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之回顾

时间：2022-11-27 13:25:25 作者：贺珺琳贺老汉综合材料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贺珺琳贺老汉”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10篇二十世纪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之回顾，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了二十世纪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之回顾，欢迎参阅。

目录
第1篇：二十世纪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之回顾第2篇：二十世纪中国舞蹈的回顾第3篇：二十世纪中国舞蹈的回顾第4篇：舞蹈论文《二十世纪中国舞蹈的回顾》第5篇：现代理论研究古代文学的解析论文第6篇：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历程之回顾第7篇：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农村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论文第8篇：高考文学常识之古代文学名词解释第9篇：中学英语教学改革二十年之回顾第10篇：二十世纪百大英文小说之《心之死》故事梗概

篇1：二十世纪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之回顾

二十世纪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之回顾

百年来的中国古文论研究，论著的数量极大。要全面的深入了解，难度是很大的。近十馀年来，已有不少古文论研究回顾的论著，1 该说的似乎已经都说了；还没有说到的，正是很不容易说的部份。以一人之精力，要浏览一遍数百部研究专著和数千篇研究论文，就每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梳理出具体的研究进展，在短期内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能够说的，只是一点印象而已。

一

中国古文论的研究史从何时算起，是一个界线不很清楚的问题。如果仅从对于已有的文论作解读和评论这样一个角度看，那么汉代就开始了。汉人对于《毛诗序》的解读，就可以看作文论研究。类似的研究历二千馀年而没有间断。它虽然没有间断，但也始终没有被当作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零散、带着随意涉及的性质。有的还时常与其它的学科混在一起，如以经学的面目出现，或杂在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中，在批评作家作品与阐述文学理论问题时附带评论他人的批评与理论。可以说，在二十世纪以前，古文论的研究还是其它学科的附庸。但是这种情形，在二十世纪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也就在二十世纪，古文论研究独立成科了。它开拓出了自己独立的研究领域，有了一个研究的疆界，建构起它的研究对象的大致范围、描述了它的史的大略的研究构架；而且，开始了对于自己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的自觉探讨。它的广阔的研究领域，它与其它学科的'广泛而复杂的联系，使它具备了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一切条件。

这个学科建立的时候，并不称为“古文论”，而是称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关于这一学科的命名是否与它的研究对象相符合的问题，学术界不时有所议论。称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按理说，就不包括文学理论。虽然在我国的古代，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表述常常纠缠在一起。但是，除了这样的文学批评之外，也还有一部份不涉批评而纯论文学理论问题的论著，如《文赋》、《二十四诗品》等等，把这个学科命名为文学批评史，就应该把这一部份纯论文学理论问题的论著排除在外，此其一。文学批评史，顾名思义，就是对文学批评作“史”的研究。但是这一学科从它萌生之日起，专题的研究就与史的研究并存着，越到后来，专题的研究所占比重越大。有的史的研究，可以说完全是在专题的研究的基础上产生的，此其二。至少因了这两点，这一学科称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就是不准确的。或者正是因了这不确切，有的论著就称为理论史（如蔡钟翔等先生编著的《中国文学理论史》）；有的称为文学理论批评史（如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张少康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其实，如果要给这一学科一个较为确切名字，似乎还是称为“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更好一些。从研究的对象说，既可以包括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也可以包括从文学创作中反映出来的文学观念；从研究的角度说，既可以包括史的研究，也可以包括专题研究。考虑到这一点，本书采用了这一名称。但这一名称也未必能为学界所共同接受，既然约定俗成，《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史》、《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国文学理论史》、《中国文学思想史》、《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等种种的名称，恐怕是还要并存下去的。

对这一学科的名称作了必要的说明之后，就要来简略的说明它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的经过。古文论研究成为一个独立学科，是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的。二十世纪初，虽已有零星的古文论研究论文发表，如：19陈受颐在《南风》发表《文学评论发端》，2 19廖平发表了《论〈诗序〉》，3 19刘师培发表了《文笔辞笔诗笔考》4 。但古文论的整体面貌如何，并未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二十世纪初古文论的专题研究也已经进入大学课堂，如：1914至19，黄侃在北京大学开讲《文心雕龙》，讲稿就是后来出版的《文心雕龙札记》。同一时期，刘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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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二十世纪中国舞蹈的回顾

二十世纪中国舞蹈的回顾(1)

（一）

在中国近现代舞蹈史上，率先走出国门学习舞蹈的先驱人物是晚清宫廷舞蹈家――裕容龄。

裕容龄，(1882～1973)晚清一品官裕庚的女儿，满族人，1882年生于天津。她被中国舞蹈学界称为近代中国第一个学习西方舞蹈的人。

12岁那年，裕容龄父亲奉派出使日本，她随父东渡日本。并在哪里开始了她的舞蹈生涯。在日本期间，她学习了日本传统舞蹈《鹤龟舞》等。18，她又随调任法国公使的父亲来到了巴黎，在法国学习芭蕾和现代舞。巴黎这座艺术之都，为裕容龄舞蹈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天地。值得一提的是，裕容龄在法国期间十分幸运地遇到了西方现代舞鼻祖美国舞蹈家依莎多拉・邓肯，并拜她为师，学习现代舞。裕容龄极好的舞蹈天赋和悟性受到了邓肯的赏识。19她在巴黎第一次进行了公演，演出了《希腊舞》、《玫瑰与蝴蝶》等节目。19，裕容龄随父回国，并很快入宫，担任了慈禧太后的御前女官，专门为两宫太后和皇帝表演舞蹈。节目有《西班牙舞》、《如意舞》、《荷花仙子舞》、《希腊舞》、《扇子舞》等。裕容龄，由于她特殊的`家庭环境和个人条件成为了传播西方舞蹈文化的使者，而她表演的这些舞蹈在中国现当代舞蹈史上具有开拓性的地位。

在对西方舞蹈的学习与吸收上，裕容龄是走出去的，与此同时，大量的欧美歌舞团体进入中国。

1886年，一个《点石斋画报》上有一条这样的消息：一个名为车尼利的西方马戏团在上海演出。这是有历史文献记载的第一个来中国演出的外国马戏团。这个马戏团的节目有跑马、调狮、钻圈、掷帽、正剧、杂剧、鼓人舞蹈等等。在这些节目中，舞蹈的比重虽然不是很大，但是对于熟悉祭祀乐舞和宫廷舞蹈的国民来说，舞中强烈的娱乐性让人大受刺激。随后，西方各种歌舞表演团体纷纷来华演出，在中国掀起了一个西方马戏和歌舞的传播之潮。

进入20世纪以后，西方大量的芭蕾舞、现代舞、民间舞团来华演出，并在代达到高潮，形成了20世纪初中国舞蹈史上的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1923年，美国檀香山哈佛歌舞团在上海维多利亚剧院演出美国歌舞；1925年，日本剧团在上海演出歌舞剧《20岁之少年》；1925-1926年，美国现代舞先驱圣・丹尼丝率领的现代舞团在北平、天津、上海等地巡回演出了现代舞及各国民间舞，节目有：《西班牙舞》、《海之精》、《爪哇舞》、《印地安人舞》和具有中国风格的《观音舞》、《霸王别姬》等；1926年，莫斯科国家剧院歌舞团在上海卡尔登戏院演出了芭蕾舞剧《关不住的女儿》、《吉赛尔》、《葛蓓利亚》、《火鸟》及舞蹈《华尔兹》、《小丑舞》、《牧童舞》等。这是一个代表着当时西方芭蕾舞最高水平的团体，在中国演出影响很大。1926年，对于20世纪初的中国舞台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一年，国人在欣赏了现代舞先驱圣・丹尼丝舞蹈团的现代舞和莫斯科国家剧院舞蹈团芭蕾舞的精彩表演之后，同年11―12月又迎来了西方现代舞鼻祖依莎多拉・邓肯的学生爱玛・邓肯率领的莫斯科邓肯舞蹈团的到来。“莫斯科邓肯舞蹈团”首先来到中国东北的哈尔滨，然后到北平、上海等地演出，主要节目有：《青春舞》、《快乐》、《捉迷藏》等。它们表演了具有依莎多拉・邓肯风格的现代舞，它们的舞蹈具有很强的前卫意义，给中国观众留下了深刻影响。小说家郁达夫观看演出后在日记中曾经写道：“邓肯的舞蹈形式，都带有革命意义，处处是力的表现”。这是历史上中国文人第一次对西方现代舞作出的评价。郁达夫对现代舞的这种认识和判断，在百年后的今天看来，也十分准确、恰当。1927年1月，邓肯舞蹈团来到武汉演出。为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而演出的现代舞《葬礼歌》、《国民革命歌》、《中国妇女解放万岁》、《少年共产国际歌》等，引起了极大轰动。

西方舞蹈团体的这一系列演出活动，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震动。从此，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特别是大都市里，西方式的生活方式正在成为人们一种追求的时尚，这就是以《华尔兹》、《探戈》、《列对方阵舞》等为代表的西方社交舞。

社交舞，又名“交际舞”、“交谊舞”。它是一种人际间进行社会交往活动时，以男女对舞的形式进行表演的舞蹈活动。西方早期的社交舞主要流行于宫廷和上层社会，随着社会变革、商业和旅游业的发展，社交舞蹈也从深宫贵宅走向各阶层人士都能自由参加的公共场所。这种以男女对舞的形式来进行交流的西方交际舞，在20世纪初由西方舞蹈团体、商人和旅华外侨或留学欧美归国人员传入到中国各大城市。交际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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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二十世纪中国舞蹈的回顾

二十世纪中国舞蹈的回顾

（一）

在中国近现代舞蹈史上，率先走出国门学习舞蹈的先驱人物是晚清宫廷舞蹈家――裕容龄。

裕容龄，(1882～1973)晚清一品官裕庚的女儿，满族人，1882年生于天津。她被中国舞蹈学界称为近代中国第一个学习西方舞蹈的人。

12岁那年，裕容龄父亲奉派出使日本，她随父东渡日本。并在哪里开始了她的舞蹈生涯。在日本期间，她学习了日本传统舞蹈《鹤龟舞》等。1899年，她又随调任法国公使的父亲来到了巴黎，在法国学习芭蕾和现代舞。巴黎这座艺术之都，为裕容龄舞蹈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天地。值得一提的是，裕容龄在法国期间十分幸运地遇到了西方现代舞鼻祖美国舞蹈家依莎多拉・邓肯，并拜她为师，学习现代舞。裕容龄极好的舞蹈天赋和悟性受到了邓肯的赏识。1902年她在巴黎第一次进行了公演，演出了《希腊舞》、《玫瑰与蝴蝶》等节目。1903年，裕容龄随父回国，并很快入宫，担任了慈禧太后的御前女官，专门为两宫太后和皇帝表演舞蹈。节目有《西班牙舞》、《如意舞》、《荷花仙子舞》、《希腊舞》、《扇子舞》等。裕容龄，由于她特殊的家庭环境和个人条件成为了传播西方舞蹈文化的使者，而她表演的这些舞蹈在中国现当代舞蹈史上具有开拓性的地位。

在对西方舞蹈的'学习与吸收上，裕容龄是走出去的，与此同时，大量的欧美歌舞团体进入中国。

进入20世纪以后，西方大量的芭蕾舞、现代舞、民间舞团来华演出，并在20年代达到高潮，形成了20世纪初中国舞蹈史上的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1923年，美国檀香山哈佛歌舞团在上海维多利亚剧院演出美国歌舞；1925年，日本剧团在上海演出歌舞剧《20岁之少年》；1925-1926年，美国现代舞先驱圣・丹尼丝率领的现代舞团在北平、天津、上海等地巡回演出了现代舞及各国民间舞，节目有：《西班牙舞》、《海之精》、《爪哇舞》、《印地安人舞》和具有中国风格的《观音舞》、《霸王别姬》等；1926年，莫斯科国家剧院歌舞团在上海卡尔登戏院演出了芭蕾舞剧《关不住的女儿》、《吉赛尔》、《葛蓓利亚》、《火鸟》及舞蹈《华尔兹》、《小丑舞》、《牧童舞》等。这是一个代表着当时西方芭蕾舞最高水平的团体，在中国演出影响很大。1926年，对于20世纪初的中国舞台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一年，国人在欣赏了现代舞先驱圣・丹尼丝舞蹈团的现代舞和莫斯科国家剧院舞蹈团芭蕾舞的精彩表演之后，同年11―12月又迎来了西方现代舞鼻祖依莎多拉・邓肯的学生爱玛・邓肯率领的莫斯科邓肯舞蹈团的到来。“莫斯科邓肯舞蹈团”首先来到中国东北的哈尔滨，然后到北平、上海等地演出，主要节目有：《青春舞》、《快乐》、《捉迷藏》等。它们表演了具有依莎多拉・邓肯风格的现代舞，它们的舞蹈具有很强的前卫意义，给中国观众留下了深刻影响。小说家郁达夫观看演出后在日记中曾经写道：“邓肯的舞蹈形式，都带有革命意义，处处是力的表现”。这是历史上中国文人第一次对西方现代舞作出的评价。郁达夫对现代舞的这种认识和判断，在百年后的今天看来，也十分准确、恰当。1927年1月，邓肯舞蹈团来到武汉演出。为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而演出的现代舞《葬礼歌》、《国民革命歌》、《中国妇女解放万岁》、《少年共产国际歌》等，引起了极大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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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舞蹈论文《二十世纪中国舞蹈的回顾》

舞蹈论文《二十世纪中国舞蹈的回顾》

二十世纪中国舞蹈的回顾

（一）

在中国近现代舞蹈史上，率先走出国门学习舞蹈的先驱人物是晚清宫廷舞蹈家――裕容龄。

裕容龄，(1882～1973)晚清一品官裕庚的女儿，满族人，1882年生于天津。她被中国舞蹈学界称为近代中国第一个学习西方舞蹈的人。

12岁那年，裕容龄父亲奉派出使日本，她随父东渡日本。并在哪里开始了她的舞蹈生涯。在日本期间，她学习了日本传统舞蹈《鹤龟舞》等。18，她又随调任法国公使的父亲来到了巴黎，在法国学习芭蕾和现代舞。巴黎这座艺术之都，为裕容龄舞蹈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天地。值得一提的是，裕容龄在法国期间十分幸运地遇到了西方现代舞鼻祖美国舞蹈家依莎多拉・邓肯，并拜她为师，学习现代舞。裕容龄极好的舞蹈天赋和悟性受到了邓肯的赏识。19她在巴黎第一次进行了公演，演出了《希腊舞》、《玫瑰与蝴蝶》等节目。19，裕容龄随父回国，并很快入宫，担任了慈禧太后的'御前女官，专门为两宫太后和皇帝表演舞蹈。节目有《西班牙舞》、《如意舞》、《荷花仙子舞》、《希腊舞》、《扇子舞》等。裕容龄，由于她特殊的家庭环境和个人条件成为了传播西方舞蹈文化的使者，而她表演的这些舞蹈在中国现当代舞蹈史上具有开拓性的地位。

在对西方舞蹈的学习与吸收上，裕容龄是走出去的，与此同时，大量的欧美歌舞团体进入中国。

进入20世纪以后，西方大量的芭蕾舞、现代舞、民间舞团来华演出，并在代达到高潮，形成了20世纪初中国舞蹈史上的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1923年，美国檀香山哈佛歌舞团在上海维多利亚剧院演出美国歌舞；1925年，日本剧团在上海演出歌舞剧《20岁之少年》；1925-1926年，美国现代舞先驱圣・丹尼丝率领的现代舞团在北平、天津、上海等地巡回演出了现代舞及各国民间舞，节目有：《西班牙舞》、《海之精》、《爪哇舞》、《印地安人舞》和具有中国风格的《观音舞》、《霸王别姬》等；1926年，莫斯科国家剧院歌舞团在上海卡尔登戏院演出了芭蕾舞剧《关不住的女儿》、《吉赛尔》、《葛蓓利亚》、《火鸟》及舞蹈《华尔兹》、《小丑舞》、《牧童舞》等。这是一个代表着当时西方芭蕾舞最高水平的团体，在中国演出影响很大。1926年，对于20世纪初的中国舞台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一年，国人在欣赏了现代舞先驱圣・丹尼丝舞蹈团的现代舞和莫斯科国家剧院舞蹈团芭蕾舞的精彩表演之后，同年11―12月又迎来了西方现代舞鼻祖依莎多拉・邓肯的学生爱玛・邓肯率领的莫斯科邓肯舞蹈团的到来。“莫斯科邓肯舞蹈团“首先来到中国东北的哈尔滨，然后到北平、上海等地演出，主要节目有：《青春舞》、《快乐》、《捉迷藏》等。它们表演了具有依莎多拉・邓肯风格的现代舞，它们的舞蹈具有很强的前卫意义，给中国观众留下了深刻影响。小说家郁达夫观看演出后在日记中曾经写道：“邓肯的舞蹈形式，都带有革命意义，处处是力的表现”。这是历史上中国文人第一次对西方现代舞作出的评价。郁达夫对现代舞的这种认识和判断，在百年后的今天看来，也十分准确、恰当。1927年1月，邓肯舞蹈团来到武汉演出。为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而演出的现代舞《葬礼歌》、《国民革命歌》、《中国妇女解放万岁》、《少年共产国际歌》等，引起了极大轰动。

社交舞，又名“交际舞“、“交谊舞”。它是一种人际间进行社会交往活动时，以男女对舞的形式进行表演的舞蹈活动。西方早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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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现代理论研究古代文学的解析论文

现代理论研究古代文学的解析论文

王长顺教授《生态学视野下的西汉文学》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9月出版），分上中下三编，分别从西汉文学对其“生态环境”的适应、西汉文学与其“生态系统”的平衡和文学生态因子对文学存在发展的影响等三大版块，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西汉政治权力、物质经济、礼制文化、经学学术、音乐文化、教育制度、意识形态等生态环境和生态因子与西汉文学诸如政论文、奏议文、汉赋、乐府诗、历史散文、四言诗、歌诗等文体之间的生态适应、生态平衡和互相影响关系。可以看出，全书在体例结构方面合理而严谨；在史料钩稽和文献征引方面则可谓用力甚勤，丰富广博；在西汉诸种文学文体的文本解读和内涵阐释方面亦堪称细致入微而别具手眼。尤为引人瞩目的是，在当下文学生态学成为学界热点以及西汉文学研究已然成果颇为丰硕的双重态势下，该著作能够将西方现代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学自然融洽地结合起来，这使得该著在文学生态学和西汉文学研究这两个向来独立的学术领域中独树一帜，显示出较高的学术品位。可以说，《生态学视野下的西汉文学》在某种意义上乃是运用现代理论研究古代文学的成功范例。

1生态学理论与文学现象的自然融合

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理论呈现出极度繁荣的局面，各种批评方法或理论标新立异，不断涌现，以空前的速度繁殖，在数量上远远地超越了之前的任何一个时代，这被学者称为“20世纪文学理论的盛宴狂欢”。在这种西学思潮影响之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也如影随形，一方面带来了一定的新变和某种程度的繁荣，但在借鉴和运用时也出现了生搬硬套、不切实际的痼疾，尤其是用西方现代理论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时，这种油水两层皮的缺陷便显得尤为明显，也屡屡为学者所指摘和责问。而这一点同样体现在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之中，正如党圣元先生所云：“理念先行，会造成赶理论时髦的倾向，导致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情形出现。赶场式的理论研究，不加转换的生搬硬套，生涩地移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当下文学研究中的突出弊端。”“我们在借用生态思想来从事研究的时候，必须注意到‘生态’一词的概念及其内涵所发生的变化，自然界的存在状态，整体系统的观念被移用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其范围和对象必然会发生改变。”《生态学视野下的西汉文学》在借鉴和运用西方现代理论时，作者深刻地注意到并有意识地避免因此而带来的弊端，通过阅读生态学的有关资料文献，把握生态学的研究规律，在全面厘清生态学学科的相关学理原理的基础上，对诸如生态、生态学、生态环境、文化生态、文学生态等概念具有了明晰的认识，进而确定自己的研究方法，即“试图通过隐喻的方法，用文学生态作为一个系统，去感悟文学现象，体验文学的灵动，以复原文学的精神，文化圈的关系性，恢复文学作品与阅读的整体性，把握文学生长的有机性”。也因此，全书除了在绪论及各编之前对文学生态学的基本原理、概念范畴、研究方法等作了或全面或简短的阐述之外，具体到整个行文中，并不频频地把生态理论生涩地运用和穿插到文学研究之中，而是自然融洽地把西汉文学与生态因子之间的关系水乳交融般地结合起来。

当然，这并非是说理论上的模糊不清，相反，作者在各编及各章主题之中都鲜明而准确地标示出文学与生态之间的密切关系，即文学对生态环境的适应、文学与生态系统的平衡以及生态因子对文学存在的影响。而把所谓生态环境、生态系统、生态因子以及适应、平衡和生存等最能代表生态学理论的概念范畴作为纲领，高屋建瓴地纳入题目之中，亦避免了在行文中理论的生硬套用。这显然是作者有意地避免近些年文学理论研究的弊端，如称“文学理论研究或借助国外的学术话语进行翻版，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精神分析、语义学、现象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或把文艺理论撰写成程式化、模型化的教科书”。为此，论著从政论散文对政治的适应，西汉赋、乐府对物质经济的适应，文体对礼制的适应等方面论述西汉文学对生态环境的适应。同时，在论及西汉文学与其生态系统平衡时，又选择历史散文与政治、文论话语与经学、歌诗与音乐文化诸关系予以分析，具体而深刻地阐述西汉文学与其“生态环境”的关系。

2生态学理论手段的恰当运用

生态学视野下的生态理论运用只是做为一种研究方法和观照手段，最终的落脚点仍旧是回归文学。运用西方现代理论研究中国传统文学常常会出现的一个通病就是，大多理论游离于文学之外，就理论而谈理论，在处理二者之间的轻重主次关系上往往本末倒置，不能够以文学为本位和回到文学本身。正如该书引的南帆所言，“所以有学者批评文学理论撇下文学享清福去了”。这也体现在文学生态学研究上，如党圣元先生所指出的：“以生态思想贯穿文学和批评，要警惕由此带来的理念排斥诗性的弊端，避免让文学成为生态说教的范本，而忽视文学本身的审美价值属性。”同时提到“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还是需要回到文学本身。”该书作者亦警醒地看到当下文学理论研究“对文学作品的诸要素进行抽象的理性升华，而没有像禅宗直指人心那样去直指文心”“尽管其中贯穿着或填充着众多作家及其作品的实例，但似乎还不能说明为什么‘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也因此，正如书名所谓“生态学视野下的`西汉文学”一样，其重点在“西汉文学”，所以全书三编九章所研究的都紧扣西汉文学的各种文体诸如政论文、奏议文、诗、赋、乐府、历史散文等，用生态学理论工具进行详实具体分析。如论著以“生态适应”的理论为工具，分析政论散文对汉初政治治理需求、西汉中期集权政治、后期衰败危局等不同生态环境适应的不同状况，既有理论的科学性，又能体现分析文学现象的具体性。再如，论著恰当运用生态学的理论，还就奏议文对策略“饥饿”、无为政治、有为政治、衰败危局等不同的生态环境有着不同的适应表现。这些都从文学自身出发，抓住了文学的本质属性，是理论对文学的深度解读，而不是以文学屈就理论。这正体现了吴秀明所称的“生态文学不同于一般的文学，它引进生态学而又要保持文学自身的特点，还要经过艺术特殊化”。

3理论分析基础上的规律探寻

用理论对现象作一分析，其目的是发现并把握现象发生、发展的规律。《生态学视野下的西汉文学》能够把西汉诸种生态因子和各体文学存在有机地结合起来，并注重探究生态因子与文学的生态关系的发生规律。为此，论著别开生面“，不同于把以往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简单地整合起来”，本着“文学生态研究是创设文学研究新理路的需要”这一宗旨，认为西汉文学研究的生态学视野的意义在于，“以生态文学的观念审视文本意义的生成条件，从而为文本研究开拓更广阔的空间。这并非简单地在研究中增加社会文化和地理环境要素，而是展开另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文本中心研究理念，也可以说是一种文本诗学的研究理念。”并进而指出，“生态学视野下的西汉文学研究也应当毫不例外地要重在把握文学与生态之间的影响规律。”按照这样的指导思想，论著能够把“生态因子”与西汉文学样式紧紧地联系起来，分析其影响关系。如在分析生态因子对文学存在发展的影响时，作者从政治因子入手，阐述帝王政治权力对赋的扶持，认为“政治对文学的影响是通过帝王政治权力实现的。帝王凭借自己的权力把个人喜好倾向渗透到文学领域，而文人在专制的最高权威的情势下，表现出一种恰当的心态，从而以这种心态创作出迎合帝王政治权力的作品”。“赋作家有意识地迎合帝王及其统治集团的爱好，主动适应政治生态。”同时，作者还阐释政治集团文化心理对赋的润染，认为“汉初楚人的特殊结构，就在统治集团中形成了楚地文化心理，而这一文化心理就‘介入’文学，对与楚辞有近缘关系的骚体赋产生着影响。”论著都是把生态因子与因其影响较大的文体结合起来，既有理性的分析思考，又有鲜活的文学现象，详细具体，论证有力。

与此同时，论著还注重把握生态因子与诸文体之间相互影响的生态规律。如论及奏议文对生态环境的适应，发现并总结奏议文适应统治集团政治作为的情况及其嬗变规律，认为汉初国家政治治理需求，使得奏议文丰富；然随着“黄老”思想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统治者“休息无为”，奏议文则极少；汉武帝时期政治上大有作为，又刺激了奏议文的“丰长”；西汉末政治的衰弊，文人们再次上书以陈政事，奏议文就再次繁盛。统治者的政治作为这一政治生态的变化，影响着与政治有密切关联的奏议文的变化。作者把奏议文置于其“生长”的政治生态环境中进行全面考察，深入剖析奏议文在其所处时代的种种症候与当时“政治生态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探究奏议文与政治治理需求、政治意识形态、政治作为、政治盛衰状况等诸多因素之间的多维关系，全面把握奏议文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政治生态因素，分析奏议文盛衰的根源，挖掘奏议文“生长”的生态规律，体现了探寻规律这一研究目的。可以说，在全书写作中都贯穿了作者的这一学术理念和基本思路。

该著在研究观照西汉文学时是站在开阔的生态学视野上的，故而其中的生态因子多为诸如政治、经济、礼仪、经学、音乐、教育、文化、意识形态等宽泛意义上的生态理论。而我们知道，西汉的“天人合一”思想以及汉代园林大赋诸如《子虚》《上林》等赋中包含有丰富的原初性生态哲学理念和生态美学思想，如果能够辟专章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当会使该论题的探讨更加丰满立体，这权作笔者的一点粗陋建议

篇6：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历程之回顾

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历程之回顾

中国近代文学在急风暴雨中步履艰难而又急促地走完了它的全程，在中国文学的近

代化方面迈出了第一步。中国近代文学既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和终结，又是现代文学

的胚胎和先声，并开启了中国新文学现代化的方向和道路。中国近代文学是历史转型期

的文学，又处于中西文化交流和撞击的大潮之中，因此它具有许多不同于古代文学的新

内蕴、新形式和新特点，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一个世纪以来中国近代文学研

究，倘与中国古代、现代文学研究相比，其广度和深度都有一定的差距。但，许多专家

学者在这块处女地上付出的劳动和作出的贡献仍值得我们珍视。今天适逢世纪之交，回

顾一下本世纪来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不论是从总结中国文学研究学术史的角度，

还是对推动21世纪的近代文学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近代文学的终点是“五四”运动，然而早在“五四”前，就已有人着手近代文学的

研究工作，如寅半生（钟骏文）的《小说闲评》（1906）、俞明震《觚庵漫笔》（1907

―1908）、刘师培的《论近世文学之变迁》（1907）、李详的《论桐城派》（1909），

以上这些笔记和评论文字多是对某一作品和某一文派即兴式的评论，也有关于作家真实

姓名的考索和身世的介绍，总的说还比较零碎、肤浅，缺乏系统性、逻辑性和科学性，

更谈不到对近代文学整体的探讨和发展规律的揭示。但在“五四”前的笔记和文章中也

有个别有价值的见解，如《谭瀛室随笔》指出《官场现形记》的结构“仿《儒林外史》

，每一人演述完峻，即递入他人，全书以此蝉联而下，盖章回小说之变体也”（注：转

引自蒋瑞藻编：《小说考证》下册，上海古籍出版1984年版，第415页。）。再如黄人

的《小说小话》评《三侠五义》云：“豪情壮采，可集剑侠传之大成，排《水浒记（传

）》之壁垒”；“而摹写人情冷暖，世途险恶，亦曲尽其妙，不独为侠义添颊毫也”（

注：《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75―376页。）。像

如上这类中肯的、有见地的评论在当时并不多见。对近代文学较系统的研究工作是“五

四”之后开始的。我把“五四”至本世纪末的近代文学研究分为以下三个阶段：（一）

开始期（1919―1949）；（二）重建期（1950―1978）；（三）繁盛期（1979―1999）

。

二

从19的“五四”运动至1949年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开创期。

“五四”运动后学术界虽有“近代文学”这一概念，但于近代文学的时限却是模糊

不清。19，沈雁冰（茅盾）著有《近代文学体系的研究》（注：《近代文学体系的

研究》约13000字，与刘贞晦的《中国文学变迁史》合为一册，名为《中国文学变迁史

》。1921年12月出版，大约此书是最早提出“近代文学”这一概念的。但该书不是专讲

中国文学的，这里只是借用“近代文学”这一概念。），于是“近代文学”这一概念，

逐渐为学术界使用。后则有陈衍的《近代诗钞》（1923）、严伟等人的《近代诗选》、

钱仲联的《近代诗评》（1926）、金兆梓的《近代文学之鸟瞰》（1933）、钱歌川的《

近代文学之特征》（1934）等。但以上论著中的“近代文学”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近

代文学，究竟是指什么时期的文学？它的时限范围是什么？各家有各家的说法，并未形

成共识。1929年，陈子展著《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上海中华书局），他在书中说：

“所谓近代究竟从何时说起？我想来想去，才决定……断自‘戊戌维新运动’时候（一

八九八）说起”；陈独秀曾主张“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

注：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2卷6号（192月），第2页。）；郑振铎

则谓“近代文学开始于明世宗嘉靖元年（公元一五二二年），而终止于五四运动之前（

[1] [2]

篇7：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农村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论文

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农村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论文

中国农村社会史研究发端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总体上看，它经历了二三十年代的艰难起步、五六十年代的曲折行进、80年代以后的蓬勃发展这样三个阶段。本文在查阅大量相关论著的基础上，勾勒出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农村社会史研究的基本轨迹，为深入开展农村社会史研究提供一些学术背景资料，并对当前如何开展农村社会史研究提出自己的想法。

一、农村社会史研究的艰难起步

二十世纪初，中国史学研究出现了一个具有转折性意义的变化。在梁启超等人的倡导下，史学研究开始摒弃传统史学专注于“精英政治史”研究的模式，将历史研究的视野投向“普通民众史”这块荒漠中。与此同时，这一时期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引进，也使得历史研究者们找到了一个新颖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模式。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知识，注重多方位、多层面分析研究历史，在当时虽然还没有形成蔚然风气，但已经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研究态势。另一方面，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社会问题的凸现，既为历史研究者们提供了鲜活的研究素材，也为他们从事农村社会史研究增添了强劲的动力。也就是说，“救治农村”不但是当时政府要员和经济学家反复讨论的重要议题，也是历史研究者探讨农村社会发展历史的理念和旨归。在这种学术背景和社会背景下，农村社会史作为一棵蕴含无限生机的幼苗，开始萌芽于学术殿堂之中。

然而，与大多数新学科的诞生状况相同，农村社会史因其前沿性、交叉性、综合性的特点，其萌芽过程是艰难、缓慢的。无论是研究的广度，还是研究的深度都极其有限，研究成果也相对较少。其中比较重要的成果有这样几种：闻均天的《中国保甲制度》、江士杰的《里甲制度考略》、黄强的《中国保甲实验新编》，这三本著作对农村社会控制体制的产生、发展、类型和特征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黄绶的《唐代地方行政史》，探讨了唐代地方行政体制的建置、结构及其功能；蒙思明的《元朝社会阶级制度》，对元代农村社会中地主、农民等阶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解树民的《中国的农民运动》，对历史上民众反叛问题进行了论述。王仲鸣的《中国农民问题与农民运动》，对农村贫困化和农民离村问题进行了调查和研究。此外，周谷城的《中国社会之结构》、《中国社会之变化》、陶希圣的《婚姻与家族》、瞿同祖的《中国封建社会》、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王龙章的《中国历代灾况与赈济政策》、于佑虞的《中国仓储制度考》、万国鼎的《中国田赋史》、郎擎霄的《中国民食史》等等，虽然不是以研究农村社会史为旨归，但亦大量涉及农村社会史的内容。不仅如此，熊得山、王毓铨、嵇文甫、万国鼎、黄毓甲、王亚南等学界前辈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对属于农村社会史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二、农村社会史研究的曲折行进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地位的确立，史学界曾掀起了对中国社会形态、社会性质等问题讨论的热潮，在深入探讨中国古史分期、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土地制度、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农民战争史等问题的同时，农村社会关系、农村土地占有形式、农民的生活状况等问题也得到了一定的关注。但是，由于不是研究的主流，涉及到农村社会史的内容极其有限，成果也就显得极其单薄。据笔者所知，除了梁方仲《明代粮长制度》、唐长孺的《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韦庆远的《明代黄册制度》、傅衣凌的《明清农村社会经济》外，关于古代农村社会史的重要著作还不多见，只是零散地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如刘毓璜《试论农村公社的过渡性质与中国农村公社的发展》、韩连琪《春秋战国时代的农村公社》、傅衣凌《论乡族势力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干涉》、左云鹏的《祠堂族长族权的形成及其作用试说》、杨讷《元代农村公社制研究》等，称得上是这一时期农村社会史研究的代表作。此外，还有一些通史、断代史著作及论文集中也涉及不少农村社会史的内容。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由于受到政治史范式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研究多样化的.基本精神被完全忽视，社会变革问题被认定为史学研究的核心议题，由此不可避免地导致史学研究的畸形发展，与社会政治史无关的任何内容都被排斥到主流史学之外。这就决定了农村社会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若干重大问题的讨论，虽然可以从这些讨论中获得推动力，但也由此限制了农村社会史研究的独立和全面的展开。赵世瑜先生在《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第6期）中所说，“本应内容丰富、方法多元的社会史研究较30—40年代的发展趋势受到阻滞”，“与社会史相关的各主题研究的展开，与其批判传统政治史的新史学基本游离开来，甚至回到传统政治史的老路上去，没有把握住马克思开辟的社会经济史的新史学优势”，就是对当时社会史研究状况的精辟概括。在这种情形下，农村社会史研究的良好发展势头被中断，代之而来的是停滞不前、萎缩不兴的状态。这种状况的出现，不能不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重大遗憾。

三、农村社会史研究的蓬勃开展

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全面发展，农村社会史这棵幼苗在历经五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终于迎来了生长舒展的时机。在各种因素的驱动下，农村社会史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学术论著大量涌现。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1980年到，国内共出版有关中国古代农村社会史的论著50余部，发表的论文有2000多篇，大部分研究集中在农村经济、农村管理体制、社会结构、家族和婚姻、社会保障、农民生活、民众反叛等方面。

此外，在“八五”和“九五”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有关古代农村社会史内容的课题也倍受关注。仅1993年到20期间，就确立了22项属于古代农村社会史内容的研究项目，多集中在区域农村社会史、乡村管理体制、家族制度、农民生活、民间信仰等问题上。

二是学术活动相当频繁。在1986年到2000年期间，共召开8次中国社会史研讨会，每次都有涉及农村社会史方面的论文。尤其是1992年召开的中国社会史第四次研讨会，以“社会史研究与中国农村”为研讨主题，表明农村社会史研究已经引起研究者们的高度重视。至于议题涉及到农村社会史的中小型学术会议更是接连不断。如1980年10月召开的“自宋至1900年中国社会和经济史”中美学术讨论会、1987年12月召开的“国际清代区域社会史暨全国第四届清史学术讨论会”、1993年6月召开的“传统农业与小农经济”学术讨论会、1994年11月召开的“首届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1995年8月召开的海峡两岸“传统社会与当代中国社会史”学术研讨会、1995年10月召开的“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等，都对农村社会史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中国社会史研究重镇的南开大学，不仅举办过首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还在8月举办过“明清以来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2000年8月举办过“中国中古社会变迁国际学术讨论会”。为了推动农村社会史研究的深入开展，还组织过“中国历史上的农民”的学术讲座，并且将讲稿编成《中国历史上的农民》一书出版，对促进农村社会史研究工作的开展确是功不可没。

三是研究领域逐渐拓宽。80年代以前，学者们研究的眼光多集中在农村经济、阶级结构、乡村管理、农民战争、农民地位等问题上。80年代以后，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农村生态环境、乡村管理体制、农村人口、农村家庭和婚姻、农村社会流动、农村社会保障、农民社会心态、农村文化等等问题开始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

在综合性研究方面，孙达人的《中国农民变迁论》、秦晖的《田园诗与狂想曲》和白钢的《中国农民问题研究》，从宏观角度对中国农民和农村问题进行了深入考察，指出了农村社会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和中国农民的发展道路，是国内农民问题研究中理论性最强、论述最精赅的专著。齐涛的《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和马新的《两汉乡村社会研究》，是我国最早两部研究乡村社会的断代史著作，分别考察了魏晋隋唐和汉代乡村建制的变化、乡村的生产条件、乡村的阶级结构、农民的经济生活和精神信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此外，对农村区域社会的综合性考察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如叶显恩对明清徽州农村社会的研究，王笛对长江上游农村社会的研究等，也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在农村经济方面，郑昌淦的《明清农村商品经济》、曹幸穗的《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于琨奇的《秦汉小农与小农经济》、史志宏的《清代前期的小农经济》、国家财政部组织编撰的《中国农民负担史》第1卷、钟兴永的《中国集市贸易发展史》等等，对小农经济、农村商品经济、农民负担等问题都有深入、系统的研究。此外，李根蟠、方行、秦晖、龙登高、陈平等还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对小农经济的性质、小农经济的作用、小农经济的生产结构、小农与市场的关系、小农社会地位的变化等问题的研究，使小农经济问题的探讨上升到较高的理论层面。

在农村基层组织方面，柯昌基的《中国古代农村公社史》、仝晰纲的《中国古代乡里制度研究》、赵秀玲的《中国乡里制度》等专著，是建国以来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在体系上比三、四十年代的同类著作更加完整，在内容和视角上也更加丰富和新颖。此外，学者们还以乡村行政体制为切入点，进一步探讨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刘志伟的《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王棣的《宋代乡里两级制度质疑》、《从乡司地位看宋代乡村管理体制的转变》、徐勇的《中国古代乡村行政与自治二元权力体系分析》等文，就是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探索之作。

在阶级结构方面，冯尔康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张泽咸的《唐代阶级结构研究》、王曾瑜的《宋朝阶级结构》、经君健的《清代社会的贱民等级》、马新的《两汉乡村社会各阶层新论》等著述，对作为乡村主体阶级的地主、农民和佃户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八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对农村各阶级、阶层开展了专题研究，其中对地主和农民的形成、发展、构成、特征和地位等问题的研究有突破性的进展，成就比较突出者有傅衣凌、经君健、何兹全、罗仑、李根蟠、冯尔康、伍丹戈、张显清、葛金芳、方行等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编辑部、南开大学历史系等单位还举办过专题讨论会，并出版了《中国古代地主阶级研究论集》、《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研究》和《中外封建社会劳动者状况比较研究论文集》。此外，在下层民众问题上，魏晋南北朝的部曲佃客、宋代的乡村客户、明清农村佃仆等，也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

在家族与婚姻方面，专门论述古代农村家族与婚姻问题的著作还不多见，但一些研究中国家族与婚姻问题的论著，往往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就家族而言，朱勇的《清代宗族法研究》、徐扬杰的《中国家族制度史》和《宋明家族制度史论》、王玉波的《中国家长家庭制度史》、张研的《清代族田和基层社会结构》、李文治、江太新的《中国宗法宗族制和族田义庄》、冯尔康、常建华的《中国宗族社会》、杨际平、郭锋的《五——十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族关系》、郑振满的《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陈支平的《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等著作，都对农村家族和宗族问题给予了一定的关注。至于农村婚姻问题，90年代才有部分学者利用大量档案资料和统计方法，对民间婚姻关系进行探讨，郭松义的《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王跃生的《18世纪中国婚姻状态研究——建立在1781-1791年个案基础上的分析》和《清代中期婚姻行为分析——立足于1781-1791年的考察》等，堪称是这方面的拓荒之作。

在农村社会保障方面，历史上乡村社会保障问题也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研究者主要致力于探讨在非常状态下乡村社会的保障机制，如减灾机制、扶贫机制等，揭示出国家政权在维护基层社会稳定中的作用。如李向军的《清代荒政研究》，对救荒的基本程序和主要措施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龚书铎主编的多卷本《中国社会通史》中，也专辟章节探讨不同时期的社会保障问题，对农村社会保障问题也有论及。此外，钟永宁、陈关龙、王日根、王建革、吴滔、姚兆余等相继撰文，对国家权力在减灾中的作用、地域社会的赈灾行为、灾害救济与乡村社会控制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在社会心态方面，目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民众信仰和若干农民领袖人物的思想活动上。侯旭东的《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一书，是近年来研究农民信仰问题功力深厚的一部著作。该书利用向来被人们忽视的造像铭文作为研究资料，论述了五至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的内涵及活动特点，考察了普通民众的信仰及其与佛教教义、中土佛教思想之间的互动关系，折射出当时民众的基本心态。贾二强的《神界鬼域——唐代民间信仰透视》，是第一部全面论述唐代民间信仰的专著，该书对唐代民间信仰进行了分类研究，着重探讨了佛教与民间信仰彼此的双向作用。马西沙、韩秉芳的《中国民间宗教史》、李尚英的《中国历史上的民间宗教》，对民间宗教的起源、发展、演变和衰亡过程、组织状况、经卷、思想及群众基础都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秦宝琦《清前期天地会研究》，则对白莲教、天地会等民间宗教的产生、发展、功能、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在社会生活方面，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曾出版了一套中国古代生活丛书，其中有雷家宏的《中国古代的乡里生活》、赵荣光《中国古代庶民饮食生活》、高春明的《中国古代的平民服装》、张仁善的《中国古代民间娱乐》等著作，篇幅虽然不长，但理论水平高，信息含量大，融研究性和普及性为一体。此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丛书、冯尔康和常建华合著的《清人社会生活》、黄正健《唐代衣食住行研究》、钱杭和承载合著的《十七世纪江南社会生活》等等，也有不少篇幅涉及古代农民的生活内容。至于从不同时期、不同角度探讨农民生活的论文，则更是不胜枚举。限于篇幅，此处不一一罗列。

在中外农村社会史比较研究方面，南开大学历史系编撰的《中外封建社会劳动者状况比较研究论文集》、刘朝明的《中外农村产业结构比较研究》、徐浩的《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农民卷》等，从生产条件、经济结构、生活状况、社会冲突等方面对中外农民进行了比较研究，从而使人们更清楚地了解到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和局限性。

四思考与展望

从上面介绍中可以看出，二十世纪中国农村社会史研究虽然起步较晚，又经历很多曲折和困惑，但还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无论是在研究范围的拓展上，还是在研究主题的深化上，都不难看出农村社会史研究的良好势头。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二十世纪农村社会史研究仍然存在很多不足和缺憾。只有正视这些不足和缺憾，才能在今后的研究中取得更大的进展和突破。

第一，理论研究明显不足。理论是一门学科的灵魂，理论体系的建立及其在研究中的应用状况，直接决定一个学科的发展水平及研究成果的实际价值。可以说，是否具备一定的理论体系，是衡量该学科是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农村社会史研究也是如此。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对农村社会史理论问题的探讨几乎近于空白。如农村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和属性问题、农村社会史研究的模式和方法问题，如何借鉴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经济学、人口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理论，构建一套系统的、合理的理论体系问题，等等，至今还是无人涉足的荒漠区。毫无疑问，历史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是农村社会史研究的必经之途，但是，简单地停留在对资料的排比、解释上，不能称之为科学的研究，还需要从设定概念入手，构建出一套内在联系极其密切的理论和模式。这样做，就必须借助于其它学科的理论。以社会学为例，社会学在解释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方面有一整套独特的理论，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结构功能理论、社会冲突理论、符号互动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社会关系理论（如分层理论）、社会控制理论（如安全阀理论）、社会变迁理论（如现代化理论）、社区理论、社会角色理论、失范和越轨行为理论、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理论等等，如何借鉴这些理论，建立一套反映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理论模式，无疑是研究工作中的重要课题。当然，理论创新不是简单地借用其它学科的一些概念和范畴，更不是生搬硬套其它学科的一些理论，而是在探寻农村社会发展中相关变量之间内在关系的基础上，推演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解释模式。在这方面，国外不少学者的做法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如美国学者施坚雅的三级市场理论、黄宗智的小农经济内卷化理论，尽管有很多不完善之处，但对我们从事农村社会史研究来说，无疑提供了崭新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模式。

第二，研究内容很不平衡。从目前发表的论著来看，农村社会史研究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都存在着一定的不平衡性。首先，从空间上看，华北和东南地区是近年来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其它地区的农村社会史研究，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一直比较薄弱。这固然是当代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的结果，但如果这种状况不加改变，不仅不利于从整体上了解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状况，也不利于对各地区进行横向比较和定位分析。其次，从时间上看，目前的研究多集中在明清这一时段内，对其它时段的关注则显得不够。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考察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因此，在断代性农村社会史研究的基础上，力求选择一个较长时段来开展研究，应该是农村社会史研究的发展趋势。

第三，研究范围需进一步拓宽。农村社会是古代中国社会的基础。农村社会的物质表征和文化品格，是中国传统社会各种文化形态的渊薮。因此，农村社会史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所包括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但目前的研究中明显存在着顾此失彼、冷热不均的现象，主要还是围绕农村行政体制、农村经济、阶级结构、宗族组织、社会失控等问题。我们认为，无论是从事农村区域社会研究，还是从事农村社会史整体研究，至少应包括这样一些内容：（1）生态环境，包括农村的生态条件、人口、资源状况；（2）农村经济，包括农村的生产方式、产业结构和收益状况；（3）农村社会组织管理，主要指农村社会基层组织及其运作方式；（4）社会结构，包括户籍划分、阶级结构和社会阶层；（5）农村人口，包括生老病死、人口素质、人口结构、空间分布等；（6）农村婚姻，包括婚姻观念、婚姻行为、婚姻状态等；（7）家庭和宗族，包括家庭结构、宗族制度的发展变化、宗族制度的组织形态、政权与族权之间的关系、宗族制度的社会功能等；（8）社会流动，包括正常流动（如以经济为基础的上下层之间的流动，以科举考试为台阶的垂直流动）和非正常流动（如各种因素导致的人口迁移、非常状态下农民地位的变动等）；（9）社会冲突，即从失控与整合的角度研究历史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探讨社会冲突的形成动因、冲突的社会组织以及冲突的社会功能；（10）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障的方式、运作机制及其社会功能；（11）社会心态，主要指农民的社会心理结构，包括价值观、政治意识、宗教意识、社会意识和日常生活意识；（12）农村文化，包括乡风民俗、宗教信仰、生活方式、节庆文娱。

第四，研究方法有待完善。如前所述，农村社会史是一个交叉性很强的学问，它需要在积累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借鉴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经济学、人口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才能对农村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问题做出系统的、深入的分析。单纯采用传统史学的实证研究方法，难以揭示农村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变量之间的内在关系，因而也就难以获得符合历史真实的认识和结论。但是，如果忽视历史资料的积累，光是停留在理论层次上进行浮光掠影式的讨论，难免会得出一些似是而非、不适合实际情况的结论。因此，如何做到各种研究方法的融合和互补，也是研究工作者需要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在对特定对象进行研究时，已经将传统史学的实证研究方法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相结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除了田野调查方法之外，社会学的个案研究法、抽样研究法、访谈法、问卷法，经济学的统计分析方法、数学模型方法等等，同样可以在农村社会史研究方面加以运用。这就需要我们在完全了解掌握这些方法后，结合研究的需要进行合理、有效的运用。

第五，横向合作的力度不够。目前国内的农村社会史研究还处于“游击战”的状态。在研究方式上，还没有专门从事农村社会史研究的机构，学者们基本上分散作战，缺少必要的沟通和交流。在研究内容上，大多是根据各自的兴趣和特长，进行一些专题研究，缺乏系统的研究计划和研究目标。我们认为，只有加强横向合作，齐心协力，才能将我国农村社会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篇8：高考文学常识之古代文学名词解释

高考文学常识大全之古代文学名词解释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收录了西周初到春秋中叶诗歌305篇。包括国风、小雅、大雅、颂。其中风包括十五“国风”，有诗160篇；雅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颂分“周颂”、“鲁颂”、“商颂”有诗40篇。“风”是指各地不同的音乐。“雅”是雅正之声，指周王朝京畿地区的音乐，又分大雅和小雅，也是缘于音乐的不同。“颂”是宗庙祭祀用的舞曲。

赋、比、兴：《诗经》在艺术上对后代文学影响最大就是赋比兴的表现手法。“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也就是陈述铺叙的意思，从本质上讲就是直接描绘，直接抒情，直接铺叙；比：“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带比喻性质的一种手法。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引用其它自然现象引起所要咏叹的情感，有进甚至能起到比的作用。如：《关雎》用‘雎鸟’的鸣叫起兴，引出诗人即景生情的联想。

历史散文：古代的散文是伴随着史官词而出现的，他们记载国家在咸和君主的言行，在其中体现了一定的历史、政治和哲学观点，其记述由简到繁，由质朴无华到略具文采。现在人看到的就一部古代历史文献汇编。

《春秋》：相传孔子曾对它加以修订，以记事为主，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先秦时期鲁国的编年史，书中按时代顺序记载了春秋时期的重大事件，上起鲁隐公元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共242年的史事。它对后代的散文有不小的影响。

《国语》：是一部按国别记载的史书，约成书于战国初年，是战国早期人根据各国史料编订，以记言为主，书中记载的史实上起周穆王，下至鲁悼公春秋时期各国的政治、外交、军事等活动。其思想倾向于儒家。书中既尊尊礼，又崇德；既敬神，又重民。

《左传》：《左传》是先秦时期的一部历史著作，原名《左氏春秋》，作者是左丘明，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此外还附录了鲁悼公四年至十四年韩、魏、赵三家灭智氏的史实。书中生动反映了这一时期巨大而深刻的历史变迁，再现了重大的历史事件以及有关的诸侯、卿大夫等各类人物的活动。

《战国策》：是一部战国时期的史料汇编，西汉后期，刘向整理后得33篇，共12国策，定名为《战国策》主要记载了当时谋臣策士的言行，鉴于此书的性质，有人把它归入诸子类。

《孟子》：是先秦诸子散文中儒家学派重要的一部著作，是孟子晚年和弟子万章等人编撰的，全书包括《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等七篇。书中记载了孟子的言行，反映了他的思想学说（也就是他所提出的仁政思想）。

《庄子》：《庄子》是先秦诸子散文中道家学派重要的一部著作，原有五十二篇，现仅存三十三篇，包括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庄子》是战国中期诸子散文中文学成就最高的作品，一般认为，内篇是庄子本人自著，外篇和杂篇中的有些作品出自其门人和后学之手。全书的思想和文风在统一中略有差异，大体上反映了庄子的观点。

“楚辞”: 是战国后期楚国屈原等人创作的诗歌，是当时产生的一种富有南方地方特色的新诗体。西汉末年由刘向整理后“楚辞”就成为一部总集的名称。“楚辞”是先秦北方史官文化同南方巫官文化融汇、交流的产物，也是春秋以来楚国在长期独立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地方文化的结晶。

《九歌》：是屈原在楚国民间祭神乐歌的基础上加工创作而成的祭歌，总共包括《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等十一篇作品。

《九章》：作者是屈原，是楚辞中一组叙述屈原身世和遭遇的抒情诗，包括《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桔颂》《悲回风》九篇作品。《九章》只是表明作品的实际数目，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九章》的作品分别创作于屈原生活的不同时期，其内容和让题与《离骚》近似。

《九辩》：《九辩》之名源于古代传说中的天乐，宋玉写的《九辩》只是袭用古乐之名而作，在内容上已非其本来面目。《九辩》是楚辞中的一首抒情长诗，共255句。

浩然之气： “浩然之气”是孟子提出的。孟子重视道德修养，他把孔子的“仁”的道德规范发展为仁义，提出尽心、养性、诚心、寡欲等修养方法。浩然之气就是通过“义”的积累而养成，它到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表现为崇高的无所畏惧的精神境界和心理状态。孟子心目中的“大丈夫”自觉实行仁义之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把道德操守置于生命之上，他的舍生取义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

楚辞：是战国后期楚国屈原等人创作的诗歌，是当时产生的一种富有南方地方特色的新诗体，汉成帝时由刘向整理后“楚辞”就成为一部总集的名称。

散体大赋：汉代兴胜起来的一种文学体裁，一种艺术形式。它除师承屈原、宋玉外，还师承《诗经》的“雅”、“颂”，是从战国时期的纵横游说之风发展起来的。这种作品多属为统治者扬威颂圣的文字，篇幅巨大，文字铺排堆砌。代表作品是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子虚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两京赋》等。

《古诗十九首》：最早见于梁萧统所编的《昭明文选》。他收集了东汉末年的一些内容风格相近，而又失去题目的无名氏的五言诗，编在一起，起名为《古诗十九首》。内容大体可以分为四类，一是游子思乡、怀人；二是男女恋情；三是文人士大夫的怀才不遇；四是反映一种颓废心理和一种及时行乐的情绪。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记载自汉高祖元年到王莽地皇四年，共229年的历史。东汉时期最杰出的史传散文。《汉书》先后经过四人之手才完成，分别为班彪、班固、班昭和马续，其主要作者是班固。在体制上承袭《史记》，而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全书分本纪十二、表八、志十、传七十，共一百篇。

互见法：“互见法”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开创的一种写作方法。即是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互见法分为人物互见法和事件互见法两种。《史记》特别注意人物形象和事件的统一性，为了既不伤害这种统一性，又能忠于史实，常常把一些不宜在本传写的材料安排到别的篇章中。通过人物和事件的互见法，司马迁使《史记》既有了史学的可信性，又有了文学的可读性。

建安风骨：东汉末年，建安诗人直接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真实广泛地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苦难，展示广阔的时代生活画面；抒发作家建功立业的理想壮志和积极进取精神；也流露出人生短促、壮志难酬的悲凉幽怨情绪。作品意境宏大，笔调明朗，形成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风格。后人把这种建安诗歌的独特风格称为“建安风骨”。风指作品的思想内容，骨指作品的艺术形式。代表作家有“三曹”、“七子”、蔡琰等。

正始文学：正始时期，玄学兴起，思想界玄学成为主流，这对魏晋时期的文人及文学都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正始时期的隐士，指阮籍、嵇康、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他们发言玄远，任性放达，饮酒服药，一进颇有名声。七贤的政治态度和处世方式也各有不同，其中，人品和文学成就最高者是阮籍、嵇康。

太康文学：太康是西晋文学的繁荣时期，此时时局稳定，文人们有时间和精力用于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又因社会小康，文人多忘乎所以，歌功颂德，故形式主义文风亦日趋严重，追求文学作品形式的华美，创作成就并不太高，文人自学地追求作品的艺术表现，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学大潮是趋于浮艳，诗尚雕琢，文崇骈俪，词采绮丽成为诗文的普通特色。代表这种主流派风格的作家，当首推潘岳和陆机。

玄言诗：晋室南渡，士族文人沉溺享乐，意志更加消沉，以玄学自我迷醉的风气日渐浓厚，其内容上是以谈论老庄玄理为主，少数兼及佛理的表述，在表达上则是抽象玄虚，谈乎寡味。几乎无艺术性可言，东晋玄言诗人有孙绰、许询等。 (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刘琨、郭璞)

左思风力：左思诗虽不多，但内容充实，风格独特，在太康诗坛独标一帜，成为太康，以至西普时期成就最高的诗人，钟嵘认为其《咏史》诗是“五言之警策”，并极力推崇“左思风力”。

宫体诗：产生于梁陈时代的宫廷，多是描写女性和宫廷享乐生活的，风格绮艳浮靡，追求形式，雕琢，格调柔弱，内容平泛，题材狭窄，把形式主义诗风推向极致。代表人物是萧纲、萧绎、徐陵父子等。

永明体：又称新体诗，是从诗歌声律高度提出的一个概念，指五言诗从声律比较自由的古体诗走向格律严整的近体诗之间的过渡阶段，其理论支持便是永明声律说。出现于南朝齐永明年间。周颙在音韵上做出贡献，对汉语语音的天然音调进行规范，沈约把这种音韵的研究成果直接运用到诗歌中，提出了自觉运用声律来写诗的要求“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诗人们把声律说自觉运用于诗歌创作，产生了这个新诗体。诗歌的声律和诗句的对仗加以结合形成了“永明体”。最优秀的“永明体”诗人是谢朓。

徐瘦体：由于徐樆和徐陵父子和庾肩吾、庾信父子均以写艳体诗著称，人们遂称这种形式讲究的艳体诗风为“徐瘦体”。

北地三才：北魏至北齐时期，北朝出现了几位比较正统的诗文作家，模仿南朝诗文创作，虽然水平有限，难与南朝相比，但它却标志着北朝文学开始复苏，也迈开了南北文学融合的第一步。基中较著名的是温子昇、邢邵、魏收。号称北地三才。

志怪小说：多指超现实的神灵鬼怪之事，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产生，是与当时宗教迷信思想的盛行有关的。是普通百姓表达理想愿望的需要，他们将自己的反抗情绪和对理想的追求，通过大胆的幻想，曲折的表达出来。志怪小说的内容是宣扬迷信思想，大谈鬼神妖异，神仙道术，志怪小说大都采用非现实的故事题材，展现出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在艺术上比较简略。代表作是干宝的《搜神记》。

轶事小说：以记录人物轶闻琐事为主的轶事小说，在魏晋南北朝盛行。这与魏晋以来品评人物和崇尚清淡的社会风尚大有关系。今存比较完整的是刘义庆的《世说新语》

《搜神记》：＜搜神记＞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一部作品小说。作者是干宝，原30卷，今本为20卷，作品虽然不乏神仙道术、鬼怪灵异的内容，但故事来源广泛，保存了不少优秀的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

《世说新语》：刘义庆《世说新语》是记叙轶闻逸事小说的先驱，以魏晋知识分子为主要记载对象，故鲁迅称之为“一部名士的教科书”。对后世的小说和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世效仿《世》的作品有：唐王方庆《续世说新语》、宋王谠《唐语林》、明何俊良《何氏语林》、清王晫《新世说》等

山水诗：真正以自然山水景物为独立的、客观的审美和描写对象，山水诗对自然景物的精细描绘，对永明新体诗和后世山水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代表作家是‘谢灵运’。

初唐四杰：初唐四杰是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杰在文学主张上都竭力反对华而不实的绮靡之风，提倡抒发真情实感。对齐梁文风的批判尤显自觉。四杰诗文在内容上有较大的开拓，由宫廷走向市井，由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题材扩大了，思想严肃了，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也有了初步的定型。他们的诗带有强烈的热情与幻想，愤懑与牢骚，不仅反映了齐梁所没有的大唐盛世气象，而且气势雄壮，意境宏博，节奏有力，语言浏亮，富于个性，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四杰为结束齐染文风，开启盛唐之间做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

大历十才子：指中唐大历年间的十位诗人，即李端、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津、夏侯审，大历初年他曾在长安参加重要唱和活动，又创作倾向和诗风相近。其中以钱起、卢纶、戴叔伦成就最高。大历诗人创作内容较贫乏，诗风以清丽空灵、省净纤巧为主要特色，相对盛唐，由壮阔变为清秀，由重气势变为重韵味，艺术显得更为精工。

永州八记：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属游记，写出了山水景物中的奇妙动人之处，神形毕肖的地再现山水景色的自然美。有卓越的的艺术独创性，善于抓住景物的最主要特征，又善于以动写静的手法与大量的比喻和拟人化的手法，他的游记，画廊式的展现了永州的山水胜景。（游记的名字再写出来）

花间词：五代后蜀时，卫尉少卿赵崇祚将晚唐五代词人温庭筠、韦庄等十八家词编为《花间集》，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词派因此得名。其核心内容不脱冶游宴乐、男女私情，风格绮艳婉丽，对宋词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温韦：温庭筠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以词名家的人，以宫怨闺诗为主要题材，韦庄是唐末另一位卓有成就的词人。二人齐名，并称“温韦”。

唐传奇：指唐代流行文言短篇小说，它是在六唐志怪小说的基础上，融合历史传记小说、辞赋、诗歌和民间说唱艺术形成的新的'小说文体。使得小说由单纯的谈神说鬼，以通过写人来反映复杂的社会生活方面演进。它的兴盛和唐代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唐代佛教道教思想的流行有密切关系。受《史记》以来历史传记文学的影响，以及六朝志怪小说的影响，唐代传奇最繁荣的时期是中唐时期，主要创作在中唐时期，晚唐则出现了大批的专集，传奇的内容既有描写社会生活的，也有写宗教迷信的。但传奇中，成就最高的是有关爱情生活题材的小说，如元稹的《莺莺传》，蒋防的《霍小玉传》。艺术上，情节比较复杂，结构相当完整，语言典雅华丽，富于文采。宋人以后，人们根据这类小说多传述奇闻异事的特点，泛称唐人小说为“传奇”，在明清，则指南戏演唱的戏曲。

西昆派-：由《西昆酬唱集》得名。全部为近体律诗，杨亿、刘筠、钱惟演三人为代表作家。内容无外乎歌咏宴饮生活，咏物、咏史及泛咏男女情爱。追求用典丰缛，属对工整，下字丽艳，音节铿锵；标榜学习李商隐。

江湖诗派----《江湖集》中所录诗人大部分或为布衣，或为下层官吏，身分卑微，以江湖习气标榜，因而被统称为江湖诗派。江湖诗人时时抒发欣羡隐逸、鄙弃仕途的情绪，也经常指斥时弊，讥讽朝政，表达不与当朝者为伍的意愿。江湖诗人中成就较著的是戴复古和刘克庄。

诗话-：诗话是宋代兴起的一种新的文学批评形式，最早的诗话是北宋欧阳修的《六一诗话》。诗话内容大体包括记事、考证和文学批评几个方面。南宋后期严羽所作的《沧浪诗话》，是一部最著名的宋代诗话。

以禅喻诗：以禅喻诗的风气开始于北宋苏、黄等人。严羽改变了前人仅以参禅喻学诗“工夫”的作法，直接以禅境喻诗境，以参禅的“妙悟”喻对诗歌本质的领会。禅宗在说明“如何是禅”的问题时总是恍惚其辞，悠谬其谈，绝不肯作出正面回答。严羽认为诗的本质也是不可言传的，只能依*“妙悟”。这样，他就把以禅喻诗运用到诗的本质问题上，由此导出了后人的“诗禅等一”等论调。

诸宫调：是一种讲唱文艺形式，是在鼓子词和赚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用同一宫调的曲牌组成套曲，再用若干宫调的套曲组成长篇，间以说白，来演唱故事。

元杂剧-----以宋杂剧和金院本为基础，融合宋、金以来的音乐、说唱、舞蹈等艺术样式而形成的戏曲艺术，并在唐、宋以来词曲和讲唱文学的基础上，产生了韵文和散文相结合的、结构完整的文学剧本。

南北合套：元代后期，又有所谓“南北合套”，即在套数中将南曲和北曲的曲牌依一定的规则间用。

小令、套曲：小令又称“叶儿”，一般是独立的单只曲子。套曲也称“套数”、“散套”，由同宫调的三支以上只曲组成，也可“借宫”，一般套末应有尾声，全套必须一韵到底。

铁崖体：杨维桢的古乐府，题目多新创，题材或翻新故事、或描写世故，爱用古韵，诗风瑰奇绮丽，时称“铁崖体”。

茶陵诗派----以李东阳为代表，作诗力主宗法杜甫，强调法度音调。对台阁体文风是有所冲击的，对后来前七子的诗文主张也有直接影响。

唐宋派：嘉靖间，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主张文章取法唐宋古文的作家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他们被称为“唐宋派”。

格调说----沈德潜的格调说，认为诗歌在内容上应该符合封建社会秩序。而在表现上，则应温柔敦厚“，”怨而不怒“，”哀而不伤“，要讲含蓄、比兴，只能”委婉陈词“，不可”过甚“、”过露“。好诗的标准是”风雅“，是盛唐的诗歌，因此写诗必须学古，必须有法度，也就是要”摩取声调，讲求格律“。

义法：“义法”是方苞的文学见解。他认为作文要讲究义法，“义”即言有物，“法”即言有序。言有物，是说文章要有内容；言有序，是说文章要有条理、有层次、有技巧，也就是指形式。方苞主张要写好文章，必须学习古文的法则，必须向古代学习。这既是道统又是文统，是道统和文统相结合的完整的体系。

篇9：中学英语教学改革二十年之回顾

中学英语教学改革二十年之回顾

那场对文化教育事业破坏极大的“文化革命”的结束至今已有二十年了。这二十年，对于中国社会来讲是一个经历了巨大变革的时代，对于中学英语教学来讲同样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变革。为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期取得更大的进展，有必要作一简要回顾。

新时期中学英语教学改革的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如果说1978年教育部颁发的《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英语教学大纲（试行草案）》起到了正本清源，为中国人学外语“正名”，恢复了中学英语教学在中学教育中原有的“名分”，为此后近二十年的英语教学改革打下了基础的话，那么，1981年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决策的确立而制定的《全日制六年制重点中学英语教学大纲（征求意见稿）》，除了继续肯定外语的工具性外，第一次把外语教学的`地位提高到了与语文、数学同等的三门基础科之一的高度，就把如何提高英语教学质量的问题摆到了各重点中学英语教师的面前，揭开了英语教学改革的序幕。

第二阶段。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一系列改革开放国策的出台，1986年国家教委颁发的《全日制中学英语教学大纲》在进一步充分肯定英语的工具性与知识性之外，还首次阐明了外语教学的性质，是为了“建立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科学素质，……培养大量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并在不同程度上通晓一些外国语的人材”。这就把外语从单纯的工具性学科上升到以为交际而运用语言的交际工具性为主并兼有传授语言知识、文化生活背景知识，以开阔眼界的思想性以及提高文化素质和培养智力的发展性的综合体，为我们从整体上，全方位地认识中学英语教学的实质扩展了眼界，开拓了思路，为全面开展中学英语教学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指明了改革的方向。

第三阶段。随着我国的进一步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加速发展，需要培养更多“四有”的社会主义公民，以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国家教委于1992年颁发了九年义务制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英语教学大纲》。其中明确地提出：“应当使尽可能多的人在不同的程度上掌握一些外国语。外国语有助于对学生进行思想情感教育，有助于学生发展智力，开阔视野和提高文化素养。因此，外国语列为我国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的一门基础学科。”这是教育思想的一次大转变。首先，从培养少数人的英才教育转变为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从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的教育。中学的英语教学不再是仅为少数人进入象牙塔的垫脚石，而是成了关系到提高全民素质的必备条件。其次，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英语教学的性质，目的、要求与高中英语教学区别开来，使中学英语教学更趋于科学性和针对性。中学的英语教学改革从此就在更为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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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二十世纪百大英文小说之《心之死》故事梗概

简介：

《心之死》，作者伊丽莎白·鲍恩。

故事概述：

小说主人公波希娅·奎因是一个天真而又躁动不安的女孩。16岁时，奎因被交给同父异母的哥哥照顾。她从哥哥和嫂子以及他们鲁莽冲动的朋友那里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成人世界，但那绝不是一个美好的世界。

作者介绍：

伊丽莎白·鲍恩是一位多才多艺、著作颇丰的英国爱尔兰女作家。她深受西方评论家和读者的青睐,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好的小说家之一,很多评论家把她与弗吉尼亚·沃尔夫和亨利·詹姆斯相提并论。鲍恩以刻画女性人物见长并致力于表现和探求女性寻求自我的过程,其代表作《心之死》突出表现了年轻女性鲍西亚与嫂子安娜在男权社会自我主体意识觉醒及主体性构建的历程。

故事内容简述：

本文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出发,尝试运用拉康的主体理论来阐释小说中主要女性人物鲍西亚和安娜主体性的建构历程并反思女性主体性的建构。本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分析了小说中主人公鲍西亚和嫂子安娜主体性的缺失。第二、三章各自分别从三个方面来探析鲍西亚及安娜主体性的建构。作为年轻的女性,鲍西亚主体性的建构主要体现在构建自己的话语权、获得父权制下的母亲的认可和寻求建立与男性和谐的关系;嫂子安娜主体性的建构突出表现在其主体意识的觉醒,追求家庭主宰权和挑战男性在社会上的主导地位。第四章通过对女性在主体性建构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与艰辛的论述和对女性主体性建构过程的动态化特征的论证来反思女性主体性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