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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女性意识中的旧中国社会中的男权认知论文
女性意识中的旧中国社会中的男权认知论文
[摘要]本篇论文根据叙事理论解读和分析《喜福会》中的女性意识对旧中国男权社会的男权行为的认知。文章通过分析《喜福会》中的每位女主角的故事，透视故事中女性意识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她们的女性意识是如何认知男权社会中的男性行为。
[关键词]叙事 女性意识 女性意识缺失 男权社会 男权行为
一、引言
自《喜福会》问世以来，无论从其的写作风格，还是它的叙事技巧都被看作是女性作品中的杰出之作。那种“轮唱式”的叙述，以女性独特而细腻的描写方式向读者展现了作品中的女性意识，使读者对女性意识的觉醒有强烈的感知，尤其是女性对男权社会中的男性特权的认知视角，虽然作者以弱化男性角色突出女性的手法来叙述故事，但每个所谓的男性配角形象却在这部小说中占据了统治地位，使读者难以忘怀。
二、叙事中的男权行为的揭示
在《喜福会》的叙事结构安排上，出场叙事的主角是女性，但每一位女性的故事当中男性是不可或缺的角色，虽然没有他们的道白――角色被弱化，却并没有失去他们的社会主角作用。这些男性在他们一出场时，就让读者感到了他们的强大。在吴晶妹回忆她母亲给她讲述的故事时，凡是读过《喜福会》小说的读者，一定会感到母亲吴（李）夙愿的第一位丈夫的伟大形象，他给人以一种中华民族“铮铮铁骨”不可辱的气势，为祖国的领土完整，为国家和民族的安危投身于抗击倭寇的战场，他的行为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血性男儿的英勇气概，和那种卫国为民不顾个人安危的献身精神。除此之外，女性主角叙述的故事还为读者展现了吴（李）夙愿的第一任丈夫是个有情有义，对家室负责的男人，虽然他没有给读者留下任何催人泪下的感人话语，但每位读者能真切地感到这位丈夫――王福赐是男权社会真实生活中的男性佼佼者。故事中有个非常感人和重要的叙事细节，他托另一位军官捎信让吴（李）夙愿和双胞胎女儿到重庆跟他会合，表明他身在沙场却念念不忘他的家人，他安排妻室到重庆避难，是他想用他那有力的臂膀来保护家人，让她们过上好日子。这段故事讴歌了这类伟大的男性在行使他们的`男权过程中责任感和义务感，同时我们在解读这类男权的社会意识时，可以看到，凡这类为中华民族的领土完整和全民族的和平而战的男性，的确给女性一种能依赖的感觉。因为他们不仅能考虑到他们小家利益、而且能考虑国家的利益，为全民族的利益去奋斗牺牲。因此，这样的男人就给了女人一种安全感和信任感，王福赐就是遮掩的男性，他给了吴（李）夙愿的坚实的臂膀可以依靠，他的行为无可挑剔。
同样是在苏安梅的故事中读者还体会到了男权社会中的另一种男性威慑力。虽然安梅的母亲和那个后嫁的丈夫吴庆没有出场，但是，读者很清晰地感到她母亲和吴庆之间不是相亲相爱的夫妻关系，很明显是主从关系。吴庆不仅是他母亲的丈夫，同时也是其他女人的丈夫，这个中心人物在多个夫人的簇拥下粉墨登场。女人们在那个家庭里是他的附属品。读者没有听到吴庆与他人的任何对话，更没有窥见他个人领悟人生的、令人折服的心声，但读者可以清晰地感知到每个妻子都在竭尽全力地讨好他，都对他言听计从，百依百顺。而每个妻子的存在与缺失，对这个家庭没有任何影响。只要是吴庆拍板的事情，任何太太都没有反驳的权利。因为所有的女人都要靠着吴庆才能活下去。因此，男权制度在这样的家庭中显得尤为突出。
再看钟林冬的故事，尤其明显，读者能看到男权思想对成长中的黄天余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虽然他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就已经成了男权社会中的不可一世的“男子汉大丈夫”了。身为妻子的林冬比她丈夫还大一岁，她从两岁就跟黄家的儿子定了亲，从走进黄家的门就成了丈夫的“生活服务的工具”，“俨然已非人化”了，“远非是仅次于男性的‘第二性’的低下和不平等，而完全是一种丧失了自我主体性的被物化了的东西”。林冬一心想着他母亲的嘱咐，“不给她娘家丢脸”，对黄天余待他的做法麻木不仁，她小心谨慎地伺候着自己的丈夫。然而，比她小的丈夫却根本没有把他当作同龄小朋友，更没有把她当作自己的妻子看待，而把她当作仆人那样呼来唤去，耍尽大男子主义的威风。
三、谭恩美笔下的男权社会中的女性意识的觉醒
通过叙事结构的图像安排，第一位女主角吴晶妹出场讲述的故事让我们已经领略了旧中国封建男权社会中女人只能依附于男人过活，而且男人拥有一双有力的臂膀可供女人依赖。王福赐这种男性行为的确为人称道，但我们也感知到了女人在这种男性有力的臂膀中的无力与无助，以至于导致了女性自我意识的缺失。读者不难感觉到，吴（李）夙愿就是因为有了这种男性坚实的臂膀呵护，而导致她对丈夫无限地依赖，她在桂林时就总是无所事事，跟几个女人凑在一起打麻将取乐。这段叙事中明显的体现了男性怀抱中的女性自我意识的迷失。为了颂扬吴（李）夙愿的丈夫的男性行为，后来谭恩美有意安排了那战火纷飞的年代，让这位伟大的男性英雄战死沙场，迫使吴（李）夙愿找回她女性的自我。
在其他女性的叙事中，读者都感知到了男尊女卑的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同时也感知到了华人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及作者谭恩美以女性意识对旧中国男权社会环境中的男权霸道行为的猛烈抨击。作者构建的几个母亲女性形象对封建男权社会所作出的反叛行为，实际上是对男权社会大胆公开的宣战。虽然苏安梅的母亲女性意识的表现与后来的女性有所不同，但是在那种社会环境中，女人以死争取名分的手段，争取在男性社会中占有一席生存之地，也可谓唤起了女性意识的觉醒的大胆行为了，亦是女性走向进步开始的铺垫。
钟林冬的女性意识显然比前者前进一大步。她曾“乖顺”地屈从于黄家男权的霸道，只是想做一个母亲的“乖女儿”，不给她母亲丢脸。因为那时她的女性主体意识没有形成，后来她接受了新女性思潮的影响，最终巧妙地逃离婆家的桎梏。这反映旧中国时期的又一个“新女性”意识的觉醒。她的反抗与安梅母亲的反抗相比有很了大进步，她最终能独立生活，追寻她自己的幸福，而没有成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品，她成了女性意识觉醒、向男权社会的不平的现象挑战的队伍中的一员。
映映是为了报复那个负心丈夫，也是女性意识觉醒的坚定有力的行为的表现，她的抗争是向男权制度下行为不轨、劣迹斑斑的男性表示强烈的不满和抨击，并表明女性“并不是男子可以随意玩弄和抛弃的玩物”，她们要主宰自己命运。
钟林冬和映映之所以敢向男权社会挑战，这表那个时期的“新女性” 思潮已经在中国大陆不断扩大，这对她们女性意识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同时为她们最终敢于向男权社会进行义无反顾的、坚决的反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她们顺应了当时的潮流，融入了当时以“新女性”意识为主导思想的文化思潮。而像钟林冬、映映克莱尔等更多的妇女的女性意识行为，对当时中国的“新女性”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像她们那样，中国当时有千千万万个女性意识萌芽，在一片沃土中犹如雨后春笋般迅速生长、不断壮大，形成了强大的女性主体意识的力量，向男权社会的不公展开了强大的攻势。
四、结论
谭恩美在《喜福会》文本中借女性叙事方法，讴歌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利用女性意识认知男权社会中的男性行为（亦或他们的霸权行为），认知男权社会中的男性行为对女性的制约；批判了男权社会中男女不平等现象，表明了男权社会中的某些女性意识的缺失原因，揭示了强大的女性意识形成是女性长期处于男权社会的奴役和压迫之下的女性的一种自发的反抗，是为他们自己的自由、独立、解放争取一席公平的空间的行为。
参考文献：
[1]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三联书店，1996。
[2]刘熠。《〈喜福会〉：男性中心主义的颠覆与解构》。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5。
篇2：论五四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论文
论五四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论文
论文摘要:五四女作家群体在她们的作品中表现了鲜明的女性意识。五四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体现在三方面:对旧家庭制度压抑女性的抗议,对新旧交替时期女性困境的揭露,女性群体意识的唤醒。
论文关键词:五四运动 女性文学 女性意识
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说道:“一个女人如果要想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1],其中“一间屋子”象征写作环境。五四运动既是一场社会政治运动,也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思想领域的启蒙运动为女性创作提供了“一间屋子”。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第一代女作家应运而生,如陈衡哲、谢冰心、庐隐、石评梅、冯沅君、凌叔华和苏雪林等。
这些女作家对女性自身的问题表现出了高度关注,正如杨义所说:“妇女题材是她们心灵世界的聚光点。陈衡哲的小说集《小雨点》(她只有一个小说集)共十篇小说,有六篇是写妇女的。冰心的小说接触面较广,但她写得最好、影响最大的还是妇女题材的小说……庐隐的小说写女性的占了她作品的百分之八十。凌叔华的《花之寺》和《女人》集的十八篇小说几乎全写妇女。石评梅的作品,现在看到十几篇,有九篇是写女性的。冯沅君的三个小说集,除《劫灰》中有一两篇不是纯粹写妇女的,其余作品都以描写新旧女性的生活和命运为主”。[2]本文将深入五四女性文学文本中,对其中的女性意识进行分析。
一.对旧家庭制度压抑女性的抗议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通过对旧家庭观的的猛烈攻击,旧家庭制度在理论层面上虽已失去了存在的正当性,但在实践层面上却仍然岿然不动,依旧延续着对女性的箝制功能,特别是对于中下层女性,尤其如此。在苏雪林的自传体小说《棘心》中,主人公杜醒秋的母亲便是旧家庭制度的受害者。她写道:“惟有那做婆婆的,终日与媳妇厮守在一起,旧式妇女,多不读书,不明大义,气量又比男性天然来得仄狭、自私、琐碎、喜于猜忌,她对于一个媳妇,若感觉不满意,磨折起来,那简直是附骨之疽,疗之不愈,剜之不可,一直要挨到那做婆的两脚一蹬,那做媳妇的才有出头之日……醒秋的母亲,便是这种不良家庭制度下牺牲者之一。但她自十六岁嫁到杜家起,一直到现在‘大衍之庆’的年龄止,始终是她婆婆跟前一个没有写过卖身契的奴隶,没有半点享受,没有半点自由。”[3]由上可见,醒秋的母亲便是大家庭结构和家长专制的牺牲品。醒秋对母亲的深情里饱醮着同情,这种感情贯穿着她人生的重大选择。作为引领时代潮流的新青年,醒秋艰难的求学既是为理想的圆满,又是为改善母亲的生活状态,“那时我的愿望并不大;只望学成之后,在教育界服务,每月有一二百元的进款……便将母亲从乡下接出来,住在上海,雇个细心女仆伺候她。”作者将小说命名为“棘心”,是取《诗经・凯风》中“棘心夭夭,母氏劬劳”之义。她以旧家庭的反叛者的姿态欲废去包办婚姻,但预料到这一举动将使母亲代受其“过”的结局,“不过祖母的咕哝,叫母亲怎受得下?这一位家庭里的‘慈禧太后’对于这个饱受新思潮影响、满脑子充塞革命观念的醒秋,固毫无办法,对于那多年绝对服从她的媳妇,则仍可控制自如。她是要透过她的关系压迫孙女的”。为了母亲,醒秋放弃了毁婚的念头,她感到:“我终不能为了一己的幸福,而害了母亲!”[3]由此可推断,若不是对母亲的同情与爱怜,醒秋可能会选择一条不同的人生道路。醒秋之母的遭遇不是特例,而是那个时代的家庭女性共同的命运。作者在这里所要表达的,不仅是醒秋对母亲的敬爱之情,也是对那些在旧家庭里忍辱负重的所有女性的关怀与同情,以及对旧家庭制度的强烈不满。
石评梅在《董二嫂》一文中讲述了“我”回家省亲的一段见闻。“我”沉浸在“穆静慈爱的环境”中,突然隔壁传来一阵女人“惨呼哀泣”的声音,打听得知是董二在母亲的怂恿下笞打董二嫂。董二嫂“是给咱挑水的董二的`媳妇,她婆婆是著名的狠毒人,谁都惹不起她;耍牌输了回来,就要找媳妇的气生。董二又是一个胡涂人;听上他娘的话就拼命的打媳妇”。[4]“我”热衷于女性解放运动,欲劝说董二娘,因家人曾经尝试此法,反遭诬陷,故叫“我”放弃了努力。过几天得知了董二嫂死的消息。这事使“我”震惊:“‘十年媳妇熬成婆’,大概他们觉的女人本来不值钱,女人而给人做媳妇,更是命该倒霉受苦的!因之他们毫不干涉,看着这残忍野狠的人们猖狂,看着这可怜微小的人们呻吟!是环境造成了这个习惯,这习惯又养了这个狠心。”家长专制和夫权统治仍像绳索一样牢牢地套在广大女性的颈脖上,一个女性生命在家庭暴力中消逝,政府和周围人“视若罔睹”、“听若罔闻”,“董二嫂死了!不过像人们无意中践踏了的蚂蚁,董二仍然要娶媳妇,董二娘依尽要当婆婆,一切形式似乎都照旧。”[4]在既存的性别制度和家庭制度下,董二嫂的遭遇也是中国女性的普遍遭遇。
二.对新旧交替时期女性困境的揭露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期,人们是带着旧的社会关系去迎接新的观念。许多男性此前因袭传统习惯,在家已娶妻生子;而在外求学或工作期间,感受新思潮的影响,又不满于既有的婚姻,渴慕与新女性自由恋爱,于是就酿出了一幕幕为另寻新欢而休妻弃子的悲惨故事。女性小说在讴歌自由恋爱、反对没有爱情的婚姻时,也对那些被抛弃的女性寄予了关怀与同情。 石评梅在《弃妇》中,讲述了表嫂被弃的故事。表哥家是一个专制的旧家庭,表哥结婚后到上海读大学,爱上一个女学生,于是要求与表嫂离婚,并写信向“我”解释此事。“我”的嫂子得知此消息后,责备表哥,“表哥也太不对,他不会为这可怜旧式环境里的女子思想;他只觉着自己的妻不如外边的时髦女学生,又会跳舞,又会弹琴,又会应酬,又有名誉,又有学问的好。”[4]
在石评梅的另一篇小说《林楠的日记》里,“我”――林楠在家养老抚幼,丈夫琳在外工作,夫妻俩恩爱情深,“我”日夜盼望着琳的归来。他终于归来了,可是这次态度冷漠,举止反常:“我情似水,怎奈君心如铁,从前那样温柔深爱的琳,近在咫尺远若天涯。”原来他爱上了女大学生钱颐青,“我”十分痛苦:“上帝呵!我没有伟大的力量,灭熄我心底的悲愤之火。但是琳有个力量逼迫他,离开我,遗弃我,令我的生命沉落。这种局面一布置,我自然是一个最痛苦最可怜的妇人。”[4]“我”成为弃妇,“维系我幸福的链子断了,我将向黑暗的深洞沉落下去。”
在这两篇小说中,集中表达了对弃妇的同情。弃妇作为新旧交替时期的特殊群体,承受着新旧两种文化的箝制。一方面,她们受到传统性别角色的限制,甘居家庭,通过为媳、为妻、为母来实现价值,充当了旧时代的牺牲品;另一方面,她们又被新女性所排挤,成为新时代的弃妇。时代的前进已不容她们躲进传统观念和生活中寻求庇护,而现代观念和生活方式又将她们抛离,新旧文化的双重压迫造就了她们可悲的命运,在被弃后找不到生命的支点。但她们在现实中的被弃并没有导致在女性作品中的被弃,女作家们以敏锐的眼光和自觉的女性意识关注这一社会现象,同情之余为她们立言,为她们呐喊,为她们寻求出路。林楠的好友黛――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女性,劝林楠道:“时代已经变了,而且你也是师范毕业的学生,受过相当的中等教育,犯不上真个屈伏在如此家庭中过这样的痛苦的日子。”[4]顺应时代,迎赶时代,才是弃妇的自救之路。
三.女性群体意识的觉醒
此时期的女性作品中还表现出了女性群体意识的觉醒。在庐隐的小说《秦教授的失败》中,秦教授的母亲,一个饱受丈夫多妻苦楚的女性,诘问丈夫:“哼,世界上就是你们男人是王,我们作女人的应当永沉地狱,对不对?”“莫非凡是女人,都要让她受这种龌龊气吗?”[5]以全体女性的名义大胆地向传统性别观念、多妻制度宣战。凌叔华在小说《女儿身世太凄凉》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感慨,“中国女人太容易叫人糟蹋了”,“女子没有法律实地保护,女子已经叫男人当作玩物看待几千年了”。[6]这些女性都是旧制度和观念的牺牲品,都有着悲苦的命运,但她们并不哀叹自己的不幸,也不谴责某一个给她们带来不幸的男人,而是着眼于女性全体,质疑性别观念和制度本身,表明她们已具备了女性群体意识。更重要的是,她们还萌发了以女性群体的抱团合力来改变女性处境的愿望。在庐隐的小说《蓝田的忏悔录》中,蓝田说:“我如果能与世界全女性握手,使妇女们开个新纪元,那么我忏悔以前的,同时我将要奋斗未来的。”[5]这说明女性已从沉梦中醒来,去追逐解放的光芒。
女性的女性意识是女性解放的前提条件。五四女性小说中凸显出的女性意识,既反映了少数精英女性具有了女性意识,也激发和唤醒了女性群体的女性意识的复苏,在中国女性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英)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M].上海:三联书店,1989:2.
[2]杨义.杨义文存[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05.
[3]苏雪林.棘心[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3-4,159.
[4]石评梅.石评梅散文小说选[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247,248-250,436-437,528-533.
[5]庐隐.庐隐散文小说选[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392,393,378.
[6]凌叔华.爱山庐梦影[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9.
篇3：《钢琴课》中体现的爱情、欲望、女性意识分析论文
《钢琴课》中体现的爱情、欲望、女性意识分析论文
电影 《钢琴课》由新西兰著名女导演简·坎皮恩 (Jane Campion) 编剧并执导于 1993 年。上映以来，受到的好评不断。它的成功在于对女性的解读，一种女性为了追求爱情和欲望的反叛性和觉醒意识的深刻性。影片充分展现了爱情的魔力，也展现了女主角勇于追求精神自由、勇于追求个人幸福的大胆独立。影片刻画了主人公对人的本能欲望的大胆追求，是一部反映女性意识觉醒的佳作。
一、爱情的魔力
艾达和贝恩斯的爱情是影片中真正爱情的范例。艾达，一位英国哑妇人，并且还带着一个 9 岁的私生女，更为关键的是她在语言表达上也有障碍。她腼腆得看似僵硬。她与一副毛利人打扮的贝恩斯，因为一架钢琴而相识，进而相爱。他们彼此之间甚至没有任何象征现实的意义，就这样“理所当然地”让人去接受，剧情就这样悄然地展开了，平静如水一般，美丽得如女人的微笑一般，顺延着女人的直觉和感官慢慢诉说，诉说出一种属于女性特有的美丽，这美丽中蕴涵着一种超越理性的力量。这就是爱情的魔力。
艾达因为思念被丈夫斯图尔特扔在海滩边上的钢琴，而第一次主动求助于邻居贝恩斯，因为她想带女儿去看被抛弃在海边的钢琴。当贝恩斯终于同意，并带她们来到了海边，艾达不能自已地弹奏了起来，女儿小弗洛拉则是在琴声中快乐地舞动身体。贝恩斯惊呆了，他沉默地看着艾达和她的女儿，他似乎有些了解这个看似木讷的女人了，在这震撼心灵的琴声中他的心也跟着柔软了，他似乎忘记了自己是谁，他想他已经迷恋上了艾达，就在她弹琴的这一时刻起。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用自己的 80 亩地来换取这架钢琴。艾达不明白也不感兴趣这样一个交易，她不理解，那样一个看着有点可怕的男人，一个粗俗的男人，为什么要用地来换她的钢琴，更不明白为什么他还要她来教他。但是艾达是爱她的钢琴的，在丈夫斯图尔特的威慑下，她也应承了下来。艾达是如此迷恋着她的钢琴，每次的弹奏都是忘我地专注。贝恩斯也是专注的、忘我的，只是注意力不是钢琴而是艾达，就这样痴迷地望着艾达，对于他来说，上钢琴课与其说是学钢琴不如说是一种爱的享受。而此时，艾达并没有爱上他。而后，在长久的交往中，艾达才在不知不觉中对贝恩斯的感情有了依赖。
从影片的叙述来看，不管是由被动到主动接受爱情的艾达，主动去爱的贝恩斯，还是被动去接受爱情败笔的斯图尔特，在爱情的魔力面前，他们依然都去选择了爱情。艾达为了爱情牺牲掉了一根手指，以此而论，在爱情的牺牲精神上，她做得最为完美。影片在讲述爱情，讲述得很精致，而且在影片的最后也很好地完成了爱的主题。
二、欲望的指向
而当不谙世事的弗洛拉撞见贝恩斯和艾达在一起的画面时，幼小的她向她并不喜欢的斯图尔特提出了疑问，弗洛拉迷惑地对斯图尔特述说着她充斥在脑海中的问号，为什么一直是妈妈教琴，贝恩斯却并没有弹? 为什么有的时候在弹，而有的时候却没有任何声音? 在幼小的弗洛拉心目中当然还不会理解钢琴对于自己的妈妈和贝恩斯的意义，但他们之间奇怪的态度，那一瞬间的陶醉状，已经让她产生了疑问。而这些问题随之被转嫁到斯图尔特那里，斯图尔特也因此对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了些许的怀疑。在斯图尔特的脑海里，他已经赋予了钢琴以欲望的内涵，更准确地说是欲望的导火索。
钢琴的最后一次出现，是斯图尔特准许贝恩斯和艾达的离开。在船上，艾达凝望着钢琴，似乎她看的不是钢琴，而是终于寻找到了痛苦的根源。终于，到最后，她将她所钟爱的钢琴掀到了海里，在套着钢琴的绳索缓缓落入水中时，她似乎有意无意地将脚踝也套了进去，跟随着心爱的钢琴一起沉入海底。钢琴在影片中曾经作为表现人的内在的情欲冲动的道具。因为女主人公不能说话的原因，她只好将钢琴作为她倾诉的对象，情绪宣泄的出口，更是她心声流露的寄托，她的所有，包括肉体和灵魂，全部都融化在这跳动的琴键之中了。影片以钢琴为媒介，将无声的沉默与有声的宣泄对比成极致，钢琴那美妙的旋律成为沟通思想感情的桥梁，将一个视音乐为自我生命的哑少妇和一个外表粗鄙而内心情感奔逸的男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三、爱欲表现下的女性意识
影片 《钢琴课》是一部堪称完美的女性题材电影。所谓女性题材电影就是指向于它的独立性和解放性，更多地体现于精神境界中。它不是简单的与男人的对抗，而是精神上的自由，内心世界的丰满和细腻。作为面向大众的影片，这部《钢琴课》向人们展示了爱情题材的魅力，但与此同时，作为反映女性意识的作品，其中反映的女性意识元素也值得探讨。
(一) 追求精神上的自由
影片 《钢琴课》中的女主人公艾达自幼失语，于是她只能将她沉默的激情、心声的流露寄托在她心爱的钢琴上，通过钢琴细腻地展现出一个失音女深邃的情感世界。人往往生活在身不由己之中，虚设出种种的`困境。不去追寻结果如何，只是努力地在行走。在不可逆中去寻求迂回，痛心疾首又要默默承受。成长是要付出代价的，爱情是要经历磨难的。影片从头到尾，都有一个孩童的声音在旁述，影片开始就用两组镜头交代了故事的女主人公和故事背景，沉默的女性特质成为艾达身上一个符号。当然，你可以将之归结为失音的缘故，但沉默往往压抑着一颗躁动的心。随后，艾达通过钢琴与贝恩斯的牵连纠葛成为整部影片的主题曲。
钢琴是极具隐喻意味的，它是艾达思想情感的宣泄口，它代表了一个女人对美好爱情的渴望与向往，对外面世界的憧憬与探寻，它所弹奏出来的美妙音符是超越了音乐本身意义的，是爱欲的象征。然而起初艾达是被 “禁锢的”，她屈服于父亲为她安排的婚姻，一个从未谋面的丈夫，束缚的思想成为她难以逾越的障碍，私生女的存在幻灭了她对现实美好的追求。这与社会的理性化与主流性别意识形态实际上密切相关。在影片的最初，她是木讷的、神情僵硬的，直到她的身体被男性欲望所唤醒，为男性提供了一种欲望的抚慰。这种抚慰同时也是艾达本身的反叛和自我救赎。
因此说，影片中的艾达与钢琴之间的关系是有意义的，并不能简单归结为人与物的关系。钢琴，它是作为解救艾达的一种转变自身命运的途径，或是道具，蕴涵着一种女性主体的自我拯救。这种拯救的欲望由于斯图尔特的嫉恨被无情地制止了，这无异于伤害和再一次地压抑了艾达对于爱情和欲望的追求，钢琴最后沉入海底的那一刻所产生的心理投射作用是相当耐人寻味的。
(二) 追求内心中的所爱
当艾达发觉自己已经离不开贝恩斯之后，并没有因为自己有了丈夫而放弃自己寻找到的真爱。影片 《钢琴课》中的艾达、贝恩斯与斯图尔特看似是三角恋的关系，其实是隐藏的一种真挚爱情的关系，只不过这种真爱是艾达和贝恩斯，而斯图尔特，这位丈夫倒像是位爱情空间的闯入者，他的性别优越感在艾达身上并没有得以体现。他试图去控制他这位看似柔弱的妻子，想表现出强烈的征服欲与进攻欲，但最终全被艾达潜意识里的女性意识形态打败了。他所尊崇的男性主义，丝毫占据不了上风，在艾达的眼中这只不过是乌托邦。而贝恩斯对艾达不仅仅是爱，更多的是崇拜和尊敬。他看到了艾达隐藏在心底的那份坚韧与执著和对生活的热爱。所以，他用学习钢琴的方式鼓动艾达认识到自己身体和内心的真正需求。
四、结 语
在电影 《钢琴课》的结尾，艾达在离开斯图尔特后，用贝恩斯送给她的金手指在平静地弹着琴，触碰琴键的残缺指尖刺痛了我们的心，似乎感觉到了她曾经的伤痛，同时也抚慰了我们的心，让我们体会到平静生活中的幸福。艾达在贝恩斯的帮助下终于重新回归到一她用行动来证明自己作为一名女性的力量，这种力量像藤蔓一般扩散到整个生命，“有一种寂静是无声的，有一种寂静是在深海的深处，全然静止”个真正自我的位置。
★ 环保意识论文
女性意识中的旧中国社会中的男权认知论文（通用3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