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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法律方法的法律解释论文
法律方法的法律解释论文
法律方法的法律解释论文将以案例为研究对象，运用法律方法进行分析研究。
法律方法的法律解释论文【1】
摘要：法律方法是指法律职业共同体运用独特的法律思维与法律知识，在处理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的对立的难题时，达到法律判断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最终实现法的公平正义。
因此如何运用法律方法，把事实与规范有机联结在一起，才是法律方法论所要研究的基本问题。
关键词：法律方法 法律解释 法律适用
案情简介：2月起，原告漆建国采取包工不包料的方式承包银利来公司的建筑工程，漆建国组建建筑工程队已有几年时间，工程队人员经常保持有十几人以上。
但由于既无营业执照，又未依法登记，属非法用工。
唐国生20正月参加漆建国的工程队，在拆除一栋旧厂棚时不幸从房顶摔下受伤。
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确认唐国生和漆建国建筑务工队的劳动关系，认定唐国生所受之伤为工伤。
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六级伤残。
县劳动仲裁委员会裁决由漆建国一次性赔偿唐国生各种损失共计72455元，在漆建国无能力赔偿时，由银利来公司承担。
漆建国、银利来公司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判决被告的各项损失共计82351.45元，由原告漆建国负责赔偿，原告湖南银利来公司对原告漆建国承担的上述赔偿款负连带责任。
二审判决被告的各项损失共计82351.45元，由原告漆建国负责赔偿，原告湖南银利来公司在47988.75元范围内对唐国生承担责任。
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 ，该案是否构成工伤事故，二，伤者医疗费用等损失应该由谁承担以及应该怎样承担。
一、该案是否构成工伤事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法律规定，工伤是指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在劳动时间在劳动场所因为工作原因受到人身伤害。
根据法律方法的的文义解释，本案被告在原告的工程队接受原告的安排，从事其安排的工作，获得相应的报酬，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为工作原因受到人身伤害，符合工伤的三大特征。
所以一审二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三条第一款“无营业执照或者未经依法登记、备案的单位……的职工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由该单位向伤残职工或者死亡职工的直系亲属给予一次性赔偿，赔偿标准不得低于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第二款“……就赔偿数额与单位发生争议的，按照处理劳动争议的有关规定处理”，都认为漆建国所组建的建筑工程队是未依法登记的单位。
同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一条“本条例所称职工，是指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各种用工形式、各种用工期限的劳动者”，所以被告唐国生应属漆建国建筑工程队的职工。
这些法律规定以及法律解释就是当地劳动部门以及一审二审法院认定该案应按公司事故处理的原因所在。
但笔者认为像本案原告这样没有资质的工程队在我国农村广泛存在，所谓的工程队其实也就是个人雇佣的形式将周边的农民组建起来的，因此组建者与工人之间应该适用劳动关系调整还是运用雇佣关系调整，值得商榷。
此类民间工程队人员流动性很大，组建者个人财力也非常有限，由组建者为工人缴纳社会保险几无可能。
而且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下称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者雇工(以下称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的职工和个体工商户的雇工，均有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
本案中的工程队不具备法人的条件，不符合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体工商户。
所以在发生此类案件时到底应该按照工伤事故处理还是人身损害纠纷处理应由相关部门作出相应的法律解释。
二、法律适用问题
1、对原告漆建国的法律适用问题。
根据一审二审法院的判决依据，该案被认定为工伤，所以原告漆建国应该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等法律规定承担责任。
但笔者对此保留意见，认为按照人身损害赔偿解决更合理，原因不再赘述。
2、对原告银利来公司的法律适用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安全生产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以下统称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适用本法”，根据该法第八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的，……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与承包方、承租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之规定，判决原告银利来公司对原告漆建国承担的赔偿款负连带责任。
二审法院认为，银利来公司未直接与发生劳动关系，不是唐国生的用工主体，在工伤认定的过程中，也未作为当事人参与工伤认定程序，《职工工伤认定决定》也没有赋予银利来公司申请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对于工伤认定的过程和结果银利来公司处于完全被动承受的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伤保险条例》均未规定应由发包方的银利来公司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因此一审法院根据上述法律法规判决由银利来公司对漆建国所承担的工伤事故损失负连带赔偿责任有失公平。
根据体系解释理论，笔者支持一审法院的判决，认为本案就是违反安全生产法的案件，发包方将建设项目发包给没有资质的单位，继而发生事故，发包方应与承包方共同承担连带责任。
既然认定该案属于工伤事故，那么对伤者造成的损失就应按照工伤事故处理办法的标准予以赔偿，不应该对发包方和承包商采取不同的赔偿计算标准。
此类案件发生之后劳社部出台了发(2005)12号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该通知第四条规定“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该通知的出台为发包方与承包方的赔偿责任以及赔偿标准给了同一规定，也支持了笔者的观点深感欣慰。
法律方法中的法律解释对于法律疑难问题的解决有重要作用。
该法律解释应该符合国情符合社情，维护公平正义。
法律工作者在司法实务中要运用好法律方法对没有法律规定或者规定模糊的条款作出合理的解释，填补法律漏洞。
此类非法定的解释具备合理性之后，立法者要及时对此解释进行固定，使法律保持稳定性与灵活性。
法学方法论和法律解释【2】
「摘要」本文从最近学术界的热点话题入手，接着对法律解释做了简单分析，然后分析了陈兴良教授和张明揩教授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再分析了德沃金和波斯纳德法律解释论，并对之做了比较。
在对这个热点问题作了一些梳理后，最后提出了自己的几点想法。
「关键词」法律解释，主观解释，客观解释
第一部分：问题提出
前天在陈兴良老师所在我们读书小组会上讲了关于拉伦次的法学方法论一书。
陈老师认为，这里所说的方法论是指司法适用的方法论。
并且讲了两种方法论，一种是法学研究方法，一种是法律适用的方法论。
而拉伦次这里的方法论是主要讲法律适用的方法论，所以在这一章里，法律解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分量。
因为法律要适用，从逻辑上讲，必须先对法律本身进行阐释，这是严格遵循自亚里士多德以来逻辑推理的格式，即大前提，小前提，结论。
而在法律是适用中，法律本身和法律的解释就是大前提，而具体的案情就是小前提，然后将大前提套到小前提上，就可以得出结论。
在这次在深圳召开的刑法方法研讨会上，关于“冒充军警”的解释问题争论很厉害，其关注的焦点是对这个“冒充”如何解释?一个问题是当一个真的军警去抢劫时，是不是算抢劫最的这个加重情节?更进一步，当一个真的军警和假的军警一起抢劫时，怎么去看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说到底是一个法律解释的问题。
因此我想从法律解释的角度对这个问题做一个分析。
第二部分：法律解释的简单分析
解释学一词最早出现在古希腊文中， 它的拉丁化拼法是hermeneuein，它的词根是Hermes. Hermes 是在希腊神话中专司向人传递诸神信息的信使。
他不仅向人们宣布神的信息，而且还担任了一个解释者的角色，对神谕加一番注解和阐发，使诸神的意旨变得可知而有意义。
因此，“解释学”一词最初主要是指在阿波罗神庙中对神谕的解说。
由此又衍生出两个基本的意思：(1)使隐藏的东西显现出来;(2)使不清楚的东西变得清楚〔1〕。
法律与解释是不可截然分开的，法律发达史实际上就是法律解释发达史，反之亦然。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法律是在解释中发展的，也只有在解释中才能获得真正的理解与适用。
曾经辉煌过，曾经失落过，但法解释与法同在，这就是法解释的历史命运。
(2)通常的解释方法是文理解释。
在法律解释的理论中，始终存在着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两个大的派别。
主观主义的观点认为，法律解释实际上是对立法者原意的考证，因而法律解释就应该去探究立法者原来立法的意思和目的，而不能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去改变立法原意。
反之，在客观主义者看来，立法者一旦进行了立法，法律就已经独立于立法而存在了，它具有其自身的意义，因而随着客观实际情况的变化，法律也的含义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所以客观主义者们认为法律解释可以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来赋予其与时代并进的含义，而且这是法律解释者们的责任。
在当代法学家眼中，绝对的主观主义和绝对的客观主义都有失偏颇，一般都主张侧重于一边的折衷主义。
有的人可能偏向主观主义，有的人则偏向客观主义。
具体到这个案例中，“冒充军警”作为抢劫罪的加重情节，从立法者原意来说，当然是指非军警来冒充军警，立法者也没有想到会出现真的军警抢劫时怎么处理?但事实上就有这种情况发生。
清华大学教授张明揩就认为真的军警也应被视为包括在这个加重条款里，他的理由是这里的“冒充”扩大理解为“作为”。
其实质是认为真的军警抢劫其社会危害性更大，更应当作为犯罪来处理;反之，陈兴良教授主张对此不应当扩大解释，而应严格按照字面意思进行解释这和他一贯主张的形式理性优先于实质理性是一脉相承的。
其理由是在现代刑法理论和实践中，罪行法定的思想深入人心，应该严格遵循形式解释，而不能进行实质解释。
而张明揩则主张倾向于客观主义解释，认为对法律应该依据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情况作出利于司法的解释，实际是主张实质解释。
第三部分：对目前学术界两种观点的解释
主观解释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法律解释目标在于探讨立法者于制定法律当时事实上的意思，解释结论正确与否的标准就在于是否准确地表达了立法者当时的.意思。
法律的字面含义是重要的，因为要根据字面含义来推测立法者的意思，并且在一般情况下都应该推定，字面含义正是立法者意图的表达。
但字面含义并没有决定性的意义。
篇2：法律方法论文
摘要法律方法是从事法律工作的人最终要依据的根本，本文从法律方法的具体内容，法律方法的重要性，法律方法的实际应用等方面对法律方法进行了简要的论述。
关键词法律方法 法学方法 法律解释
法律人的天生本职是解决纠纷，而解决纠纷就得有方法，就法律方法而言，它是法律人最终要依据的根本。
以下试就法律方法及其在实际中的运用等问题进行简要的分析。
一、法律方法的主要内容
(一)法律方法与法学方法的区别
在法学理论上，审判依据的寻找、法律规范之间冲突的解决、法律漏洞的填补和法律解释等基本都被包括到法律方法或法学方法之列。
但是就法律方法与法学方法而言，它们的中心点又不一样。
法律方法研究的是法律的应用，是研究如何把法律用好，是法律人在法律运用过程中运用法律、处理法律问题的手段、技能、规则等的总和，其更多的关注于实践，侧重于法律适用的技术手段，这些特殊的、仅于法律领域内适用的方法，关于这些方法的学说理论是法律方法论。
独特的法律方法有助于保证司法公正和效率的有效实现，适用法律方法的目的在于解决法律上的事端，为法官解决疑难案件提供法方法工具，通过定纷止争实现社会公正。
而法学方法是围绕法律这样一个中心，其目的在于解释法律，探究法学的真理，是认识法学的工具，但是其实践能力较低，它不能直接转化为改造法律世界的手段，有关法学方法的学说是法学方法论。
简单比喻就是，法学方法是大学法学教授及研究院所的法学科研人员，不做案子只研究，法律方法是律师，主要做案子。
法学方法更侧重于作为法学家研究法律现象的手段，不同法学流派使用的法学方法各有自身的特色，如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使用实证分析的方法，经济法学派使用经济分析的方法。
一般而言，法律方法主要包括法律渊源识别方法、判例识别方法、法律注释方法、法律解释方法、利益衡量方法、法律推理方法、法律漏洞补救方法、法律说理方法;而法学方法则以价值分析方法、实证分析方法和社会分析方法为主。
(二)法律方法的内容
关于法律方法的内容，学界有不同的观点。
总的看来，法律方法可以划分为四类：第一类，狭义的法律解释方法;第二类，法律漏洞补充方法;第三类，不确定概念的价值补充;第四类，利益衡量。
1.狭义的法律解释方法
(1)文义解释，就是按照法律规范通常的字面含义和通常使用的方式对法律规范进行解释。
(2)扩张解释，就是根据立法精神，结合社会的现实需要，将法律条文的含义按照扩大范围的解释。
(3)限缩解释，这一解释方法与扩张解释正好相反，是指法律条文如果按照法律规定的表面文义进行解释，其适用的范围过于宽泛，于是缩窄其文义的范围，从而达到立法者的本意。
(4)体系解释，是法律的解释方法之一，也称逻辑解释，这是指将被解释的法律条文放在整部法律中乃至这个法律体系中，联系此法条与其他法条的相互关系来解释法律。
(5)当然解释，是指某个法律条文虽然没有明文规定适用于某个案件事实，但从该法律条文的立法本意来看，该案件事实更应该适用该法律条文。
(6)目的解释，是指从立法目的来对法律规定进行解释，一般我国的法律基本上都会在第一条明文规定立法目的。
(7)立法解释，是指国家立法机关根据立法原意，对法律规范具体条文的含义以及所使用的概念、术语、定义所作的说明。
(8)合宪解释，是指用宪法及阶位较高的法律规范解释阶位较低的法律规范。
(9)社会学解释，就是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例如，社会预测、社会调查、市场调查等方法)解释法律规定。
(10)比较法解释，就是用国外的法律规定和具体案件的判例来对比解释本国的法律条文。
2.法律漏洞补充方法
法律漏洞，是指整个法律内部是不完整的，出现了需要填补的空白，具体来说就是法律条文存在法律应规定却未规定的情况。
对于出现法律漏洞的案件，法院的审判法官不能因为没有法律规定而拒绝审理，而只能依据法律漏洞补充方法创设规则。
法律漏洞补充方法具体包括：一是依据以往的习惯进行补充;二是直接适用诚实信用原则进行补充;三是目的性限缩补充;四是目的性扩张补充;五是类推适用对法律漏洞进行补充。
3.不确定概念的价值补充
不确定概念的价值补充，是指有的时候有些情况虽然有法律规定，但是法律规定不充分具体、没有明确的构成要件，因此适用范围不确定，在适用此法律规定用于裁判案件前，必须结合具体案件事实情况，对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和适用范围加以确定。
4.利益衡量
所谓利益衡量，指的是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在案件事实查清后，不是马上去寻找本案应该适用的法律规则，而是综合分析案件的实质，并综合考虑当事人的经济状况、当地当时的社会环境及其人们的价值观念等方面，对双方当事人的利害关系作对比权衡，从而作出案件当事人哪一方应当受保护的判断。
在此基础上，再看应该适用的法律条文，以此来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
二、法律方法的重要性
法律方法最近一些年以来逐渐引起我国法学界和实务界的重视，主要原因就在于其对法治建设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法律方法能够排除人们对法律的任意解释，法治从其根本上说，主要是为了防止人的任意专断，但我国法治的现实情况却不是这样，由于不重视法律方法的研究与探索，我国已经规定的大量的实体法律和程序法律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第二，法律方法有助于实现司法公正。
通过法律方法的适用指引法律人沿着正确的方法司考、分析和解决法律问题。
法律方法还可以使法律问题的解决体现正当性和合法性，为法律结论提供使人信服的理由。
第三，法律方法可以保障法律自治。
只有独特的方法才可以使法律人形成一个稳定的法学共同体，形成特定的法律职业阶层。
独特的法律思维和法律方法具有专业性，使之得以与未经训练的其他人相互分开，未经专业训练者无法从事法律置业，从而保障了法律的自治。
第四，法律方法的完善可以推动法律理论发展和完善。
第五，法律方法还可以保障法治的实现和法律文化的传承。
由上可知，法律秩序的构建、法治的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法律研究人员和从事司法实务工作的人员在法学研究与法律实践中关注法律方法。
三、法律方法的实际应用
法律方法的运用方式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单一式，这是法律方法最简单的运用形式，即将一种方法作为解释结论的唯一理由，而无须其它方法，一般而言即是指文义解释方法;二是复合方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同时使用两种以上解释方法。
在这类情况下，又可以大致区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不同的解释方法均指向同一个结论，这种情形比较简单，可直接适用该结论;另一种是不同的解释方法支持不同的结论，形成比较复杂的冲突局面，要妥善解决这种冲突，并不是简单的事情。
适用法律方法致使解释结论的差异性，区分不同情况，可以以不同的方法加以处理：一是如果一种或一些解释方法被证明不具备所需要的条件，那么这种解释方法就不能适用，这种情况很简单;二是如果一种或一些解释方法的解释条件虽然能够得到满足，但是，另一种或另一些解释方法却使前述的解释方法的初始效力或证明力完全归于无效;三是一种或者一些解释方法虽然能够适用，但是经过分析，另外有一种或一些解释方法在当时情况下被认为更具有重要性或影响力，则适用另一种或另一些解释方法。
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审理判决案件要经过以下程序：先就案件的事实作出判断，之后在这个基础上，再根据自己的法律意识和正义感进行法理分析得出分析结论，从而对案件有一个大概的初步判断。
在此基础上，依据法律规定，选择并解释拟适用的法律，而后判案法官将法律基于事实认定和法理分析，适用于案件，作出判决结果。
作为一个案件结束的最后标志是，法官审理每一个案件，最后都要制作裁判文书。
但是，目前有些裁判文书在适用法律与认定案件事实之间缺乏内在的逻辑关系，形成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相脱离的现象。
究其主要原因，我们发现我国现阶段大部分法官对法律方法知道的很少，能熟练使用法律方法的法官就更少。
法律方法一方面可以帮助法官对法律文本进行正确的理解，另一方面还有助于为某种具体的司法做法提出具有正当性、合法性并使人信服的法律理由。
因此，应大力提高法官应用法律方法的能力，要培养一支现代化高素质的法官队伍。
目前，法律方法在我国开始受到学界和实践的重视，表明我国司法开始更多注重司法技术及相关的理论问题，关注具体案件具体分析。
总之，在我国法制建设中，对法律方法进行必要充分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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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法律方法论文
摘要 法律方法是作为法理学中的一个日益凸显的概念，自本世纪以来受到了法学研究者的密切关注并得到越来越广泛的研究。
本文通过概述法律方法的研究进程及热度，并着重对现阶段法律方法基础问题、法律方法内容等方面存在的主流观点及一些有代表性的新兴观点进行综述，以求为关注法律方法的研究者提供的较有意义的参考。
关键词 法律方法 基础问题 法律思想
一、概述法律方法研究进程
在21世纪前，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学术界关于“法律方法”的研究与探讨，但那时的“法律方法”与当下法学界的法律方法的截然不同的，在当时主要是指“通过经济法制对国民经济领导机关的管理活动和经济组织活动所进行的法律调整。” 随着西方解释学在我国学界的广泛传播，我国的法学经历从宏大叙事到微观论证的研究转换，以立法为中心的研究视角正逐渐为以司法为中心的研究取向所超越，成为我国法学研究的一种重要进路，而这一之研究取向跟法治秩序之建构甚相契合。
学者们日愈意识到，应该超越对法治价值及其必要性的呼唤，对法治的研究进入到如何操作的阶段。
现代大陆法系的法律方法，已经历了从法律涵摄、法律解释，到法官续造，直到法律论证的嬗变轨迹。
但是由于我国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外的研究成果和思想，研究起步晚，且司法哲学的欠缺，有学者认为我国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司法原则的法律方法基本属于一种法律涵摄方法。
陈金钊教授在《法律方法论》一书中开篇就说到“在中国法学界，关于法律方法论的研究刚刚起步，法律方法论自身的‘合法性’问题还没有解决，却又遇到了‘内外交困’的情景。”对于此，我们无需胆怯，而是更应清醒得看待我国法律方法的研究现状。
二、综述法律方法基础问题的研究
(一)法律方法的定义
篇4：法律解释问题论文
[摘 要]法律解释是当代法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课题。
它是法律实践的核心环节，是连接立法与司法的桥梁。
围绕着法律解释，萨维尼、德沃金等西方法学家们都有非常精辟的论述和激烈的争论，我国理论界对此进行广泛地了介绍和研究。
第一部分是法律解释的法理释义，分析了法律解释的涵义，从法理角度肯定法律解释的重要性; 第二部分是分析司法过程中法律解释存在的一些问题，最后一部分提出解决办法：利益衡量本身作为解释方法之运用。
[关键词]法律解释;法理释义;利益衡量
一、法律解释的法理释义
1.大陆法系法律解释的涵义
大陆法系以成文法为法律解释的出发点，以注重法律的原意为基础。
梅利曼对此也做了描述：“大陆法系审判过程所呈现出来的画面是一种典型的机械式活动的操作图。法官酷似一种专业书记官，他的作用也仅仅在于找到这个正确的法律条款，把条款与事实联系起来，从法律条款与事实的结合中会自动产生解决办法，法官赋予其法律意义。于是，整个审判过程被框于学究式的形式逻辑的三段论式之中。”
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工具，社会应该尽可能地置于法律的控制之下，因此，法律推理的出发点与基础是成文法，法律解释活动应以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为前提。
法官为了表示对法律的尊重与立法机关的尊重，在一般情况下通常运用语法解释、逻辑解释等手段来确立并把握法律的意义，如果当法律规范中某些词语或条款出现歧义或疑问时，法官们通常借助于历史解释方式同以前的情况来说明并分析手头的情况。
大陆法系禁止法官解释的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是因为立法机关事实上无力应对这些极其琐碎的解释活动，而法官对于复杂的案件又不得不进行法律解释。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立法机关被迫考虑承认法官的法律解释权，并对其进行了限制。
2.我国法律解释的涵义
我国的法律解释体制从苏联的模式而来，还有着自身的特点。
从陈金钊先生的《法律解释的哲理》和张志铭先生的《法律解释操作分析》的归纳来看，就有十余种之多。
我们对这十余种关于法律解释的定义进行分析，概括起来它们可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l)解释主体包括立法者、司法者、法学家、公民、社团等;(2)解释对象，包括法律文本、制定法、法律条文.法律规范、法律、法规、习惯法等;(3)解释的功能，包括说明法律，完善和补充法律，揭示法律的意义，说明法律适用等;(4)解释的场景，包括法律适用、法律实施、具体解释、抽象解释、事后解释、事前解释等。
每种定义都有对于以上某个方面的侧重。
对于各学说法律解释定义的不同认识，究其原因关键在于解释的主体不同，正是由于主体不同，从而导致了解释对象、功能、目的的差异。
比较分析上述法律解释的涵义，笔者认为我国的法律解释应该分为广义和狭义的法律解释，广义的法律解释包括任何主体对法律的理解，其形式也是不固定的，即有权机关所作的解释才是法律解释，司法实践中的当事人并不是法律解释的主体，不能进行随意解释。
二、法律解释存在的问题
1.解释方法排序的合理性质疑
司法是一门实现正义的艺术，司法方法就是有关实现司法正义的技术。
司法理念需要我们重视司法方法。
解释方法是解释者为了达到一定的解释目的而进行的划分。
关于法律解释方法的排序问题，学界比较认可的观点是：文义解释优于其他解释方法最先适用;当文义解释的结果出现质疑，才考虑逻辑解释和体系解释;当这些解释结果尚存在怀疑时，再考虑历史解释和目的解释;用尽这些解释方法仍不能得出确定结论时，方考虑社会学解释和比较法解释。
我们不得不承认学界的这种排序具有积极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为法官提供了可行性的选择方案。
但是解释方法的排序规则并不能从根本上为法官的决定提供方法论指导。
2.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冲突
实质合理性和形式合理性的冲突是法理学的轴心问题。
两种对立的司法理念之所以能够长期对峙， 就是因为两种司法理念各有千秋，这与司法追求形式合理性和追求实质合理性各有利弊是分不开的。
追求形式合理性是司法区别于其他行业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果司法过程被掺杂进太多法律之外的因素， 法官的判决乃至法律自身就会变得相当不确定。
与此同时， 伴随着法律不确定而导致的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泛滥， 恣意擅断和徇si舞弊也极有可能乘虚而入。
无论追求形式合理性还是追求实质合理性， 对于司法而言都是有利有弊的。
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存在着一种此消彼长的矛盾关系。
因此， 司法必须在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之间谋求最大的交换值， 必须在稳定与变动、保守与创新、原则与具体、整体与部分这些彼此矛盾的因素之间寻找一个恰当的均衡点。
这就是司法的终极智慧。
三、利益衡量本身作为解释方法之运用
利益衡量方法主要运用于疑难案件的处理当中，它是法律解释的一种重要方法。
由于“法院的最后判决依据的不是法律条文，而是利益衡量初步结论加找到的经过解释的法律条文。”为了使利益衡量方法更好地服务于疑难案件的法律适用，结合司法实践，可以将法官在法律解释中进行利益衡量的过程归纳为以下几个步骤：
1.利益的调查与分析
首先确定案件争议及所涉及的各种利益，包括当事人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两个方面。
通过对案件进行利益分析，明晰和厘定案件事实中所包含的利益关系，可以确定利益的权利基础和价值基础。
2.利益的权衡与取舍
对此争议问题看法律是否有明确规定，如果在没有法律明确规定或者适用该法律规定将明显导致个案不公的前提下，依据普遍认同的利益等级标准及特定情境下的独立判断，对争议各方当事人的利益进行权衡。
一方面对各方利益进行实质合理性判断，从法的精神、法的目的价值、法的规范意旨、法的社会实效、执政党的政策、社会普遍的道德准则以及正义观念等出发进行价值判断。
从根本上讲，对利益的权衡与取舍是为了保持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法性之间的平衡。
3.寻找结论的法律依据
利益衡量作为“方法”的最后一步，是对该确定性法律结论加上法律依据。
“为了做出一个正义的判决，法官必须确定立法者通过某条特定的法律规则所旨在保护的利益。在相互冲突的利益中，法律所倾向保护的利益应当被认为是优先的利益。”当作出实质判断哪一方利益应当受保护之后，相当于通过利益衡量已经得出案件的实质判断，那么寻找法律依据就成为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
如果找到了法律依据，再通过法律推理的方法，很快便得出法律结论。
但有一种情况例外，就是作出实质判断之后，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法律依据，这种情况表明了该实质判断结果尚未达到合法化的形式要求，应当进一步检讨实质判断的正确与否，考察该结果是否导致对不利一方利益的根本侵害或不合理侵害，考察该结果是否侵犯了一定的社会公共利益，考察该结果是否违背法律的体系化解释，考虑该结果是否违背法律所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最后重新进行实质判断。
也就是说，实质判断与法律依据之间是一种相互校正的关系，有必要时应当对法律解释结论加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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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胡玉鸿.关于利益衡量的几个法理问 题.现代法学，第4期.
篇5：法律解释问题论文
摘 要：法官的法律解释权是沟通立法与司法的重要桥梁。
在中国，解释主体主要集中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省级人大常委会和省级政府主管部门。
法官并不是我国法律解释的主体，而被认为是“法律的执行者”。
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法官却行使着与其他法律解释主体相似的法律解释权。
这就出现了法律的具体规定与实际操作之间的矛盾。
本文通过对法官法律解释的必要性研究，提出应当理性的赋予法官一定的解释权，这将有利于推进我国的司法进程，对我国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法官法律解释资格的必要性
在普通法系国家，法律解释是指法官或者法院在具体案件的法律适用中对法律规范做出的解释，他们的法律主要是法官司法经验的产物，因此，法律解释权的主体主要是法官们。
而当代中国的法律解释则包括立法解释、行政解释和司法解释。
解释主体主要集中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省级人大常委会和省级政府主管部门。
法官并不是我国法律解释的主体，而被认为是“法律的执行者”。
但在实际操作中，法官却行使着与其他法律解释主体相似的法律解释权。
这就出现了法律的具体规定与实际操作间的矛盾。
究竟法官能否成为我国法律解释的主体?笔者认为，在中国当前的国情之下，答案是肯定的。
原因如下：
(1)立法解释、行政解释和司法解释本身存在着弊端
这是需要法官进行法律解释的客观原因。
首先，鉴于三权分立的原则，立法机关的主要职责是制定法律，一方面，这本身就是一项十分浩大的工程，要是再让之进行法律解释，无疑会加重立法机关的负担;另一方面立法机关所设定的规范是一种留有空缺结构的规范，在许多细节问题甚至是重大问题上，由于立法者的认识能力或立法本身技术方面的原因没有做出详细规定，而把此留给法院(主要是法官)去发展和完善。
而且立法解释是一种事后解释，即当现行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或者法律制定后出现新情况需要明确法律适用依据的时候才进行。
它的事后性决定了它不能及时适应社会的需求。
当法律需要解释的情况出现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时，此时再去启动程序复杂的立法解释不仅会浪费司法机关与当事人的宝贵时间，还会浪费国家资源，导致效率低下，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因此，依靠立法机关对法律进行解释是不现实的。
其次，行政机关是执行机关，担负着具体贯彻执行法律法规的重要职责，同时要受到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的监督。
但是实际中，由于行政机关享有一定的法律解释权，使得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效力逐渐减弱，加之行政机关在具体执行法律法规的过程中范围十分广泛，牵扯的利害关系人甚多，地位日益呈现出膨胀化的趋势，这就会导致互相扯皮推诿、不负责任的现象出现，进而造成独断专行、社会不安定等不良影响。
最后，司法机关的解释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
在我国，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是首要的法律解释主体，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最高司法机关，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对法律的解释享有重要主体地位。
虽然实践中法院(以法院为主)对法律解释像有很大的权利，但是我们不妨试想一下，当法院在审理一个具体案件的时候，若是遇到了不能直接引用法条的情况，法官需要“逐级请示”，直到请示到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做出批示，一方面，这会使得本身任务繁重的最高人民法院更加劳累，另一方面，也会浪费司法资源和当事人的精力，而且也会使得法官养成依赖性的习惯，遇事请示，久而久之则会丧失主动性与积极性，降低司法机关的效率。
(2)法律解释的目的决定了法官法律解释的主体资格
陈金钊认为“法律解释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使法律文本能够适用于具体案件。
篇6：法学方法论和法律解释
法学方法论和法律解释
「摘要」本文从最近学术界的热点话题入手，接着对法律解释做了简单分析，然后分析了陈兴良教授和张明揩教授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再分析了德沃金和波斯纳德法律解释论，并对之做了比较。在对这个热点问题作了一些梳理后，最后提出了自己的几点想法。
「关键词」法律解释，主观解释，客观解释
第一部分：问题提出
前天在陈兴良老师所在我们读书小组会上讲了关于拉伦次的法学方法论一书。陈老师认为，这里所说的方法论是指司法适用的方法论。并且讲了两种方法论，一种是法学研究方法，一种是法律适用的方法论。而拉伦次这里的方法论是主要讲法律适用的方法论，所以在这一章里，法律解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分量。因为法律要适用，从逻辑上讲，必须先对法律本身进行阐释，这是严格遵循自亚里士多德以来逻辑推理的格式，即大前提，小前提，结论。而在法律是适用中，法律本身和法律的解释就是大前提，而具体的案情就是小前提，然后将大前提套到小前提上，就可以得出结论。
在这次在深圳召开的刑法方法研讨会上，关于“冒充军警”的解释问题争论很厉害，其关注的焦点是对这个“冒充”如何解释？一个问题是当一个真的军警去抢劫时，是不是算抢劫最的这个加重情节？更进一步，当一个真的军警和假的军警一起抢劫时，怎么去看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说到底是一个法律解释的问题。因此我想从法律解释的角度对这个问题做一个分析。
第二部分：法律解释的简单分析
解释学一词最早出现在古希腊文中， 它的拉丁化拼法是hermeneuein，它的词根是Hermes. Hermes 是在希腊神话中专司向人传递诸神信息的信使。他不仅向人们宣布神的信息，而且还担任了一个解释者的角色，对神谕加一番注解和阐发，使诸神的意旨变得可知而有意义。因此，“解释学”一词最初主要是指在阿波罗神庙中对神谕的解说。由此又衍生出两个基本的意思：（1）使隐藏的东西显现出来；（2）使不清楚的东西变得清楚〔1〕。法律与解释是不可截然分开的，法律发达史实际上就是法律解释发达史，反之亦然。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法律是在解释中发展的，也只有在解释中才能获得真正的'理解与适用。曾经辉煌过，曾经失落过，但法解释与法同在，这就是法解释的历史命运。（2）通常的解释方法是文理解释。在法律解释的理论中，始终存在着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两个大的派别。主观主义的观点认为，法律解释实际上是对立法者原意的考证，因而法律解释就应该去探究立法者原来立法的意思和目的，而不能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去改变立法原意。反之，在客观主义者看来，立法者一旦进行了立法，法律就已经独立于立法而存在了，它具有其自身的意义，因而随着客观实际情况的变化，法律也的含义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所以客观主义者们认为法律解释可以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来赋予其与时代并进的含义，而且这是法律解释者们的责任。在当代法学家眼中，绝对的主观主义和绝对的客观主义都有失偏颇，一般都主张侧重于一边的折衷主义。有的人可能偏向主观主义，有的人则偏向客观主义。
具体到这个案例中，“冒充军警”作为抢劫罪的加重情节，从立法者原意来说，当然是指非军警来冒充军警，立法者也没有想到会出现真的军警抢劫时怎么处理？但事实上就有这种情况发生。清华大学教授张明揩就认为真的军警也应被视为包括在这个加重条款里，他的理由是这里的“冒充”扩大理解为“作为”。其实质是认为真的军警抢劫其社会危害性更大，更应当作为犯罪来处理；反之，陈兴良教授主张对此不应当扩大解释，而应严格按照字面意思进行解释这和他一贯主张的形式理性优先于实质理性是一脉相承的。其理由是在现代刑法理论和实践中，罪行法定的思想深入人心，应该严格遵循形式解释，而不能进行实质解释。而张明揩则主张倾向于客观主义解释，认为对法律应该依据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情况作出利于司法的解释，实际是主张实质解释。
第三部分：对目前学术界两种观点的解释
主观解释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法律解释目标在于探讨立法者于制定法律当时事实上的意思，解释结论正确与否的标准就在于是否准确地表达了立法者当时的意思。法律的字面含义是重要的，因为要根据字面含义来推测立法者的意思，并且在一般情况下都应该推定，字面含义正是立法者意图的表达。但字面含义并没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有证据表明文字的通常含义同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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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法律方法与法学教育论文
法律方法与法学教育论文
法律方法与法学教育论文讲述了法律方法的教育对于法律职业者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法律方法与法学教育论文【1】
【摘 要】 法律方法的教育对于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和提高其实践能力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国法学教育中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考试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一些缺失或偏差，不利于法律方法教育与实践型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为此需要通过法律方法类课程的增设，以及教学方法和考试内容及方式的改革来促进法律方法的教育。
【关键词】 法律方法;法学教育;法律思维;法律实践
一、法律方法在法学教育中的作用
1、培养法律职业思维
所谓法律方法是站在维护法治的立场上，根据法律分析事实、解决纠纷的方法。
它大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法律思维方式;二是法律运用的各种技巧;三是一般的法律方法。[1]法律方法的教育对于法律职业者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对此，中外的许多法学家都有过精辟的论述。
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认为：“教授法律知识的院校，除了对学生进行实在法规和法律程序方面的基础训练以外，还必须教导他们像法律工作者一样去思考问题和掌握法律论证与推理的复杂艺术。”[2]林立先生也高度评价法律方法对于培养法律人的重要意义：“法学方法论及法律哲学若是对一位只想追求当一名目光如豆的‘法匠’而不想当法学家的法律人而言，必定会被他人认为是没有必要重视的学问;而他也永远不可能知道，这种基础法学的涵养对培养一个风骨卓然的法律人及伟大而有深度的法律文化有何等的重要性。”[3]
随着法律的日益形式化和理性化，法律方法也朝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成为一种需要专门训练才能掌握的职业方法，法学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培养学生运用法律方法，养成“法律人的思维方式”，因为这是他们在未来成为法律职业共同体一员所必须具备的能力。
因此法律方法的传授和培养当然地成为了法学教育的核心。
法律方法的传授及其素养的形成制约着整个法学教育过程，对评估和衡量法律教育的成败具有决定性意义。
[4]西方各国普遍重视法律方法在法学教育中的作用。
在英国，法律方法很多年来一直构成英国法学院法律教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美国的法律教育一方面继受了英国的教育传统，二战以后又经历了一个法律方法教学由分散化到集中化，由重视判例推理、法律写作到关注律师技能培养的发展历程。
而在大陆法系，自德国的萨维尼开创了法律方法之近代传统以来，又涌现了拉伦茨、恩吉施等大批以研究法律方法著称的现代法学家，法律方法也逐渐扩展成一个蔚为壮观的阵营，法学教育也把培养学生“像法官一样思考”作为重要的目标。
2、提高法律实践能力
法律的适用过程不是一个简单机械的从规范到事实到结论的三段论过程，由于案件事实的复杂性及法律规范自身的局限性，“这种缺陷有时表现为由于立法者无法预见法律适用中的各种可能性，导致个案中的‘正义’无法实现;有时表现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现有的法律规范日渐陈腐，从而导致‘正义’落空。
有时表现为由于法律规范的语言表述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导致法律规范在适用中歧义丛生，无法实现立法者所预期的‘正义’，等等。”[5]法律职业者在法律适用中不可避免地要对案件的事实进行证据的收集和梳理，以及法律发现、法律解释、法律推理和法律论证等法律方法的运用过程，通过在规范与事实之间进行多次的目光的流连往返，最后给出一个相对公正和妥当的结论。
法律方法在实践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法律方法能保证法律人沿着正确的方向思考、分析和解决问题，较为准确地理解法律、解释法律和认定事实，从而在成文法律与事实之间架构起一座桥梁，在法律与个案之间建立起逻辑联系，使纠纷在法律范围内得到解决。
第二，法律方法能排除人们对法律的任意理解，它为防止专断与任意设置了“思维方式”的藩篱。
第三，法律方法提升了处理纠纷的能力，从而增大了法律适应复杂社会的功能。
第四，法律方法是保障法律自治的手段。[6]
二、法律方法教育在我国法学教育中的缺失
1、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缺位
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的设置，对于确保学生知识结构的完整有序和能力的全面培养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我国现行的法学教育的课程设置中，把法律概念、逻辑体系和理论框架等知识的灌输视为教学的主要活动和任务，司法伦理学、法律方法论这样一些职业必修课至今在绝大多数法学院中还没有一席之地，法律诊所的课程也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而没有普遍展开。
在教学内容上，知识和原理的传授构成了法学教育的主干内容，存在对于法律方法的诸多忽略，如“忽视如何发现、证明和重构事实，忽视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和现象的相互关系，忽视法律思维的训练，忽视宏观正义与微观或个案正义的关系，等等。
法律实践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而不是简单的逻辑推理过程。
从抽象的正义到个案的具体正义，从普适性的法律规范到具体事实中的行为规范和法律结论都需要艰巨的创造性努力。
这正是法律职业活动中最具有挑战性和最令人陶醉的工作。
但是，法学院培养方案中并没有多少课程致力于这种能力的训练和培育。”[7]这种状况与法学本身的实践品格和法律人才培养的实践需求是不相适应的。
2、教学方式的单一化、教条化
与教学内容中过于注重对抽象理论及法条知识的传授相对应，法学教学中普遍采用“填鸭式”的讲授方式，或者注重于对抽象理论的阐述和议论，或者注重对于法律条文的概念和内容注释讲解，虽然有时为加深对概念、原理、规范的理解，也会参考一些案例，但远不足以适应对法律思维能力和法律方法运用能力培养的需要。
学生为了应付考试会被动地记住一些法条或教条化的理论观点，但没有真正领悟法律条文背后所蕴涵的精深的法律原理，不了解法律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没有真正培养其创造性运用法律规则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更难以产生发自内心的对法治精神和法律职业的崇尚。
3、考试内容和方式的片面化
无论是平时的校内考试还是司法考试的内容和方式，都会对教师的教学活动和学生的学习活动产生重大的导向作用。
我国目前的法学教育中的校内考试和国家的司法考试，都把学生对法条知识的记忆、背诵和一定程度的理解作为考查的重点，追求的都是答案的客观性和唯一性正确性，而忽视了对学生实际运用法律能力的考查，同时也忽视了实际生活中案件事实的复杂性和法律处理结论的可争议性，出现了与法律实践的严重脱节。
在这种考试内容和方式的导向下，法学教育的内容和方式也和培养法律人才职业化能力的要求更加背道而驰，法律方法在法学教育中也更难以找到立足之地。
上述这些法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如不加以解决，“只能训练出‘谨愿之士’(即墨守成规、不知活用)、‘偏倚之士’(即除条文外不知有其他学问)、‘保守之士’(即对现行法令，不解善恶、唯知遵守)、‘凝结之士’(头脑中充满了现行条文，对于新发生的事实、思潮，格格不入，毫无汲取进步的可能)。”[8]这对于法律职业人才的培养是非常不利的。
三、法律方法在我国法学教育中的展开
1、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改革
针对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中存在的问题，可以在有条件的学校开设专门的法律方法论的课程，或者扩展法理学课程中法律方法部分的内容，进行重点讲授。
同时，增加疑难案例分析课、模拟法庭、法律诊所等实践类课程的比例，在夯实学生法学理论和知识基础的同时，以培养法律思维为中心，增强学生运用法律方法分析和梳理真实的案件事实，创造性地处理复杂法律纠纷的能力。
法学理论知识的学习和法律方法技能的训练应该相辅相成，不可偏废，正如孙晓楼所言：“研究法律，一定要学与术并重，太偏重理论，那固不免于空泛;太偏重运用，亦不免于迂腐，必也有法律之术，法理之学，互相为用，而后可以渐臻于美备。”[9]
2、教学方法的合理运用
法学的教学应改变传统单一的灌输式的、教条化的讲授方式，尽量贴近法律思维和法律方法的形成和运用的流程，综合运用理论讲授、案例分析及诊所式训练的方法，形成合理的教学方法体系。
理论讲授中应减少自上而下的灌输，尽量使用启发式的讲授方法，引导学生在一个包容、理性的氛围里进行独立的思考，平等的对话和交流，以培养其形成问题意识和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能力。
而案例分析和法律诊所的训练则应注重培养学生获取案件信息、梳理案件的法律关系、将抽象的原则和规范运用于具体案件的思维和推理的技巧，以及与当事人及其他案件参与人沟通、交流、陈述、辩论、论证的能力等方面的培养，以提高其实践技能。
3、考试内容和方式的改革
为减少由于校内考试和国家司法考试的片面化对于法学教育造成的误导和冲击，加强其正面引导作用，校内考试和国家司法考试也应适当增加对于法律方法进行考核的内容。
校内考试在保留期末或期中的卷面考试形式的同时，应丰富考核的方式，以案例分析、模拟法庭、法律诊所训练的考核成绩等作为评定学生成绩的重要参考。
司法考试应该在考察考生对法条知识的掌握程度的同时，注重考察考生运用法律方法和法律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对于一些争议较大的案例，应允许考生给出不同于标准答案但又能自圆其说的答案。
这些考试内容和方式的改革，会对法学教育产生积极的引导作用，使得教师和学生把更多的精力运用于对学生法律思维能力和实践技能的培养上，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对对法条知识的机械理解和记忆，形成一种法学中的应试教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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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晨光.中国法学教育面面观[A]//霍宪丹.法律教育：从社会人到法律人的中国实践[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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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方法在法学教育中的属性和意义【2】
[摘要]法律方法是法律适用中所要应用到的各种方法，它是法学产生和存在的基础。
因此，法律方法在法学教育中居于核心地位，具有决定意义。
同时，法律方法的培养不能简单地化约为一种知识的传授，而必须借助法律实践经验地习得。
我国法学教育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实践教学的改革。
[关键词]法律方法;法学;法学教育;实践教学
一、方法、法律方法与法学
“方法”这一语词，在各种论著中经常出现。
根据学者们考察，“方法”源于希腊语言，意味着在给定的前提条件下，人们为达到一个目的而采取的行动、手段或方式。
方法是与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相联系的。
一般而言，方法在很大程度上由目的和前提来确定，正如地上的路有千百条，但是在目的和前提给定的情况下，能够根据这些前提条件并最终达致行为者目的的最佳道路则可能只有一条。
而对这一最佳道路的探寻和说明也就构成了所谓方法论问题，它是对实现特定目的的方法的系统反思，说明人应该怎样树立自己的认识和实践目的，应该使用哪些手段，以便能够有效地获得科学认识和解决实践问题。
就法学的方法体系而言，大体上可以区分为法学方法和法律方法两个方面。
法学方法是法学研究中所要运用到的各种方法，而法律方法主要指法律适用中所要应用到的各种方法。
“法学方法是研究和预设法律的方法，主要着眼于什么是法律的本体性理论，形成一定的法律观;法律方法是应用法律的方法，致力于实现既有的法律又生成新的法律。”法学方法解决的主要是法的本体论问题，追求法学的真理，具有法学认识论的工具性作用;法律方法则是一种具有积极的实践指向的范畴，是“站在维护法治的立场上，根据法律分析事实，解决纠纷的方法。
它包括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①法律思维方式;②法律运用的各种技巧;③一般的法律方法，其中主要包括法律发现、法律推理、法律解释、价值衡量、漏洞补充以及法律论证方法等”。
法学方法与法律方法的这种区分实际上是和法学本身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的。
从西方历史看，法学沿着两条线索发展：一个是法律家或专业法学家的法学，这种法学“以某个特定的，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法秩序为基础及界限，借以探求法律问题之答案”。
“该法学运用一套法律家创制的法律语言，沿用来自法律家经验的解释方法，完成法律实务之问题解答，以追求实践——技术的知识之旨趣，我们权且称之为‘应用的法学’或‘法学内的法学’，德文名曰Jurisprudenz(‘狭义的法学’)或Rechtsdogkatik(‘法律教义学’)。另一个是哲学家、伦理学家或政治学家的法学，也可以说是专业法学以外的思想者的法学(简称法学外的法学)。”这种“法学外的法学”和“法学内的法学”一起构成了所谓广义的法学。
联系上文不难看出，法律方法归属于狭义的法学，法学方法归属于广义的法学。
篇8：法律解释与法律漏洞的填补论文
法律解释与法律漏洞的填补论文
前 言
法律规则是以高度抽象、概括的规范和概念的形式出现的，而规范和概念又是以文字的形式表达的。因此许多法学家认为自从有了成文法，就有了对法律的理解和解释活动。然对成文法的解释绝非一件易事。欲使成文法能够最大限度的释放其光芒，解释者不仅要解读法律规范和法律体系的各个层面，亦需要以犀利的目光直视和剖析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以及自身的价值体系和理论框架，因此法律解释学以其实用性、技术性和知识性的特点作为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荣登历史的舞台，改变了以往将法律解释仅仅局限在简单的文本解释的情况，而将视野投向以司法适用中的规则和事实的互动关系为内容的深度阐释。本文作者通过阅读数本专家名作，对法律解释、法律漏洞以及法律漏洞的补充有了一个粗浅的认识，遂作此文。
一、法律解释
“法学之目的，实不应仅以研究成文法为己足，而应研究探寻居于指导地位之活生生的法律，据以论断成文法之善恶臧否”。 故法律解释的目的“并不在于单纯地理解既存的法律文本、解释法律规则，而在于在此基础上结合具体的个案事实，由法官得出有说服力的判决”。 也就是说法律解释的目光应驻足于现实中的成文法，同时应该兼顾法律的稳定性和法律的理想即公平、正义，最终使成文法的'功能在司法中得到最大的发挥。我认为法律解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一）、狭义的法律解释
传统的法律解释亦即狭义的法律解释，是指当法律规定不明确的时候,以文义、体系、法意、比较、目的、合宪等解释方法，澄清法律疑义，使法律含义明确化、具体化、正确化。狭义的法律解释重在在文义的限度内探究立法者的意图，分为文义解释、体系解释、法意解释、比较解释、目的解释及合宪解释。文义解释是指依照法律条文的表面意思以及通常的使用方法所作的解释。其依据是法律规范属于社会规范，由于其针对的对象是社会的全体社会成员，因此除了个别的专业用语有其特有意义作解释外，应当以文句所具有的通常意义作解释。文义解释在法律解释上有其不可磨灭的意义，因为无视于法律条文就会使法律有名无实，法律也将失去其安定性。但是拘泥于文义解释，固步自封，奉法律文字为金科玉律，就会导致法律僵化，使法律成为“死法”。体系解释是指以法律条文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即依其编章条款目的前后关联位置或相关法条的意思阐明规范意旨的解释方法。体系解释可以分为扩张解释、限缩解释、反对解释、当然解释四种。体系解释能够维护法律体系之一贯及概念用语的一致，在法律解释上确具价值。但是如果利用解释过于机械，拘泥于形式，就会忽略法律的实质目的。法意解释又称历史解释或沿革解释，是指通过探求立法者制定法律时的价值判断以及其作此价值判断所希望实践的目的来作解释。法意解释要参考立法过程中的一系列记录、文件、备忘录等，对立法者意思的理解不应为立法者当时之意思，而应为立法者处于今日所应有的意思。该解释具有“范畴性功能”，可划定文义解释的活动范围，使文义解释不至于离经叛道。比较解释是指参酌外国立法及判例学说，作为诠释本土法律的参考资料，以实践其规范目的的解释方法。比较解释并非仅比较多国的法律条文，且更多的是比较各国相关的判例学说，从而窥探法律的本意，进而适应时代的潮流。目的解释是以法律规范目的阐释法律疑义的方法。法律规范的目的在于维护整个法律秩序的体系性，个别规定和多数规定都受规范目的的支配。通过目的解释，各个法律条文间的不完整性、不完全性均能完整顺畅而且没有冲突。目的解释与法意解释的不同在于，前者从法律目的着眼，重在阐释法律的整体意旨，法意解释则从历史沿革的角度出发，重在探求个别规范的法律意旨。合宪解释是指以较高级别或宪法的意旨对位阶较低的法律规范意义解释的方法。这种解释方法意图通过实践位阶较高的法律规范的目的，使法律秩序井然有秩。
此外还有论理解释。“典型的法律解释是先依文义解释，而后再继以论理解释。非如此解释，为非典型的解释方法”。 论理解释又称社会学的解释，与体系解释相同，是以文义解释为基础的，当文义解释有多种结果时，为使法律条文明确化而使用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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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法律职称论文：解释违反法律规定
转质是指质权人为提供自己债务的担保，将质物移交给自己的债权人而设定新质权。转质包括承诺转质和责任转质。承诺转质是质权人经出质人同意所为的一种转质，而责任转质是未经出质人同意而以自己的责任所为的一种转质。质权人有无转质的权利，各国立法规定不一。例如，《日本民法典》第348条规定：“质权人于其权利存续期间，可以以自己的责任，转质质物。于此情形，对于因不可抗力造成的、不转质就不会产生的损失，亦负其责任。”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891条规定：“质权于质权存续中，得以自己之责任，将质物转质于第三人。尽管《担保法司法解释》历经四年，六易其稿，澄清了担保法的一些模糊规定，创立了一些新的担保规则，但也不可否认，该解释本身仍存在诸多不足，这主体表现在：
(一)有的解释违反法律规定
从理论上说，司法解释只能解释法律，而不能改变法律的规定。在法律没有修改的情况下，以司法解释改变法律的规定，既不符合司法解释的原则，也不利于法律及司法解释的适用，且有损于法律的权威。在《担保法司法解释》中，有一些解释明显地违反了法律的规定，主要体现在：
1.保证期间的中断
保证期间能否中断，理论上看法不一，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又取决于保证期间的性质。关于保证期间的性质，理论上意见分歧很大，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保证期间属于诉讼时效期间，因为《担保法》第2条规定“保证期间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第二种观点认为，保证期间属于除斥期间，因为期间届满后免除保证人的保证责任;第三种观点认为，保证期间属于特殊的除斥期间，因为保证期间具有除斥期间的主要特点——除权，同时担保法又规定保证期间可以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第四种观点认为，保证期间既然非诉讼时效，也非除斥期间，保证期间只是保证人能够容忍债权人不积极行使权利的最长期限，是一种独立的期间形态，不应当将除斥期间划入诉讼时效或除斥期间的范围。按《担保法司法解释》起草者的观点，根据除斥期间的性质及担保法对于保证期间的规定，保证期间应当理解为除斥期间。[1]为此，《担保法司法解释》第31条规定：“保证期间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断、中止、延长的法律后果。”我们认为，这不仅违反了担保法的规定，而且其合理性也值得怀疑。
《担保法》第25条第2款明确规定：“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债权人已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期间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对于这一规定，理论上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保证期间为除斥期间，一般保证中的债权人在向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并就债务人的财产强制执行而无效果的情况下，尚应对保证人依法提出承担保证责任的请求，而该请求的有效期限，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而不再有保证期间重新起算的问题，保证期间适用诉讼时效中断，不是指保证期间按照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可以重新计算，而是指债权人对保证人主张权利的应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2]这说是说，保证期间不存在中断问题。另一种观点认为，保证期间适用诉讼时效中断，是指保证期间可以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而发生中断，保证期间中断后，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应当重新起算。[3]我们认为，后一种理解是妥当的。因为，“债权人已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期间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这说明在债权人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时，主债权的诉讼时效中断，而保证期间适用这种中断的规定，也就应当中断。也就是说，保证期间也因债权人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而中断。担保法之所以这样规定，其理由在于：如果债权人积极行使了他的权利，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由于诉讼或者仲裁的程序的关系，有可能待案件了结，经依法强制执行债务人仍不能履行债务之时，原来约定的保证期间以及法律规定的保证期间已经届满了。这时，债权人还能不能要求保证人承担责任了呢?如果规定不能，对于债权人的利益显然是不公平的。法律规定保证期间中断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保证期间，如果债权人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那么保证期间就中断，以前经过的保证期间归于无效，保证期间重新计算。[4]既然《担保法》规定保证期间可以因债权人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而中断，而《担保法司法解释》却规定保证期间不得因任何事由而中断，显然与法不符。
由于《担保法司法解释》将保证期间定性为除斥期间，而通说认为，除斥期间为不变期间，不适用中止、中断、延长的规定。所以，结论自然就是：保证期间不因任何事由而中止、中断、延长。我们认为，这种结论从理论上说并不合理。第一，除斥期间与保证期间的适用对象不同。除斥期间适用于形成权，不适用于请求权。权利人在除斥期间内不主张形成权的，该权利消灭;而保证期间适用于请求权，即债权人向保证人请求承担保证责任的权利。在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未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该请求权消灭，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虽然除斥期间与保证期间届满均产生权利消灭的后果，但二者所消灭的权利性质是不同的。也许正是由于二者都具有消灭权利的效力，学者们才将保证期间定性为除斥期间。第二，就保证责任而言，在债权人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之前或之后，其性质不应有所变化，应受同一性质的期间约束，且期间届满，都应消灭债权人的实体权利。但是，按照《担保法司法解释》的规定，保证期间不得中断，因此，在债权人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之后，保证期间将不再有意义，保证人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这就是说，债权人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不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的，保证人虽也不再承担保证责任，但债权人对保证人的实体权利并不消灭，而只是消灭胜诉权。这就使得保证人原本无债务，但经过保证期间到诉讼时效的转换，最后变成了承担实体上的债务。可见，在债权人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之前或之后，保证责任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这说明，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对待债权人的请求权的处理方式是不同的，从而不可能发生两者并行不悖的情形。而从保证责任的性质上说，保证责任只能受保证期间的约束，而不能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第三，在立法例上，保证期间适用诉讼时效中断，是各国的通例。例如，《法国民法典》第2250条规定：“向主债务人进行的传唤，或主债务人承认债务，对保证人发生中断时效的效力。”《日本民法典》第457条规定：“对主债务人的履行请求或其他时效中断，对保证人亦发生效力。”《意大利民法典》第1957条中规定：“对于债务人的诉讼请求对保证人同样产生时效中断的效力。”瑞士债务法第136条、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747条也都有类似的规定。可见，认定保证期间为除斥期间或诉讼时效期间均有不妥，故我们们赞同将保证期间定性为一种独立的期间状态的观点。
篇10：论法律方法的异化及其危害论文
内容提要：司法过程中的法律方法是在司法实践基础上所作的理论总结，而不是单纯地依据法学理论进行的逻辑归纳。笔者对目前法学理论界持有的法律方法必然具有正当属性的观点表示质疑，提出司法实践中法律方法的异化问题，并剖析其异化的基本形态及危害。同时，从社会信息经济学的视角论证法律方法的异化现象与司法资源交易行为的辩证关系，指出二者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相互促进必然会导致司法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和运作，形成司法方法的制度性腐败。
关键词：法律方法 法律方法的异化 司法资源的交易 司法资源的市场化配置
篇11：浅谈学习《法律逻辑学》的意义和方法论文
浅谈学习《法律逻辑学》的意义和方法论文
法律逻辑学是研究思维形式的逻辑结构和逻辑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法律领域中特有逻辑现象和逻辑问题的一门科学。它能为法学理论研究和法律实践工作提供有用的逻辑知识和逻辑思维方法。
一、充分认识学习《法律逻辑学》的意义
法律逻辑思维在法律实践中具有重要作用。例如在侦查工作中，案件总是在侦破工作之前发生的，而且犯罪行为通常又是在隐蔽条件下实施的，既非侦查人员直接得知，也不可能因侦查人员认识的需要而重演再现。社会现象本来就十分复杂，犯罪现象更是无奇不有，加之犯罪者作案后为了逃避罪责还要制造假象故布疑云。因此，案件的侦破工作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那么，侦查人员凭借什么来获得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呢？就只能在搜集和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借助于一系列逻辑推理而获得。几乎可以说，案件的侦破工作每前进一步都是同侦查人员对逻辑推理的运用分不开的。
例如下面一个案例：某百货大厦二楼黄金部、钟表部柜台的97条金项链等商品被盗。现场没有发现案犯作案时留下的任何痕迹，从大厦一楼到五楼也没有发现案犯攀爬的痕迹。一到五楼的32个监控摄像机工作正常。根据上述案情，只有三种可能：一是罪犯事先潜入现场，在工作人员离开大厦后作案;二是内部工作人员下班后滞留在大厦或利用某种工作之便夜间潜入大厦作案;三是在大厦内值夜班的保卫人员，利用工作之便作案。我们可以用法律逻辑中的假设进行推演，可以大大缩小侦查范围，集中了侦查目标，赢得了办案时间，使案件得以及时侦破。由此看来，学习法律逻辑学意义深远。
首先，法律逻辑学是结合着法律工作者的实际思维过程和法律条文来研究人的思维形式结构和逻辑规律的，因此，它能为法律工作者提供更有针对性实用价值的逻辑知识及逻辑方法。学习逻辑学对于提高法律工作者的推理能力，从已知探求未知，进而提高其工作质量和效率有其独特的作用。
其次，学习法律逻辑学对于提高法律工作者的表达能力，准确地表述思想和严密地论证思想也是必不可少的。法律工作者离不开说话和写文章，如写论文、著作、进行学术讨论;侦查员要书写侦查、讯问和询问材料;检查人员要提起公诉，参加法庭辩论;审判员要进行审判活动，制作判决书、裁定书;律师要撰写代理词、辩护书等等。如果没有很好的口才和书面表达能力，其工作质量就很难得以保障，甚至会出现冤假错案。法律工作者的思想表达和论证过程是否准确、严密，直接关系到法律的严密性和权威性，关系到涉案当事人的命运，关系到社会秩序和对社会正义的维护，因此决不可以掉以轻心。
再次，学习法律逻辑学还有助于提高法律工作者的论辩能力与识别谬论、驳斥诡辩的能力。在法律实践工作中，经常遇到一些人故意诡辩，诡辩是通过违反逻辑规律或规则，散布貌似正确、实为谬误的言论，来为自己的错误观点辩护。学习和掌握法律逻辑学的知识，一方面能使自己不犯逻辑错误，另一方面，能有效地驳斥别人的诡辩。
二、学习《法律逻辑学》的方法
怎样才能够学好《法律逻辑学》呢？笔者认为学习法律逻辑学特别应当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它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理论联系实际。法律逻辑学所研究的思维形式和思维规律是从人们思维活动的.实际过程中总结和概括出来的，它所探讨的法律中特有的逻辑问题和逻辑现象是在法律工作者的思维过程中提出和呈现出来的。因而只有联系人们(包括自己）思维活动中的实际过程，特别是联系法律工作者思维活动的实际过程及其表现，才能真正理解和掌握法律逻辑学所研究的思维形式和思维规律，理解法律逻辑学所探讨的法律领域中那些特殊逻辑问题和逻辑现象。
第二，一般和特殊相结合。学习法律逻辑学不仅要引用实际材料说明形式逻辑一般原理在法律领域的具体应用，而且应当进一步探索和总结法律领域在应用形式逻辑时有哪些特点，揭示出法律逻辑的特殊性。
第三，讲与练相结合。把对法律逻辑学的学习与自己的或其他法律工作者的思维实际结合起来，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根本途径。同时在具体学习过程中也有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这就是课堂所讲和课外练习相结合，要注意理解，做到多思、多练、多用，学会举一反三，这样就会事半功倍。
篇12：法律自考论文参考文献的查找方法
关于法律自考论文参考文献的查找方法
1、网络文献
很多同学喜欢大量援引网络文献，虽然网络上的文献可能比较新，也比较独家，但是不宜大量援引网络上的文献。一般来说，假如学校要求10个参考文献，那么网络文献不能超过2个，超过2个的话就显得文章没有深度，甚至会导致老师误以为学生的论文是从网络上抄袭的。我们接触过很多大学老师，他们一般都比较排斥网络文献。
2、著作类文献
著作类文献需要有所援引，但是不能大量援引教科书的内容或者概念性的内容，应该援引观点、论据等。相关著作可以在图书馆查到，或者在当当网上买到。
3、期刊论文
期刊论文是参考文献的主要内容，同学们应重视期刊论文的援引。在援引期刊论文的'过程中，需要注意援引权威的期刊，如法学类核心刊物。一些小杂志、垃圾杂志上的文章，除非真的很有说服力，同学们千万不要援引。期刊文献可以在中国知网、中国万方等网站上下载，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网站都是要收费的，同学们可以去淘宝上买点卡，以节约费用。一般来说，为了写好一篇自考论文，花掉200元资料费还是应该的、值得的。
4、英文文献
自考生同学们我们就不建议援引英文文献了，以免老师认为你的文章是抄袭的。
篇13：行政法律规范适用方法有效性探讨论文
（一）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在行政事业单位处理一些比较复杂的事件，比如在法律理论的范围内，但是又违反情理的事件，采取自由裁量权可以在这两者的`基础上做出最好的行政裁决，如果在监管不当的时候，就会非常容易出现相关权利滥用的情况，从而导致行政法律规范适用方法出现各种失误。当行政适用单位或者是相关的人员在内心出现一些不良的想法时候，在实践中处理相关的案件的时候，就是出现适用不当的现象，使正确的判决结果有所偏离，在一定程度上还会使参与到相关事件中的人員的合法权限受到一定的伤害，不能有效的落实依法行政的方针。在此基础上，使行政法律规范适用方法有效性更加的难以实现，并且不同的行政事业单位具有制定规范和执行规范的权利，因此，在实行的过程中一般的事业单位都会根据自身所定制的规范来执行，这对于统一适用方法于各个行政事业单位中有着一定的难度。
（二）适用人员对法律法规的误读
造成相关法律适用不当的原因包括适用人员对于相关的法律法规产生误读的现象，目前主要是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在面对行政行为其中一种时，由于适用的效力因为行政问题的不同从而产生一些不一样，比如说有的法律是适用于大部分解释，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又比如说部分法律在实践解释中只是适用于其中一种，具有一定的独立性[3]，在实践的过程中，有的时候就会发生司法所给出来的解释，和行政事业单位适用的法规有所不同，会引发不同程度的冲突。其次，出现上述现象的时候，根据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冲突是由我国国务院来对此作出相关的决定的，同时选择一个最佳的作为适用规范，也需要进行相应的裁决。但在实践中，由于缺乏相应的程序来进行规范，使其在运行的过程中比较容易产生冲突，影响到行政法律法规适用方法有效性。
（三）援引错误和适用笼统
行政事业单位在执法的过程中也是比较容易出现失误的，比较常见的援引错误和适用笼统，这两种形式是目前我国行政事业单位的法律规范中存在的漏洞，这个漏洞会在实践中，被一些行政法律规范主体的应用程序所利用，从而导致一些相关法律的缺失等问题。在相关人员实践执行的过程中，执行的相关法律会比较笼统，对于很多具体的条例没有进行比较细的划分，同时也没有将其具体的表明出来，只是说明采取哪一种法律来进行处理，但是不够具体，在执行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失误，导致错误的产生。在相关法律的援引方面，有部分行政事业单位在执行相关的法律的时候，没有将法律援引到其中，还有部分行政事业单位虽然将法律援引运用到其中，但是其中的漏洞会导致一系列的不良影响[4]。
篇14：行政法律规范适用方法有效性探讨论文
（一）提高适用人员的职业素质
行政法律规范适用方法有效性能否提高，相关适用人员的职业素质对其有着非常大的影响，但是在现阶段行政法律规范适用人才明显的表现出专业能力不过硬，综合职业素质不高的状态。行政事业单位通过一系列的活动来建立相关人员的法律思维模式，从而使整体人员的综合素质有所提高，采取培训的方式来更新巩固适用人员对相关法律规范的认识，再采取考核的方式，使适用人员对于相关法律规范有着更加深刻的认识，在实践中减少错误，或者是通过国内外人才交流的方式以及一些锻炼的机会来增加适用人员的实际经验。
（二）提升可操作性
要想将行政法律规范适用方法有效性提高，首先要对于行政法律规范适用方法的理解程度进行改善，有部分相关人员对于法律的解决能力不足，因此，可以使行政法律规范适用方法的理解程度适当的降低，从而让更多的人员理解，有效的提高行政法律规范适用方法的可操作性。可以从其语言表达的形式入手，通过比较明确的语言来表达其中心意思，同时吸取一些在实践中的一些经验，使其变得通俗易懂，便于理解的法律方式语言。
（三）减少潜在问题
要减少其中的一些漏洞，必须要通过对相关法律的建设与完善，通过在出现失误的实践案例中找出具体并且多次出现的问题，通过对问题的一些理解，并通过实践研究，选择出比较合适的方式来将问题进行处理，找出比较合适的处理方案，减少潜在问题发生率，使其有效性有所提升。要减少相关问题的产生，必须要加强相关法律程序的监管，对于相关法律产生的每一个环节都要进行严格的监督，并在表决完成后，严格按照规定执行[5]。对制度要加强相关的配置，通过对行政制度以及司法解释制度的不断完善，来将行政立法的一些空白的地方进行改善，使整个程序是比较完整的，是有法可依的，在实践运行的过程中也会更加的规范。
4结束语
随着时代的变更，我国行政法律规范适用方法的种类也越来越多了，只有通过找出在其中存在的问题，并通过相应的处理方法来进行解决，才能建立起依法治国的法制国家。
参考文献
[1]陈碧瀚.民法规范在行政法中的适用性探讨[J].法制与社会.2016（18）
[2]江河.行政诉讼中民法规范的适用[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5，17（1）：87-95
[3]王鹏飞.行政法律规范适用方法有效性探讨[J].人间.2016，216（21）
[4]陳國成.專利有效性爭議司法審查之研究-以美日及我國法為中心[J].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學位論文.2013
★ 法律方面的论文
★ 职业道德与法律
法律方法的法律解释论文（共14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