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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何为哲学基础理论研究论文
何为哲学基础理论研究论文
近年来，在以往人们熟悉的“哲学原理”之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哲学基础理论”来指称自己的研究类型和领域，这是一个颇值得注意的动向。那么，何为“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当人们使用这一概念时，似乎它具有自明的所指和内涵。然而，深入追究就会发现，这是一个需要澄清和规定的概念。只有通过这种澄清和规定，“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才会拥有一个真实的起点。
一、从关系中对“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初步规定
观察人们对“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种种用法，我们可以看出，“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总是处于与“哲学史”研究、“应用哲学”研究、“现实问题”研究与哲学各“分支学科”研究这四者的相对关系之中。人们对“哲学基础理论”的使用、理解和规定，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从这些关系出发的。
从与哲学史研究的关系中来规定“哲学基础理论”，所强调的是“哲学基础理论”的“论”的性质。按照这种理解，哲学史研究是以“哲学的历史”作为对象，它负责整理哲学史上的人物、流派、发展脉胳和思想逻辑等，属于一种“遗产清点”性质的工作。与之不同，“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则是要从事哲学一般问题的反思、分析和探索，属于“理论批判”与“理论创新”性质的工作。二者的这种关系，借用亚里斯多德或康德的说法，前者属于“质料”的积累，后者则属于“形式”的创造。
从与“应用哲学”的关系来规定“哲学基础理论”，所强调的是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非应用”或“非实用”性质。按照这种理解，“应用哲学”所注重的是研究哲学基础理论在人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实际应用，而“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则旨在为这种应用提供理论基础，二者犹如“理科”与“工科”或者“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前者提供一般性、普遍性的“原理”，后者则把这些“原理”运用到具体事物和问题上面。
从与“现实问题”研究的关系来规定“哲学基础理论”，所强调的是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超验性”。按照这种理解，“现实问题研究”所关注和探讨的是现实生活和社会发展所提出的具体的课题，而哲学基础理论所关注的是纯粹的、超经验层面的学理问题。因此，“哲学基础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是超验与经验、抽象与具体的关系，二者属于不同的层次和向度。
从与哲学各“分支学科”研究的关系规定“哲学基础理论”，所强调的是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总体性”、“原理性”等特质。按照这种理解，哲学各“分支学科”所从事的是哲学的各部门、各领域的研究，而哲学基础研究则要揭示构成这种分支学科所共有的前提性根据，阐发各分支学科共同的基础。因此，哲学基础理论与各分支学科的关系就是总体与部分、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如上简要讨论告诉我们，从与其它研究类型的关系入手来规定“哲学基础理论”，哲学基础理论体现出“原理性”、“创新性”、“纯粹性”、“总体性”与“超验性”等性质和特征。
从上述关系出发，可以十分方便地描述出“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诸多特征，这为我们明确其内涵与外延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但仅停留于此，“哲学基础理论”仍然难以获得清晰、坚实的规定。第一，它仅仅从相对关系中来勾画“哲学基础理论”的大致范围，而没有对它予以实质性的内涵规定，按照这种理解，“哲学基础理论”可以覆盖具有上述特征和性质的一切研究内容，是一个所指极为宽泛、所含元素极为丰富的“”，因此，从关系中对“哲学基础理论”进行规定，只是从“消极的”方面说明了它“不是”什么因而只是划定了一个大致的意义疆域。其二，仅仅从关系中来规定“哲学基础理论”，“哲学基础理论”与“非基础理论”的边界将难以得到清晰和明确的划定。例如，在实际的哲学研究中，“史”与“论”是很难分开的，“论从史出”或“以论带史”都是常见的研究方式，在此意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与哲学史的研究是难以硬性地分解开来；再如从与“现实问题”研究关系的角度来规定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以突出后者的超验性与学理性，但任何对现实问题的哲学研究，都需要运用哲学反思批判的眼光、运用哲学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并把“现实问题”转化为以理论方式所把握和表述的问题，否则所谓“现实问题研究”将成为非哲学的实证化研究，就此而言，现实问题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实际上也是不可分离的；再如从与各分支学科的关系来规定哲学基础理论研究，试图突出后者的总体性和原理性，但事实上，哲学中的各分支学科，不论是中国哲学研究、还是西方哲学研究、不论是科学哲学、美学研究，还是逻辑学和宗教学研究等，都有着其各自领域的“基本原理”和“一般性理论”，因此，哲学基础理论与各分支学科之间的关系并非一种简单的总体与部分、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可见，从与其它研究类型的关系入手对哲学基础理论进行规定，虽然有助于对其特征进行一些初步的描述，但还不足以清晰地划清它们之间的边界并对“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内涵作清晰的阐明。
二、“后基础”语境与“哲学基础理论”研究
要对“哲学基础理论”作进一步的阐明，需要把它置于哲学发展的历史和当代哲学的语境之中。
在哲学史上，长期以来构成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核心的是“形而上学”，尤其是形而上学中的“存在论”问题。哲学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哲学基础理论”研究著作无疑是亚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学》，在该书中，“哲学基础理论”被称为“第一哲学”或“第一学术”，而“第一学术”或“第一哲学”所要研究的就是“本体”的性质、原理和原因，“本体”的原理和原因，是一切原理和原因中最高的原理和原因，因而以之为研究对象的学问乃是“最高智慧”。很显然，作为“最高智慧”的“第一哲学”无可争议地就是哲学的基础理论。对此，亚里斯多德说道：“所以从古到今，大家所常质疑问难的主题，就是‘何谓实是’亦即‘何谓本体’[①]，海德格尔几乎在相同的意义上说道：“惊讶乃是哲学的开端。……惊讶承荷着哲学，贯通并支配着哲学。……曾经一度，人们惊讶于存在者。惊讶于存在者存在这回事情以及存在是什么。受这种惊讶的驱动，他们才开始了哲学活动。……对‘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的回答就在于：我们响应于哲学向之行进的那个东西。而且，这个东西就是存在者之存在”[②]。在哲学漫长发展过程中，形而上学本体论一直占据着作为“哲学基础理论”的特殊地位。虽然近代哲学经历了所谓“认识论转向”，但无论其基本动机、所要解决的深层课题等，“认识论转向”始终都是与形而上学本体论内在联系在一起，或者说，在这种转向后面，包含着深刻的“本体论意蕴”[③]。因此，“认识论转向”并没有改变形而上学本体论作为哲学基础理论的核心地位。这一点在黑格尔那里达到了顶峰。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逻辑学”是其本体论和形而上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 则是逻辑学的“应用”，故黑格尔称其为“应用哲学”，“精神现象学”曾一度被视为其体系的一部分，但最终黑格尔只是把它当成通向“逻辑学”的阶梯因而只具有“导论”的性质。因此，严格地说，“逻辑学”构成了黑格尔哲学的“基础理论”。海德格尔曾用“本体―逻辑―神学”机制来概括整个西方传统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本性和特点，可谓十分恰切。
可见，在传统哲学那里，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主题、领域和形态等都是颇为清楚和明确的。但是，在现当代哲学中，人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事实是：再也难以找到和建立象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那样拥有特殊地位和话语霸权的“哲学基础理论”了，“哲学研究的基本状态已经发生变化。……我们在后形而上学思想面前已经无可选择”[④]，正如施太格缪勒在《当代哲学主流》中指出的，现当代哲学已经“没有希望找到任何能够把现代哲学与过去哲学的诸种方向区别开来的内容方面的共同特征”，如果说有“共同特征”，那么可以说有两个，一是“形式方面的特征，可以称作哲学职能上的分化过程”，在当代哲学中，“不同性质的哲学职能越来越独立了”，再无象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那种把各种职能统一于一身的“基础理论”；其二是“发生着不同流派的哲学家之间相互疏远和越来越失去思想联系的过程”，人们对哲学基础研究工作的理解变得完全不同，而且这个过程呈现出不可逆转的趋势[⑤]。
这意味着，今天谈论“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时，我们面临着一种十分特殊的思想情势：在现当代哲学语境中，我们已无法确立象传统哲学形而上学本体论那样一种作为中心的唯一的“基础理论”，“哲学基础理论”之“基础”已不可能作为以一驭万的哲学元话语而存在，如果仍然寻求这种元话语并企图以之作为“哲学基础理论”，等于坚持一种已被现当代哲学所彻底摒弃了的上帝的眼光。这种特殊的思想情势，一言以蔽之就是：我们乃是在一种“后基础”的语境中，提出“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任务。
在“后基础”语境中提出并进行“哲学基础理论”研究，这是一个艰难的思想任务。它给我们提出的最为尖锐的课题是：在永恒的、终极的“本质领域”消失之后，“哲学基础理论”之“基础”体现在何处？
在“后基础”语境中，我们必须改变对“基础”的传统理解。在我看来，所谓“基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这里的“基础”，首先是指对于每一个哲学研究和思考者而言的“基础”。每一个哲学研究和思考者利用和消化不同的哲学资源和理论传统，经过反复和不断地批判性反思，发现真正重要的哲学基本课题，并对此进行尽可能的深入探讨，那么，这种研究就构成了其“哲学基础理论”。就此而言，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总是一种有“我”的、具有“向来我属性”的哲学研究活动。同时，正因为这种“有我性”和“向来我属性”，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真正成为了一个开放的、具有可对话性的场域。“有我性”和“向来我属性”表明任何基础理论研究都是某种有限视角的产物，因此它都不能借“上帝”或“人类”之名而企求获得终极的规范性，它应该和必须向其它“基础理论”研究敞开空间，与其它“基础理论”研究建立一种平等的交流关系。在此意义上，“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既是一种充分发挥研究者理论个性和思想创造性的、以“我”为基点的研究活动，又是一种在开放状态中由不同研究者共同参与和推动的公共性事业。
其二，“有我性”与“向来我属性”表明“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分化与个性化，但这并不意味在分化和个性化之中没有内在的思想联系。这种联系就是：在当代哲学语境中，哲学研究者和思想者放弃对永恒在场的“统一性原理”与“普遍性真理”的奢望，自觉地在“后形而上学”的视域中，通过对现实生活的领悟和反思，从不同角度展开对“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与“形而上学的意识形式”的双重批判，来捍卫人的生命的具体性与丰富性。所谓“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指社会生活所存在的把人的生活陷入抽象化的现实关系和物质力量，所谓“形而上学的意识形式”，指扭曲和掩盖生活的真实状态从而使人的现实生活陷入抽象化的虚假意识形式[⑥]。这二者的相互合作和强化，使得“抽象对人的统治”成为现代人的命运，这既是当代人所面临的最为重大的现实课题，也是“后基础”时代“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所要面对的最为基本的理论课题。
其三，与上述内在相关，这里的“基础”，不再是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所追求在所有时间和所有地方都适用的非历史的“本质领域”，而是一种“在此时此地什么是行得通的、什么是可能的以及什么是正确的”[⑦]历史性的实践智慧。这是由上述“对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与“形而上学的意识形式”的双重批判这一基本课题所决定的。这一课题要求：第一，“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和“形而上学的意识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会有不同的表述和体现因而哲学对其批判也会表现出不同的历史性主题；其二，与此相关，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任务也必然是“历史性”的：在君临一切的形而上学本体世界消逝之后，从不同视角出发，通过对“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与“形而上学的意识形式”的历史性批判，破除具体历史条件下抽象力量对人的统治，从而推动人与社会生活不断深化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解放，这一点构成了“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根本旨趣。
三、“哲学的”和“关于哲学的”：区分两种话语
要进一步理解“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内涵，还有必要对“哲学的”话语与“关于哲学的”话语作一适当的区分。
这里所谓“关于哲学的”话语，是指从哲学外部对哲学所作的评说、评判、概括和总结等等。这种“关于哲学”的话语和言说并非毫不涉及哲学内部的问题，但是它并非对哲学问题本身进行专门、系统和深入的'论证和探讨，而仅是从外部对哲学的历史、现状和发展等进行一般性的说明、描述和评判，因此它实质上只是“关于哲学的”而非本身就是“哲学的”，其更为恰切的称呼应该是“哲学评论”或“哲学批评”。而所谓“哲学的”话语，是从哲学内部对哲学问题所作的专门的、系统的分析、论证和探讨，因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前文所述对“形而上学现实运作”与“形而上学意识形式”的批判，即是其核心内容。
很清楚，“关于哲学的”话语与“哲学的”话语在性质、功能等方面都有着重大的区别。前者是从哲学外部对哲学所作的一般性评说，后者则有着其特定的“问题意识”和特有的理论关怀，是对具体哲学问题的专门探索和阐发。但在国内哲学研究中，这二者经常混淆在一起。不少人经常把仅仅“关于哲学的”的言说归入甚至等同于“哲学基础理论”研究，认为越是宏大、越一般性的评说就越能体现“基础”的性质和地位。这种混淆将对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产生一系列不良后果：
第一，将可能导致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话语权力。如前所述，“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总是个性化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所体现的是不同研究者和思想者的个体选择和主体创造，同时，它总是表现为专题化的具体的哲学问题的展开、分析和论证，因而具体性与论证性构成了其另一个特征。如果把“关于哲学”的话语等同于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等于用一种外在的评述和总体性的归纳总结代替个性化与专题化的具体探讨，或者等于在个性化和专题化的具体探讨之上放置一个外在的评说尺度和话语标准。这意味着“关于哲学的”的言说凌驾于真正“哲学的”探讨之上，成为了一种“后设性”叙事，获得了某种话语特权。对于哲学基础理论的发展，这显然是不利的。
第二，将可能导致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空洞化。只要了解了前述“关于哲学的”话语和“哲学的”话语的区别，这一点就很容易了解。“关于哲学的”话语是对哲学的外在的评论，而“哲学的”的话语则是内在的探究，倘若把前者等同于后者，将使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泛化为对哲学的外在的“意见”和“议论”而非严肃和深入的专门论证和研讨。其结果很容易使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成为内容贫乏的泛论。
第三，将可能导致对哲学基础理论实质性问题和内容的遗忘。正如前文所述，从不同视角展开对“形而上学现实运作”与“形而上学的意识形式”的双重批判，是“后基础”时代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根本课题，但“关于哲学的”话语则至多从外围涉及这一课题，而并不对它进行专门的展开和研讨。因此，如果以“关于哲学的”话语等同于“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那么，“哲学的”实质性问题就有可能被耽搁和掩蔽。
强调“关于哲学的”话语与“哲学的”话语的区别，并不否认后者对于哲学所具有的重要价值[⑧]。首先，它有助于促进学术讨论、活跃学术气氛；其次，它有助于从宏观视角较全面地清理、总结和了解哲学发展的动态和前景，因而对于哲学的自我理解具有重要价值；再次，站在哲学之外来看哲学，可以提供一种仅仅停留在哲学内部难以提供的新的眼光，这有助于清醒地评估哲学现状，发现其中问题从而推动哲学的进展。强调二者区别，其用意是要明确其各自边界，使二者从“内”和“外”两方面的互补中共同促进哲学研究水准的提升和跃迁。
[①] 亚里斯多德：《形而上学》，第126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②] 海德格尔：《什么是哲学》，见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第594―595页。
[③] 参见拙文《“认识论转向”的本体论意蕴》，载《社会科学战线》第3期。
[④] 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28页，译林出版社，版。
[⑤] 参见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上，26-30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⑥] 参见拙文《“后形而上学视域”与辩证法的批判本性》的相关论述，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2期。
[⑦]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1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
[⑧] 本文即属于“关于哲学的”话语而非“哲学的”话语。
篇2：哲学何为
哲学何为
哲学是无所不及之思。这种思以普遍为对象，以抽象的理智概念为手段，以怀疑 和批判为风格。哲学之思在把世界作为整体来研究的时候，始终同时致力于对真、善、美的.探求。不仅如此，哲学之思还有助于人们确立“理性的信仰”，更是一种积极能动的改变世界、重塑存在的力量。
作 者：舒远招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刊 名：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年，卷(期)：2000 29(3) 分类号：B01 关键词：哲学 思 真善美 理性的信仰 实践篇3：中医基础理论研究
摘要：本文主要从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中的共同体的障碍、中医基础理论的优势与不足以及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路径特点这三方面进行了思考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基本的看法，希望能够对我国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有所帮助。
关键词：中医基础理论;共同体障碍;优势与不足;研究路径及特点
引言：随着我国中医基础理论的正式建立以及着手研究，迄今为止60余年的甲子轮回、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从最初的中医经典理论基础研究、梳理以及构建的中医基础理论体系到现在的多学科性的专题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同时也取得了较大的成果。
但是就目前中医基础理论的整体研究来看，其在理论研究的基本原则方面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也严重的阻碍了我国中医科学的发展。
因此，应该加强中医与现代医学相关学科紧密联系，促进中医基础理论学科新内涵的建设，从而能够推进具有中医特点的新兴医学理论学科的发展。
1 清醒认识中医所遭遇的共同体的障碍
中医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医学体系，在中医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在文化、方法论以及中医基础理论体系方面的原因，我国的中医基础理论在研究过程中存在前所未有的共同体的障碍，下面就共同体障碍的具体表现进行简单的分析：
1.1 科学共同体的障碍。
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中的科学共同体障碍，指的是中医学方面形成的理论、方法难以与目前的大科学体系相融合发展，直接导致了中医学的现代化发展缓慢，也使得中医学基础理论在实际的研究发展中难以形成理论、技术以及实践三者相结合的循环发展机制，从而影响了中医学整体的发展。
1.2 受众共同体的障碍。
由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目前我国的民众接受的医学理念和知识，基本都是建立在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基础的西方医学上，对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为根基的中医学术却不是很了解。
由于中医医学发展缓慢，而西医却在普及和发展，我国作为中医的发源地，民众对于中医的任课也兴趣不高，从而影响了中医学术研究的的社会地位，以及心理地位，进而对中医的发展以及潜能的开发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2 正确评价中医基础理论的优势与不足
正确的评价中医基础理论的优势与不足，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即从理论的分类、理论的发生以及理论的推演结果进行评价，下面就此进行简单的分析阐述：
2.1 从理论的分类评价中医基础理论。
学科的理论主要是由科学理论、数学与逻辑理
论三部分构成，其中科学理论主要指的是系统化的科学知识，也即是对于事物的客观看法和评价，数学理论是是从数学的基础之上对事物进行规律性的认识，逻辑理论指的是对事物进行客观的逻辑认证。
就中医基础理论来看，其在科学理论方面还是具有较大的优势，其本身具有中医，中药的基础性体系，而在数学理论以及逻辑理论方面则是较为欠缺，这是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2.1 从理论的发生评价中医基础理论。
通过对中医基础理论的构成的仔细研究分析，
我我们可以得知中医学的推理发生是以中国古代哲学、文化的思维模式为基础，这也可以说明中医学基础理论并不是以经验成分与模式推演所形成的非经验成分的混杂，而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中运气学为基础，这也使得中医学从发生的角度来说，优势在于理论性较强，不足之处在于缺少必要实践，因此，在中医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中，应对其中的`模式与经验的成分进行判别，尽可能的应用现代实证科学方法进行研究。
2.3 从理论推演的结果评价中医基础理论。
任何的科学理论，都是具有解释、预见两项功能的，这也是科学理论对客观事物进行本质和规律性总结的基础。
在中医基础理论中，传统中医学基本理论的形成主要是以中国古典的“运气学”为基础。
中医学基础理论的形成不仅仅具有经验性的概括总结，同时还具有各种模式的推演，这是中医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优势，但这也影响了中医基础理论对现代临床医学的指导。
篇4：中医基础理论研究
就目前我国的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路径来看，主要还是由理论研究、临床总结、实验研究这3种路径构成，下面就这三种路径及特点进行简单的分析：
3.1 理论研究。
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中理论研究路径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中国古代相关的中医文献为基础，从演变的规律，体系结构以及病证论治用药规律等方面进行研究。
该路径的特点在于难以形成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可持续性以及中医的理论、技术以及实践的循环机制。
二是以中医理论现代研究文献为基础，进而进行梳理、总结以及详细挖掘研究。
该研究路径的特点在于局限性，难以对中医理论进行整成。
3.2 临床研究。
临床研究是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以及形成的重要途径，临床研究简单来说就是根据病情实际进行总结，该路径的特点在于因为现代医学的进步，导致临床研究
的实践机会越来越少，难以真正在中医的临床实践经验中总结提炼科学的中医基础理论。
3.3 实验研究。
实验研究是当代医学理论研究的主要方法，实验研究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实验，可以对一些医学理论进行验证，但是对于中医医学来说，中医理论是以“象”思维作为基础理论构建的基础，西方医学则是以还原论作为指导思想，因此，在实验之中如何融合这两种不同思维的思想，这是实验路径存在的最大问题，也是中医理论中的科学问题。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是我国中医医学学术研究中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是最为艰难的部分，因此，对于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而言，政府及中医相关的机构应该持着开放的态度，欢迎社会以及各个医学研究机构的参与。
在中医基础理论的具体研究方面，应该在继承经典的中医基础理论科学的基础之上，努力创新，用中医现代化作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思想，同时加强中医学术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加强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研究，寻找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和现代科学的结合点，从而加速我国中医的发展，推动中医科学的发展与更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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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
对图书管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对立统一进行了阐述,并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至善理论的有无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图书馆基础理论建设和发展的基本走向.
作 者：施勇 SHI Yong 作者单位：南通职业大学,图书馆,江苏,南通,226007 刊 名：内蒙古科技与经济 英文刊名：INNER MONGOLIA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CONOMY 年，卷(期)：2009 “”(12) 分类号：G258.6 关键词：高校图书馆 科学发展观 可持续发展篇6：道德内涵及哲学基础论文
道德内涵及哲学基础论文
一、集体主义道德建立在对个人与社会关系辩证、科学理解的基础之上
因为道德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一方面，就是适应处理个人与社会共同体利益的关系这一人类社会生活的必然要求而产生的。如何处理这种利益关系就是道德的中心问题，历史上出现的各种类型的道德，就是对这个中心问题的不同处理和调节的行为方式。唯物史观在这个问题上做了辩证的科学的回答，认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辩证统一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有矛盾的一面，如前所述，社会不是个人的简单相加，而是按照一定的生产方式结合起来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因此，社会利益同个人利益就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特别是在阶级社会里，这种对立也就转化为对抗，他们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况。但同时，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又是统一的。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早就作出了明确的论述。他们指出，共产主义理论家突出的地方就在于，“只有他们才发现了‘共同利益’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由作为‘私人’的个人造成的。他们知道，这种对立(指共同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对立—引者注)只是表面的，因为这种对立的一面即所谓‘普遍的’一面总是产生了消灭，消灭了又产生。”“关键倒是在于: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1］(P33)如上所述，集体主义道德的中心问题是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问题，集体主义道德就是建立在对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的这种唯物辩证的科学的理解的基础之上。如果不能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做出科学的理解，就不能对集体主义道德的内涵作全面的阐释，就必然会给我们对于集体主义道德的宣传和践行带来失误，这已经为我们集体主义道德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所证明。
二、对个人利益的关注是集体主义道德的题中之义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对集体主义道德的内涵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尤其是对于个人的正当和合法的利益有了更多的关注和尊重。鉴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在对集体主义的'内涵上的模糊认识，在对集体主义的宣传和实践上的失误主要是对个人利益的忽视，而过分地强调集体利益的首要性和优先性，有人提出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构集体主义。本人认为，集体主义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其内涵也有一个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但是，对于个人合法和正当利益的尊重和保护，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集体主义道德的题中之意。因为集体主义道德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的，唯物史观从来都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也从来都不会漠视个人利益。在第一部系统阐述唯物史观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他们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的前提，“是一些现实的个人”［2］(P23)，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现实的人必然首先是以个体的形式出现和存在。这种唯物史观的观察方法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出发的，这不仅是因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2］(P23)而且还因为，“现实的个人”是唯物史观所有范畴的原始依凭并渗透于所有的这些范畴中:生产力是“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的社会力量”;生产方式是“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而“社会结沟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2］(P29)，如此等等。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把人类历史归结为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并作了如下经典的表述:“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些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3］(P321)。因此，以“现实的个人”为前提和出发点考察人和社会的发展的唯物史观，必定会首先把着眼点放在人的个体发展上。不仅如此，在唯物史观的视野里，每一个人都是同样重要，而且是完全平等的。这是因为“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是建筑在实践基础上的“人类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每一个人的存在都是他人存在的前提。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不仅没有抹杀个体存在，给了个体的人以一定的地位，而且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展望中期望能够实现每一个个体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不是少数人，而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价值目标。这个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个人的需要不断满足的过程，是个人的物质利益、政治利益、精神文化利益得到不断实现的过程。集体主义道德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对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科学把握，它必然会关注个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乃至成为社会主义集体的最高的价值目标。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它怎样和在多大的程度上服务于个人利益、发展和完善，个人的自由、创造和全面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标志。因为“社会联系并不是由反思产生的，它是由于有了个人的需要和利己主义才出现的，也就是个人在积极实现其存在时的直接产物”［4］(P24)。
三、倡导集体利益的首要性和优先性是集体主义道德的本质要求
唯物史观重视“现实的个人”，但是，这里的个人，决不是处在某种幻想中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个人，而是从事实践活动的结成一定社会关系的个人。生产力和社会关系，是社会个人发展的不同方面，由此决定了作为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思想关系表现的利益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在阶级社会中，利益集中表现为阶级的利益，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的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人的个体发展呈现出一种“原始的丰富”，但是由于受狭隘的生产能力和狭隘的地域性的社会关系的制约，个人的发展不可能是充分自由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物质变换的扩大，个人能力和社会关系也日益朝着全面性发展;这时，个人虽然摆脱了物的依赖关系而呈现出独立性，但却又受到物化———异化社会关系的统治。谈到人的个性发展，不能不涉及到阶级和阶级关系。在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抗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关系必然要表现为阶级关系，个人不可能超脱阶级而独立地表现自己作为真正人的个性，他们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一员处于这种社会关系中，也就是说，个人虽然作为个人存在，但却被他们结成的社会关系抽象化了。因此，唯物史观在考察个人的利益时，不仅不排斥阶级与阶级、个体与类之间的冲突和对抗，相反地，却正要以这种冲突和对抗为前提和背景。这种考察表明，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人的个体利益与类的利益不是直接统一的:类的发展既要以个体的牺牲为代价，又为个体的发展创造前提和条件。与人的个体发展受阶级地位局限和制约相适应的，是整个人类能力的发展与个体发展之间的剧烈冲突和对抗。但是，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揭示了这种对抗和冲突的必然性、进步性，又揭示了它的历史性、暂时性，从而坚信:人类的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人的发展相一致，这种同个人发展相一致的，即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的社会，正是马克思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社会，即真实的集体的建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虚幻的集体”与“真实的集体”作了经典的区分。他指出:“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集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从前各个个人所结成的那种虚构的集体，总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而使自己与各个个人对立起来，由于这种集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支配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构的集体，而且是新的桎梏。”［5］(P84)这种集体不是由真实的个人组成的，“个人只是作为普通的个人隶属于这个集体，只是由于他们还处在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下才隶属于这个集体，他们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处于这种社会关系中的”。［6］(P85)与此相反，真实的集体是“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全体成员的生存条件的革命无产者的集体”［6］(P85)，在这样的集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也就是说，真实的集体建立在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基础上，从而也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能有个人自由。显然，这种真正意义上的集体与个人是水乳交融的关系。在对集体涵义的正确理解基础上，人们对利益取向上的集体主义道德也就不难把握了。集体主义道德实际是建立在群众史观的基础之上的，在真实的集体的基础上，强调集体利益的优先性和首要性，实际就是强调人民利益的首要性和优先性，个人利益的正当性与否最终要以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标准。只有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这种真实的集体的利益，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方向，才会促进个人与社会的共同发展。
篇7：论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实践基础论文
论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实践基础论文
在会计改革过程中，我们始终面临这样一些问题：会计如何适应国家经济体制的转变，如何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经济要求的会计体制，这样的会计体制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功能和结构，怎样对待西方会计理论的研究成果，等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会计理论的研究的深入，西方关于会计理论的供求问题的研究成果也日益受到关注。由于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资源还不够充足，在会计理论研究领域，尤其要关注成本效益的对比问题以及供需平衡问题。本文试图在这样的前提下，讨论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实践基础。
一、关于会计理论的一般认识
会计理论一词虽然广泛应用于财务会计多年，但尚未标准的定义。在会计文献中，对会计理论的含义有许多不同的理解。下面，我们看一下几位著名会计理论家是如何认识会计理论的。
美国著名会计学家利特尔顿认为：“会计理论通过为在会计中清晰地思维提供帮助来证实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会计理论的职责是对信念和惯例加以批评性分析，阐明经验与推广最佳经验，并引导对会计工作的起源和结果的直接关注。”他指出“……理论的性质就是作出解释”，“……理论的最主要特征通常就是解释”。
亨德里克森在其《会计理论》一书中指出：“会计理论可以解释为一套以广泛的原理（principles）为形式的逻辑推理。这些原理用来：（1）提供评价会计实务所依据的一般框架；（2）指导新实务和程序的发展”。亨德里克森认为：“会计理论也可被用来解释现存的实务以便加深对这些实务的理解。但是，会计理论最重要的目标应当是提供构成关于评价和发展会计实务的一般框架的一系列首尾一致的逻辑原理”。
瓦芡和齐默尔曼作为当代实证会计理论的代表人物，对会计理论提出了如下意见：“会计理论的目标是解释和预测会计实务”。他们认为：“解释是指为观察到的提供理由”，“预测则是指会计理论应能够预测未观察到的会计现象。未观察到的会计现象未必就是未来现象，它们包括那些已经发生，但与其有关的系统性证据尚未从数据中收集到的现象。”显然，对数据的收集和处理在这里被认为是十分重要的。他们认为，他们的上述理论观点直接或间接地构成了经济学上大部分以经验为依据的研究基础。因此，在他们看来，假设和通过数据进行验证构成了发展会计理论的基本手段。
上述会计学家对会计理论的不同界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会计研究本身的发展，特别是研究方法的发展。显而易见，较早关于会计理论的认识，主要是基于规范研究方法的，会计学者试图说明会计实务应该是什么这类问题。而新兴的实证会计理论学派则试图说明会计实务是什么这类命题。
分析这些定义，可以得到如下的结论：会计理论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它因人们对会计实务的认识角度、深度、全面程度和方法等方面的不同而异。会计理论的定义不是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会计实务的演进和会计研究的深化而发展，并且与相关学科的发展以及研究方法的进步密切相关。但是，无论如何，会计理论离不开也不可能离开会计实践。
会计理论是会计学术研究的成果（study），是人们对会计实务的理性认识。毋庸讳言，研究是一种有目的的活动。其目的应当是理解、预测或把握环境的某些方面。但是，由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研究的出发点、观察问题的角度、认识水平和能力等方面的不同，进行科学研究的手段和态度不同，在采用相同手段的条件下，所占有的情况、材料、数据以及样本的范围和规范程度的不同，追求具有重复和普遍意义的会计研究结果几乎是徒劳的。正如利特尔顿所指出的：“在会计理论与实务中并不存在与受控室实验直接对应的事物。”因此，会计理论表现出多例证是可以理解的。
二、关于发展会计理论的方法和实践性问题
20世纪60年代以来，实证会计理论逐渐发展并西方会计理论研究的主流。如果说数理学科的发展及其对会计学科的渗透对实证会计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的话，严格以会计实践为依据进行研究则是实证会计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实证会计理论的显著优点恰恰在于它在大多数场合广泛地运用现代数理方法抽取具有典型意义的现象进行检验，从而试图揭示其中蕴含的规律。尽管实证会计研究所检验的命题相对于会计理论框架而言往往十分微小，但其务实的精神还是值得弘扬的。
然而，严格的说，我国应用实证方法进行会计理论研究的条件尚未完全具备。这首先是由于我国会计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持续发生着重大变化：经济体现制的转变致使会计的作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多种经济成分的关存致使财务信息使用者的`群体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企业相对独立地位的确立导致财务信息陈报的企业导向，会计人员身份的转变致使会计信息编报立刻发生了微妙乃至深刻的变化。其次，由于来我国财务会计规范始终处于变动之中，尽管这种变动的程度和频率不尽均衡，但相对而言，较大规范的变动至少应当包括1993年会计转制和以来具体会计准则的发布和实施。这样的制度变迁，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相关年度财务信息较为严重的不可比，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分析结果的可靠性。如果考虑到1994年税制改革和汇率并轨因素的影响，会计信息的不可比程度是不言而喻的。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会计规范的两次大的变动与我国证券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因此，在当前，以对我国财务报告数据的统计分析为依据的研究成果的可信度是值得考虑的。所以，我国当前和今后几年的会计理论研究，势必仍然无法以统计和建立模型等研究方法为主，而传统的研究方法仍将居于主流地位。
因此，有必要对传统研究方法进行再认识。分析我国会计研究的传统方法，很难证明其等同于规范方法。换言之，规范研究方法与传统方法并不是相互重合的概念，二者充其量只不过是交叉的概念。在我们以往所进行的研究中，我们自觉不自觉地部分采用了某些实证研究方法。众所周知，实证研究方法既包括当前十分流行的统计分析和“建模”，也包括诸如问卷调查、实地调查、访谈、案例研究、实验室模拟研究、实地试验等方法。因而，以往的研究中所采用的实地调查方法、解剖麻雀的方法、较为简单的统计分析方法、蹲点实验等方法应当属于客观的以实践为基础的或称之为以经验为根据的（empirical）方法，也可认为是实证研究方法。
篇8：现代教育目的的哲学基础论文
现代教育目的的哲学基础论文
教育现代化不仅仅是实现教育现代性指标的静态概念，也是对传统教育创造性地转化、并使之顺应社会现代化进程而向未来持续整合的动态过程。在新型社会形态初现、人类文明逐步进入更高阶段的时代背景下，教育现代化将被赋予新的内涵和意蕴。在教育学中，教育目的始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对于教育现代化而言，确立现代教育目的是至关重要的，并且伴随着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和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教育目的观逐步趋向多元化，不再受传统哲学中“二元对立”思想的桎梏，将社会本位和人本位的教育目的观对立起来，而是趋向于建构一种具有整体合理性的教育目的。笔者通过对主要的两种教育目的的哲学基础的探讨，对我国当前教育现代化过程中应建构怎样的教育目的观这一核心问题进行论述，尝试为更为科学、合理的现代主义教育目的观的确立提出一些可行性建议。
一、现代教育目的观的哲学基础
1.人本主义教育目的观人和社会是教育的两大出发点。人本主义教育思想把人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人本主义成为西方教育的一面旗帜。人本主义教育目的观强调以人为中心，确立了以人自身的完善与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教育目的观，永恒主义和存在主义是其哲学基础。人本主义者认为人性是美好的，并且这种美好是永恒不变的，培养人性是教育本质和教育目的，教育使人性的美好得以不断展示和发挥。人的理性超越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是人性中最宝贵的财富。因而，教育的终极目的就是培养和发展人的理性，这不但是使人类世界具有理性的前提，也是从根本上保证了人获得理想生活。人本主义突出强调个人价值，认为个人价值高于社会价值，个人的自我完善和实现是最高层次。个人应追求完善的人性和美好的精神生活，而不是局限于个人谋生手段的获得和物质生活的满足。人本主义主张，社会只有在有助于个人的幸福时才显得有价值，人类的任意活动，包括教育活动，衡量其价值的最高标准，取决于它是否有助于增进个人价值。
2.社会本位主义教育目的观社会本位主义教育目的观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科学功能的日益凸显而逐步产生发展的，它以科学为中心，将社会性需要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实用主义是这一教育目的观的哲学基础，认为教育目的必须具有灵活性，以客观的事实和相应的价值观为依据；人性是可塑的，教育必须使个性得以完全发展。学校教育必须更加突出应用性能力，要扩展更多的活动，设置更多的职业技术类课程，培养学生社会能力和职业能力。首先，重视科学教育。数学及自然科学要成为核心课程，将培养科学人才作为教育的重点。其次，重视社会适应性的教育目的。要使教育尽可能适应社会变化，只有当教育同社会变化联系起来时，才可能消除旧教育与社会脱节的弊端。再次，重视社会功利性的教育目的。使教育更多地关注现实人，而不是抽象的人。
二、现代教育目的的局限性
纵观人类教育史，不论是“个人本位”的教育目的，亦或是“社会本位”的教育目的，教师个人与社会集团作为“教者”构成了教育目的制定的主体，而学生则仅为教育目的的局外人。在这类教育目的确立的'过程中，教者掌握了“话语”霸权、学生处于“失语”状态，这体现了教育目的制定的特点及其局限性。从传统哲学“二元对立”的观点来看，人本主义与社会本位主义是完全对立、不可融合的两种关于教育目的的哲学思潮。在传统的教育目的观中，教育目的的价值取向上局限于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它们在教育史上相互对立，各执一说，始终致力于澄清各种教育目的价值观的对与错、好与坏，试图在肯定或否定的基础上进行选择。这导致教育目的价值取向陷入两难困境，左右摇摆、非此即彼，形成了教育实践中的“钟摆”现象。当科学、技术在人的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时，教育目的的思维模式就会逐渐地、不由自主地向科学、理性主义倾斜，用精确的、因果性的、科学的、实证主义的方法来解决一切教育问题。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保证教育目的系统的稳定和高效，但是却极大地限制了教育目的的开放性，僵化了思维的广阔性，缩小了人们的生态空间。教育生活如人生一样，是丰富多变的，人的存在使得世界充满了不可预测性，教育目的必须要适应当前这种日益突出人的价值，注重社会责任，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状态。近年来，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进入了我国教育研究的方法论领域，它在教育目的上主张：重视个性多元而非本质权威一元；主张消解中心与边缘的界限，使得两者之间对话；关注人的不确定性，反对对于个人的各种形式的预设，反对“给定”的东西和大一统的局面对人的异质性的压迫。它批判现代主义的完人教育，认为完人教育把教育过程看成“喂食”一样，将功利主义课程作为主食，而把人格教育和人生教育课程当作维生素。完人教育目的观不但难以实现，而且在造就封闭的教育过程中，人仍然是可以在各方面达到均衡发展的认识假设等方面产生危险，导致虚伪、内心压抑与痛苦、无法与他人真正沟通和个性压抑等危害。后现代主义认为现代主义教育目的观忽视了人作为教育主体的意义，没有将人看作充满无数可能性的存在，因此才有了比尼采的“上帝死了”更震撼人心的话语“人死了”。
三、我国现代教育目的的建构
无论是从“二元对立”桎梏的角度还是从后现代主义的角度，我们都可以看到现代主义教育目的观存在的局限性，但这些局限性并不意味着应该放弃现代主义而追求一种完全解构的社会状态。而这些局限性也成为建构新的现代主义教育目的观的切入点。首先，要培养具有主体性的人。在未来教育目的建设之路上，我们必须反对“工艺论模式”和“有机体论模式”的教育，必须把人作为教育的主体，强调人的选择能力和自我完成能力，赋予个体以自由、和谐、全面的发展。具体而言，就是要重视人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去教师中心主义、摒弃忽视人的个体差异的统一化教学，重视人的自组织性对教育非线形性和动态生成的影响，通过民主化、个性化、主体化和人性化把教育从传统的“制器”转化为现代的“育人”，把“选拔适合于教育的学生”转变为“造就适合于学生的教育”。
其次，要培养现代化的人。人的现代化是“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化的过程，现代教育的目的的核心就是要实现人的现代化。根据现代化理论：现代化就是一个人类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的过程，即一个社会如何基于自身传统而获得现代性的过程。现代化是一个以科学技术发展为先导和纽带，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工业化为动力，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主体，涉及诸多领域的整体性、长期性、革命性和全球性的发展与变迁过程。在现代化进程中，所有的发展最终都要服务和归结于人的现代化，从本质上来看，现代化过程就是一个以人的现代化为主体的社会整体性变迁。教育现代化过程中也必须顺势发展，现代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关注人的现代化。再次，要注重培养认同多元文化的人。要肯定个人经验及其代表的特殊文化，将教育目的从由优势文化决定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同时，认同多元，把多样性作为真正体现人类文化的本质。这样，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就不会是优势中心的附庸，他们既具备了批判能力，也在这个能力培养过程中了解了自己和他人的关系，不仅要认同自己的文化，也要认同不同文化背景下价值各异的他人。这既是我国教育现代化的需要，也是适应全球化要求的。
最后，要培养具有独立个性的人。要将个体差异作为出发点，努力建立一种多元的、开放的教育模式，将学生塑造为具有自由个性和丰富内涵，具备多种行为方式、多种思维、多样化个性特点的能动的主体。这就意味着必须将教育从依附于其他社会力量的工具地位中解放出来，成为自主教育，成为学生个性自由发展的真正解放过程。现代主义教育目的观自产生以来，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思想理论，它以深厚的哲学理论为基础，产生出了不同价值取向的教育目的观。通过从哲学的角度对其进行思考，可以看到它的基本理论主张的闪光点，同时在其他哲学流派的批判中也可以意识到它的局限性，因此我国在教育现代化过程中，要实现教育目的观的现代化，就必须将它看作是一个活的理论，不断用合理的理论来改造它，使其为我国教育的发展指明正确的道路。
篇9：交通理论研究论文
[摘要]
本文结合自身工作实际，针对交通行业农村公路建设工程量大、建设周期长、资金投入量大及流动频繁等特点，就农村公路资金监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进行了阐述分析，并提出具体的操作过程和手段，对农村公路建设资金的监管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论文关键词：
农村公路建设,资金管理,监管措施
一、规范农村公路建设资金的管理，是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客观需要。农为邦本，农业是关系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战略产业。德州是农业大市，“三农”工作在全局中的地位极其重要，可以说，没有农村和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社会的小康。实施农村公路改造，是巩固基层政权，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举措。农村公路改造工程的实施，使广大群众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可以大大提升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加强农村公路建设资金的监管，是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重要途径。通过农村公路财务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可以强化财务管理的监督约束机制，保障农村公路资金的健康安全运行，及时有效的防范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发生，切实把农村公路财务管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直接把资金支付给施工单位，减少了资金拨付环节，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有效防止了项目单位层层截留、挤占、挪用项目资金，杜绝了施工单位拖欠施工款的问题。
农村公路建设必须加强财务管理，改进管理手段通过管理出成效、促发展，进一步加强资金管理，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最佳的使用效果，产生最大的社会效益。同时，我市也形成了独特的“德州模式”，既有效确保了工程质量，又有效确保了工程建设资金的安全、高效运营，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
一、延伸发展项目法人制度，为加强工程建设资金管理奠定制度基础
德州市属平原地区，在公路建设中基本没有就地取材的优势，砂石料、石灰、沥青等主要原材料都依赖长途运输，按照四级路的路面结构标准，平均每公里的路面工程造价在12至14万元左右，除了省交通厅每公里补助的7万元（德城区每公里4万元）外，需地方每公里再配套5至7万多元。三年内实现村村通油路目标，全市需改造建设13600公里农村公路，平均每个县（市、区）每年需筹集配套资金2000多万元。为了充分调动各县（市、区）建设农村公路的积极性，确保工程质量，加快工程进度，落实地方配套资金，并保证资金安全高效使用，我们根据农村公路的建设实际和工程资金管理的特殊要求，延伸发展了项目法人制度，独创了市县两级建设业主负责制度，即由市农村公路改造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为市级业主，负责省补资金、市政府“以奖代补”资金的落实和发放；由县（市、区）农村公路改造工程领导小组为县级业主，负责地方配套资金的筹措和落实，支付全部工程造价中除省补资金以外的一块资金。签订合同时，两级业主的法人代表共同作为甲方与施工单位签订施工合同；工程计量支付时，两级业主同步按照计量支付文件，将省补助资金和地方配套资金足额支付到施工单位。这项制度的确立，不仅解除了施工单位“干完活拿不到钱”的后顾之忧，有效保证了施工单位的稳定性，提高了施工单位继续参与农村公路建设的积极性，而且达到了专款专用、专户存储、专人管理的资金管理要求，防止了截留、挤占和挪用工程建设资金问题的发生，确保了工程建设资金的安全运营。
二、多措并举，筹集落实地方配套资金
为了确保不加重农民负担，落实配套资金，我们从实际出发，采取了六条扎实可行的筹资措施。
一是列入市县财政预算。每年由市财政列支1200万元“以奖代补”资金，年底由市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考核评比指标，将资金发放到各县（市、区）。同时，市政府要求各县（市、区）每年从财政列支不少于200万元，再从车船使用税、农业税及其附加中每年列支10%的资金，作为地方配套资金，用于工程建设。
二是对施工单位营业税实行即征即返。按照有关法律确定的税率标准，要求施工单位上缴营业税。所征营业税由市县两级领导小组办公室按照投资比例分别代征，统一上缴同级财政，财政部门对所征税额即征即返，作为市县两级政府的财政投入，用于农村公路建设。
三是用足用好农村“两工”。在群众自愿的前提下，经市减负办审批，把“两工”适当集中使用，并与全市各项工作统一考虑，优先用于路基土方和小桥涵工程。
四是加大市场化运作力度。加大宣传力度，动员社会各界，特别是动员广大农民群众，把加快农村公路建设看作是自家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重大机遇，关心、支持工程建设，并鼓励单位、企业投资和个人捐资。另外，积极督促引导各县市区设立农村公路养护基金，将社会捐助和拍卖公路桥梁冠名权、路树所有权、路边资源开发权所得资金及“一事一议”所筹资金等纳入基金，专项用于农村公路养护。
沿路土地经营权等市场化运作方式，筹集了2000多万资金，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工程的顺利建设。
五是积极争取金融部门支持。对按期优质完成计划而省补资金暂不到位的，我们积极协调金融部门，贷款将省补资金提前到位。各县（市、区）政府针对财力相对较弱的实际，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贷款筹集了大量配套资金，保障了工程顺利实施。
三、加强资金监管，保证建设资金安全、合理、有效使用
为确保建设资金安全、合理、有效使用，把各项建设资金全部用到刀刃上，并保证工程资金专款专用，向人民群众交个明白账。我们从建立完善严格规范的资金管理制度入手，做了以下工作：
一是根据山东省交通厅《农村公路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我们结合德州市农村公路建设实际，制定了《德州市农村公路资金管理办法》等配套制度和实施细则，把资金管理纳入了规范化、制度化轨道，切实杜绝了用农村公路改造资金建设县城、乡镇外环路、出口路和新规划的开发区街道的苗头和做法。
二是建立健全财务管理机构。为了加强农村公路建设资金管理，我们从市局财务审计科和直属单位抽调了三名具备从业资格的会计人员，组建了德州市农村公路改造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计划财务科，负责对中央、省补助资金和市政府投入的各项资金实行统一管理，并负责对各县（市、区）农村公路管理机构的财务部门进行管理、审计、监督和业务指导。各县（市、区）农村公路管理机构，也抽调当地财政、审计部门的专业财会人员，组建了计划财务科，负责地方配套资金的统一管理。通过建立健全上下统一的财务管理机构，实现了农村公路建设资金的专项管理，为确保工程建设资金安全运营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三是按项目设立专户，对资金划拨和使用进行规范化管理。在资金拨付时，严格规范了资金审批程序和手续，根据施工单位完成的工程量和监理、业主及施工单位三方签字认可的计量支付证书进行拨款；工程完工后，经省市验收合格，除扣留质量保证金后，将中央和省补资金全额拨付到施工单位；缺陷责任期满后，按合同支付剩余的质量保证金。
四是进行严格审计。
项目建成后，我们从各县交通局的财务审计部门抽调专业人员，对所有项目以县为单位进行交叉审计，保证了中央和省补助资金全部用于工程建设，有效防止了套取补助资金和从补助资金中提取管理费的做法，同时，也督促地方政府及时将配套资金拨付至施工单位，维护了施工单位正当的经济利益，提高了施工单位参与农村公路建设的积极性，有效防止了施工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也有力杜绝了建设单位拖欠农民征地拆迁费问题，切实做到了“两不拖欠”。
五是严格进行考核。为了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加快工程建设速度，及时足额落实地方配套资金，把省奖励资金和市政府“以奖代补”资金发放得公开、公正、公平、合理，我们制定了《德州市农村公路改造工程奖励考核办法》，对各县（市、区）的工程组织管理、规划设计、工程质量、计划执行、资金管理、养护管理、综合管理等七方面工作，按千分制进行考核，其中，资金管理占200分，重点对地方配套资金到位率和地方配套资金支付到施工单位的实际到账率进行考核。《办法》规定，地方配套资金到位率和地方配套资金支付到施工单位的实际到账率各占100分，其计算公式为：实际到位资金数额/应到位资金数额×100%、实际支付到施工单位的资金总额/应支付到施工单位的资金总额×100%。地方配套资金到位率＋实际到账率乘以考核分数，即为资金管理工作的实际得分。就某一县（市、区）而言，尽管其他工作得分较高，但如果因资金“两率”较低，其总分将会大受影响，排名甚至跌至最后几名。各县（市、区）为在年终评比中获得好名次，最大限度的争取上级奖励资金，不得不加大地方配套资金筹措和落实力度，从而在客观上有效保证了工程建设需要，推动了工程顺利实施。
六是建立以审计监督为主体的立体化监督网络。为充分发挥人大监督、党政监督、审计监督、群众监督和新闻监督作用，我们在积极邀请各级审计、监察部门对农村公路建设资金进行审计监察并向社会公布资金使用情况的同时，也积极邀请各级党政领导、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群众和新闻媒体记者到各工地进行检查、巡视和督导, 检查工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为工程建设建言献策。这种立体化的监督网络，不仅使各项建设资金处于“阳光化”的监督之中，也有效保证了农村公路改造工程的健康稳定发展。
农村公路改造工程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民心工程和德政工程、富民工程。作为行业主管部门，我们决心不断改进工作，强化管理，提高水平，继续推动农村公路改造工程健康稳定快速发展，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铺路架桥。
篇10：交通理论研究论文
摘要：
目前，我国正处于高速公路处于迅速发展时期，高速公路建成和投入运营，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勃勃生机。伴随这一事物的出现，给公路建设者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高速公路的管养护问题。
论文关键词：
高速公路,养护,分析
一、高速公路路面和桥梁结构外露在地表，直接感受到自然因素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温度和湿度两方面。
特别是路面体系的温度和湿度状况随周围自然因素而变化，这些变化使路面体系的材料性质和状态发生相应的改变。材料力学性质随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将使路面设计时材料计算参数的选择复杂化。而物理状态的不断变化，则会使路面结构即使没有受到车轮荷载的破坏作用，也会在自然因素的影响下逐渐损坏；或者在车轮荷载的迭加影响下加剧和加速损坏的出现。
影响路基强度和稳定性的关键因素是水，造成路面破坏的关键因素也是水。所以恶劣天气出现之时，就是路基、路面和桥面大量病害出现之际；也就是养护工作应该全力以赴、紧急抢险，保障高速公路安全畅通之时。而且冰、雪、雾、雨恶劣天气条件下事故发生率高，并且很容易由一起事故引发另外一起或一连串的事故。路面上有冰、雪时，路面的摩擦力小；雾天、雨天、夜晚，能见度低，这都是事故发生的原因所在。恶劣天气因素客观上属于不可抗力，只能通过人为的防范措施来避免或减少交通事故。
因此按照气温的周期性变化，加强预防性养护，建立全面有效的应对办法。
①必须强调平时将各种设备保持在完好的技术状态，注意各种异常天气情况进行定性分析后提出和制定控制方案，以备急时之需；
②在制定的控制方案中应该与其他部门全力配合，以保证各方面的安全；
③在作业时尽量避免在过冷和过热环境中长时间连续工作，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
④在养护工作中要重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工作，深入研究、探讨公路与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
二、结构寿命和植物的生命的养护
结构是有使用寿命的。高速公路的行车道受大车、重载和超限车辆的长期作用，路面结构已达到“临界状态”，路面病害将随时出现。桥梁方面的'伸缩缝、小桥涵的油毛毡支座，路面标线，以及一些防护设施如隔离栅等容易损坏。如何对这些设施进行更新改造，需要尽快研究安排，否则将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安全隐患问题。因此合理的维护费用是必须的。
植物是有生长周期的。特别是中央分隔带植物的生长受环境因素的制约，随着植物地上部分的体积增大，需要更厚的土壤供其生长。因此，除了进一步加强管理外，应有计划地对不适应的品种进行更新，逐步完成对不适应品种的更替，达到整体上不影响防眩效果。
高速公路养护的同时必然带来风险，假如哪个环节出问题，就会影响高速公路的安全畅通。这方面的养护必须做到：①应该建立各种结构的养护费用的正常比例关系，如绿化投资总额与合理维护费用的比例关系等，否则一些工作必然难以为继；②尽量减少高速公路中的非永久性结构，以减少因结构维修对车辆通行的社会影响；③对非永久性结构在其使用寿命内要合理安排资金进行维修改造，以保证结构的使用性能；④加强对各结构的实际使用寿命研究，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组合它们的合理维修费用，从而达到合理安排养护周期计划和养护资金；⑤要建立路面结构、桥梁生命期内风险评估机制，以便对路面和桥梁是否能继续正常运营、加固、维修还是拆除做出科学决策。
三、技术标准的养护思维定势
我们无论是在高速公路的工程建设期间，还是在高速公路的管理运营期间都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并在此基础上取得了辉煌的业绩。
但是我们知道：高速公路在使用过程中，其路面及桥梁设施、交通工程设施、监控设施、通讯设施、服务设施及养护设备等，会因行车荷载及环境因素的作用而逐渐损坏，这将造成高速公路服务水平的逐步下降。目前从高速公路的使用情况看，可以很清楚地认识到这个问题。从一年四季的变化，我们在养护过程中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路面出现的病害与施工季节的矛盾问题。
路面病害的出现往往是不利季节，如冬季和雨季是大量病害出现的季节。此时路面维修养护施工满足不了要求，只能是临时性处理，造成养护质量满足不了使用要求。同时也是造成当年养护维修，当年发生破坏的主要原因。
当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施工气温低于10℃，不宜摊铺热拌沥青混合料。就这一条我们就很难做到。如果再加上一条“车辙”问题，规范规定车辙深度大于1.5cm时就应该对路面进行维修；还有路面结构强度、抗滑等其它主要技术指标问题。因此，在高速公路交付使用后，仍需继续投入大量的资金对各种设施进行维护，使它们始终保持一定的稳定使用性能，以使高速公路提供可接受的水平。
应加强这方面的养护定势研究，建立危机监控和处理机制。我处在这方面的养护思维定势是：①根据调查的路面检测技术资料和病害的实际情况，认真做好下一年度的路面维修计划和技术方案；②根据维修计划和技术方案，按照《招投标法》的要求认真做好招投标工作，要求中标单位认真做好施工准备；③保证在每年的施工最好季节集中处理中修或专项工程范围以上的路面维修，确保路面的维修质量；④对雨季出现的路面病害进行补充调查，争取在9-10月份的施工最好季节进行彻底治理；⑤其它时间及时修补路面小坑槽和裂缝病害，保证路面技术状况达到常年可接受的服务水平；⑥根据科学的发展，积极采用新材料、新工艺，目前凝固快、寿命久的铺路材料已经研究出来了，不能总是喜欢使用便宜的材料。
四、交通安全健康的养护
道路交通安全是人们关心的永恒话题，有文章称“中国已经进入安全生产事故的多发期”。这方面的养护思维定势是：①高速公路在养护维修作业时应尽量减少养护作业点或断面；②施工时作业点附近所有的路面病害等应同时施工，最重要的是要保证施工质量和加强工序衔接，避免因施工质量达不到规范要求产生重复破坏；③在进行高速公路养护维修作业时，必须严格按照规定设置：警告区、上游过度区、缓冲区、作业区等，且警告区的长度不得小于1500米，还要每隔一定距离设置有关标志，夜间施工时必须要有齐全明显的灯光标志；④应积极推广应用先进的养护设备，保证养护工程质量，减少养护职工在高速公路上的维修时间；⑤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劳动保护方面的规定，保障职工的生产安全，满足其心理和生理要求。
篇11：哲学是什么相关论文
女性视角下的中国哲学现代化
文章从女性的视角谈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就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从女性的视角看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一、中国哲学现代化作用
哲学作为一种思想，它应该成为全部人类的思想财富。
谈到中国哲学，身为中国人，我感觉非常特别。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犹如满天繁星，层出不穷。
他们个个都在自己生活的那个时代提出了对其所在时代的社会、人生的思考。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在从封建社会向现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我们从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学习西方的社会的文化文明。
反而让我们自己的文化文明变得淡然无光了。
虽经过胡适、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等老一代哲学家的努力，把中国哲学思想系统化、具体化，让中国哲学思想得到更多更好的传播。
但是，他们都是在模仿西方哲学体系来构建中国哲学，给中国哲学披上了一件具有西哲特色的外衣，同时，用一些西方哲学中的概念来解释、阐述中国哲学中的一些观点、思想。
使得中国哲学一直在同西方哲学的对比和碰撞中缓慢前行。
中国哲学的使命，就是应该把自己传统哲学思想中积极、肯定的因素与当代社会发展相结合，成为整个社会行动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给予我们社会、阶级、个人行动的准则，为我们当代社会中的每个成员服务。
二、中国哲学现代化的方法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都是蕴含在一些古典书籍中的。
古代文言文是我们现代语言的起源，但是在多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许多的词语本身的意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更多的词语已经在语言的发展中销声匿迹了。
只有在一些特别的文章中才可以看到。
因此，学习中国哲学，首先就要学好古代文学，做好对古文的训诂工作，要对古文的研究有一定的基础。
对古文的语法及运用有相当的熟悉，从根本上掌握住文章原有的意思。
在学习中国哲学的过程中，应该正确处理好中西哲学的关系问题。
相对于中国哲学来说，它的内容要庞大和芜杂得多。
在它本身的体系中，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分为不同的类别。
在其内部，也存在着多种学说的相互抵触和矛盾的方面。
同时，在对其研究的过程中，不同的哲学家根据自身学说的继承和发现，创立了不同的论述方式和观点。
所以学习中国哲学要结合到时代的需要，给中国哲学注入生机和活力。
三、学习中国哲学的现实意义
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不仅可以增加作为一个中国公民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同时中国哲学对现代人生价值观念的确定有着深刻的启示。
人生价值观念是一个人的立本之基，是一个人的灵魂和支柱。
中国人有着许多的优良传统，而这些优良的传统都是经过几千年的中国文化的陶冶而铸就的。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等观念为千百年来中国人确立了人生奋斗的理想和目标。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更是一代又一代国人家国同心的精神的体现。
“人之初，性本善”对人心向善的肯定。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行善去恶是格物”对人性善恶的发展和内心修养的关系作出阐释。
说明人心的善恶在与自己的良知和修行。
对人性善的肯定和追求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发展的精神动力。
人的完美就是个人道德修养的完美，就是对社会发展贡献，就是对善的终极追求，对公平正义的完美维护。
中国哲学的重点就是伦理学说，中国哲学就是一门教人如何做人的学问，如何正确的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阶级与阶级的关系的学说，因此懂得中华文化精髓的人永远会是一个生活中的智者。
中国哲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在当代社会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哲学的发展面临着许多根本的问题，怎样把那些具有生命活力的古代思想和现代化社会有机的结合起来，
怎样用那些有着积极意义的思想观念来解决随着现代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关于环境、安全、政治、文化等一系列现实社会问题，而不是终日专研于故纸堆中，或对某一古人学说的究根问底，搞一些书斋式的学问。
这应该是每一个社会学者所应持的治学的基本态度吧！
篇12：哲学是什么相关论文
《庄子》物论与低碳社会的哲学理念
低碳社会是适应全球气候变化，有效降低碳排放的一种新型经济社会型态。
作为道家思想集大成的《庄子》蕴涵着丰富的环境哲学思想， 其中物论是最为集中的部分。
《庄子》物论对于建设低碳经济、低碳政治、低碳生活、低碳文化有着深刻的启示。
一、《庄子》天人观与低碳经济。
1、“工乎天而俍乎人”： 低碳生产的目标。
在天人关系上，《庄子》反刻意人为，认为“物不胜天久矣”(《大宗师》)，而理解这一道理， 才能做到安时处顺，否则，“物有结之”。
在《庄子》看来，“人与天一”完全是可能的，因为“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山木》)，并非所有的人为都不合天性，但只有“全人”能够做到“工乎天而俍乎人”(《庚桑楚》)，亦即做到精通天然而又擅长人事。
从天人关系上看，低碳生产方式是以“工乎天而俍乎人”为目标的。
低碳经济的实质是高效利用能源、开发清洁能源、追求绿色GDP，追求的是物质生产力与空气环境质量的双赢。
2、“物物而不物于物”： 低碳生产对工业文明的回应。
如何对待天人关系，可以进一步还原为一个如何待物的问题。
《庄子》待物有三重境界： “ 与物相娱”(《大宗师》、《则阳》)、“物物而不物于物”(《山木》)、“ 化育万物” ( 亦即“ 内圣外王”， 从道的高度出发， 以精神化育万物)。
从待物层面看，低碳生产是达到“化育万物” 理想境界的一个桥梁。
原始文明、农耕文明处于“与物相娱”阶段，今天的工业文明仍处于“物物而物于物”的阶段，在这一阶段，物的反主体性表现得特别明显， 自然环境问题尤其是全球气候问题凸显。
为了回应这一困境，建构低碳社会的呼声高涨。
低碳生产因“物物而物于物”而起，要解决的是“物物而不物于物”，并为“化育万物”奠定基础。
3、“自化”、“天均”：低碳生产力的特征。
如何待物，关键之处在于理解物的运动———物化。
《庄子》认为物化的基本特征是自化(《在宥》：“涂处无为， 而物自化”)， 亦即事物运动的力量来自于物自身，不假人力。
其次，物化是一个物质以不同形态循环往复的过程， 庄子称之为“天均”。
从物化观看，“自化”、“天均”可以作为低碳生产力的特征。
在现代性的工业文明条件下， 生产力得到了极大提升，物质在人为的干预下加速运动，同时由于人类的贪婪与无知， 其运动偏离了“天均”状态，致使可持续发展的链条断裂。
就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而言，其排放量已经超过了环境所能吸收的度， 造成全球气候剧变，严重影响到人类的生存。
人类所呼吁进行的新能源技术、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创新等方面的根本性转变，无不带有“自化”、“天均”的特征。
二、《庄子》人生论与低碳生活。
1、“完身养生”： 低碳语境中生命的意义。
《庄子》以“完身养生”为人生最基本的目标。
《庄子》的养生经强调“与物逶迤而同其波”，“不以人物利害相撄”(《庚桑楚》)。
“完身养生”，包括“完身”和“养生”两个方面。
“完身”，说的是乱世之时的社会生活方式， 反对“危身弃生以殉物”(《让王》)。
“养生”说的是物质的生活方式， 认为保养健康的形体需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 但物质有余却没有养好形体的情形也存在。
现代性的工业文明蕴含着“物的增值和人的贬值”的矛盾，这一矛盾激化的后果对于人类来说， 一是在对物的争夺中大量生命被戕害， 二是在对物的过度消费中身体被戕害。
为什么要提倡低碳生活方式? 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人类期望能生存下去。
由是，生命的意义又面向和回归生命本身。
《庄子》“完身养生”的贵生理论，剖析了戕害生命的'因由，张扬了生命本身的价值，对低碳语境下反思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有着深刻的启示。
2、“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自然的低碳生活态度。
《庄子》人生论建构在对“天”与“物”关系认识的基础上。
就人生最重大的生死问题而言，《庄子》认为，要妥善处理“天行”与“物化”的关系，最佳的状态是像圣人那样“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刻意》)。
低碳生活代表着更健康、更自然的生活， 因而也是一种低消耗、低成本的生活方式。
《庄子》主张“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以平等主义情怀看待万物， 把个人置身于自然之中，要求个人的生命按照“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的自然规律运行，最后又回归自然。
寓言“庄子将死”讲述庄子反对厚葬，认为自己有天地、日月、星辰等“万物为赍送”(《列御寇》)， 已经得其所哉。
无疑，这是一种自然的低碳生活态度。
3、“知道达理明权”、“还以物与人”：低碳生活方式的行动方案。
《庄子》认为，尽管天道“无为而尊”，人道“有为而累”，但是舍弃人道也是不可能，因为“物者，莫足为也，而不可不为”(《在宥》)。
如此看来，物害与物累实在无法避免。
对此，《庄子》提出的方案是“知道达理明权”(《秋水》)和“还以物与人”(《渔父》)：对于外物的伤害，应通达事理以随机应变；对于外物的牵累，应各守其真，把物还给物， 把人还给人。
如何践行低碳生活方式? 《庄子》的启示是：首先是知于道，领会现代性工业文明时代的生命之道，让生命的意义回归到生命本身，
增强践行低碳生活方式的自觉性；其次是达于理、明于权，通晓温室气体造成的危害、机理和应对方式， 增强践行低碳生活方式的科学性；而最重要、最根本的是强调其实践性，真正做到“还以物与人”，让物和人都回归本身，回归到自然状态。
三、《庄子》历史观、政治观与低碳政治。
1、“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低碳政治的社会选择。
庄子所处的时代，“世与道交相丧也”(《缮性》)， 是典型的乱世，“自三代以下者， 天下何其嚣嚣也”(《骈拇》)。
庄子理想的治世是远在夏商周三代之前的“至德之世”(《祛箧》、《马蹄》) 和“建德之国”(《山木》)：“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马蹄》)。
显然，《庄子》以传说中的远古圣王所在之世以及文明尚未开化的边陲之地作为理想世界的典范， 所持的是一种向后看的历史观。
但从低碳的视野看，这种社会选择却是合理的。
在《庄子》的理想社会，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 是绝对的零碳社会。
因此， 低碳社会的构建在生态上需要向蒙昧时代回归， 而这也是工业文明时代人类终须面对的一种政治选择。
2、“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 低碳政治面临的困境。
三代以来的世道为何不如上古时代? 《庄子》首先把责任推到了“物”之上：“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 (《骈拇》) 此处所谓的“物”， 指的是诸如“小人之利”、“士之名”、“大夫之家”、“圣人之天下” 之类的“政治事业”。
尽管规模不同，但作为身外之物而迷失人的本性却一无二致， 其结果是“天下尽殉”。
《庄子》不可能对现代个人主义、商品拜物教、消费主义进行批判， 但直指阶级社会和文明世界的政治弊端，对于当今社会的物化、异化现象有着同样的批判性意义。
经济的增长是现当代国家所追求的最大政治， 而正是经济增长论这一现代性发展理念加剧了环境破坏、资源耗费，使得工业文明时代的人类处于转折点上。
低碳社会是构建需要在政治上摆脱“丧己于物”的枷锁，而且碳政治的根本目的也不是争夺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话语权。
这些方面无疑也是低碳政治面临的困境。
3、“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低碳政治的运作理念。
在政治上，《庄子》从根本上否定“治天下”的观念，认为使天下自在宽松才是正道(《在宥》：“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
实在不得已要统治天下，还不如采取无为之道。
从物的角度来看，这种无为之道就是“顺物自然而无容于私焉”，“化贷万物而民弗恃， 有莫举名， 使物自喜”， “ 胜物而不伤” (《应帝王》)。
国家作为一个大物，不能随意当被成一个物支配， 治理天下百姓同样如此(《在宥》：“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岂独治天下百姓而已哉！ ”)。
《庄子》“在宥天下”的政治观是现代理性主义的政治观的反面和镜鉴，它内在地包含了自由、平等、宽容等价值因子。
在围绕“碳排放权”展开的全球政治博弈中，从“在宥天下”的政治观引申出来的低碳政治运作理念应该具有宽广的“天下”(全球)视野，具有无私、平等、宽容的品质，具有取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情怀。
四、《庄子》物论与低碳文化。
1、“万物毕罗”之道：低碳文化的精髓。
《天下》是一篇总括诸子百家物论的物论。
在《天下》篇中，庄子学派提出自己的“万物毕罗”之道：其实质是以道统物；其内涵是“内圣外王”，亦即“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
其要求是“明于本教，系于末度”，亦即人们既要深通作为事物根本的道， 也要了解事物的细枝末节，做到二者的统一；其关键是要求人们如何不至于“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
低碳文化关涉低碳社会的象征性层面， 从哲学的角度可以理解为种种低碳现象所蕴含、体现的精神。
此处庄子之道阐明了以道统物的实质、内涵、要求和关键， 昭示低碳社会的发展需要进行以道统物、以精神驾驭社会的文化运作，可以看作是低碳文化的精髓。
2、“应于化而解于物”： 低碳文化的主要价值观念。
庄子学派对儒家、墨家、法家、名家的物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
而庄子之学，“应于化而解于物”， 在吸收、批判其他各家思想的基础上， 构建了自己独特的齐物论和外物论， 对于道和物的认识比其他各家更为通透。
事实上，《庄子》物论中许多价值观念也能作为低碳文化的价值观念。
这些观念包括：贵生(如“爱人”、“爱己”)、平等(如慎到的“齐万物以为首”)、宽容(如老子的“宽容于物，不削于人”、宋钘和尹文的“接万物以别宥为始”)、节约(如墨家的“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等。
当然，《庄子》虽洋溢着批判精神， 但缺乏勇于探索万物的科学精神，也存有贬低具体事物的倾向，这些都不可取。
3、“与天地精神往来”： 低碳语境中的文化自觉。
《庄子》高度颂扬人的文化自觉，认为人只有“形全精复”，“形精不亏”， 才能做到与天然万物相推移(《达生》)。
但同时又认为，人类对文化的追求扰乱了天下万物的物性。
这种矛盾态度发映出当时人们尚未达到道德和科学的文化自觉，未能真正做到“与天地精神往来”。
低碳社会是人类在经历了工业文明的困境之后提出来的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型态， 作为从文化上对工业文明反思和批判的成果， 具备了一定程度上的文化自觉。
但是，相对于社会进步的要求，人类还需在道德素养和科学知识上进一步完善，达成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统一。
到彼时， 人类驾驭物的水平达到相当高的层面，低碳社会才能真正建成。
篇13：哲学论文参考
一、技术哲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技术哲学”研究起源于德国。1877年，德国哲学家卡普（E．Kapp）发表《技术哲学纲要》一书，这是德国系统地进行技术哲学研究的开端。在这之后，基默扼（E．Zschimmer！和德韶尔（F．Dessauer）分别在19和1927出版了各自的《技术哲学》专著。从20世纪代到60年代，哲学家胡塞尔（E．Husser1）、舍勒（M．Scheler）和海德格尔（M．Heidegger）从现象学和存在论角度对技术作了大量研究。近30年，德国的技术哲学研究又经历了持续的、系统的增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德国工程师协会人文与技术委员会的研究。该委员会成立于1956年，会员中有德国当代最杰出的技术哲学家胡宁（A．Huning）、伦克（H．Lenk）、莫瑟（S．Moser）、拉普（F．Rapp）、罗波尔（G．Ropoh1）、萨克塞（H．Sachsse）、塔克尔（K．Tuche1）、兹默理（w．C．Zimmerli）。迄今，该委员会的技术哲学家们取得的主要成果包括：伦克的《技术时代的哲学》（1971）、《论技术的社会哲学》（1982）；罗波尔_的《系统技术：基础和应用》（1975）、《有缺点的技术》（1985）、《技术启蒙》（1991）；拉普的《分析的技术哲学》（1978）、《现代世界的动力学》（1994）；胡宁的《工程师的创造力》（1974）；萨克塞的《技术人类学》（1978）等等。
从整体上看，经过百余年发展的德国技术哲学，虽在学术界逐渐获得了承认，但仍属于哲学的边缘领域。德国技术哲学研究呈现以下特点：…其一，该领域的智力结构是多种多样的，而不是单一的和标准化的。大致有经验主义、存在主义、实用主义、人类学等不同的研究视角。其二，与技术社会学、技术经济学和技术政治学等相关的研究联系密切，彼此的界限不甚分明。其三，技术的伦理、生态和资源问题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有突出的现实主义转向。技术哲学研究由过去的玄思转向现在的实践导向。
就世界范围看，德国技术哲学首先在法国、荷兰和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和日本有所呼应。20世纪60―70年代始在美国兴起。1975―1977年，美国哲学与技术学会（sf，r）成立。1978年开始出版技术哲学年鉴，1981年开始了每两年举办一次的SPT国际研讨会，1995年创办学会期刊（Techne）。近30年，美国技术哲学研究发展迅速，出现了一批知名的技术哲学家及其优秀的学术专著。如：米切姆（c．Mitcham）的《技术的思考：工程和哲学之间的道路》（1994）；伊德（D．Ihde）的《技术与生活世界》（1990）；费雷（F．Ferre）的《存在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形而上学》（1996）和《认识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认识论》（1998）；勃格曼（A．Borgmann）的《技术与当代生活特征》（1984）、《坚持实在》（1999）；温纳（L．Winner）的《自治的技术》（1977）；费恩伯格（A．Feen―berg）的《追问技术》（1999）和《改造技术》（2002）；杜尔宾（P．Durbin）的《科学、技术和医学中的社会责任》（1992）等。
我国技术哲学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经过20多年的发展，目前在学科建制上已成立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技术哲学委员会，已有几个以技术哲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点和硕士点。从研究成果上看，陈昌曙先生出版《技术哲学引论》，这是我国第一部标有“技术哲学”书名的学术著作作。从总的看，我国技术哲学研究还少有人系统地进行，在哲学大家族中也处于边缘地位。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自我反思”
综上所述，技术哲学研究虽然经历了30年左右的系统努力，但仍处于无统一范式、无哲学地位的困境中。与此同时，人类社会更急剧地步入技术社会，而技术，特别是当代高技术，更尖锐地激起一系列亟待研究的哲学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如何认识和进行技术哲学研究，便成为当代技术哲学家们思考的主题，从而产生了技术哲学研究的“自我反思”。
关于技术哲学的性质。技术哲学是否是一个新的独立的哲学分支，研究者们曾进行过争论。拉普认为，技术哲学既不是工程科学的元理论；也不是社会学或历史学等独立学科的一部分；更不能归结为某一个哲学分支。它与认识论、社会哲学、哲学人类学、历史哲学和形而上学有密切的联系，但并不从属于它们。鉴于技术的认识论、伦理学、文化、社会和形而上学问题之间的联系如此密切，拉普认为有必要发展一个新的哲学分支――技术哲学统一地加以研究。拉普的这个观点基本上得到了学界的认同：技术哲学是一个新的独立的哲学分支。作为一个独立的哲学分支，米切姆指出，技术哲学就是关于人工制品的制作和使用的哲学反思。陈昌曙认为，技术哲学大致上可视为自然改造论，主要是对改变自然的穷根究底的反思。
关于技术哲学研究的内容。通常认为，技术哲学要研究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技术价值论、技术社会批判论等等问题。而其中哪一类问题是当今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哲学家有不同的理解。在我国，张华夏和张志林等先生认为，技术的认识论和逻辑结构问题是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他们呼吁“技术哲学要转向技术知识论和技术逻辑的研究”。陈昌曙和远德玉先生则认为，技术与科学相比，具有更直接、更鲜明、更强烈的价值性，鉴于此，应当把技术的价值论作为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美国，许多学者主张技术哲学主要是对技术进行伦理的、政治的分析；而皮特坚持认为，“技术哲学的首要问题是认识论”。他说只有从认识论问题着手研究，技术哲学才可能容身于主流哲学讨论之中。应该强调，在讨论技术认识论和技术价值论研究孰重孰轻时，不要忽视了两者的密切关系，特别不要把两者对立起来，两者都是构成一个完整的技术哲学所不可或缺的。或许，洞察在特定情景下技术哲学应研究的特定问题更有实际意义。拉普认为，今日技术哲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关键是要明确在“技术决定论”中人们可能的作为。
在技术哲学研究中，处理好理论思辨和经验研究的关系极为重要，“唯理论”或“经验论”的方法都不可取。针对“唯理论”，拉普指出：“不能无视具体的经验证据，只根据对技术的逻辑的、不变的本质的思考，演绎出技术的现实特点。为了防止任意的和不可信的思辨，哲学分析和思考必须以有条件的事实为依据。从这一点出发，才能进行概括。”而针对“经验论”，拉普则指出：“技术哲学解释必须利用并努力整合于哲学传统之中。形象地说，哲学传统是任何哲学解释得以生长的土壤，不利用这个基础，为技术哲学研究重新发明‘轮子’是愚蠢的。”应该说，拉普的这个意见是非常中肯的。关于技术哲学的研究方法，费雷基于几十年的教学、研究和思考，形成了自己的四个信条：其一，技术哲学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其二，应用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哲学、科学哲学、社会哲学等学科的范畴，能够阐明技术现象；其三，技术哲学在理解何为合法的哲学方法时应该采取多元化的策略；其四，一种全面的、批判的、多元的技术哲学研究方法对认识技术和制定有关的社会政策是有益的。
关于技术哲学研究的未来走向。从技术的文化环境看，随着冷战的结束，20世纪90年代以来，技术的文化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如果说过去人们蜷缩在防空洞中，那么现在人们畅游在网络中。伊德认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应对这种文化环境的变化，反思当代技术世界的新问题，而不能仅是继续研究与埃吕尔、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相同的主题。从技术自身看，随着全球电子媒介基础设施及其文化的发展，米切姆认为，现代技术（与背景分离化）正在被一种新的“元技术”（meta―technology）取代。元技术正以虚拟的形式重新使分离的世界连接成一个整体。在这样的情况下，米切姆指出，“过去二十年，技术哲学努力思考我们做的技术，下一个二十年必须努力思考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术。”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角度，杜尔宾则呼唤行动主义。杜尔宾说，虽然需要理论的进步，但更需要的是在解决技术社会的现实问题上取得进步；虽然理解技术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围绕它们的有关的社会问题做些什么。为此，他呼吁学院的技术哲学家们走进行动主义的领域，加入到解决实际问题韵行列中来。从根本精神看，无论技术哲学研究将怎样发展，陈昌曙先生提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要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基础研究和应用。他讲，技术哲学研究“没有特色（学科特色）就没有地位，没有基础（基础研究）就没有水平，没有应用（现实价值）就没有前途。”
三、技术哲学研究之关键：技术创新研究与技术启蒙
基于上述的技术哲学研究的“自我意识”的考察，本文以为，技术哲学研究在走向繁荣之途中至少有两项的关键任务：其一，面向技术，进行技术创新研究；其二，面向社会，进行技术启蒙。
其二，从理论逻辑来看，技术创新是技术成为技术的过程，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技术形成的过程，才能向技术“敞开”，与技术现实相切近。通常认为，技术归根到底是一种实践活动，而技术创新又是一种最基本的技术实践活动，因而，技术哲学研究若要反思技术就必然要首先研究技术创新。技术从构思到社会的实际应用，是一个复杂的创造性的技术一社会过程，其中，技术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文化的和自然地理的诸多因素相互作用，最终产生与社会相适应的技术。这个技术产生的过程，这个技术成其所是的过程，被称之为技术创新。所以，技术哲学也只有研究技术创新，才可能切实知晓技术是什么，它何以可能、何以产生、如何产生、产生什么。
其三，从技术哲学自身发展看，技术哲学研究之所以分裂为工程的和人文的两个对立的流派，主要是因为各自偏执于一端：工程的技术哲学，如德绍尔等以技术发明为研究对象，只关心纯粹技术是如何可能的，而忽视了技术与整个社会的复杂关系；人文的技术哲学，如埃吕尔等以技术的社会影响为研究对象，只关心从人文社会的角度评价技术，往往对技术持敌对态度，而忽视了对技术自身的全面认识。由前所述，技术创新是技术成其所是的技术一社会过程，技术哲学研究技术创新，既能向技术“敞开”，又能向社会“敞开”，因此，研究技术创新可以在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之间架起桥梁，实现两者的融通，从而为建立一种健全的、连贯的、一致的技术哲学奠定基础。
技术创新哲学研究至少要包括技术创新实践论、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等内容。技术创新实践论，是研究技术创新实践活动的本质、特性、类型、结构和形态。技术创新本体论，是研究技术创新实践的“本原”或“本体”，是寻求技术创新成其所是的“最高原因”。技术创新认识论，是研究技术创新认识的发生、发展及其规律。技术创新价值论，是研究技术创新的价值标准、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等问题。显然，这几方面的研究内容是相互依赖、融会贯通的，比较而言，技术创新实践论是其它研究的基础，由它们共同组成的技术创新哲学研究，实质上可以被视为广义的技术创新实践论。
正是通过技术创新，人类创造了属人的技术世界。今天“技术无所不在，却又无处可见”。首先，与其说我们栖息于大自然之中，毋宁说我们已经栖息于技术世界之中，并且我们仍然越来越深、越来越广地陷于其中。“技术是现代人类的栖息地”。其次，对于这个人类自己创造的“第二自然”，人类似乎是熟知的，而实质并非真知。今天的技术越来越“厚重”、越来越“深沉”，普通民众与之接触的只是其外围“终端”或“显示屏”。
现今人类的境况是：自文艺复兴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人类逐渐从对大自然的无知中解放出来，人类是通过科学而解放；与此同时，随着技术的兴起和发展，人类又重新陷入了一个无知的技术世界，人类是通过技术而蒙蔽。于是，技术启蒙就成为了技术哲学研究的时代任务。技术启蒙关键是要对社会的关于技术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籍此，建立起人与技术的自由关系。
篇14：哲学论文
哲学论文3000字
论文题目：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初探
摘要：儒家管理哲学在长期的封建政治管理实践中一直是居于主导地位的管理思想。
儒家管理哲学一贯强调以人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以实施道德教化作为管理活动的首务，以“修、齐、治、平”为实现管理职能的基本途径。
正是这些构成了儒家管理哲学有别于其他管理流派的核心理念。
关键词：儒家;管理哲学;核心理念
关于儒家管理哲学在封建政治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学界人士普遍认为，自儒家取得独尊之势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不管他们个人有什么偏好，或尊法，或好佛，或崇道，但在治国的指导思想上，
基本上都是以儒家管理哲学为主流的”[1]317;“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从总体上看，还是‘治世’多于‘乱世’，‘稳态'。
多于’无序‘，’常态‘多于’变态‘。
因而，反映农业社会常态(稳态)运行规律的’治国之道‘———儒家管理哲学，就无可争辩地成为社会管理的主导思想”[1]321。
还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儒家管理思想在我国的管理史、哲学史、社会史、教育史和文化史中占有特殊地位，欲富国强兵，实非儒学莫能为。
这些对儒家管理思想和管理哲学的评价，是符合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政治管理实践的基本事实的。
的确，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在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上，基本上都是以儒家的管理哲学为主流;历朝历代的先贤，不管他们从什么立场和角度对儒家的管理思想作出选择、补充、阐释和发挥，
基本上都是围绕儒家圣贤所提出的几个不变的中心理念来进行。
正是这几个一以贯之的理念，规定并指导着儒家管理思想的发展方向，体现出儒家管理思想与其他学派管理思想的本质区别，代表了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
本文试图对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作一探讨，以期对当今的政治管理实践提供思想借鉴。
一、为政在人：以人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
儒家认为，造成天下治乱的根本原因在人。
正由于人心不古、人心不仁，故乱臣贼子纷起，整个社会陷入“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混乱之中。
既然“天下无道”的根本原因在人，那么要使整个社会回复到“天下有道”，同样也离不开人。
因此儒家十分重视人在政治管理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把人视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围绕人这个中心来展开他们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
儒家学说的开创者孔子首倡以“仁”为中心观念的管理思想，主张“仁者爱人”。
按《说文》解：“仁，亲也，从人从二。
”可见“仁”实际上是“二人”的复合字。
这表明孔子将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自己管理思想的出发点。
这里的“人”，既包括管理者即统治者，也包括被管理者。
关于管理者如何“爱人”，孔子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2]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颜渊。
这就是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
看来，“仁”的方法不过是以本人为尺度，来调节本人与他人的关系，这里就包含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首先，孔子要求管理者把与自己相对而言的被管理者当作人来看待，主张关心人、爱护人，重视人的价值，反对“始作俑者”，反对“不教而杀”，认为这只是作为管理者的最起码的条件和要求。
其次，孔子进一步主张管理者对被管理者要“富之”而后“教之”[2]子路，要“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2]宪问，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2]公冶长。
可以看出，孔子是将管理活动视作己立、己达进而立人、达人的活动过程来加以阐释的。
孔子这种“贵人”思想，率先确立了人在管理活动中的中心地位。
此后儒家的管理哲学始终沿着这个方向，把人作为管理的主要对象，一切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安人”和“安百姓”来展开的。
生活在战国后期的荀子，以天道自然为基础，把天道运行和人事区分开来，认为人处于与天、地并参的地位。
“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3]天论。
人的职责是“制天命而用之”，利用天时地利来创造属于自己的文明和文化。
人之所以能“自求多福”，能与天地参，是因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3]王制。
荀子认为人之贵，在于懂得利用道德制度建立起各级管理组织，懂得分工协作把大家的活动协调起来，将单个人的力量加以放大，懂得用“礼”来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和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促进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
在儒家思想家中，对孔子“贵人”思想作出重大发展的是孟子。
孟子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仁政”学说中，而“仁政”学说的基础是“贵民”，即重视广大民众的力量对维护封建管理制度的作用[4]197。
孟子一反西周时期一切政治经济制度都为贵族而设，贵族是国家管理的中心的观点，大胆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为天子”[5]尽心下的思想。
这一“民本”思想可以说是孟子管理思想的出发点。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对于维护政治决策权来说，人民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力量，要取得民众的拥护才有国家最高决策权，才有君位;而失去人民的拥护，就失去政权，失去君位。
因此对于维护整个国家最高决策权来说，人民的力量是首要的，政权是次要的，君主就更其次了。
孟子以“民本”思想为基础，发挥孔子的“富之”“教之”的`管理思想，提出了自己的“仁政”管理思想。
首先，孟子对“仁政”何以能够推行作了论证。
他以“性善论”为出发点，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5]公孙丑上。
“仁政”并非什么特别难的事情，管理者只需要从自己固有的“不忍人之心”出发，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5]梁惠王上，这就是“仁政”。
其次，孟子对“仁政”的管理模式作了严密的设计。
第一步，他抓住人民的生产生活这个国家管理的中心问题，站在“民”的立场对西周的井田制加以改造。
在他看来，“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信心，无恒产者无恒心”[5]滕文公上。
民有恒产是整个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本保证。
为此，孟子设计道：“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
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所以别野人也”[5]滕文公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
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
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5]梁惠王上孟子认为，管理者如能把这种蓝图变为现实，就是王道的开始，然而也仅仅是开始而已。
因国家的管理制度，不但要使人民有恒产，生产生活有充分保障，还应重视教化民众，使其“明人伦”。
所以孟子接下来又对“仁政”管理模式作了第二步的设计：“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
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5]梁惠王上也就是说，在“富之”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用道德理想来“教之”，使“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5]
滕文公上这样才能使全体民众都获得全面的健康的发展，造就出一个和谐完满的社会，才算是王道的完成。
总之，“人”在儒家管理哲学中始终是一个中心话题，全部儒家管理思想都紧密围绕着“安人”、“安百姓”来加以展开。
故《礼记·中庸》有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6]一句话，“为政在人”[6]。
二、为政以德：以实施道德教化为管理活动的首务
作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治道的主流，儒家思想从它产生起就一直倡导“为政以德”，主张用道德教化来感化百姓，从而达到有效的治理。
孔子明确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政，有耻且格”[1]为政。
在他看来，用道德教化来感动人心，要比一味的惩罚效果更好。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1]为政。
孟子则更加明确地主张“贵王贱霸”，提倡以德服人的“王政”，反对以力服人的“霸政”。
他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
力不赡也。
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5]公孙丑上。
当齐宣王问及齐桓公、晋文公之事时，孟子毫不犹豫地回答：“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5]梁惠王上。
齐桓公、晋文公都是春秋霸主，孟子却声称“未之闻也”，其原因乃在于“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称五霸，为其先诈力而后仁义也”[7]梁惠王章句上。
汉儒董仲舒也强调：“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8]。
需要指出的是，儒家虽然强调“为政以德”，但并不一味排斥“礼治”和“法治”的作用。
“礼”是西周时期用以调节“君子”即贵族之间的关系的一种不成文的行为规范，其作用介乎于“德”和“法”之间。
孔子就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认为在实施道德教化的同时，也要用“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荀卿更是进一步主张德与礼、法、刑、赏并举。
但是儒家始终强调“礼”、“法”的外在控制一定要与内在控制结合起来，并且以德治为主，辅之以礼治和法制，才能真正有效。
礼与法必须通过道德教化最终“内化”为人们的自觉的信念和习惯，才有长久的稳定的效果。
如果释德治而一味任法制，最终必定走向粗俗和野蛮，而粗俗和野蛮的管理是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的。
儒家所倡导的道德教化所以能行，是有一定的人性理论作为基础和出发点的。
如前所述，人是整个管理活动的中心，任何管理思想、理论都是以对人的本性的认识和理解作为前提的。
篇15：哲学论文
摘要：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是人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随着现代化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以及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更加突出。
然而科学技术在推动人类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不少的负面影响。
主要是因为人类的不合理生产活动，导致了环境的恶化，环境的恶化诱发或加重了自然灾害的发生，而自然灾害的发生又进一步破坏了自然环境，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关键词：科技发展、环境问题、可持续发展
科技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人类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首先必须得认识这个世界。
然而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
而且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也是一致的。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程。
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
人类所改造的客观世界的主体是自然环境；而自然环境和人口是人类历史的自然前提，是使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环境、人口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人类世代繁衍的必由之路。
〔1〕然而，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人类生活成本的与日俱增，对环境的破坏也越来越严重。
人类在不断地向大自然索取，资源日益匮乏，从而又加重了人类的生活负担，这正在演变成恶性循环。
因此，在科技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如何在日后的科技发展中更好的保护环境，如何在环境、人口和社会的发展中找到协调发展的路径，已成为目前迫在眉睫的问题。
人类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对待自然的态度从敬畏，到控制、剥削，直至自省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辩证过程。
自然观正是在人与自然界长期相互作用、影响下形成的；作为世界观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自然观是指“人们对自然界的总体认识，是关于自然系统的性质、构成、发展规律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等方面的根本看法”随着人类对世界、对自然认识的不断深入，人类的科学技术不断发展。
到现在社会科学技术已经是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是人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随着现代化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以及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更加突出。
然而科学技术在推动人类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不少的负面影响。
主要是因为人类的不合理生产活动，导致了环境的恶化，环境的恶化诱发或加重了自然灾害的发生，而自然灾害的发生又进一步破坏了自然环境，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2〕人类的发展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人类科技的发展也经历了同样长时间的过程；然而对近代科技发展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也称产业革命，是以1784年随着瓦特改良蒸汽机的普遍应用，人类进入了蒸汽动力时代为主要标志，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技术革命，它带来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大机器生产取代了以往的手工作坊，人们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大大加强。
工业革命席卷欧洲大陆，英、法、德以及美国先后完成工业革命。
与此同时，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极大的改观，人类第一次萌发了征服自然、改造物种的信念。
而且从此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也大大提高，人类开始使用机械进行生产劳动，同时也开展了化学在工业和农业的应用……科学技术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第一次这么深刻的突显出来，传统的技术创新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巨大的社会财富；同时也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很多难题。
〔3〕正如有人评价：“科学方法与机械技术相结合，将创造出一种“新工具”，一种新的研究体系，它使得知识和物质力量结合在一起。
然而人类对技术的不适当的应用，使技术产生负面影响，造成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
当环境严重污染、空气质量恶化、气候变暖、臭氧层遭到损耗、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生物多样性锐减、自然资源、能源日益枯竭和土地沙漠化时，却以损害和剥夺了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后代人所依赖的资源为代价换换取少数国家和地区的环境的好转，这导致了代内和代际环境权利的不平等，违背了生态伦理学的基本原则，造成了生态伦理困境”。
现代人虽然有巨大的技术力量，却发现自己远离了自然。
经济发展可以为环境的改善创造条件，但并不能自动使环境得到改善，自觉采取环境保护措施才是环境改善的关键。
我们没有必要非要等到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再来保护我们的环境。
不要因为经济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放松对环境的保护。
环境问题应该时刻关注，不应等到污染到一定程度再来保护环境。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对能源的需求和利用呈持续上升的趋势，能源短缺成为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的制约。
人类通过对能源开发和应用的历史及其结果的深刻反思，从20世纪后期开始有意识的弥补曾经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并将探索新的洁净能源看作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致使能源的结构在发生着相应的变化。
1981年联合国在内罗毕召开世界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这对于全球开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相对于传统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类不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是指在自然界中可以不断再生的能源，包括水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海洋能、地热能等。
可再生能源对环境无害或危害极小，而且资源分布广泛、潜力巨大，适宜就地开发和利用。
可再生能源将成为未来可持续发展能源系统的主体，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使对这些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成为可能。
据阿尔巴尼亚4月15日《世纪报》援引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份调查报告说，由于空气污染，欧洲各国的人口平均寿命已减少了8。
6个月，而对于工业大国德国更为严重，该国人口平均寿命减少了10。
2个月。
瑞典科学家日前表示，郊区手机发射基站间的距离较远，手机需要发出更强的电磁波来维持通话。
因此郊区住户使用手机时面临的风险就更大。
美国科学家于2月15日发表的一份最新研究结果显示，如果孕妇吸入了被污染的空气，那么胎儿的DNA可能也会随之受到损伤。
这项研究首次向人们揭示，妇女怀孕时暴露在燃烧后受到污染的环境中，
可以导致其腹内胎儿的染色体发生异常。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儿童环境卫生研究中心的科研人员是在对60名新生儿进行分析后，得出这一结论的。
作为一项大型研究计划的一部分，
研究小组对这些新生儿暴露在多环芳香族碳氢化合物（PAHs）中的程度进行了监控（多环芳香族碳氢化合物主要是由于含碳化合物不完全燃烧或是在石化燃料的使用过程中产生的）。
为了测定暴露在污染环境中的程度，这些新生儿的妈妈、
一些怀孕妇女都要填写问卷调查表，并且要在她们怀孕的最后3个月随身携带便携式的空气监测器。
研究人员根据被调查者的平均污染水平，把这些孕妇的受污染程度分为高、中、低三组。
随后，研究人员会对新生儿的脐带血进行分析，
观察他们携带DNA的染色体。
研究者发现，受污染程度低的孕妇，其新生儿染色体异常的几率要明显低于受污染程度高的孕妇所生的婴儿染色体异常的几率。
这些都是发展中的一些负面效应。
这些新的问题都等待着人们去解决。
20XX年5月，太湖蓝藻大规模暴发，水源地水质遭受严重污染，给无锡市群众生活带来很大影响。
6月29日，家宝专程到江苏无锡对太湖污染及治理情况进行调查研究。
家宝还先后考察了朗盛（无锡）化工有限公司、帝斯曼柠檬酸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的污水处理情况。
在梅梁湖泵站和蠡湖展示馆，他详细询问了调水引流和蠡湖水环境治理情况。
在芦村污水处理厂，家宝向企业和地方的负责人了解污水处理厂的运行情况，要求提高污水处理能力，提高污水处理技术工艺水平，提高城市污水处理率。
针对太湖、巢湖和滇池的水污染事件，家宝指出，太湖、巢湖、滇池是长江水系的三颗明珠，周边地区都是风景胜地，历史文化悠久，城乡经济繁荣，但一个时期以来“三湖”污染日益加剧，水环境继续恶化，必须引起高度警惕。
要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实行“远近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指导、因地制宜、科学规划、综合治理，加强领导，狠抓落实”的指导方针，通过全面、系统、科学、严格的综合治理，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
使“三湖”湖体富营养化加重趋势得到遏制，水质有所改善，逐步恢复“三湖”地区的自然风貌，努力形成流域生态良性循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宜居环境。
他提出十点要求：
第一，当务之急是采取有效措施，切实预防蓝藻再次大规模暴发，确保城乡居民饮水用水安全。
第二，强化工业污染源的全面达标排放管理，禁止新上向“三湖”排放含氮、磷污染物的项目，从源头上减少污染。
第三，加强污染处理设施建设并确保正常运行。
加快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场和配套管网建设，提高污水集中处理率。
第四，严格控制农业面源污染。
第五，积极推进生态治理工程。
实施湿地保护和恢复工程，建立生态湖滨带，做好调水引流工作。
第六，加大污染治理投入，建立政府引导、企业为主和社会参与的污染治理投入机制。
第七，科学论证，制定各个湖泊的综合治理措施和技术解决方案。
第八，加强各方协调配合，太湖流域治理要建立高层次的组织协调机制，抓紧编制综合治理方案。
第九，强化环境执法监督，加快制定太湖、巢湖、滇池等管理条例。
第十，落实防污治污责任制，把各项目标、任务落实到基层、企业和个人。
总之，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最快的一百年，全球人口与经济在迅猛增长。
然而，由于人类大多数成就以破坏和污染自然环境为代价，或者以少数人的利益损害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
因此人类的胜利是局部的，伴随人类成就达到顶峰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达到了普遍化和严重化的程度。
当今世界第一次出现资源全面紧缺的现象，人口老龄化现象开始出现，
世界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成为全球性问题，环境问题第一次成为社会的中心问题。
生态危机和环境污染对人类生存提出的挑战是严峻的和全球性的，它再一次告诫
：人类必须依赖自然界的'恶化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必然的联系！科学技术的能力越为强大，可能引起的副作用也就越为明显“当代人类面临的环境污、资源枯竭、生态危机，无不与现代科技的无节制使用有直接关系”现代科技也给人类生存造成了严重威胁！它所引起的负面效应成为笼罩在人类心理与文化中的阴影。
〔4〕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如政治法律观念、伦理道德、文学艺术、哲学和宗教等，都应该对科学技术的双重效应作出反应与反思。
而这些反应与反思作为当代文化的时代精神！又会影响与改变当代社会的政治文明与制度文明。
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
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
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
在当今社会，由于环境问题成为国际性问题，
并与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关系交织在一起以及环境保护成为世界性潮流，必然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
这就迫使我们必须立足于世界思考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环境保护问题。
我们要在世界观、方法论、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深入研究与反思，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观强调的是不仅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技术、自然环境等方面的综合发展，也包括人的发展的全面的发展观。
可持续发展观反思人类传统的资源消耗型发展模式，力图将其转变成了资源节约型发展模式，
倡导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节约能源与资源，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实施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建立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可持续发展观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被认为是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唯一出路，是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后社会发展模式的最佳选择模式。
在我国，环境问题愈演愈烈，面对世界性的环境危机的挑战，结合我国环境问题的实际情况，深入研究恩格斯的环境哲学相关论述，以唯物主义哲学关于环境的理论为指导，运用辩证思维的方法，无疑会提供给我们坚实的理论依据和指导原则，帮助我们正确认识环境问题，剖析环境问题存在的根源，探索出环境问题的解决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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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哲学基础理论研究论文（精选15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