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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从语言分析到意识分析论文
从语言分析到意识分析论文
[摘要]在逻辑实证主义看来，真理只是相对确定的，真理的源泉在语句之中。而在胡塞尔看来，真理是绝对确定的，真理的源泉并不在语句之中，而是在“前语言”活动里。因此，要想找到真理之源泉，就不能把目光仅仅锁定在“语言”活动上，而是要突破语言活动这一层面，进入到“前语言”活动层面。对“前语言”活动无法进行语言分析，但“前语言”活动毕竟还是意识活动，所以可以对之进行意识分析。这样一来就意味着：要想找到真理的源泉，就要从“语言分析”转向“意识分析”。通过这种意识分析，胡塞尔说明了绝对确定性是如何产生的，从而说明了真理是绝对确定的。
[关键词]逻辑实证主义；胡塞尔；意识分析
20世纪是西方哲学极度繁荣的一个世纪。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就是在这样一个世纪的肇始之际问世的。这本20世纪哲学的“开门之作”在完成了对心理主义的批判之后、在它的第二卷一开始所探讨的便是一个与语言有关的话题：表述与含义，也即《逻辑研究》的“第一研究”。可以说，胡塞尔的《逻辑研究》的立论部分是从对语言的分析入手的。
但是，胡塞尔的“语言分析”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语言分析完全不同。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语言分析主要是语法分析或者是语义分析。例如，和胡塞尔现象学同时期的另一个哲学流派―――逻辑实证主义，其语言分析主要就是语法分析。
逻辑实证主义是20世纪初在德国发展起来的一个哲学流派，其代表人物有艾耶尔、石里克等。对于逻辑实证主义来说，真理就在语句里、在命题里。例如，在艾耶尔看来，什么是真理呢？就是一个命题要有意义。一个命题只有有意义才能是真的。那么意义是怎么来的呢？艾耶尔认为是通过下“用法上的定义”。什么是下“用法上的定义”呢？就是规定一个符号在句子当中怎么使用，实际上就是句法。因此，对于艾耶尔来说，只要一个命题中的符号是按照句法规定来使用的，那么这个命题就是有意义的，就是真的。
如果按照艾耶尔的这一观点，“你是相同的”这个句子就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个句子中的每个成分都没有违反句法规定―――“你”确实可以做主词，“相同的”也确实可以做谓词。然而，这个句子显然是没有意义的。这样看来，仅仅符合语法规定不一定就意味着真理。换言之真理的源泉并不是在语句之中、在命题之中。
既然真理的源泉并不在语句之中、在命题之中，那么就必定是在某种“前语言”活动里。因此，要想找到真理之源泉，就不能把目光仅仅锁定在“语言”活动上，而是要突破语言活动这一层面，进入到“前语言”活动层面。显然，我们不可能对“前语言”活动进行语言分析，但“前语言”毕竟还是意识活动，所以我们可以对之进行意识分析。这样一来就意味着：要想找到真理的源泉，就要从“语言分析”转向“意识分析”。
显然，从语言分析到意识分析这一转向是有一个前提的，那就是承认“前语言”活动及其效用。
胡塞尔是承认“前语言”活动的。在《逻辑研究》第一研究的引论里，胡塞尔写道：“……用本质概念和有规律的本质陈述将那些在本质直观中直接被把握的本质和建立在这些本质中的本质联系描述性地、纯粹地表述出来所有这些本质陈述都是在最确切词义上的先天陈述。”[1]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直观是在语言活动（表述）之前的，是“前语言”活动。但是仅仅承认“前语言”活动还不足以发生从语言分析到意识分析的转向，还要承认其效应。对于“前语言”活动（直观）的效应，胡塞尔写道：“每一种原初给与的直观都是认识的合法源泉，在直观中原初地（可说是在其机体的现实中）给与我们的东西，只应按如其被给与的那样，而且也只在它在此被给与的限度之内被理解。应当看到，每一理论只能从原初给与物中引出其真理。”[2]简言之，胡塞尔认为，“前语言”活动（直观）乃是真理的源泉。既承认了“前语言”活动（直观）又承认了其效应（真理之源泉），那么要想找到真理的源泉，胡塞尔当然就得使自己的目光突破语言活动的视野，进入到“前语言”活动，相应地就得从“语言分析”转向“意识分析”―――对作为意识活动的“前语言”活动进行分析。所以，我们前面说胡塞尔的语言分析与通常意义上的语言分析截然不同，就在于他的语言分析转向了意识分析并且扎根于意识分析。
胡塞尔对“前语言”活动进行分析时采用了“发生学”的方式。简要地说，在胡塞尔那里，“前语言”活动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个别直观，第二阶段是想像力的自由变更，然后这两个阶段共同促成第三个阶段―――本质直观。
个别直观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似乎就是一个接受的过程，但实际上它是由联想、情绪、关注以及被动综合等诸多环节组成的。
个别直观开端于联想。从某种意义上说，联想已经是一种综合活动了。因为“哪怕是一切原始的对比，也都是以联想为基础的；不同的东西是从共同的基础中凸显出来的。”[3]而这“共同的基础”、“某个感性场境的统一性只有通过联想性融合（同质性联想）才是统一性”。
之后才有可能发生“相似物被相似物所唤醒并与非相似物形成对比”[3]95，“因此，同质性和异质性是联想性结合的两种不同的基本方式的结果”[3]95。也就是说，联想的作用就在于先形成一个统一的背景，然后再从这个统一的背景中凸显出一个对象来。随着联想的这种凸显作用而来的是“情绪”。情绪的作用是使我们去趋向、去追随这种凸显。当我们开始趋向、开始追随这种凸显时，我们就在进行“关注”了。关注是被动综合的开始。被动综合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素朴的把握”。素朴的把握所把握的是一个混沌未分的、整体性的对象。被动综合的第二个阶段是“摆明性的观察”。在摆明性的观察中，我们的目光从一个作为整体的对象上过渡到它的诸规定上去，比如从S过渡到P。而当我们的目光从S过渡到P的同时，我们还往回仍然指向着S，并且是通过P指向S，这样就在P与S之间产生了某种综合，这就是被动综合的第三个阶段“说明性的综合”。
被动综合是一种“前意志”的综合活动，也就是说，它是在认识意志的引导之前的、是不受认识意志的引导的。
因此，被动综合所产生的一切都是超越了我们的意志而“绝对被给予的”。那么，被动综合都产生了什么呢？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被动综合产生了范畴。因为“范畴所表达的是在隐蔽地实行的思想综合之中的类型。”[4]胡塞尔晚期之所以格外重视被动综合，就是因为这种活动能产生范畴并且以其“前意志”的特性保证了范畴的客观性。其次，被动综合还产生了语法。西方哲学历来有这样一种观点：语法是从理性自身当中产生出来的。胡塞尔是这种观点的支持者。在《逻辑研究》当中，胡塞尔就认为语法是由含义规律决定的。含义规律抵制的是“无意义”。所以一个命题只有遵循含义规律才能是有意义的。艾耶尔认为，只有遵循语法，一个命题才能有意义。那么怎样才算是遵循语法呢？显然，就是要遵循含义规律。因为语法遵循的是含义规律。所以只要遵循含义规律，就符合语法，命题也就有意义。艾耶尔所说的“有意义”的标准实际上是以胡塞尔所说的“有意义”的标准为标准的。
胡塞尔把含义规律看成是“先天的”，所以“这些句法形式，正如人们很快就可以认识到的那样，是先天被规定的并且自身聚合成一个固定的形式系统。”[1]346可见，在胡塞尔看来，语法是有着“先天的”来源的。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出，胡塞尔在这一时期是以一种静态的、结构的方式来看待语法的形成。而到了后期，胡塞尔则是以一种动态的、发生的方式来看待语法的形成，具体地说，就是认为被动综合这一过程产生出了语法―――“对相同的东西进行吻合的那种综合显然可以把诸对象联结为朴素经验的对象，因而联结为这样一些对象，它们尚未得到任何句法上的定形。它们只有从这种吻合的综合和所属的抽象中才获得了某种句法形式。”[3]391胡塞尔这种关于语法形成的“发生”的观点遭到了卡西尔的反对。而卡西尔之所以会反对这种关于语法形成的“发生”的观点，是因为他反对将“关系”看作理智活动的结果―――“把对关系的单纯意识看成是预先假定了一种理智的活动、一种逻辑的或抽象的思想活动，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5]57在卡西尔看来，“关系”是通过类似结构主义所说的“结构”那样的东西建立起来的。卡西尔所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胡塞尔所说的范畴。在胡塞尔那里，范畴与语法是一道从被动综合里产生出来的`。而对于卡西尔来说，“关系”和语法也是有着同源性的，即有着类似的形成方式。所以，对于卡西尔来说，语法就像“关系”一样，是按照某些先天的、结构性的东西形成的。
可以看出来，卡西尔对语法形成所持的观点实际上就是胡塞尔前期所持的观点，即以一种静态的、结构的方式来看待语法的形成。这种观点有个流弊，那就是：容易令“结构”被认为是天赋的。而事实上，结构这种东西是我们与外界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的。如果没有看到这一点，只看到了在“即使最简单的知觉过程也已经暗含了基本的结构要素以及某种样式或形相（configura―tions）”[5]53，那么，就必然会以为结构是在所有活动之前便已存在了的，这样便很容易被冠以“天赋论”的称号。
所以，必须超越这种静态的、结构式的研究视角，将目光深入到那些最原始的生成活动当中去，从动态的、发生的角度来研究语法的形成，从而才能对语法的形成做出最彻底的说明。因此就必须突破语言的局限，进入“前语言”活动的疆域，对之进行“意识分析”，从例如像被动综合那样的原始活动里把握语法的生成。所以，不但范畴是在被动综合里产生的，而且语法也是在被动综合里产生的。因此，若是像艾耶尔认为一个命题只要符合语法就是有意义的、就是真的，那么逻辑实证主义所说的真理，其根源就在被动综合这种“前语言”活动里。
被动综合完成之后，个别直观就结束了，接下来进行的是想像力的自由变更。个别直观所提供的“例示”是“范本”，而想像力的自由变更的作用则在于产生出“摹本”。从“范本”过渡到“摹本”，这一过渡与“摆明性的观察”相类似，即也具有往回的指向，于是在“范本”与“摹本”之间就发生了像“说明性的综合”那样的综合―――一个综合统一体产生了出来，以后的“摹本”都要交叠、吻合于这一综合统一体。也就是说，以后自由变更中的变体都已经包含在了这一综合统一体里了―――这个综合统一体在先的已经包括了全部可能的变体。这个综合统一体就是本质，而产生它的这一综合性的过程就是本质直观。
继本质直观之后，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把在本质直观里所直观到的本质“表述”出来―――语言活动开始了。
和被动综合一样，本质直观也是尚未受认识意志引导的，因此在它当中所产生的本质是超越了我们的意志而绝对被给予的。所以，和被动综合一样，本质直观是一个“给予”的过程。而接下来的“表述”则是一个“意指”的过程。表述所表述的是在本质直观当中被给予的东西，也就是说，它作为意指是要依据于被给予的，也即需要被给予的充实。而由于“被给予”是在先的，“意指”则是在后的，所以表述预先就得到了充实。所以在胡塞尔那里，一个命题为真，不是通过以后的经验来证实，而且也不需要以后的经验来证实，而是通过本质直观预先决定了其为真。说得更确切一点，那就是：在胡塞尔那里，一个命题所描述的乃是在本质直观里所形成的本质；由于这本质囊括了所有的可能性，所以现实中的任何个体都毫无例外地与这一本质具有相同的综合性关系，也就是说，会形成相同的判断；这样一来，就使得以后的经验失去了证伪命题的可能，所以对于胡塞尔来说，命题是不会为以后的经验所修改的，命题所表述的是绝对确定的真理。也就是说，是本质直观这种“前语言”活动确保了我们能够拥有绝对确定的真理。
相反，如果没有看到本质直观这种“前语言”活动的作用与意义，那么就会像逻辑实证主义一样认为命题只有在以后的经验中才能得到证实，故而命题只是一个假设而已，并且命题即使为以后的经验所证实，也仅只是一个相对确定的真理―――因为它并不能保证自己不为更后来的经验所推翻。所以，对于逻辑实证主义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绝对确定的真理。逻辑实证主义的根本失误之处在于：把语言活动看作原初的活动。这样一来，“前语言”活动及其相关的作用就被遮蔽了，而命题作为一种意指活动也就得不到预先的充实，所以只能通过以后的经验来证实。然而命题作为一种意指活动已具有了意志性，而以后的经验所给予的东西却未必一定符合于这一意志。所以以后的经验可能会证实命题，也可能会证伪命题。因此，即使以后的经验证实了命题，那也只能说明命题在有一片偶然性的海洋里幸运地碰到了这样一个符合于自己的经验，并不能保证在随后的经验那里也能这么幸运。所以，即使命题被一个经验证实了，但有可能随后就又被证伪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失误所带来的这种结果破坏了知识的一个根本特性―――确定性，同时也违背了人们在认识过程中的一个贯穿始终的愿望―――一劳永逸。
篇2：从阶级分析到生产力分析
从阶级分析到生产力分析
推荐一种新的思维模式,生产力分析的方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究各种社会、历史、经济、政治、文化问题,必须应用生产力分析的方法.过去我们习惯地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其实,即使在革命战争时期,阶级的划分,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也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来决定的'.应用这一“生产力分析”的思维模式,将能帮助我们认识和理解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某些问题,分析和理解当代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走向,也将能帮助我们探讨和认识腐败问题.学习十六大文件精神,就要学会“生产力分析”的方法.
作 者：何祚庥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北京,100080 刊 名：自然辩证法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STUDIES IN DIALECTICS OF NATURE 年，卷(期)：2004 20(3) 分类号：N031 关键词：生产力 生产力分析 阶级分析篇3：体育意识分析的论文
体育意识分析的论文
群众体育运动的发展，关键是人们要有较强的体育意识，有钱和有闲只是两个社会条件。然而，什么是体育意识，体育意识主要由哪些东西构成，体育意识有哪些主要特点，怎样判别人们有无体育意识，以及培养和提高人们体育意识的主要途径是什么？对于这样一些问题，人们不一定十分清楚，有必要作番剖析和阐述。
什么是体育意识呢？所谓体育意识，就是人脑特有的对体育和体育活动的态度控制系统。
体育意识是相对稳定的，它主要由态度状态和体育素质构成。态度状态包括人们对体育和体育活动的认识状态、情感状态和意志状态。其中，认知状态是体育意识的源泉和基础，没有对体育和体育活动的认识，就谈不上有体育意识；情感状态和意志状态对体育意识的发生和发展，有支配和调节作用。它们三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在认识到体育和体育活动的功能和效用的基础上，形成对体育和体育活动的积极体验，产生体育需要和体育行为倾向，从而构成统一的完整的态度状态。体育素质，既包括人们关于体育和体育活动的认知及其水平（即了解和熟悉程度），也包括人们关于体育和体育活动方法和技能的熟练程度，以及对体育和体育活动的接受和吸收能力。体育素质不同，人们反映体育和活动的广度和深度就会不同。体育素质高的人，其体育意识就可能较强；体育素质低的人，其体育意识就可能较弱。
体育意识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内在性。尽管体育意识可以导致一系列的体育行为，但它本身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体育意识不等于体育行为，体育意识是内隐的，是一种内在的结构。要想了解人们的体育意识，只有通过人们的言语、表情和外显的体育行为进行分析和推断。
第二，客观性。这是因为体育意识一方面是人脑这个自然物质的机能和属性，另一方面体育意识的来源是客观存在的。
第三，社会性。任何人的体育意识都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通过与他人的交往和相互作用，通过社会环境持续不断的影响，通过大量的体育实践活动而逐步形成的。体育意识一经形成，就会作用于人们的体育活动，并在体育活动中不断增强。
第四，能动性。体育意识能够支配和调节人们对体育和体育活动的`意志和情感体验，以及其它体育心理过程；能够限制或推动人们的体育活动；能在体育活动中对自己和活动提出要求。
第五，稳定性。体育意识形成后，将持续较长时间而不轻易改变。在体育意识中，有的部分已融为人格的一部分。但应该指出，在体育意识发展的初期，其态度系统还没固定（即认知、情感和意志三种状态未形成稳固的融合形式）时，它容易因新经验、新知识、新情况而改变。
第六，对象性。任何体育意识都是针对体育和体育活动中的某一对象，因而它具有主体与客体的对应关系。例如，主体是个人或群体时，就是个体体育意识，或群体体育意识；客体是体育所属学科或体育活动的不同方式时，就可能是科技体育意识、竞技体育意识、群众体育意识等。
第七，系统性。体育意识是一种态度控制系统，各态度之间彼此相连，紧密相关，形成有机联系，我们可以从其中的一种态度推知另外一种态度。
第八，历史制约性。这是由于体育意识的反映对象（体育和体育活动）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一定的社会体育需求和社会体育能力下产生和进行的。
既然体育意识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那么，怎样判别人们有无体育意识呢？由于体育意识的构成主要是态度状态和体育素质，因而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判别人们是否具有体育意识。
（1）是否具有一定的体育科学知识、体育活动方法和技能；
（2）是否认识到体育和体育活动的功效和作用，特别是评价性认知；
（3）是否具有对体育和体育活动的正向积极的情感体验，如依赖感、必要感、赞同感和支持感等；
（4）是否具有体育需要和体育行为倾向。
在判别时，首先要看是否具备一定的关于体育和体育活动的知识、方法、技能和评论，因为这是基础。如果已经具备，还要看是否具有正向体验和积极的意向，因为如果仅仅是对体育和体育活动有一定的认识，包括评价性认识（如体育十分重要），而没有思想和情感上接近它、接受它，在意向上为之付出努力，那么这种认识也是孤立的，还形不成体育意识。因此，只有同时具有对体育和体育活动的认识、情感体验和体育需要，才能说有体育意识。
人们有无体意识是群众体育运动成败与否的关键，努力培养和提高人们的体育意识是体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怎样培养和提高人们的体育意识呢？总的方法途径有二条，一是改变人们对体育和体育活动的态度，使之具有正向的体验和积极的态度；二是努力提高人们的体育素质，使人们更能够反映体育和体育活动。具体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要开展并加强宣传教育，形成并提高体育认知。体育宣传主要是制造积极的舆论和气氛，使人们产生对体育和体育活动及其效能和作用的感性认识和良好的情感体验，还可以鼓励人们产生暂时的体育行为。若这时再向人们灌输相当的体育科学知识，就有可能使人们意识到体育和体育活动能给他们带来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动力和活力，使他们的体育行为长期化、经常化和固定化。体育宣传的渠道和方式方法很多，如广播、电视、报刊、报告会等等在进行体育宣传时，一定要针对不同的对象，采用不同的方法，循序渐进，做到与对象的心理状态和接受能力相符合。体育教育就是给人们以体育科学知识，形成对体育的理性认识，同时结合一定的体育实践活动，培养人们的体育活动技能。根据教育对象不同，体育教育应有不同的方式方法。例如，对少年儿童施以体育启蒙教育，对成年人施以体育技能教育等等。
其次，要大力组织开展体育活动，培养体育情感。俗话说，“知之愈深，爱之愈切”。人们投身体育活动，是产生体育情感的前提和条件。大力组织开展体育活动，是使人们产生体育情感的最有效的推动力。体育情感，以投身体育活动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为中介。那些能满足人们需要的体育活动，就会引起人们各种正向的态度和体验，在多次感受下，就会产生对体育和体育活动赞同、喜爱、支持等情感；反之，就会引起负向的态度和体验，在多次感受下，就会产生厌恶、反对等情感。这就要求我们要研究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人群，参与体育活动的特点和心理感受，使组织开展的体育活动与参与者当时的心理状态合拍。
最后，要加大投入，加强体育设备设施和体育场馆等硬件建设，激励和强化体育意向。组织开展体育活动能唤醒人们体育意识的被动接受状态，当人们的体育意识处于自觉活跃状态时，就会产生一定的体育行为倾向，自己利用体育器材场地等硬件来满足自己的体育需要。这时，如果缺乏相应的体育设施设备等硬件，就会使他们的主动体育行为倾向逐渐消退。此外，加强体育宣传教育，大力组织开展体育活动，都需要有一定的投入和体育场馆、设施、设备等硬件作保证。
篇4：语言经典与传统分析论文
语言经典与传统分析论文
近现代以来，中国的语言研究、语言教学深受以视觉理性为哲学基础的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影响。西方语言属于形态语言，语法形式是其特点。19世纪，在欧洲传统语文学基础上，诞生了以形式分析为主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并使哲学出现“语言学的转向”，对各学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甚至在文学研究领域中，也形成了以符号形式分析文本结构的学术思潮。长期以来，“语言是思维的工具”、“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在语言研究和语言教学中被奉为圭臬。其实，语言的本性并非如此。人是语言的动物，语言是人的特性。从语言的起源看，语言是听觉的产物。人类是一种善于倾听，善于辨微察细的动物，正是由于有了敏锐的听觉，人才注定要拥有语言。作为人体最重要的感官之一，听觉先于视觉产生。现代胚胎学的研究证明，胎儿在4—6月时，听力发育形成，故此有胎教之说。赫尔德在《论语言的起源》一书中，论证了听觉之于语言发生的关键作用。他的结论是：人类的一切感官都是心灵的知觉方式，听觉是各种感官的中介，“通过听觉，每一种感官都有了语言能力”。听觉介乎触觉与视觉之间，“听觉接收的声音深入至我们的内在心灵，足以成为区分特征，但又不过分挑动心弦，以致失去明确的区分性。”“通过多样性的统一(按：触觉含混的多样性与视觉清晰的多样性)，通过区分特征的确立，语言便产生了”。从语言的本质来看，语言似乎首先是为了内在心灵运动的有声表达———也就是“说”的需要，而其实为了达到交流、交际的目的，应合对方，倾听才是第一位的。“听”是语言的本质。海德格尔说：“习惯上人们把说与听对立起来：一方说，另一方听。但是，听不光是伴随和围绕着说，犹如对话中发生的情形。说和听的同时性有着更多的意味。说本是一种听。说乃是顺从我们所说的`语言的听。所以，说并非同时是一种听，而是首先就是一种听”。“人说，是因为应合于语言。应合乃是听。人听，因为人归属于寂静之音”。
在哲学解释学理论的基础上，法国学者彼埃尔·朱代·德·拉孔布、海因茨·维斯曼合著的《语言的未来：对古典研习的再思考》一书分析认为：我们日常接触、使用的语言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作为母语的语言，属于“自然语言”或称“本源语言”;一类是主宰着国内或国际交流的“功能语言”或称“实用语言”，如英语;还有一类是限于某个专业内部如数学、经济、法律等领域使用的“科学语言”，或称“形式语言”、“专业语言”。其中，母语是每个人一出生就自然而然习得的语言，它是一种活的语言，又是一种文化语言，正是母语代表着语言的本质，承载着或者说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文化传统。“功能语言”是一种纯工具性的实用语言，它仅仅是一种符号、代码，只是为了方便学习接受，并快速用于交流，因而，它只能是表层的、浮浅的，可以忽略语言的历史与文化维度。“科学语言”是一种封闭性的人工语言，它承载着不同的专业知识，主宰着某一个专业领域中的交流，不同的专业语言之间则无法对话。尽管科学语言脱胎于“自然语言”，却越来越趋向彻底的形式化，远离“自然语言”。只有经由母语，我们才得以进入并深入功能语言(即学习另一种母语);经由母语，我们才能掌握和真正理解科学语言。“关于母语的文化、历史发展的知识本身即具有意义，因为它使我们能够更加透彻地理解自身的语言传统与文化。……它是迎接其他语言的预备课———不仅包括其他文化的活语言，还包括大量涌入当今文化中的形式化语言”。可以说：掌握不了母语的深层资源，就学不好母语;学不好母语，就堵塞了通往其他任何一种语言之路，不可能真正进入另一种语言，如功能语言或科学语言。
母语作为文化语言、本源语言，是我们理解自身、确立自我的关键。现存的每一种活的语言(母语)背后都蕴含着一门“死语言”，比如欧洲的拉丁文、希腊文，中国的文言文，印度的梵文等，它们是活语言的源头活水，是其生命力所在。与之前在日常生活中母语习得相较，在进入学校后的漫长求学期间，儿童、青少年接受的母语教育———语文教学，主要是书面语的学习和训练。面对代代累积留传、汗牛充栋的古代文献，学生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重新学习那些死去的语言。于是，在古典的语文教育中，如欧洲有“古典研习”传统，中国有“读经”传统。“母语是语言与文化的历史留下的遗产，需要我们时时重新启用它。它由此承载了创新的功能与新的意义”;“从属于这门语言与文化的个体永远都无需跳出这门语言就可以创造出新的意义或表达方式，因为他们被直接赋予了来自历史的语言与文化。历史与遗产不是一具枷锁，恰恰相反，正是它们使真实的、自由的表达成为可能”。
对于“经典”，由于近现代是处在新旧文化交替的特殊历史时期，当以白话为载体的新文化作为新生事物蓬勃发展之际，作为旧文化代表的“经典”理所当然地处于式微之中。过去的“四书五经”虽说不再唯我独尊了，但是“经典”训练在母语教学中的位置仍不容置疑，正如朱自清先生在他的《经典常谈》序言里所说：“新式教育施行以后，读经渐渐废止。民国以来虽然还有一两回中小学读经运动，可是都失败了，大家认为是开倒车。另一方面，教育部制定的初中国文课程标准里却有‘使学生从本国语言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的话，高中的标准里更有‘培养学生读解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的话。初高中的国文教材，从经典选录的也不少。可见读经的废止并不就是经典训练的废止，经典训练不但没有废止，而且扩大了范围，不以经为限，又按着学生程度选材，可以免掉囫囵吞枣的弊病。
再者，如果说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取消“读经一科，小学课本变为“国语”，即白话文，客观上导致了传统经典教育开始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中心。但是，五四时期的学者对传统文化虽有偏激言论，起初在教育体制中并无所作为，亦未造成对其致命伤害。最近，学者研究表明：白话文的推行，也并非是那些叫嚣的最厉害的“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所能作为，而是导源于北洋政府教育部19代的一纸行政命令，以及之后在各省中小学的强制推行：“他们(指胡适、黎锦熙)都承认1920年的中国中央政府在中国文学革命或者说语文革命、白话革命上的核心领导作用和巨大贡献：它不仅领导了这场革命，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而且动用自己掌控的行政权力以专制的方式一举完成了这场革命。
作为母语的语言是一种历史语言、本源语言，它是贮存传统的水库。学习母语意味着深入到厚重的书面历史文献中去寻求母语资源。而语言的载体是经典文本，经典文本是母语学习的核心：“文本是文化自我表达的场所，也是文化自我思考、成形、准备转变的场所”。古往今来的所有作品都是历史文本，在现实这个场域，与人产生对话。文本的读者就是文本的诠释者，真正的诠释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交流，是建立在历史与现实冲突基础上的一场对话：“诠释者由历史文本那里所获得的意义，应当是他们两者在具体对话过程中当场协商的结果。这个意义既不是纯粹历史的，也不是纯粹现实的，而是历史和现实的交互融合。
作为“经典”的历史文本，不仅是学生学习母语，获得语言交流、表达的深层资源，同时也是接受传统的过程，更是通过阅读，确立和实现自我的过程，亦即促使个体走向成熟，建立独立自主人格的过程，这恰恰也是教育的根本目的。承载“语言、传统”的“经典训练”，其旨归应该是人的教育。母语作为一种历史文化传统，面向未来，通过经典文本与现实对话，并不断地在对话之中更生、发展。这种对话基于对语言文字的深刻理解，对文本的独到解读之上，即传统存在于对话之中。母语教育对于反思、继承传统，对于个人、社会的进步有着重要意义。
篇5：语言程序设计教学方法分析论文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教学方法分析论文
摘要：“汇编语言程序设计”是我国高校计算机专业一门重要的专业课程，是一门软硬件并重的课程。该课程在学习上存在着一定的难度，如何调动学生对汇编语言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的效果，在文章中总结一些心得体会，希望与大家共同探讨。
关键词：汇编语言；教学方法；实践
“汇编语言程序设计”课程是计算机及相关专业开设的一门重要的专业课程，许多大学都开设此课程。汇编语言还是学习“编译原理”“微机原理”“操作系统”等课程的前序课程。当今，越来越广泛地使用高级程序语言，导致许多学生没有学习汇编语言的积极性和动力，因为学生普遍认为学习汇编语言没有用武之地。其实，汇编语言是一种能够充分发挥计算机硬件特性的高效语言，会经常出现在一些特殊的场合，比如数据加密、解密、分析和防患病毒攻击等。而且，学习汇编语言可以有助于学生更好地掌握计算机工作的原理，可以提高学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汇编语言是面向机器的低级语言，是离计算机硬件最近的编程语言，具有执行效率高的特点[1]。但由于汇编语言是面向机器的，必须对计算机有相当深入的了解，才能使用汇编语言进行程序设计。汇编语言由于指令多，有近百条指令，语法规则严格，同时还要熟悉硬件结构，学习过程抽象，学生普遍反映汇编语言难学，难以产生学习兴趣。如何较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呢？在多年的实践教学过程中，我们总结、实施了一些教学方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1学会使用Debug调试工具
Debug调试工具是Windows操作系统自带的调试工具。在Debug调试工具中，根据逐条执行每条汇编指令，大家可以看到每条指令的执行结果，以及对各个标志寄存器的影响以及存储器单元的变化，学生因此清楚了解指令下的执行步骤和作用。学会使用Debug调试工具执行程序段，通过依靠Debug提供的指令来查看存储单元的变化[2]。例如，执行以下指令后AX寄存器的内容是什么？TABLEDW20,30,40,50,60...MOVAX,[BX]在得到答案后，我们怎么才能确定自己的答案是否正确呢？我们可以在Debug调试工具中执行完这几条指令，然后通过查看AX寄存器中的内容就可以知道自己所得的答案是否正确了。问题的重点是在于调试工具Debug不能直接表示符号地址，那么如何表示出符号地址呢，我们可以通过替换的方式来实现，先换为具体的存储器的地址，等执行完对应的指令之后，去具体的存储器查看数据，从而判断出答案对错与否。通过以上步骤，学生可以充分掌握汇编语言的直接寻址和寄存器间接寻址之间的区别以及操作数和地址之间的关系[3]。
2通过植入错误，提高调试经验
由于汇编语言采取英文助记符的形式，与高级语言相比可读性较差，因此，汇编语言源程序的.调试比高级语言程序调试更加困难。在调试程序的时候，虽然系统会给出错误提示，但是由于错误提示是英文提示，很多同学由于缺乏专业英语的基础，不明白这些提示的含义，更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些错误。因此，为了让学生积累调试程序的经验，我们采用植入错误的方法。写一个简单的程序，在里面设置一些典型的语法或逻辑错误，让学生对其进行调试和修改。通过逐步引导学生对一些典型的错误建立良好的认知，让学生在错误中不断积累调试经验，并通过成功调试而获得成就感，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4]。
3从细节入手，不放过一个细节
例如，当教师讲授汇编语言程序设计课程中地址的概念的时候，由于汇编语言使用分段编程，每个存储空间对应一个20位的物理地址，用逻辑地址表示实际寻址中20位的物理地址，把它分为段地址和偏移地址。当段地址和偏移地址形成物理地址时，段地址向左移位4位，即乘以16后加上偏移地址。这导致两个段彼此最接近，并且段地址仅相差一个，然而实际物理地址上是相差16，也就是说，段的两个最近段首地址之间的最小距离也是16个字节。每个段的大小应该是16的整数倍，最小的段是16个字节。有些老师在讲解这个知识点时都是一带而过，没有详细地讲述，学生在学习时会感到比较抽象，难以理解。因此，教师不能轻易放过这些细节，而应该只用1个字节定义一个数据段，然后在学生的调试命令中向学生展示该数据段实际占用的空间，学生可以明确地看到，虽然只有1个字节的数据段也要占用内存空间的16个字节。讲授内容可以继续引申，空间为17个字节，实际占用的空间应该为多少字节?学生应该不难得出结论17等于16加1，额外的1字节也占用16个字节的空间。因此，该段占用的实际空间应为16加16，即32字节。
4重视实践，加强实验考核
要想学习好一门编程语言，尽可能多的编程实战是必由之路。学习汇编语言也是这样，作者认为编程应用有两个层次，比较低的层次是在学校实验室中应用的汇编语言，指的是汇编语言课程中经典的编程项目和实验环节；较高的层次是汇编语言在日常工作生活中的应用，主要是指利用汇编语言解决实际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汇编语言由于贴近硬件，对中断以及外部设备的控制部分感觉很抽象，我们可以通过设置一些相关实验，让学生逐步对这一问题建立起较好的认知。比如。模拟红绿灯的实验，先在计算机中编好汇编控制程序，然后在计算机的端口连接好8255等外部芯片，通过执行汇编程序来控制外接灯的开关以及开关的时间，从而实现对红绿灯的控制。通过设计这些实验，学生不仅能清楚了解汇编语言对硬件的控制方式，还能产生学习汇编语言的浓厚兴趣。再者，将“汇编语言程序设计”与“单片机”“微机原理”等课程相结合开发出综合性、设计性实验也有非常好的效果。加强实验考核也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通过学生的反馈以及多年积累的教学经验来看，通过加强实验考核，对提高学生掌握好汇编语言很有效果。实践考核考查的是比较理论和基本的内容，通过实验考核使学生学会用尽可能多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开拓思路[5-6]。
5对比学习，联系记忆，归类总结
汇编语言编程的特点是简短而精确，程序的执行效率非常高，源程序可以直接对应于以前的机器语言，高级语言是不同的，并且在将其源程序编译成可执行文件之后，会生成冗余机器代码。以最常用的“helloworld！”程序为例，用C语言和汇编语言单独编写，再生成可执行文件。相比之下，学生可以清楚地了解上述特征，从而对汇编语言有直观和感性的理解，这可以激发学生学习汇编语言的兴趣。学习汇编语言时，学生已经具备了高级语言编程的良好基础，使用两种语言比较方法。针对汇编语言指令多、规则多、不宜于记忆的特点，采用联系记忆法和归类总结法[7-8]。例如，把几个工作寄存器的使用方法与寄存器的英文联系起来记忆，将具有类似功能的指令一起记忆等。通过对比学习方式和归类总结法，可以直观地看出汇编语言的特点，从而帮助学生学习汇编语言课程。
6结语
总的来说，我们一直在不断地探索和研究“汇编语言程序设计”课程的教学改革，学校也是大力支持、提供方便条件，在培养方案制定、教学大纲修订上给予足够的权限和自由。即使学生学习汇编语言有一定难度，但如果在教师讲授过程中，通过改进教学方法，调整教学内容，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降低课程的学习难度、培养学生的编程能力、调试能力、实践动手能力，能够帮助学生顺利渡过入门关，那么学生掌握好这门编程语言就并非难事，从而提高整体教学效果，来适应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无线互联科技技术应用
[参考文献]
[1]沈美明，温冬婵.IBM-PC汇编语言程序设计[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2]王成耀.汇编语言程序设计[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3]解志坚，张引琼，陈刚.汇编语言程序设计教学方法的探讨[J].电脑知识与技术，2015（32）：89-91.
[4]曾韵，王立新，司彬彬，等.汇编语言教学改革的思考与探索[J].计算机教育，2015（13）：60-62.
[5]张晓亚，唐东成，黎钰珍，等.汇编语言程序设计的重要性[J].电子技术，2017（6）：70-71.
[6]刘明，苏静.“汇编语言程序设计”课程教学探讨[J].福建电脑，2011（11）：34.
[7]庞新法.如何轻松学好汇编语言[J].价值工程，2014（19）：193-194.
[8]叶剑芯，彭华林.高职院校汇编语言课程教学改革的探讨[J].科技资讯，2012（3）：211.
篇6：数学应用意识分析的论文
数学应用意识分析的论文
[摘要]培养数学应用意识，促进知识内化，达到发展学生智慧的目的，是当前小学数学教学中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从培养学生数学应用意识的理论依据及探索实践这两个方面对如何发展学生智慧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内化智慧数学应用意识
1，引导发现生活中的数学问题，培养应用意识。
学生数学应用意识的培养要强调教学过程的开放性，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改变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被动状态，促使其更为积极、主动地进行探索。例如“分数的初步认识”这节课，考虑到教学的起点是“1/2”的认识，让学生们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表示出自己所发现的生活中的一半。有的用画图的方法，一圆分成两半；有的学生用三点水表示姓江的一半；有的学生画了一个桃子，一把刀切成两半。这时教师出示“1/2”这个分数，告诉学生所有这些都可以用1/2来表示，这就是生活中的一半，你们心目中的一半。随着教学的进一步深入，孩子们已理解了什么是1/3、1/4……但在表示上老师并没有强求学生一定要用分数来表示，有的学生还是用画图的方法来表示。这时老师出示了1/100，让学生们来表示，结果绝大部分学生都采用分数来表示，但乃有几个学生坚持用他们喜欢的图形来表示，老师没有阻止他们，耐心地等待他们自己的发现。画了一会儿，觉得“画图实在太麻烦”，终于接受了分数。这节课，孩子们对分数的认识是真实的，是自然的，学习数学的动力逐步从“有趣”转向“有意义”，并逐步建立学习数学的'稳定心理定向，他们从内心深处接受了这一看似抽象却简洁明了的数学语言，感受到了数学的美和力量。
2，动手操作，强化应用意识。
学生能否发现和提出有价值的数学问题是其数学应用意识强弱的重要标志。例如，当学生推导出“圆柱的体积”公式后，可创设一个实践的机会，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应用所学知识，解决日常生活中用过的圆柱形饮料瓶、茶叶筒、饼干盒等物体的体积问题。要求体积，必须知道圆柱体的底面半径和高。高比较好测量，如何测量底面半径呢?学生根据自己的思维方式寻求解决问题的策略，展示了各自的智慧：有的直接用直尺量出圆柱体的底面直径，再求出半径；有的把圆柱形物体用力往作业纸上一压拿开后，测量出印在本子上圆的直径，再求出半径；有的用小绳围绕圆柱体一周，用尺子量出绳子周长，再求出半径；有的直接在圆柱体上画一点，再把圆柱体在作业本上滚动一周，量出作业本上两点间的距离(也是周长)，再求出半径。通过这类实践性活动，让生活问题数学化，学生不仅感受到生活中处处有数学，强化了数学应用意识。
3，通过社会调查，提高应用意识。
我们组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自己设计、开展社会调查活动。他们走上街头、走进邮政所、派出所，走访叔叔、阿姨，了解发现数学编码的广泛应用性：如号码“122”表示交通事故报警、“12315”表示消费者投诉热线；身份证号码的前面1至6位都是表示出生地，第7到14位表达的信息都是出生日期；邮政编码反映了收件人居住地的相关信息；手机号120到133指联通用户，134到139指移动用户；公交车是按照线路进行编号简单好记；自己学籍号表示的信息等等。学生经过调查实践，内化了现代化社会数字中所蕴含的信息、数学编码的实际应用价值，还切实地感受到数学与生活的联系，学到了多方位的综合性知识，获得知识层面和智慧层面的“双赢”。
培养数学应用意识作为数学知识内化的载体，是一个复杂多维的连续递进的过程，需要那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的教育，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强化其内化的动力，使之在获得对数学理解的同时智慧得到发展，涉及的不仅仅是教学方法问题，而且也是数学教学理念的重要改变。
篇7：再别康桥语言分析
再别康桥语言分析
一、诗人生平
徐志摩1896-1931，原名徐章序，浙江海宁人。笔名云中鹤、南湖，是著名的诗人散文家。
徐志摩 19上海沪江大学毕业后去美国留学，后为见卢梭赴伦敦剑桥大学，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先后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兼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 1923年与闻一多、胡适、梁实秋等人发起组织新月社。1924年泰戈尔访华，他主动担任翻译，并随他访日。1927年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及《新月》书刊。1931年任《诗刊》主编。11月19日由南京飞往北平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
著有《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等。
二、写作背景
“康桥”，现在通译为“剑桥”，即英国剑桥大学的简称。该校创立于12，由数十个学院组成。19至次年在那学习，写了《康桥再会吧》。1925年去欧洲漫游后，作《我所知道的康桥》。1928年，再次出游日、美、英等国，11月写下《再别康桥》。
1、诗人把“康桥”视为“难得的知己”，“生命的泉源”，精神依恋之故乡”，《再别康桥》选取康桥有代表性的景色构成意象来表达他对母校的热爱和依恋。
一是“金柳”，河畔的柳树，被夕阳染成金色，像盛妆的新娘，艳影倒映在剑河的波光中，也荡漾在诗人的心头。
二是绿油油的“青荇”，在康河清澈的柔波中，似在向诗人招手，诗人也甘做一条这样的水草。
三是“清泉”，在榆荫下像是天上的彩虹，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四是：“长篙”，撑着满载星辉的小船，向青草更青处漫溯，去寻梦，去放歌。
2、意境美：
“但我不能放歌”，多情自古伤离别，“悄悄是别离的笙箫”。从夕阳西下，到满船星辉，诗人在康河已留连多时，但终有一别，还是轻轻的来，轻轻的走，悄悄的来，悄悄走吧，连夏是虫也为我沉默，免得离人更伤感。挥一挥衣袖，悄悄地再别康桥。
诗第1节，三次用“轻轻”，后两节，三次用“悄悄”，更加渲染了不忍离别而又不得不别的气氛，产生了轻柔飘逸之美。
3、《再别康桥》结构美：
全诗7节，每节4行，每行6至8个字，双行首字都低一格，诗句均齐中又有变化。
4、音乐美：
三、语言分析：
节奏每句多为三拍。用韵细密精巧，产生了和谐回环之美。
全诗的韵，是双线交织或勾连的。节内双行各自都押韵，基本上每节换一韵。
单行则比较灵活，有的在节内押韵，如第6节单行的“放歌”同“沉默”，与双行的“笙”同“康桥”交错编排;有的节与节之间前后勾连，如第1节的“招手”，与第2节的“金柳”，第2节的“艳影”与第3节的“青荇”。
双行与单行之间有时也前后承接相联，如第4节末行的“梦”与第5节的开头的“寻梦”，第5节末行与第6节首行的“放歌”，第6节两个“沉默”的顶真，第1节与第7节首尾的反复和照应，都构成了音乐的美感。
《再别康桥》是一首写景的抒情诗，抒发的是什么呢?三句话概括：是一种留恋之情，惜别之情和理想幻灭后的感伤之情。意是主观思想感情;境是诗内描写的客观景物。何谓意境?是人物的主观思想情感和客观景物完美的融合，且形成一副具有个性色彩的艺术画面，既称为有意境。当然我们欣赏徐志摩的诗和欣赏别的诗一样，需要调动对生活的积累，需要调动我们对知识的积累，然后我们一节节的讲这首诗。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这句诗若分析的话，可用几句话来概括：舒缓的节奏，轻盈的动作，缠绵的情意，同时又怀着淡淡的哀愁。还有，还加上一句，作别西天的云彩，西天的彩霞给我们一个印象，就是为后面的描写布下了一笔绚丽的色彩，整个景色都是在夕阳映照下的景物。所以用这句话来概括，为这个诗定下了一个基调。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下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心头荡漾”，这句诗实写的是康河的美，同时，柳树在古诗里“柳”——“留”，留别有惜别的含义，它给诗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少的牵挂用“在我心头荡漾”，把牵挂表现的非常形象。当然他的手法是比拟的手法(拟人、拟物)，与第三句话合在一起讲，“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桥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这一句诗突出了康河的明静和自由自在的状况，自由、美正是徐志摩所追求的。同时表现一种爱心，那水草好像在欢迎着诗人的到来。再次，我觉得它不是完全脱离中国诗歌的意境的，它和中国的古诗有相同的地方，就是物我合一。第二句是化客为主，第三句是移主为客，做到两相交融，物我难忘。这两句诗正好表现出徐志摩和康桥的密切关系。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三个方面：确定了理想，步入了诗坛，美妙的风光中，抒发自己的情感。三者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通过具体的形象，来表达自己的感情。而我们欣赏诗也是从形象入手，来逐渐接受诗人的心灵的。第四节是转折点，“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躁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这句诗运用了虚实结合的手法，”实“是景物的描写，”虚“是象征手法的运用。一潭水很清澈，霞光倒映下来，”不是清泉，是天上的虹“，一片红光，是实写。但是，潭水上漂了很多的水藻，挡住了一部分霞光，零零碎碎的，有的红，有的绿，好像柔水一般，非常形象。这个”揉“写的很好，同时也是自己梦想的破灭。那么这个梦引起我们什么感觉呢?这使我想起了闻一多先生纪念它的长女夭折时写的一首诗。他用了一个比喻”像夏天里的一个梦，像梦里的一声钟“，大家知道梦时美好的，钟时悠扬的，然而是短暂的，所以彩虹似的梦似美丽而短暂的。1927年他的梦想破灭了，又与陆小曼不和，很消沉。
第五节，既然谈到梦，那么这次再来康桥，再回母校，是不是来寻梦的呢?”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慢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处放歌。“这句诗是徐志摩对往昔生活的回忆、留恋，他在康桥生活的两年，悠哉悠哉。他那时有自己的理想，生活是充实的，对明天怀着希望。所以，他用”一船星辉“来比喻那时的生活，带有象征的意味。
最好的诗诗第三句诗。过去的已经成为历史，回到现实仍然是哀伤，所以”悄悄是离别的笙萧，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这句诗是情感的高潮，充分表现了徐志摩对康桥的情感，集中表现了离别的惆怅。这句诗就需要联系别的诗，包括古诗来理解。”悄悄是离别的.笙萧“是暗喻的手法。例如，苏轼的《前赤壁赋》中描述了萧声是低沉的哀怨的，而笛声是欢悦的，所以”萧“来比喻”悄悄“来说明诗人的心境，因此，”悄悄“的动作带有诗人的感情，接着”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诗歌讲究精练，为什么一再重复”沉默“”悄悄“”轻轻“?这不是浪费语言，而恰恰是他的重点。
其实”沉默“是人的最深的感情。例如，柳永的《雨霖铃》中的语句”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再如苏轼的词《江城子》，他回忆他的妻子王弗死后的十年，回忆他们相见的时候”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此处无声胜有声“，还有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使用反衬手法，三月春光明媚，白花盛开，可惜好友欲离我而去。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下两句”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意在言外，旨在象内。”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往往用在评价诗，意思诗不说愁，却把愁表现得最为恰当，看着朋友走掉，长久孤立的站着，表现感情的深厚。如王维说的”一切景语皆情语“，”写景即抒情“。所以”唯见长江天际流“能引起我们很多的遐想，又如利于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只要能让我们产生联想的诗就是好诗，这些都告诉我们欣赏诗要调动我们知识的积累，像形、相似的诗能在头脑中产生，用此来理解新诗。写得好都是诗人生活经历的提炼和升华，换句话，我们通过生活的桥梁可以达到诗人的心灵。例如，刚离开父母的学子读《再别康桥》是不是更有感觉?为什么”沉默时感情最深“呢?像生活中的例子，感情最深的表达时飞机、船都已走了，但送别的人伫立不动，若有所思。结合句中”沉默是今晚的康桥“，康桥尚且如此，诗人何以堪?实际反衬了诗人对康桥的感情非常深厚，因此，”悄悄“就带着诗人的主观感情了。
第七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我认为”云彩“有象征意味，代表彩虹似的梦，它倒映在水中，但并不带走，因此再别康桥不是和他母校告别，而是和给他一生带来最大变化的康桥文化的告别，是再别康桥理想。以上才是深入理解了这首诗。
再粗略讲一下，《再别康桥》这首诗充分体现了新旧诗派的”三美“，即绘画美，建筑美，音乐美。音乐美是徐志摩最强调的，其中第一句和最后一句是反复的，加强节奏感，且其中的词是重叠的，例如”悄悄“、”轻轻“、”沉默“，再者每句诗换韵，因为感情是变化的，所以不是一韵到底的。再是音尺，”轻轻的我走了“，三字尺，一字尺，二字尺，符合徐志摩活泼好动的性格，再是压韵。所谓建筑美，一、三句诗排在前面，二、四句诗低格排列，空一格错落有致，建筑有变化;再者一三句短一点，二四句长一点，显出视觉美，音乐是听觉，绘画是视觉，视觉美与听觉美融通，读起来才会感觉好。再谈到绘画美即是词美，如”金柳“”柔波“”星辉“”软泥“”青荇“这些形象具有色彩，而且有动态感和柔美感。
这三者结合起来，徐志摩追求”整体当中求变化，参差当中求异“，显示出新月似的特点和个性，所以我概括为：柔美幽怨的意境，清新飘逸的风格。
《再别康桥》是一首优美的抒情诗，宛如一曲优雅动听的轻音乐。1928年秋，作者再次到英国访问，旧地重游，勃发了诗兴，将自己的生活体验化作缕缕情思，融汇在所抒写的康桥美丽的景色里，也驰骋在诗人的想象之中。
全诗以“轻轻的”“走”“来”“招手”“作别云彩”起笔，接着用虚实相间的手法，描绘了一幅幅流动的画面，构成了一处处美妙的意境，细致入微地将诗人对康桥的爱恋，对往昔生活的憧憬，对眼前的无可奈何的离愁，表现得真挚、浓郁、隽永。
这首诗表现出诗人高度的艺术技巧。诗人将具体景物与想象糅合在一起构成诗的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巧妙地把气氛、感情、景象融汇为意境，达到景中有情，情中有景。诗的结构形式严谨整齐，错落有致。全诗7节，每节4行，组成两个平行台阶;1、3行稍短，2、4行稍长，每行6至8字不等，诗人似乎有意把格律诗与自由诗二者的形式糅合起来，使之成为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富有民族化，现代化的建筑美。诗的语言清新秀丽，节奏轻柔委婉，和谐自然，伴随着情感的起伏跳跃，犹如一曲悦耳徐缓的散板，轻盈婉转，拨动着读者的心弦。
诗人闻一多代曾提倡现代诗歌的“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再别康桥》一诗，可以说是“三美”具备，堪称徐志摩诗作中的绝唱。
篇8：从财务分析到经营分析的嬗变
导读
预算、财务分析、税收筹划、内控，很多会计人觉得这些是高大上的话题。
如果任职在小微企业，这些工作内容甚至都涉及不到。
以财务分析为例，不少会计人不清楚财务分析怎么做，即便写出了一份“财务分析报告”，自己也可能心虚，怀疑这样的报告有无价值。
“指尖上的会计”未来几天会以专题形式，为您分享不一样的财务分析。
@指尖上的会计
财务分析要怎么做才会起作用?推动业务改进是关键。
不能帮助改进，财务分析就是形象工程;仅仅改进财务工作，财务分析是自娱自乐。
财务分析需要大胆走进业务、探究业务。
找出数字背后的故事，把定位问题变成解决问题，把推脱责任变成分派任务。
如此闭环往复作业，自可实现从财务分析到经营分析的蜕变。
@指尖上的会计
做财务分析，好比医生看病，经验不同则功力不同。
肤浅的财务分析类似医生做体检，不过是通过指标对比找出异常数据。
层次略高的财务分析，可结合业务找到异常数据背后的故事，这是不是有点类似大夫给病人下诊断书呢?老到的财务分析不能仅仅满足于找原因，而是要提解决方案，如同老中医能开出一剂良方。
@指尖上的会计
华为推崇经营分析，而不是单纯的财务分析。
财务分析一定要结合实际，服务业务部门，否则分析报告的作用有限。
具体言之，财务分析要指出问题，找出对策，落实责任，到期考核。
这么下来，财务分析自然突破了财务的范畴，成了一把手工程。
企业实用主义至上，做任何事都要体现价值，财务分析也不例外。
@指尖上的会计
做财务分析用得最多的方法是比较分析法。
比较就需要参照物，财务分析最常见的参照物有三类：一，上年数或上期数，反映业绩改进水平;二，预算数或预测数，反映工作完成进度;三，行业平均数或标杆公司数，反映应改进的标准。
为了保证分析的合理性，作比较的两组数据需统一口径，最好都剔除掉例外数据。
@指尖上的会计
做财务分析少不了做数据比较，比较前应把两组数据的口径调整一致。
这是我们常说的，数据要有可比性。
怎么调整，我建议从以下几方面着手：①保持会计政策一致;②剔除例外事项与偶发事项;③剔除与分析结论无关联的事项;④挤出人为操纵的水分。
只有把待比较的数据弄清爽了，比较得出的结论才会有价值。
@指尖上的会计
产品毛利高，净利润就一定高吗?有个结论大家可以检验一下，毛利率高的企业期间费用也高，更明确一点是渠道费用高。
正常的逻辑是，毛利高代表生产成本低，要廉价生产，厂址就要偏远，因而渠道成本会偏高。
也不尽然，譬如医药毛利都高，看看销售费用就知道不高是不行的，虚高的药价已成了潜规则的宠儿。
@指尖上的会计
卖茅台酒毛利率可高达80%，卖鲜牛奶毛利率不到5%。
假定市场无虞，给你10万做本金，你愿意做哪个生意?如果你只看产品毛利率，可能误导你选择。
倘若会算存货周转率，就不难做出正确选择了。
茅台酒进货后，平均三个月才能卖出;牛奶当天就可卖出。
做茅台酒生意，年收益率320%;做牛奶生意，年收益率1825%。
@指尖上的会计
公司销售规模下降了，但销售毛利率上升了，你脑子里会闪现哪些可能?第一种，公司提高了产品售价，导致销量下降;第二种，公司压缩了低毛利产品或亏损产品的销售，更聚焦做高毛利产品。
现实中这两种可能哪个更符合实际呢?我认为是第二种，只要有市场竞争，永远是降价抢夺市场份额，谁敢提价要利润呢?
@指尖上的会计
怎么看财务报表?到目前为止，我听到过的最通俗、最深刻的答案是华为销服体系总裁胡厚崑给出的。
他提出“四看”：横着看、竖着看、倒着看、翻过来看。
前三看是用比较分析、因果分析找数据的异常，第四看是跳出财务看背后的.业务。
复杂的专业问题，一经这么质朴的语言作答，瞬间感觉真理有了亲民的味道。
@指尖上的会计
给你一家陌生公司的会计报表，你最应该关注哪三个数?我的建议是净利润、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资产负债率，正好一张表一个数。
如果再让你关注三个数，我的建议是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变动额、销售毛利率、流动比率，还是一张表一个数。
财务分析无需面面俱到，把握要点、去芜取菁，真实状况即可跃然纸上。
财务分析要注意那些事项?【2】
一忌千篇 一律，文章格式化。
每一个时期的财务分析无论是形式和内容都应有自己的特色。
内容上的突出重点、有的放矢，形式上的灵活、新颖、多样，是财务分析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首要条件。
形式呆板，千篇 一律，甚至抽换上期指标数据搞“填空题”似的八股文章，是财务分析之大忌。
财务分析本来就专业性强，形式上的呆板、内容上的千篇 一律，其可读性必然弱化，久而久之财务分析势必变成可有可无的东西。
要焕发财务分析的生机和活力，充分发挥其为领导决策当好参谋的职能，我们对财务分析无论是内容和形式都要来一番刻意求新、求实。
从标题上就不能只拘泥于“×××单位××季(月)财务分析”这单一的格式，可灵活的采用一些浓缩对偶句对当期财务状况进行概括作为主标题，也可引用一些贴切的古诗来表述，使主题精练，一目了然。
在表述手法上，可采用条文式叙述，也可穿插表格说明;可三段式(概况、分析、建议)，也可边分析、边建议、边整改;分析既可纵向对比，也可横向比较。
总之财务分析不应拘泥于一个模式搞“万马齐喑”。
二忌只是数字的堆砌罗列，没有活情况说明。
要分析指标变化，难免没有数字的对比，但若仅停留于罗列指标的增减变化，局限于会计报表的数字对比，就数字论数字，摆不出具体情况，谈不清影响差异的原因，这样的财务分析只能是财务指标变动说明书或者说是财务指标检查表的翻版。
这种空洞无物，枯燥死板的“分析”肯定不会受欢迎。
只有把“死数据”与“活情况”充分结合，做到指标增减有“数据”，说明分析有“情况”，彼此相互印证、补充，财务分析才有说服力、可信度，逻辑性才强，可操作性才大。
三忌面面俱到，泛泛而谈。
财务分析重在揭露问题，查找原因，提出建议。
所以分析内容应当突出当期财务情况的重点，抓住问题的本质，找出影响当期指标变动的主要因素，重点剖析变化较大指标的主、客观原因。
篇9：《春江花月夜》诗意意识分析
《春江花月夜》诗意意识分析
一、诗意的时代背景。
有唐一代，盛世空前，诗盛空,前，呈现出异彩分层、五彩缤纷，群星璀璨的盛世局面;有一颗灿烂的星划过繁盛的唐代，千古流传至今，经久不衰。他就是――张若虚。
张若虚先生是初、盛唐之交的一位诗人，大致同另一颗明星的陈子昂同时登上诗坛。由于历史原因对于他的生平事迹史载不详，只知道他是扬州人氏，做过兖州兵曹，与货之章、张旭、包融齐名、被称为“吴中四士”。值得一提的是，这颗唐代诗歌上的璀璨明珠留下的诗作并不像李白，杜甫一样丰富，而仅存两首而已。且他也不像陈子昂那么幸运，陈子昂在当时的唐代就已经满负盛名。
今存唐人选唐诗十种，依其年代，芮挺章的《国秀集》该选而未选。宋代许多与诗有关的名著文献，如《唐百家诗选》，《唐诗纪事》等书也都没有选张先生及其诗，真是可悲、可叹，这是选诗人的悲哀!钟嵘曾经评价鲍照时喟然长叹：“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人微言也轻，因为地位低微或名气不太好，不太出众就否定了整个人，包括他的长处，这是普遍的社会心理状况，张先生就是这样的境遇。总算天无绝人之路，给了他一个机会，为此他和他的才情湮没了几百年终于重见天日，可谓“不鸣则也，一鸣惊人”。张若虚，属于你的那片天空出现了!这个功劳要归于北宋晚期郭茂倩编辑的《乐府诗集》，收集了清商曲辞吴声歌曲《春江花月夜》五家七篇，张作因为也是属于乐府而被收录，至此我们中华才有了这一笔财富。
张先生的作品应该不是简简单单的只有两首，“人微言也轻”因而大多流失了，这是很遗憾的。然而这并不能抹去他的盛名，抹去对后世的影响。有个词语“精益求精”就是说很多东西只是多是不行的，要贵在“精”字上，贵在永恒上;张先生就凭这两首诗，一首是平平之作《代答闺梦还》，一首就是有如神际般永恒的，我们即将醉读的《春江花月夜》。一首《春江花月夜》究竟有多大的神力呢?可以这样说吧，张先生的千古美名就是它的贡献，反过来张先生凭这一首就屹立于璀璨夺目、浩如烟海的唐诗中，压冠群雄，流传千古。
六朝以来天下纷争，动荡不安，百姓流离失所，所以宫体诗成为了文坛的主流。以宫廷为主，流行艳辞，轻歌曼舞，供上层阶级贪图享乐;这种文体题材狭窄，反应不到社会的广阔面，清词丽句、刻意雕琢、“文过饰非”讲究形式，社会文化媚俗，到隋唐时期适应不了社会时代的要求。关于宫体诗的了解祥见闻一多的《宫体诗的自赎》。到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繁荣景象时代要求推陈出新，所以初唐四杰进行了深刻的探索，陈子昂要求“复古”，说诗要有的“风骨”“风雅”，要有精神，时代的精神。接下来就是张先生的《春江花月夜》将这种“新思潮”更推进一步，他将情、景交融，由情、景写到宇宙人生，由艳情诗体升华到纯真的爱情，从狭窄的宫廷延伸到了浩瀚无垠的宇宙，这境界就明了了;虽然它仍属于乐府旧题，但它大部分已经有了盛唐新气象的面貌，情、景二者的完美结合，风雅、风骨精神的弥漫，昭示着“盛唐之音”的到来。
北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四十七引《晋书乐志》云：
《春江花月夜》、《玉树后庭花》、《堂堂》，并陈后主所作。后主常与宫中女学士及朝臣相和为诗，太常令何胥又善于文咏，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此曲。
陈后主君臣所作今已经不传。《乐府诗集》所载《春江花月夜》诗共七首：隋炀帝二首，诸葛颖一首，初唐张子荣二首，再有就是张先生的一首和温庭筠的一首。然而能够名垂千古的却只有张若虚的与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合称双壁的《春江花月夜》。
二·诗意的“永恒”意识
论及《春江花月夜》里提到了宇宙的永恒，至此“永恒”主题也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回到闻一多先生的观点上来，即从初唐开始，诗人“已从美的暂促性中”逐渐领悟到了一种宇宙意识，一种超越时空的永恒的观念，用闻一多的话说，乃是“一个最飘渺，又最实在，令人惊喜，又令人震怖的存在，在它面前一切都渺小了，一切都没有了”“就在那彻悟的一刹那间”，诗人已经变成了“哲人”。其态度冷静而庄严，冲融又祥和，“不卑不亢”而“深沉”、“纯正”、“高雅”，从而进入了一个寥廓、宁静、神奇的境界。这种宇宙永恒意识，从卢照邻、王勃、陈子昂等人诗中可见端倪。
卢照邻的《长安古意》：
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唯见青松在。
此诗中“青松”即为永恒的象征，它和金阶白玉相比是永恒的。通过两个实物的两相对比，诗人的情感便洋溢而出，而且上升到了“永恒”的精神风貌!王勃的《滕王阁诗》：
闲云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诗人以江水的永恒与人生的短暂进行对比!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瞬间就是耄耋之年，垂垂老矣!生命将逝，而慨叹江水之无穷。《论语》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江水的永恒便开始被人认识起来，经过张若虚，李白发展到杜甫的“不尽长江滚滚来”再到后来的苏东坡硬是将“水”，“月”永恒联系起来，说明“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而“物与我”皆“无尽藏”矣。在这“变”与“不变”之中叩响追问宇宙人生哲理的主题。初唐四杰以后，又有刘希夷的千古名诗《代悲白头翁》，正所谓“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最了不起还是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尤为古今绝唱：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诗人歌颂永恒，必须以人生的短暂相比，在大千世界之中人生就只是一个点，一个人踽踽独行：前，见不到古人;后，见不到来者。只有一个人在短暂的.生命中，狭小的天地间摸爬滚打!新的时期，新的历史使命加上短暂的人生，许多仁人志士就在这历史长河中蜗行摸索。这就是初唐四杰以来“独怆然而涕下”的缘故。谈到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里边的诗句，那是句句绝唱，字字珠玑，令人心潮澎湃，心之向往，更显永恒主题;稍后，有李白的《把酒问月》也是从这条线路发展而下来的名篇：
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白兔搗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怜?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
明月永恒人若水，经过邈远时空的穿梭，月亮亘古不变。“今月曾经照古人”只是观赏古之月与今之月的人不一样了。宇宙永恒而物似人非。人世苍茫，转瞬间，一切都变了!崔灏的《题都城南庄》：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昨日的小柴门菲，满园桃花与佳人满面交辉。而今桃花依旧在，可人面却已不在了，春风似乎感觉不到悲楚，依旧笑面迎枝!再看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对宇宙永恒意识的体悟，它不仅是一种时代精神的体现，也构成了大唐气象必不可少的因素，这是时代赋予这一代诗人的历史使命。如果专就它从宫体诗的平凡，庸俗革新上来看，当然不愧是一篇力鼎之作。所以闻一多先生认为他是同陈子昂分工合作“清除了盛唐的路”，为大唐诗歌的繁盛铺平了道路，“功绩是无从估计的”。新的时代正在开始。
篇10：从叙事观点分析周杰伦论文
从叙事观点分析周杰伦论文
论文关键词：周杰伦，歌曲叙事意象，叙事主题，叙事语言
长期以来，流行音乐作为一种稍纵即逝的快餐式文化，难有深刻的内涵，所以它在音乐领域并不曾受到专家学者们的重视。但是，它作为当代最为普遍流行的音乐形式，为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朋友所追捧，对社会的影响力实在不容小觑。因此，当下流行乐坛以周杰伦为代表的一批歌手掀起的“中国风”对寻找、回归中国传统文化起到了较大的影响。
流行音乐作为回归传统文化的力量在两个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一是以流行音乐作为工具，用它的创作与传播对背离传统文化而产生的种种不良社会现象与文化现状提出抗议，另一是某些音乐本身就是传统文化的展现，通过传统文化自身独特的魅力赢得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再度认同、热爱与追随。从叙事的观点来分析周杰伦所演唱歌曲，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歌曲无论是从形式还是内容上都非常注重展现中国的传统文化。
一、叙事意象
意象作为一个生命力极强的诗学范畴，在各种艺术领域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周杰伦演唱的歌曲中跳动着多个鲜活的自然意象（菊花、稻香、芭蕉等）和蕴含丰厚民族特色的文化意象（炊烟、阁楼等）。
以《青花瓷》为例，瓷器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符号，也是使西方认识中国的一个特殊名词。它凝聚了中华民族工艺、书法、绘画的精髓。青花瓷以其稳定的色泽，明净素雅的画面成为瓷器中的珍品。歌曲中的青花、檀香、烟雨、锦鲤、汉隶、宋体等对青花瓷的描绘完全展现出了青瓷洗尽铅华、古朴典雅的那种“自顾自美丽”。再加上古筝叮咚，牙板清扬，琵琶淙淙和周杰伦柔情而古朴的唱腔，构成了一阕佳作。
《东风破》中孤灯、圆月、烛火、酒、水东流、古道、荒烟等意象音乐论文，很容易令人想起《相见欢》或《天净沙秋思》等诗词，这些意象的运用不仅深化了歌曲的内涵，而且重复渲染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题。《上海一九四三》中泛黄的春联、黑白照片、雕花的门窗、斑驳的砖墙、豆瓣酱、旧皮箱等都是显明的传统文化意象，它们能够使观众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因为大家都有过相似的经历或有相同的文化浸润。
二、叙事主题
对于文艺作品的主题，当前人们比较通行的一种看法是，它属于文艺作品的深层意蕴，它常常透过形象、意境而表达出包含某种思想观念和审美意识。从具体作品来看，周杰伦的歌曲数量庞大，主题多样，但从众多而多样的歌曲中，我们可以发现他所演唱的歌曲主题大多不离传统文化。
爱国主题是周杰伦歌曲的第一大主题。广为传唱的《蜗牛》于被上海市教委列入《上海中学生爱国主义歌曲100首》的推荐目录论文开题报告。《本草纲目》迫不及待地要向国外输出中国传统文化，他说我们民族曾经创下了古文明，因此要“抓一把中药服下一帖骄傲”，希望“华佗再世”，医治“崇洋媚外的病症”，并且要把我们的中华文化传播出去，甚至还要让“外邦学汉字”。《双截棍》一歌中以武林绝技将“东亚病夫的招牌”“一脚踢开”，歌中的“仁者无敌”、“一身正气”既是中华武术的精髓也是中国人立身与处世的根本所在。《龙拳》豪情万丈的宣告：全世界的表情/只剩下一种/等待英雄/我就是那条龙！这里的叙事者是一个自信、骄傲以及充满尊严的中国英雄。
“百行孝为先”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爷爷泡的茶》讲爷爷在主人公小时候泡茶的生活情节，那就是家的味道。《外婆》告诫当今的人们孝顺长辈不但要给予物质上的.赡养，还要给予精神上的关爱。《听妈妈的话》通过与童年时自己的对话教育现在的孩子要爱自己的妈妈，要听妈妈的话，让她少操心。
当下社会竞争激烈，生活与工作节奏加剧，人们充满焦虑，再加天灾人祸不断，很多人陷在了困难的负面情绪中，针对这样的现实，《稻香》表达了对单纯、原始生活的向往，其中虫鸣鸟叫的乡村能够使人想起庄子的文化，它的主题是什么？知足。而“知足常乐”也是被当下人们所遗忘了的一种可贵的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在周杰伦的歌曲中大部分常常表现出对过去世界深情的留恋，时间在他的歌曲中成了一个能指的符号，过去是充满意义与价值理想、美好的所在地。
三、叙事语言
朱光潜先生曾说过，西诗以直率胜，中诗以委婉胜。当下流行音乐的歌词以直截了当为风尚，浅白易懂到无味地步。而周杰伦的歌曲语言却能以中诗的委婉胜，这在于它的叙事不但十分注重琢词炼字，而且大量出现传统文学中常见的比喻、拟人、引用、通感、用典等叙事手法，使作品体现出了与中国古典诗词一脉相承的风格与神韵。“菊花残满地伤你的笑容已泛黄”（《菊花台》）运用“通感”的修辞手法，将“菊花的黄”与“笑容的黄”一起呈现音乐论文，使人感到曾经温暖甜美的笑容已逐渐淡离远去，令人无限伤感。同时，这句又令人想起李清照的“人比黄花瘦”的名句，真是更添思念哀伤之情。“只恋你化身的蝶”（《发如雪》）用的是民间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中“化蝶”的典，《发如雪》歌题本身对李白“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的转化，《四面楚歌》歌题用是项羽的历史典故，这些切题达意，浑然天成的用典或转化以古喻今，使歌曲显得古朴而文采斐然，体现出以少胜多的简约美，还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悠久历史和深厚根基。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同时，语言又表达着文化，可以说，语言能够反应一个人特性，包含着一个人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与反映着人对世界与人生的看法与态度。
结语：周杰伦的歌曲被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文化层次的人们所喜爱的原因究竟何在？用精致的笔触、流畅的叙事营造出古典诗词般的意境，体现中国特有的文化色彩，可以说是周杰伦歌曲的制胜法宝。同时，通过周杰伦的歌曲流行，又为传统文化在当下的传播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篇11：从理论到实践分析论文
从理论到实践分析论文
世界比较文学学科建立发展以来，呈现出“涟漪式”的叠进走向，法国学派强调实证性研究，美国学派补充了非实证性的审美研究，而中国学派中曹顺庆提出的变异学研究进一步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向。文学变异学是针对全球化发展的现状与跨文明语境下的文学变异所提出，它紧扣跨越性、文学性与异质性等特点，重新规范了影响研究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变异学解释了文学交流比较中的文学变异现象，它的比较基点不再是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求同”，而着眼于文明的异质性，建立了“求异”的比较范式。同时，随着一些学科的发展，如译介学更多地关注了在翻译中的文化变异，又如形象学更多关注了形象制作的主体能动性，这些都不再是用传统实证性研究方法能解决的，变异学的提出使这些学科从原先实证性研究中分列出来，归为变异学研究，重建比较文学学科体系。变异学的提出，凸显了不同文明圈中的文学与文化的异质性，以和而不同为研究目标，有助于破除某种文明中心论，建立多样化的文化生态。
一、变异学理论体系的构建
曹顺庆在《复旦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发表《比较文学学科中的文学变异学研究》一文，提出变异学定义，即“比较文学变异学将比较文学的跨越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研究支点，它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现象交流的变异状态，以及研究没有事实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在同一个范畴上存在的文学表达上的异质性和变异性，从而探究文学现象差异与变异的内在规律性所在”。同时在该文中，明晰了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四大研究范围，一是语言层面的变异学，也可称为译介学研究;二是民族国家形象变异学研究，又称为形象学;三是文学文本变异学研究;四是文化变异学研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曹先生在《变异学—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的突破》中拓展变异学的研究层面，增加了文学“他国化”和跨文明研究。变异学理论建构起了全新的比较文学视野，但它并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它具备着坚实的理论依据与填密的理论体系。
首先，从人类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提出文学变异学。纵观文学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异质文明发生碰撞使不同文学间相互交融、发生变异，从而产生文学新质，呈现文学丰富多彩的面貌。如禅宗文化就是在中国本土化文化与印度宗教碰撞后变异形成，禅宗不仅对禅理、禅观、禅的思维方式对中国文化起到了广泛的影响，对中国文学影响也颇为深远。在文学内容上，南北朝时期因佛教的影响，原先占主导地位的“玄言诗”被“山水诗”所代替，用描绘山水来体现禅趣。在诗情诗意上，随着诗人们学禅悟道，说理偈颂的写法被他们有意无意间汲取，到了宋代就有了“学诗浑似学参禅”的说法。在文学评论上，自严羽的《沧浪诗话》以禅理喻诗理以来，后世文论多承袭之。尤其是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更是使本为佛家语汇的“境界”成为中国传统文论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特色性名词。由此可见，是源于异质文化间的交流与碰撞，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状态，这种冲突的结果“能够激活冲突双方文化的内在的因子，使之在一定的条件中进入亢奋状态。无论是欲求扩展自身文化，还是希冀保守自身的文化，文化机制内部都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异”’。正是这种外来的异质性文学因素引起本土文学传统中出现了变异现象，从而形成新的文学可以促进文学的发展。因此，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研究文学变异应成为文学研究的主要视角之一。
其次，从差异可比性的角度提出文学变异学。一方面从世界文化发展趋势来看，关注差异性已成为学术前沿，后现代思潮力求打破现有的单元秩序，倡导多元。如解构主义的代表者德里达，他的“延异”理论就与逻各斯中心主义针锋相对，不同于逻各斯中心主义认为存在固定的意义。德里达认为，理解建立在两个领域中，在同一性的领域即是已经显现的和将显现的领域，而实在的领域是一种“延异”的领域，理解是在与其他意义的差异中产生的，得以延续的。落实到文学比较上，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于连就围绕着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的“差异性”与“无关性”展开其思想体系，他指出“我们正处在一个西方概念模式标准化的时代”。而打破这一西方中心的格局就须要看到不同文明的差异性。如朱利安所说“文化的本性在趋向同质化的同时也在不停异质化”。在这种追求差异性的思潮之下，传统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都没有对这样的文化趋势做出反应。法国学派中梵·第根、基亚等学者强调“比较文学并非比较。比较文学实际只是一种被误称了的科学方法，正确的定义是:国际文学关系史”。法国学派倡导实证性的影响研究。美国学派打破法国学派的限制，将没有实际影响与关系的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文学或多国文学进行比较，即是倡导“平行研究”。但美国学派的学者也没有认识到不同文化圈内的文学差异性问题，他们的可比性也都是建立在求同的基础上的。影响研究的可比性建立在“同源性”基础之上，平行研究的可比性是建立在“类同性”基础之上。而与“同源可比性”和“类同可比性”不同，变异学的差异可比性研究范式是建立在“同中求异”的学术思维上，以对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文学在流传过程中的变异现象为研究目标，探索出一条新的文化批评路径。另一方面从跨文明方面看，当代世界的文化现实表现出西方、阿拉伯、印度、中国四大文明圈都有其显著而稳定的特性。而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出现，给我们一个警示，未来的冲突将是文明的冲突。怎样化解这一矛盾，跨文明的对话就极其重要。西方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如美国学者厄尔·迈勒的《比较诗学》就指出要打破西方中心论;伯恩海姆的学科现状报告中也明确提出要放弃欧洲中心论，将目光转向全球。美国华裔学者杜维明《文明的冲突与对话》一书，主张不同文明间要进行对话。而中西文明是否通约又成为一核心问题。一些学者如韦斯坦因等认为跨越文明圈的比较是不可行热把文学现象的平行研究扩大到两个不同的文明之间仍迟疑不决……也有一些学者如钱钟书就坚持“东海西海，心理枚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充分倚重“求同”的观念。这就成了一个学术困境，建立以实证性的影响比较有很大的局限，同类比较为基础的平行研究也显得牵强，新的比较文学学科范式听待建立。变异学就是以这样的跨文明比较出发，用“求异”的方式进行比较研究。跨文明变异研究的提出，彰显出文化差异的区域区别性特征，为跨文明对话提供了坚实基础。
最后，从整合学术失范的角度提出文学变异学。长久以来，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形成了比较文学的全部理论，但是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提倡非本质的、求异的文化倾向。一些学者进行了创新的探索，如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产生于19世纪，为法国学派所钟爱，被划分在影响研究之下。长期以来，形象学主要研究对异国形象的渊源与流变的考证上。而现代形象学认为，异国形象是在“注视者”与“他者”的互动中诞生的文化产物，具有总体性与创造性;同时，现代形象研究强调文学性，这些研究趋势都是传统实证性研究所解决不了的。曹顺庆指出“形象学的重要概念—社会集体想象物本身就是一种不真实的想象，其中就蕴含着变异的因素’，。把形象学归为变异学研究范围的合理之处正是如此。又如比较文学对翻译的研究，早期法国学派十分注重不同国家间文学影响事实的考辨，翻译作为媒介的一部分受法国学者极大的重视。早在20世纪30年代，梵·第根就在《比较文学论》中专章论述“媒介”，那时对翻译的关注仍是十分完全、准确、逼真地翻译原作。但随着翻译领域的不断探索，学者意识到翻译文学译介中具有特殊性，它不再是单纯的媒介，它还是在不同的时代与文化背景下对原作的阐释，还要研究文化角度的语言变异。传统的实证性方法也渐渐不适用于发展中的翻译研究，国内学者谢天振先生的译介学研究就成为一种新的范式，如他所“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它探索一种文学与文化的双向阐发的道路。正是这些新生理论的蓬勃发展促使比较文学学科的重新整合，如乐黛石等学者强调:“新的理论资源影响渗透的结果，还使一些具体研究类型的学术意义更加突出，同时也使一些研究类型面临拆解、合并与重组的可能。回望对比较文学研究中影响颇广的一些教材，如卢康华、孙景尧撰写的《比较文学导论》，陈悼、刘象愚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陈悼、孙景尧、谢天振主编的《比较文学》犯等，它们在特定的时期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及积极意义，但随着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已经不能解释学科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如形象学中的虚构性及译介学中的主观变异、创造性叛逆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提出新的理论对出现的现象进行解释，变异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站在对学科理论高屋建瓶的角度上提出的。在2005年由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学》(四川大学出版社)一书中将译介学、形象学从原先实证性研究中分列出来，归为变异学研究。把实证性的研究归入文学关系学，并以文学变异学统括译介学、形象学、接受学等分支。对比较文学的理论进行重组、补充，体现了比较文学学科的最新动态，克服了新旧研究类型所产生的冲突问题，建构起“涟漪式”的发展轨迹，将变异学与其他板块融合为有机整体，形成相对完整的比较文学理论。
二、比较文学变异学的提出及其理论内涵
2005年8月，在中国比较文学第八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曹顺庆正式提出了比较文学变异学的理论设想。与此同时，由曹顺庆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比较文学学》将文学变异学作为独立一章，内容涵盖译介学、形象学、接受学、主题学、文类学、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建立了比较文学变异学的体系。2006年曹先生在《复旦大学学报》发文《比较文学学科中的文学变异学研究》详尽地分析了变异学提出的理论基础以及研究领域，明确了变异学研究原则。2006年5月发行的《比较文学教程》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变异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这四大研究领域为主要内容，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教材的一个新体系。而后一系列文章《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学术背景与理论构想》(《外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3期)、《变异学—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的重大突破》(《当代外语研究》2010年第7期)、《翻译文学与文学的“他国化”》(《外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6期、《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新思考》(《外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3期)等展示了变异学由理论到实践的进程，从阐释变异学的理论支持、学术主张，到规范研究范围，再到具体的理论指导翻译问题、指导学科建设问题等，变异学为比较文学学科注入了新力量。随着文学变异学的研究深入，曹顺庆对它的研究归纳为六个层次，.如下阐述。
(一)、语言层面变异学，主要是指“文学现象穿越语言的界限，通过翻译而在目的语环境中得到接受的过程，也就是翻译学或者译介学研究”。随着当代审美浪潮的袭来，翻译对传统研究模式进行了反思和质疑，极度呼唤翻译主体的能动性，推崇翻译的“创造性叛逆”，注重异质文化在翻译中出现的碰撞和交流。正是因为译介学涉及了很多跨越语言与文化层面的变异因素，所以很难将译介学归属于重视实证的影响研究。正如谢天振先生所言，如今译介学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认为“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相对来说比较超脱，视野更为开阔，更富审美成分”。译介学的内涵超越了传统翻译、媒介学，而研究异质文化中的语言变异问题，这也正是比较文学中变异学针对语言层面的重要课题。
(二)、民族国家形象变异学，就是形象学，它是对文学作品中民族国家形象的变异做研究的。当代形象学认为，形象就其生成机制来看是创造式的，而非影响研究意义上的复制品。文本中的异国形象不仅是感知到的复制品，而且是作者再创造的结果。当代形象学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它更多地关注了形象制作的主侧——“注视者”。这样，注视者与注视对象，注视者所存在的“本土”与他者所处的“异域”构成两组二元对立的感念，在这对立统一的互动中，产生了文化过滤与文化误读的变异产物。正因如此，将形象学构成了变异学研究中民族国家形象变异的一部分。
(三)、文学文本变异研究，文学文本变异即是文学文本在实际交往中产生的文学接受现象。不同文化、文明圈的接受者在阅读理解的过程中，对同一文学作品的价值取向与意义理解所产生的认识差异，就是接受学的研究内容。此外，研究还包括不同的审美趣味与追求所造成的对异域文学的接受差异和异域文学进入后是如何被本土作家改写、再创造而发生的变异。它不同于接受理论或影响研究，它将“接受者”放于主体地位，研究方法上以审美的研究方法为主，实证性为辅。除此之外，文学文本变异学还包括平行研究范围内的主题学与文类学，之前的研究多注重于“求同”，而在跨国、跨文明的研究前沿下，主题学和文类学显现出更多不同之处，变异学的研究就将那些经过文化变异的主题与文类归于研究范围，从多角度拓展变异研究的领域。
(四)、文化变异研究，其典型理论就是文化过滤。文化过滤指的是“跨文化文学交流、对话中，由于接受主体不同的文化传统、社会历史背景、审美习惯等原因而造成接受者有意无意地对交流信息选择、变形、伪装、渗透、创新等作用，从而造成源交流信息在内容、形式发生变异。叶维廉先生在《东西比较文学中“模子”的应用》就指出“文化模子的歧异以及由此而起的文学的模子的歧异”是比较文学所要面对的问题。不同的“文化模子”催生出不同的文学观、审美观和相应的文学意义建构方式以及美学特征“文化模子”的差异性越大，文化过滤的程度就越高。比较文学的变异研究应该重视文化过滤这一现象和作用机制，使其成为变异学的研究范围。
(五)、文学的“他国化”，是指“异国文学在传播到他国后，经过文化过滤、译介、接受之后发生的一种更为深层次的变异，这种变异主要体现在传播国文学本身的文化规则和文学话语已经在根本上被他国—接受国所同化，从而成为他国文学和文化的一部分，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文学的他国化。文化的“他国化”道路就是对异质文化如何渗透到接受国并且产生新的话语模式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首先要重视本国自身的文化传统，尊重本国的文化规则和话语方式，但更为重要的是尊重在流传过程中的语言、形象、文化模子的改变，在坚持本国文学的基础上，结合外来文学的特点，进行外来文学的本土化改造，为本国文化注入新活力。这就是变异学所提倡的尊重异质性，实现文化发展的多元化。
(六)、跨文明研究，目标在于彰显文明区域区别性特征，为文明对话和多极文化的建立提供坚实基础。当西方背景的比较文学研究进入非西方背景的异质文化的时候，中西之间的差异大于类同，跨国研究已经不能解释文学内部的很多东西。曹顺庆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一文中，提出“跨异质文化”的观点，认为“正在崛起的中国学派必将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这堵巨大的墙，必将穿透这数千年文化凝成的厚厚屏障，沟通东西方文学，重构世界文学观念”。而后由于“文化”一词的理解多义，在2002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七次会议暨国际学术会议上，曹顺庆做了题为《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转折与建构》的发言，将“跨文化”改为“跨文明”，而文明的异质性就更多地体现为文化根性和文化趋势的根性演变“跨文明研究”就是以异质性对文化根性、文化过程、文化趋势的整合研究。跨文明研究以变异性为核心研究了不同文化圈文化的变异现象，极具跨时代意义，是中国比较研究理论创新的增长点。
语言层面变异学、民族国家形象变异学、文学文本变异学、文化变异学、文学他国化以及跨文明研究共同构成了变异学的研究领域。它以差异性与文学性为立足点，构建了一个稳定而开阔的学科体系。它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变异学厘清了学科体系，在顺应发展潮流的基础上对现有理论进行了有机重组。比较文学长期被分为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与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但随着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的兴起，对既有的研究思维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面对学科危机，第三世界的学者特别是中国学者站在了边缘文化的立场上，获得了一大批跨文明研究的重大成果。在学科整合方面，由于实证性与非实证性具有对立性，与现代比较文学教材体例上不相吻合。曹顺庆提出文学变异学的构想，通过《比较文学学》与《比较文学教程》的调整，把实证性内容放在一起成为影响研究，把变异性的内容单列出来，称为变异研究，这就解决了比较文学学科分科不当的情况，使学科体系更加的清晰，被评价为“换时代的比较文学教材”。二是文学变异学促进了国际文学的研究，变异学以跨越性为特征，从跨国、跨学科到跨文明，都不断打破固有藩篱，尊重多元文化，促进文学的大发展大繁荣。另外，变异学还提倡研究文学他国化，就是更加重视在编译过程中产生的语言规则的改变，催生出新的'文学样式，而新的文学样式的产生势必为世界文学提供新的风采。三是变异学提出了差异可比性的研究范式。回顾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的可比性都是建立在“同”的基础上，如法国学派的同源关系比较，美国学派的类同性比较。而随着跨文明的比较，那些“求同”的研究方法就失效了，而变异学就是以“求异”为根本的研究方法，它的提出为跨文明研究指出了一条道路，站到了世界比较文学研究的先锋位置。
三、比较文学变异学:从理论到实践
比较文学变异学顺应时代的发展，在理论创新方面，提出以“异”为主要研究目标，为世界比较文学提供了新的方向;在学科建构上，打破之前历时性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两大模块，解决了译介学、形象学等理论的学术分类问题，构建出新的比较文学体系;在学科理想上，倡导跨文明的研究，消解西方中心主义，促进多文明圈共同发展。在实际的理论运用方面，比较文学变异学也具有极大的实用性，为多种文学、文化现象做出解释，也令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运用变异学解决了学术难题。
文学变异学的实践首先体现在语言翻译上，不同国家的语言和文化基础不同，而翻译作为跨国研究的重要手段就非常重要“牛奶路”就是翻译史上的一段逸闻，1922年赵景深在翻译契诃夫短篇小说《樊凯》(今为《万卡》)时，将“Milk Wav”简单直译为“牛奶路”，遭鲁迅先生嘲讽“可怜织女星，化为马郎妇。乌鸦疑不来，迢迢牛奶路”。提出应译为“神奶路”，而后又有译者意译为“银河”。这表明“Milk Wav”是一个文化意象，在发源国指的就是希腊神话中赫拉的乳汁形成的天路，而在接受国中国的意象中牛奶路却没有对应的意象，而类似的银河却也失去了“WAV”的含义，这就是翻译的变异。谢天振先生就此问题解释为“翻译中文化意象的失落与歪曲”。好的翻译就须要正视这些文化意象的变异，调动译者的能动性，促进文学交流。又如我们流传甚广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就是殷夫翻译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自由与爱情”的诗，他进行了更为彻底的变异，在韵律上赋予了原诗歌并不具备的形式美与音律美。这些翻译变异的问题在文学变异学的理论中都获得了解释，谢天振先生的《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梳理了翻译传统，又提出了创造性叛逆、翻译与文化差异等前沿问题。曹顺庆《翻译文学与文学他国化》(《外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6期)在译介学基础上提出了翻译可改变语言规则，促成文学的他国化。
和语言的变异一样，国家民族形象在流传、接受的过程中也会出现变异，比较文学变异学主要针对的形象是“异国的形象，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的形象’，冬。最常见的对外国形象的概括来源于平时的口头禅，比如称呼美国人为美国佬、称呼日本人为日本鬼子、称呼印度人为印度阿三，这都是源于注视国对他者形象的一种再创造。当然随着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社会心理的变化，这些异国形象也会产生新的样貌。体现在文学作品上，如老舍在伦敦生活时创作的小说《二马》中对英国人的形象是傲慢的殖民主义嘴脸，而当老舍回国后，在《英国人》一文中回忆英国人的形象就变成了正直的印象。外国人看中国形象也有着差异，如《跨文化交流中的中国形象及迁移》(代迅《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1期)中所列举，唐代的中国在日本学者井上靖笔下是世界文化的交流地;在元代《马可·波罗游记》中，中国是高度文明的国度;而在清代，中国的形象在孟德斯坞的笔下是专制而恐怖的。这些形象的产生和变迁与注视者、先见、身份、异国环境及注视者和他者的关系有关，变异学的形象研究就立足于此。
文学在不同文明传播接受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因接受时代、环境、接受者的不同而产生的文化变异现象，变异学的接受学理论正好能阐释一些长久以来令人匪夷所思的文化现象，如寒山诗的流传与变异。寒山隐居山林之中，诗文不讲究格律用典，通俗易懂，知音甚少。直到宋代黄庭坚、陆游等人才对他有了一些关注。近代白话文运动中，寒山诗因为简明通俗，被胡适、郑振铎等人推崇，但30年代后期，这股热潮消退下去，又变得无人问津起来。不曾想到，寒山却在美国世界焕发了新生。美国翻译家斯奈德首先翻译了寒山的诗作，而后阿瑟·韦利、伯顿·华等译者翻译了百余首寒山诗歌，寒山诗歌一度成为美国人的口袋书，成为美国人的精神指引。赵渭绒《从变异学的角度看寒山诗在中美的接受差异》(《中外文化与文论》)2011年第2期)一文就是运用了变异学理论去解释这一文化现状。文章着重阐述了寒山诗从文化放送国到文化接受国流传的这一动态过程，看它在接受过程中的创造性改变。寒山诗的研究仅是一个案例，这样的文学现象仍有很多，这些现象在变异学看来是“在不同的文明体系中，当一种文化传播到另一种文化中时，就必然会面对一个吸收、选择、过滤、误读与变异的再创造过程”。
文学变异学存在十分复杂的形态，除了文学的语言、形象、文本文化变异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变异，就是文学从一国传播到他国后，在他国文化语境中被他国文化所同化，而发生的深层次的语言方式与文化规则的变异，形成文学的他国化。在中国作为文化的接受国，接受了印度佛教而逐渐消解重组构成中国自己的语言模式，形成了禅宗。而中国作为文化的发送国对日本文学影响深远，在日本形成的汉诗就是中国诗歌日本化的结果。自南北朝时期，日本就和中国有着文化的交流，到了盛唐时期，交流更甚，李白、王维与晃衡等都有着诗作的往来，第一部日本汉诗集《怀风藻》也是在盛唐时期完成的。从日本受容来看，起初他们笼统地接受中国古典诗歌的范式以及其中的儒家功利文学观念，无法自如地使用汉诗这种外来形式来表达内心情感。在其王朝末期，营原道真提出了“和魂汉才”力求日本汉诗的创新，而从奈良、平安时代到江户时代，日本汉诗创作内容走向审美内省，创作技巧上多用杂言体形式，加上日本汉字与假名，日本汉诗一步步靠近自己的文学传统。日本汉诗的发展体现了它从崇拜、模仿中国诗歌发展到融入本民族文学传统的总体趋势。对此，马歌东(《试论日本汉诗对杜诗的受容》，《陕西师大学报》1995年第2期)、肖瑞峰(《中国文化的东渐与日本汉诗的发轫》，《文艺评论》1998年第5期)、吴雨平(《唐诗选本的日本化阐释及其对中晚期日本汉诗创作的影响》，《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等进行了详细研究，是变异学中文学他国化的体现。
比较文学变异学自2005年曹顺庆提出至今近十年时间，变异学从理论走向实践，立足跨越性与文学性两大支点，建立以差异为主的可比性研究，具有时代意义。变异学的提出规范了比较文学体系，解决了众多文学现象与学术难题，促进了国际文学的交流与发展。变异学不仅是文明交往中的重要概念，也是比较文学中最有价值的内容，更是一种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重大突破，它坚持着跨文明研究的学科理想，提倡文学多元共生，文明和谐共荣，将世界文学定为比较文学的最终旨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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