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程序公正

时间：2024-05-10 03:39:02 作者：简爱粉丝综合材料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导语】“简爱粉丝”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10篇浅议程序公正，下面是小编整理后的浅议程序公正，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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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浅议程序公正第2篇：公正离婚协议书程序第3篇：论程序公正第4篇：程序公正的探讨第5篇：程序公正的探讨第6篇：执行程序公正之我见第7篇：执行程序公正之我见第8篇：程序公正价值初论第9篇：以程序公正构筑司法公正的平台第10篇：以程序公正构筑司法公正的平台

篇1：浅议程序公正

浅议程序公正

司法公正与效率，是我国司法改革的基本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国法院通过近年来司法改革的探索与实践，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也毋庸讳言，由于受到历史上“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影响，迄今为止我国法院对于实体公正的重视程度，仍然大大超过对程序公正的重视，而长此以往必然影响到司法公正的真正实现。因此，笔者作为一名执业律师，愿结合近年所办民商事案件的实例，就法院确保程序公正问题谈些粗浅的认识，以期抛砖引玉，共同为司法公正的全面实现而努力。

一、关于程序意识

今年三月在全国人大会议召开期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答《法制日报》记者问时指出：“现代意义上的司法公正，既包括实体公正，也包括程序公正；既包括结果公正，也包括提高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在阐述了做到程序公正以确保司法公正的重要意义后，肖扬院长明确要求“各级法院要牢固树立程序意识，切实纠正‘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做法”。笔者从事律师工作已二十余年，对于“法制意识”、“法治意识”、“法律意识”等概念屡见不鲜，但肖扬院长在此提到的“程序意识”，还是首次“见面”。然而事关确保司法公正的实现，因此值得认真思考与研讨。

“程序意识”的涵义是什么？经查核有关法律词典，“程序”在通常意义上是指办事情的方法步骤，用于法律概念时则指诉讼程序、法律手续，专指法院审理案件的法定活动步骤和全部过程。由此笔者认为，“程序意识”应该是指严格遵循诉讼程序法律规定，在立案、审理、判决和执行各个阶段都努力做到程序公正的'自觉观念和认识。

为什么现在要明确提出“牢固树立程序意识”？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自从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这一大目标，又进一步经修改宪法，将这一大目标写入我国宪法。法院审判工作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保障力量，因此法院切实做到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直接关系到国家法治建设的大局。从这个大局出发，需要法院树立程序意识。

二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形势需要。加入世贸，不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个触及我国方方面面的法律问题。在世贸组织的各项规则中，程序公正的地位相当突出。如果案件没有按照规定的程序严格执行和操作，那么案件的处理就会搁浅；反之，只要严格遵循了公正的规则程序，那么就能获得公正的处理。从某种意义上讲，程序公正成为了实体公正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障。因此，我国法院为了适应我国“入世”的形势，理应树立程序意识。

三是深入司法改革，实现“公正与效率”这一基本目标的需要。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司法机构长期以来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倾向，至今在程序公正方面尚存在不少问题。这样，作为法院办案的对象―中外当事人，难免会对我国法院是否做到司法公正产生合理的怀疑。这就需要法院严格遵循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的原则，树立程序意识，使整个办案过程体现公正、公开、公平原则，取信于民。

怎样才能“牢固树立程序意识”？相信最高人民法院会在以往司法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积极措施来促进这项工作的。笔者试从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针的角度，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有法可依。为树立程序意识，首先要从立法上重视对诉讼程序法和有关程序规则的研究和制订。目前，虽然我国已经颁行了《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和其他有关程序法律法规，但也应承认，也还有许多所谓“供内部掌握使用”的文件规定不对外公布。在三大诉讼法中，关系到程序公正的部分内容不是过于原则，就是根本没有规定。常言道：“打官司就是打证据”。如此重要的直接关系到程序公正程度的证据规则，在我国三大诉讼法中相当不具体，缺乏操作性。现在，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发布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于法院依法行使职权，保障司法公正与效率，将起到促进作用。但毕竟这项证据规则是法院制订的司法解释，其法律效力和影响无法与全国人大制订的法律相比。为使法院在程序公正方面确实有法可依，全国人大和相关部门对于诉讼程序法尤其是证据法的修改与制订实在有必要加快步伐，从源头上保障程序公正的实现。

二是有法必依。虽然我国法律体系尚待进一步完善，以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但就程序法而言，我国已经建立起了三大诉讼法律制度，我国法院在实施程序法方面也有不少进展。但是，也确实存在不少未能严格按照程序法规定办案的问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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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公正离婚协议书程序

公正离婚协议书程序

一、离婚协议公证的流程

在办理离婚协议公证时，夫妻双方当事人必须本人亲自到场，不能委托他人代理，具体的程序是：

1、审查当事人的身份及行为能力、意思表示。

2、审查离婚双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及协议内容：

(1)询问离婚双方当事人是否自愿离婚，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

(2)审查当事人的婚姻状况，未成年子女是否作了妥善安排;

(3)宣传法律，询问双方当事人对共同财产的处理意见;

(4)询问双方当事人对债权债务的处理意见;

(5)询问双方当事人对探视权的约定。

3、出具离婚协议的公证书。

二、离婚协议是否需要公证

离婚协议并不需要进行公证，但必须经婚姻登记机关备案并领取离婚证后才开始生效。需要注意的是离婚协议财产分割必须是确实分割完毕，再去办理离婚登记，如果你不知道离婚协议怎么写可以找律师代写。

但是有时离婚协议涉及到房产问题的'，比如离婚后需要过户的，有必要去公证，因为公证后在办理房产过户时如果对方不配合，你可以直接拿着公证了的离婚协议直接去房管部门办理，无需对方配合。

如果你担心对方在办理了离婚之后，在财产交接时对方不配合或者想反悔，也可以办理离婚公证。

三、离婚协议公证手续如下，当事人应提交的证明材料：

1、当事人双方的居民身份证和户口簿及结婚证;

2、子女的户籍证明;

3、离婚协议草稿(如当事人书写有困难，公证员可以代写);

4、有关的财产所有权证明材料，如房地产权证、车辆行驶证、存单等;

5、证员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证明材料。

如非必要，离婚协议是不需要进行公证。

四、离婚协议书何时生效?

离婚协议是夫妻双方在民政部门办理完离婚登记手续之后才生效，所以即便是离婚协议已公证了，但双方没有办理离婚手续，离婚协议也不能生效。这样看来离婚协议书公证的意义不是很大，没有太多必要性。

篇3：论程序公正

论程序公正

摘要：在我国司法界，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无论是民事、刑事还是行政，关于实体问题一直是司法界追求的目标，而对诸如是否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审判公开、公正，是否遵循法定程序等却被忽视了。近年来，随着法制的健全，程序公正正逐步受到重视。本文对程序公正的要求、影响程序公正的原因以及如何实现程序公正等方面对程序公正作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标准程序公正

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11月14日报道了黑龙江省大兴安岭一个普通公民丁志权，前因妻子遇害被指控为杀人凶手，在看守所被羁押了十多年，对丁志权到底有没有罪没有一个法律上的说法，案件一直没有定论。直到12月5日，丁志权才在律师的努力下，得以取保候审。

上述报道中的当事人被羁押期限远远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最长期限，其合法权益受到了严重的侵害，人身自由权受到了严重的侵犯。据新华社的报道，从1993年到，全国政法机关每年度超期羁押的人数都在5万人左右，尤其是在刑事诉讼的领域存在大量的超期羁押的现象，超期羁押现在已经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话题。

在我国司法界，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无论是民事、刑事还是行政，关于实体问题一直是司法界追求的目标，而对诸如是否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审判公开、公正，是否遵循法定程序却被忽视了。因而出现诸如上述超期羁押问题、侦查人员未办理逮捕证就可以逮捕人、无拘留证都可以拘留人、没有开庭就宣告判决、案件能否立案、是否开庭、何时开庭，还有超审限、以及其他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程序不公的问题等等种种不公现象。

由此引发关于程序公正的思考。本文拟就程序公正的要求、影响程序公正的原因以及如何实现程序公正等方面对程序公正作一探讨。

一、程序公正的要求

（一）公正的含义

“公正”的英文单词是justice即公正、正义、正当、公平等意思。中文的“公正”一词有公平正直、正义、公平之意。在高级汉语大词典中，公平有不偏不倚，合理之意，对一切有关的人公正、平等的对待；正义有正当的道理，公道的、有利于人民的之意；正直有公正刚直之意。对公正的理解，角度不同，则效果不同。例如：

庞德说：“在伦理上，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个人美德或是对人类的需要――或者要求的一种合理、公平的.满足。在经济和政治上，我们可以把社会正义说成是一种与社会理想相符合，足以保证人们的利益与愿望的制度。在法学上，我们所讲的执行正义（执行法律）是指在政治上有组织的社会中，通过这一社会的法律来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及安排人们的行为；现代法哲学的著作家们也一直将它解释为人与人之间的理想关系。”〔1〕美国当代哲学家罗尔斯（J.Raw ls）认为，“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者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2〕博登海默认为，“如果用最为广泛和最为一般的术语来谈论正义，人们就可能会说，正义所关注的是如何使一个群体的秩序或社会的制度适合于实现其基本目的的任务……满足个人的合理需要和要求，并与此同时促进生产进步和社会内聚性的程度――这是维持文明社会生活方式所必需的――就是正义的目标。”〔3〕综合关于公正的各种理解，可以看出其基本内涵：公正是指人们之间权利或利益的合理分配关系。如果人们之间的权利或利益分配――分配过程、分配方式、分配结果――是合理的，则被认为是公正的，反之则不公正。

其实，综合各种观点来看，不外乎两个标准：一个是社会标准，一个是法律标准。以上所讨论的是社会标准，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应是法律标准，即在法律上公正应有什么样的标准。

笔者认为，公正的法律标准应包括两方面的问题：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实体公正是指统治者设立的法律，对于其适用范围内的广大民众来说，应是平等对待，没有歧视，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是指在法律面前，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受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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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程序公正的探讨

关于程序公正的探讨

人民法院在司法活动中不仅要求做到实体公正，更要求做到程序的绝对公正，保障当事人充分地行使诉讼权力，实现真正的司法公正。现就程序公正作以下几点探讨。一、程序公正的意义程序公正又被称为看得见的正义，它关系到法律尊严和法官形象公正。程序公正在司法公正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其既保证实体公正最大限度地实现，又具有自身独立的存在价值。在我国，司法公正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在处理各类案件的过程中，既能运用体现公平原则的实体确认和分配具体的权利义务，又能使这种确认和分配过程与方式体现司法公平的目的，既做到实体公正，又做到程序公正，并确保自己在法庭内外的言行，能够有助于提高法官和法院的公信力。司法公正的内容决不仅仅只限于实体的公正，还应包括程序的公正。裁判者只有依循法律规定的程序才能向社会公众昭示其裁判行为不是恣意的产物，而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概括地说，我们在实践中所理解的程序公正，包括以下五项内容，即程序的中立性、程序的公开性、程序的平等性、程序的合理性和程序的及时性。程序的上述内在价值在更深层次上决定着实体法创制的权利义务的实现状况。因此，正确地理解程序的价值有助于我们完整准确理解司法公正原则。简言之，司法公正有以下意义：第一、公正是司法的最高价值。这是国家设立法院的根本原因，也是当事人对法院的基本要求。第二、司法公正是实现法治的保证。只有实现司法公正，才能充分维护法律的尊严，长久地保持法律秩序，全面保护个人权利和真正提高人们的法制观念。第三、司法公正是审判机关拥有社会公信力的前提条件。因此，要通过公正的司法来实现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要通过正义的裁判唤起社会对法律的尊重，这就是司法公正原则对审判机关的全部内涵所在。由此可见，公正裁判既是法官的法律义务，又是法官的职业道德义务，而且是法官职业道德规范中最主要、最核心的内容。二、程序公正的实现程序公正的力量和权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程序自身的公正性，二是程序的公正性对实体公正所具有的有效保障作用。无论程序虚无还是程序至上，都不符合中国国情。在诉讼中，程序公正为实体公正服务，不把程序公正推到目的高度。我们建设程序公正就是要倡导和实现正当程序、尊重人性、审判独立、法官中立、程序安定、充分听讼、程序透明、理由公开，来保证当事人获得或者最大限度地接近实体公正。同时，只有程序公正才能让当事人和公众相信案件的处理结果是公正的。（一）程序公正以法官为核心程序公正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以司法活动为载体，通过程序公正和裁判公正的具体形态表现出来的。无数个案的公正构成了司法公正的综合体。而法官正是这个公正行动过程中能动的主体。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其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构建现代化的法官制度。目前，我国司法活动中所出现的司法不公，司法腐败，司法缺少公信力等问题，无不与目前法官制度的不健全，法官独立地位的缺乏有着重大的关系。故以法官独立为核心，推动我国法官制度的现代化改革首要问题的解决。 1、法官应注重诉讼过程的公开性。诉讼公开是最佳“防腐剂”。对法官来说，只要做到了公开，可以说公正问题的一半已经解决。公开不只是对公众的公开，而且要对当事人公开。审理活动应在法庭上进行，在双方当事人面前进行，当庭做出裁判，并在裁判文书中写明详尽的判决理由，这样可以避免给当事人留下法官“暗箱操作”的印象。只有公开，才能消除公众、当事人对公正裁判的怀疑，提高司法公信力。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准则》（以下简称《准则》）第六条明确规定：“法官应当公开并且客观地审理案件。”法官应当自觉遵循公开审判的原则，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最大程度地公开。 2、法官应当杜绝单独接触当事人。《准则》第八条规定：“法官在审理案件活动中，不得私自会见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这项规定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与法官有过单方接触，另一方则有理由怀疑法官的公正性。因为一方当事人会利用此机会向法官提供一些情况和意见，并可能给法官造成某种印象而另一方没有机会就此为自己辩解，所以，这是不公正的做法。在司法实践中，有的法官对于单方接触的具体内容的理解有些偏差。他们认为，禁止单方接触就是要求法官不得“私自、私下、秘密会见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只要法官不在私下场合单独会见当事人，而是与书记员一起会见当事人，便符合了这一要求。实际上，这种考虑只强调了诉讼活动的公开性，而忽视了法官的中立地位和公正性。这种公开地会见，对于另一方当事人而言，仍属于单方接触的范围。 3、法官审理案件应当保持中立，是最重要的职业道德之一。法官如果偏袒一方当事人，势必造成神圣、公正的法律在双方当事人心中丧失权威，因为利益受损的一方认为司法腐败导致司法不公，而获利一方会认为打赢官司要靠人情、关系和金钱。作为法官保持中立、公正行使司法权力的`保障，回避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为此，各国将回避制度纳入诉讼制度之中使“符合条件则回避”成为法官的法定义务。《准则》在强调法官应当遵守法定回避制度的同时，规定了酌情回避准则。如果法官隐瞒回避事由，应当回避而不回避的则职业道德所不容许。因此，法官在履行审判职责的过程中，除应当自觉遵守法定回避制度外，如果认为自己审理某案件可能引起公众对该案件公正裁判合理怀疑的，应当提出不宜审理的请求：①与案件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辩护人具有先前职业联系的；②与案件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辩护人、证人在亲戚、朋友关系的；③对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辩护人有个人偏见的。需要注意的是，只有法官认为与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辩护人的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审判”时，酌情回避事由才能成立。因为法官作为自然人生活在社会上，也会有各种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如果任何社会关系都必然导致回避，法官在任职一定年限后恐怕就无法在当地任职了，因为他可能认识所有的替在的当事人。所以，这种是否酌情回避的判断要由法官自己作出，而其判断的准确程度也恰恰是职业道德素质高低的体现。 4、法官应当保持诉讼过程的平等性。《准则》第十条规定：“法官在履行职责时，应当平等对待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不得以其言语和行为表现出来任何歧视，并有义务制止和纠正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员的任何歧视言行。”“法官应当充分注意到由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宗教信仰、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和居住地等因素而可能产生差别，保障诉讼各方平等、充分地行使诉讼权利和实现实体权利。”这一规定是有深刻背景和文化内涵的。作为社会中的一员，法官与其他成员一样，也有个人好恶和主观偏见。但是，这种普通人可以允许的好恶与偏见在法官履行审判职务时却没有立足之地。（二）建立健全科学的司法体制，确保程序公正妨碍审判权独立行使最直接的因素是：各种形式的外部监督由于其本身不规范而在事实上形成对审判活动的干扰。当然，可以要求所有的监督者不得滥用监督权，但这是立法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法院而言，就是改革法院内部的监督机制，以此来判断外部监督过滥所造成的消极影响。改革法院内部监督体制的重点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加大内部监督力度。重点是利用内部的优越条件加强案件审理前和审理过程中的监督，力求做到防患未然。二是规范审判监督程序。重点是对法院审监程序启动主体以及再审的次数作出适当限制，同时规范再审事由、提高再审审级等。由于立法的规定相对笼统，在操作上可以考虑以司法解释加以规范。 1、建立以维护公正与效率为目标的审判工作机制审判工作的核心在于对审判权行使主体的合理定位。但在审判实践中，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我国大多数法院的审判组织在大多数案件中并不享有裁判的最终决定权，二是审判委员会在决定案件时审判分离。近几年来。法院审判方式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还权于合议庭（包括独任审判员）。然而，这一改革的成果并不十分理想，此项改革目标的彻底实现还必须从最高法院做起。关于审判委员会对案件的决定权，因是法律规定的，故取消尚不现实，但可以进行改革：第一，在审判委员会内设刑事和民事、行政专业委员会，在讨论决定案件时按案件的性质不同分别由两个专业委员会全体或部分组成或参与合议庭审理，以解决审委会审判分离的问题；第二，对于无须开庭审理的案件，则可以审委会的专业委员会或全体会议直接讨论决定。 2、建立规范、科学、合理的法官体制（1）规范法官岗位的设置，合理配置审判资源。首先，应当根据受理案件的数量综合考虑其他因素确定法官的编制，适当减少院、庭长的副职配备，增加审判员的岗位设置。其次，规范助理审判员的职责，使其责权明确。第三，除少数特殊岗位之外，不再将非审判岗位的工作人员任命为法官，各级法院的执行人员应单独序列管理。第四，服务性工作应尽可能社会化。（2）建立科学的法官考评机制，对现有法官队伍作进一步优化选择，建立合理的法官职位保障机制，免除法官的后顾之忧。（三）修正审判程序，使其更符合司

篇5：程序公正的探讨

关于程序公正的探讨

人民法院在司法活动中不仅要求做到实体公正，更要求做到程序的绝对公正，保障当事人充分地行使诉讼权力，实现真正的司法公正。现就程序公正作以下几点探讨。

一、程序公正的意义程序公正又被称为看得见的正义，它关系到法律尊严和法官形象公正。

程序公正在司法公正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其既保证实体公正最大限度地实现，又具有自身独立的存在价值。在我国，司法公正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在处理各类案件的过程中，既能运用体现公平原则的实体确认和分配具体的权利义务，又能使这种确认和分配过程与方式体现司法公平的目的，既做到实体公正，又做到程序公正，并确保自己在法庭内外的言行，能够有助于提高法官和法院的公信力。司法公正的内容决不仅仅只限于实体的公正，还应包括程序的公正。裁判者只有依循法律规定的程序才能向社会公众昭示其裁判行为不是恣意的产物，而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概括地说，我们在实践中所理解的程序公正，包括以下五项内容，即程序的中立性、程序的公开性、程序的平等性、程序的合理性和程序的及时性。程序的上述内在价值在更深层次上决定着实体法创制的权利义务的实现状况。因此，正确地理解程序的价值有助于我们完整准确理解司法公正原则。简言之，司法公正有以下意义：

第一公正是司法的最高价值。这是国家设立法院的根本原因，也是当事人对法院的基本要求。

第二司法公正是实现法治的保证。只有实现司法公正，才能充分维护法律的尊严，长久地保持法律秩序，全面保护个人权利和真正提高人们的法制观念。

第三司法公正是审判机关拥有社会公信力的前提条件。因此，要通过公正的司法来实现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要通过正义的裁判唤起社会对法律的尊重，这就是司法公正原则对审判机关的全部内涵所在。由此可见，公正裁判既是法官的法律义务，又是法官的职业道德义务，而且是法官职业道德规范中最主要、最核心的内容。

二、程序公正的实现程序公正的力量和权威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程序自身的公正性。

二是程序的公正性对实体公正所具有的有效保障作用。无论程序虚无还是程序至上，都不符合中国国情。在诉讼中，程序公正为实体公正服务，不把程序公正推到目的高度。我们建设程序公正就是要倡导和实现正当程序、尊重人性、审判独立、法官中立、程序安定、充分听讼、程序透明、理由公开，来保证当事人获得或者最大限度地接近实体公正。同时，只有程序公正才能让当事人和公众相信案件的处理结果是公正的。

（一）程序公正以法官为核心程序公正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以司法活动为载体，通过程序公正和裁判公正的具体形态表现出来的。无数个案的公正构成了司法公正的综合体。而法官正是这个公正行动过程中能动的主体。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其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构建现代化的法官制度。目前，我国司法活动中所出现的司法不公，司法腐败，司法缺少公信力等问题，无不与目前法官制度的不健全，法官独立地位的缺乏有着重大的关系。故以法官独立为核心，推动我国法官制度的现代化改革首要问题的解决。

1、法官应注重诉讼过程的公开性。诉讼公开是最佳“防腐剂”。对法官来说，只要做到了公开，可以说公正问题的一半已经解决。公开不只是对公众的公开，而且要对当事人公开。审理活动应在法庭上进行，在双方当事人面前进行，当庭做出裁判，并在裁判文书中写明详尽的判决理由，这样可以避免给当事人留下法官“暗箱操作”的印象。只有公开，才能消除公众、当事人对公正裁判的怀疑，提高司法公信力。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准则》（以下简称《准则》）第六条明确规定：“法官应当公开并且客观地审理案件。”法官应当自觉遵循公开审判的原则，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最大程度地公开。

2、法官应当杜绝单独接触当事人。《准则》第八条规定：“法官在审理案件活动中，不得私自会见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这项规定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与法官有过单方接触，另一方则有理由怀疑法官的公正性。因为一方当事人会利用此机会向法官提供一些情况和意见，并可能给法官造成某种印象而另一方没有机会就此为自己辩解，所以，这是不公正的做法。在司法实践中，有的法官对于单方接触的具体内容的理解有些偏差。他们认为，禁止单方接触就是要求法官不得“私自、私下、秘密会见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只要法官不在私下场合单独会见当事人，而是与书记员一起会见当事人，便符合了这一要求。实际上，这种考虑只强调了诉讼活动的公开性，而忽视了法官的中立地位和公正性。这种公开地会见，对于另一方当事人而言，仍属于单方接触的范围。

3、法官审理案件应当保持中立，是最重要的职业道德之一。法官如果偏袒一方当事人，势必造成神圣、公正的法律在双方当事人心中丧失权威，因为利益受损的一方认为司法腐败导致司法不公，而获利一方会认为打赢官司要靠人情、关系和金钱。作为法官保持中立、公正行使司法权力的保障，回避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为此，各国将回避制度纳入XX诉讼制度之中使“符合条件则回避”成为法官的法定义务。《准则》在强调法官应当遵守法定回避制度的同时，规定了酌情回避准则。如果法官隐瞒回避事由，应当回避而不回避的则职业道德所不容许。因此，法官在履行审判职责的过程中，除应当自觉遵守法定回避制度外，如果认为自己审理某案件可能引起公众对该案件公正裁判合理怀疑的，应当提出不宜审理的请求：

①与案件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辩护人具有先前职业联系的；

②与案件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辩护人、证人在亲戚、朋友关系的；

③对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辩护人有个人偏见的。

需要注意的是，只有法官认为与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辩护人的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审判”时，酌情回避事由才能成立。因为法官作为自然人生活在社会上，也会有各种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如果任何社会关系都必然导致回避，法官在任职一定年限后恐怕就无法在当地任职了，因为他可能认识所有的替在的当事人。所以，这种是否酌情回避的判断要由法官自己作出，而其判断的准确程度也恰恰是职业道德素质高低的体现。

4、法官应当保持诉讼过程的平等性。《准则》第十条规定：“法官在履行职责时，应当平等对待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不得以其言语和行为表现出来任何歧视，并有义务制止和纠正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员的任何歧视言行。”“法官应当充分注意到由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宗教信仰、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和居住地等因素而可能产生差别，保障诉讼各方平等、充分地行使诉讼权利和实现实体权利。”这一规定是有深刻背景和文化内涵的。作为社会中的一员，法官与其他成员一样，也有个人好恶和主观偏见。但是，这种普通人可以允许的好恶与偏见在法官履行审判职务时却没有立足之地。

（二）建立健全科学的司法体制，确保程序公正妨碍审判权独立行使最直接的因素是：各种形式的外部监督由于其本身不规范而在事实上形成对审判活动的干扰。当然，可以要求所有的监督者不得滥用监督权，但这是立法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法院而言，就是改革法院内部的监督机制，以此来判断外部监督过滥所造成的消极影响。改革法院内部监督体制的重点主要在两个方面：

一是加大内部监督力度。重点是利用内部的优越条件加强案件审理前和审理过程中的监督，力求做到防患未然。

二是规范审判监督程序。重点是对法院审监程序启动主体以及再审的次数作出适当限制，同时规范再审事由、提高再审审级等。由于立法的规定相对笼统，在操作上可以考虑以司法解释加以规范。

1、建立以维护公正与效率为目标的审判工作机制审判工作的核心在于对审判权行使主体的合理定位。但在审判实践中，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我国大多数法院的审判组织在大多数案件中并不享有裁判的最终决定权，

二是审判委员会在决定案件时审判分离。近几年来。法院审判方式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还权于合议庭（包括独任审判员）。

然而，这一改革的成果并不十分理想，此项改革目标的彻底实现还必须从最高法院做起。关于审判委员会对案件的决定权，因是法律规定的，故取消尚不现实，但可以进行改革：

第一，在审判委员会内设刑事和民事、行政专业委员会，在讨论决定案件时按案件的性质不同分别由两个专业委员会全体或部分组成或参与合议庭审理，以解决审委会审判分离的问题；

第二，对于无须开庭审理的案件，则可以审委会的专业委员会或全体会议直接讨论决定。

2、建立规范、科学、合理的法官体制

（1）规范法官岗位的设置，合理配置审判资源。首先，应当根据受理案件的数量综合考虑其他因素确定法官的编制，适当减少院、庭长的副职配备，增加审判员的岗位设置。其次，规范助理审判员的职责，使其责权明确。第三，除少数特殊岗位之外，不再将非审判岗位的工作人员任命为法官，各级法院的执行人员应单独序列管理。第四，服务性工作应尽可能社会化。

（2）建立科学的法官考评机制，对现有法官队伍作进一步优化选择，建立合理的法官职位保障机制，免除法官的后顾之忧。

（三）修正审判程序，使其更符合司法公正的要求修正我国现有的审判程序，使其更符合公正和效率的要求。通过审判程序的公正来保障实体公正，提高审判效率，是追求司法公正的切入点。从审判组织来看，应构建具有权威性和专业性，能够直接指导和参与庭审的审判委员会制度。限制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范围，强化合议庭职责，除重大疑难案件外，均由合议庭审理、判决；加强和充实审委会，设置专职委员，走专业化道路；严格执行回避制度，凡是提交审委会讨论的案件要先期向当事人通知审委会委员名单，以保证其行使申请回避的权利。从调查取证制度来看，要建立当事人负举证责任为前提的'法院在一定条件下调查取证的制度。从证据法律制度来看，当事人收集证据和举证已成为现代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基本内涵和发展趋势。但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不少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怎样举证缺乏必要的知识。为保证诉讼当事人平等地行使诉讼权利，法院应积极加强对当事人的举证指导，并在一定条件下法院主动调查取证，以保证诉讼当事人的请求得到及时公正地实现，提高诉讼效率。严格审判监督程序。审判监督程序在实践中常常被滥用，既破坏了裁判的既判力，造成“终审不终”，又损害了司法权威，影响了法院审判的公正与效率。

1、限制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主体。按照法律规定，当事人、检察院、法院均可成为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主体。在实践中，某些机关及某些领导人常常听取了一方当事人陈述，或者审阅了一方当事人所提供的申诉材料，就作出案件有问题的结论，以监督的方式要求法院必须重新审查案件。笔者认为，应当禁止非法定主体启动审判监督程序。

2、缩短申请再审的期限。民事案件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限长达2年，刑事案件则根本没有规定申请再审的期限，意味着当事人具有无限的申诉权，造成诉讼成本过大，增加讼累，降低了审判效率。

3、限制再审次数。三大诉讼法对于经过再审的案件，没有规定当事人不可以申请再审，这成为当事人无限申诉的根源。要变无限再审为有限再审。规范和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适用简易程序成为合理分流案件、提高审判效率、解决审判力量不足和审判任务繁重矛盾的有效途径。然而，我国现行的刑、民诉讼法对适用简易程序的规定过于原则，而且适用范围过窄，已不能满足审判实践的客观需要。

三、程序公正的保障

（一）维护审判独立审判独立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审判独立作为一项宪法原则，确认了审判权的专属性和独立性，是依法治国的基石和法院组织制度的基础。作为一项审判活动准则，它确保审判权的公正行使，使审判活动成为公民维护自身权益的最后一道屏障。《准则》要求法官强化审判独立意识，积极支持那些旨在保障审判独立原则得以实现的制度和改革措施，并以自己的言行承担审判独立的义务，做维护审判独立的表率。审判独立是一项宪法原则，对实践依法治国方略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法官法第八条规定，法官“依法审判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三部诉讼法也有类似的规定。根据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审判独立有三个特点：

其一是专属性，即国家的审判权只能由国家行使，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不得行使。

其二是自主性，即审判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自主作出决定，不受外界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扰、影响和控制。

其三是合法性，即审判机关在行使国家审判权时，必须服从于宪法和法律。以上述三点为核心的审判独立原则，一方面在政治体制中确立了国家司法机关，特别是审判机关立法、司法、行政等其他部门的关系，另一方面它确保法院审判权的公正行使，防止法官的审判活动受到外界的不当干涉，从而使法院的审判活动真正成为保护公民合法权益最后一道屏障。我国宪法和法律确立的审判独立制度是在国家权力统一的人民代表大会下被实行的，它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我国的审判独立是在统一国家权力下的不同分工，人民代表大会在国家机构中处于国家机关的地位，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包括审判权和检察权）分别由不同的国家机关行使，但统属于国家权力机关，由其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

第三，我国的审判独立是指一个整体独立行使审判权。根据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在行使审判权上上下级法院至少有两层含义，即法院的整体独立与法官个体独立。法院的整体独立是法官个体独立的前提和基础，法官的个体独立是法院独立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权力机关应当对司法机关行使监督权与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都是我国宪法确认的原则。为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当前迫切需要尽快制定一部监督法，从而完善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的监督程序，保障监督权的正当行使及司法独立，笔者认为权力机关正当行使监督权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尊重司法机关的独立审判权。在监督过程中，权力机关不能代行司法权，也不能直接介入或从事案件的审理工作，更不得通过决议的方式直接撤销和变更法院已作出的生效判决。对已生效判决如果确实存在问题，权力机关可以通过听取汇报、询问甚至质询的方式加以监督，但不能通过决议支持一方当事人对抗已生效的判决。

监督权必须集体行使。从广义上讲，权力机关对法院的监督既包括权力机关的监督又包括机关代表对法院的监督。由于我国权力机关实行会议制，其监督权只能集体行使，即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和常委会会议来行使。因此，权力机关对法院的监督是集体性的监督，或者说是一种狭义上的监督，有关监督行为都必须以集体的名义即以人大的名义进行，而单个的人大代表在没有获得人大授权的情况下，尚不能代表人大进行监督。凡是未通过集体决议的方式而对司法机关发表的意见只能代表个人的意见，不能视为权力机关行使监督权的行为。

权力机关对个案监督过程中，不能发表任何有倾向性的意见影响法院的裁判。法院对人大代表及本级人大提出的正确意见不予采纳，则该级人大常委会可以通过适当方式，促使被监督者的上级司法机关提起审判监督程序。即使审判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已经严重违反了法定程序，如管辖错误、保全错误、无任何理由追加诉讼某人为诉讼中的第三人等，权力机关发现后，也不直接直接予以纠正。因为法定的程序应通过程序法，由有关诉讼当事人提起上诉，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而不能采取程序法规定以外的途径解决。

权力机关的监督具有间接性。所谓间接性，是指权力机关在行使其对法院的监督权时，主要或尽可能地通过间接手段来达到监督的目的，而不是直接宣告法院的判决和裁定无效，也不能对法院的判决进行更改。即使是对错案，也只能建议法院按司法程序进行复查或自行纠正，而不能由权力机关直接予以纠正。衡量监督权行使是否正当的标准应当是权力机关始终处于监督者的地位而不能行使司法权，否则，其监督便逾越了应有的界限。这也是我国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完善司法体制我国司法改革必须适应新的经济模式并提供符合国际标准的司法体制，应主要从以下方面入手：

1、进一步解决法院行政化问题。在司法机关建立分权机构，法官应当按司法规律进行管理，从事司法行政业务的人员应当按行政管理体制管理。

2、提高法官任用条件，实行精英司法。司法精英是具有较强的公民意识和正义感，受过专门的法律训练并具有深厚的法庭经验、经过精心挑选的少数出类拔萃的人。从我国现在的司法人员素质看，司法人员素质不高，实际上已经成为我国司法改革的极大障碍。人民法院已经采取措施提高法官素质改革法官来源渠道，广泛吸收人才。

3、落实合议庭独立行使职权的法律规定。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宪法确定了法官独立的分权式的结构，并为其提供了宪法保障。联合国的一些文件确认了法官独立作为司法独立的标准并呼吁各国为法官独立提供保障。但在我国（除香港和澳门）至今没有确立法官独立原则，我国立法机关和司法实践部门也没有认同法官独立原则，法院内部结构没有形成以法官为独立单元的结构。但随着法官法的制定和相关法律的修改，合议庭的独立性在法律上得到一定的确认，结构上的分权和相应的保障机制得到一定的发展。

4、完善我国民众参与司法机制，强化司法民主。主要是改革现有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具体包括：

（1）关于人民陪审员的选任。实行一案一选的制度是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关键一步。基层人大常委会可以在每一届任期内根据法律预设的人民陪审员的条件公布符合人民陪审员资格的人员名单，由法院采取差额或者等额方式抽签选出参审的候选人，控辩双方可以通过行使申请回避权保证非职业法官能够为控辩双方所依赖。参审员的条件设置应有利于民众参与，不宜限制过严。

（2）赋予人民陪审员以职务豁免权。对于非职业法官，应当同职业法官一样，给予其相应的职业保障，使其在履行职务中能够根据良心和社会正义的准则对案件是非作出独立的判断，防止其受包括职业法官在内的人施加的不当影响。

（3）对民众参与司法应有刚性规定。民众参与司法，如果可有可无，则可能会因法院不愿实施这一制度而形同虚设。因此，法律应当对民众参与司法作出刚性或者既有刚性规定（某些案件必须适用民众参审的“法定参审制”）又有柔性规定（某类案件经当事人请求适用民众参审的“请求参审制”），从而使人民陪审员制度能够得以实行。

篇6：执行程序公正之我见

执行程序公正之我见

这几年，全国各级法院狠抓执行工作，积极探索执行的新方法和、新途径，大量执行案件得以顺利执结，执行工作迎来了新局面。然而，我们应该清醒的看到，“执行难”并没有从根本上克服，执行工作遇到困难仍然存在，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执行工作又将面临新的挑战。新的时期，执行工作将向什么方向发展，执行工作最终价值取向又是什么呢。当前，关于执行工作的价值取向，理论界主要存在着两种观点：一是认为执行工作应当以“最大限度地实现执行依据确定的债权”作为最终的目的。这一观点认为只有将法律文书的内容落到实处，权利人的权益才能得以保护，执行工作才有意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程序公正在先，债权实现列后”是执行工作的最终价值取向，这一观点认为没有公正的程序在先，债权实现只能成为空谈。仔细比较一下这两种观点，我们就会发现，这两种观点争论实质就是过程和结果的争论。是结果更重要还是过程更要已成为执行工作价值取向最朴素哲学基础。那么，谁更重要，这就要从执行工作本身的特性来分析。我们知道，执行工作和审判工作一样，都是司法程序的一部分。因此，执行工作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一种社会救济手段，救济这个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以维护社会的平衡。既然是一种救济手段，它就不是万能的，这就好象医生，不论医术有多精，也不可能治好所有的病。执行中，债权人的债权能否最终实现，取决于被执行人的履行能力。关于履行能力，理论界认为可分有履行能力、相对有履行能力和绝对无履行能力之分。如果是前两者，债权人的债权也许可以实现，当然有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但如果被执行人绝对没有履行能力，那么法院的执行工作只能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债权人通过司法救济程序所得到的只能是对其债权法律上的认可，而无任何实质意义上的补偿。可见，执行工作的最终结果是实现了债权还是没有实现债权最终取决于被执行人的客观履行情况而不是执行工作的本身，这种客观情况到底如何其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风险。风险无处不在，市场经济中更是如此，风险的最终承担者只能是债权人本身而不是法院。打一个很普通的比方，你将钱借给他人的一刹那，你就应该意识到你有可能得不到偿还，如果最终因为债务无力履行而执行不能，你不能归责于法院的执行工作，只能自己承担这份损失。既然执行工作的结果不是执行工作所能决定的，那么，结果的追求显然不能作为执行工作的价值取向，在二选一的情况下，执行程序的公正才是执行工作最终的价值取向。为什么会选择公正这个字眼，这是因为“公正与效率”是法院工作永恒的主题，执行工作作为法院工作的一部分，自然也不例外。可能有人会说，程序公正作为执行工作的价值取向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只追求程序上的公正而放弃了保障债权人的利益。这是一种走极端的想法。其实恰恰相反，我们追求执行程序的公正，正是最大程度上为保障债权人利益服务的。司法程序的设置，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形成，从法理学的角度讲，程序违法就是实体违法。执行程序公正公正是执行结果的保障和前提，没有公正的程序在先，债权人权益的实现更是一句空话。当然，程序公正同样不可能绝对的保证法律文书内容的最终实现，而这恰恰是执行工作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既然执行程序公正是执行工作的最终价值取向，那么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程序公正呢？笔者以为可从以下五个方面：（一）执行程序的独立性。法治国家的重要特征是法律权威的树立，而法律的权威是通过独立的司法来实现的。一方面，执行工作是人民法院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执行权与审判权一样，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权力。法官根据法律赋予的权力，遵循法定程序，依法行使执行权，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是人民法院严格执法、确保司法公正的重要条件。而在行政权力一贯强大的我国，司法的独立程序往往要受到来自政府部门的影响和左右。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强调司法独立就显得尤为重要。否则，一个处处受制约、受干扰的法院又如何保证案件得到公正执行，其结果只能使法律规定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发挥不出应有作用，法律尊严也就无存，司法公正也就无本；另一方面，执行权是一项独立的权力，随着执行权所调整的范围的不断扩大，客观上也要求执行程序不同于诉讼程序，即执行程序也应具有独立性，实现立法上的审执分离，以克服我国司法理论和实践中“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观念。（二）执行程序的合法性。根据法理学的基本原理，法治的基本原则就是程序公正，即程序合法、正当，这是人民法院追求司法公正的目标。程序违法即意味着实体违法。合法的程序是正确选择和适用法律全面体现司法公正的根本保证，否则，必然有损于法律的威严并导致公信度的降低。因此，执行程序的各个环节，如执行管辖、取证、合议、采取强制措施等，均应在制定独立的执行法律时以具体的、操作性强的条款加以明确，目前，我国有关执行方面的法律规定还很不完善，原则性、粗线条的'规定较多，不便于操作。相信即将颁布的《强制执行法》又将成为执行工作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三）执行程序的公平性。无论是法的创制还是法的实施，都要求程序的合理、公平，通过公平、合理、完善的程序规定，确保司法公正，更好地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在执行实践中，它要求我们在执行管辖上，既不得受理无管辖权的案件，也不得拒绝受理有管辖权的案件，在审执结合上，既要坚持严格执法，又要坚持平等保护所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做到对当事人一视同仁，不偏袒任何一方，努力排除执行中的人为因素，抵制来自各方面的干扰。但对于当事人而言，无论人民法院是否严格依法执行，都可能有公正与不公正两种截然相反的感觉。对此，我们应在加强对当事人的思想、法律教育的同时，注重提高其对法律权威、人民法院独立执行权威的认识，讲究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四）执行程序的公开性。程序公开是衡量司法民主程度的标尺，也是法治的必然要求。近年来，“执行难”一直是困扰人民法院工作的一大难题。其原因应当说是多方面的，但传统的执行方式中所表现出来的执行程序公开度不够，缺乏有效的监督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追求正义的法律程序必然是公开的，透明的，正如肖扬院长指出的，人民法院一定要增强审判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要求任何人都不得搞“暗箱操作”。故此，在执行工作中强调程序的公正和公开，强调阳光下的操作就显得尤为重要。（五）执行程序的高效性。公正与效率永远是法院工作永恒的主题，执行工作也不例外。公正的执行程序应当体现在公民能够很快的实现其权利，避免程序上的繁琐和极端形式主义倾向。同时，执行程序也应当及时终结，执行期限不可以遥遥无期，任何迟来的公正都可能构成不公正。因为在更多时候，合法权益的实现都带有极强的时效性。执行期限拖延对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会形成极大的损失和浪费。但是，每一项程序的设计，又都是为了使当事人有更多的机会参与程序过程，充分行使其权利，都旨在限制和防止法官的恣意，这些程序对公正执行的实现又是必不可少的，减少任何一个环节，都会增加司法的不公。因此，执行实践中，那种为了追求效率而不考虑程序要求的做法，也是错误的。真正意义上的执行高效性要求，应当是建立在正当程序基础上的对执行程序的适当、必要简化。可见执行工作的高效与正当程序性要求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明确了执行程序公正的衡量标准，我们也就找到了一面镜子。通过这面镜子，我们可以发现种种干扰、阻碍执行工作的因素。笔者认为，当前，执行工作面临的阻力主要可分为三大部分：（一）执行工作的外部阻力。主要表现为：第一，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这是阻碍人民法院执行工作顺利开展的最主要原因，前面已说过，执行工作同样要求独立，不具有独立性的执行工作必然导致执行的不公。实践中，有的地方政府和部门对一些企业“挂牌保护”，尤其是一些涉府企业。法院一旦执行到这些企业，政府便会以种种理由干涉，设置种种障碍。由于财政和人事的不独立性，法院对政府的干涉往往显得无能为力。第二、社会法制观念淡薄，被执行人拿到法院的法律文书，并不是考虑如何积极履行法律义务，而是逃避执行，导致“被执行人难找，被执行财产难寻，协助执行人难求，应执行财产难动”的“四难”被动局面。更有甚者，无视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暴力抗法，以权压法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都严重干扰了执行工作的正常开展。（二）执行工作的内部阻力。这些阻力是由于法院执行工作的本身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造成的。表现为：第一、执行工作独任制带来的弊端。所谓执行独任制是指，在对具体案件的执行中，从审查执行法律文书的合法性到处理执行异议，再到实施强制执行，由特定的执行员一人经办到底。目前，全国绝大多数法院仍然采用这样的执行工作方式。这种执行运行机制弊端明显：1、执行权能不清晰，执行权力过于集中。执行命令权、执行实施权、执行异议审查权集于独任执行员或执行合议庭一身，权力失衡，缺乏制约。2、缺乏有效监督机制，容易导致“执行乱”。由于权力的集中，执行员行使权力的随意性大，很容易导致“执行乱”的发生，如消极执行，使案件久拖不执；在没有得到有效执行的情况下，将诉前和诉讼保全的财产擅自解封；对申请人提供的财产线索不查不找，漫不经心；故意对执行财产提高评估价，造成执行不能的态势，损害债权人利益等等。3、执行人员滥用执行权，影响司法公正。独任制从某种意义上讲又给了执行员滥用权力，枉法执行的机会。“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暗箱操作，搞钱权交易，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影响了司法公正。4、执行人员办案水平与权力行使不相适应，容易造成案件久拖不执，影响司法效率。执行人员业务素质高低不一，办案能力有强有弱。在执行中，往往出现业务水平低的执行人员办理疑难复杂的执行案件束手无策，无法正确行使执行权，影响执行案件的质量和效率。第二，执行管理体制尚不健全。当前，执行局的设立尚没有在全国法院普及，执行工作垂直管理模式还没有完全建立。执行经费、执行设备还不能统一调配。在一些贫困地区，执行工作所需的物资还很紧缺，全国执行工作一盘棋的执行管理模式有待建立。第三、执行工作的理论研究有待加强。当前，执行工作的理论基础显得相对薄弱，有关执行工作的法律规定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真正意义上的强制执行法尚没有制定出来。这些法律规定多是粗线条，原则性较强，可操作性较弱。法律规定的粗线条一定程度上也成为“执行难”和“执行乱”的成因之一。（三）执行工作面临的挑战。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些游戏规则在我国也同样适用，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也为执行工作带来了挑战。表现为：第一，世贸组织的统一性原则，要求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现实中，法院在国家体制设置中的地位难以让执行工独立进行，官本位思想对执行工作的影响深远，执行人员素质低下，执行不公时有发生。第二，世贸组织的透明度原则，要求司法公开。现实中，地方经济保护，领导干部以权压法，执行人员暗箱操作仍然存在。第三，世贸组织的非歧视原则要求会员国实行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现实中，我们提出为国有企业保驾护航会被用来指责我们歧视外国企业；为维护社会稳定而中止执行一些涉及特定企业的案件会被认为对所涉外国企业债权人或债务人的歧视；对一些不属于法定豁免执行的财产不执行可能要与非歧视原则相冲突。总之，入世以后，执行工作遇到的挑战同样是空前的。面对新时期的困难和挑战，执行工作任重而道远。笔者认为，要改变和克服当前存在的的“执行难”和“执行乱”状况，切实保障程序公正，使司法公正真正落到实处，应采取以下几项措施：（一）建立“三权分立”的执行工作模式。前面已经说过，执行独任制由于权力的过分集中，存在着一系列的弊端。因此，只有分散执行权力，才能从根本上克服这些弊端。执行权力主要分为三种，一、执行命令权，即由主执法官依据民事诉讼法律的规定和生效法律文书，发出强制被执行人履行义务的命令，以及对妨碍执行者依法制裁的命令之权力。具体又可分为审查权、通知权、裁定权等权力。二、执行实施权，指助执法官按照主执法官发出的执行命令，具体实施强制执行措施的权能。主要表现为查询、冻结、扣划、拍卖等一系列的执行措施。三、执行异议审查权，指执行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不同意见，主张实体权利，由主执法官依法进行审查处理的权能。三种权力在实践运行中，主持法官行使执行命令权，通过审查法律文书，发出执行通知，依法裁定等工作为后面的实施工作做好准备。助执法官根据主持法官的执行命令行使执行实施权，采取一系列的执行措施。合议庭则行使执行异议审查权，对执行工作全程实行监控。三种权力在实践运行中形成相互配合、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机制。在执行机构的设置，也要依据“三权分立”原则设立，如执行局内部设立两庭一处（科），即执行一庭、执行二庭和综合管理处（科），将三种权力分别由不同的职能部门和不同的执行人员行使，从而在机构上为“三权分立”提供保障，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三权分立”。（二）在全国形成执行工作统一管理的体制。各高级人民法院在本辖区内对执行工作实行统一管理、统一领导的体制，对执行机构领导下管一级，非经上级法院执行机构同意，下级法院执行机构的负责人不能任命，从而改变目前在执行中屈从地方党政机关或个人的非法干扰的情况，变为服从上级法院的领导和监督；要对执行经费专款专用，统一取得执行经费，购置设备，分配给各级法院使用，形成装备统一调动的自主权。对执行案件统一指挥，采取提级执行、指定执行、交叉执行、集中执行等新的执行格局，形成抵制和反对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强大合力。（三）努力提高执行人员素质。从目前来看，我国的执法环境是复杂的，难以执行的案件在逐年增多。特别是人世以后，疑难的涉外案件也会增多。这就求执行人员必须具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和法律专业知识，具有丰富的工作实践经验和较强的解决问题、协调各种关系的能力。因此，除选择一批政治素质高、业务精良、作风过硬的人员担任执行法官外，还应加强对执行法官的职业道德教育，把司法公正作为执行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严肃执法，文明执法；狠抓法律知识和业务的培训，保证执行过程中能熟练掌握和果断准确适用法律、法规，提高执行水平，讲究执行艺术。同时，要树立大局观念、群众观念，深入调查研究执行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即法律适用问题，主动争取社会各界支持、配合和监督，积极营造执行工作良好的社会环境。（四）在全社会大力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要在全社会树立法制意识。法制只有真正深人民心，一个国家才可称得上法治国家。全社会都要认真学习法律知识，尤其是对一些领导干部，更是要加强法律的学习，以身作则的依法来办事。对于学习法律的范围，不仅包括中国的法律，还要包括外国的法律，包括WTO的游戏规则。在学习中，我们要不断的提高自己认识，尤其要转变自己的传统认识。中国是一个“公权神圣”的国家，在与国际接轨的今天，许多传统的观念都受到强有力的冲击，转变观念势在必行。如在执行中遇到涉及企业为被执行人的案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不能因为企业所有制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执行措施，要意识到不论何种所有制的企业都是市场主体，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诸如此类的问题，都要在学习中转变。此外，学术界还要加强执行理论的研究，要让执行工作真正的有法可依，严格的依法执行同样是执行程序公正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严肃执法，对拒不履行，抗拒执法的不法分子给予处罚。这种处罚，不仅限于人身和财产上的处罚，而且要公示，即对一些信用极差的被执行人，采取公告的方式告之于众。一方面，警戒、督促那些拒不履行的被执行人。另一方面，也防止这些人再去损害他人，让其因为信用低下付出沉重代价。目前，国外已有这样的信用公示制度，我国尚不多见，法院是否可以走在前列有待理论界进一步的探讨。

篇7：执行程序公正之我见

执行程序公正之我见

篇8：程序公正价值初论

程序公正价值初论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我国逐步走上了法治的轨道，党的十五大更加明确提出了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行依法治国”、“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治国”对司法公正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司法公正不仅是法治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实现法治的保障。”① 人们不但要求司法实体公正，作为一个被“人治”了几千年的国度，社会全体成员对程序公正的向往和要求更加强烈。因为“审判程序的公正性是法的正义的直接和具体的体现，它代表了法律的基本价值，也代表着所有诉讼程序的基本价值和生命”。② 笔者就此略陈浅见，求教于各位专家学者。

一、我国司法程序的历史及现状分析

中国自夏朝至晚清，漫长的几千年中，统治者颁布法典不计其数，但居然没有一部独立的诉讼程序法典颁布。清末沈家本等人虽然完成了《刑事诉讼律草案》和《民事诉讼律草案》，但拟成不久便爆发辛亥革命，清朝随即被推翻，因此这两部诉讼法草案也未审议颁行。历代统治者都把处理刑事、民事纠纷当做行政事务，把审判权也交给行政长官行使，不仅行政和司法不分，民事和刑事不分，而且在处理具体案件时也没有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区别，审判程序因人而异，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特别自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认为理想社会应该“无讼”的思想统治了整个封建社会，替人打官司的“讼师”往往被讥为“讼棍”，而帮助行政长官裁判案件的“刑名幕友”只能躲在幕后出谋献策，根本不能堂堂正正行使审判权。法治被践踏，必然导致人治被尊崇，中国古代“法自君出”，皇帝“口含天宪”，可以法外用刑，也可以法外施恩。皇帝握有国家最高司法权，中央行政，机构长官可以干预或参与司法，但司法长官却无权过问行政，而地方行政长官都兼理同级司法审判。由于司法仅被视为行政职能之一，所以司法活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不高。中国古代对告诉的限制都很严厉，如最具代表性的唐朝诉讼制度规定，除谋反、谋大逆、谋判罪外，告祖父母、父母者，绞；告期亲尊长等至亲者，虽得实，徒二年；部曲、奴婢告主者，绞；被囚禁的犯人，除知有谋反、谋大逆、谋判罪，以及被狱官虐待可以告发外，不得告发其他的事；年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者，可以告谋大逆、谋判，子孙不孝及同居之内有被人侵害等，其余不得告。又如清朝统治者将民间诉讼视为“民风浇薄，人心不古”的表现，视为对专制统治的干扰，因此设法采取措施，限制起诉。在起诉时间上，清朝律例规定，每年四月初一至七月三十，禁止人民因户婚、田土、钱债之类“细事”起诉，称之为“农忙止讼”。在其余的八月中，也不是每天都可起诉。清朝规定有“词讼日”平民只有此日起诉。官府才予受理。清初词讼日多为每月的逢三、逢六、逢九日，清中期后多为每月逢三、逢八日。一年之中实际可以起诉的不过几十天。清朝律例还严禁“讼师”，讼师为人代写诉状不实即成诬告罪，如果接受他人财物，按受财枉法处罪。③当代中国诉讼制度如何t是否已实现程序公正t笔者认为，尚待继续努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刑事诉讼法》已经颁布施行的情况下，办理刑事案件时，有人竟然又要求法院提前介入，要求公检法联合办案，以期快速打击犯罪分子。全国人大常委会还通过了《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规定被告人应当被判处死刑的刑事案件在审理程序上可以不受《刑事诉讼法》的限制，并且规定“上述案件，上诉和抗诉期限从法定10日改为3日”。法院系统内部还将死刑判决权下放到基层法院。形势转变，政策下来，法律就要靠边站，将法律视如儿戏，审判程序公正能得到保证吗t当然，我们应当肯定，近十几年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国家正在走上法治的轨道。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特别是我国去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后，经济将全面市场化，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法治的观念将更加深入人心，社会个体的权利意识将不断增强，“人们对法律的价值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评价”，④ 必将对法制建设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依法治国”，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必须重构程序公正价值

司法公正包括司法实体公正和司法程序公正。所谓程序，指事情进行的先后次序，而公正是指公平正直，没有偏私。几千年的历史传统及现行传统理论决定了我们长期以来将司法机关视为统治工具，同时滋生了“重实体轻程序，重结果轻过程，重打击轻保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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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以程序公正构筑司法公正的平台

以程序公正构筑司法公正的平台

司法制度是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司法裁判则是司法活动的终局结果，法律的公正性由此而体现，人类活动最关注的首要价值就是社会制度的公正性。通过司法活动的机制表现出来的实体公正性至少应具有公平、正义、秩序、效率等方面功能，现行我国司法制度虽已达到一定的规模和程度，但与社会的发展、演进、观念的更新尚有差距，况且要实现向人类为之奋斗的公平正义目标推进需要有一种外部程式化的保障，即诉讼程序的公正体系，在此，通过完善司法程序的机构设施、公正高效地付与操作和运行，架起一个社会公众通向公正之境的平台，以实现法律的应有的为人类所追求的价值功能。一、司法公正理念的确立公平与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象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自古为人类所追寻与挖掘，并产生过一代代的杰出代表，从古希腊哲人柏拉图的“共和论”到当代正义大师英国伦理学家罗尔斯的“自由与平等论”；从古代思想家孔子的“天下为公”到近代改革先驱康有为的“大同论”，多少哲人贤士为穷其精义而身践力行，但历史从未对此作出过一种肯定的回答。人性中的自由本能及社会不公的现状无疑决定了人类对正义理念将生生不息、无穷尽地追问下去。 “上古议事以制，不为刑辟”。在人类没有出现阶级及法律现象以前，人们处事断疑解惑依靠的是良心构筑起的一架天平，当时的社会矛盾、彼此关系相对较单纯，解决问题的法则也较为简单，人们相信通过公认的法则能够达到绝对的公平正义，比如分割一块蛋糕，为了能绝对公平合理地划分，让具有权威性的主事者执刀均分，其他人都被允许在他之前拿，他本人最后拿其中一份，他必定平等地划分这蛋糕，因为这样他才能确保自己得到可能有的最大的一份。这就是一种确保公平实现的秩序，这样的秩序，排除了人们的主观猜测性与操探性，其中的技术因素人们是可以忽略的。当时的社会因遵守这种和谐有效的秩序而达到了理想的公平正义境地，这段历史就是一直为后人所追慕的“旷世清宇”。自从社会被分裂为独占生产手段与丧失生首长手段的阶级后，随着私有化及人类文明的层层推进，文化的激越发达，法律制度也随之发展起来，它始终贯穿着公平正义这根主线条进行穿行，因为“正义所关注的是法律规范和制度性安排的内容，它们对人类的影响及它们在增进人类幸福与文明建设方面的价值”。（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标应当更具妥当性与实践性。所以罗尔斯曾这样指出，某些法律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或有条理，只要它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人类都拥有一种基于公平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正义的价值应当是其他利益不可逾越的，甚至于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与利益的权衡，这就是司法公正独具魅力的神圣性所在。司法公正的内容应当通过社会制度的设置而体现，社会制度决定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人类生活所包涵的经济交往、市场竞争、财产的所有形式及夫妻关系、家庭成员相互关系等等都是由社会制度所安排，社会体系通过机构功能之一司法制度确立了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从中定纷止争，体现调节种种交往的力量，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前景或人们可能通过这一途径希望达到的状态和成果。司法制度的公平正义对社会结构的稳定与支撑影响十分深刻并自始至终，当正义的观念和公平的原则被运用到法律制度中时，它就成为法律规则。法律规则应当是人类交往活动准则的最高性标准，具有权威的指导意义，是实现公正的最后一道屏障。上升为法律规则的人们的行为准则的核心问题还是基本权利与义务的分配、社会和经济的利益冲突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合法期望的调节。应当讲法律的公正性亦有其相对性一面，它也不能完全克服的一些有失公平的现象，如人的自然才能（天赋）的分配和社会环境中的偶然因素即出生、身份、机遇等社会性问题存在着不公对等，司法制度同时要为维护当时的社会制度的安全性提供必要的、共享的基本权利，立法者和执法者运用他们的特定权利改善较不利者的状况，其实质也改善了所有公民的状况，这就是司法的公信力。然而，我们也应当确认在法治的国家中，法律所确认的公平正义是既存社会制度下的社会关系对比的合理性，而非所有社会关系的对比表现，这种社会制度基础衍生出的不平均状态，必然要转到人类社会体制的安排之中，这是司法功能所无法达到和制约的。因此，探求司法公正性不能脱离社会制度来孤立地谈，在人们的认识中有时会陷入要求实现这种绝对平均价值观的不现实境地，这是现阶段认识上的误区。在阶级划分突出的地域，社会制度使人们的出发点存在不平等，它不仅涉及面广，而且影响到人们有生活中的最初机会，然而人们大概并不能通过诉诸司法来为这类不平等辩护。即使如此，我们仍然应当相信当今的社会存在着司法制度保护下的公正事实是占主流地位的，如法律有效地保证着市场的竞争，保证着社会资源的充分利用，并通过税收及其他片收手段保证财产和财富的普遍分配，全民教育保证着机会的平等，政府通过确定适当水平的社会最低值来调整利益悬殊的局面。不可否认，一个社会体系的正义与否，本质上依赖于如何分配基本权利义务，依赖于在社会的不同阶层中存在着的经济机会和社会条件。事实上，社会和经济立法的积累效果就是对社会基本结构的详细说明。社会和体系塑造了它的公民要形成的需求和志愿，它在某种和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现在的类型以及他们想成为的类型。不同的经济学家马歇尔和马克思都强调了这些问题。既然经济制度具有这种效果，而且必须具有这种效果，因此，对建立什么样的制度的选择及设计就成为一种可能，而且这个选择的作出不仅建立在经济的基础上，而且建立在道德和政治基础上。当制度确实存在着公平价值时，它必定对公民生活的道德性质有一种深刻的影响，在这样的制度下，人们不假思索地默认隐含在现存状况中的道德和政治观念，或让各种相互竞争的社会经济力量偶然表现它们自己的方式来解决经济制度的选择，从经济学角度进行观察，法律作为一种共选择的“公众物品”，由全体公民共同消费，当社会关系的参加者能自律性地守法活动时，司法的强制力隐而不发，它只作为一种潜在的力量对人们的意志产生影响，以引导人们自觉地接受法律的调整，法律在某种程度上以符合社会中多数人的价值观念与社会理论为前提，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司法强制功能只是最后一道防线，又是法律上的一种例外。应当明白，法律制度的推行必须得到社会上的公认才有生命力，“法律是客观的权利，权利是主观的法律”。法律的实施不是自上而下的，而是自下而上的，法律的实现的基础在于人们的主动接受，自觉遵守，而不是被迫服从。如果法律的设置违背人类理性的初衷，不是实现正义的价值，而为功利或利益所操控，图具形上的理由，必将导致法律功能的异化，走向了其对立面。二、公正司法对主体的要求 “一种制度的功能如何，须取决于操作者的素质（美：埃尔曼：《比较法律文化》三联书店94年版，第6页）适用法律的机关肩负着维护国家法制、保护人民利益、惩办犯罪的神圣职责，代表着社会的公平和正义。随着市场经济迅猛发展，体制转换中产生的各种矛盾必然要求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这就对司法公正提出更高要求。实现依法治国的目标，需要有公正的司法制度，司法机关是解决问题、纠纷的最后关口，是最后一条救济途径，在执法的各个环节中，公正是司法工作的灵魂、生命和永恒的主题，是保障公民、组织合法权益的最后一道屏障和安全网，也是建设一个法治国家的立足之本。法律和制度可能在被平等地实施着的同时还包含着非正义的情况。因为如果假定制度确实是正义的，那么保证公正执法的另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执法者应当公正不阿，在他们处理的特殊案件中不受个人、金钱或别的无关因素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法官或别的有权力者在判断各种要求时不能坚持适当的操作规范或正确地解释他们，或者因自己的性格爱好和倾向性看法参入个人的成见于其中，这种行为恰巧又是与法律规定不相冲突的，这样做出的不公正的判决将造成无法救济的结果，显然这是不符合正义秉性要求的。如果当法律和制度存在正义缺陷的情况下，保持前后一致地适用法律的习惯要比反复无常的执法者好一些。这样，那些受之于他们的人至少知道他们要求的是什么，因而可以尝试着保护自己，相反，如果那些已经受害的人们在某些规范可能给予他们某种保障的特殊情况下，还要受到任意专横的对待，那就是一种甚至更大的不公正了。英国哲学家培根提出“一次不公正的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犹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英：培根：《培根论说文集》，商务印书馆83年版，第193页）。法律制度如果被不公正地执行的另一种情形是，我们如今的社会毕竟还存在着许多的不公现象，有些从不公正的安排并从中得到好处的人们，对在特殊情形中妨碍到他们私人利益的法律规范是会毫无顾忌地加以突破并加以侵害法律的尊严，因为法律本身难于避免的含糊性及其给不同解释留下的广泛余地，会使审判者做出决策时鼓励一种任意性，只有对正义的高度忠诚的执法官才有可能减少这种任意性。“狱犴不平，有伤于法”（西晋尚书刘颂：《晋书・刑法志》――刘颂上晋惠帝书摘）。我国封建时代的早期，对执法者就有法制要求，指出执法者徇情背法必然导致“奸伪售情，典废政乱”，自古就认识到法律的执行与公正能否实现有着这样的紧密关系。我国的法律类型是成文法，这一结构本身就存在着缺陷，首先法律文本的表意的有限性决定了成文法在一定程度上的框架性特征，法官在适用法律中对其的解释必然成为现代司法活动的基本表征，法律解释源于对法律条文的理解与主观运用，它是一种原则与灵活二种方式综合而得出一种认识，易参杂局限性与个人的成见在其中。其次，人类的法律实践说明，法律与社会现实的平等与契合只是偶然的，而二者的脱节却是必然的。立法有时会落后于变化的形势，因为社会的基础是人类的经济活动及他们间相互的关系，这是最活跃的因素，而法律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而积累总结经验得出的文化成果，是属于上层建筑。从一般规律看，应当是先有基础后有建筑。但是，人类的主观认识有积极能动的方面，有时，立法上也会引用、借鉴先进国家的法律制度，随着法律舶来品的输入，注释法学、概念法学等学说的引用，使之为我所有，导致法学思想与学说有所超前，相比当朝社会前进的步调显得有过之，因现时的经济、文化等发展尚未能达到这一阶段，还没有法律规范所适用的现象出现和形成，这一点在近年随着我国实行的司法改革步履的加快尤有表现。例如商法中的《信托法》、民法中的典当制度等规定，虽已在我国行文成法，但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尚不能涉入这一步，我国市场经济尚且落后，起步较晚，发展不平衡，经济活动规则也不健全，市场信用体系还没有形成，物权制度也有未理清的问题，因此难以如此实施这一法律，对中国发展不会有推动作用的。即使有些发达的地区率先推行也是属试点阶段。法学理论的研究及立法应当关注社会现实而不能与之脱节，不立足于从本国的基础中研究国情而引伸出的法律，对中国的发展不会有推动作用的。在这种整合司法体制的特定时期，执法官更应当有着深厚的法学理论功底，精读博览中外法学论著，谙熟中国社会改革发展过程中的本质问题与矛盾表现，在办案过程中，对新情况、新问题的把握与法律适用有一个合理的慎思，同时还要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伸张正义，按法律的要求公平断案，拥有职业特质所需要的'司法美德，执法公正，善于公平评价证据性质，不因私人因素而抱偏见或更改意见。而不称职的做法就是处理案子走司法的形式，不能深入矛盾的本质方面，“照帐誊录”法律条款，形式的正义不是真正的正义，只有与实质的正义相融合才是司法追求的真正普遍欲望的目标。执法官应当懂得，执法过程不只是解决个案问题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宣扬与支撑正义的过程，统一人们道德判断标准的认识的过程，通过司法审判力量的波及面，使案外其他公民从中产生相应的正义感共识，及为了实现正义而按照法律的要求去自觉遵行，树立国民的平等、意思自治、诚实信用的民主法治观，从稳定因素的要求和遏制与正义原则相冲突的欲望的标准而言对执法者提出高度的约束性。平衡地反思一下，如果执法官没有秉公执法，走向正义目标的反面，使人们难以形成对法律的信任与依赖感情，对法律由困惑到失望，影响司法的权威性，除了个案的当事人受到侵害外，将牺牲社会总体道德的代价，扼杀了“正义观和公共善”，社会的正气也就失去了保障和根基。三、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得以实现的保障一个好的正直的法律要得以实现，还应当通过一个适当的方法来运用和贯彻，法治化要求一种设计合理的、以便用与法律体系的其它目的相容的方式为弄清违法行为是否发生、并在什么环境下发生的真相的程序。例如法官必须是独立的，公正的，且不能处理与他本人或亲友有利害冲突关系的案子，审判过程也必须是公开的、公平的，不能因当事人的吵闹而带有偏见，断案高效，不能拖延不决等。自然正义的准则要保障法律秩序被公正地、有规则地维持，设计一种保证达到预期结果的程序是有可能的。审判程序是为精求和确定法律规则适用而设定的，通过理论的考察，哪些程序和证据规则预期能最好地达到与法的其它目的相一致的目的。但实践中会有这样的情形，一个无罪的人可能被判有罪，一个有罪的人却可能逍遥法外。在这类案件中我们看到了一种误判，尽管法律规则被仔细地遵循，过程被公正恰当地引导，执法官公正无私，还是有可能达到错误的结果，这是一种法律的困惑，这种不正义并非来自人的过错，而是因为某些情况的偶然结合挫败了法律规范的目的。这就是不完善的程序公正，虽然有一种良好的法律规则却没有保证实施它的程序。要实现司法公正，必须真正具备实体的公正与程序公正相结合的要求，才是司法公正的真义。有鉴于此，在实践中要克服将程序与实体相对立起来的观点。从长期司法经验看，我国一直存在“重实体轻程序” 的观念，这是受着大陆法系传统思路的影响。大陆法系国家之所以如此偏重实体的公正，是因为在认识论上主要是受以哲学家、思想家笛卡尔为鼻祖和代表的、以科学主义为特征的理性主义哲学观点的影响。理性主义者一开始关注的就是对知识的普遍性和精确性的绝对性追求，否认真理是一个过程，认为人们可以一下容尽绝对真理。（李洪林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福建人民出版社85年版，第217页）正是在这种人类认识能力绝对至上的信念支配下，大陆法系国家一般认为，只要充分调动起司法机关的主动性潜能，案件的事实真相是完全可以人为地回复的。大陆法系国家庭审中的纠问式职权主义的审判方式来自于中世纪宗教裁判法庭纠问式诉讼的基础，注重“结果公正”。注重裁判结果的公正易忽视对程序过程公正的关注和追求，这是大陆法系国家司法审判的价值取向。而英美国家之所以对“过程公正观”情有独钟，是与其怀疑主义的认识论有着传统血缘上联系。经验主义哲学是英美国的主导哲学思想，就认识论而言，其表现为对人类的认识能力持谨慎和怀疑态度，如英国哲学家洛克就认为，人不具有把握事物实本质的能力，而只能把握事物的名义本质。“人们对司法结果的公正性不能抱有太高期望”。此外，英美国家素有“程序先于权利”的民族伦理传统，其所强调的是对行为公正与不的价值判断，不是看该行为的好或坏结果。英国法学家彼得・斯坦说“实体规则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人们所关心只是这些规则的实施应当根据形式公平的原则进行。”由此可见，英美法系社会“过程公正”理念在人们意识中的强大影响。所以正是英美国家人民的强烈程序公正意识造就“程序公正”型司法制度。客观地讲，无论“实体公正”或“程序公正”各有利弊。前者有可能出现在查明真相的旗号下捍屈司法过程的不出现，后者在司法程序过程本身的正当性上倾注的心力较多，但易走上套式化路子，偏失重心问题的解决。马克思、恩格斯历来十分关注法律的实现问题。他们从不同角度论述过法律实现不力，即功能障碍的原因。马克思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中曾运用形式和内容的辩证法来阐述法律体系内部程序法和实体法的关系。他把程序法与实体法比作植物的外形、动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联系，一个是生命的形式，一个是生命的内容。根据这一关系，马克思强调了程序法和实法之间的内在统一性。他认为实体法具有本身特有的、必要的诉讼形式。“例如中国法里面一定有笞杖，和中世纪刑律的内容连在一起的诉讼形式一定是拷问，一一以此类类推，自由的公开审判程序，是那种本质上公开的、受自由支配而不受私人利益支配的内容所具有的必然属性。”（《马恩全集》第1卷，第178页）。他得出结论：因为审判程序只是法律的生命形式，是法律内容的生命的表现，所以程序法和实体法应该具有同样精神，其指导思想必须一致。司法公正依赖于实体与程序二方面的契合实施，不可偏重一面。四、程序公正在司法公正中的价值体现实体法与程序法是构成司法制度一体化的两个方面，要树立司法权威，不仅要建立公平正直的司法体制，还要遵循诉讼程序的自主性和自律性的法理要求，以客观形式制约主观意识，规范执法者的思维贯性，让执法者逐步滋养出一种公正端直的理念。从具体的司法活动程式上讲，应当建构协调高效的诉讼程序框架，使控、辩、审三方或原告、被告、审判者形成相互制约的等腰三角形格局，以此框架构筑一个平台，让执法权能够在其平台上独立正当地行施运作，在三方等距离的关系中保持一种制约与监督的平衡态势，确保司法权的公正性。执法权是国家救济受侵害者而设置的公权力，其行使应该以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为基础并受之制约。具体而言，审判权行使过程要受当事人的选择权、处分权、回避权、辩论权、质证权的限制和约束。要强化纠错制度来保障当事人对执法者偏听偏信不当行为采取适当的制约，如通过辩论权、申请权的提起，促进当事人对审判权的监督。有必要在我国司法队伍中加强程序理念的植入，树立没有程序就没有权利的观念，使审判权的行使有效纳入程序化的轨道运行，只有公正适当的程序才能推动司法权威的确立。将审判程序中注重事后监督制度（再审制度）转变为对审理过程监控，将制约机制贯穿到案件办理过程，这是克服传统体制下审判监督制度缺陷的一个尝试，加强现实审判过程监督，是确保程序公正，执法公正，提高审判效率的集中表现，可以减少事后再行诉讼，加重诉讼成本，减轻当事人的讼累，使司法公正的目标落到实处。构筑司法程序的公正制度可以从技术上保证司法主体在职务限定的方向上活动，强化职务意识，限制个体意识对司法行为的任意性。因长期重实体的历史影响，我国对诉讼程序从立法到司法上不够重视，从而产生“上请下判”、“超前介入”等现象，而在监督和纠错的工作方面，也存在重解决结果的不公正问题，忽略对程序不公的审查和操作过程不公的监督，因此，有必要变单纯对司法实体行为的监督为对司法程序和实体的双生监督，创建良好的法治秩序的公正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