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观的法治与保守的法治/姚建宗

时间：2023-02-05 04:02:49 作者：奔跑的小野猪综合材料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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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1篇：悲观的法治与保守的法治/姚建宗第2篇：法治与良知/姚建宗第3篇：守规矩与行法治/姚建宗第4篇：法治如游戏/姚建宗第5篇：法治的人生态度/姚建宗

篇1：悲观的法治与保守的法治/姚建宗

姚建宗

法治本是现实的人针对自身的本性事实，以防范人性之恶要素、控制人性之恶要素为目的的一种规范性生活方式与社会调控和社会治理手段。法治的存续自始至终都是以人对自身本性的“恶”的阴暗面的坦率承认、对其根本有害于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的消极后果的忧虑甚至恐惧、以及克服自身本性之“恶”的阴暗面的消极后果的愿望为条件和内容的，因而它实际上乃是消极的政治观即防恶的政治的一种可能的实践形式。

承认人性之恶要素的阴暗面，表明人对自身、对自身的现实与未来生活的不安、焦虑或者恐惧。正因为认识到自身以及自身的生活具有诸多的不确定性，所以，现实的人才会有对诸如法治之类的规范与制度选择并一如既往地践行。恰如德国学者埃利希・诺伊曼所言：“由于对黑暗面的这种接受，个体不断地想起他的素质的相对性、他的存在的世俗本质及他对本能和内驱力的共同依赖；在这个过程中，他变得人道化”，而且，也“正是当生活的黑暗面被接受时，新经验的可能性开始展现。”因此，法治的生活基调乃是“悲观”主义的。借用张灏教授的说法，法治本身实际上表现了法治生活中的人的一种深深的“幽暗意识”，即“发自对人性中或宇宙中与始俱来的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和省悟：因为这些黑暗势力根深蒂固，这个世界才有缺陷，才不能圆满，而人的生命才有种种的丑恶，种种的遗憾”。“悲观”的法治表明了现实的人对待法治之下的生活所持的乃是一种谨慎的态度，他们始终是以一种忧虑和不安的心态来观察、认识、理解并加入法治的规范、制度与组织建设的，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现实的人才逐渐建立起对法治的制度性信任与信心，并清醒而理智地接受为此而不得不付出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代价。

信奉法治的人们坚信，尽管所有的人在人性上都有善有恶，人的观念和行为正是人性的体现，但所有的人的行为及其社会关系又并非完全是其自由意志的体现，相反却反映了客观存在的某种超越于具体的人和事的实在的、不可变更的永恒原则，正是由于有了这永恒的原则，法治的规范、制度与组织以及法治的观念、意识和精神才得以产生并得到有效的维持。正是基于这种基本认识，法治的信奉者和法治生活的参与者才始终相信，社会制度的发展是人的生活经验与教训的不断增加、在连续的试错实践中得到的。一句话，包括法治在内的制度进步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而不是或者主要不是人为建构的结果，因此，信奉法治也就当然地十分尊重社会的传统，因为传统正是历史中的人的.生活经验与教训。

既然所有的人在人性上都是平等的，都有恶的本性、都具有自身无法克服的黑暗面，也都对自己及其生活的全部环境在很大程度上茫然无知，那么，在法治之下生活的现实的人就不能不以极其审慎而谦逊的方式来行为和做事，在日常生活中，信奉法治的人们在重大社会政治问题上往往显得犹疑和顾虑重重，很少有豪迈果敢的行动，他们总是把眼光放得较低，凡是从“现在”做起，并从“我”做起。正因为如此，信奉法治并在法治之下生活的现实的人，都自觉不自觉地以如同身受般的同情态度来对待不同人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也就是坚持普遍的多元主义立场，而且，他们始终相信并坦然接受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甚或国家（政府）都始终是不完善的，因而人的现实生活也始终是不完善的。由此看来，法治始终是、也不能不是“保守”的。也就是说，法治始终把现实生活中的个人看作是当然的弱者，而把国家（政府）看作始终是个人和社会的潜在的与现实的威胁，因此，它一直对国家（政府）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戒心，并坚持用符合个人愿望和人类生活的永恒原则的法律来限制国家（政府）的权力及其运作，并时刻保护着个人生活的必要空间。

篇2：法治与良知/姚建宗

姚建宗

法治的实行以社会活动主体的普遍守法为基本要求与重要条件。但在现实生活之中，社会活动主体守法的动机和理由是多种多样的，法治使自身得到社会活动主体的广泛遵循也可以采取多种方式，而最为理想、也最为有效的方式当然是社会活动主体对法律的自觉认同而主动守法。欲使社会成员对法律予以自觉认同而主动守法成为可能，则必须以社会成员具备成熟的伦理与道德良知⑴为前提，并在面对法律而采取行动之时，以这种良知为内在的行为动机。可以说，健全的良知是真正的法治能够顺利地良性运作的社会心理基础，在一个良知泯灭或者普遍缺乏基本良知的社会，真正的法治绝无立足之可能。因此，在我国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今天，社会成员基本良知的培育，其意义的确不容低估。

一、良知乃是人的基本的内在品性与人格要素，它既是人与其生活世界联系的中介又构成人的生活世界的内容。因此，离开良知便无所谓人与人的生活，也无所谓人类社会及其历史。

良知是人所特有的，也是在人的真实的生活之中生成和发展着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若没有良知便不可能有真正的人的产生，更不可能有人类社会和人类生活的存在。良知是现实的人的重要的人格要素之一，成为人的内在的基本属性之重要成分。对于真实的个人而言，没有良知便无法形成基本的社会人格，个人只有在良知的基础上建立起起码的社会人格，也才有可能建立并巩固其在社会秩序上的社会人格。对于社会来说，作为观念的共同体，社会的一系列基本的观念、意识和精神，都或多或少、或显或隐、或直接或间接地是以各种良知为核心要素而产生、存在并发展的；作为人的各种关系的网络与结构，社会始终是以良知为基础和底线、并以良知来连接与织就的；作为各种规范、制度、组织与机构等物质设施的组合体，其存在与实际运作，也无不是以良知为其观念与心理支撑的。

因此，良知对于人和社会的存在、对于人的现实生活及其不同层面，意义重大，也至为关键。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的：“虽然在一些特殊的场合，良心的赞同肯定不能使软弱的人感到满足，虽然那个与心真正同在的设想的公正的旁观者的表示并非总能单独地支撑其信心，但是，在所有的场合，良心的影响和权威都是非常大的；只有在请教内心这个法官后，我们才能真正看清与己有关的事情，才能对自己的利益和他人的利益作出合宜的比较。”⑵所以，“没有什么比人说'我将依我的良心行事'更值得夸耀了。有史以来，人们始终以正义、爱和真正的原则，反对迫使他们放弃所知与所信的各种压力。先知们就是依良心而行事的，当他们的国家腐败和不讲正义时，他们就会谴责自己的国家，并预言它的没落。苏格拉底宁死也不愿使真理遭到损害，并据此而违背良心的行事。如果没有良心的存在，人类早就陷入危险的旅程了。”正因为良心与人、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因此，有时“良心”也的的确确被广泛地用来为人类的邪恶与暴行辨护、被作为恶行的“正当”根据与充分“理由”：“中世纪的宗教法庭把有良心的人绑在火刑柱上烧死，声称这是依他们的良心而行事；当战争犯把他们的欲望权力置于他人生命之上时,他们也声称这是依他们的良心而行动。事实上,几乎任何残忍而冷酷的行为都被解释为受良心的支使”。⑶

著名法哲学家博登海默曾讲过：“正义具有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当我们仔细查看这张脸并试图解开隐藏其表面之后的秘密时，我们往往会深感迷惑。”⑷事实上，良心也有这么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据弗洛姆的研究，在历史上，不同的思想家对良心的认识是不同的：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和塞涅卡认为良心是对我们自己的伦理性行为加以褒贬的内心的声音；斯多葛哲学家认为良心即人的自我保存；古希腊哲人克吕西普斯认为良心即自我和谐的意识；经院哲学把良心作为上帝在人的心中所树立的理性法则；英国伦理学家沙夫慈伯利(Shaftesbury)把良心看作是一种道德感，即对正确与错误加以辨别的情感，巴特勒(Butler)认为良心是和人天生的仁慈行为的愿望相一致的作为人的内在结构的道德原则；亚当・斯密认为良心乃我们对他人的情感，即对他人赞成与否的反应；康德认为良心即人的责任感；尼采把良心植根于人的自我肯定之中；舍勒则把良心当作人的源于情感的理性判断。⑸这的确反映了良心之含义的复杂多变，但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良心也并非如其在生活中被随意使用的那样是纯粹形式的，而是具有普遍性的共同内容的，这就是良心的道德属性与道德内容，我们在日常语言中把那些从事背信弃义或不知恩图报的缺德行为的人称为“没有良心”，或者说其良心被“狗吃了”，就生动地表达了良心的确具有某种共同内涵。对此，我国学者何怀宏做过相当深入的研究，他首先指出了如下几种关于“良心”的定义，即：⑴弗卢(A・Flew)编《哲学辞典》认为，“良心是一种对道德上有义务履行的行为（或不正当的行为）必须坚定地履行（或防止）的执着信念”；⑵弗罗洛夫(Frolov)编《哲学辞典》认为，“良心是一种表达最高形式的道德自我控制能力的伦理学概念”；⑶安吉尔斯(Angeles)编《哲学辞典》认为，“良心是一种(a)一个人应当做和不应做什么和（或）(b)什么是道德上正确、正当、善、可允许或相反的感觉(sense)、感情和意识(awareness)”；⑷鲍德温(Baldwin)编《哲学与心理学百科全书》认为，“良心是对表现于品格或行为中的道德价值或无价值的意识，并包括按照道德去行动的个人义务意识和行为中的功罪意识”；⑸美国《韦伯斯特大辞典》认为，“良心即个人对正当与否的感知，是个人对自己行为、意图或品格的道德上好坏与否的认识，连同一种要正当地行动或做一个正当的人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在做了坏事时常能引起自己有罪或悔恨的感情。”在此基础上，何怀宏把“良心”界定为：“人们一种内在的有关正邪、善恶的理性判断和评价能力，是正当与善的知觉，义务与好恶的情感，控制与抉择的意志，持久的习惯和信念在个人意识中的综合统一。”⑹

由此可见，良知包括了人们有关道德或伦理的知、情、意三方面的成分，是理性认知与价值评价能力和依据这种认知与评价采取行动的能力的统一；良知不是人们的一时喜好，也不是人们的即境情绪，而是比较持久、稳定而恒常的认知与评价、判断与行动的模式与框架。我同意何怀宏的意见，良知或良心主要涉及的乃是义务和责任，而且还是基本的义务和责任。因此，一个人履行了其基本义务和责任未必也不必得到很高的赞美，因为他只是依据其良知尽其本份而已；而一个人若不履行其基本义务和责任则应当受到严厉谴责，因为他失却了其良知而未能尽其本份。作为道德义务和责任，良知来源于人的两种基本情感，即“恻隐”之心和“仁爱”之心；立足于这两种基本情感之上，构成个人的内在品质和外在

行为义务的乃是两种基本要求，即“诚信”和“忠恕”。可以说，良知的基本要求实际上就是诚信和忠恕。“我们通常所说的'诚'字一般指内心，指一种真实、诚悫的内心态度和内在品质，'信'字则涉及到自己外在的言行，涉及到与他人的关系。单纯的'诚'重心在'我'，是关心自己的道德水准，关心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单纯的'信'字则重心在人，是关心自己言行对他人的影响，关心他人因此将对自己所持的态度。”所以，“作为基本义务的诚信，它的要求也应该是基本的，起码的，大多数人都不难做到的，若违反就将给他人和社会带来损害的，同时也应该是能够客观地加以鉴别和判定的。所以，我们说的诚信所关注的就不是心诺，而是言诺，不是对自己做的许诺，而是对他人做的许诺，不是主观的'诚'，而是客观的'信'，不是初心与后心的一致，而是前面的言行与后面的言行一致。”作为良知的重要内容，作为人的基本义务，“简单地说，忠恕之道也就在其中，这世界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人，他们和我一样，我生活也要让别人生活('Live,

Let

live')。”在这里，“忠恕”要求我们每一个人要“同时看到自己和他人，同时看到人的优点和人的弱点，但却更强调自己的弱点，更强调严于责己。”⑺忠恕并不是要个人放弃自己的责任，并不是没有是非观念，而是要求人们严于责己，宽以待人。

如果说在良知包含的内容上人们还能达成某种共识，承认其由义务感和责任感构成，那么，在良知从何而来的问题上，人们的见解就众说绘纭、莫衷一是了。美国伦理学家梯利将在良知或良心之来源问题上的理论观点分为神话的观点、理性直觉论、感情直觉论、知觉直觉论、经验论以及直觉论和经验论的调和。神话观点认为，“良心是神在人的灵魂里发出的声音，是神直接对我们讲话。良心是与人有别的东西，是从外面来告诉他走那条路的”；理性直觉论认为人本身“具有一种天赋，一种特殊的道德天资，一颗良心，使我们能够直接区分正当与否”，良心正来源于人的这种理性的直觉；感情直觉论认为良心来源于人天生具有的对于善的偏爱的直觉感情；知觉直觉论认为，良心来源于人天赋的对善恶的知觉；经验论则根本否认良心的天赋来源，而认为它是“后天获得的东西”，是“一种经验的产物”；调和论则主张良心来源于人的一种道德感与道德直觉，但这种道德感与直觉并不是超自然的而“只能是自然的”，它们“依靠社会内外活动的训练而成长，它们不是对所有的人都一样的，而是多多少少因各个地方的社会活动不同而不同。”⑻我们认为，正如人性一样，良知或良心是在人的天生的本能基础上，在人的生活经历、在人的发展进化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这一点，梯利讲得非常正确：“一个人并非生来就知道善和恶，义务的感情也并非直接就在他心中产生。但是，他具有很多本能，可以说，道德感情就是从这些本能进化而来的。这些必须看作为天赋的本能可以描述为：忿恨的感情；害怕别人忿恨的感情；对别人看法的尊重；模仿的欲望；对别人幸福的同情；服从更高力量的倾向。这些意识中的本能因素构成了较高的道德感情的基础，以此为基础的道德感情将在适当的条件下成长。”⑼良知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产生和发展的。

由此也可得知，良知在事实和逻辑上不能不以真实的人性为基础，并不能不成为真实的人性的具体表现之一重要方式，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良心是人性之核心”。⑽良知的形成正是人性与人的外在环境特别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彼此协调、互相融合（支持与自我克制）的产物，同时也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以人的生存、发展与完善为基准线的各种观念、意识与精神原则长期博奕与整合的产物。因此，良知与人类生活的历史传统、习俗、惯例密切相关，与人的世界特别是与现实的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密切相关，并成为现实的人的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良知成了人与其世界联系的中介和桥梁，因为“只有与作为良知的人联系，世界才作为世界跃于眼帘，即世界不是作为仅仅在此的某物而是作为有待回答的某物而跃入我们的眼帘”。假若缺失了良知，“人类社会生活就不会有可靠的保障”。不可否认，“世界首先是以社会生活世界这一形式表现出来的。在这种世界中，'生活的被给予性与给予性从根本上合为一体。'这一交互性构成了作为良知的人。良知乃是这种统一性赖以显示出来的'场所'。”⑾所以，良知和人的生活世界是彼此塑造的。

作为以义务感和责任感为内容的良知，它不仅仅是个人对善恶的认知、判断、评价与情感，而且还是依据这种认知、判断、评价与情感实行选择和采取行动的能力，因此可以说，正是良知在实际地支撑着一切社会的精神与观念、规范与制度的存在与运作。显而易见，法治的确立与实行也根本不可能在社会活动主体缺乏良知的条件下顺利展开。法治呼唤着良知。

二、现代社会最基本的主体构成乃是个人、社会和国家（政府），法治的推行必须以这些基本的社会活动主体具备起码的良知为前提条件与人格保障。

就法治的实质取向而言，它所承认和确立的乃是作为个体的个人优于作为聚合体的人的社会而社会又优于国家（政府）的事实逻辑与法律逻辑。因此，无论是从观念、意识与精神来说，还是从规范、制度与组织设施来看，法治都既要求一个社会的个体成员具备个人良知，又要求一个社会的个体成员在个人良知基础上在其社会公共生活中形成社会良知即良知共识，同时，它还要求国家（政府）以个人良知和社会良知为基础形成国家（政府）良知。

从客观的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来看，个人对于社会和国家不仅具有逻辑的先在性，而且更主要的是具有事实的先在性。个人良知正是在个人的自然本能的基础上、在其真实的个人生活经验之中产生的。在个人的存在与生活之中，良知成了人的本性与人格的重要成分，也成为个人行为的内在动机。正如喻阳所指出的：“良知是人心中的主宰力量。人的本性由两部分构成，一半是种种嗜好、情欲、情感，一半是反省或良知之原则。就这两部分而言，应以良知为主宰，由它支配和调节各种情感冲动。'支配'、'主宰'的意思是良知概念、良知功能本身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本性的构成要求我们把所有行为置于这种优越的能力面前，听从它的决定，服从它的权威。”因为“良知不是他律，而是自我立法，是人的本性的自我立法。人的本性便是对自己的一个律法，这律法为人的本性之律法这一事实，就是强制人去服从这律法的义务。”⑿在社会意义上，良知乃是真正意义的人的最重要的人格要素，正中斯坦因所说的：“没有良知，一个人几乎不能被看作是人”，国为“没有良知的人使我们觉得缺乏人性”。⒀良知是人与其它动物的本质区别之一，其成熟程度也是人本身的成熟程度、人的社会化程度、人的社会人格成熟程度、以及人的社会生活能力的体现。

然而，个体的人的生存与发展、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延续，始终是以个人之间的行为互动形成的社会交往的不断展开来实现的，换句话说，个人的生存与发展绝不可能是真正“个体性”的，而必然也的确是“集体性”的或者“

社会性”的，只有在个人之间的共同生活之中，个人的生存与发展才有可能真正落实，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集体的或社会性的生活也是真实的个人的生活的一个重要侧面。正是在个人的社会性生活之中，在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的稳定与扩展的过程中，个人良知的彼此交流与协调必然形成社会良知，即个人之间的整体的良知共识。这是因为，良知在内容上本来就包含了超越于纯粹个人而涉及他人、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因素，何怀宏所理解的良知的成分之一的“忠恕”即是这种涉及人的社会生活或者集体性生存与发展的内容。诺伊曼甚至认为，“良心代表了集体的标准，并随着标准内容和要求的变化而变化”，一个人，“如果他与社会中主要的、构成'文化超我'的价值准则相一致，人们就说他'有良心'。另一方面，如果与这个准则不一致，他就会蒙受'没良心'的耻辱。”⒁所以，“个人的良心与社会良心不是相互独立的东西，而是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即道德生活”，因为“个人良心上的每一个判断都是社会性的，涉及对各种社会影响的综合。而各种社会良心又是个人良心的集合观。”⒂良知的这一层意义，已为许多思想家所认识，斯坦因就反复强调：“良知基于意识到一个'他人'的存在，基于正义意味着把他人与自己同等考虑的观念”，“良知表明自己是一种非利己的态度，这种态度大致以它对待另一个人的样子对待自己的自我。良知不把自我看作是心理世界中的特权人物。良知所要求和奋力争取的必定不是狭隘意义上的'我的好'('my

good')，而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较少个人味的'好'('the

good')”，于是，“对良知更通常的看法是把它看做体现了一个社会、一种传统或一种宗教的要求、规范和理想。'他人'总要变成兄弟姐妹、我们的同仁里好，或周围当局所颁布的更抽象的条条款款。良知被看作是社会价值的内心代言人。”⒃总之，社会良知是以个人良知为基础、反映个人的集体性或者社会性生活之道德需求。对于真实的个人之现实生活而言，个人良知虽然是其坚定的基础与前提，但社会良知对个人的整体生活意义尤其重大，特别是作为个人生活之环境与物质设施的社会规范、制度与组织的选择、设定和运作，更是直接地建立于社会良知之上。

国家（政府）虽然在表面上凌驾于个人和社会之上，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存在，但其存在的真实根据与正当理由是也只能是来自于真实的个人及其生存与发展之需求，即来自于真实的人的生活，它实际上是人的一种生活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国家（政府）没有也不应当有除却真实的个人之生存和发展之外的独立的需求，包括道德与情感的需求；然而，国家（政府）毕竟是超越于单独的个人的，它不可能也不应当把每一个单独的个人之生活需求都做为自己的实际诉求，而是在真实的个人生活需求基础上，立足于人的个体生活与社会生活，而对作为类的人的整体性、根本性和长远性生活需求的诉求。因此，从实质上看，国家（政府）的良知是也理当是个人良知与社会良知的内容，是个人良知和社会良知的共同性与根本性的内涵，国家（政府）的良知不过是个人良知和社会良知的派生物，其目的指向性只能是个人良知和社会良知。然而，必须明确的是，虽然我们认为，决定并支撑一个社会的规范、制度、组织与机构及其组合方式与实际运作，决定并构成一个社会的整体的观念、意识与精神的，最根本、最终极的因素是个人的生存与发展需求，个人良知即是这种个人之生活需求之一，但这种决定与支撑却是比较间接的；更为直接地决定并支撑一个社会的精神存在与物质存在诸因素并使其运作的，恰恰是社会整体的需求，社会良知即是这种社会整体需求的一部分；而在社会整体需求之中，国家（政府）选择、认可并以其自身之“独立”需求形式表达的部分内容，对于一个社会之存在与发展的精神要素与物质要素的建立与有效运作，其决定与制约作用尤其直接、全面而深刻，国家（政府）的良知即是国家（政府）的.这种“独立”需求之反映。同时，国家（政府）的良知固然是以真实的个人良知与社会良知为基础和内容的，但它本身又独立地表达了其对个人良知和社会良知的认知、理解与价值评价，因此，国家（政府）的良知与个人良知、社会良知在现实当中既可能是一致的，也可能是不一致的。而当国家（政府）的良知极大地背离了个人良知与社会良知时，国家（政府）就因其良知缺失或沦丧而失去了其正当合法的存在根据和理由。

法治的确立和实行，是也应当是立基于健全的、彼此协调的个人良知、社会良知和国家（政府）良知的基础之上的，它要求各社会活动主体各依其良知而谨守其职责、慎行其义务。从基本指向来看，良知以道德上的善恶判断、正邪区分为前提，但良知的确立与践行并不是要求各社会活动主体都去除恶扬善，而是尽可能抑恶扬善；它并不要求每一种社会活动主体都分别成为道德人格上的完善的个人、至善的社会与理想的道德王国，而是要求各社会活动主体在各自的社会行为中一以贯之地慎思、明断、谨慎行为。因此，对于实行法治来说，良知特别要求：其一，个人、社会和国家（政府）彼此尊重各自的活动领域，个人和社会要充分尊重并服从国家（政府）的权威，同时也要以既定的法律规则和一般的法律原则抵制国家（政府）的非法专横。更为重要的是，国家（政府）尤其应当确立个人优位观念，尊重并依法保障个人的独立平等的主体资格与人格尊严和价值，确认、尊重并充分保障个人的私人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广泛自治和自由。其二，个人、社会和国家（政府）均具有高度自觉的义务意识，个人的义务不仅是充分尊重其他个人的平等权利和自由并为此而保持自我克制，而且要尊重并充分履行对社会、对国家（政府）的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社会既要充分尊重并确保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又要服从国家（政府）的法律调控；国家（政府）既要充分尊重并保障社会特别是个人的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又要充分认识并切实做到自我克制、有效地限制自己的权力，尤其是要放弃专横与非法的权力，做到以规范和制度为有效约束的规范化权力运作。其三，无论是个人、社会还是国家（政府），都必须具备高度的责任感，充分认识和理解并随时准备承担法治所可能带来并落实到其头上的道德责任、社会责任、政治责任与法律责任，随时准备着承受法治所可能引起的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道德的与情感的代价，忍受并以积极的心态来看待对各社会活动主体而言个案上的事实上与法律上的不公平结果。而这，又恰是我所谓的法治良知或法律良知。

三、法治的昌明特别要求所有社会活动主体形成与法治的精神实质相一致的，基于法律并以对法律的忠诚为核心的法治良知。

法治良知乃是社会活动主体基于对法律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的认识与理解，基于对这种法律之下的生活实践的体验与反思性的批判，而产生的以法律为标准的对社会活动主体之行为的善与恶、正与邪的认知、判断、评价、选择和行动的意识与能力。法治良知反映了社会活动主体对待法治及其规范、制度与组织运作的道德情感和以道德意义的愿望、要求与期待为内容的道德态度。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法治良知乃是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个人、社会与国家（政府）的良知即个人良知、社会良知与国家（政府）良知中与法治及其运作直接相关的、

以道德义务感与道德责任感为基础而体现为强烈的法律义务感与法律责任感的良知。

我国法学教育家孙晓楼博士在20世纪30年代主持东吴大学法学院教务时，曾反复强调：“研究法律者，只有了法律知识，断不能算做法律人才；一定要于法律学问之外，再备有高尚的法律道德。所谓法律道德，不仅是研究法律的在执行律务时所应当注意的，在平时亦当有道德的修养：第一点应当有守正不阿的精神，有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不徇情面不畏疆御，抱有不屈不挠的大无畏的精神。第二点是有牺牲小己的精神，所谓牺牲小己，便是什么议案或法律，既经合法的手续以产生，那么无论如何应当牺牲个人的意见，来拥护这法案之实行，不应当固执成见，做出阳奉阴违的事来。这两点是最重要的法律道德，不单是做律师法官者应当特别注意，无论在什么地方，凡是关于法律的运用上，都应当特别注意着。”⒄丘汉平教授也认为，真正的法律人才“须有道德的涵养”；燕树棠先生认为，法律教育旨在培育具有“法律头脑”的人才，“一个人受过法律教育之后，必须具有'法律头脑'，才能对于法律为适当之运用；无论为立法人员、司法人员、行政人员，也无论为律师，也无论经营特别的事业，才能有相当的把握而不致有大错。”⒅我个人认为，这些法学前辈们所表达的实际上就是或者包含着法律人才应当具有法治良知的看法与见解。

由于法治良知是个人、社会和国家（政府）在法治生活中对法治及其运作的道德情感与态度，它实际上包含在个人良知、社会良知和国家（政府）良知之中并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法治良知可以从主体方面区分为个人的法治良知、社会的法治良知和国家（政府）的法治良知。但事实上，这些不同的社会活动主体的法治良知在很多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又是重合的，因此，为便于认识和理解法治良知之含义，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一般的或普遍的法治良知。这是包括个人、社会和国家（政府）在内的所有社会活动主体都具有或者都应当具有的法治良知，无论是个人，也无论是各社会团体，还是国家（政府）及其组织机构和官员，都应当在自己的言行之中遵循这种法治良知之指引、接受这种法治良知的判断与评价，并承受这种法治良知之判断与评价所可能带来的道德责任、社会政治责任与法律责任。一般的或普遍的法治良知包含的内容极其广泛：首先，所有社会活动主体具有自觉的守法意识。社会活动

主体的普遍守法乃是法治的基本条件与标志之一，这种守法不是被迫的也不是消极的，而是在高度认同法律的正当合法性的基础上的主动的守法与积极的守法。当然，为了整体的法治的进步，作为一种暂时性的策略，社会活动主体也应当遵守那些违背其良知（包括法治良知）的不公正的法律，在遵守其规定的同时寻求改革与完善之策。其次，所有社会活动主体具有普遍而强烈的护法意识。这种护法意识是主体对自己法律的与社会角色的权利、义务与责任具有高度的自我意识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主体责任与社会责任的体现，其所依据的既有个人的良知又有社会的良知，同时还有一般的道德标准。对于法治而言，护法意识的一般判断规则应当是法律判断高于（不一定优于）非法律判断，法律公正高于非法律公正，法律的程序公正高于法律的实体公正，法律的整体公正高于法律的个别的公正。再次，所有社会活动主体具有理性的代价意识。作为一种秩序性追求和一种社会制度安排，法治与所有社会规范与制度设置一样，都自有其缺陷与弱点，其运行需要社会成本与代价，其运行结果也极有可能与我们的初衷和愿望相反。因此，法治的推行始终是在不断地试错、不断地进行规范与制度的选择与重新选择之中展开的。因此，作为信奉并践行法治的必然要求，社会活动主体应当对自己和社会整体可能需要付出的代价具有高度的理性认识，并理智地接受。在谈到自由时，林达曾说：“看到了美国的自由之后，我们常常说，自由实在不同什么罗曼蒂克的东西，这只不过是一个选择，是一个民族在明白了自由的全部含义，清醒地知道必须付出多少代价，测试过自己的承受能力之后，作出的一个选择。”⒆这从一个侧面告诫我们应以理性的态度而不是用浪漫的情调来对待法治。最后，所有社会活动主体对法律具有高度的制度性信任与信心，并对其保持持久的忠诚，从而确立起对法的真诚的信仰。

第二，特殊的法治良知。这里所说的特殊的法治良知，指的是以国家（政府）的法治良知为主体的包括立法、执法、司法机构及其官员，以及一般法律职业组织与从业人员的法治良知。从立法、执法和司法三种国家权力的性质与功能角度来看，立法良知、执法良知和司法良知实际上是法治之下特殊法律职位所应当具有的责任与义务意识，其基本要求乃是以法律为最高的判断标准，尽可能地把社会政治问题法律解决。这其中，以司法良知为核心的法律职业良知尤其重要。一个社会法治的推行，在很大程度上与其法律职业的从业人员所具有的法治良知关系重大。这种法律职业的从业人员所具有或者应当具有的法治良知，也就是法律职业的独立意识、崇高意识与神圣意识，体现为法律职业从业人员的职业自尊心与职业荣誉感。正是这种普遍、强烈而持久的法律职业良知的存在，确保了法律职业团体及其人员对法的最大限度的忠诚，也确保了整体意义上的司法公正，从而为全社会法治观念与意识的提高提供了具有充分说服力的理由。

四、培育和巩固社会活动主体基本的道德良知与法治良知，为法治提供稳定、持久而强大的社会心理与道德支撑，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前已叙及，良知乃是基于人性而在人的生活经验和具体的生活之中逐渐形成并得到强化的，良知构成现实的人的人格要素，并在人的观念与意识的深层以动机的形式成为现实的人的行为选择与具体行动的直接动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良知也成了一个社会的规范、制度、组织、机构等物质性设施得以存在并良性运作的精神与心理支撑的关键要素。因此，在我看来，一个社会的社会活动主体是否具备起码的道德良知，能否在这一般的道德良知基础上形成健全的法治良知并巩固之、强化之，乃是其能否成功地推行法治的至为关键的方面。就我国现实情况而言，我以为，为了积极而稳妥地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必须大力培育和巩固我国社会活动主体的基本的道德良知，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培育和巩固我国社会活动主体的法治良知，这是一项极其艰巨而长期的任务。为达其目的，概言之，可考虑采取如下基本措施：

第一，强化基本的国民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性的普通教育。良知的形成自然与现实的人的生活与经验分不开，但在现代社会，现实的人的基本人格与良知是通过广泛的社会化完成的，而教育则既是人的社会化的基础又是人的社会化的重要方式与途径。基本的国民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性的普通教育是个体的人的良知与集体性的社会良知生长发育的关键，也是个体的人的法治良知形成的前提和根本条件。因此，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性的普通教育不仅要以知识、文化和技能的传授为重点，更要以健康的社会人格之培育为核心的主

体教育为根本宗旨和目的，简单地说就是要使受教育者真正学会如何“做人”，做一个具有人格和尊严、具有责任感和义务感的真正的现代社会之合格主体的人，只有这样的热爱生活并能对生活负责的人，才是法治所需要也能为法治提供坚强而持久支持的社会主体。

第二，法律教育不仅要把法律知识和法律实践操作技巧的传授作为重要内容，至为关键的更应当是对接受法律教育的社会成员的法律职业良知与法律职业人格的培育，特别是培育并使其具有法律职业神圣感、法律职业崇高感、法律职业自豪感与法律职业荣誉感。

第三，确认并充分保障广泛的社会团体之自治，强化其自由与权利观念和自律意识。

第四，以司法独立为核心改革我国司法体制，实现广泛的司法公正。

第五，强化政府权力有限性和法律至上性观念，以政府的守法意识为核心，培育政府的法治良知。因为“国家有了形式上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文，这不算法治。是一个国家，姑无论他野蛮退化，他的执政者横暴专制到什么地步，他总有几条法律。国家的小百姓守法奉命，这不算法治；愈在横暴专制的国家，小百姓愈不敢不守法奉命。法治的真义，是政府守法，是政府的一举一动，以法为准的，不凭执政者意气上的成见为准则。”⒇

第六，以民主、法治和宪政为目的，在政治、法律、经济、文化、道德等广泛的社会领域，实行全方位的综合配套改革。

总之，只要在上述努力的基础上，包括个人、社会和国家（政府）在内的广泛社会活动主体，无论是一般公民还是政府官员，无论是法律职业人员还是非法律职业人员，也无论是国家（政府）的组织、机构还是一般的社会团体和组织，都能各自培育并巩固起基本的道德良知，并在此基础上依其各自的社会角色而养成健全的法治良知并巩固且强化之，那么，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事业就一定会有着光明的前景和未来。

而这又实实在在地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自己的“足下”做起！

注释：

（1）严格说来，“良知”和“良心”是有所区别的，但其基本含义却大致相同，因此，在日常语言甚至学术语言中，二者一般可以互换使用。我本人喜欢用“良知”一词，所表达的基本含义与“良心”相同。对这二者之间的区别，可参考何怀宏：《良心论》，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页。

（2）[英]亚当・斯密著、蒋自强等译：《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版，第163页。

（3）埃・弗洛姆著、孙依依译：《为自己的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38页。

（4）[美]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姬敬武译：《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38页。

（5）详见埃・弗洛姆著、孙依依译：《为自己的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39页。

（6）何怀宏：《良心论》，生活・读书・新知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7-38、39页。

（7）同上书，第49、157、160、174、179页。

（8）[美]弗兰克・梯利著、何意译：《伦理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二章“良心的理论”，分别参见第18、19-23、23-27、27-31、31-39、39-49页。

（9）同上书，第67页。

（10）梅尔维尔・斯图尔德：《人之天性与恶之起源》，载张志刚、斯图尔德主编：《东西方宗教伦理及其他》，中央编译出版社版，第54页。

（11）[德]帕伦伯格：《良知、自我意识与意义意识》，载刘小枫主编：《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中卷），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167-1168页。

（12）[美]默里・斯埋因著、喻阳译：《日性良知与月性良知》，东方出版社19版，喻阳“译者前言”第16、17页。

（13）同上书，第3-4页。

（14）[德]埃利希・诺伊曼著，高宪田、黄水乞译：《深度心理学与新道德》，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15）[美]查尔斯・霍顿・库利著，包凡一、王源译：《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华夏出版社版，第267页。

（16）[美]默里・斯埋因著、喻阳译：《日性良知与月性良知》，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6、8页。

（17）孙晓楼：《法律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版，第12页。

（18）同上书，第147、153页。

（19）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1页。

（20）罗隆基：《什么是法治》，载刘军宁主编：《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203页。

篇3：守规矩与行法治/姚建宗

姚建宗

不依规矩便无以成方圆。

这道理浅显之极，故自古流传至今，无人公开表示怀疑，的确也不容怀疑。因为现实生活中的人们若都不守规矩、不遵守起码的生活规则，那么很显然，这生活必定是乱七八糟地纠缠成一团，没法儿过，构成生活的基本环节的游戏也玩不下去，大家只好散伙，把自己交给大自然，任由自然淘汰规律把每一个人驯服。这样，人也就回到了非人的动物种群之中，除了生存之本能，也就没有了更进一步属于人的东西，比如“生活”，比如“游戏”。所以，过人的“生活”，玩人的“游戏”，其前提应当是“守规矩”--遵守最起码的社会行为规则。

然而，究竟该“谁”守规矩或者说究竟该“谁”来遵守社会规则？这可就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认识和不同的回答了。还是以足球这项游戏为例。19上半年，大连万达足球俱乐部参加甲A联赛战绩不佳，为摆脱困境，千方百计把从大连万达俱乐部转会至英国足球甲级俱乐部水晶宫队的孙继海买回来，并立即参加了甲A联赛大连万达队对深圳平安队的比赛。后来，由于深圳平安俱乐部战绩不佳，面临降级危险，于是向中国足协提出了对孙继海转会及在与深圳平安俱乐部队的比赛中的上场资格的合法性的质疑。因为中国足协曾明确地将孙继海的转会日以文件形式定于1999年8月1日，即孙继海只有在1999年8月1日以后才具有合法的在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中上场比赛的资格。在深圳平安俱乐部的一再追问之下，狼狈不堪的中国足协官员实在无法应付，便极其熟练地耍起了无赖：我说孙继海参加1999年7月29日与深圳平安队的比赛具有合法资格，就是具有合法资格，不容怀疑！当然，尽管当时深圳平安足球俱乐部理直气壮地准备将此事辩个清楚明白，理个是非曲直，然而，随着其逐渐摆脱降级危险，此事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继而不了了之了。

作为球迷，我感到愤怒；作为法学者，我感到悲哀。因为在这里，足球这项游戏的规则被践踏了，它真的被“玩”它的人给“玩”了；也恰好是在这里，我看到了“法治”被“玩”的全过程。而极为严重的是这并非幻像而是事实。足球是一项具有世界影响的游戏，其魅力在于，游戏各方在遵守共同的规则的基础上尽显其力量、智慧、技巧和韵律节奏，给人以美的享受。所以，它要求足球运动员要守规矩，即遵守竞技规则、尊重对方、尊重裁判、尊重观众等；它也要求参与游戏的集体即每一个俱乐部、每一个球队也同样要遵守竞技规则、尊重对方、尊重裁判、尊重观众；而更为重要的是，它特别要求组织开展这项游戏活动的管理机构即足球协会，率先垂范，尊重并严格遵守游戏规则，唯其如此，足球才能真正健康发展，才能真正成为游戏。“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假若作为中国足球管理机关的中国足协都不自觉尊重和遵守规则，它有什么资格来组织开展这项游戏活动？又有何资格要求各级俱乐部或者球队甚至球员按照游戏规则来进行游戏？既如此，则足球这项游戏还能“健康”发展并吸引众人参与吗？假如不是怀着赌博的心态，那么我们有理由深表怀疑。

由此想到了法治。古希腊先贤亚里士多德有言，法治者，社会既有良法且社会活动主体又能普遍守法也。普遍守法，当然是就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主体而言的，并无例外。详言之，一社会施行法治，在具备“良法”的同时，单个的个人、集体的个人即社会团体和组织，以及国家或者政府都必须自觉地尊重作为社会生活之规矩的“良法”并严格地遵守这“良法”。否则，绝无法治。而在其中，国家或者政府及其官员尊重和遵守“良法”或者守规矩，对于法治之有无、法治之存废，意义尤其重大。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罗隆基先生在《什么是法治》一文中就明确地提出：“国家有了形式上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文，这不算法治。是一个国家，姑不论他野蛮退化，他的执政者横暴专制到什么地步，他总有几条法律。国家的小百姓守法奉命，这不算法治；愈在横暴专制的国家，小百姓愈不敢不守法奉命。法治的真义，是政府守法，是政府的一举一动，以法为准的，不凭执政者意气上的成见为准则。”由此看来，问题似乎比较简单了。看中国是否行法治，以及法治程度如何，只须看政府及其官员是否守规矩（法）以及如何守规矩（法）。

因为，不依规矩便无以成方圆，政府及其官员不守规矩（法）便当然无以行法治。

篇4：法治如游戏/姚建宗

姚建宗

法治如游戏？法治如游戏。

这既非戏言，亦非对法治不恭。就法治的真实根基与不变基础来说，它自始至终都是植入现实的人的日常生活之中的，正是现实的人的日常生活孕育着法治的理想与精神、原则和意识，生成着法治的规范与制度，构建着法治的组织与机构，因此，生活即法治而法治亦生活。而生活只是属于人的，因为它是在生存基础上追求生存本身的意义和价值，它所寻求的乃是生存的“美好”与“可欲”，所以，尽管生活的每一步都显得极其艰辛与沉重，但其基调与理想却永远都是轻松与愉快，正因为如此，真正的人的生活始终是以游戏为基本环节而构成并以游戏为其不变的背景而展开的。既如此，法治便当然如游戏了。

法治如游戏。因为法治和游戏一样，都是真实的人的日常生活之必备构件，并既成为真实的人的生活的基本环节又成为真实的人的生活的'背景，也正是在法治和游戏当中，人自身才彻底完成了其作为真正的社会生活主体的独立的人的改造，即由与动物无甚分别的自然人成长为真正社会意义上的社会人。正如席勒所说的：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也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是人。

法治如游戏。因为法治与游戏一样，始终是与真实的人的真实生活时刻相伴的，它虽然具有看起来极其“高贵”的理想与追求（比如“公正”与“平等”、“自由”与“秩序”等），但其永恒不变的关注目光却始终聚焦于现实的人的各种“杂务俗事”；它虽然一直要求获得其应有的“神圣性”与“权威性”，但其精神面貌与内在性格却始终保持着“世俗”与“温和”的本色。

法治如游戏。因为法治与游戏一样，需要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始终对其保持长盛不衰的热情，都对其满怀善良而美好的期望，并在生活的每一步都身体力行地实践。

法治如游戏。因为法治与游戏一样，其得以存在和展开的关键与核心，乃是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始终尊重并遵守其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和一系列具体的操作规则，并自觉地维护这些原则与规则，主动积极地监督这些原则与规则在日常生活之中的实施与执行。

法治如游戏。因为法治与游戏一样，它只为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提供平等的机会，但却并不能保证为每一个人都带来令其满意的结果，总有一些人虽然谨守规则并遵循规则而行动但却并未获得相应的公平的理想结局，而这就是法治与游戏的展开所必然产生的“代价”。厉行法治诚如开展游戏，它要求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具有“风险”意识，时刻准备着承受落在其身上的不公平的“代价”；在自觉地以理性的态度坦然接受“不公平”的结局的同时，始终坚信并一如既往地践行法治和参与游戏。

正因为法治和游戏一样，要求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都高度尊重并自觉遵循公正而平等的规则，要求在公开和透明的开放环境下进行，要求在现实的人的每一个具体的生活场景之中展开，也要求其参与者以一种健康的社会心态、善良的生活愿望、美好的生活理想，以及持之以恒的坚强信心与坚韧不拔的毅力予以实践，所以，法治如游戏，但决不同于赌博。

篇5：法治的人生态度/姚建宗

姚建宗

摘要：法治作为现实的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与生活式样，时刻与现实的人的当前生活与命运密切相关。作为现实的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与秩序追求,它反映着现实的人的生活立场与人生态度。法治的人生态度的基本特色体现为悲观主义、保守主义、现实主义和个人主义。法治的人生态度与法治始终处于彼此塑造的双向互动之中。

关键词：法治人生态度保守主义悲观主义现实主义个人主义

Subject: The Attitude of Living to the Rule of Law

Abstract: As one of the living styles of mankind, the rule of law has

always been being relative to the realistic person's life at present and

their future fate, and it reflects realistic persons' standpoint of living

and their attitude of living. The Attitude of Living to the rule of law

includes many dimentions, such as pessimism, conservatism, realism and

individualism.

Key Words: the rule of law the attitude of living pessimism

conservatism, realism, individualism

从人性角度来看，在终极存在的本体意义上，我们认为法乃是人的存在及其本质的一个维度，从而也就成为人的生存式样之一方面；同时，作为与人在本质上同一而不可分割的（否则无以区别于其它动物）人的法的生存式样，又有在人的生活之中显现的必然趋势，就其可能性而言，它自然表明，法也是人的一种生活方式。然而，在本质上作为人的生存式样与生活方式的法，其在确定的时空维度之中的规范落实、制度安排、组织与机构设置，以及所有这些因素的组合方式及其实际操作和具体效果，却是千差万别的；也就是说，在本质上作为人的生存式样之一方面与人的生活方式之一形态的法，在由历史、现时和未来构成的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之中具有多种可选择的现实可能性。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法治乃是现实的人对作为人的生存式样和生活方式之一的法的多种现实可能性的一种选择，正是这一兼顾了历史、现时和未来的时空因素的选择，使法治无可怀疑地成了现实的人的一种现实的生存形式与生活方式。所以，法治也就必然反映着现实的人的生活立场与人生态度。

一、法治立足并奠基于人的现实生活世界，法治的存续自然关乎现实的人的当前生活与未来命运。因此，法治也就鲜明地体现了现实的人的人生态度。

作为一个客观的社会事实，我们得承认，就常态情形而言，人类社会的特殊性并不是单个的个体的人的孤立的存在与活动，而是一个个单个的个体的人的相互关联的存在与彼此发生影响的活动，这种相互关联的存在与彼此发生影响的活动，在客观上使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成恒常而普遍的关系，这种由观念、行动与行动结果构成的关系的复杂网络与结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社会或者人类社会。显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与结构即人类社会的产生、存在和发展，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意义沟通、离不开由这种理解和沟通所形成的共识，当这种就人自身的行为及其目的所形成的共识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共同维持并自觉遵循时，这共识也就成为人们在思想观念与行为及对行为进行评价方面的习惯，习惯的演化发展为规则，尔后再产生出法律。也正是这些基本的人的生活共识、习惯、规则和法律，既使人们的生活有序化并形成人们可欲的社会秩序状态，又使这种社会秩序状态或者说人类社会得以持存与发展。

所以，加塞特（J・Ortegay

Gasset）认为“秩序并非一种从外部强加给社会的压力，而是一种从内部建立起来的平衡”。(1)哈耶克也认为“人的社会生活，甚或社会动物的群体生活，之所以可能，乃是因为个体依照某些规则行事。随着智识的增长，这些规则从无意识的习惯(unconscious

habits)渐渐发展成为清楚明确的陈述，同时又渐渐发展成更为抽象的且更具一般性的陈述”，也就是发展成法律(2)。历史法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萨维尼在《当代罗马法体系》中亦曾强调：“人生存于外在世界之中；对人来说，这个生存环境中最重要的因素便是与那些和他在天性及归宿方面相同的人之间的接触和交往。如果要让自由的人能在这种接触和交往中共存并互相促进，而不是互相阻碍对方的发展，那么只有通过接受一个看不见的界限方能实现。在这个限度中，每一个体的存在和作用都能获得一个安全的、自由的空间。决定这个界限和由这个界限所确定的空间的规则就是法律。”(3)也正是在同一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反复告诫我们：“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4)所以，“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做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如果一个立法者用自己的臆想来代替事情的本质，那末我们就应该责备他极端任性。”(5)显然，这些不同的思想家的各不相同的语言表述，实际上阐释的乃是同一的思想观念与理论主张，即法律是也应当是源于并生存和发展于人的真实的生活之中的。因此，在这一认识基础之上，我们做如下推论应当是正确且合理的推论，即：从人的现实生活之需求中提炼出来的规则，当其转化为法律时，这法律毫无疑问是良法（符合道德正当性与事实合理性），以良法为至上权威对社会实行良法统治，就是法治。所以，从事物的本来逻辑来看，法治始终且必须立足并奠基于人的现实生活世界，而且也只有在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之中，从现实的人的具体生活场景及其现实需求与法治的原则、规范、制度、组织机构及其组合方式与具体运作的密切联系之中，法治的理想和原则才能真正向人的生活真实回归，才能充分实现于人的生活实践之中。在谈到英国实行法治的情况时，哈耶克就说过：“从公众舆论接受一理想到该理想为政策所完全体现，其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或者说需

要很长的时间。法治这个理想的实施便是一例……无论如何，法治理想得以巩固的主要时期，乃是18世纪上半叶，当时法治的理想正渐渐地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6)正因为法治与人的生活实践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我们认为，法治的存在和践行的确真切地关乎着现实的人的当前生活与未来命运。法治本身由于必然地反映了人的真实的生活需求与愿望，也就理所当然地鲜明地体现了人自身的人生态度。由于法治在事实上和逻辑上都是现实的人的一种现实的生存形式与生活方式，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法治所反映出来的人自身的人生态度，看作是法治的人生态度。

这里，我所谓的法治的人生态度，乃是法治作为一种社会秩序状态，作为塑造这一社会秩序状态的规范设计、制度安排与组织形式的有机组合及其运作，也作为现实的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所反映或者折射出来的，人对其自身命运或前途，对其自身现实生活与理想生活的根本看法与可能把握。换句话说，法治的人生态度，乃是现实的人通过法治机制认识、理解和把握自己当前和未来生活之根本利益，满足其自身生存、发展和完善的基本需求的比较一贯而坚定的立场。在认识和理解法治的人生态度的基本内涵时，我们必须明确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法治的人生态度表达的是现实的、具体的人的人生态度，而不是抽象的、无具体时空存在的“人”的“人生态度”。也就是说，这里的人是在时间维度上具有历史、现在和未来的、处在历史的延续性中的人；从空间维度上讲，这里的人包括了实行法治的所有地域空间中的人或者所有认同法治的人。因此，他们都是真实的、活生生的人。

其次，法治的人生态度表达的是在法治之下现实的真实的人的整个人生的态度与立场，即是真实的人对其自身的现在的当前生活与未来的理想（或可能）生活的总体看法。因此，法治所关涉的人生是真实的人处于连续统一性之中的人生，也是包括了真实的人当前与未来生活的方方面面的人生，而不只是真实的人的人生的某一个或者某一些侧面。同时，它也涵摄了人生的所有积极的方面与消极方面、正面与反（负）面、好的方面与坏的方面，等等等等。

再次，法治的人生态度表达的是真实的人对其整个人生的所有领域的全面体验，即，法治的人生态度既涉及真实的人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道德生活以及更广义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又包括了人的生活的公共层面与私人层面，即真实的人的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既包括了真实的人对自身、对他人、对社会的生活态度，又包括了真实的人对自然环境与自然资源的生活立场。总之，法治的人生态度具有极其广泛的包容性。

就其功能和作用而言，法治的人生态度主要表达的是真实的人在法治之下对自身之生存和生活的方式与意义的比较稳定而一贯的立场、态度与看法。因此，法治的人生态度也就是在法治之下的真实的人的观念认识系统、思维分析框架与选择行动指南。

从构成成分与确立方式和途径这种综合角度来看，法治的人生态度是个人因素、社会因素与国家（政府）因素、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彼此契合与不断协调的结果。或者说，从基本途径或确立方式来看，法治的人生态度首先是个人、社会与国家就法治下的人生立场彼此契合、相互妥协的结果。详言之，在法治之下，就人的生存与生活而言，法治的人生态度有且也应有这样几个基本的观察视角：

第一，个人视角。这是从现实中的一个个单一的、活生生的人的真实需求与愿望出发，对法治的方方面面--法的规范、制度、组织机构及其组合方式与具体运作的切身感受与体验，这种感受和体验作为个人的生活经验与经历，反达来又成为个人思考其法治下的生活的种种可能与可行的选择与安排的背景与参照。从而在这种不断地进行感受、体验与反省、思考，并不停地校正、修补、丰富其可供借鉴的经验背景与参照的过程中，个人逐渐形成了比较稳定而一贯的有关法治之下的生活的人生立场与态度。这可称之为个人的法治的人生态度。

第二，社会视角。这是从现实中的由单个人的集合或者说由单个人的观念、行为相互影响形成的关系结构与网络系统，它的基本形式是一个个由个人结成的社会团体与非政府组织的系统，属于个人与国家（政府）之间的中介或中间的层次。这一个一个的社团或组织都有各自的需求、愿望与目的，它们对法治的各种原则与要素的组合及其实践运作，显然也有自身的不同于单个的个人的切身感受与体验，这种感受与体验当然也就成为这些社会团体与组织的生活经验与经历，这些经验与经历在它们彼此的交流与理解之中，自会逐渐形成占主导地位的有关法治生活的共识，这些共识当然会成为这些社会团体和组织思考其在法治之下的种种可能与可行的选择与安排的背景与参照。正是在各种社会团体与组织的这种在法治之下不断进行生活体验与感受，并不断进行交流以形成共识而又反复地校正、修补、丰富这种彼此的共识，以形成其活动与行为的可资选择与借鉴的背景与参照的过程中，社会自会形成其占主导地位（即社会普遍认可）的有关法治生活的立场和态度。这可称之为社会的法治的人生态度。然而，所谓社会，不过是单个的真实的个人的一种生活情形，因此，社会的法治的人生态度实际上不过是另一个层次或者另一种意义上（集合或者聚合形态）的个人的法治的.人生态度而已。

第三，国家（政府）视角。从本来意义上讲，法治本是社会生活自发形成的规范与制度自然演化的结果，其现实的存在与运作也基本上是以自然的、渐进的方式进行的，国家（政府）的力量受到法律的严格约束限制，在法治生活之下，国家（政府）的力量是比较被动和消极的，因其根本目的以个人的权利为依归，故其实际的法治生活地位尚无法与个人相比；而在现代社会，许多实行法治或者宣称实行法治的国家，其法治的实行基本上是以国家（政府）的力量自上而下地强制以一体化的方式推行的，国家（政府）在法治生活中扮演着极其主动和积极的重要角色，个人的权利虽享有或主张享有神圣的法律地位，但个人在法治生活中应有的主动积极姿态尚需国家（政府）引导。但无论如何，在法治生活中，有一个基本的事实不容否认，这就是：不管法治的具体类型（即国家的角色如何）怎样，国家（政府）本身依其对自身的功能定位，而必然对法治有着如同个人和社会般的感受与体验，这种感受与体验当然会成为国家（政府）对待法治和在法治之下活动的前提、背景与参照，若这种体验与感受成为国家（政府）的比较一贯而稳定的对待法治及自身在法治之下的行为选择与实际行为的立场，则构成国家的法治的“人生”态度。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从个人、社会、国家（政府）角度确立其法治的人生态度时，无论是在这一过程之中还是在作为该过程的结果的人生态度，都必然包含有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所谓客观因素即是在个人、社会、国家（政府）形成各自的法治的人生态度之时，作为其对法治下的生活予

以切身体验和感受的各种环境因素（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精神和观念环境及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是客观而不以主体的意志为转移的；所谓主观因素即是在个人、社会、国家（政府）形成其法治的人生态度时，其对自身所处的客观环境和法治及法治之下的生活情态的认识和理解、其对自身在法治之下的生活的愿望和期待，又是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的。这样，在既包含了客观因素又包含了主观因素的个人的法治的人生态度、社会的法治的人生态度和国家（政府）的法治的人生态度的反复不断地整合与协调之下，便必然产生一种以个人为基础而融合了个人、社会与国家（政府）三方立场的法治的人生态度。由于法治的人生态度是以人对其生活环境因素和法治生活的认识、理解与实践限度为依据的，因此，它必然是以人对人性的基本估计与考量为基础。

二、法治乃是现实的人面对自身及其生活环境所做出的规范性生活的一种可能选择，它所体现的现实的人的人生态度是一种综合的、多维视角的、对法治之下的人生的复杂看法。

法治的人生态度是以对人的人性的基本估计与考量为基础的。因此，法治的人生态度的形成与维持始终是以人对自身的人性事实的认可为前提。这种人性事实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所有的人的人性之中必然包含着善要素与恶要素，这两种要素也大致呈平等分布，只不过外显形成与程度在不同场景中表现不一，其中的恶要素基本上无法根除，因而只可能加以控制；另一方面，所有的人都不得不面对一个基本事实，即人本身是脆弱的、大体上平等的、仅具有极其有限的利他主义倾向、也只具有有限的理解力与意志力，同时人的生活的资源也是有限的⑺。这其中，特别重要的乃是脆弱而大体平等的人的理性的有限性无法克服。这就是哈耶克所说的，尽管从表面上来看，人类的文明进步都是以人类的知识的范围和总量的增加为基础的，但真实的事实恰好相反，“一般而言，人不仅对于自己为什么要使用某种形式之工具而不使用他种形式之工具是无知的，而且对于自己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此一行动方式而不是他种行动方式亦是无知的。人对于其努力的成功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于他所遵循的连他自己都没意识到的那种习惯，通常也是无知的。这种情况很可能既适用于未开化者，亦适用于文明者。”因此，“主张个人自由的依据，主要在于承认所有的人对于实现其目的及福利所赖以为基础的众多因素，都存有不可避免的无知(inevitable

ignorance)。”⑻法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人对自身人性之恶要素与善要素的无把握、无信心，而且对自身理性之能力及知识的范围与有效性抱持怀疑态度，所进行的一种不可能是优中择优（人对何为优、何为最优是无知的）而只可能是次中择优的选择之一。由此决定了法治的人生态度明显地具有如下几方面的内容：

首先，法治的人生态度始终以悲观主义为基调。法治本是现实的人针对自身的本性事实，以防范人性之恶要素、控制人性之恶要素为目的的一种规范性生活方式与社会调控和社会治理手段，法治的存续自始至终都是以人对自身本性的恶的阴暗面的坦率承认、对其根本有害于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的消极后果的忧虑甚至恐惧、以及克服自身本性之恶的阴暗面的消极后果的愿望为条件和内容的，因而它实际上乃是刘军宁所说的消极的政治观即防恶的政治的一种可能的实践形式。⑼承认人性之恶要素的阴暗面，表明人对自身、对自身的法治的生活的不安、焦虑或者恐惧，正因为认识到自身以及自身的生活具有如此之多的不确定性，所以，现实的人才会有对诸如法治之类的规范与制度选择并一如既往地践行。对于人的这种“焦虑”有学者做过这样的说明：“焦虑是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一个存在者能意识到它自己可能有的非存在。这句话可以简要表述为：焦虑是从存在的角度对非存在的认识。这句话中的'存在的'，不是指关于那产生焦虑的非存在的抽象知识，而是指对于非存在是人自身存在的一部分的认识。即产生焦虑的，不是对于普遍的短暂性的认识，甚至也不是对于他人之死的体验，而是这些事件对于我们自己不得不死这一潜在意识所产生的印象。焦虑就是有限，它被体验为人自己的有限。这是人之为人的自然焦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所有有生命的存在物的自然焦虑。这是对于非存在的焦虑，是对作为有限的人的有限的意识。”⑽蒂利希在这里表达的见解与哈耶克所说的人的“无知”的确有异曲同工之妙。显然，无论是“焦虑”还是“无知”都表达了人对自身阴暗面的认识、理解与接受，“由于对黑暗面的这种接受，个体不断地想起他的素质的相对性、他的存在的世俗本质及他对本能和内驱力的共同依赖；在这个过程中，他变得人道化”，而且，也“正是当生活的黑暗面被接受时，新经验的可能性开始展现。”⑾借用张灏教授的见解，我们认为，法治的人生态度的悲观主义基调实际上也就是法治生活中的人的一种深深的“幽暗意识”，是“发自对人性中或宇宙中与始俱来的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和省悟：因为这些黑暗势力根深蒂固,这个世界才有缺陷,才不能圆满,而人的生命才有种种的丑恶，种种的遗憾。”⑿法治的人生态度以悲观主义为基调，表明了现实的人对待法治之下的生活所持的是一种谨慎的态度，他们始终是以一种忧虑和不安的心态来观察、认识、理解并加入法治的规范、制度与组织建设的，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现实的人才逐渐建立起对法治的制度性信任与信心，并清醒而理智地接受为此而不得不付出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代价。

其次，法治的人生态度以保守主义为其鲜明色彩。信奉法治的人们坚信，尽管所有的人在人性上都有善有恶，人的观念和行为正是人性的体现，但所有的人的行为及其社会关系又并非完全是其自由意志的体现，相反地却反映了客观存在的某种超越于具体的人和事的实在的、不可变更的永恒原则，正是由于有了这永恒的原则，法治的规范、制度与组织以及法治的观念、意识和精神才得以产生并得到有效的维持。正是基于这种基本认识，法治的信奉者和法治生活的参与者，始终相信社会制度的发展是人的生活经验与教训的不断增加、在连续的试错实践中得到的，一句话，包括法治在内的制度进步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而不是或者主要不是人为建构的结果，因此，信奉法治也就当然地十分尊重社会的传统，因为传统正是历史中的人的生活经验与教训。同样，既然人在人性上是平等的，都有恶的本性、都具有自身无法克服的黑暗面，也都对自己及其生活的全部环境在很大程度上茫然无知，那么，在法治之下生活的现实的人就不能不以极其审慎而谦逊的方式来行为和做事，在日常生活中，信奉法治的人们在重大社会政治问题上往往显得犹疑和顾虑重重，很少有豪迈果敢的行动，他们总是把眼光放得较低，凡事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正因为如此，信奉法治并在法治之下生活的现实的人，都自觉不自觉地以如同身受般的同情态度来对待不同人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也就是坚持普遍的多元主义立场，而且，他们始终相信并坦然接受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甚或国家（政府）都始终是不完善的，因而人的现实生活也始终是不完善的。这种保守主义观念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个人始终是弱者，而国家（政府）却始终是个人和社会的潜在的与现实的威胁，因此，法治的保守主义观念一直对国家（政府）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和

戒心，并坚持用符合个人愿望和人类生活的永恒原则的法律来限制国家（政府）的权力及其运作，并时刻保护着个人生活的必要空间。

再次，法治的人生态度以现实主义为基本立场。信奉法治的人们相信，法治是迄今为止相对来说更加符合人的本性和需求的较好的规范性制度安排，法治之下的生活是相对比较合理、比较有意义的生活，在这样的制度之下的生活很可能不是最好的生活形式，但绝对不是最坏的生活形式。因而在法治之下生活的现实的人们基本上都认可、接受这种生活，并小心谨慎地维护着这种生活，他们特别重视从历史和现时之中得到的经验，并希望而且也身体力行地从点滴的积累获得进步，倡导并践行在秩序稳定的和平环境中通过渐进的改良或改革来改善目前的生活状况。然而，信奉法治并愿意在法治之下生活的现实的人又并非是没有理想、没有对未来生活计划进行安排的人，他们都满怀着对理想生活的希望，只不过认为理想的实现必须始于当前的足下，理想的完成需要漫长的时间，更需要脚踏实地的不断努力，所以他们把理想分解为一定的片断，从一个个小片断的真实实现之中最终向理想靠近，因此，他们反对在现实和当前全面构建并通过激烈的社会变革、在全然不顾自身的历史与现实条件的情况下践行“乌托邦”理想的蓝图，或者说，法治的人生态度的现实主义立场是根本拒绝那“在场”的“乌托邦”的。由此当然也体现出法治所具有的那种对人的生活远景的有限的、谨慎的乐观主义情绪。正因为如此，法治特别关注对现实的人的现实生活，特别关注对现实的人的财产权利和自由权利的充分而有效的保护。

最后，法治的人生态度以个人主义为其根基。从价值位阶来看，法治奉行的不是社会优位观更不是国家（政府）优位观而是真实的个人优位观念，因此它特别关注现实的人的现实生活，特别注重保护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而真实的、独立自主的、平等的且自我负责的个人也就构成了法治的真正的主体基础。所以，法治的人生态度的个人主义基础也坚定地表明了，真正的法治必定是立足于真实的个人之中的有“我”的法治，只有在作为“我”的真正的“个人”基础上，才会有法治对“他”、对“社会”、对“国家（政府）”的规范性制度安排，这样的法治才是有“人”的真正的法治。因此，法治的人生态度坚持以真实的个人以及真实的个人的真实的生存、发展与完善的正当需求优先。这是与人既有利己的本性又有利他的本性而利己本性是其人性基础的事实一致的。因为，“如果社会是以放弃个体生命为代价的话，这种社会对人类生活毫无价值”，国家（政府）“唯一合适的道德目的是保护人们的权利，即保护他们免受暴力侵犯，保护他们的生命、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对个人及其权利和自由的保护正是法治的根本宗旨，也是法治之下的一切社会政治制度、组织与机构设置的正当根据与充分理由。从其意义与内涵来看，个人的“权利”首先是作为一种道德原则存在的，它是“用来确定和准许人们在社会关系中的行动自由”，兰德认为，“只存在着一种基本权利（所有其他的都是它的结果和推论）：人类对自己生命的权利。生命的进程是自我生存和自我创造的行动；生命的权利意味着有权作出自我生存和自我创造的行为──它表示：可以自由地做由理性存在所要求的所有行为，以支持、促进、实现和享受他自己的生命（这些就是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权利的意义）。”对待真实的个人及其权利的态度也是区分法治与非法治的关键：在法治之下，“个人权利的原则从道德的领域到社会体制都得到了表现，它作为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作为人类免受集体蛮横的力量的打击，以及把强权置于权利之下的方法”；在非法治之下，所有的制度“都把人作为他人目的的可牺牲工具，而社会本身就是目的”，同时，这些制度“也认为人的生命属于社会，而社会可以用各种方式来处置个人，只要它愿意。他所享有的自由是借助于社会的喜欢和同意而达到的，随时可以被撤销。”由此亦可知晓，法治的人生态度的个人主义旨趣，实即表达了社会和国家存在的真正原因乃是以真实的个人为基础和前提的，离开了真实的个人，无论是社会还是国家都不具有独立的正当合理的存在根据和充分理由。就个人自身而言，在法治之下生活、信奉并践行法治，其首要前提也是珍视自己、珍视自己的存在及其权利和自由，而不是完全的利他与奉献，因为“不珍视自己的人，也不会珍视他人或他事”，所以，“只有理性利己的基础──公正的基础──人们才适合于一起生活在自由的、和平的、繁荣的、仁爱的和理性的社会中。”由此可见，法治对真实的个人的存在、权利和自由的关爱、人们对法治的信奉与践行，也体现出了其所包含的理性主义的因素，正是在这合理的理性主义的基础上，高扬个人主义才成为法治的人生态度的坚定立场。

这几个方面，乃是就法治的人生态度的主要内涵而言，并非对于法治的人生态度的全面而充分的准确概括。但它们都的确是法治的立论的核心与关注的焦点之所在。

三、法治的人生态度实际上正是人的人生态度在法治的各个层面的反映，而法治的践行又时时刻刻地在影响着人的生存与生活环境，从而影响着现实的人的人生态度。因此，法治与法治的人生态度是彼此塑造、相互共存的，它们处于一种双向的互动之中。

毫无疑问，在法治之下生活的基本上都是些具有七情六欲并且基本上是以自我需求和自我利益为优先考虑对象的世俗凡人，而法治本身也正是这些世俗凡人在其历史延续之中的生活里的一种既有意又无意、既自觉又不自觉的选择。这种选择又是人的生存与生活环境的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人的生存与生活环境的多种因素本身也是相互作用和彼此影响的，并且它们也是在不断的演化与发展之中的。在现代社会，法律特别是法治的实行在很大程度上极其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现实的人的生活环境因素，从而影响着现实的人的生活立场、生活观念、价值主张与生活态度。20世纪70年代以后全球性的可持续发展观念及其政治法律实践的广泛推行，已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自然资源和环境与人自身的关系的看法，即为典型例证。当然，已经或者正在发生变化的现实的人的生活观念与生活态度也一定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现实的人对法治的规范、制度与组织及其运作的选择与设置，进而影响到法治的人生态度。

我们认为，法治是且必须是奠基于现实的人的生活场景之中的，人们之所以选择、信奉并践行着法治，乃是由于在法治的践行过程中，人们逐渐建立起了对于法治机制的规范性的制度性信任与信心。这一信任与信心的建立不是靠外在的强力压制、威胁与推动而可真正实现并长久维持的，这一信任与信心的建立乃是因为法治机制的运作使现实的人在其日常生活之中得到了法治的真正关爱与庇护，其生存与生活之权利和自由通过法治机制得到最大限度的落实并得到了充分有效的保障，使绝大多数现实的具有七情六欲的世俗凡人既得到了实“利”的优惠与生活的甜头，又对未来的生活前景抱有合理的可以预期的乐观与希望。因为作为私心颇重的一个个现实的世俗凡人，“他们的生活重心都是些个人的私事，是他们的健康、他们的家庭、他们的朋友、他们的钱包。正是这些事情使他们

快乐，又让他们劳神”⒁，既然法治机制的运作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其现实的需求与关爱，现实的人们焉能不对法治机制抱有信心并加以信任？这种信任与信心也十分自然地就成了现实的人们的人生态度的一部分。

所以，法治必须立足于现实的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必须时刻关注现实的人的具体的生活场景，并充分满足现实的人的正当合理的生存与生活需求。果真如是，则法治的践行与法治的人生态度便能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它们彼此型塑、彼此推动并增益对方。

而这，恰是一个法治社会的真正福音。

注：

⑴转引自[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著、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83页。

⑵同上书，第184页。

⑶转引自同上书，第368页，第十章注释[1]。

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21-122页。

⑸《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83页。

⑹[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著、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15页。

⑺[英]哈特著、张文显等译：《法律的概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0-193页。

⑻[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著、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6、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