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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多元法律性社会学的论文
关于多元法律性社会学的论文
一、本文对多元的划分和理解
（一）千叶正式“三重二分法”
法学家们向来对多元的法律有不同的划分，日本法学家千叶正式提出两种意义上的法：一种是传统的西方法学所认为的国家所制定或认可的正式的法或官方法，另一种是与此相对应的非正式的法或非官方法。再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对法的这种二元性进行划分，形成“多元法律的三重二分法”的最终理论。显然，这种分类方式主要是从国内法的角度来论述“法律多元”，符合本文阐述的范畴和重点。对单个国家的法律，可以用上三重二分法的分析性工具框架，在其运作的整个结构中对其进行精确的观察和分析。具体来说，首先，第一重二分法是官方法和非官方发，官方法是由一国之合法权威认可的法律体系及其组成部分，非官方是没有被任何合法权威正式认可，但在实践中被一定范围的人们—无论是否在一国疆界之内—之普遍同意认可的法律体系及其组成部分；第二重二分法是法律规则与法律原理，法律规则是指某种特定行为方式的法律规制的正式文字表述，法律原则是指某种与特定法律有特定联系的，建立、证明、为其指向，或补充、批评、修正现存法律规则的价值、理念及其体系；第三重固有法和移植法，广义上的固有法是起源于一个民族固有文化的法，狭义则指移植现代西方法之前存在于非西方民族固有文化中的法，而移植法从广义上讲是一个民族从异族文化中移植来的法，狭义是非西方国家从现代西方国家移植来的国家法。由此可见，千叶正式是从法的形成路径和法的社会适用性出发，对法的多元所做的是宏观分类，如果做进一步的咎源探讨，千叶正式也是在法社会学视角下探视法的多元，在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中寻求多元的法的路径和作用。千叶正式将官方法和国家法做不同的区分，国家法不是唯一的官方法，还包括被政府正式认可的教会法、地方法、家庭法、民族法和习惯法等。在我看来，事实上若论法律多元，通过国家制定和认可的法律都是社会进程当中人为地将某种规范划定为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法律规范，在此与之相对的应该为那些存在于社会当中，不被划定为法律规范的社会规范，它们更多是民间自发的调整人们行为和社会关系的规范。那如果将千叶正式对法律多元的三重二分的划分简化就称为由国家制定的法律规范和社会的自发规范，这种自发规范体现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道德、习惯、家庭、民族、教会等等，自发规范更是体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而社会的发展也是一个自发规范走向法律规范的过程。
（二）人类社会发展引领下的法律多元
在论述社会生活与法的多元之间的关系之前，我们不妨先举个例子：起初当现代交通事业迅速发展起来的时候，普通的大众需要某种规则来指导行人或车辆通行，然后当人们发现靠后或靠左行驶获得的社会效益更大的时候就会自觉的遵守这个规则，但当个别的人违反这个自发形成的规则时，给普通社会公众利益也造成不利后果，纵使社会舆论压力也无法使其纠正其错误，此时，社会公众产生这样一种共识，即应该用一种更加强有力的规则来惩罚违规者，也应该由此预防未来的违规行为，而这个共识的规则即便是由国家制定有关规范交通秩序的制定法。规则产生于交往活动，最初的规则是自发产生的，它是某一种交往模式逐渐形成并固定化的结果，这一模式的产生最初是出于偶然，而人们在交往的失败时遇到的纠纷，使人感觉到必须寻找能为别人所接受和能取得成功的交往方式，通过协商达成共识的规则就是社会规则。在任何一个群体里，人多事杂，要达到认识的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必然会存在一些破坏已达成的共识影响社会秩序的形成的现象，这也就使社会的大多数必须对他们的行为有所限制和加以制裁，规则的产生正是适应这一限制和制裁的需要，是为其提供一个确定的标准和依据。普遍认同的法的起源有一个从氏族习惯到习惯法，又从习惯法到成文法的演变和发展过程。国家和法其实是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逐渐地、同步地进化而形成的，在国家逐步产生的同时，法的起源从氏族习惯到习惯法再到成文法的演变和发展过程，同时也就是一个对人们行为从个别调整到规范性调整的过程，是由自发形成的规范到自觉制定或认可的规范的过程。法律多元概念是社会意义上的.而不是法律意义上，应该从社会学的角度来探讨，法律多元和社会多元是相伴而生的。如同上面例子所述，当单个社会事物由社会团体共同普遍实施演化成普遍社会现象法起源的一般规律，则需要不同的调整规范各自发生作用，法律规范和自发规范之间的关系正体现在符合需要制成法律的条件和必要时成为法律，而那些不符合制定法律规范的社会需要条件时，这些自发的规范也就没有必要被国家认定为法律规范，但它们并没有就此消失，而是作为多元的调整规范与法律规范并存。
二、法律来源于秩序：秩序的多元要求法的多元
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形成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正如上述所说，调整这种种的社会关系的包括自发规范以及法律规范，从而形成法的多元现象，而这种多元现象的最根本的依据就是在社会秩序中。在埃利希看来，社会是人类团体的组合物，这些构成社会的人类团体也是各式各样的，国家只是人类团体的一种，在团体多元的基础上必定会出现秩序的多元。首先，社会中成熟的社会关系下的自发规范符合社会团体内部秩序最基本的要求，即为各社会成员所认可，并在实际上支配成员之行动的规范，也就是埃利希所说的“活法”，即在团体内部活生生发生作用，形式多样，直接规定团体内成员的权利义务、社会地位、行为边界等，直接调整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次，由于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活带动下的社会统一化要求在各种交往关系下贯穿统一的规范，不是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自发形成的，而是由统一秩序强加的，这种统一的秩序要求下，最有力的规范就是具有国家强制效力的法律规范。埃利希将这种多元的秩序界定为一阶秩序和二阶秩序的并立：团体是内部秩序的创造者，每个存在着的社会团体都有其内在的秩序，这种秩序可以被称为一阶秩序；随着社会统一性的出现，大团体开始为它之中的小团体施加统一性的秩序规范，这种由社会为小团体施加的统一性内部秩序“根本不具有直接在团体中创设某种秩序的目的，而仅仅是把社会所创设的秩序带进各个团体当中。”社会生活中也必定存在着与国家无关的生活关系，一堆杂乱的法律规范也不可能涵盖多姿多彩的法律生活，非常细小的或是在某一个层面的现象往往反应出事物最真实最贴切的面目，正如诗人布莱克所言，是从沙粒去看世界，是从瞬间去禁永恒，“在世界的偏远角落发生的事才可能说明有关社会生活的中心问题”，偏远角落并不是不发达地区或农村偏落，其实生活是在每一块地方发生的，而每一块地方相对于这个世界来言，相对于人们认为的社会生活的中心问题来说都是偏远的都是一个角落。秩序多元不仅体现法的多元静态变化，还体现在有层次、带有位格的动态发展上。埃利希认为国家诞生后，社会可以利用国家这一机关给二阶规范以强有力的效力，即二阶规范可能转化为一阶规范。这是埃利希从强制力的被动实施到社会成员主动采用的角度得出的结论，而如果换种考虑方式：因为社会的发展推动社会不断加强的统一化，而使局部的、个别的自发规范普遍化、统一化，当然这种普遍、统一的规范不可能自发形成，而是需要人为的制定或认可，国家的出现使这种规范的制定、认可以及普及简单化，法律规范就是最有效的结果。而自发规范向法律规范转化的动向必然依赖社会生活的发展，当自发规范足以满足社会关系或社会纠纷解决需要，我们大可不必制定此类法律规范，若相同则是浪费国家司法资源，若是相悖则不足以真真切切解决纠纷、调整人们行为，就如同现代社会中，人们往往以法律规范调整由道德规范足以调整的现象，有时更是会起到消极的作用。倘若要将法律与其他维持社会秩序的机制区分开来，则必须找到除了法律可能发挥的功能之外的某种只有法律才具备的特征。
三、法律多元下的法律选择
（一）多元法的内部选择和进步
如果研究“法律多元”或“法的多元”应该具体由哪些实质内容填充以及这些内容间应该是怎样的格局分配的问题，当法律多元有了轮廓后，怎样对其进行血肉的填充和支架的调配就成为必要。综上所述，我们将多元化的法简单化为社会中存在的自发规范以及通过国家制定、认可的法律规范的并立和相互发生作用。而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以及社会进一步发展当中，这些多元法该怎样发挥作用或在发生冲突时怎样使之调和，就涉及到法律多元现象下法律选择的问题。随着人类社会不断的向前发展，自发的社会规范和国家制定或认可的法律规范也在同步的发生变化，因此，对于多元的法的内部选择就需要归顺“多元”的径路，使之更和谐存在，在此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唯一的指导原则，那就是秩序，只要能够满足社会生活合理科学秩序的需要就可以论清各元法不同的位阶和作用，应该以社会需求为依托，适应参差不齐的社会现象。由社会交往关系自发形成的社会规范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为人们所运用，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但社会的进步会导致一部分自发规范不能适应社会秩序的需要，这部分落后过时的规范就需要及时地废除，例如我国家长对子女身体的任意处分、不符合人道主义的家法，那么废除它就是最好的选择；法律规范并不是国家凭空制定的，其宗旨也是社会的具体发展，也是以满足社会秩序为指导，当自发规范被吸纳制定成国家法律规范后，并不是永远都起到优越效力，相反因为通过国家强制力，自上而下实施，往往存在着与民众的法律需求相脱节的特点，也需要及时的调整，在法理上就是法律的厘清。同时在对待社会纠纷的过程中，当出现法律滞后或漏洞或实质公正，就需要以法社会学的理论进行自由裁量，在自发规范和法律规范之间形成互补关系，也只有这样才能推进法的多元进一步融洽并存和进步，更好的保证社会生活秩序的有效性。
（二）无需法律的秩序
“法律中心论”，即把法律，特别是把国家以合法的立法程序制定颁布的成文法法律规范，视为社会秩序和发展的前提。也就如康德所说：“在近代世界，法律成了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但在法的多元这样的语境下，我们也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法律规范是多元中的一元吗？那法律就跟其他社会规范有等同的效力了呀？而实际上，法律是有国家强制力的。当事人是不是可以选择适用制定法或者其他社会规范调整？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更是无从谈起。就前面部分所述法律多元是社会生活的产物，是社会秩序多元的本质要求，法律多元更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正常的现象，而以法社会学角度来看的话，社会事物的轻重缓急，决定国家制定的法律规范并不能简单地看做是法多元化中的“一元”，也不能使法律规范脱离法律多元而成为独立规范体系，而是在多元状态下作为多元的肉体存在，但在地位上不同于自发的社会规范，这咎由于法律规范的形成过程，体现在法律规范具有终极的国家强制力。避免了在自然法学语境下，由于缺乏统一的、更高效力规范而使多种自发规范在调整社会关系时产生适用上的混乱。那我觉得，我们“人为”地制定法律，不能越俎代庖，如果自发的社会规范可以以被普通人能接受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时，没有必要硬要出台有国家强制力的制定法来调节。否则，会适得其反。界定权利的法律其实未必是正式的制定法或普通法，而更多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博弈形成的规范，或者说有效率的、好的法律其实就是符合这些规范的。法律是社会生活的产物，世界中的情况确实从来都不总是为立法规定的，自发规范的秩序是社会生活合作博弈的规范，没有正式的法律仍然可能有秩序人类社会。
四、结语
与其说法社会学是研究法律的一种方法论，倒不如说是探视法现象一个视角，法律作为国家的上层建筑，取决于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是社会生活的产物，法的多元化就是在法社会学语境之下对法现象的剖析，多元化的法就是以社会生活为土壤在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而现代社会，当人们越来越追求法律规范强制力的一劳永逸的成效时，似乎忘了社会秩序本来的面目，我们只看到了法律强制力对社会关系调整的最终效果，但对这种最终效果是否是社会生活秩序最真切的需要过而不问。在法社会学视角下强调法的多元性，不仅是对法现象做本质性的认识，而且是对社会自发规范和国家制定的法律规范发挥最优配置作用的要求，就此我们才能够对人类智慧所创造出的法律赞许的同时也不失对其的信心。
篇2：证据展示浅析论文
证据展示浅析论文
刑事证据展示，在西方称为证据开示或证据发现，是指案件提起公诉后到法院正式开庭审判之前，公诉人与辩护律师之间互相出示拟在法庭审判中出示的案件证据的一种活动。
刑事证据展示，可以实现控、辩双方的对等性，突出庭审重点，使控、辩双方在庭审前掌握对方证据，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从而更好地惩治犯罪，保护人民，维护社会稳定，确保司法诉讼公正。
我国庭审制度的改革，由过去的纠问式向现代的控辩式方式转换是司法进步的需要，是司法文明的标志。但由于与之相配套的证据展示制度没有实现，形成控辩双方的不对等性，侦查起诉机关拥有广泛的侦查权和先进的技术装备，可以广泛收集证据，并以国家为其强大后盾，而辩护方则显得势单力薄，这就使控辩双方在诉讼中的重要环节上形成了不对等性，动摇了控辩式庭审方式赖以存在的公平基础，妨碍了控辩式庭审方式的健康发展。由于我国没有实行庭审前控辩双方证据展示制度，从而使控辩双方在庭审前尽可能少地让对方知道自已的'证据及重要证据，而在法庭上却突抛秘密“武器”奇袭对方，导致庭审的无序和混乱，从而影响庭审效益，造成不必要的休庭和重复开庭。既降低了诉讼效率，也影响了诉讼公正，因此实行刑事证据展示制度是诉讼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司法改革的必然。
证据展示是与控辩式审判方式相配套的一种程序，现在已被世界上许多国家采用，我国的证据展示现处于摸索阶段，因为要实现证据展示制度，现在还没有具体的模式参考，而证据展示的实现，不是司法机关哪一家就可以确定的，需要检、法、律师三家经过协商，共同完成。作为一项与审判方式相配套的良好制度，为了充分发挥其优越性，应对证据展示的程序予以完善并依法予以确定，使操作起来可以有法可依，对违反规定的做到违法必究，使之保持良性健康运行。
结合实践，笔者认为，我国刑事证据展示应包括以下方面内容：
一、证据展示的时间
证据展示的时间十分关键和重要，什么时间进行证据展示十分讲究，证据在什么时间进行展示效果最好呢？总的说来，证据展示时间是在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以后，法院开庭审理之前这段时间，时间过早，律师有些情况未调查，不利于全部证据的展示，过晚则造成时间仓促，证据得不到充分展示。因此应在开庭审理前2-3天进行证据展示比较适宜，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开庭时间在开庭三日以前通知人民检察院，通知辩护人出庭通知书至迟在开庭三日以前送达，也就是说开庭的三日前，公诉人、辩护人都已明确开庭时间，且距开庭时间已近，案件接手已经历了一段时间，该调取的材料都应调取完毕，这时进行证据展示，有利于全部证据的展示，可防止双方在庭审中使用“秘密武器”搞突然袭击，造成不良效果。
二、证据展示的地点
证据展示的地点，根据现状，选择在检察机关比较可行。公诉人的工作环境相对固定，而律师由于工作关系，会东奔西跑，行迹不易固定，而且律师事务所人多混杂，不利于案件的保密工作。而检察院则有比较宽松的环境，实践中检察院的刑检部门大都设有“律师会见室”，可以将“律师会见室”同时用作“证据展示室”。此外，有关的案卷材料和相关证据也都存放于检察院，因此证据展示的地点应选择在检察机关。
三、证据展示的范围
证据展示是相互的，也是对等的。既有检察机关向辩护方的展示，也有辩护方向检察机关的展示。检察机关拥有侦查部门调取的证据和自行补查取得的证据，但其证据主要是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当然也可能有被告人无罪和罪轻的证据，辩护律师根据其职能其拥有调查取证权，根据辩护律师责任，他会收集到一些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的证据。因此，证据展示的范围，对检察机关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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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行政诉讼证据论文
行政诉讼证据论文
行政证据在行政程序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因一直放在诉讼程序中讨论，下面给大家提供了有关行政诉讼证据的论文，一起来看看吧！
摘要：我国行政诉讼证据制度多年来已暴露出诸多问题，与时俱进的修改迫在眉睫。11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行政诉讼法的决定，这是行政诉讼法实施24年来的第一次修改，明确了口头起诉，强化了法院受理程序约束，规定了案件异地管辖，减少了行政机关的干预，完善了行政诉讼证据制度，尤其是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规定“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此次修改体现了民主、法治、科学、务实的良性立法精神。有助于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更有力地保障公民权利，限制行政权力，维护司法权威，这也对执法主体执法方式、手段不断现代化、法治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关键词：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缺陷;完善
行政诉讼证据制度是行政诉讼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它既是当事人进行行政诉讼、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武器，也是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辨别争议事实真伪的工具。我国现行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的相关规定主要集中在《行政诉讼法》、最高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最高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规定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中。这些证据规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经济建设持续高速发展，社会经济生活中不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结合司法实践经验提出改善建议，以保障公民权利。
一、我国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的理论研究
（一）行政诉讼证据的概念、种类及特征
行政诉讼证据是指在行政诉讼中用以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一切材料和事实。我国《行政诉讼法》根据证据的来源和表现形式，将行政诉讼证据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以及勘验笔录、现场笔录。
相比较民事诉讼、刑事诉讼的证据种类来讲，行政诉讼证据具有一定特殊性，第一，行政诉讼证据多具有专业性和技术性。第二，行政诉讼证据具有复查性。第三，现场笔录是行政诉讼中特有的法定证据。
（二）行政诉讼证据制度体系
1、行政诉讼证明对象
证明对象是证据制度的首要问题。只有明确了证明对象，才能进一步明确由谁负责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举证责任）、如何进行证明（证明程序）、证明到何种程度为止（证明标准）。行政诉讼证明对象包括：与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和合理性有关的事实、与规范性文件合法性有关的事实以及行政诉讼程序性事实。其中，行政诉讼的中心任务和主要内容是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2、行政诉讼举证责任
目前，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理论关于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性质有权利说、义务说、权利义务说、风险义务说、责任说、负担说等等，尚没有统一的理解。我国《行政诉讼法》对举证责任有明确规定。
第一，在行政诉讼中，行政机关作为被告应当能够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这是依法行政原则的应有内涵。依法行政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职权、作出行政行为时要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严格依据实体法、程序法，充分收集证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作出行政行为。
第二，行政诉讼中，原、被告承担的举证责任不同。行政机关承担的举证责任为说服责任，而作为行政相对人作为原告承担的是推进责任，即原告只需初步证明行政机关所作出的行政行为在合法性方面存有争议。由于行政法律关系中双方当事人地位的不对等，原告无法或者很难收集到证据，而具备专业知识和技术条件的行政机关则具有更优越、更现实、更充分的举证能力。拉丁法谚云：“法律不强人所难”。因此，从举证难易方面来考虑，由被告负说服性的举证责任是公允、合理的。
3、行政诉讼证明标准
行政诉讼证明标准是指按照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无论是行政机关还是行政诉讼中的行政相对人，只要是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人提供证据对案件事实进行证明的情况下，所需要达到的证明程度的问题，它是人民法院审查行政案件的客观事实真相即客观事实。我国目前在司法实践活动中采取的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这是一种力求完美的证明标准，但是这种力求完美主义的证明标准在司法审判中并不能实现。笔者认为，在不同类型的行政诉讼案件适用的证明标准也是不同的，法官在具体的行政诉讼案件审理中应该根据行政行为的种类、行政案件的性质及对当事人权益影响的大小等因素具体考量多元化的证明标准。
（三）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的价值取向
从我国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的内容体系以及多年的实践发展来看，该制度逐渐展现出其独特的价值取向及精神底蕴，主要体现在对严格程序主义的追求和对司法中立性的恪守。《行政诉讼法》及相关解释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被告及诉讼代理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自行收集的证据不能证明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上述规定反映了司法审查对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合法性的严格要求，确立了“先取证、后裁决”的严格审查原则。另一方面，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加重了行政机关的举证责任，貌似偏颇，但鉴于原被告的地位不同、举证能力不同，该举证规则其实完全符合司法中立性要求，各方当事人均能公平地实现诉讼交锋。
二、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行政诉讼证据制度在立法方面的问题
1.我国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的立法过于原则。
我国目前尚并没有专门立法对证据制度进行规定。《行政诉讼法》关于证据的规范仅有六条，而相应的司法解释及个案批复也仅仅是对某些具体的证据问题作了补充，只是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证据制度立法匮乏的局面，不具有普遍适用性。但是，随着依法治国理念的深入人心以及对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要求越来越严格，这就需要进一步丰富行政诉讼证据制度体系，以规范行政诉讼审判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 2.行政诉讼证据规则体系尚未形成
一般说来，证据规则由取证、采证、查证、认证等规则组成。科学规范的行政证据规则体系既有利于防止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滥权擅断，同时有利于确定各类证据的证明力，最大化地反映案件真实。从而维护社会正义，保护社会政治、经济有序、正常的发展。但就我国实际情况而言，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体系远未形成。
3.合法性审查原则体现得不够明显
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职权主义色彩比民事诉讼更加浓厚，对行政案件的审理不受原告诉讼请求的限制，而是对被诉行为合法性进行全面审查。但是现有证据制度体现出特点是以当事人举证、质证为中心，这与合法性审查原则相背离。
（二）行政诉讼证据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对行政诉讼的理解各有不同，从而导致对举证责任、举证期限和诉讼程序方面存有争议。
1.原告的举证责任不明确。
（1）关于不作为案件，如何判断原告已经尽到提出申请的举证责任不明确。目前对于被告受理申请登记不完备的举证责任问题，在实践中争议很大，而且因为缺乏明确的标准，法院很难认定和适用以免除原告的举证责任，也就是说，原告很难举证证明自己已提出申请。
（2）关于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申请事项是否属被告法定职责范围由谁举证存在分歧。有的法院认为被告负举证责任有优势，应由被告负责。有的法院认为属起诉条件问题，应当由原告负举证责任。
2.原告的举证期限规定不科学。
原告提供证据时间在开庭审理前或人民法院指定的交换证据交换日不科学。如：关于起诉条件的证据;关于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违法的证据;关于一并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案件，损害事实的证据的提供时间;关于程序性事实;关于被告认为原告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提供证据的期限等都应当区分情况设定期限。
3.被告逾期举证的证明力。
行政诉讼证据制度规定被告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10日内提供证据，同时规定了正当事由的延期提供。但是，对于被告认为原告起诉不符合起诉条件或提出管辖异议的，对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举证可否超过10日举证期限问题存在争议。但是，对于被告在收到起诉状10日内没有提交的证据，在10日后又提交了，且该证据对证明被诉行为合法性非常关键，一律不予采纳是否科学，对此，法院应如何采信，原来在实践中意见不统一。自从2011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行政诉讼法的决定，此次修改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尤其是规定“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视为没有相应证据”，但是，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涉及第三人合法权益，第三人提供证据或者人民法院依法调取证据的除外。
这一重大改动解决了司法实践中被告逾期举证是否采纳的困境。同时明确规定在两种情形下，经人民法院准许，被告可以补充证据，一是被告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已经收集了证据，但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不能提供的;二是原告或者第三人提出了其在行政处理程序中没有提出的理由或者证据的。
三、我国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的完善
证据是法律程序的灵魂，离开证据的证明作用，任何精巧的法律程序都会变得毫无意义。同时，证据制度的完善不仅仅是法治文明的试金石，也是人类理性文明的标志，是尊重人权的必然要求。从现实实践中看，行政诉讼证据制度的缺失出现了诸多的弊端，我们应结合时代发展完善我国行政诉讼证据制度。
（一）加快我国行政诉讼证据立法的步伐。
关于制定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的体例问题，有两种看法，一种是主张刑事、民事、行政分别制定;另一种是主张制定一个包括三大诉讼有关证据问题的统一证据规定。笔者认为，三大诉讼虽各有特点，对证据问题也各有不同的要求，但是鉴于其均拥有共同的诉讼证据属性，在基本原理、基本理论和许多适用规则上也是相通的制定一部统一的诉讼证据规定，制定一个包括三大诉讼有关证据问题的统一证据规定。在制定“规定”的技术问题上，可以将三大诉讼证据所共同适用的原则和要求规定在总则部分，将其特殊性要求规定在分则中，分别适用。
（二）创设科学、严密的行政诉讼证据规则体系。
笔者主张吸收英美法系中证据规则的合理因素，在我国现有的行政诉讼证据规则基础上，设立有关取证、采证、查证、认证的一系列证据规则，形成具有内在逻辑性的证据规则。在行政诉讼中设立行政诉讼查证程序规则、行政诉讼适用的行政程序证据规则及行政诉讼审查程度规则。
（三）突出行政诉讼证据的公开性。
在制定证据规定时，公开性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则。突出行政诉讼证据的公开性对法院和行政机关具有积极的意义，一方面可以抑制法官滥用、懈怠职权，对法官形成约束，树立法院裁判公正的形象;另一方面，也能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因此，诉讼中，对于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情况应该在法庭上进行质证、认证。如果在法庭上认证确有困难，则应当在裁判文书中进行叙述，给当事人以明白的结果。不透明的诉讼机制使当事人对诉讼结果缺乏可预测性，难免使当事人，包括社会公众对法院的裁判顾虑重重，缺乏可信度。
（四）明确不同行政行为的证明标准
现行行政诉讼证据制度对证明标准表述为“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这是一种近乎完美的举证要求，但是根据行政诉讼独有的特点，对不同的行政行为应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对于行政相对人人身、财产权有重大影响的行政行为，应适用较高的证明标准，可以参照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即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如行政拘留、劳动教养、较大数额的罚款、吊销证照、责令停产停业等。从而约束行政行为，达到保护行政相对人的目的。对于行政居间裁决案件可以采用占优势的盖然性标准。对于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中发现违法嫌疑人，或者可能涉及本案处理的财产，有权依法采取临时性限制措施，如扣留、扣押、查封等等，这种措施具有临时性和保全性，有利于防止证据灭失，制止违法行为继续发生，由于案件情况紧急，最终处理结果难以确定，要求行政机关在采取保全措施时达到基本证明标准，只要证明采取保全措施比不采取保全措施的必要性大即可。对于一些特殊的专业性较强的行为，如考试成绩评定、能力判断、环评等，行政机关更专业更有发言权，法院主要审查其在作出时是否公平、公开，可以采用更低一些的证明标准。
总之，法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行政诉讼制度旨在通过司法审查，既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为之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救济，又对行政权力行使者进行监督，对违法行政进行纠正，旨在使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达到法律所期望的公正、和谐状态。行政诉讼法贯穿于法治体系始终，而行政诉讼证据制度又是行政诉讼法的核心，现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只有得到有效高效实施，才能真正做到行政诉讼是阳光下的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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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证据解析审计风险论文
证据解析审计风险论文
1审计风险及风险模型
审计风险是指被审计单位财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而审计人员出具不恰当审计意见和结论的可能性。由于审计风险取决于重大错报风险和检查风险两个要素，所以审计风险模型就由这两个要素构成，表示为：AR=RMM×DR,其中，AR是审计风险；RMM是重大错报风险；DR是检查风险。
2审计风险模型构成要素分析
2.1审计风险构成要素的关系
审计风险构成要素包括重大错报风险和检查风险，其中重大错报风险是指被审计单位的财务报表在审计前存在重大错报的可能性，这是被审计单位所承担的风险；检查风险是指某一认定存在重大错报，但审计人员未能发现这种错报的可能性，这是审计人员所承担的风险。在既定的审计风险水平下，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与可接受的检查风险成反向变动关系。
即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越高，可接受的检查风险越低；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越低，可接受的检查风险越高。即当公式表达为：AR=RMM×DR的总值一定时,其中，RMM（重大错报风险）越高，DR（可接受的检查风险）越低。
2.2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反向变动关系
首先，从两个构成要素的定义来看，在审计前被审计单位存在重大错报的可能性越大，就说明被审计单位错报得越严重，即重大错报风险越高，所以对审计人员测试的要求就越高，即要充分发现被审计单位的各种重大错报，以使自身承担的风险，即可接受的检查风险尽量降低。
所以二者存在反向变动关系。反之，如果重大错报风险越低，就意味着被审计单位存在重大错报的可能性不大，或错报得不是很严重，那么就不会对审计人员的测试提出过高要求，或是可以适当忽略一些非重大的错报，那么审计人员自身所承担的风险即可接受的检查风险就可以适当提高。所以二者仍存在反向变动关系。其次，从审计风险模型要素与相关概念的关系来看
2.2.1重大错报风险与审计重要性是反向变动关系
一方面，重大错报发生的可能性越大，错报造成的影响就越大，因为是重大错报，已经以重要性水平高为前提，所以有些人不免认为重大错报风险与审计重要性是同向的；但是另一方面，正因为发生的是重大错报，审计人员认为被审计单位的问题严重，所以本着谨慎性原则，审计人员要把审计重要性水平设定为低值，这样的话才能扩大审计测试的范围，更多地查找问题，以使更多的错报都被测试出来。
按照前面对审计重要性与审计风险的关系分析，表面上是使审计风险加大了。但实际上潜在的更多的审计风险则会被避免。所以我们更加认定的是后者，即重大错报风险与审计重要性是反向变动关系。
2.2.2重大错报风险与审计证据是同向变动关系
重大错报风险与审计证据的关系可以借助审计重要性和审计证据的关系，如前所述，审计重要性与审计证据之间是反向变动关系，因为重要性水平设定为低值时就要加大审计测试的范围和程度，所以就需要通过更多的审计程序获取更多的审计证据支持。
而审计重要性与重大错报风险我们认定也是反向变动关系，从而推导出重大错报风险与审计证据是同向变动关系，即重大错报风险越大，就需要更多的审计证据支持。综上可以结合审计风险与审计重要性及与审计证据的关系可以推断出审计风险与重大错报风险是同向变动的。
2.2.3检查风险与审计重要性是同向变动关系
关于检查风险与审计重要性的关系，可以通过审计风险与审计重要性的关系进行探讨。因为审计重要性与审计风险是反向变动关系，即审计重要性水平设定为低值时，就会加大审计人员测试的范围和难度，所以审计人员出具不恰当审计意见的可能性就越大，进而承担的`审计风险也大。但是不能以此就判定检查风险与审计重要性也是反向变动的。
因为在审计模型里，检查风险是指可接受的检查风险，而不是表面呈现的检查风险。那就意味着审计重要性水平设为低值时，就要求审计人员进行更全面详细的检查，以使其能充分发现被审计单位的重大错报。所以在此前提下，容许审计人员疏漏的情况是很少的，那么可接受的检查风险也应该是低值，即检查风险与审计重要性是同向变动关系。
2.2.4检查风险与审计证据是反向变动关系
因为一方面，审计重要性与审计证据之间是反向变动的关系，即审计重要性水平设置为低值时，就会扩大审计范围，也就需要更多的收集审计证据；另一方面，检查风险与审计重要性是同向变动关系，重要性水平越低，可接受的检查风险也应该是低值。
所以可以推导出检查风险与审计证据是反向变动关系，也就是当可接受的检查风险较低时，就需要更全面深入地测试出被审计单位的错报漏报，也就需要更多地收集审计证据予以支持。综上可以结合审计风险与审计重要性及与审计证据的关系，可以推断出审计风险与可接受的检查风险是反向变动关系。
2.2.5分要素认定审计风险与审计重要性的关系
通过以上对审计风险构成要素的分析，可以判定审计风险中的重大错报风险与审计重要性是反向变动的关系，而其中的检查风险与审计重要性是同向变动关系，所以通过审计风险模型的构成：审计风险=重大错报风险×检查风险，可以判断乘积关系得出的审计风险与审计重要性是反向变动关系。这也是与前面对两个概念的关系表述一致的。
2.2.6分要素认定审计风险与审计证据的关系
同样，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审计风险模型中的重大错报风险与审计证据之间是同向变动关系，而可接受的检查风险与审计证据是反向变动关系。那么由审计风险模型的乘积关系一般可能得出审计风险与审计证据也是反向变动关系。这是与之前对这两个概念的关系表述不一致的。那么问题首先反映在检查风险上。
风险模型中的检查风险只是审计人员表面承担的风险，那么此检查风险就与审计证据是同向变动关系，而保证最后得出的审计风险也是与审计证据同向变动的。但是审计学原理的审计风险模型的检查风险是指可接受的检查风险，它与审计证据是反向变动的。那么问题的解决是否可以通过审计风险模型的要素构成关系式来解释呢？
篇5：审计重要性、审计风险及审计证据论文
审计重要性、审计风险及审计证据论文
一、重要性与审计证据之间的关系
重要性是审计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我国《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10号――――审计重要性》对重要性的定义是：“被审计单位会计报表中错报或漏报的严重程度，这一程度在特定环境下可能影响会计报表使用者的判断或决策。”可见，重要性实质上强调的是错报与漏报的“程度”，而且这一“程度”是从会计报表使用者的角度来考虑的。如果会计报表中存在的错报或漏报能够使会计报表使用者改变其原有的决策，则这种错报或漏报就是重要的；反之，则是不重要的。实际上，重要性可以解释为可容忍错报或漏报的最高界限，超过这个界限的错、漏报是不能容忍的，而低于这一界限的错、漏报是可以接受的。
审计过程中必须运用重要性原则，其运用的情形有二：一是在编制审计计划时对重要性的水平做出初步评估，以确定拟执行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和范围，借以提高审计效率；二是在评价审计结果时，对重要性进行判断，以确定已执行的审计程序是否充分，借以保证审计质量。就第一种情形来看，审计人员之所以要对重要性水平做出初步判断，其目的就是要确定审计证据的数量，因为重要性是影响审计证据充分性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由于重要性是一种可容忍错报或漏报的最高界限，因此，如果重要性水平定得越低，说明可容忍的错报或漏报程度越小，就要求执行越充分的审计程序，从而获取越多的审计证据；反之，如果重要性水平定得越高，说明可容忍的错报或漏报程度越大，则可执行有限的审计程序，从而所需要的审计证据就可以少些。
例如，为合理保证应收账款账户的错报或漏报不超过l万元所需收集的审计证据，比为了合理保证该账户错报或漏报不超过2万元所需收集的审计证据要多。由此可见，重要性与审计证据之间成反向关系。
二、重要性与审计风险之间的关系
《独立审计准则第9号――内部控制与审计风险》将审计风险定义为：“审计风险是指会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或漏报，而注册会计师审计后发表不恰当审计意见的可能性”。可见，审计风险实质上强调的是会计报表中未被查出的重大错报或漏报对审计意见的影响，由于审计测试和内部控制的`固有限制，审计人员不可能将所审计报表中所有的错报或漏报都审查出来，所以审计风险始终存在，但审计人员在审计测试过程中，又总是希望通过执行合理必要的审计程序，尽可能将审计风险降低至可接受的水平，同时提高审计工作的效率，这就需要充分考虑重要性与审计风险二者之间的关系。
在审计中，重要性与审计风险之间成相互作用的反向关系。首先，重要性水平越高，审计风险就越低；重要性水平越低，审计风险就越高。重要性是决定审计风险水平高低的关键因素，审计人员对重要性水平的判断直接影响审计风险水平的确定。如果审计人员确定的重要性水平较低，则审计风险就会增加；所以审计人员必须通过执行有关审计程序来降低审计风险。这里，重要性水平指的是金额的大小，而且是从会计报表使用者的角度来判断的。比如，一般来说4万元的重要性水平比2万元的重要性水平高，如果重要性水平是4万元，则意味着低于4万元的错报与漏报不会影响到会计报表使用者的判断与决策，审计人员仅仅需要通过执行有关审计程序查出高于4万元的错报或漏报。如果重要性水平是2万元，则意味着金额在2万元到4万元之间的错报或漏报仍然会影响到会计报表使用者的决策与判断，审计人员不仅需要执行有关审计程序查出金额在4万元以上的错报或漏报，而且还要通过执行有关审计程序查出金额在2万元至4万元之间的错报或漏报。可见，重要性水平是4万元的审计风险比重要性水平是2万元的审计风险低。其次，在一定程度上，审计风险水平的高低又反作用于重要性水平。审计人员在对重要性水平进行初步判断时，应当考虑审计风险这一因素。《独立审计准则第10号――审计重要性》第ll条就指出了审计人员对重要性水平做出初步判断时，应当综合考虑的重要因素，其中第3款就是考虑“内部控制与审计风险评估的结果”，如果内部控制越差，评估的审计风险越高，确定的重要性水平就应越低；反之，如果内部控制行之有效，审计风险综合评估水平较低，则重要性水平可以确定得高一些。
由于重要性与审计风险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反向关系，所以重要性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审计人员对其将要执行的审计程序的确定，进而影响审计工作效率和所面临的审计风险。如前例，如果原本是4万元的错报或漏报才会影响到会计报表使用者的决策，而审计人员将重要性水平评估为2万元，显然，重要性水平偏低，这样会使审计人员误认为审计风险较高，为了降低较高的审计风险，就会扩大审计程序的范围或追加审计程序，而实际上没有必要，只能是浪费时间和人力，降低了审计效率。相反，如果原本2万元的错报或漏报就会影响到会计报表使用者的判断或决策，而审计人员却将重要性水平确定为4万元，重要性水平偏高，这样会使审计人员误认为审计风险较低，所执行的审计程序要比原本应当执行的审计程序少，审计范围小，收集的审计证据不充分，必然导致错误的审计结论，其结果是审计人员承受的审计风险增加。由此可见，重要性水平与审计风险之间成反向关系，这种关系对审计人员将要执行的审计程序的时间、性质、范围有着直接影响，审计人员应当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合理确定重要性水平。
三、审计风险与审计证据之间的关系
由上所述，由于重要性与审计证据成反向关系，重要性与审计风险之间也成反向关系，所以可以推定审计风险与审计证据之间成正向关系。也就是说，如果审计风险越高，所需收集的审计证据数量也就越多。根据这一关系，审计人员可以根据其对审计风险的评估，来确定审计证据的需要数量，以达到证据充分性和适当性的要求。如果审计人员初步估计的审计风险水平较高，说明审计对象较为复杂，审计的内容也较为广泛，审计人员发表恰当审计意见的难度就大，失误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这时审计人员就要实施越详细的实质性测试程序，收集更多的审计证据，以便将审计风险降低至可接受的水平。反之，如果评估的审计风险水平较低，则审计人员只需要执行有限的审计程序，收集较少的审计证据。例如，被审计单位业务复杂，内部控制差，管理当局品行存在问题，财务状况恶化，频繁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等等，均可认为面临着很高的审计风险，或者将审计风险评估为高水平，审计人员都应获取更多的审计证据。我国《独立审计准则第5号一一―审计证据》第7条指出，审计人员判断审计证据是否充分适当，应当考虑的因素第一个就是审计风险，可见，审计风险与审计证据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总之，重要性、审计风险、审计证据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制约或影响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只要其中一个因素发生变化，其他一个或两个因素必然也会发生相应变化。因此，注册会计师在审计中必须要把这三个因素作为一个整体全面考虑，同时兼顾，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较好的审计效果。
篇6：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浅论论文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浅论论文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概述
何谓“非法”，法学界似乎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按照《牛津法律大辞典》的解释，非法是“指与法律相抵触、没有确切含义和后果的笼统概念。它可能指确实违反法律或是指被禁止的、应受惩罚的或犯罪的行为。或者也可能仅仅指违反法律义务，或与公众政策相悖且无法强制执行的行为。”[1]当然，对于法律的理解不能仅限于国内法，也应当包括该国批准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国际公约在内。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定义，由于各国法律体系的差异、法治观念的不同以及适用范围与具体条件和要求不同，目前也未能形成一个较为统一的概念。有人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通常指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使用非法行为取得的证据不得在刑事审判中采纳的规则。”[2]我认为这一概念能够基本上反映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内涵与特点，在本文中我也将使用这一概念。
大家普遍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初起源于美国，并认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19通过对审理威克斯诉美国案后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得以在美国联邦法院的刑事诉讼中适用，然后又通过一些判例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扩大到各州法院刑事诉讼中适用，一直延续至今。期间尽管遭遇到一些阻力甚至来自国会的'阻力，但都未能动摇该规则的适用。当然，与最初形成该规则时的内容相比，也进行了不断的补充与完善。
由于美国并不是通过成文法来详细、具体规定哪些行为所取得的证据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而主要是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案件中依据“宪法性权利”的相关规定形成警察机关在刑事调查收集证据中应当适用的规则，并通过判例的形式确定了未适用该规则所取得的证据将会被作为非法证据而被排除，以促使侦查机关能够予以遵守。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对证据的定义为“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民事诉讼法并没有对证据作出定义，而且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及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分别以法律的形式给证据作出了分类并分别分为七种类型，而且尽管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并未规定由此而取得的证据不具有可采性（司法实践中也是如此），因此我认为并不能因为有这些规定就可以认为我国已经形成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先后于12月21日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于7月24日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都作出了“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等类似规定，但由于这些司法解释的规定并不完整，再加上限于司法解释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也无法单独依靠司法解释来解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立，而且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本质和主要目的都是规范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调查与收集行为，也就是主要涉及到侦查机关（在我国主要为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的刑事侦查行为，在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也无力予以约束。因此，我认为我国尚未建立起比较全面而完整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二、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内容简要介绍
由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早起源于美国，所以我们必须对该规则的起源及发展进行一定必要的回顾才能明白其内容与意义。191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威克斯诉美国案中，警察在没有逮捕证的情况下在其工作地点逮捕了被告人，然后又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对被告人家中进行搜查，并获得了被告人犯罪的证据。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中认为，警察无证搜查和扣押被告人的信件与财产违反了密苏里州的宪法及美国联邦宪法第四、第五修正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处于对宪法的维护以及对公民宪法权利的保护的角度来考虑，应当排除使用非法方式取得的证据。[3]当然，美国最初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仅是针对非法搜查与非法扣押行为，而且并不是每个州的法院都愿意接受这一规则，直到经过法律正当程序革命特别是经过美国最高法院在1961年对马普诉俄亥俄州的审理，[4]从而使得美国各州也必须遵守这一规则。当然这些都还是针对非法搜查得到的实物证据而言，如果扩展到非法获得的一切证据都予以排除，也走过了一段较长时间的路，通过一个较为著名的案例即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建立了米兰达警告规则（或直接被称为米兰达规则）。[5]由于米兰达规则已经不再只是针对警察机关
[1] [2] [3] [4] [5]
篇7：论数字证据的论文
论数字证据的论文
[摘 要] 基于证据在程序中的重要地位以及证据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紧密关联，要促进程序法在数字时代的发展，首先要研究的便是数字技术对包括民事、行政、刑事证据在内的程序证据制度的影响，论 数 字 证 据论文。使用“计算机证据”、“电子证据”概念并不能科学的归纳出这种证据的内涵，而“数字证据”概念则更符合其之本质特征。在证据类型上，数字证据与书证、视听资料等已有证据类型颇不相同，是一种新的独立的证据类型，并且，在证据规则上，数字证据具有与其数字技术特性相应的新规则。
[关键词] 数字化；数字证据；视听资料；书证 ；数字证据规则
STUDY ON THE DIGITAL EVIDENCE
YU Hai-fang ，JIANG Feng-ge
(Law school of Yantai university, Yantai Shandon, 264005)
Abstract： In order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cedural law, we should study the effects of digital technology on the system of evidence. As for the concept, digital evidence should be adopted , instead of computer evidence or electronic evidence; as for the sort of evidence, digital evidence should be a new sort of evidence through the comparison with documentary evidence and audio-visual reference material. As for the rules, there must be some special rules for digital evidence. When do some research on the new problems as a result of hi-technology, we should connect the technological characters of it and the feature of it.
Key words： digitalization; digital evidence; documentary evidence; audio-visual reference material ;rules of evidence
[中图分类号] D 925.1 [文献标识码] A
具有相辅相承关系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是人类文明不可分割的整体，自然科学成就以及其所积累起来的大量实证科学知识，为社会科学提供新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而社会科学不仅要思考具体社会关系中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还要回答自然科学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制度层面和道德层面的问题，法学论文《论 数 字 证 据论文》。包括法律在内的社会科学往往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在对自然科学所引导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的同时获得了自身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从法律纵向发展历史来看，每次重大技术进步都会在刺激生产力飞跃提升的同时促进法律进步，工业革命时代如此，当前以数字技术为主导技术的信息革命时代也是如此。数字技术推促环境迅速发展、改变，使法律不得不正面回答其所提出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进行的一般是实体法的扩展与新创，随之而来的则是程序法的映射修正。但是由于目前研究正处于伊使状态，许多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面对数字技术对法律提出的不同以往的挑战，体现于合同法、知识产权法、行政法的一些程序流程中，我国在一些实体法中已开始逐渐进行解决，但在程序法上却仍未开始这方面的尝试。在当前已经出现的大量技术含量极高的案例中，作为程序的核心——证据制度。
篇8：证据保全申请
申请人： 申请人与 案， 已于 因 年 月 一 日向你院提起诉讼。现因该案证据即将灭失(或者是以后难以取得)，为此，申请给予保全证据。现 将案件事实、理由和具体请求目的分述如下：
事实和理由：
请求目的：
此致
人民法院
申请人： 年 月 日
篇9：证据保全申请
申请人: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姓名____________职务____________________ 本税务机关因________________一案的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 36 条的有关规定,现向贵院提出保全证据申请如下: 一,需要保全的证据:________________(名称)____________件. 二,现该证据于____________________(证据所在地或所有人). 三,请求采取证据保全措施的事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请求采取证据保全措施的理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致 人民法院 申请人(签名或盖章) 证据保全申请书表项说明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 36 条的有关规定,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 况下,诉讼参加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制作〈证据保全申请书〉。
篇10：证据保全申请
【填写说明】
1、说明案件已受理在案。
2、事实与理由。写明证据急需保全的.原因，如果某些证据可能损毁、变形或不 复存在，或者证人年老、病重、将要死亡或出国留学、定居等。 3、请求目的，即申请人要求怎样保全，采取什么保全措施要具体写明。可以请 求采取拍照、录象、绘图、制作模型、记录证人的证言等等。
申请人：**，男，××岁，×族，××省××县人，××县××乡菜农，现住××县××乡。
案由：蔬菜购销合同纠纷
请求事项：
请求仲裁机构裁准保全证据，及时向证人B提取证言。
事实和理由：
(应祥述事实，此略。)基于上述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规定，特请求仲裁机构裁准保全证据，并转由人民法院迅速向证人B调取证言，以保证仲裁活动的顺利进行。
此致
××市仲裁委员会
篇11：证据申请书
申请人：__________
申请事项：__________
申请法院前往国土资源局调查取证关于土地使用权证全部登记情况档案。
申请事实与理由：
申请人未申明放弃继承权的情况下，被告却擅自将涉案遗产登记在其名下，并在过世后由两被告变更登记的形式据为已有，严重损害了原告合法继承权，并已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
申请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调取关于土地使用权证全部登记情况档案，特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之第三条规定，申请贵院调取。
特此申请，望准为盼。
此致
__________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_____
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篇12：证据申请书
申请人：_______________，户籍所在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请求事项：
请求法院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_______________支行调取：_______________（身份照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账户流水和余额，_______________的账户（帐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事实和理由：
_______________与_______________离婚纠纷一案，已经由贵院立案受理，案号：（_____）__________民初字第____________________号。现为查明夫妻共同财产，个人调取存在困难，特向贵院申请调取。
此致
__________县人民法院
代理人：_____
________年月日
篇13：证据申请书
申请人：__________有限公司，地址：_____市_____路_____号，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_____，男，_____岁，经理。
委托代理人：_____，男，_____岁，副经理。
被申请人：__________股份公司，地址：_____市_____路_____号，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_____，男，_____岁，董事长。
申请事项：
因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购销合同质量纠纷一案，申请诉讼证据保全。
申请理由：
因可以作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购销合同质量纠纷一案证据的购销合同供货样品有可能被藏匿，该证据现存放在被申请人处。为此，特申请法院对上述证据实施保全。
此致
_____市_____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__________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
___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篇14：民事证据立法研究管理论文
民事证据立法研究管理论文
在民事证据法领域，修订及完善现有的证据规则，构建适合中国的完备的证据法律系统，已经成为了法学界与司法实务界的共识。在进行必要理论准备的基础上，一些学者已经研究、起草了一些民事证据法草案（民间草案），如中国人民大学陈界融博士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证据法》（建议稿）：
①中国人民大学肖建国副教授和复旦大学章武生教授起草的《民事证据法》（建议稿）。
②清华大学张卫平教授、法官学院毕玉谦教授等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证据法》（建议稿）等。
③但是，一些学者对于制定单独的民事证据法仍然持有不同意见，如王利明教授主张将民事证据法的内容放在民法典内，陈桂明教授则主张将民事证据法的内容放在民事诉讼法典内。
④在比较上述证据法草案后，我们发现各草案在内容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上述表明，民事证据立法的体例、民事证据法应当具备的内容等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
事实上，许多学者已经从国外立法例、立法技术等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了非常有见地的研究。但作者认为，要澄清上述问题，更重要的是从证据法的本质属性着手进行分析。在下文中，作者将从经验与证据规则之间的关系入手，研究、解决三个问题：
（1）证据法是否能够脱离诉讼法单独存在；
（2）独立存在的证据法应当具有什么内容；
（3）如何平衡证据规则与法官自由裁量之间的关系。
一、从经验到规则：证据法与诉讼法的分野
何家弘教授认为，现代司法制度在认定案件事实方面已经实现了从“告知真理”到“发现真理”的转化。
⑤这就意味着，现代司法制度对案件事实的发现采用的是“发现”的方法，即通过某种方法来探知发生于既往的事实。我们研究与构建证据法律系统的目的就在于建立一种在司法过程中发现既往事实的方法与制度。
根据哲学理论的一般观点，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主要方法是演绎法。这一论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具体到司法制度，在司法过程中，演绎法对于裁判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⑥普遍认为，“三段论”的演绎推理是大陆法系诉讼的主要推理方式。作者认为，“三段论”推理也普遍存在于英美法系的诉讼过程当中。人们一般认为由于英美法系国家奉行判例法制度，类比推理才是他们诉讼过程的主要推理方式。事实上，类比推理只是英美法系法官寻找“三段论”大前提的一种推理方式，即他们通过类比推理以及逻辑推理以外的方式，如美国著名法官卡多佐所提出的“历史、传统和社会学的方法”少社会学的方法“等。
⑦寻找每一个案件所应当适用的法律规则，即寻找”三段论“推理的大前提，在此基础上结合庭审认定的事实小前提以作出裁判。因此，用三段论来描述英美法系司法推理的宏观过程是适当的，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司法推理的区别仅仅在于：英美法系法官寻找大前提的过程是复杂的，需要通过额外的类比推理甚至一些逻辑推理之外的推理方法。
⑧如辨证推理；
⑨而大陆法系法官则可以从现存的成文法中轻而易举地找到三段论的大前提，其过程简单得可以被忽略。
⑩在运用演绎法形成裁判的司法过程之内，还存在着演绎法的个别运用。其中，通过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也借助了演绎法。例如：一般认为，只有债务人才会向债权人写欠条；有一张甲写给乙的，并签署了甲的姓名的欠条；结论是甲为债务人，乙为债权人。从上述例子中可以看出，证据本身属于认定案件事实这个演绎过程中的小前提。那么，大前提是什么呢？一般认为，当存在证据规则时，证据规则是大前提，在没有证据规则的情况下，经验法则是大前提。
“经验法则是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以及科学实验中通过对客观外界普遍现象与通常规律的一种理性认识。司法审判上的经验法则是社会日常经验法则的一个必要而特殊的组成部分，其特殊性表现在法官常常根据自身的学识、亲身生活体验或被公众所普遍认知与接受的那些公理经验作为法律逻辑的一种推理定式。”
简单说来，经验法则本质上是一种经验，这种经验来源于法官对既往工作、生活经历的总结，体现了法官的价值观，反映了具有时间差异的事物之间的联系，如：现实的欠条与既往的借贷事实之间的联系，事故现场的刹车痕迹与既往的车辆行使速度之间的联系等。在没有证据规则的情况下，现存的证据与既往的事实之间的连接点就是经验法则。或者说，经验法则是在缺乏证据规则的情况下法官运用演绎法发现案件真实的大前提。
在存在证据规则的情况下，证据规则就是演绎法的大前提了。证据规则实际上也是一种经验。例如，传闻证据规则否定传闻证据的证据能力，是因为经验告诉人们，道听途说的消息往往是不准确的，但又很容易误导听取传闻者，因此为了避免误导，只能将传闻证据拒诸法庭之外。又例如，书证的原件要比复印件具有更强的证明力，是因为经验告诉人们，伪造复印件比伪造原件要容易得多。因此，从本质上讲，证据规则也是一种经验。与经验法则不同的是，作为证据规则的经验是经过司法实践反复检验、屡试不爽的经验，为了指导法官判断证据，立法者将这些经验总结成为法律，从而完成将经验上升为证据规则的过程。
根据哲学理论的一般观点，形成演绎法大前提的方法是归纳法。这个论断在证据演绎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好的印证。证据演绎的大前提是证据规则或者经验法则。无论是证据规则还是经验法则，都是人们日常生活、工作经验的总结与归纳。
因此，证据立法的过程是一个从经验到规则的过程，是一个形成证据演绎大前提的归纳过程。而运用证据发现真实的过程则是一个证据演绎的过程，证据规则是这个过程的大前提，而证据则是这个过程的小前提。我们制定证据规则，主要就是要将经过司法实践检验的，能够正确指导法官判断证据的经验上升为规则。
有关证据能力、证明力等的证据规则是证据演绎推理的大前提，而作为演绎推理大前提的规则，从法律规则的角度看具有实体法的属性。可见，有关证据能力、证明力等的证据规则与诉讼规则相比具有了本质上的差异：前者是实体规则；后者是程序规则。实体规则作为演绎法的大前提，是对社会事物抽象后的一般性判断。这种判断如果要具体到个案当中，则需要服从程序规则的安排。诉讼的实际结果由于诉讼程序或具体程序的差异可以有极大的不同。
具体到发现真实的诉讼环节当中，由经验上升而来的证据规则在经过适用后能否实现最大限度接近客观真实的价值目标，对程序安排的依赖性非常强。例如，为了保障作为演绎小前提的证据资料的真实性，必须设计检验证据的宣誓程序、质证程序。又例如，呈现在法庭上的证据资料越多，证据演绎所得出的结论就越接近真实，为了方便当事人发现证据，就必须设计证据开示的程序。归根到底，证据演绎是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内进行的，与发现真实相关的程序实际上就是对证据演绎过程的安排。
这样一来，与发现真实相关的规则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证据演绎推理大前提的证据实体规则；另外一类则是作为安排证据演绎推理过程的证据程序规则。证据程序规则在诉讼法所营造的司法大空间之内又营造了一个发现真实的小空间，而证据实体规则在这个小空间内指引着法官对证据的判断和当事人对证据的运用。
因此，证据实体规则与证据程序规则既是相互关联的，在性质上又是径渭分明的。证据实体规则与证据程序规则可以相互分离出来，前者可以独立成法，后者可以规定在诉讼法典当中。当然，立法上的分离无法掩盖两者之间的关联，正如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联一样。证据程序规则的设计不应当满足于纯粹的程序正义，其所实现的正义应当是在追求完全程序正义的过程中所实现的不完全程序正义。[15]证据程序安排的结果应当是在追求客观真实的过程中所实现的法律真实。在设计证据程序规则时既要反对“绝对工具论”，又要反对“程序至上论”，在追求程序内在价值的同时必须最大限度地兼顾程序的外在价值，以发现客观真实作为衡量证据程序规则正当性的重要指标。
目前学界内存在这样一种观点，发现真实是诉讼的主要目标，证据规则是诉讼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将证据规则从诉讼法中独立出来，诉讼法将便得空洞无物。这种观点的错误之处就在于没有将与证据相关的规则进行性质划分。将证据规则独立成为证据法，并非将所有与证据相关的规则都从诉讼法中剥离出来，所剥离的仅仅是那些证据实体规则，证据程序规则仍然规定在诉讼法当中。因此这种担忧是没有必要的。
除了性质差别的因素外，其他的一些因素也决定了证据规则独立成法的必要性：为了尽可能指导法官判断证据，应当将更多的司法经验上升为证据规则，如果将全部的证据规则都纳入诉讼法典当中，会造成诉讼法典的局部臃肿；作为经验总结的证据规则必然会随着人们对世界认识水平的提高与经验的不断积累而发生变化，如果将证据规则纳入诉讼法典当中，为了保持诉讼法典的稳定性，这些变化就不能通过法律的修订工作而及时得到立法体现；在司法实践工作急需证据规则指引的情况下，如果将证据规则的制定纳入工作量巨大的诉讼法典修订工作当中，无法满足现实的立法需要等。
这些理由结合上述对证据法属性的分析，决定了证据实体规则应当独立成法。
二、经验的演绎：证据法的应有内容
通过上文的论述可知，我们所讲的证据法，是法官判断证据的根据，而非法官运用证据发现真实的程序安排。法官判断证据的规则是证据演绎推理的大前提，具有实体法的属性。这些规则本质上属于经验，它们在司法实践当中得到了检验，从而被立法者上升为法律。因此，制定证据法的过程主要是从经验到规则的归纳过程，而运用证据法的过程则是一个证据演绎的过程。
事实上，目前一些由学者起草的民间证据法草案并没有区分证据实体规则与证据程序规则，而是将与使用证据发现真实这个过程相关的一切规则都纳入到证据法当中。例如，由肖建国副教授与章武生教授共同起草的《民事证据法》（建议稿）就是按照在诉讼中运用证据发现真实的实际进程来安排内容的：首先规定举证责任的分配；然后规定书证、物证、人证、视听资料、当事人陈述、鉴定等各种证据的证据能力、证明力，以及运用这些证据进行证明的程序；最后再规定证据保全的程序。又如由张卫平教授、毕玉谦教授等学者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证据法》（征求意见稿），当中也包含有大量程序规则，如第三章“审前程序的证据调查”、第四章“庭审程序中的证据动作”等，均主要涉及到运用证据的程序。
将证据实体规则与证据程序规则一并纳入独立的证据法当中的做法也有一定的合理之处，毕竟证据演绎是发生在诉讼过程当中的，证据演绎的过程需要依靠程序的安排，证据的程序规则与实体规则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但是，这种做法会产生以下两个问题：
（l）正如许多学者所担心的那样，将与证据有关的所有规则都独立成法，实际上是掏空了诉讼法典，诉讼法典将因为独立证据法的存在而变得空洞无物。
（2）证据程序规则所营造的发现真实的小空间是存在于诉讼法所营造的司法空间之内的，如果将证据程序规则与诉讼法相分离，两者之间很可能出现不兼容的情况。
归根结底，规则的本质属性决定了证据的实体规则与程序规则应当分别存在于不同的法典当中，前者存在于证据法典当中，而后者存在于诉讼法典当中。证据的实体规则是证据演绎推理的大前提，我们在制订证据法时，应当将证据演绎推理的有关大前提纳入证据法当中。也就是说，证据规则的主要内容是由证据演绎推理的大前提组成的。
证据演绎推理的大前提究竟包括什么呢？我们可以将证据演绎的过程从诉讼程序中独立出来考虑这个问题。简单说来，证据判断是一个从证据资料到证据再到事实的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是由若干个演绎步骤构成的：
第一步：从证据资料到证据。这个过程主要考量证据资料是否具有证据能力，能否从证据资料转化为证据。证据能力规则（或者说证据能力排除规则）应当是这个演绎过程的大前提，而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资料则是这个演绎过程的小前提。虽然大陆法系国家基于自由心证的原因对证明能力的规定比较少，但证明能力规则还是存在于大陆法系国家的证据规则当中（最常见的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规则当中，证明能力规则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我国的证据法应当首先规定证据能力的规则。
第二步：从证据到事实。这个过程又是经过如下演绎过程实现的。首先，法官依据证明力规则或者经验法则判断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联究竟达到何种程度。在这个过程中，上一个阶段的结论“证据”成为了小前提。这个阶段演绎的大前提是证明力规则或者经验法则。而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联程度则是演绎的结论。作为演绎的大前提，证明力规则也应当成为证据法的内容。在得出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联达到何种程度的结论之后，这种结论又会成为下一个演绎阶段的小前提。在下一个阶段中，需要得出证明的最终结论，即有关证据是否能够证明待证事实的存在。在这个阶段中，演绎的大前提是证明标准，小前提是证据与事实之间的关联程度，如果证据与事实的关联程度超过了证明标准的要求，则结论为待证事实得到了证明，反之则待证事实无法得到证明。作为最后一个演绎阶段的大前提，证明标准也应当规定在证据法当中。
第三步：有关证明责任的分配。证明责任作为一种“风险”，并不会在所有案件中直接发挥作用。[20]如果通过第一步与第二步的演绎能够得出待证事实存在或者不存在的结论，则运用证明责任规则进行第三步演绎的必要性就不存在了。但如果经过第一步与第二步演绎之后，有关重要事实仍然不能被认定，则需要以证明责任规则作为大前提进行第三步演绎。[21]在这个阶段的演绎过程中，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是大前提，小前提为处于真伪不明状态的事实的属性，结论是证明责任应当由某方当事人承担，且该当事人应当承担不利的裁判后果。因此，从理论上讲，作为这一演绎阶段大前提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也应当规定在证据法当中。尽管罗森贝克的法律要件分类说本身也存在许多缺陷，但至少到目前为止是指引证明责任分配的“最不坏”的学说。法律要件分类说本身以实体法规则作为分配证明责任的基础，与实体法规范具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在民法中规定具体情况下证明责任的分配比较合适。在证据法中应当规定与证明责任分配相关的问题：一是当运用法律要件分类说分配证明责任会造成实质上的不公平时，应当如何分配证明责任，即规定举证责任倒置的具体情形。二是当运用法律要件分类说分配证明责任会造成实质上的不公平，同时这类案件又没有被纳入举证责任倒置的范围时，法官应当根据何种原则，如何具体地分配证明责任，以实现实质上的公平。换言之，证据法当中的证明责任分配规范应当是民法中的证明责任分配规范的补充。
综上所述，我们应当将证据演绎过程中若干环节的大前提纳入证据法当中，它们包括：证据能力规则、证明力规则、证明标准规则与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为了与上述内容相配套，我们也应当将证据的种类、证明对象（包括面证事实）等的内容规定在证据法当中。
证据法的上述内容大部分是经验的总结。
例如，在证据能力规则中，传闻证据排除规则是根据道听途说之内容不可靠的经验上升而来。又如，在证明力规则中，书证原件的证明力高于书证复印件的规则来源于伪造复印件要比伪造原件容易的经验。当然，除了经验之外，其他因素对于证据规则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在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尤其是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中，除了从经验上考虑到当事人接近证据程度的实际情况之外，还包含了一定的社会价值考量。例如，在医疗过错侵权赔偿诉讼中之所以实行举证责任的倒置，除了病人无法清楚了解治疗过程的司法经验外，还包含了保护弱者的价值考量，也体现了国家提供医疗水平，保障人民生命健康的基本政策。
三、规则下的经验：证据规则与法官自由裁量的平衡
证据规则与经验法则都是证据演绎的大前提。虽然证据规则与经验法则从本质上讲都是经验，但对法官的约束力是不一样的。经验法则是存在于法官心中的经验，可以由法官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证据规则是由立法机关从经验上升而成的规则，在一般情况下法官都应当严格适用，对法官判断证据有比较严格的约束力。因此，在证据法中，证据规则的数量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围有着直接的影响。证据规则越多，以经验法则作为证据演绎大前提的情形就越少，留给法官自由裁量的余地就越小；反之则法官自由裁量的余地就越大。
因此，在证据法中应当规定适当数量的证据规则，既不能束缚法官的经验与智慧，也不能因过度放任而造成法官的态意裁判。在上文中，笔者已经总结了证据演绎过程中的若干大前提，它们是：证据能力规则、证据力规则、证明标准规则与证明责任规则。下面，笔者将针对这些大前提分别探讨在各种规则之下应当如何平衡证据规则与法官的自由裁量。
我们先从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角度来分析上述问题。与其它证据规则相比，证据能力与证明力更能体现证据规则的经验属性。从本质上讲，经验是无穷的，因为经验是人类在长期探索外界世界过程中的知识积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人类认知能力的提高，人们会不断积累新经验并不断淘汰不合时宜的老经验。因此，人类大脑中的经验仓库应当是开放性的。正是基于上述理由，彻底束缚法官主观能动性的法定证据主义是不科学的，必然遭到时代的抛弃。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法定证据主义也有一定的合理之处。首先，它将司法活动中运用证据的成功经验上升为法律，使那些反映证明活动一般规律的经验成为证据规则而得到普遍适用。其次，它使证据的运用整齐划一，保证了在证据问题上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再次，它还可以防止法官滥用权力。
上述合理因素使得以自由心证为证据制度显著特征的大陆法系在当代仍无法完全抛弃有关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规则。例如，在《法国民法典》的亲属法当中，法律对证据方法作出了严格的限制，在财产法方面，依待证事实是法律行为还是法律事件作出不同规定，对法律行为中超过一定金额的合同原则上只能以书证作为其证据方法，对事件则允许用证人证言等证据证明。
又如，《苏俄民法典》第44条第2款规定：“公民之间发生的金额在100卢布以上的法律行为必须用书面形式实施”，并在46条中规定：“不遵守法律所要求的普遍的书面形式，当事人在发生争议时则无权引证证人证言证实法律行为……。”此外，日本著名学者三月章认为：“事实存在与否的判断，常以某种经验法则为大前提，自由心证主义将何为经验法则的判断委任于法官。可见其基础是对法官的信任。反之，法定证据主义则预先对何为经验法则加以规定，法官须据此行事，以防止法官擅断性判断。可见，其出发点是对法官的不信任。”
我官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的情况下，多规定一些证据能力规则与证明力规则还是有必要的，毕竟证据规则存在的必要性及其数量与一官的素质有重要的关系。因此，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基于经验的无限性与发展性，应当以自由心证作为判断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主要方式，同时也基于法定证据主义的合理因素与我官素质的现状，应当在证据制度当中规定合理数量的证据能力规则与证明力规则。
证据能力规则与证明力规则究竟应当规定多少，规定哪些内容比较合适呢？有学者认为，我国在制订证据能力规则时应当采用法定证据制度，制定比较详尽的证据能力规则，从源头上保障证据的质量，而在制订证明力规则时采用自由心证制度，以充分发挥法官的主观能动性。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未免过于抽象。在制订证据法时，我们应当针对各种证据方法的特点来决定成文规则在证据能力规则与证明力规则当中的比例。以下分别以人证与书证为例提出笔者的思路：
人证分为一般人证与专家人证。前者是通过普通证人（区别于专家证人）陈述其亲身经历所感知的事实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方法；后者是依靠专家证人的知识、经验、技能、培训对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而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方法。在一般人证中，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规则重点规定证人证言的证据能力。因为证人证言的可靠性主要取决于证言的来源，即证言是否来源于证人的亲身经历，证人所陈述的内容是否是其亲身经历所感知的事实。一旦确保了上述两点，法律在一般情况下无法对证人证言的证明力作出预先设定，对证人证言证明力的检验只能依靠法庭询问。法律只会，也只能够对法庭询问的形式作出规定，无法具体规定证人证言的证明力。因此，有关一般人证的证据规则应当重点规定证人证言的证明力规则。根据英美法系的立法经验，主要包括传闻规则与意见规则。当然，对于一般人证也可以设定一些证明力规则，主要是根据社会人际关系经验所设定的证明力比较规则，如亲属证人证言与一般证人证言的证明力孰高孰低。值得强调的是，这些证明力规则对于法官应当只具有参考作用，而没有绝对的约束力。在专家人证中，专家证言的证据能力应当主要考察专家的资格。因为专家证人之所以能够对专门性问题发表结论性意见，是因为专家证人具有了常人所不具备的知识、经验与技能。由于专家证言（或者专家意见）涉及到专业问题，不具备相关专业知识的法官与当事人很难检验专家证言的证明力，因此，很有必要为法官判断专家证言的证明力提供相应的参考标准。例如，美国联邦法院通过“Daubertv。MerrellDowPharmaceuticals。Inc。”一案，确立了检验专家证言证明力的所谓“Daubert规则”。该规则规定，对专家证言证明力的检验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
（l）形成专家证言所依靠的科学理论与科学方法是否建立在可检验的假设之上；
（2）形成专家证言所使用的科学理论与科学方法是否与现有的专业出版物当中记载的原理相同；
（3）有关理论的已知的或者潜在错误率以及该理论现存的研究标准；
（4）指导相关理论的方法论及研究方法为相关科学团体所接受的程度。笔者认为，为了方便法官判断专家证言（在我国表现为鉴定结论）的证明力，应当在证据法中多规定一些有关专家证言证明力的判断标准。此外，为了防止法官对专家意见的过度信任，在证据法中还必须规定专家证据不得具有预设证明力的规则。
在书证中，书证的内容总是通过一定的载体出现在法庭之上。载体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就确定了书证的证明力，例如公证文书的证明力一般高于一般文书，文书原件的证明力一般高于文书复印件的证明力。通过载体形式的比较，法官比较容易对书证的证明力作出判断，不易受到证明力低下的书证的影响。而且，立法者也比较容易在证据法中根据载体的形式来规定各种载体证明力的大小。因此，有关书证的证据规则应当重点放在证明力之上，没有必要过多地规定证据能力，将一些有可能具有证据价值的书证资料排除在法庭之外。
综上所述，我们不应当笼统地讲应当多规定一些证据能力规则，少规定一些证明力规则，或者多规定一些证明力规则，少规定一些证据能力规则，而应当根据不同证据方法的不同特性来设置证据规则。我们应当把握以下标准：如果有关证据方法很可能误导法官的判断[30]，而且很难对其证明力以成文法的形式预先设定，那么在证据法中就应当多规定一些证据能力的规则。反之，立法的重点应当放在证明力判断方向的指引与证明力大小比较的指引之上。
在证据能力与证据力规则之外，应当让法官依据经验法则作为证据演绎的大前提，利用法官的经验，充分发挥法官的聪明才智。为了鼓励法官运用经验，可以考虑在证据法的总则部分对经验法则的概念与作用作出明确规定。
同时，值得强调的是，既然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本质为经验，而经验的仓库又是开放性的，我们应当适时地对证据能力与证明力规则进行更新。这种更新表现为法律的修订。在这个过程中，身处司法实践第一线的法院应当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在美国，传闻证据的排除是证据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总结出了许多传闻证据排除的例外情况，例如，美国纽约州法院就总结出了“兴奋性陈述”（excitedstatement）等类型的例外情况。
对证据规则的修正与补充要么以判例的形式实现，要么以成文法修订的形式实现。在我国，我们也必须肯定法院在形成证据规则方面的作用。在目前法院严格适用法律的司法体制下，尚无形成判例法的可能，法院对证据规则的补充应当主要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实现。
在将来，应当考虑建立判例法制度，为有益经验的补充与过时经验的删除提供一个畅通渠道。
再看证明标准规则。证明标准是衡量证明责任是否完成的标准。通常认为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应当是占优势盖然性。在各类专业著作、教科书中，许多作者习惯用比例的形式来表达何谓“占优势盖然性”（如许多人认为超过50%即为占优势盖然性）。事实上，证明标准只是立法对法官判断证据的一种指引。作为一种心理状态的描述，证明标准实在无法用比例来描述。因此在证据法中，只需要用适当的条文将证明标准概括出来就可以了，至于什么情况下算是达到了有关证明标准，还是应当由法官自行决定。换言之，证据法中的证明标准规则只具有指引功能。
最后，看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从理论上讲，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是在事实认定的最后阶段发生作用的，是法官在穷尽一切法定手段之后，待证事实仍然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裁判案件的依据。但是，基于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对当事人提供证据责任的牵动[33]，司法实践中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实际上在证明活动之初就开始发生作用。因此，为了有效指引当事人的证明活动，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应当是明确的。基于上述原因，尽管罗森贝克的法律要件分类说存在着种种瑕疵，但该学说易于操作、对当事人具有较强指引功能的特点使得该学说始终为大陆法系各国所青睐。
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以成文法的形式预先规定证明责任的分配会过于机械，在许多情况下对规则的严格适用会导致实质上的不公平。尽管证据规则会以成文法的形式列举一些倒置举证的情况，但成文法终究无法穷尽客观存在的一切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给予法官在成文规则之下的自由裁量权。一般认为，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分配证明责任的方式有以下两种：
其一，法官直接决定个案当中证明责任的分配。在英美法系国家，关于证明责任的分配没有统一的标准。美国证据法学家wigmore认为，在实务中没有统一的分配规则，在理论上也不应当有统一的分配规则。其理由是，每个案件各不相同，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主要是经验上的事项（matterofexPerienc。），应当基于公平分配证明责任。[34]基于上述证明责任应当具有指引功能的理由，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可取的。但是，这种观点也指出了证明责任分配成文规则过于机械性的缺陷。因此，我们可以将法官根据个案情况决定证明责任分配作为成文规则的补充。在有关案件缺乏证明责任分配的成文规则，或者根据成文规则将导致实质上的不公平时，应当允许法官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分配证明责任。根据美国学者的总结，法官根据个案情况具体分配证明责任所考量的主要因素包括：（l）政策（policy）；（2）公平（fairness）；（3）证据所待（possessionofproof）或证据距离；（4）方便（convenience）；（5）盖然性（pro、a、ility）；（6）经验规则（ordinaryhumanexpe—rienc。）；（7）请求变更现状的当事人理应承担证明责任，等等。[3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条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该规定事实上承认了我官在一定情况下直接决定证明责任分配的权力。在日后，应当进一步研究法官在具体分配证明责任时作出具体判断的过程。上述美国学者所总结的各种因素值得我们参考。
其二，法官通过事实上的推定以影响证明责任的分配。所谓推定，是指根据一个前提事实A可以推导出一个结论事实B，在诉讼上利用推定，当事人可以将较难证明的证明对象B置换为较易证明的证明对象A。如果这种推定是由法律明文规定的，称为法律上的推定；如果这种推定仅仅是法官依职权作出的，则称为事实上的推定。法律上的推定，由于前提事实与结论事实之间的联系是不可推翻的，实际上起到转移证明责任的效果；[37]事实上的推定[38]，由于前提事实与结论事实之间的联系没有固定化，不能起到转移证明责任的效果，但可以起到减轻证明责任的效果。[39]运用推定，尤其是运用事实上的推定，可以使我们的证明责任分配制度灵活起来。例如，警察身着制服检查车辆可推定为执行公务，饭店菜碟里面出现了苍蝇可推定饭店厨房卫生差等。证据法应当有灵活的推定制度，法官应当敢于、善于运用推定制度。在运用推定的过程中，法官应当不断加入新获得的社会经验和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使我们的证据法与社会的发展保持同步，使诉讼事实的认定更接近真实，使我们的裁判结果更具有正当性。
综上所述，为了实现证据规则与法官自由裁量的平衡，在证据法当中还应当增加如下内容：经验法则的宣示条款；关于法官在什么情况下有权具体分配证明责任及如何分配证明责任的规则；有关事实上的推定的规则等。
篇15：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完善论文
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完善论文
民事诉讼离不开证据，证据制度是民事诉讼制度的核心。而举证时限是证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诉讼中是否承担不利裁判风险的一个分水岭。一般认为，举证时限制度，是指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在法律规定和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证明其主张的相应证据，逾期不举证则承担证据失效法律后果的一项民事诉讼期间制度。这个定义揭示了举证时限的两层含义：其一是限定的期间，其二是法律后果，包括逾期不举证时一方当事人应承担的不利后果和另一方当事人相应获得的有利后果。我们认为，第一层含义是形式上的，第二层含义为实质上的，只有以法律后果为支撑，限定期间才不致落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出台前，《民事诉讼法》关于举证时限的规定处于虚无状态，只有在《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在开庭审理前完成举证”。因此，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认为，我国民诉法对当事人举证采取“证据随时提出主义”， 当事人在法庭审理 的各个阶段均可提出新的证据。审判实践中，当事人往往利用民诉法的漏洞，庭前不提供证据，在庭审中搞突然袭击，或一审时不提供证据，在二审或再审中提出证据，达到拖延诉讼的目的。这种情况，不仅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严重地干扰了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既给法院造成人力、物力和精力的浪费，也给对方当事人增加了负担。更为严重的是使法院的裁判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是妨碍法院审判效率提高的重要原因，亦不利于规范当事人的诉讼 行为和提高当事人的举证意识。本文将对举证时限做一理论上的探讨，并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提出自己几点粗浅的看法，以求教于大方。
一、民事诉讼证据举证时限的理论基础
对于举证时限制度的理论基础，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体现举证时限制度的价值追求和考虑的深层依据。作者试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讨论：
（一） 程序安定理论。所谓程序安定，是指民事诉讼的运作应依法定的时间先后和空间结构展开并作出终局决定，从而使诉讼保持有条不紊的稳定状态。程序运作的安定必须贯穿于整个诉讼过程中。庭审是诉讼的中心环节，而证据是庭审的核心，当事人的讼争须围绕证据而展开，法官的裁判也须依据证据作出。如果证据的提出没有时限规定，它可以一审、二审和再审中随时提出，也可以被任意地推倒重来，那么，法院的终局裁决就具有了明显的不确定性，双方当事人最终的权利义务就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在诉讼中忽视程序安定而追求实体真实的做法，往往是传统的“重实体轻程序”观念在作祟。举证时限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限定举证的有效期间，尽量减少或杜绝程序的回复和重新启动，保证程序的有序性和稳定性，避免随时提出证据带来的程序动荡。随时提出证据的一种典型情形就是有蓄谋的“突然袭击”。这种突袭策略不但违背平等诉讼原则，而且造成讼争焦点不明，程序动荡不定，既判软弱无力，严重影响了裁判的权威性。程序的安定性，作为诉讼的基本价值，应当成为诉讼过程的价值取向之一，受到法院的重视，有时甚至要牺牲其它的便利。
（二）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不举证而逾期提出了新证据，有时可能是当事人有正当理由不能提出新证据，但更可能是当事人出于恶意，故意不提出证据而把它当作“秘密武器”，期待出奇制胜。法律不能约束纯粹的道德，但可以通过约束其意图取得的法律上的利益而加以规制。基于保护另一方当事人对预期行为的信赖，可以不再允许该当事人行使此项权能，即禁止逾期提出新证据。通过规定超过举证时限规定而提出的证据失权这一法律后果，诚实信用原则在此发挥了一种对当事人诚信，及时行使权利进行督促的作用。
（三）举证责任。举证责任是指诉讼上无法确定的某种事实的存在时，对当事人产生的不利后果。在认识和理解举证责任的问题上不仅应当把握举证责任的形式，还应当从举证责任的内容和后果上来认识。即使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已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但如果对提供证据的时间及逾期举证的后果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举证责任也就形同虚设了。举证时限制度正是为了克服这一缺陷而设计的。它规定了当事人若不在限定的期限内举证，将失去证据的提出权和证明权，即承当举证责任的败诉风险，由此举证责任才得以真正贯彻和落实。而且举证时限制度给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一种外来的时间上的和不利后果上的压力，能够敦促当事人积极履行举证责任，为求得胜诉而主动调查收集证据并及时向法院提出其所有拥有的全部诉讼证据，为法院顺利开庭集中审理提供了充分条件。所以可以说举证责任是举证时限制度的应有之意和必然要求。这正符合当前司法改革的趋势――当事人主义。
（四）形式真实主义。民事诉讼法中对案件事实的证明， 是对已以发生事件的回溯，虽然从哲学意义上说，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但诉讼不可能无限期的拖延，因此，证据的调查收集会受时间、空间及探知手段的限制，庭审认定的事实依据只能是拟制的“真实”，而非原始状态的实际的“真实”，它必须符合法律的形式规定，并且受制于法律的评价。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说，“审判所能达到的只能是形式真实而不可能是实质真实。”另一方面，由于民事诉讼法所要求的标准远低于刑事诉讼法所要求的“确实和充分”的证据标准，因此，以“形式真实”或由“法律真实”作为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模式之选择并无不妥。在西方，一般把诉讼看成是一种竞技，那么在诉讼这场体育比赛中，双方当事人作为平等的参赛选手，法官作为公平执法的裁判，一切都必须遵循比赛规则。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地点，双方当事人以全部的精力参与竞争，并且共同接受裁判，事后即使再有实力再优秀也不能改变这一结果。虽然，这种形式真实有可能与客观真实存在误差，甚至导致人们所说的“错案”。但这种牺牲应该被认为是保证程序整体公正的必要代价。
二、《规定》关于举证时限的规定
《规定》专门设立“举证时限与证据交换”一章共十五条，具体包括了举证时限的一般规定、证据交换问题及新证据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法律法规对举证时限没有明确规定与对审理时限存在严格规定的矛盾，确保案件在审限内审结，保护了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院的威信，保证法律事实的效果。下面作者将就《规定》中关于举证时限的规定提出自己的几点看法：
第一，条款规定不明确。《规定》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法院在送达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时，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制定举证时限及逾期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时限的，指定的时限不少于三十日。第八十一条规定，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不受本解释中第三十二条、三十三条第一款和第七十九条规定的限制。即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举证时限不受三十日的约束，法院指定的举证时限，可以在三十日以内，也可以在三十日外。本规定的立法目的应在于发挥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优势，提高司法效率。但却不利于对举证时限的统一规范。可能造成同一法院、同一审判庭、不同审判人员的用意，单从当事人方面来看，这就容易造成当事人对法官的公正性产生合理怀疑。而且《规定》中的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即只规定举证时限下限，而未规定上限。这是否意味着法官可以指定当事人在审限内的任何时候举证。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可能造成案件承办法官恶意地拖延案件的审理。
第二， 条款间存在矛盾。《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证据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其中“不提交”概念范畴不清，学理上，“不提交”应包括以下几方面的情形：一、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有能力提交而不提交。二、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因不能提交而不提交。三、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因不知道证据的存在而不提交。是否这三种情形的“不提交”都视为当事人放弃举证权利。很明显答案是否定的。如果回答是肯定的话，那就不存在“新的证据”问题。但《规定》中却没有明确地将以上三种情形区分开。就第一种情形而言，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能提交而不提交，当然应视为放弃举证权利，这就不存在庭审中将其作为“新的证据”而组织质证；如果是第二、第三情形，则存在庭审中当事人提出“新的证据”。针对以上三种情形，《规定》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后新发现的证据，应属上述的第二、三这两种情形，即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因不能或不知道证据的存在而不提交证据的，导致在期限届满后发现才提交。既然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证据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就不存在在庭审中再提交新的证据的问题。可见，《规定》对“不提交”的范畴未加以区分，直接导致《规定》条款第三十四条第一款与第四十一条相矛盾。
第三，对不同类别的证据存在区别对待。《规定》第五十四条规定，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十日前提出，并经人民法院许可。经司法实践表明，此规定不甚合理，证人证言是证据的一种，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时间应在举证期限届满前，而不能予以区别对待，另行规定应在十日前提出申请。况且，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不受“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举证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的限制。若案件承办法官将举证时限定在十日以内，当事人又如何能做到“在举证期限届满十日前提出”呢？
三、对《规定》的几点建议
第一，具体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由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具体时限，确定一定的限度。既然适用了简易程序，目的很明显就在于提高司法效率，而要提高司法效率，则不能单方面地强调对当事人的约束，同时应该对审判人员自由裁量权给予一定程度的制约，否则不但不能完全发挥适用简易程序的作用，而且易造成当事人对审判人员产生合理的怀疑。
第二，应明确规定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届满后不提交证据中“不提交 ”的具体范畴，区分不提交与不能提交。从举证责任和程序安定的角度来考虑，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有能力提交证据而恶意不提交，理应视为其放弃举证权利，当事人确因不能而无法及时提交 证据的，则不能一概视为放弃举证权利，而应给予其弥补的机会。
最后，规定申请当事人出庭作证的期限为举证期限届满前，而非举证期限届满后十日前。
篇16：行政诉讼证据五大规则解读论文
行政诉讼证据五大规则解读论文
证据,在法学界一向被视为诉讼的脊梁,是构筑诉讼大厦最为可靠的基石。证据规则是关于哪些材料可以作为证据、证据的收集、审查判断以及如何运用证据证明案件待证事实的法律规范的总和。为履行我国加入WTO三大协定中关于及时公布贸易法律、法规、处理贸易纠纷案件司法裁判案例及依据的承诺，继民事诉讼证据规则颁布后，最高人民法院吸取证据理论的研究成果，结合行政诉讼特点，又颁布实施了《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是我国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主要载体。其主要规则有：
一、取证规则
取得证据规则是人民法院、行政主体及其相对人和其它利害关系人收集、调取证据所应遵循的程序、方法和应满足的条件。由于目前我国还没有统一的行政程序法，行政程序中的取证缺乏明确一致的规定。本司法解释基于司法权力的局限，也不可能对行政程序中调取证据行为作出设定，只能通过对举证要求的规定，实现对取证行为的规范。事实上，本司法解释第二部分“提供证据的要求”，就是对取证行为的要求。如果取证不符合要求，举证当然就不可能符合要求。所以我将这一部分归纳为取证规则。主要有以下内容：
（一）［取证时限规则］
即取证时限上的要求。该规则涉及司法解释中的两个条款。即第3条：在诉讼中，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第60条1项：被告在作出行政行为之后自行收集的证据不能作为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因此，被告收集证据，一般应在做出行政行为之前的行政程序中进行。该规则不约束原告、第三人。
（二）［证据形式要件规则］
所有证据都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证据的形式要件是指证据在形式上所应满足的条件。证据形式应该说是审查判断证据可采信的重要内容和途径。证据材料能否作为被采用，除内容因素外，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证据形式是否符合法定条件。证据形式是在取证过程中形成的。加强对证据形式要件的理解认识，不仅可以规范取证行为，也有利于提高质证和认证水平。
［书证］ 书证是指以文字、符号民、图画等所表达和记载的思想内容明案件待证事实的书面文件或其它物品。具有稳定性强，易于保存，不受载体限制特点。应调取原件或与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节录本；应当注明出处并经核对无异后加盖印章；报表、图纸、帐册、科技文献应有说明材料；询问、陈述、谈话类笔录，应当由执法人员、被询问人、陈述人、谈话人签名或盖章（10条）。
［物证］ 物证指以其存在形式、外部特征、内在属性证明案件待证事实的实体物和痕迹。应调取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调取与原物核对无误的`复制件或该物证的照片；种类物调取其中的一部分（11条）。
［电子证据］ 电子证据是伴随现代电子技术发展而出现的证据形式，除电子邮件（E－mail）外，还包括电子数据交换、电子资金划拨、电子公告牌记录等，早在60年代，英美法系一些国家就确立了关于电子证据的大量判例。南非于1983年、加拿大于1998年还分别制定有《计算机证据法》。本司法解释称之为计算机数据。即向法院提交计算机数据或录音、录像视听资料证据，应调取原始载体或复制件；注明制作方法，制作时间，证明对象，制作人等；声音资料应附有该声音内容的文字记录（12条）。
［证人证言］ 指了解案件有关的人向法院所作的用来证明案件待证事实的陈述。应写明证人的姓名、年龄、性别、职业、住址等基本情况；应有证人的签名，不能签名的，应当以盖章等方式证明；注明出具日期；附有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等证明证人身份的文件（13条）。
［鉴定结论］ 是鉴定人接受委托或聘请，运用自己专门知识或技能，对某些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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