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所有权结构研究综述

时间:2023-01-06 04:04:49 作者:AN 综合材料 收藏本文 下载本文

【导语】“AN”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10篇终极所有权结构研究综述,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整理后的终极所有权结构研究综述,希望能帮助大家!

篇1:终极所有权结构研究综述

终极所有权结构研究综述

作者:梁利辉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07期

现代公司所有权是广泛持有还是控制在少数股东手中,学者们提出了两类不同的观点:一类观点通过直接股权研究认为,现代公司所有权广泛持有,且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这类观点源自Berle和Means[1],并由Baumol[2],Jensen和Meckling[3]等进一步推广;另一类观点通过间接股权研究认为,现代公司所有权主要掌握在少数股东手中,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Holderness和Sheehan;La Porta et al.;Claessens et al.;Faccio et al.)[4-7],股权在一定程度上集中。股权集中使得控股股东凭剥削和掠夺中小股东的合法利益成为可能。例如,Shleifer和Vishny研究发现,当股权集中时,公司的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存在代理问题(即第二类代理问题),控股股东利用控制权牺牲中小股权和债权人利益而获得超额控制收益[8]。Johnson等研究发现,控股股东通过转移公司资源剥夺其他股东合法权益[9]。间接股权研究是现代公司治理研究的前沿话题。本文通过间接研究终极所有权结构的文献进行综述,反映公司终极所有权结构状况。

一、公司终极所有权结构分布研究综述

公司终极所有权是指通过追塑层层所有权关系链确定的终极所有者拥有的公司投票权。拥有公司终极所有权的个人、企业或组织称为终极所有者。终极所有者通常利用较少的现金流量权而控制较多的投票权,从而更为隐蔽地操纵公司盈余,侵占少数股东利益。对终极所有权分布的研究可以透过股东直接持股的表面现象,深入研究公司的终极控制者及公司行为,从而更好地进行公司治理。因此,终极所有权问题成为了研究现代公司治理研究的热点问题,引起众多顶尖学者的关注。例如,La Porta et al.研究了全球公司终极所有权状况[5],Claessens et al.[6],Faccio和Lang[7]相继研究了东亚和西欧地区公司所有权的分布状况,Aldrighi[10]、Chernykh[11]、甄红线和史永东[12]分别研究了巴西、俄罗斯和中国公司终极所有权分布。学者们研究发现,不管是在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除日本、美国和英国等少数国家股权相对分散外,其他国家的公司终极所有权集中程度较高,广泛持有型公司所占比例小。终极所有权结构分布的研究推翻了Berle和Means提出的公司是广泛持有的观点,同时说明现代公司的主要矛盾不是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矛盾,而是内部人(大股东/经理)与外部投资者(中小股东/债权人)之间的矛盾,为现代公司治理及研究指明了方向[1]。学者们的研究进一步发现,非广泛持有型公司的终极所有权主要集中在家族或国家等终极所有者手中(La Porta et al.;Claessens et al.;Faccio和Lang)[5-7],终极所有者使公司的现金流量权与投票权分离,从而加强控制的主要方式有金字塔结构、交叉持股、同股不同权、二元股份和所有者参与公司管理等。以下对公司终极所有权结构分布从三方面进行综述,即公司终极所有权结构分布状况、现金流量权与投票权的分离状况、终极所有者加强终极控制的方式。

La Porta et al.研究了全球公司终极所有权分布,为公司终极所有权研究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该研究是终极所有权研究文献中的典范,得到学界广泛认可。La Porta et al.选取了世界27个经济发达国家或地区,并将其按股东权益法律保护的健全状况分为两类,即股东权益法律保护健全的12个国家或地区的样本公司与股东权益法律保护不健全的15个国家或地区的样本公司,分别以10%和20%为投票权阈值,将每个国家或地区的样本公司分为大公司和中等规模公司两类,大公司为1995年年末普通股市值排名居前的20个公司,中等规模公司为1995年年末普通股市值排名最低但不少于5亿美元资本的公司。La Porta et al.将公司是否存在终极控制者分为广泛持有型公司和非广泛持有型公司两大类,同时又根据终极所有者的类型将非广泛持有型公司分为五类,即家族或个人控制型,国家控制型,广泛持有金融机构(如银行或保险公司)控制型,广泛持有公司控制型及其他组织控制型(如合作公司、信托投资公司或无单一控制的投资者组织所控制的公司)[5]。在20%和10%的投票权阈值下大公司所有权分布状况见下表1。

表1数据显示,在20%的投票权阈值下,世界27个国家或地区中,广泛持有型公司所占比例最高(0.3648),其次是家族控制型公司(0.3000)和国家控制型公司(0.1833),其它三类公司所占比例较低。在10%的投票权阈值下,广泛持有型公司所占比例为(0.2407),约占四分之一。在20%的投票权阈值下,只有英国、日本和美国的广泛持有型公司所占比例较高,比例最高的是英国(1.00),其次是日本(0.90)和美国(0.80)。阿根廷、香港地区、奥地利、比利时、希腊、以色列、墨西哥和葡萄牙八个国家或地区广泛持有型公司所占比例在0.10及以下,新西兰、挪威、新加坡、意大利、荷兰、瑞典六国广泛持有型公司所占的比例也仅在0.20―0.30之间。在10%的投票权阈值下,广泛持有型公司所占比例显著降低,仅为0.2407。其中,占比例最高的是英国(0.90),其次是美国(0.80),所占比例在0.10及以下国家或地区增至13个,最低的国家是阿根廷、比利时、墨西哥、葡萄牙和瑞典,都为0.00。日本广泛持有型公司所占比例由20%投票权阈值下的0.90降至在10%投票权阈值下的0.50,说明在日本的公司中,较多股东持有股份介于10%与20%之间,在20%的投票权阈值下,这些公司成为了广泛持有型公司,而在10%的投票权阈值下,这些公司就成为了非广泛持有型公司。这一研究结果推翻了Berle和Means所提出的现代公司股权广泛持有的观点[1]。

表1数据显示,家族控制型公司是非广泛持有型公司中的典型代表。在20%和10%的投票权阈值下,大公司样本中家族控制型公司分别占0.3000和0.3481。其中阿根廷、香港地区、比利时、希腊、以色列五国和地区在两个投票权阈值下家族控制型公司所占比例在50%及以上;新加坡、丹麦、葡萄牙、瑞典和瑞士在两个投票权阈值下家族控制型公司所占比例在30%与50%之间;家族控制型公司所占比例最高的国家是墨西哥,在两个投票权阈值下都为1.00。英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家族控制型公司所占比例较低,在20%的投票权阈值下分别是0.00、0.05和0.05,在10%的投票权阈值下分别是0.05、0.10和0.10。

表1数据显示,国家控制型公司虽然比家族控制型公司在非广泛持有公司中所占比例要低,但也是非常典型的一类非广泛持有型公司。在20%和10%的投票权阈值下,世界27个国家或地区中国家控制型公司所占比例的均值分别占0.1833和0.2019。其中,所占比例最高的是奥地利(0.70),挪威、新加坡、西班牙、芬兰、希腊、以色列和意大利所占比例在30%与50%之间,其它国家或地区所占比例都较低,加拿大、英国、美国、爱尔兰和瑞士在两个投票权阈值下所占比例都为0。

表1数据还显示,广泛持有金融机构控制型公司、广泛持有公司控制型公司和其他组织控制型公司所占比例都较低。在20%和10%的投票权阈值下,广泛持有金融机构控制型公司分别占0.0500和0.0833,广泛持有公司控制型公司分别占0.0500和0.0370,其他组织控制型公司分别占0.0519和0.0889。

La Porta et al.除了研究世界27个国家或地区大公司终极所有权分布状况外,还研究了中等规模公司(Medium Firms)的终极所有权分布状况[5],研究结果见下表2。

表2数据显示,世界27个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中等规模公司中,家族控制型公司所占比例最高,在20%和10%的投票权阈值下,其所占比例的均值分别是0.4515和0.5252,比大公司中家族控制型公司所占比例显著增加。在20%的投票权阈值下,家族控制型公司所占比例在50%及以上的国家或地区有12个,接近一半。其中,比例最高的是希腊和墨西哥,都为1.00,其次是香港地区和阿根廷,分别为0.90和0.80;以色列、意大利和瑞典都为0.60,澳大利亚、法国、韩国、葡萄牙和瑞士都为0.50。在10%的投票权阈值下,家族控制型公司所占比例在50%及以上的国家有15个。其中,比例最高的也是希腊和墨西哥,都为1.00,其次是香港地区和新西兰,分别为0.90和0.86,阿根廷、意大利和韩国都为0.80。

在20%和10%的投票权阈值下,世界27个发达国家或地区中,广泛持有型公司所占中等规模公司的比例均值分别是0.2370和0.1074,比大公司中家族控制型公司所占比例显著降低。广泛持有型公司所占比例在50%及以上的国家只有6个,其中所占比例最高的是美国,为0.90。

中等规模公司中,国家控制型公司分别占0.1507和0.1619,其他三类公司所占比例合计16%左右,与大公司同类比例差异不大。可见,中等规模公司中广泛持有型公司所占比例低,公司财富主要集中在终极所有者手中,尤其是家族控制者手中。

La Porta et al.的研究发现,除极少数国家外,现代公司并非普遍为广泛持有型,而是集中在以家族或国家为代表的终极所者手中。他们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司规模及股东权益法律保护程度影响着公司广泛持有度,即影响着公司终极所有权的分布状况[5]。表3将不同公司规模及不同股东权益法律保护对公司终极所有权分布的影响进行了对照。

我们比较公司规模对公司终极所有权的影响。从表3可以看出,在20%的投票权阈值下,大公司中广泛持有型公司所占比例的样本均值为0.3648,中等规模公司中广泛持有型公司所占比例的样本均值0.2370,低于大公司的广泛持有度;在10%的投票权阈值下,大公司中广泛持有型公司所占比例的样本均值为0.2407,中等规模公司中广泛持有型公司所占比例的样本均值为0.1074,也低于大公司的广泛持有度。说明公司规模越大,公司的广泛持有度越高,非广泛持有度越低,公司终极所有权分布受公司规模的影响。从股东权益法律保护程度对公司终极所有权分布的影响来看,大公司在20%投票权阈值下,12个股东权益法律保护健全的.国家或地区的广泛持有持型公司所占比例均值是0.4792,15个法律保护不健全国家或地区的广泛持有型公司所占比例均值0.2733,显著低于股东权益法律保护健全的国家或地区。表3数据显示,股东权益法律保护程度对中等规模公司终极所有权分布状况的影响与对大公司终极所有权分布状况的影响相同,即股东权益法律保护健全的国家或地区比股东权益法律保护不健全的国家或地区的中等规模公司的广泛持有度更高。

Claessens et al.[6]以东亚9个国家或地区的2980个公司为样本,研究了东亚地区公司终极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布状况,在终极所有权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Claessens et al.[6]采用La Porta et al.[5]的研究方法,研究结果见表4。

Claessens et al.的研究结果显示,不论是在20%还是在10%的投票权阈值下,除日本外,东亚其它8个国家或地区以家族控制型公司为主。其中,在20%的投票权阈值下,香港地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五国和地区的家族控制型公司所占比例都在55%以上,韩国、菲律宾和台湾地区在44%以上,日本的家族控制型公司所占比例最低,仅为9.7%。在10%的阈值下,韩国和台湾地区家族控制型公司的比例都有显著增加;泰国和马来西亚家族持控制型公司比例有所降低,但降低幅度较小;菲律宾和新加坡的所有权分布在两个控制水平下,比较稳定[6]。

东亚9个国家或地区除了日本和韩国外,其他国家或地区公司的广泛持有度普遍较低。在10%的投票权阈值下,日本的广泛持有度为42.0%,韩国为14.3%,其它国家或地区的广泛持有度都低于3%。在20%的投票权阈值下,日本的广泛持有度为79.8%,韩国为43.2%,台湾地区为26.2%,菲律宾为19.2%,马来西亚为10.3%,其他四国和地区均在7%以下。在20%的阈值下,日本广泛持有型公司所占比例显著增加,这与La Porta et al.[5]对日本公司终极所有权的结构分布研究结论一致。

Claessens et al.在10%和20%的阈值下研究结果表明,东亚地区国家控制型公司总体较低,只有新加坡超过了23%。广泛持有金融公司和广泛持有公司控制型公司所占比例都较低[6]。

总之,Claessens et al.的研究结果表明,东亚地区除日本广泛持有度较高外,其他国家公司的终极所有权集中度高,公司以家族控制型为主,大量的财富集中在少数家族手中[6]。这一研究结果也不支持Berle和Means公司所有权广泛持有的观点,证明现代公司终极所有权在一定程度上集中[1]。

Faccio和Lang[7]以西欧13个国家或地区的5232个公司为样本,对西欧公司的终极所有权状况进行了研究,是终极所有权研究中另一重要文献。Faccio和Lang[7]比La Porta et al.[5]研究的样本公司的范围更广,不仅研究了非金融公司,还研究了金融公司;不仅研究了大公司和中等规模公司,还研究了小规模公司。Faccio和Lang[7]对样本公司的类型划分包括La Porta et al.[5]划分的广泛持有型、家族控制型、国家控制型、广泛持有金融公司控制型、广泛持有公司控制型和其他组织控制型六种外,还包括交叉持股型。Faccio和Lang[7]在20%的投票权阈值下的研究结果见表5。

表5的数据显示,西欧13个国家以家族控制型公司为主。在20%的投票权阈值下,家族控制型公司所占比例均值为44.29%。除了英国和爱尔兰以广泛持有为主外,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公司以家族控制为主。13个国家有7个国家(即澳大利亚、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家族控制型公司所占比例超过了50%,芬兰、瑞典和瑞士所占比例在40%与50%之间,余下的挪威、爱尔兰和英国所占比例分别为38.55%、24.63%、23.68%。广泛持有型公司所占比例均值是36.93%,其中,英国和爱尔兰两国公司广泛持有度最高,分别是63.08%和62.32%,瑞典为39.18%,挪威为36.77%,其它国家都在30%以下。西欧地区国家控制型、广泛持有控制型和其他组织控制型公司所占比例的均值较低,分别为4.14%,1.68%,3.43%,广泛持有金融公司控制型所占比例相对前三类高,为9.03%。交叉持股所占比例总体较低,所占比例最高的德国和挪威也仅占2.62%和2.27%,有接近一半的国家交叉持股比例为0。

与La Porta et al.[5]的研究相同,Faccio和Lang[7]也在10%的阈值下对西欧公司终极所有权分布状况进行了研究,虽然没有列出各国的具体数据;但是,对西欧13个国家的样本均值数据表明,广泛持有型公司所占比例降至14%,家族控制型公司所占比例增加至56%。也就是说,在10%的投票权阈值下,西欧国家的公司中家族控制型所占比例超过了一半,是最主要的公司类型。

Faccio和Lang[7]研究了公司规模对公司终极所有权结构的影响。与La Porta et al.[4]研究不同的是,其不仅研究了大公司和中等规模公司,还研究了小公司,研究结果见表5,在20%的投票权阈值下,西欧13个国家中,广泛持有型公司占大公司、中等规模公司和小规模公司比例的均值分别是45.24%、29.28%和25.32%。可见,总体上规模越大的公司,广泛持有度越高,这一结果也与La Porta et al.[5]的研究结论一致。但是,澳大利亚、挪威和葡萄牙三个国家例外。澳大利亚三种规模下公司的广泛持有度区别较小,挪威则是小规模公司的广泛持有度最高的,葡萄牙则是中等规模公司的广泛持有度最高,其他国家大规模公司的广泛持有度比小规模公司的广泛持有度更高。Faccio和Lang[7]还研究了金融公司与非金融公司终极所有权分布的区别,研究结果见表5。研究发现,西欧地区13个国家广泛持有型公司占金融公司与非金融公司的比例分别是39.92%和36.39%,金融公司广泛持有度比非金融公司的广泛持有度更高。

Fan和Wong以东亚7个国家或地区(香港地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台湾地区和泰国)977个公司为样本,研究了东亚7个国家或地区的所有权结构,研究发现,除了日本所有权分散外,其他6个国家或地区的所有权结构集中程度高[13]。这一研究与Claessens et al.的研究结果一致[6]。

上述文献对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终极股权分布进行了比较研究。也有文献对特定国家的终极控制股股权结构进行了考察。例如,Aldrighi研究了巴西1997-间公司的终极所有权状况。统计数据表明巴西广泛持有型公司少,家族控制型公司在非广泛持有公司中所占比重最大,至20每年都超过了50%。其次,外资控股型公司所占比重较大[10]。Chernykh以俄罗斯2000-2002年间145个公司的435个公司年为样本,研究了俄罗斯终极所有权与控制权形式。研究发现,俄罗斯存在非常不透明的公司所有权现象,一些公司表面上是广泛持有型,而实质上存在终极所有者,只是无法追溯而已。比如,俄罗斯存在通过任命或是国外投资公司的形式隐盖其真实身份以达到私有目的的个体投资者[11]。与La Porta et al.[5]、Claessens et al.[6]和Faccio和Lang[7]等对公司终极所有者类型划分不同的是,Chernykh将终极所有者分为国家(state)、匿名型终极所有者(anonymous ultimate owners)、其他组织型终极所有者(miscellaneous ultimate owners)和不知名型终极所有者(unknown ultimate owners)四类[11]。其中,匿名型终极所有者(anonymous ultimate owners)是指那些可以追溯其现金流量权和投票权,但无法追溯其个人身份的所有者;不知名型终极所有者(unknown ultimate owners)是指那些现金流量权和投票权者无法追溯的所有者。鉴于俄罗斯的所有权高度集中和划分少数与绝对多数控制权的需要,Chernykh分别以25%和50%作为投票权阈值。其研究发现,俄罗斯的终极所有权高度集中。在25%的控制水平下,有84.6%的公司存在终极控制者;即使在50%的控制水平下,也有接近一半的公司存在终极控制者。在四种类型的终极所有者中,国家控制型公司所占比重最高。在25%的阈值下,国家控制型公司达到57.5%,在50%的阈值下,该比例也达到了37%。其次是匿名型所有者所占比重较高,不知名型和其他组织型所有者比重相对较低[11]。

国内的研究表明,中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终极控制股东(如Chen et al.;Fan et al.;刘芍佳等;叶长兵和郭萍等)[14-17]。其中,甄红线和史永东对截至年底1336家中国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在中国上市公司中,国家与自然人是最主要的终极控制股东,金融组织和境外投资者发挥的作用微小。在20%的投票权下,89.02%的上市公司存在终极控制者,其中,国家控制型公司占59.73%,境内自然人占27.47%。自然人作为终极控制股东控制了四分之一以上的上市公司,说明中国上市公司在民营化的道路上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并且,终极控制股东所持比例较高[12]。刘芍佳等研究的中国上市公司发现,平均而言,每个上市公司的最大股东持有该公司约44%的股份[16]。叶勇等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终极控制股东持股比例均值为37.84%[18]。

国内外研究发现,除美国、日本和英国等少数国家外,世界其他国家非广泛持有公司普遍存在终极控制者,终极控制者以家族为主,中国则以国家终极控制为主。研究表明,现代公司终极股权并非广泛持有,而是相对集中。股权结构特征是公司治理的基础。追溯终极控制股东对间接股权结构进行研究突破了直接股权研究的局限,更能揭示控制股东尤其是终极股东的动机与行为,更好地为现代公司治理服务。

二、终极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状况

现代公司股份不是广泛持有,而是主要集中在以家族或国家为代表的终极控制者手中。终极控制者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学者们以现金流量权和投票权分别度量终极控制者的所有权与控制权,以现金流量权与投票权的比值度量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度。其中,现金流量权指每条控制链上持股比例乘积之和,控制权指每条控制链上最小持股比例之和。研究发现,公司终极所有者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现象普遍存在,现金流量权小于投票权。Claessenset al.[6]对东亚地区2611个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状况进行了统计,统计数据见表6。

表6的数据显示,东亚地区公司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现象普遍存在,且分离度较高,平均值是0.746。表6数据反映出东亚地区各国或地区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度差异较大,分离度最大的是日本(0.602),其次是印度尼西亚(0.784)和新加坡(0.794),菲律宾(0.908),泰国的分离程度最小,为0.941。

Claessens et al.深入研究了东亚地区非广泛持有公司中,公司控制类型及公司规模对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除了日本、新加坡外的东亚国家或地区,家族控制型公司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程度最大。在日本,广泛持有金融控制型公司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程度最大(0.495),而在新加坡则是国家控制型公司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程度最大(0.685)。同为家族控制型公司,各国家或地区不同公司规模的分离程度差别较大,例如,香港地区、日本、菲律宾的小公司的分离程度最大,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地区则是大公司的分离程度最大,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是中等规模公司的分离程度最大[6]。

Faccio和Lang[7]对4806个公司终极所有者的现金流量权与控制权的分离进行了研究,两权分离情况见表7。

Faccio和Lang的统计数据发现,西欧地区公司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现象普遍存在,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度的平均值是0.868,现金流量权总体上小于控制权。其中,分离度最小的三国是西班牙(0.941)、法国(0.930)和葡萄牙(0.924),分离度最大的三国是瑞士(0.740)、意大利(0.743)和挪威(0.776),分离度最小的西班牙(0.941)与分离度最大的瑞士(0.740)相差0.201[7]。

Chernykh研究发现,俄罗斯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显著。在25%的控制水平下,俄罗斯现金流量权与投票权分离度是0.66;在50%的控制水平下,分离度是0.62。这一比值低于了西欧和东亚国家或地区的一般水平,比值越低,分离度越大[11]。Chernykh认为以上两权分离度的估计值存在低估的可能。因为俄罗斯公司控制链的透明度极低,而且存在无法追溯被任命型和国外投资这些附属公司的情况。但是,即使这样保守的估计值足以说明俄罗斯公司终极所有者的控制权和所有权分离度较高[11]。

Bany-Ariffin et al.对马来西亚的研究发现,该国通过金字塔结构控制公司的现金流量权与控制权的平均分离程度是0.4216,分离度较大[19]。

表8的数据显示,中国上市公司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偏离度的均值为0.796[20]。中国上市公司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偏离的平均水平介于西欧和东亚国家之间。其中,在西欧和东亚共22个国家中,比中国上市公司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偏离度大的国家有14个,表明中国上市公司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偏离度比多数其他国家的同类指标值更大。研究还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终极控制股东主要通过金字塔股权安排分离两权(如甄红线和史永东;刘芍佳等)[12][16]。

上述研究表明,除极少数国家外,世界各国和地区公司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现象普遍存在。家族控制型公司的分离度总体高于其他类型的公司。终极所有者通过较低的现金流量权获得较高的控制权,从而侵占小股东利益。终极所有者主要通过哪些方式使现金流量权与控制权分离从而集中控制权呢?以下对终极所有者加强控制的方式进行文献回顾。

三、终极所有者加强控制的方式

学者们研究发现,公司终极所有者实现投票权与现金流量权分离(即两权分离)的方式主要有金字塔结构、同股不同权、交叉持股、唯一股东控制和所有者参与管理等。

第一,金字塔结构方式是各国家公司终极所有者使现金流量权与控制权分离的最主要的手段。(La Porta et al.;Claessens et al.;Aldrighi;Chernykh)[5-6][10-11]。金字塔结构是指一公司持有另一公司的主要股份,而另一公司又持有第三个公司的主要股份,这一过程可以重复多次进行。Fan和Wong研究发现,当“两权”未分离时,达到有效控制后的现金流量权的增加同时增加协同效应和壕沟效应;当“两权”分离时,终极控制股东以较少的现金流量就能获得有效控制,现金流量带来壕沟效应而非协同效应。“两权”分离度越大,控制股东剥削其他股东的诱因也越大。当法制不健全,大股东的控制权缺乏有效地监督和制约时,大股东就越有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转移公司资源。终极控制股东为了谋取控制私利,常通过增加金字塔层级分离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由于信息不对称性,终极控制股东可以通过提前确认收益,延迟确认损失,增加会计利润以掩盖真实的公司业绩。现金流量权是终极控制股东最长控制链上投票权乘积之和。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金字塔层级增加,现金流量权减少,终极控制股东操纵财务报告和会计政策的动机降低,会计稳健性可能提高[13]。杨克智和谢志华以2003-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我国金字塔股权结构中,终极控股股东持股比率(即现金流量权)与会计稳健性负相关。另一方面,金字塔层级增加导致“两权”分离度提高,终极控制股东以更少的现金流就能控制投资组合企业,由于控制权所获得的转移公司资源利益大于由于现金流量权所带来的损失,因此,当金字塔层级增加时,“两权”分离度的提高增加了控制股东的掠夺动机和能力[21]。

La Porta et al.的研究数据发现,在拥有终极所有者的样本公司中有26%的公司通过金字塔结构方式控制公司。其中,股东权益法律保护健全的12个国家或地区比例为18%,股东权益法律保护不健全的15个地区的比例为31%。同时说明健全的法律保护对公司采用金字塔结构控制公司的行为有约束作用。通过金字塔结构方式控制公司比例最高的是比利时(79%),其次是以色列(53%)和瑞典(53%),新加坡、澳大利亚、德国和葡萄牙四国的比值都在40%以上[4]。Claessens et al.的对东亚地区采用金字塔结构方式控制公司的研究发现,东亚地区非广泛持有型公司中通过金字塔结构控制公司的比例占38.7%。其中,印度尼西亚最高(66.9%),其次是新加坡(55%)和台湾地区(49%)[6]。Faccio和Lang研究发现,通过金字塔结构控制公司也是西欧公司中使现金流量权与控制权分离的重要方式。西欧地区样本国家中平均有19.13%的公司采用金字塔结构,其中最高的是挪威(33.90%),其次是比利时(25.00%)和德国(22.89%),最低的是芬兰(7.46%)[7]。Aldrighi[10]对巴西的研究发现,50%左右的公司通过金字塔结构控制;虽然19至2002年间有下降的趋势,但金字塔结构仍旧是巴西终极所有者加强控制权的重要手段。Chernykh[11]研究发现,金字塔结构是俄罗斯加强控制的主要手段。Bany-Ariffin et al.实证研究了马来西亚公司的金字塔结构、现金流量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如何使终极所有者为了自利且避免惩罚而控制公司的资源。研究结果发现,马来西亚的公司采用金字塔结构加强控制的程度较高[19]。

梁利辉[22]等对中国上市公司终极控制股东金字塔股权结构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见表9。

从表9可见,国有和非国有金字塔股权结构公司的平均层级分别为1.94级和1.60级,与刘运国和吴小云的统计结果一致。在国有上市公司中金字塔层级为2级的公司所占比例最大,为42.86%;其次是1级,占36%。非国有上市公司中金字塔层级为1级的公司所占比例最大,为59.44%;其次是2级,占27.77%。国有和非国有上市公司中金字塔层级为1级和2级的样本量占各自总体的累计比重分别为78.86%和87.21%。表9反映出,我国金字塔股权结构公司中,控制股东主要通过1―2两个中间公司控制上市公司,国有和非国有上市公司金字塔股权安排差异较大,非国有上市公司平均金字塔层级更低,低层级公司所占比重更大[22]。

第二,同股不同权方式也是世界各国和地区用以加强控制的手段之一。La Porta et al.研究发现,27个样本国家或地区中平均18.56%的资本控制着20%的投票权。其中,股东权益法律保护健全的12个国家平均19.65%的资本控制着20%的投票权,股东权益法律保护不健全的15个国家平均17.69%的资本控制着20%的投票权。爱尔兰、日本、新西兰、新加坡、英国、希腊、以色列和葡萄牙等国不存在同股不股权现象。同股不同权现象比较严重的是瑞典、西班牙和丹麦[5]。Faccio和Lang对西欧13个国家的研究发现,西欧的一些国家禁止发行二元化股份或限制发行二元化股份的比例。瑞典和芬兰规定了最低投票权限额,但表现出比其他国家或地区更大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度。瑞典公司发行二元化股份的比例最高(66.07%),其次是瑞士(51.17%)和意大利(41.35%)。最低的是葡萄牙(0.00%)、比利时(0.00%)和西班牙(0.16%)[7]。

第三,交叉持股也是公司加强控制的方式之一,但较少公司采用,有的国家或地区甚至限制使用交叉持股。交叉持股指一个公司沿着控制链进一步持有同一集团内另一公司的股份(Claessens et al.)[6]。La Porta et al.[5]研究发现,除瑞典和德国等少数国家外,其它国家或地区的公司较少采用交叉持股方式。在20%投票权阈值下,世界27个国家或地区中采用交叉持股的公司仅占3.15%。同时一个有趣的发现是,有法律限制交叉持股控制公司的国家交叉持股现象更普遍。如德国法律限制交叉持股,但该国通过交叉持股控制公司的比例是27个样本国家或地区中最高的,达到20%。Claessens et al.研究发现东亚地区采用交叉持股的公司占10.1%[6],Faccio和Lang研究发现,西欧13个国家的公司采用交叉持股的仅占0.73%。Chernykh研究发现,俄罗斯在50%的投票权阈值下,采用交叉持股的公司比例为6%,其中私人控制公司较多采用此方式[11]。

第四,成为公司唯一控制者是终极所有者加强控制权的另一种方式。Faccio和Lang[7]及Claessens et al.[6]将公司的第二大股东限定为至少持有10%投票权的股东,如果不存在这样的股东,就称公司为唯一控制型公司。唯一控制型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因为不受其他势力较大股东的影响,很容易控制董事会从而加强公司的控制。如果存在这样的第二大股东,第一大股东对公司的控制度就会受影响。在20%的投票权阈值下,Claessens et al.研究发现东亚9个国家或地区非广泛持有型公司有67.8%的公司通过成为公司的唯一控制者控制公司[6]。Faccio和Lang研究发现西欧国家的非广泛持有型公司有53.99%的公司是唯一控制型公司[7]。

第五,公司所有者参与公司管理是公司加强控制的重要方式。所有者参与管理是指所有者的成员成为公司的总裁或董事会主席、名誉主席或副主席。大量的研究发现,家族控制型公司的家族成员参与公司管理的现象非常普遍。La Porta et al.研究发现,世界27个国家或地区的样本公司在20%投票权阈值下,平均有69%的家族控制型公司的家族成员参与公司管理。其中,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意大利和瑞士达到100%[5]。Claessens et al.研究发现,东亚地区所有者参与管理公司的平均比例达57.1%。其中,日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台湾地区超过70%[6]。Faccio和Lang研究发现,西欧国家所有者参与管理的公司平均比例达68.45%。其中,奥地利、比利时、爱尔兰、英国、瑞典、意大利和瑞士超过70%[7]。

梁利辉[23]对我国民营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方式、股权结构以及是否指定管理层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见表10。

表10数据显示,我国民营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方式单一,主要通过直接控制、金字塔控制和交叉持股控制三种形式控制上市公司。其中,金字塔控制是最主要的控制方式,占75.95%;其次是直接控制,占23.81%;交叉持股方式最少,不到1%。从控制权来看,实际控制人的控制权都在36%以上,其中,交叉持股方式最高,近45%。在现金流量权方面,三种控制方式的差异较大,直接控制公司的平均现金流量权最高,近40%,金字塔持股最低,为27%。直接持股两权未偏离,交叉持股控制和金字塔持股控制两权偏离且偏离度相近,都在10%左右。表1还呈现出民营上市公司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指定管理层,即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副董事长在控制链条公司里任职。在直接持股方式中,有93%的民营上市公司指定了管理层,金字塔持股上市公司指定管理层的公司达到71%,交叉持股上市公司最少,但也达到了44%。表10反映出实际控制人通过集中股权、操纵管理层加强对上市公司的控制[23]。

本文根据国内外经典文献对公司终极所有权结构进行了文献回顾。研究发现,除英、美和日等少数国家终极股权相对分散外,其他无论是经济发达国家还是经济欠发达国家,终极股权都在一定程度上相对集中。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的基础。终极股权结构的研究推翻了Berle和Means[1]提出的股权广泛分散的观点,为现代公司治理和研究指明了方向。国内外主流文献研究发现,终极控制股权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集中,而且通过层层金字塔股权结构,以较少的现金流量权获得更大的控制权,实现两权偏离,易于产生掠夺外部投资者(中小股东/债权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同时,现有文献研究还发现,终极控制股东通过同股不同权、交叉持股、成为公司唯一控制者和参与公司管理等手段加强对公司的控制,获得超额控制利益。终极控制股权研究更深入地揭示了终极控制股东的动机与行为。

①广泛持有型公司指公司终极股权高度分散,不存在终极控制者的公司。

②非广泛持有型公司指公司终极股权相对集中,拥有终极控制者的公司。

③表1中第一个均值指12个股东权益法律保护健全的国家或地区各类型公司所占比例的样本均值。

④表1中第二个均值指15个股东权益法律保护不健全的国家或地区各类型公司所占比例的样本均值。

⑤表1中样本均值指27个国家或地区各类型公司所占比例的样本均值。

⑥Faccio和Lang(2002)研究发现西欧地区两权分离度的均值是0.868,Claessens et al.(2000)研究发现东亚地区两权分离度的均值是0.746。

⑦两权偏离度以现金流量权/控制权表示,比值越大说明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的分离程度越小。

作者介绍:梁利辉,四川理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教授,硕士生导师,E-mail:lianglihui0991@126.com,四川 自贡 643000

篇2:连动结构研究综述

连动结构研究综述

连动结构一直是语法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也取得了很多成果,这些成果是我们进行进一步研究工作的'基础.文章对百余年连动结构的研究进行了一些梳理,分四个阶段进行综述,同时进行了简单的评论.

作 者:许有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2 刊 名:兰州学刊 英文刊名:LANZHOU ACADEMIC JOURNAL 年,卷(期):2007 “”(9) 分类号:H146 关键词:连动结构   综述   形式   意义  

篇3:钢骨混凝土结构抗震研究综述

钢骨混凝土结构抗震研究综述

介绍了钢骨混凝土结构的特点以及抗震研究发展现状,指出了这种结构在抗震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作 者:吴平川 张令心 杨克勇 WU Ping-Chuan ZHANG Ling-xin YANG Ke-gong  作者单位:吴平川,张令心,WU Ping-Chuan,ZHANG Ling-xin(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杨克勇,YANG Ke-gong(哈尔滨市市政建设综合开发公司,黑龙江,哈尔滨,150076)

刊 名:世界地震工程  ISTIC PKU英文刊名:WORLD EARTHQUAKE ENGINEERING 年,卷(期):2007 23(4) 分类号:P315 关键词:钢骨混凝土结构   抗震研究   非线性分析  

篇4:组织结构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1、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组织结构理论发展的主要趋势

70年代中期以来组织结构理论有了新的长足发展,除了在这之前已经出现的组织结构理论的发展外,还出现了4个与结构权变理论分庭抗礼的新范式;它们是:制度组织理论、总体生态理论、资源依赖理论和组织经济学,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组织结构理论的发展呈现出以下5个主要趋势。

(1)在古典组织结构理论开创的道路上继续发展组织结构理论。泰耶尔(Thayer)的非层级结构模型,黑格(Hage)的组织控制理论继续对组织结构的权责结构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分析。

(2)在人际关系和行为科学的组织结构理论开辟的理论传统上进一步发展组织结构理论。斯梅尔斯克(Smircich)的组织符号主义,费恩(Fine)的组织文化理论,费古逊(Ferguson)的男女平等主义组织理论,沙通(Sutton)和拉发里(Rafaeli)的情感主义组织理论进一步地从情感和人性复杂性的角度分析非正式组织结构的运作过程和功能。

(3)结构权变理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结构权变理论产生于60年代,在70年代中期以后受到各种新的组织理论的冲击,逐渐失去其支配地位。尽管如此,在80年代和90年代,它仍然为许多研究者所推崇,井有很大的发展。权变要素的研究范围扩大任务相互依赖和产品生命周期被作为权变要素加以研究,对信息处理模型和网络组织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4)社会学继续为组织结构理论的发展提供新的理论工具。在60年代和70年代,社会学对组织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最为强大的影响,组织社会学成为组织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70年代中期以来,呈现了3个新的以社会学为基础的组织结构理论,它们是汉南(Hannan)和弗瑞曼(Freeman)的总体生态理论,迈耶尔(Meyer)和罗万(Rowan)以及祖克尔(Zucker)的制度理论,帕弗尔(Pfeffer)和沙兰西克(Salancik)的资源依赖理论。这3个理论范式的一个共同观点认为,组织环境是组织结构的主要决定力量,而不是管理者主导了组织结构的变革,因此,这3个理论范式属于环境决定组织结构理论的类别。总体生态理论认为,组织变革的主要机制并不是由单个组织进行的有目的的调整,而是一个达尔文式的自然选择过程,因此,当一个组织在总体水平上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将会被新的适应性强的组织所取代。总体生态理论的研究文献包含了一些所特有的专业词汇、数学模型和统计程序。制度理论认为,组织结构主要不是由完成一定工作任务的客观需要决定,而是迎合更大社会范围的团体关于组织形式的合法性、有效性和理性的看法的产物。因此,一个组织的组织结构就有表面结构和实质结构之分。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组织对外部资源有依赖性,因而力求通过许多手段去控制这些资源,组织有维持独立的倾向。

(5)在70年代,经济学开拓了组织理论新的发展空间,并且在80年代和90年代,经济学对组织理论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巴尼(Barney)和大内(Ouchi)在1986年出版的《组织经济学:理解和研究组织的一种新的范式》一书中,明确提出了组织经济学的概念,用来说明经济学对组织理论的贡献。经济学对组织理论的贡献,主要包括三个理论。一个是詹森(Jensen)和麦克林(Meckling)的代理理论,另一个是威廉姆森(Williamson)的交易费用理论,还有一个是波特(Porter)在1985年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这三个理论中,代理理论对组织结构的研究影响最大,詹森曾宣称要以代理理论为基础进行“一场在组织科学中的革命”。

2、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组织结构理论发展的主要趋势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组织结构理论在以上五个类别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英国管理学会(BIM)做了一次题为“扁平组织”的调查,结果显示包括英国石油公司,英国电信电报公司在内的90%的英国企业正在进行组织结构精简和扁平化。 企业的组织结构由传统的等级制发展到扁平式是信息技术和市场竞争发展的必然结果。相关的研究成果比较多,主要代表人物和他们提出的观点总结如下:

当代最伟大的管理宗师彼得・ 德鲁克早在十多年前就提出了基于知识经济下企业的组织变革问题。他说:“后的典型大企业,其管理层级将不及今天的一半,管理人员也不及今天的1/3。在这样的企业中,工作将由跨部门的专家小组来完成,协调与控制将更多地依赖雇员的自律意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根源在于信息技术。……在我的脑海里,未来的典型企业应该被称为信息型组织。它以知识为基础,由各种各样的专家组成。这些专家根据来自同事、客户和上级的大量信息,自主决策、自我管理。”(德鲁克,1988,第1、2页)。

彼得・圣吉(Peter Senge)认为,要使企业能适应不断变革的未来环境,就要求企业的成员和企业本身要不断的学习,成为学习型的组织。他提出通过系统思考、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和团体学习的五项修炼的融合,把企业缔造成一个学习型组织(彼得・圣吉,1990)。

哈佛商学院的罗莎贝恩・莫斯・坎特(Rosabeth Moss Kanter)认为未来的组织变革应当恢复以人为本,他认为未来组织的变革将由六个重要的转变组成,而每个转变都包括着重要的人文因索,这六个转变是:在人员配备原则上,从臃肿到精简的转变;在组织结构形式上,从垂直到水平的转变;在劳动力的使用上,从一统化到多样性的转变,即工作中使用越来越多的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的人;在权力的源泉上,从以职务或职位为基础向专家和专业知识为基础的转变;在员工的忠诚感上,从对公司的忠诚转向对价值流小组的忠诚;在企业成员的职业财产方面,从组织财富向名誉财富的转变,即个人的成功和对组织的适应不是依靠自己在制度化的企业中的经验和关系网,而是依靠可移动的技能及信誉(R・莫斯・坎特,1997),

关于未来企业组织结构变革具体的形式,从研究的结果看,认为未来的企业组织结构形式是战略联盟、虚拟企业( EIU,1997),大脑型组织( M・ F・鲁宾斯坦,1999),顾客导向型的水平组织(詹姆斯・迈天,1995)。而未来这些各不相同的企业组织结构形式的共同特征是:以顾客为导向的水平型组织。

在以上理论的指导下,90年代以来,西方企业尤其是大型工业企业纷纷加强了组织结构变革的力度掀起了组织结构变革的一轮热潮。1992-1993年后;许多企业相继推出了新的组织结构变革计划.据有关资料报道:到1995年底,全球500家最大公司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组织结构变革(刘海云,1993)。这次组织结构变革具有如下基本特点:

(1)目标长远而且深刻,带有明显的战略性。90年代以来,西方主要工业国家经济的相继回升,给企业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许多企业已充分认识到,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不再仅仅是不断研究变化中的环境以及相应的有效战略的能力,而是以不断变换的方法调动其资源以成功地实施战略的能力,即公司的组织管理能力,在今后的竞争中公司组织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将是公司成败的关键。因此,不仅是业绩不好的公司,而且包括业绩优秀的大公司也在实施大规模的组织结构变革。

(2)企业规模缩小,员工裁减成为组织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英荷壳牌石油公司1994年利润达到创记录的40亿英磅,当年投资收益率为 10.4%,尽管如此,1995年初,该公司还对内部组织进行了重大改革,将设在伦敦和海牙两个总部的职员人数由原来的3900名减少到2700名,裁员幅度为30%,取消了四个洲级地区总公司,精减了总部职能部门.1993年美国大型企业宣布裁员60万,不仅高出1991年的25%、甚至比衰退年份的总裁员量也要高.并且,裁员的对象有了质的变化80年代的组织结构变革主集中于裁减一线蓝领工人,而90代以来的解雇职员中相当一部分是白领工人.例如。福特汽车公司1991年管理阶层的职员就裁减了30%以上。

(3)管理层次大幅度减少,重心由基层移向中高层。据估计美国《幸福》杂志所列全球最大的500家企业在1990-1995年间平均减少管理层次3个左右,美国通用电器公司董事长韦尔奇于80年代中期开始致力于减少组织层次,最初通过大规模约兼并和分解,重新组合公司以业务为中心的企业单位,随后逐步取消了部门经理这一层次,并于1991年取消了生产副董事长这一层次,规定13个主要企业的主管直接向他汇报工作。1993年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将原有的7级管理层次压缩为4级。

(4)对传统的作业流程进行重新设计和安排。从流程的角度集成职能部门,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组织结构。如英荷壳牌石油公司1995年的组织结构变革中彻底打破了原来的矩阵组织结构取消地区总公司,由过去地区和产品部门的多头管理转变为按业务范围进行的直接管理,重组后的壳牌石油公司,按勘探开采、石油产品(炼油和销售)、化工、天然气和煤炭五大主要业务建立五大产品业务集团,分别管理 120个国家和地区的子公司。

(5)“网络制”组织模式大量出现,“网络制”组织是指通过庞大的通讯系统将众多的部门和雇员联系起来,构成一个互相合作的网络;各网络点均听从最高决策层的指挥。这种结构彻底改变了原来由上而下的纵向信息传递方式,大大加强了横向联系,使组织更具弹性和灵活性。1993年IBM公司毅然废除了由13个事业部经理参加的经营委员会决策体制,高层主管通这公司内部电子邮件系统,并跨越组织等级链直接与项目负贵入和低层人员沟通和协调,大大提高了组织决策效率。

(6)母子公司之间的组织关系正在发生实质性变化。众所周知,80年代组织结构变革的一个明显趋势是“化大为小”,组建所谓“公司中的公司”,将总部分割成众多的独立决策单位.而如今这一趋势己经产生实质变化。许多企业只倾向于紧密控制最关键的功能公司,如研究开发以及市场营销等。而把生产活动从公司活动中彻底分离出去以分包的形式借助于众多独立的生产供应商完成.在这种组织体系下,供应商与核心企业不属于同一个公司;但在共同的战略和政策体系下运营,形成一种具有一体化效应的虚拟组织。这种组织中产品生产调整,规模的调整以及组织结构的调整都是通过对生产供应商的重新组合来完成,调整成本很低,而适应性又很强。如美国的耐克公司1993年年销售额近40亿美元,其商品生产100%实行分包,全公司只雇佣了 9000名员工,而设在不同国家的独立分包商们却雇佣75000人,公司主要从事设计、开发。营销、管理等高附加值活动。

由此可见,国外在企业组织结构理论研究、组织结构方案的实际设计和管理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研究成果较为系统和前沿,值得我们借鉴。

来源:中人网

篇5:自适应结构综述

自适应结构综述

开展自适应结构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衰减与控制大型柔性空间结构的振动,并保持其外形.在这种结构的承力部分集成有作动器、传感器和控制器,可对内部或外部激励自动地作出响应,并进行调整.自适应结构在未来大型空间飞行器中将具有重要的且不可代替的作用,文中对自适应结构的有关技术进行了综合论述,内容包括自适应结构的发展背景、定义与组成、基本概念与理论,以及有关关键技术.

作 者:夏人伟 Xia Renwei  作者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 刊 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ISTIC EI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年,卷(期):1999 25(6) 分类号:V414.19 关键词:结构设计   结构材料   结构工程   自适应结构   智能结构   机敏结构  

篇6:介词从与从字结构研究综述

介词从与从字结构研究综述

语法学界对介词“从”及相关问题的研究相当多,并且成果丰硕.鉴于介词“从”以及“从”字结构在现代汉语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与“从”相关的介词框架在汉语语法中更是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为了更好地研究与介词“从”相关的问题,本文着重对介词“从”以及“从”字结构的研究成果进行深入细致地梳理.

作 者:胡彩敏  作者单位:浙江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 刊 名:现代语文(语言研究) 英文刊名:MODERN CHINESE 年,卷(期):2007 “”(10) 分类号:H1 关键词: 

篇7:资本结构与公司治理研究综述

资本结构与公司治理研究综述

综述了国内外资本结构与公司治理的研究,并对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及设想提出了三个问题.

作 者:刘飞 汤孟飞 LIU Fei TANG Meng-fei  作者单位:番禺职业技术学院,财经系,广东,广州,51148 刊 名: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PANYU POLYTECHNIC 年,卷(期):2006 5(1) 分类号:F27 关键词:资本结构   公司治理   金融体制  

篇8:土木结构文献综述

土木结构文献综述模板

毕业设计(论文)文献综述

题 目: 舟山教学楼建筑结构设计

学 院: 船舶与建筑工程学院

学生姓名: 叶志威

专 业: 土木工程

班 级: A08土木2

指导教师: 顾若飞

起迄日期:__2011.10.5-2011.11.5 _

11 月 25日

文献综述

1 前言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经济水平的飞跃,人们对于建筑的要求已越来越高。对于建筑评估不仅是从其使用性,耐久性以及稳定性等各个方面。随着建筑业的发展,以及施工单位及设计单位的探讨并从实践中总结出结果,逐步认识到了框架结构在当代建筑建设中的优越性。框架结构有其自身的优点:承载力大、结构自重轻、抗震性能好、造价低、材料来源广泛、耐火性好、结构刚度大、使用维修费用低等。与其他结构相比框架结构有其自身的优越性,文献《浅谈框架结构设计中的几点经验》(作者:王光友,安徽:滁州市建筑勘察设计院,2003)认为,在合理的高度和层数的情况下,框架结构能够提供较大的建筑空间,其平面布置比较的灵活,可适合多种工艺与使用功能的要求。基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框架结构的优越性已被建筑各界所共识,近几年来世界各地框架结构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纪元。接下来的将是在发展框架结构的同时所发生的机遇以及对于建设从业人员的不断挑战。 2 主题

2.1 地基基础设计、处理与加固技术

地基处理是指对建筑物和设备的基础下的受力层进行提高其强度和稳定性的强化处理。处理地基的方法有很多,其中包括孔内深层强夯法、换填垫层法、强夯法、砂石桩法、振冲法、水泥土搅拌法、高压喷射注浆法、预压法、夯实水泥土桩法、、灰土挤密桩法和土挤密桩法、柱锤冲扩桩法、单液硅化法和碱液法等。随着科技的发展地基处理技术及加固技术已经不断地更新更符合当代建筑发展的需要。文献《地基基础设计中的若干问题探讨》(作者:贾卫超,梁鹏虎,产业与科技论坛,第9卷第1期)中认为,地基基础设计历来是建筑工程结构设计的重要内容,施工中问题较多的也往往是地下部分。对于地基基础设计中我们应从地下室底板的受力、静压桩的适用性、多高层建筑的'沉降控制、基础的倾斜与偏心、沉降控制复合桩基的适用条件等问题进行设计并且实施研究。文献《浅谈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设计的心得体会》(作者:刘平湘,沿海企业与科技,2010第5期)基础部分:对于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柱下扩展基础较宽或地基不均匀及地基较软时宜采用柱下条基;建筑地段较好、基础埋深大于3m时,应建议做地下室;地下室外墙为混凝土时,相应的楼层处梁和基础梁可取

消;抗震缝、伸缩缝在地面以下可不设,连接处应加强但沉降缝两侧墙体基础一定要分开。即使这样操作,也会产生我们不想看到的事情。文献《框架结构房屋地基基础不均匀沉降危害分析及对策研究》(作者:王永辉,建筑科学,2009)中认为,由于地基基础不均匀沉降产生的工程质量事故,轻则影响建筑物的美观,破坏室内外装修,造成房屋使用者心理上的不安,重则造成墙体渗水和灌风,影响建筑物的使用功能,更严重的会引起墙倒屋塌,出现伤人事故和财产损失。因此我们在地基设计时应重视对于地基基础不均匀沉降的处理。而地基的缺陷处理也是在设计上不容我们所忽略的,文献《浅谈地基基础缺陷处理及地基加固.》(作者:孙维莎,民营科技,20第5期)中认为,地基基础缺陷的处理应综合考虑下列因素:①、地基基础缺陷的种类及其对建筑物使用、安全、耐久性等方面的影响;②、上部结构的整体性、安全度、使用要求等具体情况对地基基础变形的适应性;③、地基基础变形、结构变形的数值,发展速度和趋势;④、地基基础缺陷和加固上部结构的可能性和经济性。综合考虑了地基基础缺陷的综合因素以后,文献《地基基础缺陷处理方法浅析》(作者:王海波,建筑工程)中认为,地基基础处理的措施有:对上部结构进行维护;对上部结构进行加固或减荷,基础加固、地基加固。上述几种措施有时不单独采用,有时需多种措施综合采用。通过这些方法的处理,可以有效的避免由于地基缺陷所造成的问题。我们不仅要对缺陷进行处理,还要对已有建筑的基础进行加固以保证其安全的使用。文献《已有建筑地基基础的加固策略》(作者:李贞龙,建筑设计管理,2010年第1期(第27卷总第155期))中,认为一般的,建筑物基础加固时应按以下程序进行:第一步,查明建筑物破坏的原因。第二步,经选择、优化后确定建筑物基础加固方案。第三步,确定建筑物基础加固施工的技术措施与应变方案。第四步,进行地基加固或基础托换。第五步,进行基础与承台加固及二者的连接。第六步,纠偏,结构加固补强。因此,地基的设计处理及其加固技术在框架结构上是相当重要的,我们要将其作为设计与处理的第一要务。

2.2 框架结构主体设计与施工方法

框架结构的设计过程有其自身的特点,文献《论建筑物框架结构设计的基本过程》(作者:王 艳,吴家旭,科技天地)中认为,框架结构设计包括:看懂各专业图纸;建模;软件进行结构计算;绘制结构图;出图及后期服务。总之,设计单位要做到最好乃至工程完工。文献《对民用建筑多层框架结构设计的概述》(作者:黄健军,建材与装饰,6月)中认为,多层框架电算结果中梁、柱的配筋调整和设计中应注意的问题:①、截面尺寸的选择,梁、柱的截面尺寸的选择是框架结构设计的前提,应符合规范所要求的“强柱弱梁强节点”;②、梁、柱的适宜配筋率 框架梁的配筋在设计中应掌握“适中”的原则,一般情况下其配筋率宜

取0.4%~1.5%框架柱的全部纵向受力钢筋的配筋率宜取1%~3%。另外当梁端的纵向受拉钢筋最小配筋率大于2%时,其箍筋的最小直径应增2mm;③、框架柱配筋的调整 应选择最不利的方向进行框架计算,另外也可分别从纵、横两个方向计算后比较同一侧面的配筋,取其较大值,并采用对称配筋的原则;④、框架梁裂缝宽度、斜截面配筋调整 在满足梁柱的截面尺寸和配筋率的情况下,仍需在计算配筋后进行梁的裂缝宽度的验算和满足梁端斜截面“强剪弱弯”条件下的梁端配筋调整。随着社会的发展,由于各种原因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在设计框架结构时同样也免不了对抗震的设计,文献《钢筋混凝土多层框架结构的地震控制设计》(作者:黄小弟,工程建设)中认为,钢筋混凝土多高层房屋的抗震设计要求, 不仅与建筑重要性和地震烈度有关, 而且与建筑结构本身潜在的抗震能力有关。当结构布置不十分合理时, 可将单向框架加固为双向框架; 当平面布置不规则而产生明显的扭转效应时, 可将不规则平面分割成规则平面、增设钢筋混凝土抗震墙或翼墙、砌体填充墙、抗震支撑、消能支撑等抗侧力构件加固; 当结构刚度差时, 可增设钢筋混凝土翼墙、砌体填充墙、抗震支撑、消能支撑等抗侧力构件加固; 当女儿墙超高时, 可采用拆矮、内加构造柱、增设斜钢拉杆加固。通过这些方法来增加框架结构的抗震能力。文献《of the SPIE Vo1》(作者:Proc,ma rt Systems for Bridges,Structures,and Highways,PP.479-486)中认为,为了避免较大误差,在设计过程中应该对计算周期应该进行折减。一般情况.周期折减系数的取值: 当填充墙为砌体时,取0.6~0.7; 为轻质砌块或砌体填充墙较少时, 取0.7~0.8; 当填充墙为轻质墙体板材时,取0.9;无填充墙的纯框架取1.0。可以看出,填充墙的刚度越小对框架的周期影响越小,吸收地震作用的能力也越弱.

框架结构的设计是施工的前提,然而良好的施工技术以及方案则是实现设计的必要条件。文献《多层框架结构现浇梁板施工工艺的探讨》(作者:席卫忠,山西建筑,第28卷第5期,5月)中认为,采用混凝土二次浇灌、混凝土侧下料、分段流水作业解决了大跨度、大面积现浇梁板施工中诸多弊端。通过严格控制混凝土配合比及搅拌时间, 二次浇灌前用水润湿接触面, 保证了浇灌用混凝土质量, 解决了混凝土现浇梁板施工中的技术难题。框架结构中节点的施工时十分重要的,目前由于建筑的需要都追求无缝节点的施工,文献《浅谈框架结构梁柱节点施工工艺及质量控制》(作者:贺炜清,建筑与发展)中认为,框架结构节点处,经常会出现柱混凝土强度等级比同一层梁板高的情况,通常的施工方法是先浇节点处混凝土强度等级高的核心部分,然后于初凝前再浇梁板混凝土。对于节点的施工措施,文献《浅现浇框架结构节点施工质量的防治措施》(作者:谭昌勇,建筑工程,2010)中认为,框架节点施工质量的措施应注意:①、节点上下层柱的中心线要保证准确传递。②、节点钢筋安装应保证钢筋数量、规格、钢号、埋设长度和位置符合设计要求。总之,在做好整体施工的同时

要注意特殊地方的施工并掌握其施工工艺。在设计和施工都做到很好的情况下,最后也可能出现建筑上的质量等方面的通病。文献《多层框架结构钢筋绑扎质量通病及防治措施》(作者:卢大昌)中认为,出现质量问题的原因有:①、主梁支座处柱箍的缺漏;②、主次梁交叉处吊筋位移;③、梁底弯起钢筋弯起点位置不正确;④、梁钢筋排距不正;⑤、框架梁架立筋未通长设置;⑥、板角负弯矩钢筋绑扎不到位,对工程的监督除加强对以上通病的督促检查外还对框架结构平台钢筋实行主次梁钢筋绑扎与板钢筋绑扎分二次监督检查的办法,这样发现问题便于整改也利于平台钢筋绑质量的提高。质量出现的问题中,裂缝的问题是十分严重的,文献《多层框架结构的裂缝控制分析》(作者:肖伟年,防水天地)中认为,裂缝的出现应从施工方面和设计方面进行有效的控制。

总之,在考虑了设计以及施工的常见问题的前提下,积极做好各个方面的相互关系将其做到做好。

3 总结

由于框架结构有其自身的优点,目前框架结构正被广泛的运用于各种建筑中。应该从设计方面加以深化和了解,将其有效的运用到建筑施工中,在配合施工的先进操作将框架结构的未来发展趋势推至另一个高度。作为一个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应该积极了解各方面的知识,不仅从设计方面,乃至施工方面有着更好的了解,使得做出的毕业设计符合各方面的要求。为自己以后从事的工作奠定基础,为自己未来的发展埋下伏笔。

[参考文献]

[1]王光友.浅谈框架结构设计中的几点经验[D].安徽:滁州市建筑勘察设计院,2003.

[2]贾卫超梁鹏虎.地基基础设计中的若干问题探讨[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0年第9卷第1期.

[3]刘平湘.浅谈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设计的心得体会[J].沿海企业与科技.2010第5期.

[4]王永辉. 框架结构房屋地基基础不均匀沉降危害分析及对策研究[J]. 建筑科学.2009.

[5]孙维莎.浅谈地基基础缺陷处理及地基加固[J].民营科技.2010年第5期.

[6]王海波.地基基础缺陷处理方法浅析[J].建筑工程.

[7]李贞龙.已有建筑地基基础的加固策略. 建筑设计管理.2010年第1 期.

[8]王 艳,吴家旭.论建筑物框架结构设计的基本过程[J].科技天地.

[9]黄健军.对民用建筑多层框架结构设计的概述.建材与装饰[J].206月.

[10]黄小弟.钢筋混凝土多层框架结构的地震控制设计[J].工程建设.

[11]Proc.of the SPIE Vo1.4330.Sma rt Systems for Bridges,Structures,and Highways,PP.479-486.

[12]席卫忠.多层框架结构现浇梁板施工工艺的探讨[J].山西建筑.第28卷第5期.205月.

[13]贺炜清.浅谈框架结构梁柱节点施工工艺及质量控制[J].建筑与发展.

[14]谭昌勇.现浇框架结构节点施工质量的防治措施[J].建筑工程.2010.

[15]Mita A and Yokoi I(2001).Fiber Bragg Grating Accelerometer for Building and Civil Infrastructure.

[16]卢大昌.多层框架结构钢筋绑扎质量通病及防治措施.

[17]肖伟年.多层框架结构的裂缝控制分析.防水天地.

[18] 蓝宗建,朱万福.混凝土结构与砌体结构设计.东南大学出版社.1月第二版.

[19] 陈仁朝.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设计问题初探[J].建筑技术与应用.2004.

[20] GB50204-2002,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S].

篇9:研究综述:李清照

研究综述:李清照

李清照是宋代首屈一指的女性作家,她以其女性身份和卓越的艺术成就,而成为20世纪宋词研究中仅次于苏轼的第二大研究“热点”。2000—2001两年间有关李清照其人其作的研究论文多达60余篇。本文试就两年来李清照研究中值得关注的情况综述如下:

一、对李清照创作的女性文化观照

近年来,以女性的视角对女性作家及其作品进行文化观照已成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新动向,这种新动向突出地反映在李清照研究之中。罗斯宁《李清照与宋代女性词》(《中山大学学报》第1期),从女性文学的角度考察了李清照的词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者认为:宋代女性词具有女性自我意识觉醒、自尊自强的要求、自恋自怜的情结等思想感情特色,在艺术上多委婉情深、率真自然、浅白通俗。李清照词集宋代女性词之大成,成为宋代女性词的杰出代表。由于李清照深厚的文化修养和过人的抱负,故而其词具有了一种超乎女性词的“丈夫气”。这种丈夫气表现为:(一)芬馨神骏,柔中见刚。(二)意境沉博,大家风度。(三)感性与理性并重,自然而尖新。这样便对兼有女性词与士大夫词之长的“易安词”有了比较全面的体认。

杨海明《凄清孤寂:李清照词所表现的女性情怀》(《文史知识》20第8期),认为李清照词之所以能卓然自成一家,一个颇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她以女性特有的视角和笔触去感知人生和抒写感情。这种女性特色体现在词中便是那一种凄清孤寂的情怀。接着他从社会背景、婚姻家庭生活和个性气质等方面阐述了这种情怀产生的原因。文章最后结合朱淑真和魏夫人这两位女性词人的生平与创作,指出哀怨心绪和孤凄情怀是宋代女性词人所共有的“时代病”。

张忠纲、綦维《李清照的女性意识》(《文史哲》第5期),对李清照这位生活在男性本位文化传统社会中的女性文学家的心态进行了细致而又深入的剖析。作者认为,李清照追求男女平等,刚强洒脱,但又不失女性之柔美。她厌恶俗世,心志高洁,深受隐逸思想的影响,甘心“隐于闺阁”,以其独特的方式实现着辅君报国的人生价值。她真诚地对待爱情婚姻,既隐忍大度,极尽为妻之道,又勇毅决绝,断不与无耻小人苟且为伍,这些都充分展示了李清照的女性意识。透过作者的分析,我们看到了李清照身上折射出来的聪慧典雅、柔婉坚韧的东方女性美的光辉。

二、对李清照主体情感和个性气质的探寻

对李清照主体情感和个性气质的研究与探讨,一直是李清照研究的重要内容。莫惊涛《李清照的情感世界及其表现形式》(《理论学刊》2000年第2期)、苏建新《从李清照的词看她一生的情感历程》(《孝感学院学报》20第5期)、李淑芬、廖雄飞《闺阁情·丈夫气·家国思:李清照思想性格特征浅论》(《南昌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王树荣《李清照的人格魅力》(《西部社会》2001年第5期)、李卫东《易安词的心路历程及其独特风格》(《南通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等数篇论文,即是对李清照主体情感和个性气质的继续探讨。其中莫惊涛一文是值得关注的一篇。作者认为李清照词作“无论是表现少年的天真活泼,还是反映初嫁的夫妻温情;无论是抒发离别的绵绵情思,还是展示晚境的凄凉悲苦,都渗透着一个‘情’字”。进而对其情感的表现形式进行了概括:内容上,以李清照的爱情词为观照对象,指出李清照的爱情是建立在知己之爱基础上的,她对于夫妇爱情生活的抒写纯洁高尚,艺术品位较高;表现技巧上,易安词善于移情于物、融情入景,审美体验摇曳多姿;语言上,作者认为李清照以惊人的才华,创造出明白如话、清新自然、音律和谐的诗词语言,淋漓尽致地传达着她内心的情感。苏建新一文谈到了李清照词对苏轼“自是一家”(即抒发真实性情)的继承,人们可以从李词中清晰看见她一生各个阶段欢快、幸福、相思、自信、悲凉的情感历程。李淑芬、廖雄飞一文则从社会环境、政治背景、个人遭遇和对李清照诗、词、文论作品的具体分析入手,充分展示了李清照既有女性柔婉的闺阁幽情,又有丈夫的倜傥豪迈之气以及慷慨激昂的家国之思的多重人格魅力。

三、关于李清照的比较研究

李清照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极不平凡的女性作家,她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除去其自身非凡的才华、渊博的学识之外,还与她善于学习和吸收前人的艺术经验有关。吴帆《论李清照词及〈词论〉对李煜创作的继承与借鉴》(《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2期),就探讨了李煜对李清照的影响。首先,二李词都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性。这种概括性表现为拓开了词的时空跨度与容量。其次,二李词都善于以独特的抒情手法塑造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最后是李清照《词论》对李煜《书评》的借鉴与继承。它表现为:1、两文的论证形式十分相似。2、两文俱敢于大胆揭露评析前贤,语势咄咄逼人,风格遒劲而有魄力。3、两文皆善用比喻,形象而逼切。谢皓烨《论李煜和李清照后期词作中悲剧体验的差异》(《泰安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运用对比分析的方法,将二李后期词的情感特质进行了研究,以二李后期词带有浓郁的悲剧性为着眼点,指出由于个人经历和思想意识的不同,二李词在传达生命感受和生命体验方面的差异性:李煜置身于生命无常的视点,仰视宇宙自然的永恒,表现了生命的现实悲剧性;李清照则置身于日常生活的视点,直面社会自然的变幻不定,传达了一种生活层面的悲剧性体验。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者注意到了李清照对其它作家的学习与借鉴。王爱玲《纤细幽微显个性:秦观李清照词异同比较》(《河北学刊》2000年第4期)一文从风格、题材内容、语言及艺术表现几个方面论析了秦观与李清照词作同中见异的美学特征。陈祖美先生《〈香奁集〉和〈漱玉词〉》(《文史知识》2000年第12期)一文考察了韩偓《香奁集》对李清照词创作的影响,并以之为“窗口”,对待字少女李清照的心灵世界作了一番窥探。

四、关于《词论》的研究

李清照的《词论》是我国词学批评史上出现较早的一篇论词专文。它不仅描述了当时词坛的创作情况,还根据作者的审美观念提出了对词体艺术的规范,因而受到历来研究者的重视。近两年的《词论》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拓展。顾易生《关于李清照〈词论〉的几点思考》(《文学遗产》2001年第3期)一文,对旧著(1981年版《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册》)中曾批评李清照《词论》“片面强调音律”、反对“以诗为词”的观点进行了反思,认为:李清照对词的音律提出严格要求,也展示了词律有其自由宽松的一面,并为以声律服务于抒情写景作出示范。从苏轼突破词律某些束缚到李清照强调音乐特征是合于历史进程的辩证发展,宋词文学性与音乐性结合的经验值得借鉴。在李清照对南唐君臣以及晏几道等词的评说中,反映出她的审美兴趣非常宽广,力图兼采众美,以诗赋散文的表现手法来充实开拓词境。

王昊《论李清照〈词论〉的女性主义话语立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2期)一文,以女性意识作为李清照《词论》话语立场的基点,强调《词论》是词体建构发展至该阶段对词体内部音乐性和文学性这一矛盾的一种共时性把握,其词体本质论的思想基础也正是女性意识。文章列举了今人对《词论》话语立场两种截然相反的阐释取向:“主旋律”论和“市民同调”论,并对此进行了剖析与反驳,认为:正是个性心理、家庭和时代文化氛围诸因素的综合作用,方能产生妇女文学史上李清照“这一个”特出的女词人及其空前绝后的理论建树——《词论》。

此外,还有文章涉及李清照的再嫁问题。这个问题,历来学者众说纷纭,近年来学者似乎已基本形成共识,认同李清照改嫁的事实。这两年马瑞芳先生连续发表《李清照再嫁之谜》(《文史知识》2000年第7期)和《李清照的两次婚姻》(《山东文学》2000年第8期),力图揭开李清照再嫁之谜。作者认为,因赵明诚曾纳妾,李清照与之有感情裂痕。赵去世后,李清照极端孤独,渴望温情,其时张汝舟明为爱“才”而实图“财”,李清照不幸落入张汝舟的圈套。前此虽已有人揭开此秘,然马先生以她女性特有的敏锐善感和优美的文笔,结合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深入到李清照的心灵深处,对其心理与性格进行分析,故读来仍有兴味。

总体上看,这两年李清照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但选题大量重复,论者只管自己立论而不顾已有研究成果的现象仍很严重。有些文章观点看似新颖,其实早有人道,只是没有去查阅前人的成果。本是陈词滥调,却自视为石破天惊之论。希望今后的李清照研究包括整个古代文学研究,论者在发表文章前,最好查查已有的成果,看看自己的“新见”是否有人“先获我心”。如果是“英雄所见略同”,最好是别开蹊径,何必浪费自己和读者的宝贵光阴。

篇10:郑观应研究综述

郑观应研究综述

郑观应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维新思想家和实业家。其生平活动与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密切相关;其著述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军事、外交、文学、教育、法学、新闻等诸多领域。曾对康梁、孙中山、毛泽东等人都产生过巨大影响,也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迄今出版、发表了一大批有关研究郑观应生平和思想的专著、论文和资料。本文拟对1949年以来郑观应研究的概况,分门别类,进行简要的介绍,以期对进一步深化郑观应的研究有一定的帮助。

一、专著、文集

1981年,夏东元出版了第一部研究郑观应的专著《郑观应传》。1996年,作者又在原书基础上补充、修订成《郑观应》。[1]作者立足于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揭示出郑观应思想体系和实践活动的历史进步意义。作者指出,郑观应思想体系的核心是:欲攘外,亟须自强;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该书认为,郑观应把“攘外”作为救国的头等大事,把“振工商”作为富强的根基,把“速立宪法”作为达到富强的政治保证。这一思想体系,在19世纪下半期的历史条件下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作者运用历史学和经济学相结合的方法,从社会经济形态变革的历史背景中去把握郑观应的思想发展脉络,进而从郑观应的思想体系框架内探究其社会实践的动机和意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线索将郑观应的思想和活动穿联贯通,揭示历史人物性格演变的内在逻辑,论证了郑观应思想和实践的历史进步性。从而作出郑观应是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是揭示民主与科学序幕的启蒙思想家的历史评价。1997年,易惠莉出版了《郑观应评传》,[2]对郑观应的思想和生平,作进一步深入的分析和研究。2000年,邓景滨出版了《实业诗人第一家――郑观应诗歌研究》,[3]为第一部专门研究郑观应诗歌成就的著作。

文集方面,1982年和1988年,夏东元编辑出版了《郑观应集》上、下册,[4]收录《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南游日记》、《西行日记》、《盛世危言后编》、《罗浮待鹤山人诗草》、《罗浮待鹤山房谈玄诗草》、《待鹤山人晚年纪念诗》、《香山郑慎馀堂待鹤老人嘱书》等书。该书收罗宏富、校勘精良,为研究郑观应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基础。此外,尚有1995年邓景滨编的《郑观应诗选》。[5]

二、郑观应生平与思想的综合研究

1957年发表的王炳义的《郑观应的改良主义思想》[6]和1958年发表的王永康的《郑观应其人及其思想》,[7]是较早对郑观应生平与思想进行较全面研究的文章。王炳义的文章指出,作为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的改良主义者,郑观应认为要使中国真正富强,必须进行变法维新。其改革方案归根结底都是围绕着“振兴商务”,进行“商战”,从发展中国资本主义民族工商业出发。经济上,主张实行保护贸易的关税政策,准许民间自办企业,并且要求朝廷加以保护;发展机器工业;开采矿产,举办近代交通事业;发展农业生产等。政治上,主张设立商务公所,以保护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学习西方议会制度和创立宪法;革除原有政治机构的腐败、贪污、冗官太多等弊端。在文化教育、社会等方面也提出改革措施。作者指出郑观应的思想代表着自19世纪60年代以后到戊戌变法以前改良主义的思想。其思想的基本精神是“主以中学(君主),辅以西学(立宪)”,是一种君主立宪论。他提出变法维新的主张,并与封建统治阶级进行思想上的斗争,打击清政府的君主专制政体。同时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他极力呼吁自强救国。因此其改良主义思想具有反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反映了当时广大爱国人民的要求,对以后的改良派产生一定影响,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但郑观应的思想也存在着对封建统治的依赖、对帝国主义的幻想、理论上落后和复古主义”倾向等局限性。王永康的文章认为,郑观应是一个商人出身的知识分子,具有较多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性,所以他在经济上特别提出“商务”、“护商”和“商战”的主张,在政治上也强调议院政治的重要性,他所反映的资产阶级要求是较同时代的人更为迫切的。郑观应从中国儒家唯心思想体系出发,提出“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实际上,就是要在政治上维护封建传统,在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这就是他的改良主义思想的基本依据。郑观应在经济上,从振兴商务的角度出发,要求发展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财政金融业,不但强调商品流通,而且注意商品生产;在政治上,主张在中国实行议院政治;在外交上,主张依照国际公法,修改或废除中国与外国侵略者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文化教育上,主张改革科举制度,推行实用教育与普及教育。作者还分析了郑观应与顽固守旧派在经济上、政治上、体用关系上的矛盾与斗争,强调郑观应的改良主义思想的进步意义和局限性。

1964年,邵循正发表《论郑观应》[8]一文,对郑观应的生平活动和思想的若干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在郑观应与买办的关系上,通过比较郑观应与买办唐廷枢、徐润经历、思想的异同,指出郑观应首先是一个爱国忧时,不满社会现状的封建知识分子。他虽然寄身买办阶层,但和一般买办并不气味相投。在郑观应和洋务派关系上,指出他们既存在合作共事,也存在观点上鲜明的冲突。关于郑观应向西方学习及其失败的问题,作者是认为《易言》和《盛世危言》分别代表郑观应19世纪六七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向西方学习的见解。在《盛世危言》中,郑观应主张更广泛地学习西方的“天学、地学、人学”,主张设立议院。但甲午战争以后,其思想日趋保守。他以中国民智未开,力主不可亟开议院,反映了改良主义者向外国资产阶级学习的愈来愈没有出路。作者还分析郑观应和盛宣怀集团分歧和合作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郑观应政治思想的迅速退化以至反动的影响。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有关郑观应思想的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夏东元连续发表《郑观应思想发展论》、[9]《论郑观应的一身四任――再论郑观应》、[10]《郑观应是揭开“民主”与“科学”序幕的思想家》[11]等文章,对郑观应的思想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在《郑观应思想发展论》中,作者指出,郑观应思想的精髓,首先是他的变法救国和重点防俄;其次是注重兵战,更注重商战。作者还通过郑观应兴办企业所采取的形式,反映郑观应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抵制的一面,也有依靠的一面。关于郑观应与盛宣怀的关系,作者认为由于两者在经济利益上密切联系,因而在诸多政治、经济问题上,观点一致。但由于郑观应毕竟是一个要反对侵略以救世为志并身体力行的思想家,故在实行立宪、设立议院等问题上,与盛宣怀又有分岐。对于郑观应不同时期的设议院行立宪主张的评价问题,作者指出甲午以后,郑观应主张缓行立宪,这与康梁等人为了避免维新运动的阻力把设议院暂不提到日程的思潮以及迎合江苏藩司邓华熙的意见有关。而1900年郑观应又力主速行立宪,这固然与维护风雨飘摇的清政府有关。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郑观应的立宪以收民心,也有一定的可取之处。《论郑观应的一身四任――再论郑观应》,通过对郑观应既是外国洋行的买办、又是民族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并兼任洋务企业的重要职务等四种交叉身份的剖析,指出买办可以变为自己的对立物民族资本家和改良主义者,而民族资本家、改良主义者同洋务派也有着同一性。郑观应能从一个买办变为民族资本家和改良主义者,主要是由于他

在青年时就有较为强烈的爱国思想。至于郑观应参与洋务运动,则是民族资本家和改良主义者参与洋务活动来实现其富强救国的主张的。作为主导面,郑观应是民族资本家和改良主义者。《郑观应是揭开“民主”与“科学”序幕的思想家》则通过对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对救国道路的探求的勾勒,以及郑观应“富强救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分析,指出郑观应把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发展近代工商业,作为达到“富强救国”的两根杠杆。这两根杠杆实际上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两面旗帜的胚胎。

吕杰的《一部资产阶级的福音书――郑观应和他的〈盛世危言〉》[12]认为,郑观应的思想包含:倡言商战以卫国,为本国资本主义辟路;学习外国经验,促进本国资本主义发展;主张政治改革,为资产阶级争取参政权。作者指出,郑观应的思想尽管有诸多的局限,但它对摧毁封建顽固思想的堡垒,传播爱国主义,争取民主和社会进步,促进新生产关系的产生起了很大的作用,并且在19世纪末的思想界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在近代史上,郑观应的改良主义思想闪耀着特有的光彩。汪熙的《论郑观应》[13]指出,就思想格局而言,郑观应继承了鸦片战争以来有识之士的“变局”思想,主张以西学培养人才,否定以孔孟之道为基础的封建科举制度;提倡议会政治,否定封建君主专制;鼓吹既学习西学的“长技”,也学习西方的人文科学,包括资产阶级上层建筑的政法制度,从而达到他的前辈和同辈所未能达到的认识高度。以这种体、用观为基石,郑观应提出了他的政治和经济纲领,那就是在君主立宪的体制下的民富和国强。关于郑观应与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关系,作者指出郑观应在戊戌变法时期,对康梁的关系是冷淡的,甚至有点敌意,证明他是立宪派的右翼。辛亥革命前夕,郑观应反对保路运动,说明他已成了时代的落伍者,关于郑观应抵御外侮思想,作者认为郑观应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对瓜分危机的估计,对清廷投降政治的揭露以及抵抗外侮的政策建议,是比较有远见、有胆识和中肯的。他在这一方面的著述和活动启迪过很多人,不愧为强调抵御外侮的爱国主义者。关于郑观应与发展资本主义的关系,作者认为发展资本主义是他的“民富”与“国强”的灵魂。其最大功绩是向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进行猛烈的批判与揭露,并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呐喊开路。他把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同抵抗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问题直接联系起来,把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作为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提出来,这在当时是很突出的,称得上是鼓吹发展资本主义的理论家和实践家。此外,作者还对郑观应与盛宣怀的关系、郑观应的晚年际遇进行分析和介绍。

90年代以后,夏东元发表了《郑观应与中国近代化及其超前意识》,[14]指出郑观应所处时代的中国近代化,就是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来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并相应地进行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一系列改革,其中尤其是变封建专制为民主制即君主立宪议会制的改革。郑观应的思想不仅与此潮流相吻合,且有不少超前设想。具体体现在集抵御外侮、振工商、改良政治于一体的思想体系;突出“商战”的重要地位,主张“大开门户”,兴办“万国公共商场。”胡波的《同光时期郑观应民本思想初探》,[15]认为郑观应的政治思想,既具有民权民主思想的倾向,又带有浓厚的民本思想特征。他不仅自觉地运用儒家民本思想去解读西方民主政治的历史文化和思想学说,而且有意地借用民本思想的话语来为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民主政制在中国的推行,保驾护航,指出议院、立宪、君民一体,是西方各国富强之本,主张在中国设议院、行立宪、伸民权、实行君民共主。民本思想既是他接受民权认同民主的基础和衔接点,又是他追求富强救国的精神助力,但同时还是他维护清王朝专制统治、抵制革命的借口,其思想认识水平一直停留在民本和民主之间。姜义华的《郑观应与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发端》,[16]则通过郑观应《易言》和《盛世危言》所体现的思想主张的深入分析,指出郑观应是近代中国最早全面触及启蒙思潮各项基本问题的启蒙运动前驱。贺立华的《书生人格的现代转型――论郑观应的当代价值》[17]从人格转型这一新角度切入,认为郑观应的“商战”思想,首次打破中国人传统的思想模式,将商品经济观念提升到“富国强兵”的重要地位;同时他又是“商战”出色的实践者,其行动本身对中国长于“务虚”“论道”的书生人格具有大于话语启蒙的价值。他的“君主立宪”、“设议院”等改革主张,矛头直指封建专制独裁,其中的西学参照,打开了他世界性的文化视野,提升了他跃入工业文明的思想境界;但同时他又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底蕴深厚的人,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浸润了他的人格精神,也给了他“商战”行动的智慧。作者指出,郑观应是中国书生人格真正完成现代转型的启蒙思想家和先行者。易惠莉的《郑观应与他的家族》[18],则通过对郑氏家庭的详细介绍及其对郑观应思想活动影响的深入分析,指出过多的家庭责任和义务的承担,除了消解他事业的成果,还必然异化他对其事业蕴涵着的社会责任和义务的承担;同时也必然异化着他的个性。这也是他的事业在获得一定成功后即开始走向失败的原因之一,也是他在复出后不得不完全依赖盛宣怀的原因之一。家庭传统既是辅助他事业成功的翅膀,同时也是他事业成功的沉重负担。此外,丁凤麟的《论郑观应和薛福成思想的“相与呼应”》、[19]李德超的《郑观应与王韬》、[20]李志刚的《郑观应与中外基督教人的交流及对传教的主张》[21]等,在题材的拓宽和分析的深入方面,也颇见新意。

三、郑观应与戊戌维新运动

夏东元的《略论郑观应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矛盾表现》[22]指出,郑观应对于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维新运动的态度,同一贯主张相左,表现了多方面的矛盾。其一,政治改革方面言论本身的矛盾。他行立宪的意志是坚定的,矛盾主要表现在有时说马上设立,有时说等到开民智之后。其二,言与行的矛盾。郑观应把行议院制度作为救国关键,却在行议院制提到实践日程的时候退缩不前。其三,发展经济的进取性与内政改革的消极性的矛盾。郑观应在戊戌维新运动中的经济活动特别积极,是一个爱国者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挽回利权的强烈反映。他与康梁变法所要达到的这方面的目的是一致的。然而,郑观应在政治改革的实践上却是消极的,同康有为甚至是背道而驰的。其原因是郑观应是企业经营家和思想家,而不是政治实践家;在经济活动中与洋务运动骨干盛宣怀利害与共;政治思想理论与康有为相同,而在行动上跟着盛宣怀转。作者还对郑观应向盛宣怀报告梁启超行踪的问题加以说明,认为称郑观应陷害维新人士梁启超仍然论据不足。因为盛宣怀接到郑观应密告时并无协捉康梁的任务;英日等国对康梁维新派采取庇护态度;郑与康梁政治观点相同,不致于“落井下石”;盛宣怀本人对梁启超也颇为欣赏。武曦的《郑观应与梁启超、经元善――兼评其对戊戌变法的态度》,[23]则通过郑观应对梁启超和经元善的密告事件的考察,指出郑观应只是一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理论家、思想家,并非改良主义实践活动家。他诬蔑康有为为“叛逆”,向盛宣怀密告正在追捕中的“奉旨要犯”梁启超、经元善。其作为与写《盛世危言》时如出两辙,被人齿冷。作者认为郑观应要置梁启超于绝境,内因表现在对戊戌变法的态度;外因反映在他与盛宣怀的关系,而归根结蒂是不赞同康

梁的变法。对于郑观应在戊戌变法时期的倒退表现,作者指出主要原因在于郑观应名曰改良主义,但他毕竟是从买办、洋务派中过来的,除有资产阶级的局限性,还夹杂着买办、洋务派的劣根性。两者驱使他成为一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而多年的宦海生涯,也使他成为一个于封建不舍汲汲的功名迷。李向东的《浅谈郑观应的两次不义之举》,[24]也认为郑观应对梁启超和经元善的密告事件,是他人生的两个污点。吴雁南的《郑观应的变法观与心学》,[25]则着重探讨他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其变法维新思想与心学的关系。作为维新思想的先驱,郑观应借用心学把变法维新说成是“天心”,圣人之心,强调“天之心在民”的思想主张,以“天心仁爱”,指斥时弊,要求改革,呼吁揣摸仁爱之天心,实现世界大同。传统心学的影响,对于他陶铸变法维新思想理论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此外,作者指出,在郑观应的变法维新主张中有两点值得重视:其一,在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中,郑观应取兼容并蓄,吸其精华的方针;其二,爱心学的影响,郑观应把便民得民心作为变法维新的出发点和归宿。

四、郑观应与孙中山和辛亥革命

钟卓安的《郑观应与孙中山》[26]认为,在兴中会成立之前,郑观应以爱国为根本,商战为核心,开议会、立宪法为精髓的思想,无论在深度和广度方面,还是在系统完整性方面,都为孙中山所不及,不愧为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但是,随着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接二连三的惊世骇俗的表演,郑观应的历史地位便相形见绌。辛亥――壬子年间,孙中山终于以革命家和胜利者的形象矗立于世,这更是郑观应所不能比拟的。但郑观应始终不改爱国初衷,一生致力实业救国事业直至生命最后一息还在为教育救国而努力的品德,仍然十分值得后人肯定和纪念。黄明同、张冰的《郑观应与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历史承传》,[27]则从商务与商战、税制改革、农业与垦荒、货币与银行和交通建设5个方面,探讨郑观应与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历史承传关系。

夏东元的《辛亥革命前后的郑观应》,[28]深入剖析郑观应在辛亥革命前后思想上的矛盾发展。作者指出,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兴起以后,郑观应的思想核心虽然是富强救国,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但在政治上的君主立宪主张,则是与时代不相适应甚至是背道而驰的。他镇压会党起义;积极拥护清政府的假立宪,极力反对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沦为政治上的落伍者。但是,作者又认为,由于郑观应一生是坚定的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致中国于富强之境为出发点的爱国主义者,因此,他在政治上落伍的同时,经济主张上仍有积极的意义,这主要表现在赎回粤汉路权和商办集股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同时,在政治上也有可取之处,表现在民国初年对共和制的赞同和对北洋军阀专制独裁极端仇恨的态度。

五、郑观应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活动

作为近代杰出的维新思想家和实业家,郑观应的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与实业、经济密切相关,其理论中涉及经济的成份最多。特别是他提出的“商战论”,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更占有重要的位置。因此,在郑观应研究中,有关其经济思想和经济活动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关郑观应综合研究的文章里,已有专节对其经济思想进行研究。而对郑观应经济思想为题的专文,较早的则是1980年史全生发表的《论郑观应的经济思想》,[29]作者指出,两次鸦片战争以后,郑观应及时地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主张,以资本主义挽救国家的危亡,初步提出救国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两大基本任务,切中时弊,适应当时中国的客观要求,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他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认识比他的先驱者们更前进了一步。特别是他的“商战”口号喊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心声。为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郑观应提出了通过发展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促进生产,充分发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桥梁作用等一系列经济理论,基本上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具有一定的科学因素。1981年,汤照连发表《郑观应学习西方发展民族经济的思想》[30]指出,郑观应是近代经济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进步思想家。他相当完整地提出了学习西方,建立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改革方案;在一定程度上揭露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抨击李鸿章等洋务官僚在洋务运动中实行官督商办,压制和排挤民族工商业的行径,主张在政治上、经济上采取有利于发展民族经济的政策措施;要求以商业为中心全面发展国民经济,并对商、工、农等各经济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初步论证。其见解和主张,可以说是对19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代表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思想所作的全面总结,并为稍后戊戌变法运动中维新派的经济纲领奠定基础。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进步意义的。

对郑观应“商战论”的研究,是众多学者关注的热点。1984年,常汝琪的《郑观应的商战论》[31]指出,郑观应经济思想的主要特点就是提出了“商战论”。其“商战论”有下列几个特点:主张跟外国资本主义国家进行针锋相对的商业竞争,抵制外国侵略;强调“以商立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国民经济;提倡西学,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制度。“商战论”的进步意义体现在:它始终贯穿着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而主张富强救国这一爱国主义思想主张;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商品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推动民族经济的发展,为以后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奠定一定的思想理论基础,而且影响过以后许多杰出的爱国者和革命者。同年,郑学益的《郑观应的商战论》[32]也认为,为反抗西方列强的侵略,郑观应不但提出加强国防力量,以“兵战”防御外国的军事侵略的主张,而且还要求大力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以增加“商战”能力,有效抵抗外国的经济侵略,并且强调要把“商战”放在首位。郑观应的“商战论”并不局限于单纯的狭义的商业范围中同资本主义列强进行斗争,而是要求以商业尤其是对外贸易为中心,在国民经济各主要部门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为扫除“商战”的障碍,郑观应的“商战论”把限制和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洋务派官僚垄断政策作为商战的首要前提。1992年,王相钦发表《中国近代重商思想的杰出代表――郑观应》,[33]在分析、介绍郑观应重商思想的形成、发展、特点、内容的基础上指出,郑观应的重商思想,突破了中国几千年来重本抑末,重农轻商传统经济思想的束缚,对中国近代商业思想政策的转变和自然经济分解,商品经济发展起了积极推动作用,在中国经济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他最先明确提出了商战思想,以辨证的关系论述商战与兵战之间的关系,这种抑制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商战思想,适应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步潮流,不但反映新兴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要求,而且也符合当时中国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共同愿望。从而,也对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进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994年,程连升的《郑观应“商战”思想新论》[34]则强调,郑观应“商战”思想是一个旨在采用资本主义方式全面发展国民经济的纲领,其中心含意是通过增强中国近代实业及其市场竞争力来战胜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用富强救国代替单纯的兵船救国,而绝非纯粹的重商主义或贸易立国论。2001年,汤照连的《郑观应:近代“商战论”的代表者》通过对中国近代“重商”思潮发展演变的考察、分析以及郑观应“商战论”的主要内容的系统介绍,

指出薛福成、马建忠的“重商”观点,特别是王韬的“兵力商力并用论”,是郑观应“商战论”的先行思想材料。郑观应的贡献是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商战论”这一新概念、新思想,而且作了较充分的论证。他既做到兼容,又做到创新,难能可贵。

此外,关于郑观应经济思想中的官督商办观、市场观和时代特点等,也是不少学者颇感兴趣的课题,1984年,徐元基发表的《从〈商务叹〉看郑观应对官督商办的态度》[36],通过对《商务叹》不同版本的异同和郑观应从事官督商办企业经营活动的深入细致的分析,指出1900年以前,郑观应基本上是赞成官督商办的,并始终为官督商办企业尽心效力,仅对官督商办制度的弊病作了一定程度的批评;而1900年以后,开平、电报、招商三局相继发生一系列重大变更,郑观应也蒙受打击,于是他先后指责“官夺商权”、“官督商办势如虎”,表示了极度的愤慨。而《商务叹》抨击的具体对象,系指袁世凯及其亲信杨士骧、邮传部以及张翼等人。郑观应并没有停留于就事论事,而是提高到对官督商办制度的批判,并进一步提出了对封建专制政体的指控。1995年,李坚的《郑观应的市场观》[37]认为,郑观应建立在商战理论之上的市场观是以正视中国历史进程发生巨变的“变局观”为出发点,反映了他为使新兴的资产阶级在国内、国际市场拥有一席之地所做出的积极探索和认真思考,为近代中国参与国际社会,加入市场竞争奠定了思想基础。1996年刘仁坤发表的《略论郑观应的市场经济意识》[38]认为,郑观应破除传统观念,提出了“国以商为本”的思想主张,进而提出了建立上至“商部大臣”,下到各级“董事”的完全独立于政治体系之外的自成体系的商务管理体制,并就改进股份制、市场竞争、市场营销提出具体的新设想,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增添新的内容。1999年,杨华山的《论中国近代早期经济思想的时代特点――郑观应个案研究》,[39]指出郑观应的经济思想,具有比较鲜明的时代特点和个性特征。第一,政治功利。郑观应身为近代企业家,他经营企业的主要目的不是谋求个人经济利益,而是将振兴工商、富强国家以与世界各国争强竞胜置诸首位。第二,借鉴创新。中国早期的现代化是对列强的学习和模仿,郑观应的经济思想始终结合中国实情,择取各国优势,有针对性的引进创新,甲午战后则更注意对日本经验的吸纳;同时他又以弱小国家的反面教训为中国的镜戒。郑观应经济思想的特点反映了近代早期中国社会的过渡特质。2000年,杨华山又发表《郑观应近代经济思想的时代特点探论》,[40]认为郑观应的近代经济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先进文化和思想的引进,西方经济思想和经济方式与中国古代的经济、理财思想是郑观应形成近代经济思想的两个重要出发点,郑观应的经济思想正是中西圆融的结晶。2001年,张泽洪发表的《买办郑观应的爱国意识和民族资本家的本质》,[41]则从买办的角度切入,通过对郑观应长达20年的买办生涯的考察,指出郑观应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其买办生涯一直是积极向上和进步的;郑观应是中国近代化前驱之一,他“集投资者与管理者于一身”,推动步履维艰的中国近代化迈出了不可或缺的一步。

对于郑观应的经济活动,也有不少学者撰文研究。杨华山的《郑观应与汉阳铁厂》、[42]颜廷亮、赵淑妍的《黄世仲和一九○六年的反郑风潮》、[43]黄逸平的《郑观应与中国棉纺织业近代化》、[44]戴鞍钢的《郑观应与晚清漕运改革》、[45]顾柏荣的《郑观应与上海机器织布局》[46]等,对了解郑观应的实业实践,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帮助。

六、郑观应的哲学思想

1986年,朱光甫发表的《郑观应哲学思想简论》,[47]较早对郑观应的哲学思想进行专门的论述。作者指出《道器》、《〈盛世危言〉自序》等篇,是郑观应哲学思想的代表作。郑观应通过对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管理科学的吸收,从事借用中国某些传统形式来变革中国传统哲学尝试,因而使自己的世界观具有若干近代哲学的特征,为中国哲学史增添新内容。在本体论方面,郑观应首先提出带有西方近代自然科学色彩的“道”范畴,并把“道”归结为物质性实体,从而闪烁着机械唯物主义的光芒。同时他又把伦理道德规范的“中”作了非科学的抽象,并把这个抽象化了的“中”也规定为“道”的内涵,因而其哲学变革还深受着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的束缚。在认识论方面,郑观应对我国传统的名实关系、知行关系等理论,赋予了西学的内容,主张学以致用,行而后知。在发展观方面,郑观应提出了具有新学内容的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常与变等问题。他从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出发,认为人既能改造自然,也可仿行西法,从事于对社会的改造。在常与变问题上,郑观应提出“以西学化为中学”的命题,在发展观上具有着质变的意义,但是,郑观应最终还是肯定了“器可变,道不变”,从而在方法论上陷入形而上学。总之,郑观应的发展观是一种承认渐变乃至承认突变,而又歪曲突变的渐变论。这是资产阶级既要求改造封建生产关系,而又妥协于封建等级制的形而上学的一种特殊形态。它反映了中国近代哲学在机械唯物论的倾向中,包含有联系、发展的思想特点。作者认为,就哲学史而论,郑观应哲学是中国资产阶级哲学发展圆圈的开端,在中国近代哲学中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并对后来的严复、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产生直接的影响。

1992年,方志钦发表的《郑观应〈道器〉平议》,[48]则认为郑观应以《道器》作为其代表作《盛世危言》一书的首篇,实为点缀门面以防御顽固分子攻击之作;《道器》篇虽然反映了郑观应世界观中保守的一面,但与其诸种改革主张并无直接联系。作者指出郑观应不是卫道者而是改革者,郑观应主张国家富强之本,在开议院,中国应仿效英、德两国议院之制,实行君主立宪,其余各种兴革都不过是末。作者认为不应把郑观应的哲学观点与政治观点混为一谈,指出郑观应的世界观非常复杂,并从思想来源、哲理、践履等方面分析造成郑氏世界观与社会政治观自相矛盾的原因。作者强调郑观应服膺“道不可变,器可变”的传统观点,写了区区一篇《道器》,不过重复前人学说,并无创造发明,实为表达之作而已,对《盛世危言》全书主旨无实质性影响。不管郑观应认为书中提供变的是“道”还是“器”,总之是希望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国家,这才是变的实质。

七、郑观应的文学思想

尽管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曹思彬就已发表《郑观应的反美诗歌》,[49]对郑观应的诗歌进行初步的介绍,但直至80年代之前,人们对郑观应的研究基本停留在政治、经济诸方面。80年代之后,研究的触角开始深入到郑观应的散文、诗歌领域,在诸多有关中国近代文学史的著作中,对郑观应的散文成就和地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曹思彬的《爱国诗人――郑观应》,[50]也较早对郑观应的诗歌创作进行初步的探讨。

90年代以后,邓景滨先后发表《郑观应的诗歌创作观》[51]和《实业诗人第一家――郑观应诗歌研究》,[52]作者先全面阐述了郑观应的诗歌创作观,指出郑观应在诗歌与社会关系方面,主张“直记时事”、“寓意规谏”;在诗歌与感情关系方面,主张“吟咏性情”,“畅叙襟期”;在诗歌与形式关系方面,主张“不拘格调”、“不取法古人”;在诗歌与语言关系方面,主张“力扫靡词”、“文字尤贵显浅”。在近代诗歌口语化和白话化的道路上,郑观应确乎比颇负诗名

的黄遵宪迈进一大步。其次,对郑观应诗歌的内容进行分析归类,指出其中以实业诗最负盛名,它反映了振兴实业的目的、内容、措施和保障。最后,论述郑观应诗歌的特色和价值,指出郑观应诗歌的风格既有慷慨激昂、豪气干云的一面,又有恬淡清和、温醇朴实的一面。其诗具有“不立崖岸,不尚修饰,随事隶词,称情而言”的特点。认为郑观应诗虽以直抒胸臆为主,但亦不乏形象生动、富有诗意的描绘。其诗歌在题材的开拓、触觉的敏锐、思想的深度诸方面,堪称走在同时代诗人的最前列。郑观应诗歌中最具特点、最有价值的是实业诗,其价值在于展现了中国近代创业史筚路蓝缕的艰辛历程,揭示中国近代振兴实业的一系列宝贵经验,开拓了旧体诗题材的新领域。此外,《郑观应诗选》精选了郑观应各类诗歌的代表作,有助于了解郑观应诗歌的概貌。《实业诗人第一家――郑观应诗歌研究》分“图像篇”、“研究篇”、“评议篇”和“资料篇”四部分。其中以“研究篇”和“评议篇”为全书重点,最富学术价值。“研究篇”以《郑观应的文学地位》为开卷,提纲挈领地点出郑观应在散文、诗歌和小说三类文体上的成就,确立其作为文学家的历史地位。接着对郑观应的诗歌创作进行全面而深刻的研究,阐述了郑观应的诗歌创作观、特色和价值,并且还对郑观应关于澳门和邓世昌的诗作进行论述。“评议篇”则收录10多位学者对《实业诗人第一家》及《郑观应诗选》的评论文章。

郑红群的《诗情如杜甫,雅韵若青莲――试论郑观应的诗作》,[53]也对郑观应诗歌丰富的思想内容和鲜明的艺术特色进行论述,指出其诗歌具有革弊自强与忧民自怜的文学精神,慷慨激昂与恬淡清和的文学风格、不事雕琢、质朴无华的语言特色。李文初的《关于郑观应诗歌的评价问题》,[54]则在肯定郑观应诗歌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尤其大量反映工商实业的作品,拓宽了诗歌的表现领域;诗中洋溢着抵御外侮,忧国忧民的爱国热情的同时,分析了其诗歌在艺术上的缺陷及其原因。

此外,还有学者对郑观应的军事、外交、法律、教育、文化、新闻、人才、养生、医学思想等进行专门的探讨,发表了一批有关的论文。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50多年来,有关郑观应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就研究成果的数量而言,据不完全统计,50余年间共发表专著、文集、论文、资料达249篇,可谓硕果累累;就成果的时间分布而言,其中50-60年代为13篇,70-80年代为43篇,90年代以后为193篇,呈不断推进的势头;就涉及的领域而言,包括郑观应的政治、经济、哲学、军事、外交、法律、教育、文学、人才、新闻等诸多方面,可称题材广泛。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是资料的搜集、整理,有待完善。郑观应一生勤于思考、勤于著述,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著作、书信、手稿等。夏东元的《郑观应集》,收罗宏富,为目前研究郑观应最有价值的资料集。但该书所不收的《陶斋志果》、《修真四要》、《中外卫生要旨》等著作,在价值和影响上虽不及《盛世危言》等书,但它们对读者全面研究郑观应的思想仍有帮助。此外,散落在各图书馆等机构的郑观应书札,未被《郑观应集》所收者,数量也不少。这些资料对研究郑观应的内心世界无疑更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值得认真整理出版。其次,研究领域有待拓宽。郑观应一生交流广泛,其上司、同僚、朋友,对其思想、活动的影响巨大。将郑观应与其交际圈中的重要人物进行比较研究,无疑有助于郑观应研究的深化。此外,除经济思想外,对郑观应的研究在不少方面尚显薄弱,这些均有待广大学者的继续努力。

收稿日期:2002-07-30

【参考文献】

[1] 夏东元.郑观应[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2] 易惠莉.郑观应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

[3] 邓景滨.实业诗人第一家――郑观应诗歌研究[M].澳门:澳门近代文学学会,2000.

[4] 夏东元.郑观应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1988.

[5] 邓景滨.郑观应诗集[M].澳门:澳门中华诗词学会,1995.

[6] 王炳义.郑观应的改良主义思想[J].历史教学,1957,(10).

[7] 王永康.郑观应其人及其思想[J].历史教学,1958,(1).

[8] 邵循正.论郑观应[N].光明日报,1964-04-22.

[9] 夏东元.郑观应思想发展论[J].社会科学战线,1979,(2).

[10] 夏东元.郑观应的一身四任――再论郑观应[J].学术月刊,1979,(8).

[11] 夏东元.郑观应是揭开“民主”与“科学”序幕的思想家[J].江海学刊,1982,(4).

[12] 吕杰.一部资产阶级的福音书――郑观应和他的《盛世危言》[J].南开史学,1981.(1).

[13] 汪熙.论郑观应[J].历史研究,1982,(1).

[14] 夏东元.郑观应与中国近代化及其超前意识[J].社会科学,1992,(11).

[15] 胡波.同光时期郑观应民本思想初探[A].郑观应诞辰16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澳门,2002.

[16] 姜义华.郑观应与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发端[A].郑观应诞辰16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澳门,2002.

[17] 贺立华.书生人格的现代转型――论郑观应的当代价值[A].郑观应诞辰16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澳门,2002.

[18] 易惠莉.郑观应与他的家族[A].郑观应诞辰16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澳门,2002.

[19] 丁凤麟.论郑观应和薛福成思想的“相与呼应”[A].郑观应诞辰16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澳门,2002.

[20] 李德超.郑观应与王韬[A].郑观应诞辰16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澳门,2002.

[21] 李志刚.郑观应与中外基督教人的交流及对传教的主张[A].郑观应诞辰16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澳门,2002.

[22] 夏东元.略论郑观应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矛盾表现[J].天津社会科学,1984,(6).

[23] 武曦.郑观应与梁启超、经元善――兼评其对戊戌变法的态度[J].近代史研究,1983,(1).

[24] 李向东.浅谈郑观应的两次不义之举[J].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3).

[25] 吴雁南.郑观应的变法观与心学[J].江海学刊,1993,(6).

[26] 钟卓安.郑观应与孙中山[J].岭南文史,1994.(4).

[27] 黄明同,张冰.郑观应与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历史承传[A].郑观应诞辰16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澳门,2002.

[28] 夏东元.辛亥革命前后的郑观应[J].辛亥革命丛刊,1980,(2).

[29] 史全生.论郑观应的经济思想[J].南京大学学报,1980,(2).

[30] 汤照连.郑观应学习西方发展民族经济的思想[J].经济研究,1981,(12).

[31] 常汝琪.郑观应的商战论[J]

.学术研究,1984,(5)

[32] 郑学益.郑观应的商战论[J].经济科学,1984,(2)

[33] 王相钦.中国近代重商思想的杰出代表――郑观应[J].北京商学院学报,1992,(6).

[34] 程连升,郑观应“商战”思想新论[J].兰州商学院学报,1994,(4)

[35] 汤照连.郑观应:近代“商战论”的主要代表者[J].岭南文史,2001,(3).

[36] 徐元基.从《商务叹》看郑观应对官督商办的态度[J].历史研究,1984,(5).

[37] 李坚.郑观应的市场观[J].新疆大学学报,1995,(3).

[38] 刘仁坤.略论郑观应的市场经济意识[J].北方论丛,1996,(3).

[39] 杨华山.论中国近代早期经济思想的时代特点――郑观应个案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4)

[40] 杨华山.郑观应近代经济思想的时代特点探论[J].社会科学辑刊,2000,(4)

[41] 张泽洪.买办郑观应的爱国意识和民族资本家的本质[J].株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4).

[42] 杨华山.郑观应与汉阳铁厂[J].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8,(3).

[43] 颜廷亮,赵淑妍.黄世仲和一九○六年的“反郑风潮”[A].纪念郑观应逝世80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C].澳门:澳门历史学会、澳门历史文物关注学会,2002.

[44] 黄逸平.郑观应与中国棉纺织业近代化[A].郑观应诞辰16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澳门,2002.

[45] 戴鞍钢.郑观应与晚清漕运改革[A].郑观应诞辰16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澳门,2002.

[46] 顾柏荣.郑观应与上海机器织布局[A].郑观应诞辰16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澳门,2002.

[47] 朱光甫.郑观应哲学思想简论[J].湘潭大学学报,1986,(2).

[48] 方志钦.郑观应《道器》平议[J].史林,1992(4).郑观应诞辰16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澳门,2002.

[49] 曹思彬.郑观应的反美诗歌[N].南京日报,1964-05-16.

[50] 曹思彬.爱国诗人――郑观应[J].南风,1983-12-15.

[51] 邓景滨.郑观应的诗歌创作观[J].岭南文史,1995,(2).

[52] 邓景滨.实业诗人第一家――郑观应诗歌研究[J].许昌师专学报,1999,(1-2).

[53] 郑红群.诗情如杜甫,雅韵若青莲――试论郑观应的诗作[A].纪念郑观应逝世80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C].澳门:澳门历史学会、澳门历史文物关注学会,2002.

[54] 李文初.关于郑观应诗歌的评价问题[A].郑观应诞辰16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澳门,2002.

教育研究文献综述范文

《红楼梦》主线研究综述

我国近代学制研究综述

汉语谚语研究综述论文

微电影研究的综述论文

航路网络系统结构稳定性研究

我国大地测量学的发展研究综述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的研究论文

汉英动结结构的比较研究

联邦制分权结构的比较研究一

终极所有权结构研究综述(共10篇)

欢迎下载DOC格式的终极所有权结构研究综述,但愿能给您带来参考作用!
推荐度: 推荐 推荐 推荐 推荐 推荐
点击下载文档 文档为doc格式
点击下载本文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