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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指使肇事人逃逸的行为之辨析论文
指使肇事人逃逸的行为之辨析论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二款规定：“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以下我们将实施这种行为的人简称为“指使人”，实施的行为简称为“指使行为”。）最高人民法院这一司法解释意旨在于打击指使行为，以维护社会道德及公共秩序。然而，既然交通肇事犯罪属于过失犯罪，那么，认定指使人构成交通肇事罪共犯是否科学呢？
让我们借助于简单的三段论逻辑推理方法来考察这个命题：
大前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或死亡，或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构成交通肇事罪。
小前提――指使人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
结 论――指使 人犯了交通肇事罪。
在这个三段论中，大前提是法律规定，是真实的。如果小前提也是真实的，那结论即指使人犯了交通肇事罪，便无可争议。但小前提是否真实，值得商榷。指使人没有实施也没有指使肇事者实施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而真正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是在交通运输过程中驾驶、控制交通工具运行的人员――即肇事人。从这个简单的三段论，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判断出：指使人构成交通肇事罪的结论不成立。但是根据上述司法解释，指使人却已构成了交通肇事罪。
笔者认为，该司法解释将指使行为与肇事行为混为一谈，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将指使人以交通肇事罪论共犯处，是不科学的。本文从分析逃逸行为的性质入手，并从其在交通肇事犯罪构成中的作用和共同犯罪构成原理两个角度对该司法解释提出质疑，从而指出该司法解释的不合理性，并提出笔者对指使行为的定位的一些思考。
一、逃逸行为的性质及其在交通肇事犯罪构成中的作用
所谓逃逸，即为躲避不利于自已的环境或事物而离开。交通肇事逃逸是指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肇事人的逃逸行为是在交通肇事后所为行为，表现形式是逃逸行为的作为，其实质是逃避抢救义务及责任追究的不作为。本文所分析的只是单一的逃逸行为（若肇事人有“将被害人带离现场后隐藏或遗弃，致使被害人无法得到救助而死亡或者严重残疾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以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处罚。”）。肇事人主观心理只能是过失即是对被害人的死亡抱有侥幸心理，过于自信或疏忽大意。逃逸行为反映了肇事人较为恶劣主观恶性，后果是使被害人无法得到及时救助，妨害了肇事责任的准确认定，经侦查制造了障隘。但值得注意的`是，逃逸行为并不因此上升为交通肇事罪的客观构成要件。刑法第133条规定：“犯交通肇事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该条明确规定，逃逸致人死亡并非交通肇事罪的客观要件，而只是一个独立的量刑情节。法律以此作为独立量刑情节意在警诫或期待肇事人为一定的行为，单一逃逸行为本身并不构成犯罪。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既然单一的逃逸行为不是交通肇事犯罪的构成要件，指使人实施指使肇事者逃逸的指使行为更谈不上构成交通肇事罪。但指使人出于私利（逃避民事责任或免受牵累等）而见死不救的行为违背了社会伦理道德，必然受到社
[1] [2]
篇2：教育评价及相关概念之辨析的论文
教育评价及相关概念之辨析的论文
教育评估、教育评价是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兴起，60 年代兴盛于西方世界并传入我国。这些学科虽然在我国大力发展已有20余年，但理论
研究的进展不大，学科的成熟度不高，与我国广泛开展的教育评价活动很不适应．我国各省市都有考试院（中心），也成立了许多评估、评价机构，广泛展开了对教育测评估评价活动。而与此相应的教育测验、教育统计、教育测量、教育评估、教育评价理论很不成熟．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教育评价与教育研究和发展，以及对教育评价实践的指导．鉴于此，本文对与教育评价相关概念进行简述和辨析．
一.关于教育评价相关概念简述
教育测验：即为考试，它是对人的知识、技能和能力以及某些心理特征的测量。考试是教育评价的一种手段。考试是个系统，它由主考、
被考（考生）、试卷（试题的集合及其评分标准）、考分四要素组成。考试的过程就是主考组织编制试题，通过试题作用于被考，将正确答案、评分标准与被考的反应（答案）相比较，然后给出考分的过程。考试从宏观上可分为社会考试和教育考试两大类。教育考试又可分为校内考试和校外考试两类。按考试分数的解释与使用，可分为常模参照性考试和标准参照性考试。按考试对象分，有学业的成就考试、学术能力倾向测验（其目的在于测量考生学习的潜在能力、发展倾向，如音乐能力倾向测量）、人格测验（如测量态度、兴趣、情绪、性格等）．按测验人数分，有个别测验、团体测量．接测验方式分，有纸笔测验（用笔时试卷作答）和非纸笔测验（如口试、实验操作、表演等）。其它可分为难度测验、速度测验、总结性测验、诊断性测验以及大规模测验（其成绩的使用有权威性，要求严格，标准化程度高）、教师自编测验（即教师自编用于课堂教学的测验）等．[1]
教育统计（学）：运用数理统计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教育现象中的数量关系的一门应用学科。它通过数据的分析和处理，准确地掌握教育
情况，为制定教育方针、政策提供科学依据，为开展教育科学研究，探索教育规律，制定教育方案，检查教育效率提供科学方法，也为教育管理和教育评价提供有效的工具．它分为两大类：一是描述统计学，研究简缩数据和描述这些数据，二是推断统计学，用数据进行统计检验，统计分析和非参数统计法作出决策。前者只是分析某一样本的特点，而后者则是通过抽取母体的一个样本，并以此样本为根据来分析母体的特点．它是在教育问题的研究中，描述样本，分析样本，分析样本与总体的关系，从而进行教育科学推论的一种原理和方法．其研究方法一般有：大量观察法、统计分组法、综合指标计算法、统计资料检验法、统计资料图示等。[2]
教育测量（学）：研究如何测量学生的学业成绩、学习能力、兴趣爱好、思想品德以及教育效益等问题的一门教育学科。它运用各种测量
手段和数理统计方法等数学工具，根据教育目标或教学计划的要求，研究如何测量和评价教育效果，如何编制测量计划，各种类型试题的优缺点，衡量一个学业成绩测验好坏的数量指标，如何进行测验结果的统计分析，测验分数的解释和评价等．其主要内容包括：测量原理、项目分析、效度、信度、标准化测验、测验的设计和编制、测验的常模、测验的实施和评分、测验结果的解释等。[3]
教育评估：是一种有系统地去寻找并搜集资料，对评估对象作预测性、估计性的评判，以便协助教育决策者从若干种可行的策略中择一而
行的过程．在我国教育评估与教育评价不作严格区别，在实践中具体运用时，不同的范围和场合有不同的习惯用法．如高等教育中多用评估，在督导部门也称督导评估，而在普通教育领域多用教育评价不过两个概念是有一定区别的．评估有估价的含义，较为模糊粗略，而评价相对而言是较为精确的价值判断，评估多用于群体或单位的状态及效果的估价，而评价则既有对群体和单位的价值判断，也有对个人的判断．教育评估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教育决策提供重要依据，国家教育管理部门要根据教育评估的结果，及时调整教育的决策。教育评估的结果对国家、对学校都是一份咨询材料，而不是行动纲领．[4]
教育评价（学）：以教育为对象，研究各类教育目标与相应的教育现象之间的关系，并给予一定的价值判断的学科．它的研究范围可划分
为：宏观教育评价（研究教育思想评价和教育制度评价）和微观教育评价（研究学校教育系统内部各类教育思想和教育活动的评价，如学校办学思想、学校领导管理质量、教师教育和教学质量、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质量的评价等）。它的基本范畴是：教育评价的对象，教育评价的范围，教育评价的'模式，教育质的规定性评价，教育量的规定性的评价，教育质和量变化的度的评价，教育评价的指标体系，教育评价的类型．其研究的基本原则有：客观性原则、理论联系实际原则、发展性原则和联系性原则．其种类包括目标评价、过程评价、条件评价、贡献评价等．[5]
教育评价（学）：教育评论学是研究教育评论现象和教育评论活动规律的科学．或者说它是研究教育评论的历史、现状，教育评论现象的
本质联系，教育评论工作的性质、任务和作用，以及教育评论工作的原则、方法的科学．教育评论学是与教育理论、教育史并列的一门教育学科．要建立教育评论学的学科体系，必须解决两大难题，即建立教育评论学的范畴体系和概念体系，并给予科学的揭示和阐述，使这些概念和范畴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同时，还要运用这些概念、范畴及其所固有的内在联系，采取科学的方法论证教育评论活动中最普通、最一般的科学原理；从而揭示出整个教育评论活动及其形成和发展的基本规律。教育评论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从根本上规定了教育评论学的学科性质和范畴．首先，教育评论活动是一种教育科研活动，它的直接结果是鉴别、评判教育文化的优劣，进而对教育界产生社会舆论导向作用；而教育文化本身及其所产生的依附于受教育者身心的精神产品，都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可见教育评论家属于研究意识形态和揭示教育评论活动的本质规律，建立完整的教育评论学学科体系。所以，教育评论学也属于基础理论学科。再次，教育评论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教育评论学涉及整个教育领域，内涵十分丰富。也可从不同视角，针对不同范畴建立多部门、多层次的分支学科（如：教育理论评论学、教育史评论学、教育行政评论学、教育家评论学等），所以教育评论学又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6]
二、关于教育评价相关概念与教育评价的关系
教育评价与教育测验的关系：教育测验是对人的知识、技能和能力以及其他某些心理特征的检测，是教育评价的一种手段，确切地说它是
教育评价获得评价信息的工具之一．教育评价获取信息的测验法就是来自于教育测验．
教育评价与教育统计的关系：教育统计是运用数理统计的原理和方法研究教育现象中的数量关系，通过数据的分析和处理确切地掌握教育
情况，也是教育评价的一种手段和工具。教育评价中获取信息的统计法就来自于教育统计。
教育评价与教育测量的关系：教育测量通过对学生知识的掌握、智能的发展、思想品德的变化、体质的状况以及教育活动的各个方面的测
定，为教育评价提供依据，是教育评价信息的主要来源．如果没有教育测量提供的资料，教育评价将成为无源之水，失去了作价值判断的依据，其科学性、准确性便无从谈起。另外，教育测量的结果只有通过教育评价才能获得实际意义，成为改进教育工作有参考价值的信息．[7]
教育评价与教育评估的关系：教育评价与教育评估是非常相近的两个概念，在许多场合是通用的。评价是精确的价值判断；而评估是估计
的、预测性的价值判断。在我国从政府的文件到学者的文章论著，以及教育实践都把评估与评价混用。我个人倾向于把教育评估的对象限定在以宏观、中观的复杂教育系统的战略性、预测性估价方面，对于微观的较简单的教育系统的过去和现存实态则作为教育评价的对象。
教育评价与教育评论的关系：教育评论是对教育文化的反思和展望，它的对象是以教育文化中的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为主的，以真善美作
为评论标准的观念活动。严格讲它与教育评价虽只一字之差，但它与教育评价分属于教育科学的不同领域，有着重大区别。比如，教育评价是一种管理活动，而教育评论则为观念活动；教育评价由评价机构按严密的程序实施，而教育评论则由教育评论家个人采用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评述；教育评价有明确的指标体系并要求量化，而教育评论无需指标体系更不用量化，教育评价的对象是具体的可控的，而教育评论的对象是抽象的，不可控的；教育评价的结果多用于改进工作，而教育评论的结果则多用于改变观念；等等。这不是说教育评价与教育评论一点关系都没有，它们的关系表现在教育评价的结果可以成为教育评论的论据影响教育评论，而教育评论的结果可以作为教育思想观念影响教育评价所依据的教育价值观。
三、从价值论角度看与教育评价相关概念的区别
唯物主义的价值论认为，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是人们把握客观世界和两种不同方式。两者反映的对象、意义和参加的心理成份都有着质的
区别。事实判断是以客体的本质和规律为对象的，它探讨客体“是怎样的“、”是什么“，探讨事物的现象、本质和规律等实体属性，即以理性认识这种抽象思维形式反映客体的本质及其规律。而价值判断是以客体与主体需要的关系为对象，它探讨客体的价值属性，即客体的社会意义------对社会需要意味着什么，它以多种意识形式-----认识（价值与事实判断）、情感（对价值的态度体验）、意志（对价值的自觉保证）等诸种形式的综合来反映客体与主体需要的关系。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教育评价对评价的对象不仅要借助教育测验、教育统计、教育测量进行量的测定和分析，而且要进行质的分析，
把所有考查绩效的材料和分析综合起来，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作出价值判断。从这里可以看出，教青评价行为是建立在事实判断基础上的价值判断．教育评价中的事实判断在于诊断与鉴别教育的性状，价值判断则是对诊断鉴别而得的结果或结论，按其价值取向进行合乎目的的推断和判断；事实判断是价值判断的基础，价值判断是事实判断的目的性追求。而教育评论是依据一定的教育价值观和教育价值取向，对教育的一种价值判断。从教育测验到教育评论是一个由事实判断向价值判断的变化过程，我们不能说教育测验丝毫没有价值判断，如在测验什么不测验什么的问题上是有价值判断的；同样，我们也不能说教育评论就无点滴的事实判断，教育评论需要通过事实判断的真凭实据作论据。
四、对教育评价学及其学科群研究的建议
教育评价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初步形成了学科体系，尽管概念、体系有待完善，但已为下一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与此相应的考
试学（研究教育测验的学科）、教育统计学、教育测量学、教育评估学、教育评论学都已有相应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共生的教育评价学科群。21世纪，要使这个学科群得到良好的发展，我认为首先对各个学科的研究范围有个明确的划分，尤其是对教育评价学要有合理的定位，不要再把考试学、教育统计学、教育测量学的内容纳入自己的努力范围，要让它们以独立的学科更好地为教育评价学服务。另外，教育评价学还要把属于教育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类的抽象的，教育评价无力评价的范围还给教育评论学，让教育评论学更快地发展．同时，要把教育评估与教育评价的关系处理好，可将两者合二为一，形成统一的学科．其次，各学科要明确自己的研究对象，形成概念体系和学科体系，把一些已成熟的概念和理论约定俗成稳定下来，逐步形成相对稳定的学科知识和概念体系。第三，要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加强理论研究，使其适应实践的要求，要积极总结实践经验并升华为新的理论，丰富和发展教育评价学学科体系．第四，要处理好引进与消化吸收的关系问题。无论是从国外引进的教育评价学理论，还是从教育科学界以外引人教育的评价理论都要结合我国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进行修正使其“本土化”和“教育化”。
综上所述，搞清教育评价相关概念的关系，对理清教育评价学科群内各学科的关系，促进该学科群的发展，为丰富和发展教育科学，加快
教育事业的发展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2] 参见曹延亭编著·《教育统计学基础》·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页
[6] 见刘尧著·《教育评价学》·中国文联出版社·版·第 7--23页
[7] 见侯光义著·《教育评价概论》·河北教育出版社·版·第58页
[8] 张玉田等编著·《学校教育评价》·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页
篇3：循证医学、中医学之“证据”辨析”论文
循证医学（EBM）即遵循证据的临床医学，强调在制订任何临床决策时都应该综合医生的专业知识和临床经验、当前最佳的研究证据及患者的选择进行考虑。中医学临床诊疗强调要因人、因时、因地而制宜,需辨证论治。两者均重视临床证据，但层次、角度不同。
1循证医学之“证据“
循证医学强调任何医疗决策均应建立在最佳科学研究证据基础上。循证医学之“证据”是研究“成果”，是采用科学的标准，对临床研究的有关文献资料，应用临床流行病学的方法以及质量评价的标准进行严格的分析与评价，被确认是真实可靠且有重要临床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随着科学的进步，证据不断更新，永居前沿。
循证医学的实践过程，就是结合医生自身的临床经验与外部的最佳证据对患者进行医疗干预；临床经验、外部证据和病人权益三者构成了循证医学的核心。因此，证据及其质量是循证医学的核心之―。在医学研究中，只要是医学基础研究或临床上存在的知识，都可视为证据。大规模多中心临床试验得出的结果是证据，一组临床病例观察甚至是个案报道也是证据，动物实验结果是证据，实验室观察也是证据，正确的结果是证据，错误的结果也有可能被当成正确的证据，临床证据是多样性也是无穷性的。但是，从循证医学的角度看，并非医学基础研究或临床上存在的知识都可视为循证医学的证据，循证医学所应用的证据必须是真实可靠，临床价值显著，经济方便，能被广泛应用，产生很好的防病治病效益的最佳的证据。在寻找符合循证医学证据时，首先应寻找可靠的系统评价，因为它综合了所有相关的原始研究，为医学决策提供了最全面、最可靠的证据；如无相关的系统评价，应寻找可靠的原始科学研究；如关于干预措施的效果，应寻找髙质量的大样本随机对照试验；而预后研究，除了大样本随机试验外，还应寻找高质量的队列研究;如未发现上述研究，可以搜寻正在进行的相关问题的研究情况。因此，最佳证据常来源于医学文献数据库。
2中医学之“证据”
中医学强调“辨证论治”，“证”是临床证型，是“症候群”，是中医临床诊疗的证据。“证”的`产生是机体在致病因素和条件的作用下，整体体质反应特征和整体与周围环境（包括自然界与社会）之间、脏腑经络与脏腑经络之间相互关系紊乱的综合表现，是生命物质在疾病过程中具有时相性的本质性的反应，是一种以临床机能变化为主的整体定型反应形式，它可随着病情的进退而时刻变化着。因此，“证”是疾病本质的客观反映，是有物质基础的；“证”是中医诊断疾病的证据。
几千年来中医临床观察及现代医学大量的实验研究都已经确认，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在各个不同的人身上总是有差别的，虽然其致病因素是相同的，但其临床证型与病理过程常常可以不同，证明了“证”与人的体质密切相关。体质是人体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形成的代谢、机能与结构上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往往决定着它对某种致病因子的易感性及其所产生的病变类型的倾向性。中医学中异病同证、同病异证，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中医学中特有的体质学说为基础的；如素体气虚、素体阳虚、素体阴虚、“湿家”、“酒客”、“衄家”、“疮家”等不同体质的个体，其患病后即有不同的临床证型出现。中医临床辨证论治就是对疾病过程中某一阶段所表现出来的各种临床症状、体征进行去伪存真，脉症取舍的多层次分析、归纳，把握住疾病这一阶段的病变实质，抓住临床表现的“证”，作为确定治疗法则和处方用药的依据。
篇4：循证医学、中医学之“证据”辨析”论文
3.1循证医学与中医学“证据”之内涵不同
循证医学之“证据”是医学科学研究之成果，可以是临床研究中获得对疾病的病理诊断、症候认识、药物干预、预后判断，也可以是实验室研究所得的对于疾病的理论解释,但必须是最佳的。中医学之临床证据——“证”，是疾病过程中某一阶段病理变化的外在表现,是以整体机能变化为主的，具有时相性的临床症候群，是临床辨证论治的依据。循证医学与中医学都重视临床证据，但两者证据的内涵是不同的；前者的“证据”注重的是对诊断和治疗结果的分析评价，主要用于指导临床决策。后者的“证据”重视患者个体的主观感觉和客观表现，主要用于诊断,并指导治疗。
3.2循证医学与中医学“证据”之作用相同
循证医学之“证据”与中医学“证”均属于临床诊疗证据。循证医学之“证据”来源于医学研究,服务于临床诊疗，借以提高临床医疗质量和促进医学的发展。中医学强调辨证论治，“证”是疾病本质的反映，辨证就是认识疾病的过程，是历代医家几千年临床经验的总结;论治就是治疗疾病的过程，强调“有是证用是药”，以“证”作为临床处方用药的证据，因而也就有了药证相应的治疗原则。随着临床对证、治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入，促进了中医学临床决策水准和诊疗水平的不断提高。
以张仲景《伤寒论》为例，《伤寒论》是第一部理法方药比较完善的医学著作，书中所阐述的辨证论治理论，不再是阴阳五行、脏腑气血等模糊抽象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证”。如原文第1条“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原文第2条“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为中风”。原文第3条“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为伤寒”。这些“证”反映了不同体质的人，在感受风寒后表现出来的不同临床表现，是在反复临床实践中得来的。“证”不但解释了疾病某一阶段病理变化的实质，而且为处方用药提供了依据，仲景云：“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书中记载的方药，每一昧药的应用和加减都有据可查，有证可循，每一条方剂均做到方证相应、药证相应，经得起反复临床实践的检验。如桂枝汤证，原文第12条“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桂枝汤方:桂枝(去皮）三两，芍药三两，甘草（炙）二两，生姜（切）三两，大枣(擘）十二枚。原文第13条“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桂枝汤主之”。麻黄汤证，原文第35条“太阳病，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者，麻黄汤主之”。麻黄汤方:麻黄（去节〉三两，桂枝(去皮〉二两，甘草（炙）一两，杏仁(去皮尖)七十个。药证相应它既非来自理论的推理，也非来自实验室的数据，更不是来源于动物实验的结果，是我们的祖先用自己的身体尝试百药后，从自己身上直接获得的用药经验，是最佳的临床实践证据。《伤寒论》的方被后世誉为“经方”，《伤寒论》的问世，使中医学的诊疗水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3.3医学“证据”的运用要有好的医生
循证医学提倡将医生个人的临床实践经验与最佳的临床证据结合起来,为病的诊治做出最佳决策，这是一个医生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忽视临床实践经验的医生即使是得到了最好的证据也可能用错，因为最好的临床证据在用于每一个具体的病人时，必须因人而异，结合临床资料进行取舍。“以患者为中心”，强调医疗决策时应针对患者的具体病情，结合丰富而可信的资料、证据来决定的理念，必须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医生来执行。
中医学更是强调医生的个人经验的重要，临床辨证不但要辨病人的症状和体征，也包括辨病人的体质类型和行为生活方式等许多属于个人特质的东西，辨证是一个综合的全面认识临床证据的过程。有效地获取可靠、有价值的临床证据，要靠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医生。中医治病的着眼点是整体，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体质特征,有不同的精神状态,有不同的临床表现，就有不同的治疗方药。
一位好的临床医生的临床经验也应是医疗实践的证据。虽然，临床经验作为“证据”，其科学性不足，可重复性也是有限的，但是，应用科学的方法把观察积累的临床经验升华为理性的知识，并用证据来证实“经验”本身的真实性，那么这种“经验”就能成为可靠的临床证据。
综上所述，循证医学是临床医学的新模式,循证医学不可能囊括临床医生所面对的所有问题，因为循证医学的证据远远少于实际问题；而中医学有着几千年的诊疗经验，中医看病历来讲究要“辨证论治”、“知常达变”，既要把握一般证治规律，又要洞察每个患者的特殊性，因而病人也就能获得最有针对性的治疗。在当今科学研究如此发达的时代，中医学如何借鉴循证医学的方法，研究、充实、发展中医临床诊疗技术，使中医学“辨证论治”的科学性更加肯定，创造出中医临床诊疗的新模式,是中医学发展的一个契机。
篇5：公共产品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关系之辨析论文
公共产品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关系之辨析论文
公共产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是西方财政学中的两大主流理论，正确地理解这两大理论体系各自的内涵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把握当代西方财政学的关键所在。但是，长期以来，国内外财政学界在关于这两大理论体系关系的问题上，存在着许多众说纷纭的说法。通常的见解往往强调两者之间的分歧，甚至连两大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斯格雷夫和布坎南都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而另一种见解则强调，尽管这两类理论之间存在着某些表面的差异，但就整个财政理论体系而言，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统一的。可被整合的。本文的写作目的正是在于具体阐述后一种见解的具体观点，并期待这一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对于西方公共财政学体系的理解，从而更好地为我所用。
一、规范的财政理论：公共产品理论
公共产品理论认定义公共产品、私人产品以及混合产品出发，论述了政府和市场各自的职责范围所在及其分界线。首先，公共产品所具有的非竞争性特征表明了社会对于该类物品或服务是普遍需要的；而公共产品的非排斥性特征则表明了收费是困难的，仅靠市场机制远远无法提供最优配置标准所要求的规模。在这样的两难处境下，政府机制的介入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其次，在私人产品的提供问题上，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均是可利用之工具，但广泛的经验事实表明，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市场机制提供私人产品往往比政府机制提供私人产品更有效率，主要的原因在于，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市场机制能够通过分散化的处理方式，更为有效地解决经济过程中的激励和信息问题。所以，总的来看，公共产品理论的结论是，政府机制更适宜于从事公共产品的配置，而市场机制则更适宜从事私人产品的配置，这实际上也就划定政府与市场的理论分野。当然，对于界于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的混合产品应如何处置的问题，根据上述推理，公共产品理论也同样给出了原则性的回答，这就是根据混合产品中公共产品性质或私人产品性质强弱的不同，或近似于公共产品处置，或近似于私人产品处置，或由政府和市场共同来提供。
通过上述对于公共产品理论的简明阐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公共产品理论所力图解释的是，政府机制应该承担何种职责，以及与此相关的市场机制又应该承担何种职责，而并无涉及政府和市场在实际中正在承担何种职责。因此公共产品理论显然应归入规范研究的范畴，也就是关于“应该是怎样”的研究。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一理论明确定义为财政学理论体系中的规范研究部分，或称之为“规范的财政理论”。
二、实证的财政理论：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的要旨在于，它认为公共政策的生成是社会中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利益矛盾折衷、平衡的结果。这一理论秉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优良传统，始终坚持以利益分析的方法来分析政府机制运作的全部实际过程，使西方财政理论界展开了一次“向新政治经济学回归”的历程。
我国财政理论界的部分研究者在对公共选择理论的理解上把注意力过分拘泥于诸如“直接民主制”、“代议制民主制”、“单峰型”、“双峰型”等理论模型之上，并进而得出公共选择理论不适用于我国财政实践的结论。其实，既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之下，社会的不同利益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而政府的有关政策也必定是这些矛盾平衡的产物，因此，当抽象掉一些具体形式内容的不同，着重从其理论精髓的角度来理解时，公共选择理论对于分析我国的公共政策和财政政策生成及执行的实际过程，仍然是有着很强的理论借鉴意义的。比如，最近几年国有股减持几上几下的实践，就可以充分反映出利益矛盾对公共政策生成和执行的制约。
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公共选择理论的作用在于分析政府或财政过程的实际状况是怎样的，是对于客观状况的一种解释，并不涉及“好恶”等主观判断。因此，同样非常清楚的是，公共选择理论应归于实证研究的范畴，也就是经济分析中关于“客观事实是怎样”的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公共选择理论所实证的并不仅仅是政府或财政过程的表象，它力图说明的是之所以产生这些表象的内在根源，即利益矛盾。为此，公共选择理论在实际上构成了财政学理论体系中的实证研究部分，或可将之称为“实证的财政理论”。
三、公共产品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的关系
通过本文以上的分析，我们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一个完整的公共财政理论体系中，公共产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是不可或缺的两大支柱。
公共产品理论旨在说明一个理想的政府机制应该是怎样的。这一规范研究完全是有必要的。尽管在现实中，任何实际的政府机制总是和理想化的政府机制会有着或大或小的差距，但这并不能表明我们确立一个理想化的政府模型是不必要的，相反，只有确立了理论上的最优化模型，我们才能够辨别清楚经济活动所应努力的方向，并对现实经济状况作出适当的合意性评价。这就如同在实际的考试中，很少甚至没有学生能够达到100分的标准，但确立100分这个最优标准仍然是必需的。因为，只有确立了这样一个标准，才能够很好地解决两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其一是，究竟向哪一个方向变化才是好的，100分抑或0分？其二是，如果有一个学生成绩为70分，而另一个为80分，哪一个更为优秀一些？要回答这两个问题，都必须确立一个参照的标准，而100分就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标准。以此观之，公共产品理论的意义正是在于提出了一个政府机制应该怎样做的规范化标准并为实际中的财政机制变化指明了方向和提供了评判依据。
但是作为一个完整的财政理论体系而言，仅有规范理论是不够的，因为仅仅停留在“应该怎样才是做得最好”的分析上，而缺乏改变现状的实际方略，财政学研究仍然不能很好地服务于经济实践。要想针对现实的经济状况提出切实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来，就必须很好地分析实际的经验过程究竟是怎样的，以及主导这种状况的深层次因素，因为进一步政策的制定将同样很可能受到这些客观存在的深层次因素的制约，也就是说，要使得理论研究能够很好地指导实践，不仅需要规范理论指明前进的大方向，而且必须通过实证研究牢牢地把握经济环境中的客观制约因素，这样才有可能制定出既符合正确的方向、又切实可行的改进方案来。财政理论体系的建设同样如此。而公共选择理论正是当代西方财政理论体系中解释客观财政现实究竟如何，以及为何是这样的理论。
因此，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作为规范理论的公共产品理论和作为实证理论的公共选择理论之间的关系，应是统一的和相辅相成的，它们共同构成了西方财政理论的完整体系。
四、几点说明
之所以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会强调公共产品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的'差异，而相对忽视其统一性，其原因可能有下述两点：
1.混淆了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界限。在以萨缀尔逊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研究中，这是一个常见的问题。比如，在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中，当某国处于通货膨胀状态时，财政政策应该是紧缩的，这一观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显然属于规范分析的范畴，但是，当上述结论被不恰当地转换为“一国出现通货膨胀时，其财政政策就会是紧缩的”，就极有可能产生错误。因为，在利益刚性的制约下，即使在通胀期间，财政支出也有可能不仅难于下降，反而还发生实际的上升趋势。之所以在分析中发生这样的误解，就是因为后者关于事实是怎样的判断属于实证分析的范畴，不能简单地用规范分析来予以解释，否则研判的逻辑就变成了“应该是怎样，就会是怎样”，而这一逻辑显然不会是合理的。又比如，在证券市场的研究中，“有效市场”概念属于一规范分析之范畴，用于说明证券市场之最佳状态，毫无
疑问是有着极大的理论价值的。但如果在实证研究中把有效市场假设和真实市场相混淆，则必然又会产生一些不正确的结论。同样的道理，由于公共产品理论的始作涌着正是萨缀尔逊严而马斯格雷夫等也都深受新古典综合范式的熏陶，因此，在如何认识公共产品理论在整个财政理论体系的地位的问题上，同样产生了混淆规范分析方法和实证分析方法的错误。也就是说，公共产品理论本来的任务是提供一个理论上所确立的最优化政府模型，从而在财政研究中确立价值评判的标准和指明实践改进的方向。但是，新古典综合学派却不恰当地把它用于解释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和财政活动的实际过程，并且得出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和财政活动就是公共财政的结论。而事实上，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和财政活动在实际中究竟如何的问题，是由利益较量所决定的。因此，分析这一问题必须使用实证的财政理论，而非规范的财政理论。
2.正是由于新古典综合学派混淆了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范畴，并在这一泥潭中难于自拔，他们的逻辑进而发展为：既然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是公共财政，是符合最优经济假设的，因而政府干预经济必定成功，所以，政府应大力干预经济。这就进一步导致了与布坎南等为首的公共选择学派在政策层面上的分歧。因为公共选择学派既然重视实证过程，就必定重视这些实证过程背后的利益矛盾制约，也就是政府政策所受的制约，并因此得出政府干预经常是无效的结论，所以不主张政府积极干预经济。这也就是所谓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观”。当然，在这一分歧发展的过程中，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过度地强调政府干预的无效性，也是导致分歧扩大的另一方面原因。
通过以上对于分歧产生原因的探讨，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公共产品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是统一的、可被整合和应被整合的。因为分歧产生的原因并不在于理论本身，相反，恰恰是导源于对相关理论的误用，没有把握好相关理论在财政理论体系中的相对位置。
五、借鉴意义：整合的财政学
通过对公共产品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关系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对于构建我国财政理论体系十分有益的可借鉴之处。这些可借鉴之处主要包括：
1.完善的财政学理论体系必须有两大组成部分，即规范的财政理论和实证的财政理论。缺乏了前者，我们就有可能迷失努力的方向或很难对财政现实作出适当的全意性评价。而缺乏了后者，我们又很难把握财政现实之所以形成的客观原因，而解释不了这些原因，也即政策制订和实施中的客观制约条件，就不可能真正地使理论为实践服务。总之，规范理论体系是必须的，但仅有规范理论体系又是不够的，唯有依靠实证理论体系的支撑，才有可能使得规范理论体系所描述的最优化目标得以在实现中被逐渐趋近。
2.在构建我国财政理论体系的规范理论体系部分时，西方财政学中的公共产品理论是可以被借鉴的。尽管，西方国家的财政现实不可能达到公共产品理论所要求的规范标准，新古典综合派将这样一个理想化的目标与现实混为一谈是错误的，但这并不妨碍这一最优化目标是值得借鉴的。而且，社会主义国家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政府职能逐渐转化的条件下，也确实越来越趋近于为社会所有公众的公共利益作出最大限度服务的最优化目标，所以，公共产品理论只要定位恰当，完全是可以作为我国规范财政理论体系的基础理论的。
3.在实证理论体系部分的构建上，我们可以在通过借鉴公共选择理论的合理内核，也就是利益分析的现代方法，进一步发展国家分配论，使其适应新的形势，与时俱进，更好地解释和把握我国的财政现实。之所以有可能做到这一点，首先，从理论渊源上而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精髓之一正在于秉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利益分析的方法，无论是对资本主义企业的分析，还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析，用利益分析的方法看待问题都是一以贯之的；而公共选择理论的思想渊源同样是基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利益分析的良好传统。其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尽管阶级矛盾已经消失，但社会不同阶层、不同个人之间的利益矛盾仍然客观存在，因此公共政策是利益折衷和平衡的产物这一客观现实仍然存在，在政策制订过程中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和调和各方的利益这一事实同样没有改变。所以，坚持利益分析的方法，做好实证研究，是财政理论体系所要解决的又一重大问题。
4.将各种有差异的财政理论，在充分发掘其合理内容的基础上，求同存异，最大限度地整合起来的研究方法，同样有助于我们完善财政理论体系的建设，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发展和改革实践。
篇6：相和大曲的基本形构之再辨析教育论文
相和大曲的基本形构之再辨析教育论文
相和大曲是我国汉魏时期集歌唱、舞蹈、器乐为一体的综合音乐形式,在我国传统音乐发展史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对后世宫廷和民间大型歌舞音乐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力。因此,相和大曲的每一组成部分都具有不可估量的研究价值,而其基本形态结构一直是相关学术领域研究探讨的热点,不少学术界的前辈对其奉献丰硕研究成果的同时,也留下了值得反复探索论证的疑点和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目前,关于相和大曲的基本形构的组成有几大说法,一种是根据历史文献资料《乐府诗集》卷二十六曰:“又诸曲皆有辞、有声,而大曲又有艳,有趋、有乱。辞者若羊吾夷那河之类也,艳在曲之前,趋与乱在曲之后……”(郭茂倩1979;376)和《历代乐志律志校释》之《大曲》中的记载,大曲的结构形式一般分为“艳、曲、趋、乱”。艳,即华丽抒情的乐曲,有带歌词和不带歌词两种(杨荫浏认为,“艳”也指一种舞蹈动作)。曲,即为正曲,大曲的主要组成部分,集歌唱、器乐、舞蹈三位一体。趋,也由歌舞乐组成,较正曲快速。乱,大曲的结尾部分,节奏紧张急促,“惟此有音乐,合舞而多不歌,歌者甚少”。
学者王同在其论文中将《宋书・乐志》中记载的十五首歌舞大曲的歌词进行比较后把相和大曲的基本结构分为序曲(艳:但曲:歌乐)――曲(慢速的歌舞乐)――解(但曲)――趋(快速的歌舞乐,也有不歌)。去掉了“乱”,增加了“解”这一形式结构。这里“解”的意义引用了杨荫浏的观点,即指不需歌唱的器乐演奏或器乐伴奏舞蹈的形式,有一定的音乐内容。袁静芳主编的《中国传统音乐概论》中也将“解”定义为器乐演奏或伴奏的舞蹈音乐,速度较快,可插入多次反复的'歌曲或器乐曲后面演奏,插入次数多少不拘。杨荫浏亦认为“趋”和“乱”为大曲同一类组织形式,不同之处在于“趋”为歌舞乐形式,“乱”为歌乐形式。
当下较为普遍的另一种分法是“解、艳、趋、乱”,其中“解”指大曲的主体部分,组成大曲的每一小曲为“解”, 它包括多段歌唱曲及每段后面的“解曲”,其歌唱部分重于抒情、中速,大曲一般至少有2――8解。第三种分法较前两种分法大相径庭,其中的“解”包含了正曲和解曲,如学者刘亚男所讲:“‘解’是表示正曲段落或乐句的量词,并非具有特定音乐功能和内容的器乐插段”。“艳”则指大曲中艳丽、抒情部分,可能是歌或不歌的舞乐。“趋”与“乱”的不同之处大致在于“乱”比“趋”更加急促、激烈,“可能没有舞蹈与它配合”(吴钊、刘东升《中国音乐史略》。
笔者对当下相和大曲形式结构的研究现状产生了一些疑问和自己的见解。
1、“乱”的定义为何存在歧义?《大曲》:“乱,此犹北曲中之煞尾。惟此有音乐,合舞而多不歌,歌者甚少。”清晰指出,乱是可歌可不歌的舞曲,而杨荫浏则认为乱是以歌乐形式存在的,没有舞蹈。“乱“的形态起源于商周时期的大型歌舞,例证有:①周代殷商后裔宋国公室祭祀祖先的乐曲《商颂》,战国屈原作词的楚声《招魂》,均由若干段组成的乐曲主体与结束部“乱”联成。它们与相和大曲《白头吟》“曲D乱”的结构形式几乎完全相同。②创作于西周初年的大型乐舞《武》已由引子─乐曲主体五段(五成)─乱(一成)3大部分组成,与相和大曲的大型曲式相比,除没有“艳”与“趋”外,其基本结构已大体具备。由此可以看出,乱的形态结构早于艳和趋的存在,并流传已久,而趋与乱的区别仅在于“歌或不歌“,趋极有可能是从乱中分化而来的,并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代替了乱的使用,这也许就是史料少有记载使用乱的大曲例子的原因。然杨荫浏提出从歌舞音乐角度称之为趋,从歌唱音乐角度称之为乱,本人持相反意见,一是有《大曲》为证,二是从商周开始,“歌舞伎乐时代”皆是乐舞先于歌唱,乐舞的发展应该比声乐更加成熟,为何到了相和大曲,乱却要摒弃乐舞,只保留歌唱?
2、“艳”和正曲之间的关系,根据《大曲》中记载;“始,似为但曲,有音乐而不歌。艳有歌亦有不歌,惟不歌者较少。”相和大曲一开始应该是一段纯器乐曲,而“艳”是歌或不歌的乐曲。如果杨荫浏根据字义的推断正确,那么“艳”应是歌或不歌的舞曲,从音乐形态结构判断,“艳”也应属于正曲的一部分。把“艳”作为序曲,是因为和正曲所要表达的音乐内容和思想感情的不同,实际上,艳不但出现在正曲前,还出现在正曲后“趋”前,说明艳对正曲既有说明引介,又有补充总结的作用。
篇7：浅析组织行为研读:职业能力和创业素质在校培养之重论文
论文关键词：职业能力 创业素质 组织行为 知行教化 社会知觉
论文摘要：人的高度组织化是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产物。对即将加入职场的大学生而言，组织中的行为是不可或缺的学习内容，学习《组织行为学》课程是大学生在校培养职业能力和职业素质的重要途径，对大学生具有实践预览与知行教化的作用，可以改善大学生原有的认知与行为，提升大学生的情绪智能，提高大学生的职业成熟度。
对个体行为与组织行为的认知与调适能力是大学生职业能力和创业素质的重要体现
立志创业的学生有追求成功的意识，但对个体行为与组织行为的感知与深入研究不多，人际知觉度不高，职业能力有待磨炼，管理认知更需要提升。培养大学生职业能力和创业素质是学校人才培养的重要任务与课题，加强在校阶段的学生职业能力和职业素质的培养，对大学生适应新员工角色、成长为优秀员工，对大学生创业者走向成功，意义重大。学生职业能力和职业素质培养的重要性早已得到认同，但是大多数学校的做法仍局限于个体层面的教育，如创业意识教育、职业生涯规划教育、职业素质教育等等，强调的是学生的自我提升。然而，作为创业者，不仅需要自我管理能力，更需要团队合作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及领导能力。对个体差异的理解、对个体行为的洞察、对群体心理、对员工群体行为、对组织行为的认知与把控能力，更是大学生今后适应创业环境、适应管理角色、开展创业实践的重要基础与保证。在校阶段开阔视野，学习有助于创业开展的人际技能、情绪智能，研究群体、研究组织行为，关注管理能力、关注领导力培养是不可或缺的。对个体行为、组织行为的认知与调适能力是职业能力和创业素质的基础体现，对立志创业的学生而言，职场之路和创业践行应该“先知而后行，其行更有所得”，在校期间，选择《组织行为学》的研习是大有裨益的。
篇8：浅析组织行为研读:职业能力和创业素质在校培养之重论文
在组织中工作的人们只有理解组织中的行为，理解员工互动的行为方式，才能更有效地在组织情境中工作。在校期间研习《组织行为学》，增强理解、预测、影响组织情境下自己和他人行为的能力与素质，对大学生创业起步的指导意义非凡。
组织行为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20世纪40年代出现的，是研究人们在组织内外如何思考、感受进而指导自己在组织中行动的学问。它采用系统方法，运用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多学科的知识，研究个体、群体以及组织结构对组织内部行为的影响，揭示各种组织中人员彼此相互作用条件下的心理、行为和人际关系。对组织行为学的学习与研究可为大学生在校的社会成长提供丰富的营养，促使大学生在就业创业前以清醒的旁观者的姿态，全面感知和审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互动，研究提高对人们行为活动预测、引导和控制能力的策略和途径。对组织行为学的研习，能使大学生在校阶段就能拥有对创业实践的全局过程预览与典型案例思辨能力，是大学生在校阶段职业能力和创业素质培养的重要途径。
《组织行为学》提供了组织活动预览和多层面行为的知行教化
人的高度组织化是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化的产物。组织中个体、群体以及组织结构对组织内部行为有着复杂的影响，从个体行为来看，人类所具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点，使人的行为变化多端，同一情境下，不同的人的表现差异很大；同一个人在不同情境下的行为也有很大差异。从群体来看，群体行为不是个体行为的简单相加，人们在群体中的行为与人们独处时的行为是有差异的。《组织行为学》将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用多学科的知识、系统研究的方法、权变的策略、多层面的分析、开放的系统观解读组织，可使学生学习多学科的知识，分析和理解组织情境，体验全球化给组织带来的巨变、给创业者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学习从个体、团队和组织多层面解读人的行为，以权变的方法和开放的理念理解组织活动，预测人的行为，达成组织目标。《组织行为学》的学习和实践潜移默化地改善着学习者的思想与素质，有助于引导大学生在以下方面的职业能力和创业素质的培养：
（1）提升自我认知，逐步塑造自身人格；
（2）开展社会学习，改善组织知觉；
（3）把握情绪、态度和压力，逐步改善情绪智能；
（4）学会识别问题和机会，优化个体决策；
（5）学会全面感知团队问题与过程，提升团队合作能力和团队管理能力；
（6）不断认知沟通渠道，学习改善个人沟通与组织沟通；
（7）不断认知权力与影响力，学习影响他人；
（8）不断认知认知冲突，学习冲突管理；
（9）不断认知组织，学习组织文化，适应组织变革；
（10）不断自我实践，锻炼领导力。
《组织行为学》是大学生创业者不可或缺的课程，可使大学生在进入社会前就系统地认知人在组织中的行为与心理，了解个体行为、群体行为、组织行为的调控。可以启发大学生对组织的认知，使其深刻理解创业者的角色能力要求，对创业者今后的创业行为具有极其重要的知行教化作用。
《组织行为学》的研读将深化大学生的.社会知觉，缩短大学生的社会化适应期
在走上社会后，大学生将来无论处于怎样的组织中，从事何种工作，组织行为与其必将有关。作为组织成员，必须了解组织历史和物理布局、了解组织战略、了解组织的绩效期望、了解组织的权力机制、感受组织的社会活力；必须融入组织，熟悉工作程序，履行员工绩效行为，体验工作场所的情绪与压力；必须适应组织氛围，面对团队中的冲突，体验组织各层级之间的沟通，在碰撞与调整中加强人际关系，实践新角色行为，解决工作与非工作之间的冲突，适应企业文化与企业变革。 《组织行为学》揭示的组织内行为，可为大学生提供角色实践的全局感知，组织内的管理预览和模拟实践，对于即将成为新员工的大学生而言，有很强的认知提升作用，有很强的人际感知作用，有很强的实践导向作用，将深刻地改变大学生的角色知觉和社会知觉，使大学生对自己作为组织员工的行为与心理成长要求有整体的感知、理性的把握，使大学生对自己未来的团队建设与组织变革进行全局的预览和理性的解读。这对大学生就业后的积极态度、工作业绩、合作精神，对其在组织中扮演更重要角色时的正确决策具有工作价值观引领作用、团队实践指导作用、人际行为参照作用及自我情绪和压力调适作用。组织行为预览与感知可以深化学生的社会知觉，缩短大学生创业者的社会化适应期。
组织行为的案例模拟可促使大学生换位思考，引导大学生的职业能力和创业素质的自我培养
组织行为的案例将组织与现实工作中所发生的真实事件有机地结合起来，可让学生在置身社会环境前，就全局预览并分层解读组织环境与行为，使学生在创业前就能预览和解读组织中的个体行为、群体行为、组织行为，使学生感知个体的差异、能力的差异、人格的差异、价值观的差异、态度的差异、工作满意度的差异等。《组织行为学》创设的案例模拟，可以锻炼学生置身于复杂的人际与工作情境中进行分析、判断并采取行动的互动能力，组织行为的案例模拟，可以促使大学生换位思考，增强学生的情绪智能，引导大学生职业能力和创业素质的自我造就。
对于立志创业的大学生而言，所追求的已不局限于对自身资源和能力的有效利用，而是扩展为对组织资源、社会资源的调用。组织行为学案例模拟可让大学生学习识别问题与机会，见识个体决策的理性选择参照，预先感知和体验所有创业团队都必然会遭遇的权力、影响力、沟通障碍、冲突、变革等问题，更能使大学生预定位于管理者的角色地位，以管理者的视野开展思考，结合实际深入解读组织行为，解读组织结构的构建、组织文化的创建、组织冲突的管理、组织效能的激发等等，思考并探寻在组织的复杂工作情境中进行分析、判断并采取行动的策略，必将对即将走上创业之路的大学生尽快适应角色、提升领导力产生潜移默化的导向性影响。
先知而后行，才能有所作为。《组织行为学》对组织的实践预览与知行教化作用，可使大学生对组织现象进行全面、系统的感知，改善大学生原有的认知风格、心理模式及行为方式，提升认知能力和心理能力，提高情绪智能，使大学生在就业和创业实践中加速社会化适应，引导大学生职业能力和创业素质的自我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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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乘人掉车之机拿包的行为应如何定性论文
乘人掉车之机拿包的行为应如何定性论文
[案情]
2004年3月7日上午，魏龙兵从吉水县城搭乘公共汽车往南昌市，坐在最后一排座位上。当汽车行驶到新干县附近时，驾驶员停车加油。坐在魏龙兵旁边的乘客毛昌仁将随身携带的一只塑料袋（内有用报纸包住的一捆钱共20000元及一件上衣）放在自己的座位上，下车方便与购买食物。当客车加油完毕，驾驶员未清点旅客是否都已上车，即启动车辆继续行驶，毛昌仁因此掉车。此时，魏龙兵发现毛昌仁未上车，便将毛放在座位上的塑料袋取过来，见袋内有一捆钱，便偷偷地拿出钱来，藏在自己的衣袋里。毛昌仁掉车后，急忙拦截“的士”追赶十余分钟赶上客车，上车后发现那捆钱不见了，便询问周围旅客是否有人拿了。见无人出声，毛昌仁便叫驾驶员返回将车开往新干县公安局，由公安人员处理。这时魏龙兵出来阻挠，讲自己到南昌有急事，如果耽误了谁也负担不起，不同意将车开往新干县城。驾驶员不理，径直将车开往新干县公安局。在公安人员的教育下，魏龙兵承认拿了毛昌仁的钱，并当场交出。
[分歧]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魏龙兵的行为是否构成盗窃罪，有两种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魏龙兵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乘客毛昌仁的一时疏忽而掉车，对其放在座位上装有20000元人民币的塑料袋已失去控制，这些财物属遗失物，魏龙兵将其中的20000元捡起来意图占为己有，其行为仅属于民法上的恶意占有，属于不当得利，不构成犯罪。
另一种意见认为，魏龙兵的行为已构成盗窃罪。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即魏的`行为已构成盗窃罪，理由如下：
1、毛昌仁放在座位上的财物不属于遗失物。所谓遗失物，是指由于持有者一时疏忽而脱离了自己和有关人员控制范围的财物。其特点是：持有人不知该物失落何方，自己也难以寻找。而本案中的毛昌仁虽然因掉车而把财物遗留在自己的座位上，暂时脱离了自己的控制，但他对这些财物的存放地点是清楚的，并且立即另行搭车追赶寻找。同时这些财物暂时脱离了毛昌仁的控制，但汽车驾驶员、售票员对其仍有控制、掌管的责任，实际上这些财物也仍在驾驶员、售票员的控制范围之内。因此，魏龙兵取走的财物，与在无人控制的场所捡得遗失物是不同的。
2、魏龙兵的行为不属于不当得利而是盗窃。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根据或者合同根据，因他人财物受到损失而获得利益。不当得利人在获得利益之前，并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故意，即使是恶意占有，也只是不当得利人在取得不当得利时，明知没有合法根据而接受，并且不当得利的事实出现，往往是对方或第三者的过错造成的，而不是由于不当得利人的违法行为所造成。从本案看，魏龙兵发现同车乘客毛昌仁，因掉车而留下装有巨款的塑料包时，即产生了非法占有这20000元钱款的故意，并且乘人不注意时偷偷地将包内钱款取出，藏在自己的衣袋里。当失主毛昌仁赶回查找时，魏仍默不作声，不肯承认自己拿了钱，并且阻挠把车开往公安机关查处。这足以表明魏龙兵在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20000元钱款的故意，并在客观上也采用了秘密窃取的方法将20000元钱款藏入自己衣袋的行为，其行为完全符合盗窃罪的特征，构成了盗窃罪。
★ 同义词辨析
★ 病句辨析口诀
★ 六级近义词辨析
指使肇事人逃逸的行为之辨析论文（整理9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