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寂寥非人间”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11篇李某的行为是否构成挪用公款罪论文，以下是小编整理后的李某的行为是否构成挪用公款罪论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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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李某的行为是否构成挪用公款罪论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 ，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构成挪用公款罪。在本案中，李某将公款挪用给矿产局使用的行为算不算“归个人使用”呢？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4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二十七次会议通过）中规定，“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这里的“其他单位”既包括非国有单位，也包括国有单位。
这样，对于挪用公款归其他单位使用的情形，只要具备“谋取个人利益”这一要件即构成挪用公款罪。本案中李某虽未获得个人可见利益，但其为情妇谋取的利益，既非国家利益，又非集体利益，当然属于个人利益。当然，这里的“个人利益”，不仅仅限于本人利益。
篇2：本案吴某的行为是否构成重婚罪论文
本案吴某的行为是否构成重婚罪论文
案情：3月，吴某经人介绍与张某相识后恋爱，同年12月，双方到民政部门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婚初，双方感情尚可，但吴某生育一女孩后，双方为了孩子问题经常发生争吵。9月，在一次激烈争吵后，吴某赌气离家外出打工。后结识男青年刘某，双方产生感情，并于20同居，3月生育一子取名刘天。3月，吴某返乡要求与张某离婚。张某得知吴某在外与人同居生子后，非常愤怒，于3月30日以吴某犯重婚罪为由向当地法院起诉。
争议：第一种意见认为，吴某在未与其合法丈夫张某解除婚姻的情况下，又在外与他人同居生子，已构成事实上的重婚，应依法追究吴某重婚罪的刑事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吴某在其婚姻存续期间虽与他人同居生子，但并未以夫妻名义同居，也未办理婚姻登记，不符合重婚罪的构成要件，因此不构成重婚罪，应依法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
评析：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是：根据我国法律规定，重婚罪是指有配偶而重婚，或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构成重婚罪在客观上必须有重婚行为，即（1）已经结婚的'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又与他人结婚，这种结婚可以是通过不法手段取得了合法手续登记结婚或者虽未履行结婚登记手续，但正式以夫妻关系共同生活的事实婚姻；（2）没有配偶的人，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由上述分析可知，妻子跑到外地与他人同居生子，如果其与同居人是以夫妻关系正式生活的，属于事实婚姻，其行为构成重婚罪；如果其仅是与同居人共同生活，并非对外声明是夫妻关系，则属非法同居，虽然是不道德的，但不构成重婚罪。
本案中吴某与张某为合法夫妻关系。吴某虽然在婚姻存续期间与刘某同居生子，但对外并未声称是夫妻关系，也未办理婚姻登记手续，依据上述分析仅为非法同居，不符合重婚罪的构成要求。因此，对吴某不能以重婚罪定罪处刑。
篇3：以帐抵帐是否构成挪用公款罪
以帐抵帐是否构成挪用公款罪
[基本案情]：
被告人常某，系某村村长，4月18日他用县市政建设指挥部给本村出据的118000元征地补偿费欠条，抵交个人应交县市政建设指挥部土地出让金115325元，直至11月22日才还清全部款项。
[分歧意见]
第一种观点认为，以帐抵帐后，应视为指挥部将补偿款拨给村民委员会。被告人常某在管理本村土地补偿费的过程中，挪用本村公款归个人用，数额较大，且超过三个月未还，依据204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人员”问题的解释精神，应定挪用公款罪。
第二种观点认为，以帐抵帐属债务转移，被告人常某挪用的是欠条而不是现金，因此被告人虽然利用职务便利将债务转移，但其行为不构成犯罪，应属民法调整范畴。
[评议意见]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
一、从挪用公款罪的'对象上看，挪用公款罪的对象有两类：一类是公款，另一类是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简称特定款物。所谓“公款”，是指公共款项。特征有二：一是公共的，包括国有款项、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款项和用于扶贫和其他公益事业的社会捐助者专项基金的款项，以及在国家机关、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运输中的私人所有的款项。二是“款”，既包括人民币、人民币外汇券和外汇券，还包括汇票、本票、支票、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欠条非现金。非有价证券，只是一种请求权，是一种不完全的所有权，因此欠条不是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
二、从法律关系上看，刑法调整的是刑事法律关系。以帐抵帐前，本案是两个债权债务关系，即村与指挥部、指挥部与被告人。以帐抵帐后，因债权债务混同，指挥部的债权债务消灭，形成村与被告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尽管被告人利用职务便利，但也不能改变其与村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性质。
综上所述，欠条不是挪用公款的对象，以帐抵帐属民事法律关系，因此被告人常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篇4：李某的行为如何定性论文
关于李某的行为如何定性论文
一、简要案情
某日下午，犯罪嫌疑人李某同其兄魏某乘坐“长治——黎城”大客车返家。李与本县物资局郭某同坐双人车座。客车行至潞城段时发生故障，司机把车停下后进行修理。车上的大部分乘客下车等候。郭某下车方便时李某已不在车上，于是郭便让身后的一女乘客代为照看一下东西（食品塑料袋内装衣服及生活用品），郭某未告知内有巨款。
客车修好后，司机也没有清点一下乘客人数就继续往回开。途中李某见同座人没有在车上，座位上放置的水杯滚落在地上也无人照管，便帮忙收拾了几次。到达目的地后，李某就将散落的水杯收拾起来，提上塑料袋与其兄魏某一起下了客车。负责照看东西的女乘客以为李某与物主是一块的，也未加阻拦和询问。下车后，魏当即问李这是谁的东西，李说是同座一乘客的，不知何时已下车，可能不要了。李回到家后，打开塑料袋发现内装人民币14400元，9月12日夜，李将包内的身份证、名片、合同纸等烧毁。
当郭某方便后见客车已经走了，于是就报了案。破案后，巨款已如数退回原主。
二、意见分歧
关于李某的行为该如何定性，存在有三种不同意见：
1、李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
本案中李某在客车中途停车时，明知同座乘客下车未上，也知道塑料袋系同座乘客所有，却乘其不在场时，将塑料袋偷走，完全符合盗窃罪秘密窃取的特征。故李某的行为应定为盗窃罪。
2、李某的行为构成侵占罪
《刑法》第270条规定：“将他人的遗忘物或者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交出的，应定为侵占行为。”分析本案，李认为此物无人照看，认定是他人的遗忘物，遂下车后就拿走了该物品，李某在主观上出于故意，且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表现为非法占有，故李某的行为构成侵占罪，法学论文《李某的行为如何定性论文》。
3、李某的行为构不成犯罪，仅属于民法范畴的不当得利。
结合《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之规定来看，李某的行为更符合不当得利。
三、分析本案，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
理由是：1、本案中李某并非积极主动地实施违法行为，只是在下车的时候，将郭某的遗留物从不负责的临时保管者眼前取走的，并未采取秘密盗取之手段，且李某也不知内有巨款。案发后李又将巨款如数退出，其行为不符合盗窃罪的主要特征。2、郭某在下车方便时，托后座的女乘客帮助照看一下物品，但对于李某来说，并不知二人有此委托关系。途中物品散落在地无人照看，李还帮忙收拾几次，在其下车时，认为物主已经不要该物品，遂拿走该物。李当时并不知其中有巨款。且案发后，李能主动退还物品，不存在拒不交出的性质，故也不能定为侵占罪。3、虽然郭某在下车时交由他人代管，但代管人对保管的财物被第三人取走时不加以说明不加以阻拦，致使李某取走了郭某的遗留物。李在回到家后，发现巨款，却没有积极寻找失主，而是将其中的身份证、名片、合同纸等烧毁，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
本案中，李在代管人员疏忽的情况下所取得的利益属不当得利，应当返还。不当得利的成立应具备下列要件：1、须一方受益；2、须他方受到损失；3、获得利益与受到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4、须无合法根据，故其利益不受法律保护，获益人应将其所获得的利益返还给受损失的人。
本案中，李某虽说他有烧毁证件的行为，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构不成犯罪，因此李某的行为应属于民法范畴的不当得利。
篇5：王某的行为是否构成交通D事罪
王某的行为是否构成交通D事罪
王某的行为是否构成交通D事罪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 肖晖
案情
被告人王某，男，26岁，汉族，养殖户，住江西省吉水县八都镇某村。
11月2日上午，被告人王某在八都圩镇购买了100公斤鸭饲料，然后骑自行车驮回其养殖场。途经一下坡路段时，因刹车失灵，将横穿公路的被害人曾某撞倒在地。事发后，王某虽将曾某送到当地卫生院抢救，但曾某终因伤势严重而于次日死亡。
分歧
对本案被告人王某的行为如何定性存在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王某的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其理由是本案被告人王某驾驶非机动车（自行车）违章肇事的行为，一般只能给特定的个别人造成伤亡或有限的财产损失，不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因此，应定为过失致人死亡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王某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其理由是王某的行为虽一般只能造成特定的个别人的伤亡或有限的财产损失，但不能因此而否认其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因此应定为交通肇事罪。
评析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利用大型的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工具从事交通运输活动，违反规章制度，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应定交通肇事罪是没有异议的。但是，对于利用非机动车，如自行车、三轮车、马车等，从事交通运输活动，违章肇事，使人重伤、死亡，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却存在不同的看法，本案即是一个典型例证。第一种意见的过失致人死亡罪属侵犯人身权利罪，而后一种意见的交通肇事罪则属危害公共安全罪。这两类犯罪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其根本区别在于：侵犯人身权利罪是以特定的`个人为侵犯对象，其可能造成的损失范围有一定的限度。而危害公共安全罪可能受到损害的对象却是不特定的。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行为一旦实施，其本身就含着使不特定的多人的生命、健康或者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危险。对本案进行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王某的行为所侵害的对象是不特定的，其行为符合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特征。因此，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认定王某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较为合理。
篇6：张某的追赶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论文
张某的追赶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论文
案情：
7月12日傍晚，张某与周某在发廊里因琐事争吵起来，周某一拳朝张某脸上砸去后跑离发廊，张某被砸得牙齿脱落嘴角流血，随即追赶出来。周某看到张某正紧追其后，且张某不停地从地上捡起石块扔向自己，周某不顾一切的欲逃离。当周某从巷道口跑出欲横穿一交通主干道时，被一辆正常行驶的货车撞倒在地，周某经抢救无效死亡。
分歧：
对张某的行为定性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张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理由是：
张某虽然持石块追赶周某，有伤害的故意，但结果张某没有伤害到周某，最后周某的死亡是交通事故造成的，其死亡与张某的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故张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另一种意见认为，张某的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理由是：
张某在交通要道处仍对周某紧追不舍，且不停地用石块扔向周某，张某应当预见到其行为的危险性，结果造成周某被正常行驶的汽车撞死，其结果与张某的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张某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认为张某的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张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从犯罪构成要件来分析，关键是看本案客观方面张某的行为与周某死亡的'结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是指行为与结果之间决定与被决定、引起与被引起之间的关系。在刑法中，将某一结果归咎于某人时，就必须查明其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因此，因果关系在罪体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是解决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
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属于哲学中的因果关系的一个范畴，以哲学因果关系为指导，但也具有其特殊性。当代哲学理论认为，合乎机械规律的必然性因果联系只是因果关系的一种形式，合乎统计规律的偶然性联系同样也是因果关系的一种形式。而刑法中的因果关系以合理设定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为目的，为解决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刑法因果关系只能选取必然因果关系和高度概率的偶然因果关系。
刑法中的偶然性因果关系通常存在于一个危害行为在发展过程中介入其他因素从而产生危害结果的情况。判断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属于刑法中高度概率的偶然性因果关系取决于介入因素的性质和特点。因此首先在于查明介入因素与先行行为的关系是属于从属的还是独立的；属于从属的，即介入因素从属于先行为，有先行为就必然有介入因素，则先行行为与后果之间就是高概率的偶然因果关系，就应认为先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刑法因果关系。其次就应考虑介入因素本身的特点是否异常，如果是异常的，那么先行为与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如果介入因素是非异常的，应属于一般能预见到的范围，则先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刑法中的高概率偶然因果关系。
具体到本案，周某被追赶到交通主干道上，张某仍然穷追不舍，并向周某扔石块，其危险性应当可以预见得到，虽然在追赶过程中介入了货车撞倒周某的因素，但货车是在交通主干道上正常行驶的，也就是说交通干道上来来往往的高度危险的机动车辆是正常的介入因素，这就使张某的追赶行为与周某或发生伤害结果或发生死亡结果具有高度的概率，客观上本案周某就发生了被撞死的结果，该高概率的偶然因果关系应属于刑法中的因果关系，构成张某承担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为此，笔者认为张某的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篇7：制售瘦肉精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
制售瘦肉精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
【案例】
20xx年夏，被告单位天津市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得知生产莱克多巴胺(瘦肉精)的工艺比较简单而且利润较大后搜集相关资料，与被告人张某进行实验生产，后实验成功。二被告人到河北省献县华通合成材料有限公司(20xx年12月5日被工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被告人赵培某于20xx年6月24日申请设立了个体工商户河北省献县华鑫合成材料厂)与被告人赵某、赵培某等人商谈批量生产事宜。后双方约定由被告单位天津市某公司购买主要生产原料并出售给河北省献县华通合成材料有限公司(后为华鑫厂)，成品再由天津市某公司以每公斤1000元-1100元的价格回购。具体由会计刘某联系购买原材料、支付货款、记账事宜，被告人王玉某将成品莱克多巴胺运至被告单位仓库，由被告人王国某、王继某、王玉某进行分装，王国某负责联系销售，司机王玉某负责送货至配货站。自20xx年初至20xx年3月间，被告单位天津市某公司与河北省献县华通合成材料有限公司(后为华鑫厂)合作，共生产莱克多巴胺2600余公斤，被告单位还从其他公司购入莱克多巴胺400余公斤，上述3000余公斤的莱克多巴胺被告单位以每公斤1300元-1400元的价格销售给被告人张某及案外人桑远亮(另案处理)等人，非法经营额共计300余万元。其中从20xx年5月至20xx年2月间，被告人张某收购、销售莱克多巴胺共计1000余公斤，非法经营额100余万元。
20xx年4月，被告人陈某得知张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后，指使被告人刘某、王继某销毁公司涉及销售莱克多巴胺所有账目，指使王国某将库存的256.8公斤莱克多巴胺藏匿(现已被扣押)，并通知被告人赵某、赵培某等人将华鑫厂生产莱克多巴胺的设备处理掉，以毁灭罪证。
被告人张某于20xx年4月12日被抓获归案。20xx年4月20日，被告人陈某到公安机关投案;被告人王国某、张某、刘某、王玉某、王继某于20xx年4月21日被抓获归案。被告人赵某、赵培某于20xx年4月23日到公安机关投案。
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被告单位天津市某公司、被告人陈某、张某、王国某、刘某、王玉某、王继某、赵某、赵培某、张某犯非法经营罪，提请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百三十一条、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分别追究被告单位及各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被告单位天津市某公司对指控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
被告人陈某对公诉机关指控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陈某犯非法经营罪不表异议，但提出被告人陈某有自首情节，且销售的莱克多巴胺尚未给社会造成不良后果，同时陈某已经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危害性，有悔罪态度。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数额辩护人提出，指控的生产、销售3000余公斤中未扣除包装箱的重量以及退货数量，折算后应少于指控的300万元的非法经营额，应为250万元以下。
被告人张某对指控事实辩称，其是退休后在陈某的国英利奥公司补差，在开始研发莱克多巴胺时并不知道研发的就是瘦肉精，其是在20xx年初时才知道这就是国家不允许经营的瘦肉精。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某犯非法经营罪罪名不表异议，但提出被告人张某系本案从犯，且并未从生产、销售莱克多巴胺中非法获利，对非法经营额的辩护意见同意陈某辩护人的意见。
被告人王国某对公诉机关指控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国某犯非法经营罪不表异议，但提出被告人系从犯，无前科劣迹，归案后能够坦白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较好，另外被告人是从20xx年才开始接触到莱克多巴胺的，所以不能以单位犯罪所有数额来对王国某进行量刑。
被告人刘某对公诉机关指控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刘某犯非法经营罪不表异议，但提出被告人刘某系从犯，主观恶性较小，不是积极追求获利，只是为了一份工资维持生活而在陈某公司工作，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系初犯，请求对被告人从轻判处。
被告人王玉某对公诉机关指控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非法经营罪认为本案属单位犯罪，对王玉某是否属于单位直接责任人员有不同看法，但认为即使认定王玉某构成犯罪，也属于情节轻微，可以免予刑事处罚。被告人王玉某在被认定为犯罪的前提下应为从犯，且是被动犯罪，社会危害性较小，且无前科劣迹，请求对被告人从轻处罚。
被告人王继某对公诉机关指控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继某犯非法经营罪提出异议，认为不应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因为在《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关于单位犯罪中规定，对于受单位领导指派或奉命而参与实施了一定犯罪行为的人员，一般不宜作为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所以被告人王继某参与罪责轻微，不应被追究刑事责任。即使被告人王继某的行为构成犯罪也属于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
被告人赵某对公诉机关指控事实及罪名无异议。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赵某犯非法经营罪不表异议，但提出指控被告人赵某非法经营额为300余万元有事实不清之处;被告人具有自首情节;被告人在本案中系从犯;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且平时一贯表现良好，请求法院对被告人从轻判处。
被告人赵培某对公诉机关指控事实及罪名无异议。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赵培某犯非法经营罪不表异议，但对指控非法经营额300余万元提出异议，认为有事实不清之处;同时被告人有自首情节，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请求对被告人从轻判处。
被告人张某对公诉机关指控事实及罪名无异议。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某犯非法经营罪不表异议，但提出公诉机关指控数额有误，其中有包装箱等毛重及退货数额，应予减除;被告人张某应与莱克多巴胺销售商罗凡系共犯，是由罗凡委托张某购买的莱克多巴胺，张某系共同犯罪的从犯;被告人张某有坦白情节，且已退赃7万元，应依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从轻处罚。
【审判】
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单位天津市某公司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限制买卖的物品，扰乱市场秩序，情节特别严重的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被告人陈某作为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在实施犯罪中起决定、指挥作用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以及被告人张某、王国某、刘某、王玉某、王继某作为该单位具体实施犯罪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经营罪，应依法分别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人赵某、赵培某、张某，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限制买卖的物品，扰乱市场秩序，情节特别严重的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亦应依法分别处以刑罚。案发后被告人陈某、赵某、赵培某主动投案，归案后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符合自首的相关规定，故依法从轻判处。被告人张某、王国某、刘某、王玉某、王继某在单位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系从犯，依法分别从轻和减轻判处。同时被告人张某、王国某、刘某、王玉某、王继某、张某归案后均自愿认罪，亦从轻处罚。被告人张某、王国某、刘某、王玉某、王继某的辩护人所提出的上述被告人属于从犯的辩护意见，法院予以采纳。被告人张某的辩护人提出张某属于从犯的辩护意见，以及被告人王继某辩护人提出王继某的行为不应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辩护意见，无法律和事实依据，不予采纳。关于各辩护人所提出的涉案物品重量中含有包装物的重量及退货等情况，应从认定的数额中予以减除的辩护意见，法院在审理查明的事实中对该辩护意见已做充分考虑。
据此，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结合被告单位及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三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判决：
一、被告单位天津市某公司犯非法经营罪，判处罚金五十万元。
二、被告人陈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五十万元。
三、被告人张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三十万元。
四、被告人王国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三十万元。
五、被告人刘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
六、被告人王玉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
七、被告人王继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十万元。
八、被告人赵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五十万元。
九、被告人赵培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五十万元。
十、被告人张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五十万元。
【评析】
一、本案应依照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上世纪90年代初，瘦肉精传入中国，广东省高明市发生首例境内食用含盐酸克仑特罗猪肺中毒事件。20xx年，农业部、卫生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物品种目录》。其中本案所涉及的莱克多巴胺与盐酸克仑特罗等一样，为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均属被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物。
国务院《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20xx年修订)第十八条规定，禁止生产、经营停用、禁用或者淘汰的饲料、饲料添加剂以及未经审定公布的饲料、饲料添加剂。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xx年8月施行)第一条规定，未取得药品生产、经营许可证件和批准文号，非法生产、销售盐酸克仑特罗等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品，扰乱药品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
《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
本案的被告单位天津市某公司于20xx年3月设立，公司经营范围为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的生产和销售、生物技术开发等。该公司不是医药制造企业，未取得药品生产、经营许可证件和批准文号。工信部、农业部等六部联合发布公告，自20xx年12月5日起在中国境内禁产禁销莱克多巴胺。但因本案指控事实期间，即20xx年至20xx年4月间莱克多巴胺在我国还未被禁产禁销，所以仍应依据《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进行定罪处理。
二、对单位犯罪中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认定。
单位犯罪，一般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为本单位或者本单位全体成员谋取非法利益，由单位的决策机构按照单位的决策程序决定，由直接责任人员具体实施的犯罪。单位犯罪应注意的是单位犯罪是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犯罪，即单位本身犯罪，而不是单位的各个成员的犯罪之集合。单位成员之间是按照单位的统一要求和一定秩序，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协调一致，共同形成单位整体的。单位犯罪虽然是单位本身犯罪，但具体犯罪行为需要决定者与实施者。追究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具有双重性，除了追究单位本身的刑事责任外，还有追究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此即双罚制。
本案中，被告人张某、王国某、刘某、王玉某、王继某均为被告单位天津市某公司员工，分别从事技术开发、产品销售、会计、运输、库管等职务，系被告单位实施犯罪中各个环节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国相关司法刑事政策认为，在单位犯罪中，对于受单位领导指派或奉命而参与实施了一定犯罪行为的人员，一把不宜作为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在庭审中，也有部分辩护律师在辩护意见中指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精神，上述个别在单位犯罪中受法定代表人陈某指派而从事了一定犯罪行为的被告单位员工，不应作为直接责任人员而被追究刑事责任。
合议庭认为，被告人张某、王国某、刘某、王玉某、王继某在实施犯罪中均明确知道本单位所生产、销售的莱克多巴胺就是被国家所禁止生产、销售的瘦肉精的一种，并且也曾多次劝说过作为单位领导的陈某放弃经营此项目而转产经营其他合法项目，但最终陈某没有接受该建议，为了利益最大化而继续生产、销售莱克多巴胺，直至案发。也就是说被告人张某等人在犯罪主观故意上是明知的，在客观表现上也是为了单位犯罪实施成功而积极完成了自己的职务行为。这就如同一块机械手表一样，在各自的链条上有条不紊的工作，以达到手表正常运转的目的。
合议庭在量刑时对上述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犯罪地位和作用做了相应考虑，比照陈某的主犯地位，对张某等人认定为从犯，相应予以从轻和减轻处理，以达到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二十五条 违反国家规定，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一，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反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
……
第二百三十一条 单位犯本节第二百二十一条至二百三十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节各该条的规定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自20xx年8月23日起施行)
第一条 未取得药品生产、经营许可证件和批准文号，非法生产、销售盐酸克仑特罗等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用水中使用的药品，扰乱药品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
篇8：本案史某的行为如何定性论文
本案史某的行为如何定性论文
[案情]7月23日，史某因生意周转缺乏资金向王某借款50000元，当日，史某出具借条后，承诺在三个月内还清全部借款本息。次年2月，王某向史某催问借款，史某以忘记借款利率为由要求王某出示借条，然后趁王某不备将借条抢到手中撕毁。王某随机抓住史某并向公安机关报了案。
[分歧]本案在处理过程中，对史某的行为如何认定，有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史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因为史某抢夺并撕毁的借条本身毫无经济价值，史某并没有侵犯他人的财产权利。因此，史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史某趁王某不备，公然夺取王某的借条，非法占有王某的私有财产，王某的行为构成抢夺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史某的行为构成侵占罪。史某抢过王某的借条撕毁，目的是为了非法占有借条所载明的债权，史某的行为符合侵占罪的构成要件，应按侵占罪进行处罚。
[评析]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
一、史某撕毁的借条是载明史某与王某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凭证，王某有权凭此借条向史某要还借款。的然而史某为了赖帐，趁王某不备夺过借条撕毁，使得王某的债权无法实现，实际上是造成了王某财产损失、减少，而史某却因此将本应偿还给王某的借款非法占为己有，获得了财产上的不法利益。史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故意侵犯他人的合法财产所有权，符合侵犯财产罪的构成要件。因此，史某的行为构成犯罪。
二、侵占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产或者合法持有的他人遗忘物、埋藏物非法据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的行为。抢夺罪则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公然夺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 的行为。两者的共同点是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侵害的对象都是自己无所有权的公私财物，且均故意的行为。而两罪的不同点则是侵占罪中行为人侵占的财物是行为人业已合法持有的，亦即在行为人的合法控制之下的财物。“合法持有”则是以合法的方式，取得对他人财物的暂时的占有权或暂时的使用权，但持有人不享有所有权。持有人将他物变合法持有为非法所有“是侵占罪的最大特征。本案中史某通过借贷的方式占有王某50000元借款，史某可以对这笔借款进行使用和收益，但这50000元借款的所有权始终是属于王某的。王某对史某享有的债权实际上就是享有要求史某在借款到期后将50000元借款的占有权转移给己方的权利，而这种权利的载体就是史某出具的借条。史某为了达到非法占有的目的，撕毁借条，符合侵占罪的构成要件和犯罪特征。尽管史某在犯罪过程中使用了趁人不备，公然夺取的手段，但这仅仅是史某占有王某财产所采取的一种方式，史某夺取的借条本身并没有价值，即使作为纸片来看，其价值也是微乎其微的，应此，借条本身并不是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所以单纯从史某的抢夺行为并不能构成犯罪。只有当史某撕毁借条以后，才达到了消灭借条所载明的债权债务关系，才达到了非法占有50000元借款的目的。综上所述，本案史某的行为应认定为侵占罪更为妥当。
篇9：赵某的行为应如何定性论文
赵某的行为应如何定性论文
赵某是某市劳动就业局局长。4月，应本市矿产局局长王某要求，赵某擅自决定将本单位200万元现金借给矿产局使用用于基建，至今未还。作为回报，王某将赵某之情妇魏某安排到矿产局任办公室副主任。
在对赵某的行为定性问题上，存在几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赵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理由是：
赵某将200万元现金借给了其他国有单位――矿产局。劳动局和矿产局都是国有性质的单位，因此，无论是对于劳动局还是矿产局而言，其公共财产都具有国有性质，因此，劳动局将资金借给矿产局的行为，无非是将国有资金从一个口袋换到了另一个口袋里，资金的性质并未发生变化，因此赵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第二种观点认为，赵某的行为只是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其理由是：
赵某虽然具有将资金借给其他单位使用的行为，但他没有谋取到可见的利益，没收到可见利益的回报，王某将魏某安排到矿产局任副主任这种利益不是可见的、具体的、可用金钱来衡量的利益，因此不能认定为挪用公款罪中的利益，因此认为不构成挪用公款犯罪，充其量只能作为违反财经纪律处理。
第三种观点认为，赵某的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其理由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 ，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构成挪用公款罪。在本案中，赵某将公款挪用给矿产局使用的行为究竟算不算“归个人使用”呢？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4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二十七次会议通过）中规定，“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这里的“其他单位”既包括非国有单位，也包括国有单位。
因此认为，对于挪用公款归其他单位使用的情形，只要具备“谋取个人利益”这一要件即构成挪用公款罪。本案中赵某虽未获得个人可见利益，但其为情妇谋取的利益，既非国家利益，又非集体利益，当然属于个人利益。当然，这里的“个人利益”，不仅仅限于本人利益。因此，对赵某的行为应认定为挪用公款罪。
本人同意第三种观点，赵某的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
篇10：信用社的行为是否超过诉讼时效论文
信用社的行为是否超过诉讼时效论文
新乡市某区农业机械管理局（以下简称农机局）下属的风华机械厂（以下简称机械厂）是一个具备法人资格的企业，该厂于1994年12月26日向新乡市某区农村信用社（以下简称信用社）借款29万元，约定借款期限2年。截止5月，机械厂已归还13万元，尚欠16万元本金和7600元利息。机械厂于关门停业。根据农机局的指示，该厂的法定代表人王青于6月13日将该厂所有财产移交给侯胜。1月15日新乡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了该厂营业执照。同年3月28日，信用社向机械厂送达贷款催收通知单，该厂原法定代表人王青予以签收认可。2011月29日，当信用社得知机械厂已被农机局收回并将财产移交他人后，便通过公证处给农机局送达了贷款催收通知单。205月，信用社诉至法院要求农机局偿还原风华厂的借款本金16万元及利息106272元。该案在认定信用社的行为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时产生分歧，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信用社的行为已超过诉讼时效。因为机械厂除195月前支付信用社部分本金和利息外，其后未再付款，而信用社直到2002年5月23日才起诉，已经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故信用社的诉讼请求不应支持。信用社虽然提供有机械厂原法定代表人王青签名的催款通知单，但因该厂于19关门停业并于196月13日将该厂所有财产移交给侯胜后已不再是该厂的'法定代表人，且该厂已于2001年1月15日被吊销营业执照，所以王青的行为不属于职务行为，不能据此认定信用社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向债务人提出了偿还债务的要求，诉讼时效应不发生中断。依据《民法通则》第三十六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八条及《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二款的规定应驳回信用社的诉讼请求。
另一种意见认为，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因为：1、信用社向机械厂原法定代表人王青提出偿还债务的行为应视为向债务人提出了偿还债务的请求。虽然信用社于2001年3月28日才向王青送达催收贷款通知书，此时机械厂已被吊销营业执照，王青在法律上已不是该厂的法定代表人，但是信用社对该事实此前并不知晓，也无人向其告知，从而仍然认为该厂仍是王青为法定代表人，所以其向王青送达催收贷款通知书。在此王青的行为实质上是一种表见代理，其行为后果应归于机械厂。信用社的行为应视为向债务人提出了偿还债务的请求。2、王青承认债务的行为合法有效。自信用社1997年5月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至其向机械厂提出还债请求时，已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但是在王青收到贷款催收通知书时并未提出异议，而且表示继续履行义务，故此应视为债务人自愿放弃了诉讼时效上的抗辩权，所以信用社的胜诉权在得到债务人承认的情况下仍然存在。这也是民事主体自主处分其民事诉讼权利的表现，应得到尊重。3、该案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况。本案的诉讼时效可分为：第一，1997年5月至2001年3月，在该阶段，信用社已超过诉讼时效，但因王青的承认行为而仍然有效，诉讼时效从2001年3月起发生中断并从此时开始重新计算；第二，2001年3月至11月，当信用社得知机械厂已被农机局收回并将财产后，便通过公证处给农机局送达了贷款催收通知单，诉讼时效从2001年11月起再次中断；第三，2001年11月至2002年5月，当信用社债权得不到偿还时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时效从2002年5月起第三次中断；第三，2001年11月至2002年5月，当信用社债权得不到偿还时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时效从2002年5月起第三次中断。而在上述第二、第三两次中断中，均未超过民法通则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故信用社主张保护自己民事权利的时间符合我国法律规定的诉讼期间，应当支持信用社的诉讼请求。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篇11：本案胡某的债权是否受法律保护论文
本案胡某的债权是否受法律保护论文
[案情]2002年2月，胡某（男）和饶某（女）商定与各自的配偶离婚后再彼此结婚。胡某先与妻子离婚后即催促饶某离婚。同年10月，饶某以无钱给付小孩抚养费为由向胡某借款10000元，并出具了借条。此后不久，饶某与其丈夫办理了离婚手续。为了尽快与饶某结婚，胡某把一张仿制的借条当饶某的面撕毁，并对饶某说：“只要你和我结婚，所借的10000元就不用还了”。次年农历正月，胡某如愿与饶某登记结婚。2004年2月，胡某与饶某因感情破裂离婚。同年3月，胡某持借条向法院起诉，要求饶某偿还借款10000元。
[分歧]法院在处理本案过程中，对胡某的债权能否认定，既胡某的债权是否有效，存在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胡某口头承诺只要饶某与其结婚，借款就不必还了。胡某放弃债权的行为是一种附条件的民事行为，附条件的民事行为自所附条件成就时生效。本案中胡某与饶某实际结了婚，胡某放弃债权的条件已成就，所以胡某放弃债权的行为有效，因而胡某的债权不受法律保护。
第二种意见认为，胡某与饶某结婚产生债的混同，胡某的债权已归于消灭，应驳回胡某的诉讼请求。
第三种意见，胡某放弃债权的行为是一种无效的民事行为，胡某与饶某结婚不产生债的.混同，胡某与饶某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仍然存在，胡某的债权仍受法律保护。
[评析]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理由是：一、胡某撕毁仿制的借条向饶某承偌只要双方结婚，就不用饶某还钱的行为不是附条件的民事行为，而是一种无效的民事行为。因为胡某放弃债权并不是他本人真实的意思，胡某内心是不愿放弃债权的，他把仿制的借条撕毁而非将真实的借条撕毁或交还给饶某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胡某仅仅是利用一种欺骗的方式讨好饶某以达到结婚的目的。胡某的外部表示与内心意思不一致，所表示的并不是真实意思，胡某撕毁仿制的借条承偌不用饶某还款的行为是一种真意保留的行为，该行为缺欠民事法律行为的生效构成要件，是一种无效的民事行为。依照《民法通则》第58条规定，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效力。二、债的混同，是指债权和债务同归一人，致使合同关系消灭的事实。债权债务的概括承受是发生混同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债权人和债务人必须合二为一，成为一个民事主体。而本案中，胡某与饶某结婚，对外来看好象是一种合并，对于双方婚姻存续期间对外形成的债权债务来说，胡某和饶某是一个民事主体；但对内而言，胡某和饶某仍是两个独立的民事主体，因此，胡某和饶某结婚不能产生债的混同，胡某有权向饶某主张债权。
李某的行为是否构成挪用公款罪论文（共11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