。
对于这一时期《春秋》体史书的大量出现,《隋书・经籍志》解释道:
自史官放绝,作者相承,皆以班、马为准。起汉献帝,雅好典籍,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命颍川荀悦作《春秋左传》之体,为《汉纪》三十篇。言约而事详,辩论多美,大行于世。至晋太康元年,汲郡人发魏襄王冢,得古竹简书,字皆科斗,……盖魏国之史记也。其著书皆编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经》。诸所记事,多与《春秋》、《左氏》扶同。学者因之,以为《春秋》则古史记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体。
按此,模拟《春秋左传》的编年体史书起自汉末的荀悦,不过,《隋志》的作者似乎比较强调西晋竹书出土以后所带来的影响。这与刘知几所说史书在文字上”从晋已降,喜学五经“不谋而合。经学在汉代盛于晋代,何以模拟之作从晋代始？这是须要加以解释的。
如果不局限于《春秋》体裁,而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模拟,则模拟还可以推得更早。《续汉书・百官志》:
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学汉官篇》。案:胡广注隆此篇,其论之注曰:”前安帝时,越骑校尉刘千秋校书东观,好事者樊长孙与书曰:'汉家礼仪 ,叔孙通等所草创,皆随律令在理官,藏于几阁,无记录者,久令二代之业,而不彰。诚宜撰次,依拟《周礼》,定位分职,各有条序,令人无愚智 ,入朝不惑。君以公族元老,正丁其任,焉可以已！'刘君甚然其言,与邑子通人郎中张子平参议未定,而刘君迁为宗正、卫尉,平子为尚书郎、太 史令,各务其职,未暇恤也。至顺帝时,平子为侍中,典校书,方作《周官解说》,乃欲以渐次述汉事,会复迁河间相,遂莫能立也。述作之功,独不 易矣。既感斯言,顾见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学为《汉官篇》,略道公卿内外之职,旁及四夷,博物条畅,多所发明,足以知旧制仪品。盖法有成易,而 道有因革,是以聊集所宜,为作诂解,各随其下,缀续后事,令世施行,庶明阙旨,广前后愤盈之念,增助来哲多闻之览焉。“[10]
胡广曾作《汉官解诂》,此段议论,是就此作的说明。文中提到”刘千秋“,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惠栋说:”刘千秋即刘珍也。《文苑传》云珍字秋孙,疑《传》误。……珍与子平(即张衡)皆南阳人,故云邑子。“检索《文苑传》所载刘珍事迹,知惠栋说不误。胡广此段叙述十分重要,它说明有意模拟《周礼》撰述汉制已在东汉人的自觉意识之中。由此可以推论,东汉出现的《汉官》、《汉官仪》一类书名正是由模拟《周官》而来。这与前述晋代众多的模拟《春秋》之作并无区别。因此,应该说,模拟是从东汉开始的。
此外,在史书的注释与传授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模拟的痕迹。自东汉后期开始,对史书的注释渐多,如延笃有《史记音义》,胡广有《汉书解诂》,蔡邕有《汉书音义》,服虔有《汉书音训》,应劭有《汉书集解音义》。周一良先生说: ”这些音义注解,大约与汉儒解经相同,多重在训诂名物方面。“[11] 应该说,这也是一种模拟,是注释方法上的模拟。前引《孙登传》中称张昭读《汉书》”有师法“,《隋书・经籍志》称:”唯《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我们知道,汉儒读经最重师法相传,而读史居然也要有师法,这又是在传授方法上对经学的模拟。
由此可知,模拟之风并非始自晋代,从东汉起,在史书的名称、体例、注释、传授诸方面均已有模拟出现,在这个阶段,因为还没有形成著史的风气,所以西晋以后的那种在语言、体裁、书名上全面模拟经传的众多史书自然难以见到。
东汉以来,经学有今、古文之分,仔细分析这一时期的.经史关系,可以看到,对史学的影响似乎更多地来自于古文经学。我们知道,《周官》、《左氏春秋》都是古文经,因此,严格地说,《汉官解诂》、《汉纪》一类书只是对古文经的模拟。史书的音义注解,其实也只是对古文经的模拟,因为今文家只讲微言大义,并不重训诂名物,重视训诂名物乃是古文家的特点。注释《史》、《汉》的学者如服虔、延笃等,本人都是古文学家,他们以注释经书的方法来注释史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关于史学与古文经学的关系,我们还可以通过分析《东观汉记》的作者来进一步探讨。《东观汉记》的修撰是从东汉明帝时开始的,一直持续到献帝时,参与者较多。《四库提要》主要根据刘知几《史通》并参诸《后汉书》,列出的作者有:班固、陈宗、尹敏、孟异、刘珍、李尤、刘P马余、伏无忌、黄景、边韶、崔、朱穆、曹寿、延笃、马日、蔡邕、杨彪、卢植、韩说、刘洪。这个名单并不完备。余嘉锡广为搜求,又补充刘复、贾逵、马严、杜抚、刘毅、王逸、邓嗣、张华数人。[12]以上作者中,可以肯定是古文经学家的人相当多。《后汉书》卷64《卢植传》载植上书称:
臣从通儒故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中兴以来,通儒达士班固、贾逵、郑兴父子,并敦悦之 。今《毛诗》、《左氏》、《周礼》各有传记,其与《春秋》相表里,宜置博士,为立学官,以助后来,以广圣意。
《后汉书》卷24《马援传附马严传》:
从平原杨太伯讲学,专心坟典,能通《春秋左氏》,因览百家群言。
注引《东观记》曰:
从司徒祭酒陈元受《春秋左氏》。
《后汉书》卷79上《尹敏传》:
少为诸生,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毛诗》、《谷梁》、《左氏春秋》。
《后汉书》卷64《延笃传》:
少从颍川唐溪典受《左氏传》,……又从马融受业,博通经传及百家之言。
以上诸人都是古文学家。还有一些人,史传中未明言所属经学派别,但是可以从旁考证。如马日,《三国志》卷6《袁术传》注引《三辅决录》曰:”日字翁叔,马融之族子。少传融业,以才学进。“按马融为古文大家,日传融业,自然也是古文一派。又如蔡邕, 实际上也应是古文家。从《月令问答》中可以看出他的经学倾向:
问者曰:”子说《月令》,多类《周官》、《左氏》。假无《周官》、《左氏传》,《月令》为无说乎？“曰:”夫根柢植则枝叶必相从也。《 月令》与《周官》并为时王政令之记。异文而同体,官名百职,皆《周官》解。《月令》甲子,沈子所谓似《春秋》也。若夫太昊、蓐收、句芒 、祝融之属,《左传》造义立说,生名者同,是以用之。“……问者曰:”令曰:七驺咸驾。今曰六驺,何也？“曰:”本官职者,莫正于《周官》。《 周官》天子马六种。六种别有驺,故知六驺。《左氏传》:'晋程郑为乘马御,六驺属焉。'无言七者,知当为六也。“
《隋书・经籍志》载蔡邕著《月令章句》十二卷,严可均《全后汉文》卷80以为《月令问答》即出自《月令章句》。蔡邕说《月令》,多类《周官》、《左氏》,由此可知,他确实属古文家。
东观作者中,可以明确为今文家的只有杜抚、伏无忌、杨彪、。杜抚,”受业于薛汉,定《韩诗章句》“。[13]杨彪系杨震之后,”少传家学。“[14] 杨氏家族世世传习欧阳《尚书》。伏无忌为伏湛之后,”亦传家学“[15]伏氏所传为韩《诗》。杜、杨、伏三家所传均属今文经。虽然如此,我们认为这些今文学家及其他学术不明的作者很可能也通古文经学。《通典》卷26职官8:
汉之兰台及后汉东观,皆藏书之室,亦著述之所。多当时文学之士,使 校于其中,故有校书之职。后于兰台置令史十八人,又选他官入东 观,皆令典校秘书,或撰述传记。
东汉皇家图书,章、和以前在兰台,章、和以后移至南宫东观。 按杜佑所说,兰台令史及以他官入东观者除撰述传记外,还有典校书籍的任务。考诸史传,知杜佑此说不误。如贾逵:”拜为郎,与班固并校秘书,应对左右。“班固:”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撰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刘珍:”永初中,为谒者仆射。邓太后诏使与校书刘P马余、马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永宁元年,太后又诏珍与陶马余作建武已来名臣传。“ 王逸:”元初中,举上计吏,为校书郎。“ 崔:”迁大将军冀司马,与边韶、延笃等著作东观。……复与诸儒博士共杂定五经。“卢植:”复征拜议郎,与谏议大夫马日、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校中书五经纪传,补续《汉记》。“ [16] 按校书,即是所谓”整齐脱误,是正文字“。《通典》卷22职官4引《汉官仪》称:”能通《仓颉》、《史籀篇》补兰台令史“。兰台令史必须通小学,这是因为令史有”是正文字“的任务。图书移至东观后,这种要求应? 靡廊淮嬖凇！端滴慕庾帧沸蛟匦沓迳涎?”慎前以诏书校东观“。许慎也曾入东观校书,这应该是因为他精通小学的缘故。兰台、东观校书者通小学,这为我们探寻其经学背景提供了路径。王国维曾发现,两汉小学与古文经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他说:”观两汉小学家皆出古学家中,盖可识矣。原古学家之所以兼小学家者,当缘所传经本多用古文,其解经须得小学之助,其异字亦足供小学之资,故小学家多出其中。“[17] 按此,小学家皆出古学家中,而于兰台、东观校书者又必须通小学,是知兼校书、撰史于一任的东观诸文士必定通晓古文经学。
东观作者还有一个特点,即不少人好为文章。如班固”能属文诵诗赋“,刘珍”著诔、颂、连珠凡七篇。“李尤”少以文章显,和帝时,侍中贾逵荐尤有相如、扬雄之风,召诣东观,受诏作赋,拜兰台令史。“ 刘毅”少有文辩称,元初元年,上《汉德论》并《宪论》十二篇。时刘珍、邓耽、尹兑、马融共上书称其美。“ 边韶”以文章知名……著诗、颂、碑、铭、书、策凡十五篇?quot;刘复“好学,能文章。”延笃“能著文章,有名京师。”蔡邕所著诗赋等“凡百四篇”[18] 据《隋书・经籍志》载,东观学者中,班固、贾逵、刘PB、刘珍、李尤、王逸、边韶、延笃、崔、卢植、蔡邕等皆有文集传世。文章与小学一样,也与古文经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如桓谭即是“能文章,尤好古学”。[19]何休《春秋公羊传》序为此提供了最确切的证据:
传《春秋》者非一,本据乱而作,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说者疑惑,至有倍经任意反传违戾者,其势虽问不得不广,是以讲诵师言至于百 万犹有不解,时加酿嘲辞。援引他经失其句读,以无为有,甚可闵笑者,不可胜记也。是以治古学、贵文章者,谓之俗儒。至使贾逵缘隙,奋笔以 为《公羊》可夺,《左氏》可兴。“
何休为今文学家,他将”治古学“与”贵文章“者视为一体。由此反推,上述以文章著名的东观学者应属古文学家。
东观撰史者通小学、能文章,这都是与古文经学联系在一起的,而反之东汉一流的今文学家如范升、桓荣、欧阳歙、何休等人完全不具备这些学术特徵。由此可知,史学确实是与古文经学联系在一起的。
古文经学与史学能够联系起来,是由其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古文经学反对微言大义,强调对事实的考订、补充,这与史学本来就是相通的,也可以说,古文家对古文经的研究本来就是一种初步的历史研究。二者所不同的是,古文经学只研究经书所限定的时代范围内的历史,而史学的研究则要延伸到当代。由考订古代历史到撰写当代历史,其间只差一步,我们看到,东观作者终于迈出了这合乎逻辑的一步。
在描述经史分离的进程时,前文曾着意指出,经学的衰落是史学兴起的原因。至此,我们可以更准确地说,所谓经学的衰落,主要是指作为意识形态的今文经学而言,就古文经学而言,东汉时期,它不仅没有衰落,反而是蒸蒸日上。正是古文经学的繁荣才为史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因此,就经史关系而论,今文经学的衰落与古文经学的发达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才共同构成史学发展的前提。
前文还曾指出,”经史“一词的出现意味着经史的分离,至此,还要补充的是,”经史“一词的出现也同样意味着经史仍有密切的关系, 史学对经学、尤其是对古文经学的模拟正可说明此点。
总之,史学虽然从经学中独立了出来,但这一转变过程不可能脱离原有的学术基础,这个基础就是经学。史学对经学的模拟,正是史学刚刚脱离经学后不可避免的特徵。
(二)
荀悦在《汉纪》卷1《高祖纪》中说:”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他所说的著史的目的在政治方面,除此之外,自司马迁以来,著史者往往还另有目的。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自己写《史记》是”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20]这一点在魏晋以后得到了继承。《晋书》卷82《王隐传》:
建兴中,过江,丞相军谘祭酒涿郡祖纳雅相知重。纳好博弈,每谏止之。纳曰:”聊用忘忧耳。“隐曰:”盖古人遭时,则以功达其道;不遇,则以 言达其才,故否泰不穷也。当今晋未有书,天下大乱,旧事荡灭,非凡才所能立。君少长五都,游宦四方,华夷成败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应仲 远作《风俗通》,崔子真作《政论》,蔡伯喈作《劝学篇》,史游作《急就章》,犹行于世,便为没而不朽。当其同时,人岂少哉？而了无闻,皆由 无所述作也。故君子疾没世而无闻,《易》称自强不息,况国史明乎得失之E,何必博奕而后忘忧哉！“
这段话的中心思想是强调著史以求”没而不朽“。在王隐看来,这是第一位的,而”明乎得失之E“的政治目的反而居于次要位置。这种认识并不仅仅是王隐个人的看法。陆机撰《吴书》,陆云致陆机信中称之为”大业“、”此真不朽事“。[21] 一直到南朝,还可以找到类似的说法。《南史》卷33《徐广传》:
时有高平郗绍亦作《晋中兴书》,数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图之,谓绍曰:”卿名位贵达,不复俟此延誉。我寒士,无闻于时,如袁宏、干宝之 徒,赖有著述,流声于后。宜以为惠。“绍不与。
”流声于后“与”没而不朽“为同义语。追根寻源, 此说实来自曹丕。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 籍,不假良史之辞,不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曹丕极重文章,但这里所谓”文章“却并不能仅仅理解为文学作品。刘邵在《人物志・流业篇》中说:
盖人流之业十有二焉:有清节家,有法家,有术家,有国体,有器能,有臧否,有伎俩,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学,有口辩,有雄杰。
那么,什么是”文章“呢？他的解释是:”能属文著述,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在文末总结处他又扼要地说:”文章之材,国史之任也。“刘邵只把”文章“与”国史“相联系,似乎过窄了,但”文章“中包含有史著是可以肯定的。前述东观撰史者多擅长文章已经暗示出了二者的联系。刘勰的看法也是如此,他在《文心雕龙》中将文体分为”明诗“、”乐府“、”诠赋“等二十类,其中第十一类即是”史传“可见,在当时人眼里,史是包括在”文章“中的。六朝人以文求名、以文求不朽,既然史在文中,所以撰写历史著作当然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在这样的认识下,魏晋以后,文学家著史蔚然成风。如西晋陆机著《晋纪》,东晋袁宏著《后汉纪》、南朝范晔著《后汉书》,谢灵运著《晋书》,沈约著《晋书》、《宋书》,萧子显著《晋史草》、《南齐书》等都是如此。《隋书・经籍志》说当时的情形是:”一代之史,至数十家“。文士纷纷著史以求不朽,自然导致史书数量大增。北朝人对此似乎不能理解,李彪说:
近僭晋之世有佐郎王隐,为著作虞预所毁,亡官在家,昼则樵薪供爨,夜则观文属缀,集成《晋书》,存一代之事,司马绍敕尚书唯给笔札而已 。国之大籍,成于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史官之不遇,时也。”[22]
北朝文史均不发达,李彪因为不明白“国之大籍,成于私家”,是与著史以求不朽的风气有关,所以将其简单地归结为“史官之不遇”。
将史纳入文的范畴及由此产生的文人著史的风气给史学著作以很大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著史者往往把较多的注意力置于文字一端。袁山松说:
书之为难也有五:繁而不整,一难也;俗而不典,二难也;书不实录,三难也;赏罚不中,四难也;文不胜质,五难也。“[23]
周一良先生对此评论说:”五条之中,三条都是关于文字表达方面。据本传,袁山松博学有文章,善音乐,是一个才士。他的修史标准特别着重文字,也就可以理解。“[24] 《三国志》卷53《薛综传附薛莹传》载华上疏推荐薛莹任史职:
……涉学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莹为冠首。今者见吏,虽多经学,记述之才,如莹者少。
薛莹”文章尤妙“,有”记述之才“,所以应该担当史职。这与刘邵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范晔自称所作《后汉书》”《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25]刘知几对这种文风深表不满: 《史通・叙事篇》:
自兹(班马)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涌。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 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
同篇又云:
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自五经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异于是。其立言也,或 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譬夫龟兹造室,杂以汉仪,而刻鹄不成,反类于鹜者也。”
《序例篇》云:
孔安国有云: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也。……爰洎范晔,始革其流,遗弃史才,矜衔文彩。后来所作,他皆若斯。如是迁、固之道忽诸,微婉之 风替矣。
文学对史学的影响如此之大,这使得脱离了经学的史学并未获得完全的独立,史学若要进一步发展,还必须划清与文学的界限。
关于文风改变的时间,刘知几在以上三段中,时而泛泛说在班马以后,时而又强调“三史而往”与“今之所作”不同,只有第三段才明确提出始自范晔。按此,文对于史的影响是日甚一日。但不能不注意到,也正是从范晔生活的南朝开始,文与史开始了分离的过程。以下由“文史”一词的使用开始讨论。《宋书》卷58《王惠传》:
陈郡谢瞻才辩有风气,尝与兄弟群从造惠,谈论锋起,文史间发。
《南齐书》卷33《王僧虔传》:
僧虔好文史,解音律。
《梁书》卷25《周未》载普通六年诏书称:
周“义该玄儒,博穷文史”。
《陈书》卷34《岑之敬传》:
之敬始以经业进,而博涉文史,雅有词笔,不为醇儒。
《魏书》卷45《韦阆传》:
长子荣绪,字子光,颇涉文史。
《颜氏家训・涉务篇》:
国之用材,大较不过六事:一则朝廷之臣,取其鉴达治体,经纶博雅;二则文史之臣,取其著述宪章,不忘前古;……
“文史”一说,西汉就有,司马迁说“文史星历,近乎卜巫之间”,[26] 东方朔说“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27] 其含义是指文书记事而言,与文学、史学无涉。唐修《晋书》中也有文史一说。《晋书》卷62《祖逖传附祖纳传》:
纳既闲居,但清谈、披阅文史而已。
同书卷69《刘隗传》:
隗雅习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
同书卷90《吴隐之传》:
隐之美姿容,善谈论,博涉文史,以儒雅标明。
按此描述方式,似乎晋代已有文学、史学意义上的“文史”之说。这些记载可能不准确。《世说新语・德行篇》注引王隐《晋书》:
“祖纳……最治行操,能清言。”
《太平御览》卷249引虞预《晋书》:
“刘隗……学涉有具,为秘书郎。”
《艺文类聚》卷50引王隐《晋书》中有吴隐之任广州刺史事迹,未涉学业如何。王隐、虞预为晋人,在他们的描述中未见文史一词。唐修《晋书》是以南朝臧荣绪《晋书》为蓝本,《文选》卷4《三都赋序一首》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曰:“左思字太冲,少博览文史,欲作《三都赋》。” 唐修《晋书》所谓“文史”云云,有可能是由臧氏而来。
不管怎样,文史一词被频繁使用是从南北朝开始的,这与晋代使用的经史一词相似,也具有双重含义,既意味着文与史的分离,也意味着文与史还有着紧密的联系。不过,从发展趋势来看,分离是主要的方面。如第一节所述,南朝宋代,儒、玄、文、史四科并立,文与史如同经与史一样是各自分开的。萧统《文选》中收有“史论”若干篇,他在序中论及选文标准说:
至于记事之史,M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 。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文与史的区别在此表述得清清楚楚,史书中的赞、论等入选只是因为有文采而已。《颜氏家训・省事篇》:
近世有两人,朗悟士也,性多营综,略无成名,经不足以待问,史不足以讨论,文章无可传于集录……
这与前引刘邵《人物志》中把“文章”与史混同的观点已迥然不同,史与“文章”终于区分开来。到唐代,文与史的分离进一步完成,刘知几对“文非文,史非史”的责难、唐修《晋书》卷82史学家集传的出现、《隋书・经籍志》中史部的明确提出都可证明此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会有专门的史学批评著作《史通》问世。至此,自晋代开始的史学独立进程告一段落。
(三)
大致说来,晋代的经史之学与南朝的文史之学可以视之为前后相承的两个阶段。史学历经两个阶段而走向独立,这是史学发展史上重要的一章。但是,对这一方面似乎不宜估计过高。几百年间学术思潮的演变对史学的发展也有诸多制约,晋代的玄学、南朝的文学对史学的冲击是不能低估的。 《晋书》卷50《庾峻传》:
时重《庄》、《老》而轻经史,峻惧雅道陵迟,乃潜心儒典。
同书卷82《庾预传》:
预雅好经史,憎疾玄虚,其论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发,所以胡虏遍于中国,以为过衰周之时。著《晋书》四十余卷、《会稽典录》二十篇、 《诸虞传》十二篇,皆行于世。
据此可知,经史之学与玄学在西晋是处在对立位置上的,这一点在地域上也有反映。唐长孺先生曾指出,魏西晋时期,玄学等新学风是从河南地区兴起的。[28] 与之相反,这一时期的史学家却大多出自河南以外。著《魏略》的鱼豢是京兆人,著《帝王世纪》的皇甫谧是安定人,著《古史考》的谯周、著《三国志》的陈寿都是巴蜀之人,著《后汉书》的谢承、著《后汉记》的薛莹、著《晋书》的陆机都是吴人,著《后汉书》的华峤是平原人,著《续汉书》的司马彪是河内人,著《魏书》的王沈是太原人。经史之学在文化最发达的河南地区不受重视,这对史学的发展自然是不利的。
东晋以后,学术发生了变化。《晋书》卷82《孙盛传》:
孙盛……善言名理。于时殷浩擅名一时,与抗论者,惟盛而已。盛尝诣浩谈论,对食,奋掷麈尾,毛悉落饭中,食冷而复暖者数四,至暮忘餐 理竟不定。盛又著医卜及《易象妙于见形论》,浩等竟无以难之。由是遂知名。……盛笃学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释卷,著《魏氏春秋》、《晋 阳秋》。……《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
孙盛为一流玄学名士,同时又模拟经传著史。与之类似的还有袁宏。《世说新语・轻诋篇》:
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袁虎率而对曰 :“运自有废兴,岂必诸人之过？”
袁虎即袁宏,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疏》评论道:“然则宏亦祖尚玄虚,服膺夷甫者。” 袁宏一方面著《后汉纪》,以为“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29] 另一方面,又祖尚玄虚。孙盛、袁宏的事例表明东晋儒与玄逐渐合流,这使得玄学对经史之学的威胁自然解除。
但是,南朝日益发展的文**流又对史学构成了新的威胁。当时文史之学转盛,但文史两方面并非势均力敌,实际重点在文而不在史。《梁书》卷14《江淹任P传》末载陈吏部尚书姚察曰:
观夫二汉求贤,率先经术;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二子之作,辞藻壮丽,允值其时。
所谓“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云云,参考下文所说“二子之作,辞藻壮丽,允值其时”,可知实质仅是指文学而言,在南朝,史学是不受重视的, “晋制,著作佐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30] 以检验其能力,而到宋初则是:“诸佐郎并名家年少”[31] 颜之推说:“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32] 史官任用不重学术而只重门第,由此可以推知史学的地位。《通典》卷16选举4引裴子野论曰:
……爰及江左,称彼颜、谢,箴Q,无取庙堂。宋初迄于元嘉,多为经史,大明之代,实好斯文,高才逸韵,颇谢前哲,波流同尚,滋有笃焉 。自是闾阎少年,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斐尔为曹,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深心主 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讨其宗途,亦有宋之遗风也。
留恋经史之学的裴子野对南朝文学的迅猛发展持消极态度, 而文学之士对他也颇有微辞。萧纲评价裴子野称:“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33] 沈约初撰《宋书》,论及子野曾祖裴松之时竟说“松之已后无闻焉。”[34] 裴子野逆风而行,固守传统,“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35] 但他终究无力改变潮流的发展方向。《文心雕龙・通变篇》说:“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刘知几说“从晋以降,喜学五经”,实际上,南朝喜学五经者如裴子野辈毕竟只是少数。
重文轻史的现实,在文史分离的进程中也有反映。文史分离与经史分离不同,在经史分离中,史学是主动的,它是伴随着今文经学的衰落而走向独立。在文史分离中,文学正处于高涨阶段,史学处于被动的地位,当时并不是由于对史学的本质有了更多的认识而将文史分开,实际的情况是,人们因为越来越认识到文学的特性,所以才逐渐把史学从文学中排斥出去。换言之,是文学的进一步独立迫使史学不得不随之独立。如果说,魏晋以来对文章的重视客观上促进了史学的繁荣,那么,南朝文学的深入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重文轻史的风气则显然对史学不利。
萧子显在《南齐书》卷39传末说:
江左儒门,参差互出,虽于时不绝,而罕复专家。晋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闲业,服膺典艺,斯风不纯,二代以来,为教衰矣。
此处所论,意在说明经学的衰落原因,但是据此讨论史学也未尝不可。“晋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闲业”,准确地概括了学术思潮的演变,在这之中没有史学的位置。因此之故,史学尽管获得了独立,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毕竟不可能达到两晋之玄学、南朝之文学所达到的高度,这就是本文对这一时期史学的基本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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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载《魏晋南北朝论集续编》。
[2] 《广弘明集》卷三阮孝绪《七录序》
[3] 分见《晋书》各本传。
[4] 《太平御览》卷463引范晔《后汉书》载,孔融十二岁时与李膺“谈论百家经史,应答如流,膺不能下之。”按今本范晔《后汉书》无此句。
[5] 余英时:《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载《士与中国文化》
[6] “三史”,即指《史记》、《汉书》、《东观汉纪》。参阅程千帆《史通笺记》补注篇
[7] 《三国志》卷53《薛综传》
[8] 《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
[9]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汉时以经义断事”条。
[10] 文中“顾见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学为《汉官篇》”一句不通。疑“小学”、“为”二字倒置。联系上文,此句应为:“顾见故新汲令王文山为《小学汉官篇》”。《隋书・经籍志》载:“《汉官解诂》三篇。汉新汲令王隆撰,胡广注。”书名与《续汉书》所载不同,或许是胡广作注后为之改名？
[11]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
[12]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正》卷5《别史类》
[13] 《后汉书》卷79下《杜抚传》
[14] 《后汉书》卷54《杨彪传附传》
[15] 《后汉书》卷26《伏湛传附传》
[16] 分见《后汉书》各本传
[17] 《观堂集林》卷7《两汉古文学家多小学家说》
[18] 分见《后汉书》各本传 [19] 《后汉书》卷28上《桓谭传》
[20] 《汉书》卷62《司马迁传》 [21] 《陆士龙文集》卷8
[22] 《魏书》卷62《李彪传》。 [23] 《史通・模拟篇》
[24]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
[25] 《宋书》卷69《范晔传》
[26] 《汉书》卷62《司马迁传》
[27] 《汉书》卷65《东方朔传》
[28] 参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29] 《后汉纪》序
[30] 《宋书》卷40《百官志》下
[31] 《宋书》卷64《何承天传》
[32] 《颜氏家训・勉学篇》
[33] 《梁书》卷49《庾肩吾传》
[34] 《南史》卷33《裴松之传附裴子野传》
[35] 《梁书》卷30《裴子野传》 13
篇8：文史中心主任岗位说明书
一、岗位名称：文史中心主任
二、工作职责：
贯彻落实市局邮政文史工作相关精神，负责邮政文史中心的日常工作，监督完成情况，完成领导交办的临时性工作，
三、工作内容及工作要求
工作内容
工作要求
1布置年度和阶段性邮政文史工作目标。
根据市局邮政文史工作的相关精神，布置本部门年度工作目标和阶段性工作安排，要求分工明确，责任落实。
2.制订各项管理制度。
制订邮政文史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确保邮政文物、史料等文史资料在征集、整理和保护等方面有章可循，并监督执行。
3.组织邮政文史专题研究，
组织制定邮政文史研究课题并组织相关人员进行专题研究，撰写较高质量的邮政文史研究论文，为邮政发展服务。
4.组织制定邮政年鉴和其他邮政文史出版物的出版计划和编写标准。
组织制定邮政年鉴和其他邮政文史出版物的.出版计划和编写标准，真实、准确记录企业发展历程，不断提高刊物质量和专业人员编写水平。
5.组织开展业务。
积极开展文物史料专业知识学习，制定学习计划，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和研究氛围，提高工作人员专业技能和工作水平。
四、工作权限：
有权对文史中心的各项工作进行布置和监督检查;有权对本部门的岗位设置和人员安排进行调整，有权对工作人员的业绩进行考核。
五、任职资格：
1、学历：大专及以上学历。
2、工作经历：邮政企业5年以上工作经历。
篇9：文史类专业就业前景
汉语言文学(师范类)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备系统的汉语言文学知识和一定的文艺理论素养，具有熟练运用现代教育技术，且有较强的表达能力，能从事中小学语文教学工作的教师。除汉语言师范教育专业方向外，本专业还设有文秘、新闻学方向，以培养能够从事文秘、新闻宣传等工作的人才。
主要课程：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汉语史、语言学史、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史、比较文学、文学概论、马列文论和西方文论、文艺心理学、中国古典文献学、民间文学、心理学、教育学等。
学制：四年， 授予学位：文学学士学位。
就业前景：到中小学从事语文教育教学，到企业、公司从事文秘、宣传等方面工作以及到新闻媒体从事新闻采编工作。
广播电视新闻学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备系统的新闻理论知识与技能、宽广的文化与科学知识，熟悉我国新闻宣传的政策法规，能在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网站等媒体以及出版与宣传部门从事编辑、记者与管理等相关工作的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新闻学概论、中外新闻事业史、新闻采访学、新闻写作学、广播电视新闻学、新闻评论学、广播电视技术基础、电视摄像、电视节目编辑与制作、马列新闻论著选读、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读、大众传播学、新闻法规与职业道德、网络新闻学、媒介经营与管理等课程。
学制：四年， 授予学位：文学学士学位。
就业前景：在新闻、网站、出版与宣传部门从事编辑、记者与管理等工作，或从事文秘、宣传、中小学语文教学等相关工作。
英 语
培养目标：本专业旨在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国际交流与合作日趋频繁及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深入对复合型外语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的发展形势，通过所开设的公共课程、英语学科基础课程、学科专业课程及其它相关专业课程的学习，培养掌握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知识及较深厚的英语学科和其它相关学科基本理论知识，具有较强的英语语言交际能力和相关的基本职业技能，拥有良好的道德品质、人文修养和敬业精神，有较宽的知识面及对现代社会较强的适应能力，具有国际意识及对不同文化的包容精神，具有较好的自主学习和不断创新的能力，成为从事外事、旅游、文化、新闻出版、法律、科研、教育、经贸等方面工作的高级英语人才。
主要课程：基础英语、听力、口语、写作、语法、高级英语、英语视听说、笔译、口译、英语语言学、英国文学、美国文学、英语国家概况、英语词汇学、英语文体学、英语修辞学、英语诗歌选读、英语小说选读、文秘英语、商务英语、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践、市场营销、电子商务概论等课程。
学制：四年， 授予学位：文学学士学位。
就业前景：从事外事、旅游、文化、新闻出版、法律、科研、教育、经贸、翻译等工作。
日 语
培养目标：培养学生熟练掌握日语语言知识及各项技能，较为熟练的掌握英语语言知识和交际能力，成为学识深厚，素养全面，有持续发展潜力的复合型人才。学生毕业时日语达到本科水平、英语达到专科水平。
主要课程：综合日语、日语听说、日语阅读、日语写作、日语翻译、日语概论、经贸日语、日语视听说、日本文化与语言、日语报刊选读、综合英语、英语阅读、英语会话、英语写作等。
学制：四年， 授予学位：文学学士学位。
就业前景：从事外事经贸、旅游、管理工作、教育、科研、翻译等工作。
学前教育(师范类)
培养目标：能比较系统地了解和掌握有关学前教育方面的基本理论，了解本专业最新的理论发展动态。具有正确的学前教育观，具有一定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较强的自学能力，掌握从事学前教育科研工作的方法，具有一定的科研能力。
主要课程：普通心理学、人体解剖生理学、教育社会学、声乐、舞蹈、美术、学前教育学、幼儿心理学、幼儿教育心理学、幼儿保健学、幼儿教育研究方法等。
学制：四年， 授予学位：教育学学士学位。
就业前景：从事托幼机构的保教等工作，有着广阔的就业市场。
★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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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心散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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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散文史（精选9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