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崩乐坏-礼崩乐坏的故事-礼崩乐坏的寓意-礼崩乐坏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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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礼崩乐坏是什么时期

成语典故

《论语·阳货》“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

释义：指周代封建制度的规章制度遭到极大的破坏，寓意社会制度和文化秩序遭遇重大变局，亟需内圣外王之人改进。礼在中国古代是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

篇2：礼崩乐坏是什么时期

礼崩乐坏是对东周时期典章制度逐渐被废弃的一种形象描述。在春秋中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领域出现了与周礼要求不相融的局面，具体表现在势力强大的诸侯开始变王田为私田，变分封制为郡县制，政权不断下移，并纷纷制定自己的法律。这些都反映了周代封建社会正走向解体。

礼崩乐坏是对于封建社会礼乐制度逐步走向解体的描述，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经济上井田制逐步解体，出现了土地所有制及相应的赋税制度，如鲁国的初税亩，齐国的相地而衰租等等。政治上一些强大的诸侯开始建立直属于君王的郡县制，不再对土地进行分封。

2、各分封诸侯间征战不已，周天子无力阻止。

3、各诸侯，卿大夫僭用礼乐的现象十分普遍。

4、作为传统封建制度基础的分封制和宗法制遭到严重破坏，长子继承制度多不能施行，一些有权势的卿大夫在征战中势力壮大，出现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卿大夫出的局面。

周朝礼崩乐坏的原因

王室的衰微、诸侯对特权的追求。当时的`生产力逐渐发展，原本不允许私有买卖土地的现实改变，诸侯国日渐强大，周天子的权威被削弱，诸侯国通过战争、买卖等手段兼并土地扩大人口，意图取周而代之。

孔老二儒家的偏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第一章就是韩赵魏三家分晋，为什么呢，因为这三家不是天子封的，是你们奴才分了主子的国家，这下不完了，礼崩乐坏了。他们忘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国土面积增加，分封当初没预料。分封开始国土很小，结果到了后期，秦国这样的竟然拓土开疆到西面那么多，南北各国也没闲着，这样周天子和老牌分封国在中间没发展空间，就杯具了。

篇3：礼崩乐坏-礼崩乐坏的故事-礼崩乐坏的寓意-礼崩乐坏的意思

【成语】礼崩乐坏

【拼音】lǐ bēng yuè huài

【简拼】lbyh

【近义词】礼坏乐崩

【感情色彩】褒义词

【成语结构】联合式

【成语解释】指封建礼教的规章制度遭到极大的破坏

【成语出处】清・章炳麟《与简竹居书》：“中唐以来，礼崩乐坏，狂狡有作，自己制则，而事不稽古。”

【成语用法】作宾语、定语；指破坏礼教

【例子】张贤亮《青春期》：“这大概就是孔夫子说的‘礼崩乐坏’的局面吧。”

【英文翻译】the moral degeneration of society is getting worse.

【产生年代】近代

【常用程度】生僻

篇4：礼崩乐坏的成语解释

礼崩乐坏的成语解释

【成语】：礼崩乐坏

【拼音】：lǐ  bēng  yuè  huài

【简拼】：lblh

【解释】：指封建礼教的规章制度遭到极大的破坏。

【出处】：清·章炳麟《与简竹居书》：“中唐以来，礼崩乐坏，狂狡有作，自己制则，而事不稽古。”

【示例】：章炳麟《与简竹居书》：“中唐以来，～，狂狡有作，自己制则，而事不稽古。”

【近义词】：礼坏乐崩、礼乐崩坏

【语法】：作宾语、定语；指破坏礼教

【顺接】：坏人坏事 坏人心术 坏植散羣 坏植散群 坏法乱纪 坏裳为袴 坏裳为裤 坏裳为褲

【顺接】：不好不坏 栋折榱坏 拉捋自坏 礼乐崩坏 礼崩乐坏 梁木其坏 气急败坏 山颓木坏

【逆接】：傲慢少礼 傲慢无礼 卑辞厚礼 彬彬有礼 博文约礼 晨参暮礼 导德齐礼 敦诗说礼

【逆接】：礼不亲授 礼不嫌菲 礼为情貌 礼义廉耻 礼乐刑政 礼乐崩坏 礼乐征伐 礼仪之邦

篇5：论礼崩乐坏与礼学的形成

论礼崩乐坏与礼学的形成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历史内涵是以周礼为核心的传统社会政治秩序和道德规范的全面瓦解.这一危机促使一些思想家从理论上对礼的本质、功能及意义进行了思考和探索,孔子的`礼论挖掘和增强了礼的内在精神价值,将礼由制度典章层面提升到思想学术层面,实现了礼的理论化、意识形态化.荀子一方面将礼同人的内在本质及宇宙秩序联系在一起,确立了礼的超越性和绝对性价值源头;另一方面以法来充实和改造礼,建立了道德与政治有机结合的礼学体系.

作 者：张平纪兴 ZHANG Ping JI Xing  作者单位：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河北,石家庄,050051 刊 名：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YANSHAN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2002 3(2) 分类号：B22 关键词：礼崩乐坏   礼学   礼治  

篇6：礼废乐崩成语诠释

lǐ fèi yuè bēng

【成语释义】

礼：社会道德、行为的规范；乐：教化的'规范；崩：败坏。形容社会纲纪混乱，动荡不宁

【成语出处】

汉·公孙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议》：“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婚姻者，居室之大伦也。今礼废乐崩，朕甚愍焉。”

【感情色彩】

中性

【成语结构】

联合式成语

【成语用法】

作谓语、定语；用于社会局面

【产生年代】

古代成语

【近义词】

礼乐崩坏 礼坏乐崩

百科

礼废乐崩 (lǐ fèi yuè bēng) 解释：古代制礼，把它当作社会道德、行为的规范；把制乐人微言轻教化的规范。形容社会纲纪紊乱，骚动不宁的时代。 出处：汉·公孙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议》：“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婚姻者，居室之大伦也。今礼废乐崩，朕甚愍焉。”

篇7：“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论语・泰伯》：“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一段话，不知孔子是在什么场合和对什么人说的，由于没有上下语境，给后人留下了困惑。何晏《集解》引东汉包咸说：“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礼者所以立身，乐者所以成性。”意思是说，孔子这段话是讲进学修身的次序。而王弼《论语释疑》，则认为孔子的话是讲“为政之次序”：“夫喜惧哀乐，民之自然，应感而动，则发乎歌，所以陈诗采谣，以知民志风。既见其风，则损益基焉，故因俗立制，以达其礼也。矫俗检刑，民心未化，故又感以声乐，以和神也。”孰是孰非？“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究竟是讲什么？诗、礼、乐三者之间有没有关系？如果有，那又是什么关系呢？ 孔子的三句话，与“为政”是不沾边的，所谓“陈诗采谣”、“因俗立制”、“矫俗检刑”云云，纯属王弼个人的臆想发挥，“为政次序”之说是不值一驳的。包咸的诠释，言修身由学诗开始，然后依次学礼、学乐，以礼立身，以乐完成心性的修养。若据一般字面理解似乎没有错，问题在于它把诗与礼、乐完全割裂开来，诗是诗，礼是礼，乐是乐，三者互不相干，诗的作用在这里完全不见了。事实上，先秦的《诗》与礼、乐是密不可分的，相互包容，相辅相成。在孔子的这段话里，诗、礼、乐三者不是并列的对举关系。孔子是专就学诗而言，给弟子指示学《诗》的门径。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进学要从《诗》学起，二是学《诗》要立足于礼义，完成于音乐。《论语》一书，主要记载孔子答弟子有关进学、修身、为政的提问。进学从哪里开始？学什么？怎么学？这些不仅是初入门的学子迫切想要知道的问题，即使对于一些业已在读的学子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孔子对他们的为学问题作答，指示门径，自在情理之中。 为什么进学要从《诗》学起呢？夏、商、周三代文献，遗留到春秋之世的甚少，至于“先王之法制”，更是少之又少，实际上只有《诗》、《书》两种。春秋晋文公绵上L田讲武，问赵衰谁可担任元帅，赵衰亟推Se，称他“说（悦）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书》是“政事之纪”（《荀子・劝学》），而且不尽可信，“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诗》是周代乐歌的总汇，是周代礼乐文化的渊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札聘于鲁，请观“周乐”，鲁国乐工为他所作专场表演，从二《南》到《国风》，再到《小雅》、《大雅》、《颂》，顺序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可知今之所谓《诗经》，当时称作《诗》，其实就是周代的乐歌。《诗》在先秦也不是用于“吟咏情性”的文学作品，而是施行礼乐教化的工具。周代礼乐繁文缛节，制度森严，“事为之制，曲为之防”（《汉书・艺文志》）；但事实上周礼既没有成文的法律，也没有完整的文字记载。孔子之时，既没有礼书，也没有乐书（参见邓安生《论“六艺”与“六经”》，载《南开学报》第2期）。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史记・孔子世家》），主要是以《诗》、《书》两种文献为教本，向弟子传授礼乐知识。当然，孔子的礼乐知识，除了《诗》、《书》，也有部分来自社会大课堂和他的前辈大师，但《诗》毕竟是他讲授礼乐最主要的文献依据。作为“先王之法制”，《诗》在先秦影响极大，可谓妇孺皆知，并且人人耳熟能详，引《诗》、赋诗蔚为风尚（《左传》、《国语》、《礼记》大量引《诗》，《荀子》32篇，引《诗》83次，《孝经》18章，章章引《诗》。妇女日常生活引《诗》言事，可以鲁大夫公父文伯之母敬姜、重耳在齐所娶妻姜氏为代表），成为当时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内容。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在礼乐教化盛行的春秋战国之世，不知《诗》者必定寸步难行，更不必说“立身”和“专对”了。孔子指示弟子进学从《诗》学起，客观上反映了春秋时期的社会风尚与礼乐教化诉求。 立足于礼，是说学《诗》的要点和关键是学习《诗》中所蕴含的`礼义。学《诗》要立足于礼，首先是由礼的性质决定的。因为礼既是立国之本，“礼，国之干也”（《左传・僖公十一年》），是稳定社会秩序的纲纪：“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礼又是立身之本：“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左传・昭公七年》）礼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孔子不但主张以礼治国，“为国以礼”（《论语・先进》），“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论语・里仁》），认为“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论语・子路》）；也倡导以礼修身：“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孔子的教育原则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雍也》），要求弟子们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学《诗》立足于礼，是孔子对学《诗》提出的原则性要求，告诫弟子不要为学《诗》而学《诗》，学《诗》的宗旨在于以礼修身，而不是外交场合的“专对”。 学《诗》立足于礼，不但说明孔子施教看重礼教，还体现了孔子这位儒学宗师对《诗经》本质的最深刻的理解。《诗经》的思想内容极为丰富，意义也是多方面的，世人可以作出各种不同的解读和判断。但《诗》的本质是什么？核心价值何在？这就并非人人都能准确把握了。在孔子看来，《诗经》本质不在“言志”，其核心价值也不在“专对”；而是它所蕴含的博大精深的礼乐文化精神，是它不可估量的教化功能。周代的礼乐制度，严格遵循“尊卑有序”、“上下有别”的原则，不同的礼乐用于不同的对象与场合，不同的身份地位享有不同的礼乐。周代的礼仪，名目繁多，如郊祀、朝觐、锡命、聘问、飨燕、大射、冠婚、军旅、田狩等等，而这些在《诗经》中多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它们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周代的王公贵族的礼乐文化活动与礼乐制度。譬如由《小雅・楚茨》、《小雅・彤弓》、《周颂・执竞》，可知只有天子与诸侯能够享用钟、鼓二乐。钟、鼓除了用于祭祀与军旅两类国家大事，也常在隆重的宴饮嘉宾的礼仪场合使用。描写钟鼓用于宗庙祭祀的：“礼仪既备，钟鼓既戒，孝孙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载起。鼓钟送尸，神保聿归。”“钟鼓牛磬莞将将，降福穰穰。”用于宴乐嘉宾的：“我有嘉宾，中心贶之。钟鼓既设，一朝飨之。”《小雅・宾之初筵》写宴飨嘉宾，从宾客入席到进行射礼、祭礼、燕饮的次序、场面、过程、礼仪，以至于礼器、乐具等等，详尽曲致，如在目前。《诗经》中涉及礼乐文化的内容，在《尚书》等其他上古文献中都是罕见的，它们无疑是学习周礼的活教材，是学《诗》的重点要点所在。《国语・鲁语下》载：鲁卿叔孙穆子聘于晋，晋悼公设宴招待他，先为他演奏《肆夏》、《樊》、《遏》、《渠》，他不拜谢；又为他歌《文王第一文库网》、《大明》、《绵》，他还是不拜谢。直至后来演奏《鹿鸣》之三，穆子才三次拜谢。晋人皆不知缘故，晋侯使人问他：“敢问何礼也？”穆子回答说：《肆夏》、《樊》、《遏》、《渠》是天子赏赐诸侯的礼乐，《文王》、《大明》、《绵》是诸侯相见才用的礼乐。他认为自己以诸侯使者的身份出使晋国，只能接受《鹿鸣》这一类君主“宴群臣嘉宾”以及“劳使臣之来”的乐歌。叔孙穆子的言行表明，《诗》教的实质是礼教和乐教。对于当时的人来说，要想“知礼”，“奉礼”，学习礼乐，已显得格外重要和紧迫，而学《诗》乃是阶梯，是最佳门径。《诗》三百篇经过孔子的悉心整理，事实上业已成为孔子向弟子传授礼乐的教本。孔子指示学《诗》立足于礼，这就抓住了《诗》学的根本，揭示了《诗》的精髓与核心价值取向。 礼与乐二位一体，密不可分。“礼、乐之情同”，“二者并行，合为一体”（《礼记・乐记》），“礼成之，歌乐之”（《史记・晋世家》），“观诸礼，则乐亦在其中矣”（《郭店楚墓竹简・六德》），礼、乐相辅相成，宗庙祭祀固然离不开乐，朝堂宴飨以至于日常闲居同样不能没有乐。乐不仅配合礼仪进行礼教，其自身还有独立的乐教功能。乐教具体表现为通过合乎《韶》、《武》、《雅》、《颂》的“中和”之音，宣传孝友之道与贵贱尊卑之义，藉以提升人们的道德精神素质，“金石丝竹，所以道（导）德也”（《荀子・乐论》）。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意思很明确，玉帛等物只是具礼文而已，钟鼓等器也只是乐教的工具，礼义与伦理道德教育才是实质。 孔子所谓“乐”，是指除去歌词、舞蹈之外的音乐。音乐是乐艺术的最高形式，包括乐器、乐曲、乐理等诸多专门知识，在乐艺术三大门类中最称难学。《诗经》作为乐歌，其语言（歌词）只是乐的组成部分之一，当它用于重大礼仪活动时，必须配上音乐与舞蹈的表演，才能完成乐的基本职能，充分发挥乐的教化作用。在高规格的乐艺术表演中，一般都有乐曲结尾的大合奏。《论语・泰伯》：“《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朱熹集注：“乱，乐之卒章也。”这个“乱”，是礼乐表演的高潮，也是礼乐表演的完美结束。“礼终三爵，乐奏九成”（《隋书・音乐志中》）。从这一意义上说，没有音乐就没有乐艺术，也没有礼仪。孔子对学《诗》的要求，是在立足于礼的基础上，最终完成音乐的学习，也就是完全掌握《诗》三百篇的配乐。这一学习环节难度是最大的，所以孔子把它放在最后。但孔子对这一门音乐课程极为重视，为了把这门课教好，他对三百篇的配乐作了极其严肃认真的整理修正。“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孔子正乐，就是把《诗》三百篇逐一弦歌，一方面使其合乎《韶》、《武》、《雅》、《颂》之音，一方面是调整《诗经》篇章的次序，“使《雅》归《雅》，《颂》归《颂》，各有各的安置”（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 孔子是非常看重《诗》的，《论语》中孔子一共14次谈论到《诗》，涉及他对《诗》的价值判断。其中“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是他对《诗》的社会作用最完整的阐释。孔子的这段话也是劝弟子学《诗》的，前半截讲《诗》具有兴、观、群、怨的政教功能；后半指出学《诗》的功利目的。关于兴、观、群、怨，古往今来已有许多阐释，大家似乎普遍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多从“诗”立论，而较少或者根本没有考虑《诗》是乐歌。事实上，《诗》在孔子的时代虽然也用于“赋诗言志”，但《诗》的主要职能乃在于礼乐教化。因此孔子所谓“兴”，主要应指乐能振发志气，“观”是观风俗之盛衰，“群”指乐可和合群体（乐的职能是“合同”。《荀子・乐论》“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怨”是怨刺。由此可知，孔子的“兴、观、群、怨”，既是据“诗”立论，更是据乐立论。在孔子看来，《诗》的政教功能与社会作用是全方位的，覆盖了政治、社会、教育的方方面面。 除了“兴、观、群、怨”，孔子还直截了当指出《诗》有“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社会功利性。“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姑置不论。“‘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者，迩，近也。《诗》有《凯风》《白华》相戒以养，是有近之事父之道也；又有《雅》《颂》君臣之法，是有远之事君之道也”。邢m的这一疏解，坐实了“事父”、“事君”的具体篇目，却肢解了《诗经》思想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但他揭示了《诗》所内涵的事父之道与君臣之法，还是相当精辟的。其实在先秦儒家看来，“事父”、“事君”原本是一致的，并统一于“孝敬”之德。“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开宗明义章》），“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孝经・士章》），《诗》的核心思想就是“孝友”与“敬恭”，它是全书的主旨，贯穿始终，而不仅仅局限于《凯风》、《白华》或《雅》、《颂》的某些篇什。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孔子诗教观的原则表述。荀子说：“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群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荀子・劝学》）荀子以自问自答的方式，回答了为什么进学要从诵读经书《诗》、《书》开始，而又立足于礼，归依于礼的问题，这是对孔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最好注释。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篇8：礼乐制度简介：乐与礼的关系论语选读备课资料

礼乐制度简介：乐与礼的关系（论语选读备课资料）

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771年是中国历史上的西周时期。为了加强统治，周王朝初期的统治者实行了“封诸侯，建同姓”的政策，把周王室贵族分封到各地，建立西周的属国。周武王死后，年幼的成王继位，武王的弟弟姬旦即周公辅政。周公旦是位德才兼备并且忠心耿耿的臣子，曹操曾于《短歌行》中曾以“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来赞扬他的忠诚与认真。周公在“分邦建国”的基础上“制礼作乐”，总结、继承、完善，从而系统地建立了一整套有关“礼”“乐”的完善制度。

礼乐制度是以乐从属礼的思想制度。以“礼”来区别宗法远近等级秩序，同时又以“乐”来和同共融“礼”的等级秩序，两者相辅相成。在统治阶级内部所设定的等级具体表现为“天子八佾，诸公六，诸侯四”。古代舞队的行列，八人为一行，叫一佾。按周礼，天子的舞队用八佾（即六十四人），诸公六佾，诸侯四佾，士二佾。这样，阶层不同从而使用舞队人数的不同，是为了给人们灌输君权至上无人能与之相抗衡的等级秩序思想。

周代的音乐领导机构“大司乐”是世界上出现最早，规模最大的音乐教育与音乐表演机构，它所培养的对象是王和诸侯的长子、公卿大夫的子弟、从民间选拔的优秀青年。主要教授学员们学习六代乐舞与小舞。大司乐教育贵族子弟学习音乐并非是让他们真正去表演，而是让他们懂得“礼乐”是一种有效的治国方式。

礼乐制度盛行于中国的商周时期，是维系奴隶制等级观念的规范，也是奴隶主阶级借以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重要手段。《礼记。曲礼》云：“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又云：“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在举行祭祀、宴享、朝聘、婚冠、丧葬等宗教和政治活动时，均使用礼乐器。礼乐器是表明器主身份、权位的标志物。正如《左传成公二年》所云：“器以藏礼，礼以行义。”又云：“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丧葬礼是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死者入葬时所享受的待遇，依生前的品级而有所不同。古代墓葬能够比较完整地保存随葬品和有关遗迹，因而为研究古代的礼乐制度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礼乐制度是周代建国初期由周公制定的，其目的之一是为巩固等级制社会，其次也是吸取商代灭亡的教训，反对“淫乐”，采取“节乐”措施。礼乐制的实施巩固了奴隶主阶级的社会地位，促进了音乐的发展。但它又使乐成了礼的附庸，使音乐成为以礼为中心的模式音乐，并逐渐趋于僵化。统治阶级为了推行“统治”制定了一整套十分烦琐的礼仪和与之相配合的音乐。

不同场合，不同身份的人，不但礼仪有别，所用的音乐也不一样。如祀天神，“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祭地示，“乃奏太簇，歌应钟，舞《咸池》”。（《周礼.春宫》）两君相见，例用大雅《文王》；诸侯设宴招待他国使臣则用小雅《鹿鸣》、《四杜》、《皇皇者华》、（《左传.襄公四年》）。又如天子祭祖用《雍颂》，士大夫则不能用。 关于乐队和歌舞队的编制，也有严格规定。乐队的规定是：“王宫县”，即排列成东西南北四面；“诸侯轩县”，排列三面；“大夫判县”，排列两面；“士特县”，只排列一面。歌舞队的规定是：天子用六十四人，列成八行，称为“八佾”；诸侯用三十六人，列成六行，称为“六佾”；卿大夫用十六人，列成四行，称为“四佾”；士用四人，列成二行，称为“二佾”；（《周礼.春宫》及注）；等等。

总之，所有这些关于礼乐的规定，都是为了加强人们的等级观念，最后达到巩固其统治的政治目的。要顺利地推行礼乐制度，必须加强有关礼乐方面的教育，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周王朝设置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礼乐机构--春宫。

春宫中有大司乐、乐师、大师等乐官，乐工1400多人，分别负责音乐教育、传授乐艺、表演和其他音乐事务。他们大多数是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音乐家，有明细分工，各司其职。《周礼.春宫》中明确记载了最高乐宫大司乐的职务要求：“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晋”。教学科目主要有乐德、乐语、乐舞（大舞）和小舞四种。由于结合礼教，内容都含有伦理道德观念。在春宫中还有小师、磬师、钟师、笙师、n师等传授器乐技艺。周代如此重视音乐教育，无疑会对音乐文化的发展产生促进作用，而各种相关的措施也推动和保证了音乐的发展，从而使周代宫廷音乐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但另一方面，由于过分强调其配合礼教的作用，也给于音乐以很大的束缚，而不能很好发挥其艺术特征，以至到春秋后期，随着新思潮的兴起和民间乐的发展这种典礼音乐便日益衰颓不振了。

乐与礼的关系

乐与礼的关系其一：孔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认为人的修养开始于学诗，自立于学礼，完成于学乐。这三者也是教化民众的基础与手段，必须恰当利用。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孔子关于如何学习《诗》、《礼》、《乐》的过程。

《诗》即是《诗经》，兴就是起、开始的意思。孔在《八佾》中说：“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表明一个人在国家社会生活中，想要表达自己的思想，待人接物，言辞修身等各个方面，都应当是要从学习《诗经》开始，只有这样感性语言认识，才会有“美”的感受，才能更好地立德修身。

《礼》即是社会的规则、仪式、制度，即理也，或者法也。

《论语》：“不学礼，无以立”即是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学礼守礼，从具体的感性认识提升到理性认识，严格地遵守礼的规定，才能克己复礼，以正其身，是为立也。

《乐》本无经，而在于人的创造。子曰：“人而不仁，如乐何”，孔认为，如果一个人为人不仁，那么他所演奏的音乐也将不会是令人愉悦的。乐在于创造，是建立在《诗》的感性和《礼》的理性基础之上的升华，是二者相互融合于人的产物。贤达之人所奏之乐，“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所以乐是人性的最好的体现，是中和之美。 所以《诗》、《礼》、《乐》的“兴”、“立”、“成”是儒家思想中关于一个人学习发展的过程规律，是一个人从初始立身到教化影响他人的过程。

关于音乐的产生有四种说法：

1音乐产生于同自然界的斗争

2音乐产生于同自然界的模仿（《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篇》[战国吕不韦著]中记载：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

3音乐是原始人类表达思想感情的需要（《吕氏春秋季夏纪音初篇》中记载：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漪！”实始为南音）

4音乐产生于劳动生活中（《吴越春秋》中有首相传为黄帝时期所作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

关于乐与礼的关系，从“音乐产生于同自然界的斗争”这里入手。

由于古代劳动生产力的低下以及对自然界的认识不够，人们在面对自然界摆出的种种困难上无力做出科学的斗争，他们只能用巫术来祷告上天。《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篇》中记载：“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阴气蓄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因此中国音乐在诞生的时候就与巫蛊神幻并为一谈，并且对人们的影响极大，以致后来《礼记乐记》[战国公孙尼子著]中曰：“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征为事，羽为物。”五音象征五行，五行乃物质基础万物之宗，“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官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征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万物应当各司其职，缺一不可，否则“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

既然音乐能关系到国家的存亡，那么就要非常重视音乐的教化作用。提倡礼乐治国，用礼来区分等级，用乐来调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达到君臣和敬、长幼和顺、父子兄弟和亲的整个社会完全谐和的目的。“礼”并非专门为巩固统治而诞生，它只是在特定时期被统治阶级拿来利用而已。

由此，与“礼”息息相关的“乐”也成为统治者运筹帷幄的棋子，被拿来控制与利用。同时，“乐”在历史跨入阶级社会、私有制产生以后被打上了阶级烙印，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统治者的私有物。 乐与礼的关系其二：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哲学家王船山指出：“知声而不知音，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众庶是也。惟君子为能知乐。”由此可见“声”与“乐”的.区别。“靡靡之音”不等同于“靡靡之乐”，有“乱世之音”而无“乱世之乐”。如果礼是“别异”，“乐”就是一种“和同”的力量，同时它又是一种精神上的愉悦。所以，当“音”能够成为这种精神上的力量和愉悦时，它才把自身转化为“乐”。“乐者，通伦理者也”，因此王船山认为，懂得了礼的人未必懂得乐，但懂得了乐的人同时也懂得礼。

礼乐制度诞生于西周一直延续到清末共几千年，每个时期的具体内容并不相同，但理论上都是以西周为标榜并且最终目的都是相同的。

“如果说周公是‘礼乐’的主要制定者，那么孔子就是‘礼乐’的坚决维护者。[李泽厚《华夏美学第一章礼乐传统二“乐从和”：情感与形式》]”孔子的儒家思想讲究仁爱、伦理、修己、道义、理性、中和、学习、重教育，这些都与“礼”息息相关。孔子极重视礼教，认为人应当严格遵守礼数，统治者若“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被统治者“不学礼，以无立”。他用仁爱伦理的态度来看待音乐，评价六代乐舞中的《大武》为“尽美矣，未尽善矣”，对其中充斥的暴力内容给予否定。只有尽善的音乐才能挖掘出尽美，而尽善则要靠礼来修养。孔子的“重教育”将其礼乐思想教授于人然后保留延续下来。

礼划分了阶层，使中国古代音乐有了“宫廷音乐”与“民间音乐”之分。宫廷音乐的素材基本上都来自民间，由宫廷御用文人乐工修改编订而成。为宫廷收集音乐素材也是体察民情的一种有效手段，西汉时期成立的“乐府”其职能之一就是收集民间音乐，统治者可从民间歌曲中看出自己的政绩到底如何，由此可知己知彼达到更好的统治效果，与此同时也收录了散落在民间的音乐并在一定程度上将它们流传后世。我个人认为这种“采风”制度类似于西方音乐史中的格里高利圣咏，统治者收集民间歌曲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巩固统治。

唐代是中国古代文化、经济、外交的鼎盛时期，唐代音乐吸收外来因素，种类空前的丰富。这时，属于统治者的雅乐便在丰富多彩的燕乐光环下黯然失色。况且雅乐是歌颂帝王的“雅正之乐”，注重形式并不注重旋律美感，连统治者自己都认为“雅乐不美”。即使唐朝历代帝王极喜爱推崇燕乐，但他们也没有对“礼乐”掉以轻心。唐明皇李隆基六岁时曾在祖母武则天面前表演乐舞《长命女》，可见从西周传承下来的教授贵族子弟音乐来让其明白礼乐治国重要性的制度仍在继续，“礼”之于“乐”仍旧严格。唐代“大乐署”是专门掌管雅乐与燕乐的机构，它有严格的管理与考核制度，筛选最好的乐师为宫廷服务不仅是因为唐代帝王都相当重视音乐，更重要的是为了通过高超精湛的表演来显现唐代的国富民强。

出现于宋代的“大宴仪”是皇帝在重要节日祭祀、宴请、册封的礼乐制度，延续至清。“大观三年，议礼局上集英殿春秋大宴仪：其日，预宴文武百僚诣殿庭，东西相向立。皇帝出御需云殿，阁门、内侍、管军等起居……集英殿饮福大宴仪。初，大礼毕，皇帝逐顿饮福，余酒封进入内。宴日降出，酒既三行，泛赐预坐臣僚饮福酒各一盏，群臣饮讫……[元脱脱等著《宋史志第六十六礼十六》]”

由于历史文化原因，金、元统治者未能在礼乐制度上取得强有力的控制，造成封建社会中意识形态禁锢方面的某种松懈。这使得作为通俗文艺形式的戏曲在民间的发展中能够游刃有余，蓬勃兴旺。

之后的明清时期礼乐制度类似宋代“大宴仪”。明制大宴仪中“有大宴、中宴、常宴、小宴。[清张廷玉等著《明史志第二十九礼七》]”“大宴仪上尊号徽号仪尊封太妃太嫔仪附册立中宫仪册纪嫔仪附主册皇册皇太子仪太子千秋节附册诸王仪册公主附知。[柯劭氲戎《清史稿志六十三礼七]”

从宋明时期开始，宫廷音乐一再衰败，民间音乐却如雨后春笋般繁荣发展。封建统治制度毕竟是落后不得人心的，掌控在统治者个人手中的礼乐制度注定要走向灭亡。但不能否认礼乐制度影响了整个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以及音乐格局，它作为统治阶级利用音乐来左右政治的利器控制中国近两千年，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确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

礼乐制度就是等级制度。西周春秋时代所讲究的“礼”，是贵族根据原始社会末期父系氏族制阶段的风俗习惯加以发展和改造，用作统治人民和巩固贵族内部关系的一种手段。目的在于维护其宗法制度和君权、族权、夫权、神权，具有维护贵族的世袭制、等级制和加强统治的作用。当时许多经济和政治上的典章制度，常常贯串在各种礼的举行中，依靠各种礼的举行来加以确立和维护。

到春秋后期，就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这些卿大夫在夺取国君权力的同时，不但僭用诸侯之礼，甚至僭用天子之礼。按礼，天子的舞用“八俏”（“佾”是“列”的意思，每列八人，八佾六十四人），这时季孙氏也用“八佾舞于庭”，孔丘斥责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按礼，天子祭祖唱《雍》诗来撤除祭品，这时鲁的三家都“以《雍》撤”，孔丘认为这种事不该出于“三家之堂”。按礼，只有天子可以“旅”（祭祀）于泰山，这时季孙氏“旅于泰山”，孔丘又指责他不懂礼（《论语八佾篇》）。卿大夫这样“僭礼”，实质上就是夺取政治权力的一种表现。

礼乐制度主要用来维护宗法制度和君权、族权、夫权、神权。《荀子礼论篇》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族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所说“礼之三本”，天地代表神权，先祖代表族权，君师代表君权。后来统治者以天、地、君、亲、师作为礼拜的主要对象，就是根据这个理论。

西周春秋时代贵族讲究的礼是比较多的，有籍礼、冠礼、大搜礼、乡饮酒礼、乡射礼、朝礼、聘礼、祭礼、婚礼、丧礼等等。籍礼是用来监督平民在“籍田”上从事无偿的集体劳动，以维护称为“籍”的办法的。冠礼是授予成年贵族种种特权，以维护贵族的利益和巩固贵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大搜礼具有军事检阅和军事演习性质，起着整编军队、检阅兵力和加强统治的作用。乡饮酒礼在于维护一乡之内贵族的宗法制度和统治秩序。乡射礼具有以乡为单位的军事训练和军事学习的性质。朝礼在于尊重国君的权力和地位。聘礼在于维护贵族内部的等级和秩序。祭祀天地和祖先在于维护神权和尊重族权。婚礼和丧礼在于维护宗法制度和族权。

到了战国时代，由于农田制度的变革，“籍”的方法废除不用，这时籍礼只是统治者用来表示关心农业生产的礼仪。由于军队成分和战斗方式的改变，原来的大搜礼就失去作用。由于地方组织的改变，乡饮酒礼和乡射礼的性质也不同了。这时由于中央集权政体的建立，执政者统治的需要，重视的是即位礼、朝礼、祭礼和丧礼。《荀子》的《礼论篇》着重讲究祭礼和丧礼，对丧礼讲得特别详细，就是为当时的礼乐制度制造理论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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