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confinesth”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13篇未成年人故意伤害案辩护词范文，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后的未成年人故意伤害案辩护词范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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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故意伤害案辩护词
故意伤害案辩护词
袁xx故意伤害案辩护词（重伤案件缓刑案例）被告人袁XX通过网络聊天认识张XX,并发展到同居。二人相约各自与配偶离婚，然后结婚。袁XX与丈夫离婚后净身出户，但张XX借口妻子反对，爽约。袁XX自感上当，持刀将张XX妻子捅成重伤后自首。公诉机关以故意伤害罪起诉，法院采纳律师辩护意见，判处被告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五年。本案在张家口晚报刊登，具有当地有较大影响。重伤案件鲜有缓刑判例，希学生仔细研读。
审判长、审判员：
受被告人袁XX亲属委托，河北海龙律师事务所指派我担任其辩护人参加本案的审理。我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犯故意伤害罪没有异议，我仅就本案的量刑发表辩护意见。
一、被告人有从轻量刑的法定情节
被告人在案发后当即报警，等待公安机关抓捕，归案后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行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法发【2010】60号），应当认定为投案自首。依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二、被告人有从轻量刑的酌定情节
被害人的丈夫张XX与被告人从网恋发展到长时同居，被告人为此付出了自己家庭离散和20000多元损失的代价，被告人对张XX的恋情是真挚而热烈的。当发现自己被欺骗后，被告人难以自持，一时言辞和行为过激，以致本案悲剧发生，被告人何曾不是受害人呢。被告人因感情纠葛犯罪，此前没有犯罪前科、劣迹，是偶犯，也是初犯，且当庭认罪、悔罪，其犯罪的主观恶性不深。另，被告人犯罪手段和后果一般，犯罪情节并不十分恶劣。
三、法院应对被告人从轻量刑
依据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关于故意伤害罪的量刑规定，本案应当在三到四年之间确定被告人的基准刑。该细则第三部分《常用量刑情节的适用》第14条第（1）项规定：“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主动直接投案构成自首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另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法发〔2010〕9号）第17条：“对于自首的被告人，除了罪行极其严重、主观恶性极深、人身危险性极大，或者恶意地利用自首规避法律制裁者以外，一般均应当依法从宽处罚”、第22条：“对于因恋爱、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犯罪，因劳动纠纷、管理失当等原因引发、犯罪动机不属恶劣的犯罪，因被害方过错或者基于义愤引发的或者具有防卫因素的突发性犯罪，应酌情从宽处罚。”
综合被告人犯罪情节和上述相关法律规定与刑事政策，辩护人建议法院减轻对被告人的处罚，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下确定被告人的宣告刑。
河北海龙律师事务所 田希国 律师
1月20日
篇2：故意伤害辩护词
故意伤害辩护词
故意伤害辩护词审判长、合议庭：
针对公诉机关对被告人的指控与抗诉，现依法提出以下辩护意见：
一、监控录相显示的案件事实：被告人摩托车在刹车近停等待红灯通过时21时50分27至28秒间，被追捕的摩托车猛撞尾部致被动加油车头窜起冲上大货车，摩托车加油往前窜系追捕的摩托车撞击所致
1.监控录相显示被害人摩托自被告人左边加速横转90度猛拐过被告人摩托车的时间点自21时50分25至27秒间，同时被告人摩托缓慢行驶至马路中间线，尾灯亮起，表明被告人有刹车停驶的措施，并无冲向前头截停的被害人摩托
2.被害人的摩托车停点位置距被告人间还间有另一肥胖白衣人乘坐电动单车相隔的右前方载停，距被告人摩托右边有间距，下车点并非被告人车正前方
3.被告人下车时画面显示：被害人下车时左脚落地 ，有右手持物、右脚大幅横跨向被告人方向的动作，记者及相关部门报道为冲上去准备截停
3.录相显示21时50分27至28秒间被害人从摩托车上下车、右脚大幅横跨向被告人方向前的一迅间，被告人的摩托车前头已忽然向上向前窜起，倒向正前方驶过的大货车，被告人的摩托车运动轨迹并无改变原有的正前方运动方向
4.但监控录相显示就在被告人的摩托车前头已忽然向上向前窜起前的一迅间第二辆追捕的摩托出现在画面上，冲上被告人摩托车而没有任何减速，在与被告人摩托接触的刹那被告人的摩托车前头忽然向上向前窜起，追捕的摩托一同往前运动，追捕的摩托尾部漂移从左往右横甩，将被害人乘座的摩托车甩倒，后继续往前运动围着陈道德转圈。
二、监控录相显示的案件事实与被告人的供述及证人 陈述的其追捕的摩托碰撞被告人摩托事实相印证，证明被告人摩托窜起往起冲或加油，与被撞有相当的因果关系。
三、指控被害人倒地系被告人摩托撞击所致理据不足
1.无伤痕及车辆痕迹鉴定证明有撞击
被害人系知被告人右前方准备实施抓捕的一刹间倒地，()如系被告人车相撞，首先应系被害人右部与被告人车相遇，但被告人车辆辆痕迹检测，无显示车辆有碰撞被害人的痕迹，尸检报告表明受害人明显伤痕全在身体左部，指控被告人车将受害人撞飞到大车下理据不足。
2.被害人所乘摩托车加速后横转90度截停时的作用力与惯性及被害人右脚大幅横跨、右手有击向被告人，系被害人向左后方倒地身体左部撞向大货车最可能的重要原因，指控被害人倒地纯系被告人所致不合事实
四、言词证据关于被告人撞击被害人的陈述与监控录相及常识不符，不符合证据的客观性，应不予采信
监控显示，追捕人员均在围捕陈道德，被害人倒地发生的时间点为21时50分27至28秒间刹那发生的'，证人等陈述有被害人亮明身份后被告人加油撞击被害人的经过明显系事后猜测，与监控事实及常识不符。鉴定报告结论采信的录相时间点为21明47分间发生的情况，不能否定在21时50分追捕车辆撞击被告人摩托车的事实。
综上，被告人缓慢驶入中间线等待绿灯，被害人摩托自被告人左边加速横转90度时被告人尾灯亮起有刹车的动作，及被告人摩手摩托窜起往起冲后直向大货车无改变方向的事实，及自摩托车窜起至被害人下车载停倒地的时间仅一秒的刹那，均表明被告人无实施伤害被告人的主观故意。
被告人摩托系被追捕的摩托撞击尾部后加油害后窜起倒向大货车，被害人所乘摩托车加速后横转90度准备实施截停时倒地，均非被告人所能预见和控制，正如交警队结论中认定的，此事故系抓捕过程中发生的意外事故，非被告人故意伤害。
综上，原审认定被告人摩托车加油及被害人倒地非被告人故意所致事实清楚，认定被告人不构成故意伤罪适用法律正确。公诉机关抗诉请法求与事实与法律不符，请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驳回抗诉请求。
此致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辩护人：刘东升
篇3：故意伤害案悔过书
20xx年8月28日21时许，本人xx因收费问题与被害人发生争执。
在得知对方说要打我后，本人叫了“袁老二”等五名男子一起过来吃饭，吃饭过程中喝了点酒，“袁老二”等人说要帮我和对方谈判，之后一起来到xxxx西区樟埔红尾头荔枝园。
在我指向并告知“袁老二”等男子，此人就是严伟聪时，“袁老二”等男子突然持刀将被害人砍伤。
因发生的事情远远超出我的主观故意范围，且又害怕被人报复遂逃离现场。
而在当地所开的店辅亦不敢回去收拾一件行李，该店内全部资产当做给被害人的赔偿。
本人因对被害人深感嫌就和对自已犯下的错误深深感到后悔，于20xx年10月22日向xxx县公安局大浦派出所投案自首。
并于20xx年10月24日与被害人达成了和解协议再次赔偿被害人医疗费肆万元整，而被害人亦承诺不追究我的责任。
当我这次再从重新回来面对和解决这案件时，我感触良多，一个人一定要为他自已犯下的错识要勇于承担责任，否则永远无法让自已的良心得到安稳。
虽然我的家庭很困难，主要收入就是依靠我进城务工所得。
其上有年迈残疾的父母，下有三岁的小女儿要照顾。
在这种困难情况下，我和我的家属依然积极筹措赔偿款进行赔偿。
在公检法多次取保候审期间，无任何违法违纪现象发生，随传随到，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和检察院、法院的查处工作，在法庭上亦认罪悔罪，我认为我的悔过表现良好，社会危害性小，而我的亲人也需要我的工作收入扶助。
综上，恳请二审法院能从上本人的悔过态度出发结合本案的事实综合考虑改判处被告人较轻处罚或适用缓刑。
给予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我必将用我的全力报答家人、报答被害人、报答社会。
此致
篇4：故意伤害案悔过书
***年**月**日**时许,本人***和**与受害人一行人发生口角,最后导致双方厮打。
事情的经过：本人**与***在“森林雨”火锅吃过饭以后,路经“皇家一号ktv”门口时,**
在此小便,(原妇产医院门口)犯罪嫌疑人**和受害人一行人因为小便和受害人一行人发生了
口角,当我转身看见双方在对骂的时候,我上前去劝架,随后双方就开始了纠缠厮打,这时车上
下来两个中年人就开始打我,于是我们就开始相互对打了,受害人一方陆陆续续来了大约有
10~20人,和我和**厮打。
最后由于人员悬殊太大把我打急眼了就跑了。
其他什么事我什么都
不知道。
事后,认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于***年**月**日向**县派出所投案自首。
过后并与受害人
达成协议,赔偿受害人各项费用: (52000)五万两千元,得到了受害人的谅解。
被害人亦承诺不
再追究任何责任。
当我面对和解决这件是的时，使我感触良多，自己犯下的错就应该自己承担后果。
虽然
家庭条件比较困难，但是我还和家属依然积极筹措赔偿款进行赔偿。
尽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
去面对事情和对受害人进行一些补偿，可以得到受害人心理上的安慰和谅解。
在公检法取保
候审期间，本人严格要求自己，没有任何的违法违纪现象发生，随传随到，积极配合公安机
关和检察院、法院的查处工作。
这件事的发生，我深刻认识到了对社会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性质的恶劣，对受害人的'家庭带了太多的影响。
我深感惭愧。
? 对自己的不负责，对他人的不负责，对家人的不负责，事情发生没有冷静的思考就盲
目判断和处理事情，没有考虑到事情的严重性和后果。
? 遇事过于冲动，欠考虑。
通过这件事，本人一定吸取教训，遇到事情想想后果，不盲目去干，不盲目帮人强出头。
抱有一颗感恩的心来来报答家人、报答社会。
综上，恳请法院、检查院、公安机关能从本人的悔过态度出发结合本案的事实综合考虑
判处本人较轻的处罚，给予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我必将吸取教训全力改正自己，本本分
分做人，保证今后不在有任何违法违纪现象的发生。
此致
***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
***公安机关
二〇xx年***月***日
悔过人：***
/
篇5：故意伤害案上诉状
故意伤害案上诉状
上诉人：陈XX，男，生于一九九七年四月十一日，汉族，四川省苍溪县人，现羁押于苍溪县看守所。
法定代理人：陈小军，上诉人之父。
原审被告人：赵XX，男，生于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九日，汉族，四川省苍溪县人，现羁押于苍溪县看守所。
上诉人不服苍溪县人民法院(2013)苍刑初字第52号判决，现提出上诉要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上诉人无罪。
事实和理由：
原审法院以我电话邀约赵伯韬帮忙打架认为我有伤害受害人刚如东的主观故意的证据不足。
事发当时，我是给赵伯韬打了电话喊他来下，在他到滑冰场之前，我也是给他说了刚如东的特征，这是事实，我之所以喊赵伯韬过来，是因为刚如东那边当时有几个人，我害怕挨打，我不得不搬人来帮忙，如果要打群架就打，我喊赵伯韬来并不是非得要打刚如东，如果对方要打我们，我们就打对方，这个意思我在侦查机关以及庭审时都是这么说的。我的当时的想法就是刚如东喊了几个人，我也要喊几个人，打架奉陪，看谁输谁赢，并不是只打刚如东，我给赵伯韬指刚如东，是因为打架是刚如东挑起的，原审法院以受伤害的对象明确就认定我主观故意符合故意伤害的特征，其理由是非常牵强的，难道聚众斗殴的伤害的对象就不明确了吗?正如我的原审辩护人所说，我和赵伯韬是基于打群架并且想打赢。并不只是专门打刚如东，只不过是当时刚如东那方的其他几个人还没有动手时，刚如东就被赵伯韬捅了。原审法院以刚如东与我发生了口角，我给赵伯韬说了刚如东的特征，赵伯韬捅了刚如东而定我构成故意伤害罪(如依此说，聚众斗殴也有伤害后果，那就干脆不要聚众斗殴罪而只要故意伤害罪算了)，而完全不顾对方人数众多，挑逗打群架这一事实。原审法院判决我构成故意伤害罪明显是客观定罪。赵伯韬打架的心态也是基于斗殴，他这所以构成故意伤害罪，是如我辩护人分析的赵伯韬是因造成了致人死亡这一后果形成的犯罪性质转化，即主观故意在捅刀瞬间从斗殴向伤害变化。而我事前事中都不知道他拿的有刀，他捅刀的那一瞬间我也没有看到，我的主观故意转化怎能随赵伯韬的变化而变化?至始至终，我是斗殴，并不是伤害。
原审认定我帮了赵伯韬捅刚如东的事实不清。
原审法院仅凭公认人出示的赵伯韬的“陈志鹏抓住刚如东，我趁着陈志鹏的同时将手机装入右边裤包里，从裤包里顺势摸出折叠刀……”就认定我起了帮助作用，继而形成故意伤害共犯。我是如何帮忙的，赵伯韬在当庭说是我在拉刚如东，最后又说记不清楚了(请看原审庭审笔录)，他的话如何采信?原审法院以我在侦查机关的供述“赵伯韬与刚如东打起来了，我就去帮他，我用右手去推刚如东上半身……”，并说我的供述与赵伯韬的供述基本一致(判决13页)。一个说是“抓住”，一个说是“推”，这是一个意思吗?法院判案是犯罪事实清楚，还是犯罪事实基本清楚?我是去帮忙，但无论是我在侦查机关供述的“用右手去推刚如东的上半身。”，还是当庭陈述的“去拉”也好，我都没有推上或拉住，忙没有帮上，怎能说我起了帮助作用。原审法院说我起了帮助作用的证据中，我的陈述与赵伯韬的陈述是不一致的，赵伯韬的几次陈述也是相互矛盾的。
原审法院判决我犯故意伤害罪的说理不令我服判。
我喊赵伯韬来帮忙打架，他把刚如东捅死，这个事情是因我而起，我知道是有责任赔钱的，但我究竟是不是犯罪了，我是犯了聚众斗殴罪还是故意伤害罪，我是不懂的，但我从开始到结尾，我压根儿就没有想把刚如东打得怎么样，只是在看到他那边人多怕自己吃亏才喊的赵伯韬来，我压根儿也没有想到赵伯韬带的有刀，我的律师在庭审时说我的行为符合聚众斗殴的特征、赵伯韬捅刀的行为超出我的意志范围，我认为确实分析出了我当时的心理状态，原审法院没有采纳，为什么不说明不采纳的.理由，就一句“主观上具有共同伤害的故意，伤害对象明确，实施了伤害行为。”那么聚众斗殴是不是也符合这个特征?我对赵伯韬捅刀的行为根本没有预料，更不说是明知或者应当明知了，他的行为没有超出我的意志范围的根据在哪儿?凭啥叫我对他捅刀的行为“买单”?原审法院想当然判决，我不服判。
原审法院是报复性判决。
原审法官当庭问我认不认罪，我说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犯罪了，法官说我不认罪。因我当庭陈述的“我去拉刚如东，但没有拉上”与我在侦查机关陈述的“我去推刚如东的上半身”不一致，法官就说我是在翻供。我是解释，当赵伯韬与刚如东打起来的时候，我是去帮忙，但当时究竟是拉刚如东还是推刚如东来的，我确实记不清楚了。如果以我前后说的不一样就定我翻供，那么，凭啥说我在侦查机关说的就是真的，在法庭上说的就是假的?能够区分我的说法真假又没有其他任何证据。再者，赵伯韬对我是如何“帮助”他的在侦查机关和当庭的陈述也是不一致的，那原审法院为何不判他作伪证?我除了赔钱外同赵伯韬一样取得了刚如东父母的谅解，他们也给我出了谅解书(在卷中)，原审法院为何在判决时连提不都不提这事?我在公诉机关是该机关主动对我取保候审的(据说对我构不构犯罪存在争议)，原审法院早不拘留我晚不拘留我，恰巧在刚如东的家属说我赔钱少了找法官、法官找我父亲再拿钱赔、我父亲说确实无能为力时拘留我，也恰巧在得知我律师准备为我作不构成犯罪时拘留我?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我构成故意伤害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我不服原审判决。
此致
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陈XX
法定代理人：陈X
9月5日
篇6：方卫被控故意伤害案辩护词郑先林
方卫被控故意伤害案辩护词（郑先林）
安徽海华律师事务所 郑先林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这是一起在黄山市公安系统乃至全省公安系统引起震荡的案件，也是近期网络舆论颇为关注的案件，客观地说这也是一起在事实和定性上存在较大争议的案件。作为本案被告人的辩护人，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为此我们认真研究了本案的案情，多次会见被告人，也进行了必要的调查，并请教了相关方面的知名专家、学者，通过刚才的法庭调查，我们对本案的案情有了清楚的了解。我们认为，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方卫构成故意伤害罪事实错误、证据不足，辩护人依法为被告人方卫作无罪辩护，意见如下：
一、被告人方卫对熊军不构成刑讯逼供，更不构成故意伤害罪
依据我国的刑法第247条的规定，构成刑讯逼供罪，客观方面必须要有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主观上必须是故意；如果刑讯逼供致人伤残、死亡则必须是刑讯逼供行为直接造成被害人重伤、残疾、死亡的结果即必须符合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杀人罪规定的构成要件。本案并不符合上述情形。
（一）指控被告人方卫对熊军实施刑讯逼供证据不足
2、审讯椅的来源合法、使用方法合理。到办公室之后，方卫等人搬来局里统一定制的审讯椅让被害人熊军坐下并做思想工作，由于熊军情绪激动，为防止其自杀、自残，方卫等遂用审讯椅上的电缆线将其固定在椅背上，但有一定的活动空间。审讯椅由县公安局十几年前统一制作，不是方卫、王辉私自制作，局里所有审讯椅上均绑有电缆线，目的是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用头撞挡板自残，并非被告人方卫等人专门安装。而且电缆线并非绑在人体上，而是固定在审讯椅上，与人体有10厘米左右的距离，犯罪嫌疑人有一定的活动空间，全国各地公安机关使用的审讯椅差异不大。因此，本案所用的审讯椅来源合法、使用合理，不是一种专门制作的刑具。被告人方卫使用该椅讯问熊军，完全合法。
3、被告人方卫没有饿熊军。当晚六点左右，被告人方卫等欲盛饭给熊军，但熊军称不愿意吃，问他要不要喝水，其称要喝水，于是方卫端水给他。被告人方卫没有故意饿熊军，是熊军自己不愿意吃，侦查人员既没有强迫嫌疑人吃饭的权利，也没有强迫嫌疑人吃饭的义务，这里请注意，没有进食与故意不给食完全是两个性质的行为，因此方卫对熊军没吃晚饭不存在过错。
5、被告人方卫没有冻熊军。现有证据证实，当晚空调一直开着，室内并不寒冷，熊军除上厕所之外，一直在室内。方卫亦同在该办公室内阅卷办公，如果熊军上厕所时受寒或者因为冬季相对其他季节客观存在的气温低下诱发心脏病，被告人方卫对此亦不存在过错。
6、被告人方卫积极采取措施对熊军施救。观察到熊军发病之后，被告人方卫积极施救，并及时拨打120救护，其行为也无过错。
（二）被告人方卫对熊军的死亡主观上不存在故意
2、被告人方卫在笔录做完之后让熊军在审讯椅上睡觉。但是该行为既非逼取口供的'刑讯逼供行为，亦非故意伤害熊军的行为。而且按常理分析，一个正常人没吃晚餐，接受7个多小时问话并坐在审讯椅上过夜根本不会造成伤残、死亡后果。因此被告人方卫对熊军的死亡结果，既不存在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的过失，更不存在希望或放任的故意。
（三）被害人熊军的死亡与被告人方卫的讯问行为并没有因果关系
2、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为检验意见书，并不是鉴定结论，仅为鉴定人员的一种主观分析意见，鉴定结论才是证据的一种，即使鉴定结论作为证据亦必须符合证据的三限，即：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
3、我们对高检技鉴字（2011）89号检验意见书“外来因素和其心脏潜在病变共同参与了死亡过程，其中寒冷等外来因素起主要作用，”持有异议，这个检验意见完全是鉴定人员主观上的认识，不客观的案情介绍将影响意见的形成，不同的鉴定人员可能得出不能的结论。本案作为检察机关自侦的案件却使用本系统鉴定部门的检验意见，实有失公允。
4、高检技鉴字（2011）89号检验意见书仅凭死者肺部及肾上腺呈现较明显的应激改变，就断定死者机体处于由寒冷而引起的“高度应激状态”，但是后面紧跟一句“依据目前的送检材料确定冻死尚缺乏充足的依据（如死亡现场情况、衣着、尸斑等）”。
请注意，本次鉴定所缺乏的材料足以影响鉴定结论：第一，死亡现场空调开放，温度适宜；第二，死者衣着冬装；第三，尸斑呈淡紫色，而冻死尸体尸斑应呈鲜红色或者樱红色等鲜艳颜色；第四，死者临死时抢救被抬到室外，室内外温差大，凌晨室外气温极低，足以引起立毛肌收缩和造成“苦笑”表情。此外，冻死尸体呈现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特征就是胃粘膜出现弥漫性红斑，而死者尸体却未呈现。第五，死者死后其尸体在室外存放四个小时，可能造成尸体呈现寒冷迹象。第六，被害人死前，进行过人工呼吸与按摩等抢救，照片上的面部表情亦不能反映被害人死前的真实状况。因此，我们申请补充送检材料并重新鉴定。
5、退一步讲，即使认可该检验意见书，熊军的死因系由寒冷、饥饿等外部因素引起心源性猝死，如前所述，这些外部因素也不是被告人行为造成的。秋冬季节本身就是心脏病的发病高峰期，冬季气温较低是客观的自然现象，非被告人方卫所能改变。当晚熊军本人不愿吃饭，被告人方卫亦无强迫嫌疑人吃饭的义务。由此，导致熊军死亡的外部因素及内部因素均与被告人方卫的行为无关。
二、指控被告人方卫对李政、潘世讨进行刑讯逼供证据不足
（一）指控被告人方卫对潘世讨实施冰冻行为证据不足
1、潘世讨在黄山市检察院两次讯问笔录中的冰冻指证自相矛盾
潘世讨亲自否定在《讯问笔录》中的冰冻指证，称在押期间多次受检察机关对他加刑或减刑的威逼、利诱，才作出了对方卫、王晖不利的虚假供述。祁门县提供的民警李德清与潘世讨的四份《谈话记录》、潘世讨写的《潘世讨黄山区提审经过》，潘世讨11月10日《询问笔录》及同步影音资料等，均承认自己对被告人方卫系错误指证。
辩护方提供的证据，证明了被告人方卫未对潘世讨实施刑讯逼供。
（二）指控被告人方卫对李政实施冰冻行为证据不足
1、李政在黄山市检察院两次讯问笔录中的冰冻指证存在不实
李政在2月24日的《讯问笔录》中指证将冰搞碎绑在缠在他“胸口、肩膀、大腿还有肚子上”，在4月20日的《讯问笔录》中指证只有两袋冰，前后两次指证存在矛盾。
2、李政在看守所的就医用药情况也能证明遭受冰冻为不实指证
4、由于潘世讨指证被冰冻系检察机关“加刑或减刑”的威逼、利诱下所作的伪证，因此李政的指控亦不能排除伪证的嫌疑。
（三）指控被告人方卫对李政喷射催泪瓦斯证据不足
1、检察机关对李政有多次讯问笔录，其中黄山市检察院对李政的两次讯问，李政并没有指证被告人方卫对其喷射过催泪瓦斯。李政的指证亦不能排除有虚假陈述的嫌疑。
2、证人陈红伟在《询问笔录》中并称“我们同监室的人看见李政胸前和生殖器附近皮肤有发红、脱皮现象…… 他讲是祁门县公安局抓他的人用瓦斯喷的”，该份证据只是一份间接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人方卫向李政喷射了催泪瓦斯。第一，陈红伟是听别人说的，他本人并没有看到；第二，其证词没有指证是被告人方卫向李政喷射催泪瓦斯。因此，在没有其他证据结合的情况下，该间接证据不能作为刑事案件的定案依据。
3、三名同监人的证言中没有身份证号码及联系方式，又未出庭作证，真实性无法核实。
4、辩护方提供的证据能证明被告人方卫未对李政实施刑讯逼供。
（四）起诉书所称被告人方卫对潘世讨喷射催泪瓦斯无证据
1、潘世讨从来没有指证是被告人方卫对其喷射催泪瓦斯。
2、李政、潘世讨的入所健康检查表、健康检查笔录、狱医方纪新、祁门县看守所副所长李德清、祁门县公安局干警吴丽国的《谈话记录》均证实二被害人在9月26日凌晨入所时体表正常，除李政因骑摩托车摔伤之外，均无体表异常情况。
3、潘世讨称在押期间多次受检察机关对他加刑或减刑的威逼、利诱，才作出了对方卫、王晖不利的虚假供述。祁门县提供的民警李德清与潘世讨的四份《谈话记录》、潘世讨写的《潘世讨黄山区提审经过》，潘世讨2011月10日《询问笔录》及同步影音资料等，均承认对被告人方卫系错误指证。
综上，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方卫在客观上没有对被害人熊军、李政、潘世讨实施过肉刑或者变相肉刑等刑讯逼供行为，对于被害人熊军的死亡，被告人方卫不存在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亦不符合刑讯逼供罪的转化条件，依法不构成故意伤害罪。
二一一年十二月九日
篇7：方卫被控故意伤害案辩护词金晓晖
方卫被控故意伤害案辩护词（金晓晖）
安徽百达律师事务所 金晓晖
审判长及各位合议庭成员：
我受安徽百达律师事务所指派，担任本案被告人方卫的辩护人。在此，首先对含山县人民检察院公诉科、含山县人民法院刑庭的各位检察官、法官在我履行律师职务时给予的支持和配合表示诚挚的感谢。
通过查阅本案卷宗、会见被告人和今天的庭审，尤其是控、辩双方在证据质证、法庭辩论后，我发表辩护意见，谈谈我对本案的认识，即：在本案中，控方没有证据证明方卫犯有刑讯逼供罪，更谈不上援引该罪法条中致人死亡的条款，应当宣告被告人无罪。
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根据该规定，是否构成刑讯逼供罪，在主观上要看其有无逼取口供的故意，客观上要看其有无实行暴力或者实施非肉刑折磨的行为。我们就从这两个方面入手，审查被告人的主、客观行为的证据
一、控方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有刑讯逼供的主观故意。
二、控方没有证据证明被告客观上有肉刑或变相肉刑的行为。
在本案中，控方能够出示的所谓证明被告有刑讯逼供行为的证据及点评如下：
（三）12月17日潘世讨被逼供。控方的证据没有，而指控人潘世讨全盘否认指控，认为该指控是被检方侦查人员威逼胁迫而作。此外，当天潘世讨出入所体检表也可证明。
最后，需要指出：李政在其盗窃案一审判决后，以其受到刑讯逼供为由上诉，黄山中院发回重审后再次被判决构成犯罪，李政再次上述后二审裁决维持一审判决。在重审判决及二审裁定中，李政、潘世讨的口供及辨认现场的笔录均被作为合法证据使用，恰恰证明了被告人在对熊军一伙盗窃犯罪的侦查活动中没有违法。
综上，控方没有指控被告犯有刑讯逼供的直接证据。所谓的间接证据支离破碎，未形成证据链条，更经不起推敲。
所以，在本案中，控方没有证据能证明被告犯有刑讯逼供罪。请求法院依法裁判，宣告被告人方卫无罪。
二一一年十二月九日
篇8：故意伤害案刑事答辩状
答辩人李xx(被告人),男,汉族,xxxx年5月18日出生,住略，现羁押于xx市第一看守所。
答辩人李xx(被告人),男,汉族,成年,住略，是答辩人李xx父亲。
答辩人黄xx(被告人),女,汉族,成年,住略，是答辩人李xx母亲。
委托代理人王xx，xx法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答辩人(原告人)袁xx，男，汉族，出生于xxxx年8月18日，住略。
原告人袁xx的刑事附带民事起诉状，答辩人已经收到，为正视听,答辩人现提出答辩意见如下：
第一、被答辩人对损害的发生亦有一定的过错，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可以减轻答辩人的赔偿责任。
1、被答辩人等人在事发前故意与答辩人等人对视，恶意挑衅对方，具有一定的过错。
2、被答辩人等人恃着人多势众预备过来殴打答辩人等人，因此其伤害一定程度上乃是由其直接引发。
3、被答辩人所骑的摩托车是因其紧张开翻倒地还是被答辩人等人踢翻是未确定的事实，但被答辩人车技不熟，无照驾驶是事实，答辩人不应对其从车上跌下所造成之伤害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事实，被答辩人对损害的发生亦有一定的过错，让答辩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有失公允;应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按照过错相抵原则，酌情减少答辩人应该承担的赔偿数额。
二、被答辩人对损害赔偿的范围及数额有如下夸大情形，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
1、被答辩人住院天数应为14天，而不是其在起诉书中所声称的15天。被答辩人声称其先是在xx市中医院治疗，然后转到xx市人民医院治疗，住院天数共计15天，但《xx市人民医院疾病诊断证明书》及《xx市人民医院病历出院记录》明确记载被答辩人入院日期为20xx年2月10日，出院日期为20xx年2月24日，住院天数为14天。因此被答辩人住院天数应为14天，而不是其在起诉书中所声称的15天。
2、被答辩人不能充分、确实地证明41033.22元医疗费是用于治疗涉案刀伤。其一、被答辩人声称“共住院15天，花去医疗费41033.22元”，也就是说从入院日20xx年2月10日至出院日为20xx年2月24日期间共花去医疗费41033.22元，可是根据住院收费收据显示20xx年2月10日至20xx年2月24日期间花去医疗费仅是40467.52元，差额部分医疗费565.7(41033.22-40467.52=565.7)元分别发生20xx年3月14日、20xx年4月21日、20xx年5月28日、20xx年6月11日，均不是发生住院期间。其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明确规定：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本案被答辩人仅出示了收款凭证(xx省医疗机构门(急)诊住院收费单据)，并没有出示门诊病历、住院费用清单等相关证据，那就意味着被答辩人仅能证明其曾支付过41033.22元医疗费，但不能证明该41033.22元医疗费是用于治疗涉案刀伤。换一句话说在仅有收款凭证的前提下，该41033.22元医疗费是否是用于治疗涉案刀伤是一个不确定的事实;如果是，该医疗费用支出是否具有必要性、合理性也是一个不确定的事实。对此，被答辩人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否则该请求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
3、被答辩人主张答辩人应赔偿营养费500元整，于法无据，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明确规定，赔偿义务人仅应赔偿受害人必要的营养费，这意味着营养费的赔偿数额应当适当，赔偿义务人没有义务赔偿不是受害人必要的营养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营养费根据受害人伤残情况参照医疗机构的意见确定。本案被答辩人伤势为轻伤，并不符合伤势较重的条件;同时从xx市疾病诊断证明书的内容可知，医疗机构仅建议被答辩人注意休息，适当加强患肢功能锻炼，并没有就被答辩人是否需要补充营养、补充多少出具任何意见。因此被答辩人主张答辩人应赔偿营养费500元整，于法无据。
4、被答辩人主张答辩人赔偿护理费900元整，于法无据，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其一、被答辩人仅受轻伤，并没有失去进食、翻身、大小便、穿衣、洗漱、自我移动等生活自理能力。其二、被答辩人住院期间，医院已统一安排护士对被答辩人进行护理，该笔费用已纳入医疗费的范围，不应另列护理费。其三、在被答辩人仅受轻伤及治疗医院没有建议另派护理人员对被答辩人进行护理的前提下，被答辩人亲属亲自或雇佣护理人员对被答辩人进行护理，不具有必要性，由此产生的相关护理费用应由被答辩人方自行承担。
5、对于后续医疗费用，建议待费用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为妥。其一、《xx市人民医院疾病诊断证明书》认为被答辩人需要再次入院做五次手术，仅是一种猜测，上述手术并不必然发生。其二、就算上述手术发生了，手术费用也不必然是25000元整;事实上《诊断证明书》也明确指出，手术费用应以最后结算为准。因此建议后续医疗费用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以减少其中的主观臆断成份。
6、被答辩人主张答辩人赔偿残疾赔偿金95591.2元，于法无据，法院应酌情减少。其一、被答辩人采取的计算方式有误。被答辩人认为其构成九级伤残，同时20xx年度xx省一般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3897.80 元/年，因此被答辩人理应获得残疾赔偿金额为95591.2元(23897.80 元/年××20%=95591.2元)。这种残疾赔偿金的计算方式仅适用有收入能力或者有实际收入的主体，被答辩人作为一名在读初中生没有收入能力(实际收入)，因此不应适用此计算方式。其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受害人因伤致残但实际收入没有减少的，可以对残疾赔偿金作相应的调整。被答辩人作为一名在读初中生，所获收入并不取决于其劳动能力或者说其根本就没有收入，因此就算其部分丧失了劳动能力，但该部分劳动能力的丧失对其收入却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所以人民法院应酌情减少残疾赔偿金的数额。
综上所述，被答辩人对损害的发生亦有一定的过错，应当按照过错相抵原则，酌情减少答辩人应该承担的赔偿数额。被答辩人住院天数应为14天，而不是15天;其主张的营养费、护理费，于法无据，不应得到法律的支持;主张的残疾赔偿金，计算方式有误，法院应酌情减少;对于医疗费是否是用于治疗涉是一个不确定的事实;对于后续医疗费用，建议待费用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为妥。以上意见，建议人民法院依法予以采纳。
xx区人民法院
答辩人：李xx
二○xx年九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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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故意伤害案刑事申诉状
申诉人：孙某某，男，1982年11月10日出生于黑龙江桦南县，居民身份证号码230822198111104912，汉族，小学文化，农民，户籍地黑龙江省桦南县闫家镇大张家村1组447号，居住地某市市某中区某直镇甫南村。因一、二审被认定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现在监狱服刑。
申诉人因对某市市某中区人民法院(2014)吴刑初字第0085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某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苏中刑终字第00065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不服，现提出申诉，申诉请求如下：
依法撤销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一、二审错误判决，对本案立案重审，依法改判申诉人无罪，或以过失犯罪减轻对申诉人的刑罚。
申诉理由：
申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裁定认定的被害人陈某左胸部贯通伤，是否客观存在，本案缺乏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假设该损伤存在，也并非申诉人所造成。具体事实和理由如下：
一、在案证据不能证明被害人陈某左胸部存在所谓“左胸腹部贯通伤”伤口
(一)某市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出具的被害人陈某入院记录、手术记录、死亡记录等病历材料存在为减轻其医疗事故责任而故意夸大陈某原始伤情，杜撰被害人陈某存在“左胸腹部贯通伤”的可能性。
某市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出具的被害人陈某手术记录，明确记载被害人胸腹部锐器贯穿伤表皮伤口长度3cm，膈肌伤口长度4cm，胃前、后壁各有一长度3cm的伤口。如果该伤口确实存在，属于一次性造成的贯通伤，怎么可能造成四处伤口从外到内第一处、第三处、第四处长度一致而唯独第二处宽出1cm的情况?这明显违背自然常识，从力学和医学上是无法解释的。
原审已经依照在案证据查明并确认，某市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接治被害人陈某时，存在严重的医疗过错，是导致陈某最终死亡的责任人之一。基于上述因素，在医疗过错发生后，该医院完全存在在有关病历材料中刻意夸大陈某的原始伤情程度并借此减小自身过错程度的行为动机，且完全有可能实施该行为。
(二)有关证据和事实显示，不能排除某市大学司法鉴定所医学鉴定意见书对被害人伤情的检验鉴定意见受到了利害关系的干扰而配合医院一起作假。
1、鉴定违法鉴定规程，不依法对尸体表面的伤情和损伤内脏器官的伤情进行拍照固定，导致不能提供证明被害人是否存在“左胸腹部贯通伤”的客观证据。
依照司法鉴定法医尸体检验的规程，法医对尸体进行检验时，必须对尸体表面的伤情和损伤内脏器官的伤情进行拍照固定并应作为鉴定意见书的附件置于鉴定意见书之中，这是强制性的要求，在司法鉴定实践中，也是常规做法。
某市大学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陈某法医鉴定书违反公安部《法医学尸表检验GA/149-1996》、《法医学尸体解剖GA/T147—1996》鉴定规程，在进行尸表和尸体检验时，没有对尸表的完整情况和身体和内脏器官的损伤部位进行拍照固定，不能客观地反映检验时尸表和内部器官损伤情况，由此更加导致陈某身体受伤的部位及损伤程度究竟如何成为谜团，由此也更加令人怀疑其鉴定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排除某市大学司法鉴定所医学鉴定意见书对被害人伤情的检验鉴定意见受到了利害关系的干扰而配合某市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一起作假的可能性。同时该鉴定意见违反鉴定规程，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五条第(五)、第(六)项的规定，不得采信为定案根据。
2、因某市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接治被害人陈某过程中发生重大医疗过错导致陈某死亡，其对鉴定结果具有直接利害关系，事实上公安机关当时委托某市大学司法鉴定所对被害人死因进行检验鉴定是错误的，鉴定不能保证客观独立性。
某市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是某市大学直属医院，某市大学司法鉴定所是某市大学直属的法医鉴定机构，其人员直接来源于某市大学直属的几个附属医院(包括第一附属医院)。基于这一重大的`利害关系，公安机关委托某市大学法医鉴定所对被害人陈某尸体进行死因鉴定，完全不能排除某市大学法医鉴定所受利害关系干扰在司法鉴定过程中对体表和体内的实际伤情进行虚假记录的可能性。如前所述该鉴定意见书违反鉴定规程不肯附上伤情照片即是明证。二审阶段，在被害人家属及法院均承认被害人尸体没有火化仍在冷冻保存的情况下，申诉人及其辩护人多次书面申请对被害人尸体伤情及其死因进行重新鉴定，均遭拒绝;同时多次申请检察机关和司法鉴定所提供尸检伤情照片，最终也没有提供，在鉴定意见存在上述严重瑕疵的情况下，二审法院竟断然做出维持原判的裁定，实属不该。
(三)某市医学会的医疗损害意见书仅仅是依照医院病历做出的医疗过错程度出具的鉴定意见，并没有对被害人陈某的尸体及其伤情进行检验鉴定，不足为据。
(四)申诉人当时是右手攥着刀子挥舞的，刀刃朝上，从右手虎口处出来，由于陈某身高1.89米，而申诉人只有1.65米，在双方面对面站立的情况下，双方巨大的身高差距决定了申诉人的动作不能造成陈某左胸部由上而下的左胸腹部贯通伤。
(五)在场证人姜某在其在派出所所做的第一次询问笔录中证实，在申诉人拔出刀子向围在他身边的人挥舞的时候，他看见孟某的腹部被刺中，还看见陈某的左手大臂流血了，没有看到陈某身上还有其他地方受伤。依照申诉人当时持刀的姿势，申诉人挥舞刀子造成姜某左手大臂或左肩部受伤是可能的，但绝不会造成陈某左胸部由上而下的左胸腹部贯通伤，姜某的上述证言可以证明申诉人没有造成陈某左胸腹部贯通伤。
(六)在场证人孟某、周某的证言以及姜某的第三次证言所提到的申诉人持刀捅刺陈某的身体部位是腹部，而不是左胸部，这与有关病历所记录的伤害部位均不符。除非他们之间在作证时存在串通、被逼迫或者被诱导，否则他们作证时一起犯错并且犯完全一样的错是不可想象的。尤其是陈某最先去就诊的某直医院当晚的值班医生尹某，其当晚接诊陈某，为陈某伤口做了较为细致的探查，他理应对陈某究竟伤在何处十分了解。但是，其出具的证言中竟然也说，陈某伤在腹部。尹某大学本科毕业，是某直医院的一名外科医生，如果陈某伤在胸部，依照他的专业素质不可能说成是腹部，因为人体部位的区分对每一名职业西医来讲都是基本常识，断不应该错。由此足以证实，这些证人证言的内容不客观，存在极大的事先串通或遭诱导的可能性，根本不足采信。但原审判决根本不去审查证据本身的巨大疑点，照单全收，一律作为对申诉人定罪的根据，刑事认证规则荡然无存。
综上，原审认定被害人陈某存在左胸腹部贯通伤是错误的，错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却予以认定。
二、退一步讲，即便假设该损伤存在，也并非申诉人故意造成，不应定故意伤害罪。
前面已经说明，在场的有关证人证言称申诉人捅了陈某的腹部，与陈某实际受伤的部位不符，因此，据此不能认定陈某左胸腹部贯通伤系由申诉人捅刺造成。
正如申诉人在原审过程中一直供述的，当申诉人在空间极为狭小的厨房内遭到以陈某为首的四个人围殴时，为了自卫，用右手从裤子口袋里掏出刀子朝着围殴自己的人乱挥，想逼退对方。
挥了几下后，就被陈某一方参与殴打申诉人的周某抓住胳膊控制住了。正如证人姜某第一次证言所证实的那样，申诉人判断，陈某左肩部的刀伤有可能系申诉人在挥舞刀子时造成，但如果在此时此地被害人陈某真的产生了“左胸腹部贯通伤”的伤情，也不可能是申诉人挥舞刀子的动作所导致。联系在案证据和当时的客观情况，申诉人认为只有在申诉人与周某夺刀时才存在造成陈某该伤情的可能性。
在案的以下基本事实和证据情况可供佐证：
1、根据公诉机关提供的法医鉴定书和住院病历，显示被害人陈某左胸腹部贯通伤位于其左胸下约4厘米，锐器的锋刃穿过肋骨缝隙由上往下穿过膈肌刺穿胃部和小肠系膜。
2、在案证据确定无疑地显示，在申诉人掏出刀子作出“乱挥”等动作后，周某上前右手抓住申诉人手中刀子的刀刃，然后用左手抓住申诉人的右手腕，并用力把申诉人持刀的手往背后拧，两人夺刀过程持续了较长的时间，周某的后背在争夺刀子中还被刀子扎伤。申诉人握刀的右手伤情显示，其右手拇指指腹一处环形划伤、右手食指背侧一处划伤、右手中指背侧一处划伤，依据在案证据可以证实，这些伤情都应当是在与周某争夺刀子时造成，而这些伤情的位置和状态足以证明：申诉人当时右手握刀的方式是刀锋向上刀刃自虎口和食指根部向外延伸。
3、法医鉴定书显示被害人陈某身高1.89米，申诉人身高只有1.65米，两人身高有24厘米的差距。也就是说，申诉人是一个小个子，而被害人陈某则是一个典型的大个子，两人身高相差24厘米。
4、厨房内的空间十分狭小，只有三四平方米左右，里面站了六个人。其中，吴某边上用刀逼着姜某，周某在和申诉人夺刀相互扭扯拉锯，孟某在用菜刀和板凳打击申诉人，陈某当时理应站在周某和申诉人背后比较靠近的位置，当时其左肩部可能已经受伤。
5、陈某医院抢救笔录明确记载，陈某当晚严重醉酒。
6、作为陈某一方的证人，周某、吴某、孟某证言在叙述申诉人先捅的陈某还是孟某、怎样捅的陈某的事实时存在明显的不一致。证人姜某的第三次证言是在被公安机关非法留置在派出所三天三夜后所做，且姜某不识字，无法核对笔录，其该次证言未讲明原因就颠覆了其第一次证言的内容，不足为据。
从以上事实和证据情况综合分析，在当时当地的情况下，既然申诉人和周某相互扭扯争夺刀子时，刀子能将周某的后背刺伤，说明两人在夺刀时持刀、夺刀的手是举过头顶的，否则就不会刺伤周某的背部，同时周某用力将申诉人的手臂往后拧，这就非常容易会刺伤周某的背部。周某身高1.73米左右，而站在他们背后的陈某身高达到1.89米，此时刀子所处的位置和走向也就能够造成陈某左胸腹部自上而下的伤情。而由于活动空间极其狭小，灯光昏暗，孟某、周某和申诉人都在自己周围做着极其剧烈的运动，陈某因醉酒和肩部受伤注意力和闪避能力严重下降，他被申诉人和周某拼命抢夺刀子刺中左胸腹部的几率非常高。同时由于周某和申诉人处在激烈的撕扯运动中，孟某也在一边拿菜刀和板凳对申诉人身上和头部进行打击，也会阻挡和妨碍其他人的视线和注意力，从而很难注意到陈某遭误伤的情况，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在。
以上是依靠在案的客观事实和可信证据能够帮助我们推导出来的唯一符合逻辑的致伤原因，除此以外根本不能找到其他任何可信的解释。
因此，即便假设被害人陈某存在左胸腹部贯通伤，即便是在案发现场造成，也不可能是申诉人故意捅刺造成，而极有可能是在周某与申诉人四臂交叉聚过头顶撕拉扭扯夺刀子时造成。即便是这样，申诉人也不能构成故意伤害罪，最多也只能以过失犯罪论处。
三、申诉人在面对以陈某为首的四人围殴，人身安全遭受严重威胁和侵害时，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顺手从口袋里摸刀自卫，由此对加害人造成损害的，也应当以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处断。
在案证据清楚地显示，申诉人被以陈某为首的四人围堵在空间狭小的厨房内，遭到围殴，其中，吴某还当场亮出了刀。在这种情况下，申诉人掏出随身携带的刀子进行自卫，是顺理成章也是名正言顺的事，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的特征。二审庭审中，就连出庭检察员都明确承认申诉人的行为“具有防卫性质，虽不构成正当防卫，但可以认定防卫过当”，但二审裁定书对此竟然做歪曲记载，不把出庭检察员的原话写上，但毕竟有庭审录像在案，可供查阅。
综合以上事实和理由，申诉人认为某中区法院和某市中院对申诉人的原审一、二审裁判，在定罪的关键证据存在重大疑点，不能排除其他可能性的情况下，悍然以故意伤害罪判处申诉人有期徒刑十三年，是一个明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冤假错案。申诉人对此至死不服，必将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申诉到底，直至案件纠正的那一天!请人民法院申诉、再审部门切实兑现“有错必究”的承诺，对本案立案再审，还申诉人一个公道!
此致
篇10：故意伤害案刑事申诉状
申诉人(原审被告人)：张某某，男，汉族，××年××月××日出生，住××××××
申诉人因涉嫌故意伤害罪一案，不服石首市人民法院(2012)鄂石首刑初字第00145号刑事判决书，现依法提起申诉。
请求事项：
请求贵院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42条之规定，撤销石首市人民法院(2012)鄂石首刑初字第00145号刑事判决,依法重新审理此案，宣告申诉人无罪。
事实及理由：
一、本案基本事实
8月8日上午9时许，申诉人店面因电路问题，请电工进行维修，因维修需关闭总闸，受害人李某某不仅不同意，还对申诉人咒骂，指责其不该关闭电闸。后申诉人与李某某论理，并告诉李某某，以后各走各路，李某某不得到申诉人这边来，申诉人也不到李某某那去。汪某某听后就冲到申诉人摊位上与其斗狠，并扬言 “老子偏要走”，于是申诉人将手中切千层饼的菜刀在自己的摊位上拍了两下，想以此吓住汪某某等人，谁料汪某某就动手推打申诉人，申诉人就随手将刀扔在自己的摊位旁边(路边，注：申诉人店面居中，左边是李某某店面，右边是蛋糕店店面，申诉人当时面向李某某店面，李某某在自己的摊位上，申诉人右手握刀，右手边是马路，申诉人店面距马路4—5米，摊位摆放于门面外，距马路约2米左右，因此申诉人随手扔掉刀，菜刀就落在路边或摊位边)，用夹千层饼的架子打了汪某某后背一下，进而汪某某一家6人就对申诉人夫妻二人大打出手。汪某忠抱住申诉人的头，汪某某抓申诉人的睾丸，申诉人的上衣及短裤均被撕烂，脸部也受伤变色，申诉人爱人周某某与李某某及李某某的女儿、侄女扭打在一起。申诉人艰难的挣脱出来后见一烂仔从对面冲过来，申诉人慌忙之中随手拿起自家的太阳伞伞柄朝距离其最近的李某某扔去，随后高师傅拦住了申诉人，看到李某某坐在地上抱着腿，腿部有伤。
并且根据证人陈某某及周某某供述，案发现场至少有2把菜刀(陈某某供述有两把，一把有血，一把无血，周某某供述有三把，一把有血，另外两把无血，申诉人的菜刀无血)。
二、原审法院认定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疑点重重
1、作为本案关键物证的“菜刀”及被害人李某某的伤口，并未对此进行痕迹鉴定
在本案中，根据证人陈某某及申诉人妻子周某某供述，案发现场有3把刀，一把刀有血迹，另外两把均无任何血迹。因此，在本案中，有三个疑点：(1)这三把刀是如何被带到现场的?申诉人的一把刀是其自己扔在现场的，那么另外两把刀又是如何被带到现场的?原审判决对此并无证据证明，这也是侦查机关的程序错误。(2)这三把刀分别是谁的刀?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其中一把刀是张某某的，但另外两把刀是谁的?对如此重要的事实，原审判决并未证据证明。(3)造成李某某腿部受伤的究竟是哪一把刀?根据本案事实，现场有3把刀，只有一把有血，而申诉人的菜刀无血，很显然李某某腿部的伤并非申诉人的刀所致，那伤害李某某的究竟是哪一把刀?在原审判决中，并没有关于伤口与菜刀的比对、痕迹鉴定，很显然对于李某某伤口究竟是哪一把刀所为并不清楚，但原审判决却武断的认为是申诉人的刀所致，这是何其的草率。
原审中，侦查、公诉及审判机关对该部分事实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违反了侦查、审查起诉程序，判决结果与事实不符，该案并未排除合理怀疑，无法达到认定犯罪唯一的证明标准。
2、被害人李某某腿部伤口并非申诉人所致
篇11：故意伤害案的申诉状
故意伤害案的申诉状
申诉人：**，男，汉族，小学文化，19**年*月20日出生，住湖南省邵东县九龙岭镇财神村9组8号，身份证号码：43052119490******，电话：0739-22******。
申诉人不服邵阳市中级法院(2016)湘05号刑申2号通知书，继续申诉，直到得到公道为止。
申诉请求：
1、撤销(2016)湘05号刑申2号通知书。
2、宣告申诉人无罪。
事实和理由：
第一、邵阳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避重就虚。理由如下：
总观本案，关键直接证据就是两个证人说他看到了申诉人打了“受害人”，但是这两位证人在公安机关问话、律师调查取证、法庭审理发问的时候做出了不同的说法。在法庭上，对律师的发问闪烁其词，回避律师的正面问题，关键地方有做假证的嫌疑，最后被法官问他们不一致的地方以什么为准，两个证人都说以在公安机关的证言为准。现就这两个证人在公安机关的证言不具有客观性阐述理由;
(一)关键证人的证言不具有客观性，理由如下：
1、证人的证言自相矛盾，两证人对同一主要事实的叙述不一致，和其他证人证言和“受害人”自己的称述也不一致。
A、证人张三(又名郑**)的证言：
12月1日的自述材料：打的方式：一掌一脚;打的次数：一掌，一脚，二次; 拖得的方式：倒拉往后托;证人承认该材料为他所写。4月2日的证言：打的方式：一拳，脚是直接踏“被害人胸口”;打的次数：一拳，脚踏了几脚记不清了;打的位置：胸口;倒地的方式：仰面倒地;拖得的方式：拿起双脚往后托;距离案发地距离：4.5米;对案发地地形的称述：凹凸不平，没有石板;对于“被害人”是否倒在石板上：称不是倒在石板上;对申诉人“被害人”另外一个当事人位置的称述：“被害人”站在两人中间，用两只手分别挡着他们两个人;对“被害人”致伤原因：认为是申诉人打的;
法庭发问的证言：辩护人多次问还有其它行为吗?都没有说申诉人用脚踩踏“被害人”胸口。
B、证人李四的证言：
2012月4日的自述材料：打的方式：一掌一脚;打的次数：一掌，一脚，二次; 拖得的方式：倒拉往后托;双方脱离的方式：为证人扯开。204月2日的证言：打的方式：拳打，脚是直接踏“被害人身上”;打的次数：二拳，踏了两脚，四次;打的位置：身体侧面;倒地的方式：侧面倒地，一只手被身体压着，一只手撑着地面;拖得的方式：拿起双脚往后托;距离案发地距离：面前;对案发地地形的称述：小斜坡，地平算可以，没有石头;对“被害人”致伤原因：认为是申诉人打的;
两个证人在公安机关、律师、开庭审理的时候证言不一，同一个证人在主要事实前后说法不一致，两个证人之间对同一主要事实的叙述也不一样的啊。打的方式，打的次数，倒地的姿势，案发地形的叙述，拖脚的方式是拖一只脚，还是两只脚都不一致。“受害人”自己的陈述和证人的证言说的也完全不一样，“受害人”的第一次陈述说是拳头打在左胸口，第二次陈述为拳头打在左腋窝下面一点;次数为第一是一拳，第二次是多拳;倒地姿势为仰面倒地;用脚在胸口踏了多脚。但是相同的地方是都认为伤是申诉人打的，带着主观臆断的证言怎么让人相信。
2、两个证人都有作假证的地方。
(1)、证人自己提供的“自述材料”和公安机关的问话笔录不一致;
(2)、律师发问的时候，两个证人对双方见面的地点、见面时间、见面打没打招呼，说法完全不一样。证人郑佰满说是夜晚九点见的面，见面地点是在院子里，见面时李四主动和他打招呼。证人李四说的是见面时间是下午四点，回家时候就见面了，见面的地点是在他打牌的房间里，他没有和证人郑佰满打招呼。
(3)、证人当庭说下午四点骑摩托车回家，回家的时间是下午四点左右，而在公安机关的证言中还在家里吃了中饭。
(4)既然是回家吃豆腐饭，按照申诉人当地的习惯是一定要送礼的，但是被律师问道是否送礼，总是回避不答，说这是个人隐私，因为我律师手中有该送礼人家的记账清单，如果说就会当庭穿帮。
3、这两个关键证人都和“受害人”具有某种利害关系，无法客观的反映情况。
张三和*佰满是亲兄弟，这是客观事实无法否定。张三说“被害人”王五认他们的父母作干爹干妈，这在张三的问话笔录中有记录，但是郑佰满故意隐瞒不说，反而说自己和双方之间没有亲属关系，意欲还在?李四和郑佰满系亲叔侄关系这也是客观事实，虽然这在案件中没有反应。就是这些和“被害人”有某种利害关系的人都说看到了申诉人怎么打伤“被害人”的，而其他所在场的人却没看到，我想这是有蹊跷的。已经被证明说谎的证人，他所说的其它证言也无法保证都真实，所以说，这两份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值得怀疑，无法客观反映事情的真实情况。
(二)、“受害人”自己的陈述自相矛盾，和证人的证言也不一致。“受害人”在2010年9月10日的称述说申诉人一拳将他打倒仰面倒地，拳打在左胸口位置，倒地后申诉人还用脚在“受害人”的左胸口踏了几脚，具体多少脚记不清楚了。而在2010年9月22日被打的位置却变成了左腋窝下面一点，踏就改成踏在身上其它地方了。“受害人”自己说位置是和申诉人是面对面，证人说郑佰满说是“被害人”站在申诉人郑伯胜和当事人郑白云两人中间，用两只手分别挡着他们两个人，是申诉人正面对着“被害人”的侧面。
第二、鉴定鉴定不具有客观性。
1、鉴定机构收到委托鉴定的时间是为2010年9月17日，但是在2010年9月10日的问话笔录中就有该鉴定结论的案号(邵)公(法)鉴(活检)字【2010】1720号鉴定结论了，这明显不具备客观性。但是一审法院却认定该鉴定结论，理由是公安机关的情况说明这是“补签”，只要稍微分析，这又是一个弥天大慌，分析如下：9月17日接到委托，鉴定结论作出的时间侦查机关补正为9月三十日，一审法院也认定为是这个时间，这还是重新陷于原来的困境，因为假的就是假的，不管你怎么掩盖，都是假的。只是原来在鉴定结论作出前20天就出现了，这样用“补签”来修正为在鉴定结论作出十天前出现，这有什么实际意义吗?还不是先有孩子后有老子的错误逻辑。这样的不具备客观性的鉴定结论认定为有效，跟最高院沈德咏说的“宁肯错放，不肯错判”是背道而驰了，请二审法院仔细阅读这两个地方，认真对待这两个地方。(请领导重点关注这一重大逻辑错误的情况)
2、鉴定机构不具备鉴定资质。一审法院用鉴定人的证言来证明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具备鉴定资格，这申诉人不说这样的逻辑对于错，只说如果你这样证明了，申诉人无话可说，说鉴定机构登记证书处于换证时间，鉴定单位可以到该机构登记机关开具在该鉴定时候确属换证，并有资格的证明，鉴定人的资质情况和鉴定机构的证明方法相同，为什么拿不出来?推断可知没有啊!说白了就是证件换发过程中怎么证明自己的.资质行为，鉴定机构拿出的是后面具备鉴定资质，一审法院绝对不会分不出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什么目的吧，那为什么还要这样认定了，是无法排除合理性怀疑。
3、鉴定人不具备鉴定资质。公安机关提交的这些资格证明是不合法的，理由见辩护意见第三条。现在先假设这是真的，这些资质可以证明什么?只能证明其中的两位鉴定人人在做出鉴定的时间内具备鉴定资格，其他两位鉴定人在做出鉴定的时候不具备鉴定资格，这还不排除有资格的两个人是否受到停业整顿等暂时不具备资格的特殊时间，没有证据证明鉴定书上签名的鉴定人在做出鉴定结论的时候都具备鉴定资质，
4、鉴定结论做出的依据不客观;致伤原因病历上明显记录为患者自己不慎摔伤所致，鉴定结论上却将致伤原因记录为被打伤所致。鉴定人不依据客观材料进行鉴定，而是另外依据被鉴定人的称述说明来进行鉴定。患者本来就有旧伤在身，鉴定结论却没有对这伤是新伤还是旧伤进行分辨，无法令人信服。鉴定时间为2010年的9月33日，一个涉及到罪与非罪的鉴定结论，这种工作态度做出的鉴定结论怎么让人信服。
所以该份鉴定结论不具有客观性，且鉴定程序违法，鉴定依据的资料不客观，因此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第三、该案两个疑点无法有合理解释。
1、被害人在检察院、法院都没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是不要赔偿主动放弃?还是自知理亏不敢面对?还是另有隐情?无法有一个合理的解释。2、报案寻求公力救济的是申诉人，而不是“被害人”，案发时间是2010年9月9日下午四点左右，而“受害人”治疗却在2010年9月10日中午12点30分才到医院治疗，既然是被人打伤，为何迟迟不去就诊，为何愿意自己承担所有的治疗费用而不找致害人索赔了?无法有合理的解释，逻辑指向一个结果，那就是栽赃陷害，惹火烧身，不敢面对了。
第四、邵阳市人民法院程序违法，用非法证据作为定案依据。
两次补充侦查后侦查机关自行侦查所搜集到的材料不具备合法性，不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三款和第四款补充侦查以两次为限，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做出不起诉决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也做出了相同的规定。没有法律授权补充侦查两次之后，原来的侦查机关还可以自行继续侦查，也没有授权检察院可以继续侦查，所以侦查机关提供的20做搜集的赵**证言、李四证言、杨**证言、仇**证言、王五陈述、鉴定机构的资质证明、鉴定人的资质证明、补签错误情况说明都不具备证据的合法性，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综上诉述，指控申诉人犯罪的证据不充分;鉴定结论不具备客观性;关键证人的证言自相矛盾;两个证人之间的证言对主要事实的称述都不一致且和“被害人”陈述不一致;证人在作证时说谎;第二次退补后，侦查机关继续再行侦查搜集的证据不合法;“受害人”不寻求经济赔偿且不报案无合理解释;因此检察院指控申诉人故意伤害罪的指控不能成立，请还申诉人一个公道。
此致
湖南省级人民法院
申诉人：***
20**-6-6
篇12：刑事申诉状故意伤害案
申诉人郑xx,男,xxx年3月2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农民,浙江省天台县人,住浙江省天台县城关镇赤诚路皮革厂小区。
申诉人因故意伤害一案,不服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xxxx)天刑初字第188号刑事判决、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xxxx)台刑一终字第232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及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浙刑监字第10号驳回申诉通知书,现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申诉。
申诉 请 求
请求最高人民法院依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此案，撤消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xxxx)天刑初字第188号刑事判决、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xxxx)台刑一终字第232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改判申诉人无罪。
事实 与 理 由
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xxxx)天刑初字第188号刑事判决、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xxxx)台刑一终字第232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认定(见一审判决书和二审裁定书)：申诉人于xxxx年8月7日上午，因相邻房屋接驳超高而与邻居潘建桔发生争执，申诉人见潘建桔拉住自己衣服不放，即后踢一脚，踢中潘建桔膝部，致使潘建桔右膝内侧副韧带、前后交叉韧带断裂，构成重伤，据此两审法院均判决申诉人犯故意伤害罪，处有期徒刑四年。
申诉人认为一审、二审人民法院均认定事实错误，请求最高人民法院依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此案，撤消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xxxx)天刑初字第188号刑事判决、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xxxx)台刑一终字第232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改判申诉人无罪。事实和理由如下：
一、假定“后踢一脚”的事实认定成立，本案也无充分证据证实伤害行为和伤害后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指犯罪行为与对定罪量刑有价值的危害结果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联系。按照刑法罪责自负原则，一个人只能对自己的危害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负刑事责任。因此，当某种危害结果已经发生，如果要行为人对该结果承担刑事责任，就必须确认其行为与该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案申诉人郑xx是否应对被害人潘建桔右膝三根韧带断裂的伤害结果承担刑事责任，关键取决于郑xx的故意伤害行为与被害人的右膝三根韧带断裂的伤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由于因果关系存在客观性、条件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等性质，因此，我们应该从上述性质来分析本案的因果关系。
一)从因果关系的客观性方面分析，没有关于成伤机制的临床法医学分析和判断指证“后踢一脚”的伤害行为和伤害结果之间存在确定和直接的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的客观性是指事物现象之间的普遍联系与相互作用不以人的意志转移而客观存在。所以，在认定因果关系解决刑事责任的时候，单靠司法人员的主观分析和推理是不够的，很多时候还得通过司法鉴定对被害人伤害情况的成伤机制作出临床法医学分析和判断。在做下一步分析前，请允许申诉人罗列膝关节韧带损伤的一些基本常识：1、内侧副韧带损伤(MCL)，几乎为膝外翻暴力所致，当膝关节外侧受到直接暴力的使膝关节猛烈外翻，便会撕断MCL，当膝关节半屈曲时，小腿突然外展外旋也会使MCL断裂，MCL损伤多见于运动创伤，如足球、滑雪、摔跤等竞技项目;2、外侧副韧带损伤(LCL)，主要为膝内翻暴力所致，因外侧方髂胫束比较强大，单独LCL损伤少见，如果暴力强大，髂胫束和腓总神经都难免受损伤。3、前交叉韧带损伤(ACL)，膝关节伸直位下内翻损伤和膝关节屈曲位下外翻损伤都可以使ACL断裂。一般ACL很少会单独损伤，往往合并有MCL、LCL与半月板损伤的，但在膝关节过伸时，有可能会单独损伤ACL，另外，暴力来自膝关节后方，胫骨上端的力量也可使ACL断裂，ACL损伤亦多见于竞技运动;4、后交叉韧带损伤(PCL)，无论膝关节处于屈曲位或伸直位，来自前方的使胫骨上端后移的暴力都可以使PCL断裂。暴力又分膝过伸暴力和后旋暴力，膝过伸暴力迫使膝关节处于过伸位，首先引起PCL断裂，暴力继续使膝盖过伸，继而ACL也受损伤，后旋暴力是指当足部固定时胫骨上端受到来自前方的暴力并同时旋转，这种损伤机理常常导致复合损伤，即合并有侧方结构的损伤。PCL损伤少见，通常与ACL同时损伤，单独PCL损伤更为少见。从上述膝关节韧带损伤知识的罗列，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本案被害人潘建桔的伤害情况十分特殊，内侧副韧带(MCL)、前交叉韧带(ACL)和后交叉韧带(PCL)同时断裂的这种伤害结果出现的几率非常小，不是单一因素可以形成的，成伤机制相当复杂。申诉人“后踢一脚”的伤害行为与伤害结果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法官仅依据常识来进行推理和判断难以作出准确认定，必须对其进行司法鉴定。而本案刑事审判部分仅有的三份鉴定(详见证据十五、十六和十七)撇开其证据合法性和客观性不谈，单就鉴定目的和鉴定内容而言，均是伤情鉴定，没有任何一份鉴定就成伤机制做出过分析，就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作出过判断。既然成伤机制没有查明，“后踢一脚”的伤害行为和伤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就不能确定，理所当然的结果，因果关系不能确定，就不宜推定申诉人郑xx有罪。
二)从因果关系的条件性分析，不能排除自行摔伤的可能性。
因果关系的条件性是指因果关系只能在一定条件下存在。原因不能离开其所处的具体条件而发生作用，只有在一定的具体条件下，才可能产生出某种结果。这种具体条件，既可能是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也可能存在于被害人自身之中，或者兼而有之。因此，在考察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因果关系时，要进行具体分析。本案公安机关没有进行现场勘查，是致命的缺陷，案发现场地面情况是否凹凸不平，是认定是否具有摔伤可能的重要证据，然而天台县公安分局竟然没有在案发当时进行勘查并作出《现场勘查笔录》，最终导致是踢伤还是摔倒扭伤成为无法查明的事实，打架现场必须做现场勘查并搜集证据本是是刑事侦查的基本常识和任务，未及时勘查，失去了收集证据的良好时间，且永不可弥补。好在申诉人在案发后，自己就案发现场做了拍照留存(照片详见证据十八)，虽然效力远不如《现场勘查笔录》，但基本可以还原案发现场，照片显示被害人潘建桔自己陈述的倒地之处，四张红铁门前两米左右的地方，正是废砖碎石堆放处，地面凹凸不平。加之被害人潘建桔脚穿塑料高跟拖鞋、拉扯、追赶、体胖等多种情形构成了本案案发时的具体条件，再结合大脚趾出血、右腿内侧多处皮肤擦伤(该伤情有证人证言、病历为证)的体表受伤情况和被害人陈述的被踢部位没有局部直接暴力造成的体表伤和骨骼伤等等情况综合分析，不能排除被害人具有绊倒摔伤的可能，既然自行绊倒摔伤的可能性没有排除，依据“疑罪从无”的刑法理念和诉讼原则，就应当推定为申诉人无罪。这不但是无罪推定原则的具体体现，也更加顺应现代刑事司法文明的法治进程。
三)从因果关系的多样性分析，申诉人“后踢一脚”单一暴力伤害行为不可能造成被害人“右膝三根韧带断裂”的伤害后果。
因果关系的多样性是指某种危害结果的发生由多种原因导致，即通常所说的多因一果案件。这类案件的发生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有主要原因，也有次要原因;有直接原因，也有间接原因等。对这类案件，我们应当审查，行为人的行为是否系危害结果发生的真正原因之一，如果是，还要查明该行为是主要原因还是次要原因，以确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大小。
根据“因果关系客观性分析”一段中罗列的有关膝关节韧带损伤相关知识，我们不难看出本案成伤机制十分复杂。到底是什么原因直接导致了本案十分罕见的伤害结果，我们有必要做深入分析。关于膝关节韧带损伤的在实际生活中的成伤机制，中国骨科鼻祖黄家驷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基本观点如下{详见附件参考文献二、黄家驷《外科学》第九十六章(下肢损伤)第1987页【诊断】部分}：
一、成伤机制大体可以归为四类：1、屈曲-外展-外旋损伤，最常见，外力多来自膝或小腿之前的外侧，或身体向对侧旋转时扭伤，最先伤及内侧韧带，然后是前交叉韧带(ACL)和半月板，外展应力较强者，可合并胫骨外髁骨折，ACL的断裂处多在股骨髁附着面;2、过伸损伤，单纯过伸损伤所涉及的组织主要是PCL和ACL损伤，依作用力的着力点在膝上或膝下有所不同;3、前后位移损伤，膝关节屈曲位受到来自前方的暴力可以造成PCL断裂，但反向暴力造成ACL损伤的情况则几乎不存在;4屈曲-内收-内旋损伤，多伤及外侧副韧带(LCL)、ACL、以及腘肌腱，此类损伤很少见。二、从损伤组合看，前交叉韧带(ACL)，多合并内侧结构，很少合并外侧结构损伤，后交叉韧带(PCL)既可以单纯损伤，也可以合并内侧或外侧结构损伤，但后交叉韧带(PCL)合并内侧结构损伤的机会较小，机制也比较复杂，其中主要是在屈曲位扭伤所致，严重者后交叉韧带(PCL)与前交叉韧带(ACL)同时损伤。
根据黄家驷的归纳总结，并结合前述的膝关节韧带损伤的基本常识，基本上可以作出如下一个相对准确的判断：要形成本案被害人“内侧副韧带(MCL)、前交叉韧带(ACL)和后交叉韧带(PCL)同时断裂”的伤害结果，需要在膝关节处于屈曲位并由多种力量因素相互结合相互影响所形成的的旋转暴力所导致，最大可能的原因是：当膝关节处于屈曲位时，小腿突然外展外旋，再外加前方暴力或后旋暴力因素叠加而形成。这种情况最常见于足球运动员奔跑中用足内侧起脚踢球时，突遭对方球员从侧后铲球。回顾前述“因果关系的条件性分析”一章中黑体字部分的内容，申诉人就本案伤害结果形成的过程做这样一个假设，请评判其合理性和作为证据的可采性：被害人潘建桔穿高跟凉鞋快步向前追赶申诉人郑xx，右大脚趾头踢到废砖头之类的障碍物，高跟鞋鞋跟一歪，右足掌内侧着地，人以顺时针方向从左向右对侧旋转，从而形成一个相对旋转力和右膝外翻应力，两力叠加，形成本案的损伤。申诉人就这一假定，做了多次模拟实验，发现完全符合理论上的成伤机制，如果再加上地面情况凹凸不平，最有可能导致右膝内侧多处擦伤，和本案门诊时的伤情纪录也十分契合。
再根据本案的言辞证据做一个分析：被害人从后面拉住申诉人的衣服时，申诉人后踢一脚，根据这描述，两人显然是前后站立，膝关节处于伸直位，此时如踢在内侧，形成的是外翻应力，损伤的时外侧副韧带，根本不可能损伤内侧副韧带;如踢在膝盖部，来自前方的暴力只能导致过伸损伤或前后位移损伤，伤的是PCL，几乎不可能再导致其他韧带损伤。分析结论表明，单纯来自右膝内侧或右膝盖的局部直接暴力是不能造成这样的损伤的，况且局部的暴力作用往往会造成局部体表或骨骼的损伤，本案所提供的病历均不支持直接暴力所造成的损伤。
关于这一分析和判断的结论，有两个几乎完全类似的案例可以相互印证。《中国法医学会法医临床医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版)第390页、安徽蚌埠市公安局王刚论文《成伤机制的临床法医学分析和判断》一文的案例一(详见文献四)和中国法医学杂志xxxx年第24卷第6期案例报道、中国刑事警察学院法医学系杜宇和林子清合写的《膝关节韧带损伤成伤机制法医学分析一例》(详见文献三)两文中的案例，和本案几乎完全雷同，两案例都是甲乙两人因纠纷发生厮打，导致其中一人内侧副韧带、前后交叉韧带(文献三案例仅断内侧副韧带和前交叉韧带)。两文的分析结果也都明确指出：案例所述损伤，局部直接暴力无法形成。
综上，即使假定“后踢一脚”的事实认定成立，也没有充分证据证实伤害行为和伤害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也就当然不能认定成立故意伤害罪。
二、本案没有充分证据证实申诉人实施了“后踢一脚”的伤害行为。
一)被害人在关键情节上(被踢中部位是右膝髌骨内侧还是右膝盖部)的描述前后矛盾，该陈述不能作为认定申诉人故意伤害的依据。
被害人潘建桔在xxxx年8月7日的公安询问笔录中陈述被踢部位为“右腿髌骨左侧(医学上称右腿内侧)”(证据一第一页倒数第四行)，但在xxxx年2月1日检察院询问笔录中又说被踢部位是“右膝盖部”(证据二第二页倒数第十二行)，到底踢在哪里?右膝三根韧带断裂，伤势不轻呀，踢在哪里应该是刻骨铭心的记忆!怎么才相隔半年多一点点就记不清了呢?那就显然只有一个解释：根本没有被踢!
被害人陈述固然是证据之一，但如此关键事实，居然记不清楚、前后矛盾，显然被害人在关键情节上做了虚假陈述，该陈述不能作为认定申诉人故意伤害的依据。
二)根据法医学关于钝器伤之足踢伤的有关知识，一脚踢断三根韧带，应当存在致伤痕迹，但本案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被害人右腿有踢伤的痕迹。
根据有关法医学关于钝器伤的知识(详见文献六第二页)：足踢伤(kicking)多见于人体下部，如双下肢、会阴部、臀部、腰腹部，如被害人处于蹲位，坐位或卧位，则可见于身体任何部位。损伤性状及程度与被害人穿着、加害人脚上是否穿鞋、鞋的质地、作用力大小及作用部位等有关。除了因足踢时外伤作用力一般较拳击时为重，致伤作用面也较拳击时大，因而足踢伤的损伤程度多较拳击伤为重，较易造成受伤部位的骨折或内脏损伤，其他特点与拳击伤类似(由于拳头为不规则形状，体表常见不规则形擦伤、皮内出血和皮下出血。由于拳头表面有皮肤、皮下组织和肌肉被覆，因此打击在人体较柔软的部位，如腹部、胸部、四肢肌肉较厚部位，常不在受伤部位外表皮肤上留下损伤征象。尤其当穿有较厚衣着时，有时留下外伤，程度也很轻，如擦伤和挫伤，不大可能形成挫裂创。)如所穿鞋较硬，有时能在受伤部位形成部分反映鞋尖形状的擦伤和挫伤。小孩、老人、体弱者遭受足踢伤，其后果常较一般人为重，因而致死的并不少见(文献六、法医学之钝器损伤)。
在本案中，申诉人后踢一脚致被害人右膝三根韧带断裂，此非强大暴力不能导致这样的结果。结合前述足踢伤的法医学常识，被踢部位(右腿髌骨内侧或右膝盖部)应当能找到致伤面，挫擦伤、皮内出血、皮下出血，因为正值夏天，甚至应该能找到反映鞋跟形状的挫擦伤。但是不论在门诊病历还是住院病历里，都没有致伤痕迹方面相关的伤情记载。
本来，依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4月20日发布施行)第56条第2款的规定【应当查明立案侦查的犯罪行为是否存在】，公安机关有义务运用刑侦技术对致伤痕迹和致伤工具进行检验和鉴定，以此确认申诉人是否实施了“后踢一脚”的伤害行为，遗憾的是，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公安机关又没有依程序办案，遗漏了重要的一环，导致踢还是没有踢，成为无法查明的事实。
综上所述，申诉人自始至终否认有“后踢一脚”的加害行为，根据现有证据，也完全不能认定申诉人实施了“后踢一脚”的行为，既然不能证实申诉人实施伤害行为，本案应当依法宣告申诉人无罪。
三、指控申诉人有罪的证据不具有合法性和客观性，依法不得采纳为定案的依据。
(一)天公(xxxx)活检字第277号天台县公安局刑事技术鉴定书(活体检验报告)，本案据以刑事立案的证据，不但形式不合法，内容也有重大瑕疵。
从形式角度而言，《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鉴定人进行鉴定后，应当写出鉴定结论，并且签名。1980年的《公安部刑事技术鉴定规则》第十二条也规定：鉴定书由鉴定人签名，检验报告由检验人签名，注明技术职称，并加盖“刑事技术鉴定专用章”。可见，鉴定书上鉴定人签名是法定形式，而该份鉴定书法医陈栖亭没有签字。陈栖亭目前退休在家，申诉人走访他并询问签名事宜，他非常错愕，谨慎表示，他一生做事谨慎，只要是亲自经手的，存卷备查的鉴定他都会签字的。言外之意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这份鉴定不但形式不合法，来源也不合法。
从内容上看，重伤鉴定结论不确定，因该鉴定刻意加注了“随时间延长，加强功能锻炼可望减轻伤害程度”的说明，更为荒谬的是，被鉴定人，也就是被害人的名字被写成了“泮建桔”，检验对象究竟是谁呢?至今没有更正。
(二)浙人伤鉴(xxxx)第25号浙江省人身伤害鉴定委员会文证审查意见书，最后确定申诉人有罪、并判处四年徒刑的据以定罪量刑的关键证据，不具有合法性和客观性。
1、鉴定主体不合法。
首先，浙江省人身伤害鉴定委员会不具备出具文证审查意见书的资质。该委员是依据xxxx年5月31日 浙江省公安厅、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浙江人身伤害和精神病医学鉴定暂行规定》(详见附件地方法规一)第7条规定成立的，委员会成员由指定医院和浙江大学医学院的专家、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的资深法医组成，挂靠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鉴定结论由该院出具。鉴定范围仅限人身伤害的医学鉴定，具体包括：死亡原因的医学诊断;损伤情况的医学诊断;疾病的医学诊断;伤害与疾病的关系;伤害后有无并发症、后遗症;伤害后有关生理、病理状态;其他涉及医学专门问题的诊断等(详见附件地方法规一第2、3条)。而文证审查是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工作规则》等有关规定，对检察机关所办案件(包括批捕、起诉、民行等案件)中的技术性证据进行审查的过程。文证审查是检察院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方式之一。浙江省人身伤害鉴定委员会显然不具备出具文证审查意见书的资质。
其次，浙江省人身伤害鉴定委员不具备鉴定损伤程度的鉴定资质。损伤程度鉴定属于法医学鉴定范畴，不属于医学鉴定范畴。《浙江人身伤害和精神病医学鉴定暂行规定》第八条也明确规定：涉及损伤程度、尸体现象、死亡性质、死亡及损伤时间推断、损伤工具推断、是否造作伤等法医学鉴定由法院、检察、公安等法医鉴定机构作出。这一条规定非常明确指出浙江省人身伤害鉴定委员不具备鉴定损伤程度的资质。法医界的权威著作《法医鉴定实用全书》界定：医院的医生做鉴定应签名为“医师鉴定人”，以利于与“法医鉴定人”相区别。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刘家琛同志19在全国法院第二届司法鉴定学术会议上也明确指出：“医学鉴定不等于是法医学鉴定，医学鉴定与法医学鉴定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法医学工作者，不是医学工作者所能替代的，指定医院从事医学鉴定并不是说法医工作不要了，并不是这个意思，不要产生这个误会，不要把这个误会留给历史。”可见医学鉴定与法医学鉴定两者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统而言之，浙江省人身伤害鉴定委员只能进行医学鉴定并出具医学鉴定书，无权进行损伤程度鉴定，无权出具法医学鉴定书，更无权出具文证审查意见书，其鉴定文书不具备证据能力。况且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法医鉴定是诉讼证据的一种，具有独立的证据作用，而医学鉴定则不是诉讼证据，不具有独立的证据作用，只能作为法医学鉴定的前提和基础，依法不得采纳为证据使用。
2、鉴定程序不合法。
本次鉴定，提请并委托鉴定的部门是天台县法院刑庭，受托单位是省高院法医处，出具的是法医技术鉴定委托书，鉴定对象是被害人潘建桔，鉴定目的是对伤情程度做重新。既然提请的是法医学鉴定，就应当由省高院法医处依法自行鉴定，进行活体检验并出具法医学鉴定文书，但遗憾的是，省高院法医处没有自行鉴定，而是转委托没有法医学鉴定资格的浙江省人身伤害鉴定委员进行鉴定，鉴定对象及方式也由对被害人的某些特征、损伤情况、生理状态、病理状态和各器官、系统功能状态等进行检验、鉴定，即活体检验，偷换为对起证据作用的法医鉴定书、浙江大学附属二医院医学鉴定书、病历等文证材料进行审查，即文证审查。整个鉴定程序完全不符合诉讼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定。
3、鉴定文书形式不合法。
鉴定文书必须具备法律规定的文书格式和必备的各项内容，鉴定结论必须符合证据要求和法律规范。依《检察院法医工作细则》，文证审查意见书的结论应明确提出同意、不同意、建议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等审查意见，并说明理由。由于文证审查意见书不能直接作为证据使用，不应在意见书中提出鉴定结论性的“轻微伤”、“轻伤”、“重伤”的审查意见，也不应表述为“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或“结论可靠”。作出鉴定结论后，鉴定人都必须签名，只有持不同意见者才有权不签名。浙人伤鉴(xxxx)第25号文证审查意见书结论不符合要求，并且四个共同鉴定人，居然无一人在文书上签名，，是不是四个鉴定人无一人认同该结论?不管背后有多少原因，没有证据无从追究，但至少有一点，单从形式该文书格式就不合法。
4、内容不具有客观性。
抛开主体资格不谈，单就内容而言，在法医文证审查中，需要对被鉴定文书进行全面审查，综合分析，需要通过对检验记录、分析意见和结论的关联性、一致性的审查，确定某种损伤和某种结果的内在联系(也即因果关系)，最后确定被鉴定文书的客观真实性。在本案中，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浙二伤鉴(xxxx)第02号人身伤害医学鉴定书，是唯一一份合法性没有瑕疵的鉴定(详见证据十六)。请注意该材料的两个关键点：1、该材料第二页顺数第六行表达内容为：检查过程中被鉴定人配合欠佳，尤其是检查右膝屈伸活动中;2、第二页顺数第十三和十四行表达内容为：检查显示右膝屈伸活动丧失在50%以上，但体检时被鉴定人配合欠佳，故屈伸度难以作为鉴定的依据。这两个关键点，在因果关系成立的前提下，直接决定罪与非罪，以及量刑的轻重，但浙人伤鉴(xxxx)第25号浙江省人身伤害鉴定委员会文证审查意见书在引述浙二伤鉴(xxxx)第02号人身伤害医学鉴定书的相关内容时，刻意去掉上述两个关键点的内容。既然是文证审查，怎么可以去除直接影响结论的关键内容呢!如此行径，不能排除别有用心、构陷他人的嫌疑。
综上所述，浙人伤鉴(xxxx)第25号浙江省人身伤害鉴定委员会文证审查意见书鉴定主体、鉴定程序、鉴定文书格式均不合法，内容也不具有客观性，显然不具有证据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依法不得采纳为定案的证据。
三)住院病历及护理记录重抄、篡改痕迹十分明显,涉嫌伪证。
1、护理入院录及报告单(证据十四)
仔细审查第2页，我们可以发现该页共有七个护士的护理记录，但只有三个人的笔迹，这三个人分别是葛紫阳、许照英、陈小倩。项桂莲、陈薇以及徐冬梅的护理记录经比对均是陈小倩的笔迹。篡改处尤其对比鲜明一处是8月8日下午三点徐冬梅的护理记录，该记录刚好跨页，第二页最后一行和第三页第一行，同一个人的护理记录明显是两个不同的人用两支不同的笔写出来的。
2、住院病历
查看住院病历病史诊断依据部分(证据十三第七页),其诊断1表述为：外伤史明确，内翻应力加右膝内侧直接受力。一眼就可以看出，内翻应力的“内”显然是由外字修改而来。为什么这么改，这涉及到一个医学知识问题：膝关节处于伸直位时，膝内侧直接受力形成的是内翻应力。医生葛永健为配合被害人潘建桔的控告，申诉人郑xx后踢一脚，踢中其右膝内侧，以期相互印证而将外字改为内字。但也恰恰是这欲盖弥彰的一改，进一步证明了住院病历是篡改的，因为从骨科学关于成伤机制的常识(因果关系部分罗列了这方面的知识)来说，内翻应力损伤外侧副韧带，外翻应力损伤内侧副韧带。而本案受害者伤的是内侧副韧带及前后交叉韧带，外侧副韧带没有受伤，这清楚的说明受害者根本不是内侧受力。葛永健当时是实习医生，专业知识贫乏，他不经思考的一改，让申诉人顺藤摸瓜找到了病历资料被篡改的痕迹。另从整个病史部分书写十分整洁、一气呵成、没有任何删涂的痕迹等明显不符常规现象也能看出病历被偷换了。尤其离谱的时，动手术的麻醉纪录篡改时因时过境迁，记错了日期，签字日期竟然写成是8月3日的了。
四)言辞证据除被害人描述被踢部位前后不一，存在矛盾外，还存在其他多处矛盾，现列举三大主要矛盾以说明本案言辞证据不具有可采性。
为了更好更清晰的展现言辞证据的矛盾之处，让我们先确认和罗列各方说辞能相互印证几个事实：
关于纠纷的起点：仅有丁再义和申诉人郑xx有所描述，丁再义说申诉人郑xx拿一捆扎丝从家里走出来，在潘建桔后门口对出的弄堂上(地址状况可详见证据十八现场图及照片第二、三、五页)撞到他们(丁、潘、朱)三人的。这个说法和申诉人的说法一致，，两人说法相互印证，基本可以确认发生纠纷的起点是在被害人潘建桔后门对出弄堂口七米多的火表箱处。
关于潘建桔倒地的地方：言词证据中，有三个人分别提到被害人潘建桔倒地位置，其中潘建桔在检察院笔录中说是离申诉人门口一米的地方(证据二第二页倒数第三行)，法院第一次庭审笔录中说是离申诉人家两三米的地方，丁再义说是倒在快到申诉人门口的地方(证据四第二页倒数第五行)，范筱英说是倒在申诉人中间房屋的门口(见证据六第二页一、二行)。综合三人说辞并结合现场，基本可以判定被害人潘建桔倒地的地方在申诉人地基前两米左右，也即证据十八第四页所标示的地点。
关于丁再义和朱岩根追进了郑xx家里的事实，这一事实有丁再义(证据四第七八行)、潘建桔和申诉人郑xx三人的说词均予确认，三人说辞相互印证，应可认定。
关于申诉人的衣服被拉破的事实，该事实有被害人潘建桔、朱岩根、申诉人郑xx三人说辞确认，并能相互印证，应可确认。以上四个事实窜起来，基本可以还原整个案发过程的主干。现以主干为依托，进一步抽丝剥茧，分析言辞证据的矛盾之处，以此说本案明言辞证据里的涉及案件定性的关键点相互不能印证，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因为这种矛盾违反逻辑、违反情理、违反常识，是由证据的虚伪性造成的，应当予以排除，存在实质矛盾的证据，决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矛盾1、有无外伤。
受害人潘建桔陈述自己没有外伤(见证据2第3页倒数第7、8行)，范筱英等证人均说有外伤，医院病历也明确记载有外伤。
矛盾2、潘建桔倒地前，朱岩根、丁再义到底在哪里，弄堂火表箱处，被害人自家门口，还是在拉住和追打郑xx?
申诉人说在弄堂火表箱处遭到被害人潘建桔方三人围攻，不得已往家跑。被害人在公安询问笔录中说丈夫朱岩根和她同道拉过申诉人(见证据一第二页第九行)，检察院笔录则改口说她被踢倒在地的时候，朱岩根和丁再义还在她家门口(见证据二倒数第四、五行)。朱岩根则在公安询问笔录中承认同被害人一起同道拉过申诉人(见证据三第一页倒数第七、八行)，拉的过程中，申诉人踢倒他妻子，即受害人。范筱英在公安笔录中说被害人潘建桔追上去拉郑xx时，朱岩根也追上去拉(见证据五第一页倒数第五、六行)，但在检察院询问笔录中又改口说被害人潘建桔倒地时，朱岩根和丁再义还在被害人自家门口。
仔细分析上述说辞，便可发现，一旦涉及细节，这些说辞之间就矛盾重重，相互不能印证。任何关联性事物，都有其内在联系和规律，细心分析，不难发现一点，被害人方在企图否认和掩盖三人追打申诉人的事实，因为拉破了申诉人郑xx的衣服，并追进了申诉人郑xx的家里的事实各方证词都予以确认，并能相互印证，是铁板钉钉的事实，无法改变，倘若再认定追打事实成立，即使郑xx后踢了一脚，也是为了摆脱纠缠，主观上没有故意伤害的故意，其行为甚至可以认定为正当防卫。主观没有故意，就不能认定申诉人有罪，也不能达到构陷申诉人的目的。认定正当防卫，被害人就是咎由自取，连民事赔偿都不能主张。因此，被害人方，就潘建桔自己倒地时，丁再义和朱岩根倒地在哪个位置，闪烁其词，根本之目的就在于企图掩盖三人共同追打申诉人的事实。其时稍有思辨能力的人都能明白，潘建桔倒地的时候，朱岩根和丁再义早就追进了申诉人的家里，否则，潘建桔一倒地就喊脚断了，这时倘若朱岩根还在自家门口，不马上赶去看自己的老婆，反而追进申诉人家里，这样的夫妻还是夫妻吗，合乎常情吗?
矛盾3、严弘到底在不在现场?
被害人潘建桔在公安询问笔录中说在场人员是自己、朱岩根、丁再义和范筱英(见证据一第一页倒数第一行和第二页顺数第一行)，在检察院笔录中则增加了严弘和褚玉珠。丁再义说在场人员只有四个人：丁再义、朱岩根、潘建桔、范筱英。范筱英的笔录说在场人员是丁再义、朱岩根、潘建桔、范筱英、严弘和褚玉珠。严弘和褚玉珠则说是接到范筱英的电话来到现场的，严弘把电话交给褚玉珠后跑下楼，刚好看到了申诉人踢了被害人一脚。让我们来结合现场分析一下这些说辞：
从规划图及现场，可以确认纠纷起点到申诉人家总共距离不超过8米，过程实际上也很简单，根据言辞证据归纳描述如下：拦住申诉人，要他去楼顶看一下，申诉人不去，返身往家走，被害人追过去拉住申诉人，申诉人后踢一脚，被害人倒地喊脚被踢断了，申诉人趁机逃回家，朱岩根、丁再义追进申诉人家里。申诉人也一直坚持整个过程就一两分钟，范筱英也在公安询问笔录中说整个过程大概就一两分钟(见证据五第二页顺数第五行)。结合距离和过程描述分析，这个时间跨度是比较可信的、贴近事实。现在我们来做个假定：
假定褚玉珠和严弘说的时真话，请注意她们母子的说辞，严弘把电话交给他娘褚玉珠后便逃到楼下，到楼下时看到申诉人后踢一脚，被害人倒在地上，褚玉珠挂了电话下来，只看到被害人倒在地上，申诉人后踢一脚是听儿子说的。如果这个假定成立，则显然范筱英不在现场。反之，假定范筱英说的是真话，发生纠纷时她在自家门口，打架时她已经到了褚玉珠的门口，那么她根本没有打这个电话，褚玉珠和严弘就根本不在现场。
综上，一审、二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指控申诉人犯故意杀人罪的证据严重不足。因此，恳请贵院重新客观、全面、公正的审查本案，根据我国法律及疑罪从无、无罪推定的法律原则，提起再审，纠正一审、二审人民法院的错误判决、裁定，重新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宣判申诉人无罪，还申诉人一个清白，一个做人的尊严!
此致
最高人民法院
申诉人：郑xx
xxxx年3月1日
篇13：刑事申诉状故意伤害案
申诉人：刘XX，(一审被告人、二审上诉人刘某龙之父)，男，59岁，汉族，广东省乐昌市人，下岗工人，住址：广东省乐昌市山XX路X巷X号。
案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xxxx)粤高法刑一终字第X号判决书、(xxxx)粤高法立刑申字第X号驳回申诉通知书对于上诉人刘某龙在量刑上有失公正，认定的事实不清。
申诉请求：
请求最高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此案。
申诉人的儿子刘某龙因与温某豪、周某斌等人在韶关市参与故意伤害(致死)案，被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xxxx)韶刑一初字第X号刑事判决书判处无期徒刑。申诉人不服提出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xxxx年8月8日作出的(xxxx)粤高法刑一终字第X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申诉人不服提出申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xxxx年6月23日作出(xxxx)粤高法立刑申字第X号驳回申诉通知书，驳回申诉人的申诉。
事实和理由：
一.引起本案发生的人是温某豪和周某斌
200X年6月30日晚，申诉人的.儿子刘某龙与温某豪、周某斌等人在乐昌市区XX酒吧108房玩时，温某豪和黄X强发生矛盾引起打斗。温某豪还用车撞伤黄某强一方的人，引起黄X强带人来报复，而刘某龙当时不在现场，并未参与他们的斗殴。这些事实黄X强在侦查机关的供述可以证实。事实上，刘某龙与受害人潘X兵一方无冤无仇，没有任何利害冲突，不存在打死受害人的作案动机。因此本案一、二审均认定刘某龙为主犯是缺乏事实依据的。
二、提出找人来教训崔某成的不是刘某龙。
一审、二审认定是刘某龙提议找人来教训崔某成，认定刘某龙是主要策划和组织者，这种认定是错误的。温某豪和黄某强发生斗殴以后，因崔某成、黄某强到处找温某豪报复，刘某龙出于义气，打电话给崔某成协商，但崔某成要刘某龙交出温某豪，刘某龙没有答应，崔某成就说要由刘某龙负责。由于怕被报复，刘某龙、温某豪、周某斌三人离开乐昌到韶关、深圳等地避难。期间是由三人商量找人来教训崔某成，而不是由刘某龙提出的，三人商量的结果是由刘某龙出面叫他的堂弟找几个人到乐昌帮手捉崔某成，由温某豪出钱作为报酬。买车和准备作案工具也是由三人一起完成的，买车的钱也是温某豪出的(周某斌的口供证实)。这说明在这起案件中是由温某豪起主要作用，作案费用全部由其支付。因此一审、二审认定刘某龙是主要策划和组织者与事实不符。
三、是温某豪、周某斌抓住本案受害人的，刘某龙在事前并不知情的。
在找到本案被告嵩某强等人后，刘某龙、温某豪等人回到乐昌连续两次到崔某成上班的地方找崔某成都未找到。案发当天晚饭后他们又去找崔某成，没找到，刘某龙等人就先回到出租屋去休息。当晚20时许，温某豪、周某斌开车，在外继续寻找崔某成。在寻找过程中，温某豪、周某斌发现有人租用摩托车跟踪，便调头开车去追跟踪的人，在进廊田镇的公路边追到跟踪的人受害人潘某兵和黄某强，黄某强见状逃跑了，温某豪、周某斌抓到受害人后打电话叫刘某龙等人过去，说抓到一个人。刘某龙等人赶到时，温某豪、周某斌已经抓到受害人并殴打了一顿。这一点有李某、周某斌的口供可以证实。刘某龙并不认识受害人是谁，只听温某豪说这个人跟踪他，是崔某成的马仔。由此就可以印证温某豪、周某斌才是本案的主要策划、组织和实施者，因为本案是去教训崔某成的，但温某豪、周某斌是在刘某龙等不知情的情况下抓住受害人，才会发生后面的事情。另外据黄某强的口供反映，黄某强知道受害人被温某豪等人抓住后，曾打通受害人的电话，温某豪接过电话说：“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废了他，下一个就轮到你了”由此可以证明温某豪才是此次犯罪的组织者。且前两次打受害人都是温某豪先动手和用电棍电击受害人的(李某口供证实)。
四、刘某龙并无实施故意伤害的犯罪行为。
受害人被温某豪抓住后，温某豪就先用车用保险锁殴打受害人(温某豪的口供已证实)。刘某龙等人过去后其他被告先后数次殴打受害人，温某豪还用电棍电击受害人，而刘某龙始终没有动手，还劝其他被告不要击打受害人的头部以免弄出人命，这些事实在公安机关的逮捕申请书、起诉意见书及被告的供述都可以证实。从殴打受害人的情况来看，温某豪的主观恶性比刘某龙要大的多。因温某豪在殴打的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对于受害人的死亡，其有着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尤其是温某豪用车用保险锁敲打受害人头部这一行为更是成为受害人致死的重要因素。
五、受害人的死亡和刘某龙的行为并无任何因果关系。
判决书认定刘某龙在本案中起组织、策划作用是主犯，是没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的，刘某龙的作用比本案中任何一个被告人的作用都要小，在商量报复崔某成时，提出找人帮忙，由于温某豪提出由他出钱，刘某龙是听命于温某豪而出面找人的。而商量报复的对象是崔某成而不是受害人，在刘某龙回到住处后，这个行动已经结束。受害人是温某豪、周某斌抓住的，从第一现场打人到第二现场打人，刘某龙由始至终都没有动手。刘某龙与受害人也是素不相识，从未谋面，更无任何冤仇，根本就没有致受害人死亡的任何动机。所以受害人的死亡与刘某龙的行为是没有任何因果关系的。
六、导致受害人死亡的主要责任未分清。
在温某豪、周某斌打电话说抓到一个人叫刘某龙等人过去后，刘某龙就看到受害人的头部在流血，受害人的尸检报告分析认为：受害人头部损失为致命伤，潘某兵是因颅脑损伤死亡的。刘某龙在看守所接受审讯时提出检验受害人头部伤口是否与温某豪用车用保险锁敲打的伤口吻合，但公安机关没有采纳刘某龙的意见。(一审庭审时有相关记录)。成立共同犯罪行为须符合三个要求：一是每个行为人都必须具有属于同一犯罪的犯罪行为。如果都没有实施犯罪行为，或者有犯罪行为但分属不同犯罪，均不能成其为共同犯罪行为。二是各行为人的行为不是孤立的，而是在共同犯罪故意支配下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相互补充，形成为一个行为整体。这是成立共同犯罪行为的关键。三是在发生一定危害结果的情况下，导致该结果的原因是各行为人的行为所构成的行为整体，因此，每个行为人的行为都是该结果发生的原因的一部分，只是各自所起作用的大小可能有所不同。而本案中，受害人的死亡主要是由温某豪、周某斌等人的个人行为所造成的，理应由温某豪等人承担主要责任，刘某龙充其量只是从犯。温某豪用车用保险锁敲打受害人的这一行为也不应该算作是共同犯罪行为中的共同行为。这一行为完全是其个人的犯罪行为。
七、温某豪才是本案的组织者和策划者
温某豪、周某斌、李某三人在案发后逃跑时，多次商量将责任推给刘某龙，如果刘某龙真的是案件的组织策划的主犯，三人何必多次商量将责任推给刘某龙，而温某豪、周某斌被抓获后，多次翻供，在看守所两个人多次串供，拒不认罪，态度很恶劣。这些都有证人证实和被告人的供述证实。本案从头到尾都是温某豪在组织、策划的，既由其出钱实施犯罪、又由其指挥其余被告人殴打受害人等。由此足以认定温某豪、周某斌才是本案的组织者和策划者。
综上所述，本案组织、主导人自始至终都是温某豪，而且本案的纠纷也是由其引起的，决定找人来教训崔某成也是其牵头商议的，由温某豪出钱，刘某龙才找人帮忙的。刘某龙在被抓以后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行为，而温某豪、周某斌在被抓以后10月份前的口供与犯罪事实相符，10月份后就翻供否认参与犯罪(一审开庭时公诉机关曾指出这一点)在开庭审理时也不认罪。一审、二审的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明显有不当之处。本案的主要组织、策划人是温某豪，刘某龙只是本案的从犯，但判决却是刘某龙为无期徒刑，而温某豪却只判了五年有期徒刑，两个人的刑期悬殊如此之大，可以看出本案的判决是很不公平，很不公正的。
英国大哲学家培根，这位曾做过英国皇家大法官的思想家曾云: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然触犯了法律——但只是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裁判则毁坏法律——就好比污染了水源。申诉人认为：刘某龙犯了罪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但判决应该公平、公正，如此才能让被告人认罪伏法，让有罪的人受到应有的惩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维护法律的尊严，才能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有鉴于此，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03条的规定，特向贵院提出申诉，恳请对此案重新审理，秉公判决刘某龙为本案的从犯，并从轻发落。
此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申诉人：
代理律师：
xxxx年9月22日
附：申诉状副本1份;
★ 故意伤害案上诉状
★ 未成年人法律征文
★ 关爱未成年人标语
未成年人故意伤害案辩护词范文（共13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