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南北朝时期西域史料译注》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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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1篇：《二十四史南北朝时期西域史料译注》述评第2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西域喀什及其他诸地佛教第3篇：魏晋南北朝指的是哪个时期第4篇：高三历史：南北朝时期历史主流第5篇：魏晋南北朝时期朝代顺序第6篇：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汉字规范第7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谜语文化第8篇：魏晋南北朝中国佛学三大理论述评第9篇：论两汉时期的西域屯垦音乐第10篇：浅议魏晋南北朝时期女性出家之现象

篇1：《二十四史南北朝时期西域史料译注》述评

《二十四史南北朝时期西域史料译注》述评

本文简要介绍了二十四史中亚(广义)资料维吾尔文译注本《二十四史南北朝时期西域史料译注》的内容,并探讨了该书的主要翻译难点和注释特点,及其所具有的学术价值.

作者：王爽 WANG Shuang 作者单位：新疆大学,人文学院,乌鲁木齐,830046 刊名：语言与翻译（汉文版） PKU英文刊名：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年，卷(期)：2007 “”(4) 分类号：H0 关键词：二十四史南北朝中亚资料翻译

篇2：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西域喀什及其他诸地佛教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西域喀什及其他诸地佛教

文章以翔实的史料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西域地区的喀什、焉耆、高昌、楼兰诸古代国家或地区的佛教传播及衰亡进行了较详细的`考察和研究.认为这个时期,中国西域地区除佛教外,其他流行的宗教虽势力较弱,但对佛教的发展仍注入了新的血液,丰富了其内涵.

作者：才吾加甫作者单位：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新疆,乌鲁木齐,830002 刊名：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EDITION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2003 24(4) 分类号：B949 关键词：疏勒焉耆高昌楼兰佛教

篇3：魏晋南北朝指的是哪个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经济的`特点

1、江南迅速开发，从江东扩展到整个长江流域，进而波及岭南和闽江流域，三吴地区最发达，洞庭、鄱阳湖流域和成都平原也是重要产粮区。

2、土地大量开垦，耕作技术进步，农田水利兴修较多，农作物品种增多，单位面积产量提高。 3、士族庄园经济占有重要地位。东晋南朝盛行士族制度，士族地主广占田地，封山占水，建立起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

4、北方相比，南方商品经济相对比较活跃。

5、手工业也有长足发展。南方盛产青瓷，器皿形制美观；蜀锦闻名遐迩。

篇4：高三历史：南北朝时期历史主流

南北朝时期历史主流是在北还是在南

陈寅恪先生提出的“南朝化”命题，关注的是南北分裂结束之后唐代的历史走向，前提则是南北朝的政治统一不等于南北历史发展的完全衔接。这一命题关系到南北朝时期历史发展的主流所在，南北朝历史发展的相互影响及其对隋唐历史的影响等重大问题。

本文节选自牟发松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的论文《从南北朝到隋唐——唐代的南朝化倾向再论》，其在文中针对南北朝时期历史主流是在北还是在南的问题对前期学者的各种研究成果进行了一番梳理。

唐长孺先生《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以“南朝化”概括唐代诸变化的特征，是该书的重要创获之一。该命题虽由陈寅恪先生最早提出，但陈先生同时还提出了“唐代制度之河西地方化”，“南朝化”也仅仅是就江南折租布而言。唐先生则将“南朝化”视为唐代历史演进中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倾向，并通过谨严绵密的实证加以系统论述，遂成一家之言。

隋唐前承北朝政权系统，其制度文化之前承北朝固不待言，故《三论》甫行，不少中外同行即对“南朝化”说提出异议。后来南朝化问题引起更多学者的注意，还在网上引发讨论，陆续有相关成果问世。这些讨论，牵涉到南北朝隋唐历史发展的许多重大关节，其中最关键的，是东晋南朝、十六国北朝时期历史发展的主流所在。

《三论》认为东晋南朝代表着三国西晋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正常道路，十六国北朝则“走着一条特殊的道路”，是一段插入的“并非必然的过程”，南北朝历史的显著差异，“是在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必将随着这些特殊历史条件的消失而消失。唐代的变化正是随着这些特殊历史条件的消失而产生的”，“从更长的历史视野来看”，唐代的变化不过是对东晋南朝的继承或衔接，即南朝化。

田余庆先生《东晋门阀政治》“后论”指出：“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这一论断，是田先生“放眼南北、后顾前赡”，即鸟瞰4—6世纪南北中国的全部历史运动，并觇望“沙石澄清、尘埃落定的隋唐时期”而得。此书初版于1989年，当时《三论》尚未问世。“后论”中田先生还谈到另一条“主流”：“从宏观考察东晋南朝近三百年总的政治体制，主流是皇权政治”，东晋门阀政治不过是皇权政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变态，是“政治体制演变的回流”，它“既从皇权政治而来”，又依一定的条件向皇权政治转化、回归，“经过南朝百余年的发展，终于与北朝合流而形成隋唐制度的重要渊源”。田先生所谓4—6世纪全部历史运动总体的“主流”，当然不等于政治体制演变之“主流”，但后者应为前者题中最为重要之义。如田先生所说，“如果没有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这样一个外部条件”，非但东晋门阀政治，甚至江左政权都“失去了生存下去的历史理由”，这一段偏离的回流及重新回归主流的历史也就无缘发生。那么，无论是从江左门阀政治形成及其向皇权政治转化的必备条件来看，还是从4—6世纪“政治体制演变回流”最终汇合、回归到“主流”的趋动者、主导者特别是最后承担者、完成者来看，这一段历史运动的“主流”都是在北而不在南。

值得注意的是，与唐先生一样，田先生也认为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发展逸出了常轨，脱轨的主要原因在于五胡民族的内迁。但田先生着眼的是此间皇权政治的变态及回归，就回归皇权政治、恢复全国统一的历史运动而言，北方的作用更为重要、显著，固为主流所在。唐先生则从汉唐间历史发展的趋势着眼，认为东晋南朝代表了这一趋势，十六国北朝则逸出了旧轨。隋唐帝国建立，政治上南北归于一统，却并不意味着南北历史发展的合流和对接，还有待于唐代中叶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才完成这一历史衔接。

两位先生的意见由于针对的问题不尽相同，因而其结论也不是完全可比，更不是完全对立的，但他们对于南方和北方在4—6世纪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或者说是由南方还是由北方代表历史发展的主流，显然有不同的估计。

近年来，阎步克先生在田先生基础上，进一步论证指出：“在南北朝后期，北朝显示了蓬勃活力，北朝最终得以统一南方”;“北朝的强盛来自体制的力量，而体制的进步活力，则可以最终归结为北方的独特历史道路”。换言之，“北方少数族的部族制度与华夏制度的剧烈碰撞，最终在北方地区激发出了新的变迁动力与演进契机，交替的‘胡化’和‘汉化’孕育出了强劲的官僚制化运动，它扭转了魏晋以来的帝国颓势，并构成了走出门阀士族政治、通向重振的隋唐大帝国的历史出口”。阎先生将北朝的强盛归结为体制的力量，又将体制的进步活力“最终归结于北方的独特历史道路”，正是循此蹊径，北朝才成为走出“门阀士族政治”、步入“重振的隋唐大帝国”的“历史出口”。对比上述田先生的意见，阎先生似乎更加凸显了北方的历史主流地位。

阎先生所谓北朝体制的进步活力，主要指北朝“强劲的官僚制化运动”，包括选举、职官、考课、监察、法制、户籍、学校等制度的建立及其有效运作，也包括均田制、三长制等重大改革的推行及完成。钱穆先生曾在多种论著中谈到“北朝胜于南朝”：“(北朝)到底很快便建立起一个统一政府来。而且这一个政府，又不久便创设了许多极合传统理想的新制度，……将来全都为隋唐政府所效法与承袭”;“隋唐复兴，大体即建基于均田、府兵的两个柱石上”。这些也是学者们在回答为什么是北朝统一南朝而不是相反的问题时，照例要提到的。重视十六国北朝的论著，还可以举出新译成中文的谷川道雄先生所著《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不过正如网友将无同先生所说：“自钱穆以来重视北朝历史的认识有相当的合理性，但是这对南朝化的观点并不构成威胁。……(唐先生)从来也没有说北朝历史不重要。”一如上述田、钱、阎、谷川诸先生从来也没有说南朝不重要一样。

唐先生将南北朝的差异归之于南北特定的地域性因素和社会历史因素，他关注的不是南北朝之间孰强孰弱，而是那些经过长期演化形成的南北各异的自然地理和社会历史条件，如何影响了南北不同的历史走向。他更加关心的，则是走出南北分裂的“历史出口”之后唐代的历史走向。

各学者研究结果表明，南、北朝孰为历史主流，与唐代的南朝化问题密切相关。与之相联系的还有南北朝历史发展的相互影响问题，南北朝历史对隋唐历史的影响问题，以及怎样看待唐代南朝化倾向的问题。

篇5：魏晋南北朝时期朝代顺序

朝代

魏晋南北朝是指从魏至隋的三百六十余年。

1，魏始于2;

2，两晋：西晋265至316，东晋316至420

3，南北朝：420至589 魏前是汉朝，南北朝后是隋朝

朝代顺序：夏商周秦西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

篇6：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汉字规范

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汉字规范

北魏江式的<古今文字>和南梁顾野王的.<玉篇>,在语言文字统一规范的过程中曾发挥超越时空的“无言之师”的作用.南北朝隋唐期间,颜氏家族对社会语言文字现象给予了密切关注,作了大量是正文字的工作,对汉字规范化作出了贡献.字样之学起始于隋,兴盛于唐,确立了楷书系统的正体地位,并垂范后世.

作者：孙雍长李建国 SUN Yongchang Li Jianguo 作者单位：孙雍长,SUN Yongchang(广州大学中文系)

李建国,Li Jianguo(语文出版社)

刊名：学术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ACADEMIC RESEARCH 年，卷(期)：2005 “”(5) 分类号：H124 关键词：魏晋书法字书颜氏家族字样之学楷书定位

篇7：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谜语文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隐语发展而来的字谜开始活跃，在整个社会中已经形成一股风气，这跟当时的社会形势有很大的关系，频繁地改朝换代，朝政多变，战争不断，社会动荡等因素都导致了这一风气的形成，也促进了谜语的快速发展和逐渐成形。

谜语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快速发展分几个方面，首先是记录在各种文献的字谜开始增多。例如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刘敬叔的《异苑》、徐陵的《玉台新咏》等等，其中以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曹操与杨修猜字谜的故事最为著名，可谓尽人皆知；其次是字谜的`种类增多，出现了拆字谜、实物谜、诗谜等；第三，制谜方法更加多元化。

另外，谜语在魏晋南北朝还是非常时髦的玩意儿，一般的文人雅士都会两下子。南朝宋的文学家鲍照还把自己作的“井”、“龟”、“土”三则字谜收进了诗集。南朝宋的诗人谢灵运、谢惠连以及梁萧绎、萧巡等都曾制作过谜。这时还出现了专门研究谜语的著作《文心雕龙·谐隐》，作者刘勰在书中给“谜语”下了精确的定义：“谜也者，回互其辞，使昏迷也。”（意思是：所谓“谜”，就是用改头换面的词句来迷糊对方）。谜语在这期间不仅普及到民间（乐府诗中也收有谜诗），而且开始流传到宫禁。《启颜录》一书就有记载：“北齐高祖尝宴近臣为乐。高祖曰：‘我与汝等作谜，可共射之。’”

当然，在这个时期，谜语最大的用处还是被用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因为在当时，文士崇尚谈玄，以清谈避祸，他们有话不便直说，便通过谜语，更多的是字谜来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世说新语·简傲》中记述：嵇康好友吕安一日拜访嵇康，恰嵇康外出，嵇康的哥哥稽喜出门迎客。吕安见是稽喜，不肯进门，写了一个“鳳”字走了，稽喜十分喜欢。殊不知吕安的“鳳”字，隐着一个字谜，即凡鸟。吕安暗示稽喜是凡鸟，不屑与他为伍。

清朝赵翼在《陔余从考》中说：“谜之为技，六朝更盛行。”其实谜语不仅盛行在六朝，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是谜语大发展的时期。魏晋时期的史书记载了很多出现于政治、军事和外交场合的谜语。这是因为在魏晋时期，谜语不仅仅作为一种表达自己想法的方式，更开始显现它自身的政治作用。在宫廷斗争中，谜语被用来消灭潜在威胁，打击政敌；在改朝换代时期，谜语被用来制造舆论；在军事斗争中，谜语被用来传递情报；在外交过程中，谜语可以摆脱尴尬局面，争取主动权等等。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猜谜不仅仅作为一种娱乐活动盛行于世，在很多场合都已经成为了一种必要的技能。

篇8：魏晋南北朝中国佛学三大理论述评

魏晋南北朝中国佛学三大理论述评

中国佛学虽然宗派众多,但其中影响最大的无疑还是禅宗与净土宗,其次是天台宗与华严宗.这些宗派虽然都创立于隋唐时代,但其思想学术源流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追本溯源,它们的思想渊源与当时都曾盛极一时的'般若、涅、净土这几家理论关系最大.因此,本文拟通过对般若、涅、净土三家理论的评述,对其与后来所形成的禅、净、天台、华严数宗理论之间来龙去脉的关系作一简略探索,以此就教于学界方家.

作者：胡遂作者单位：湖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刊名：船山学刊英文刊名：CHUANSHAN JOURNAL 年，卷(期)：2003 “”(4) 分类号：B94 关键词：

篇9：论两汉时期的西域屯垦音乐

论两汉时期的西域屯垦音乐

摘要：两汉时期，在戍边屯垦的历史过程中，屯垦将士在征战、屯田、生活、娱乐等不同的场合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形式的音乐，本文称之为屯垦音乐。屯垦音乐是伴随着屯垦戍边这一伟大事业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

关键词：两汉音乐屯垦

自公元前2刘邦在西安建立西汉政权至公元2东汉政权灭亡，前后历经426年的两汉政权，在西域建立了系统稳固的国家管理机构和重要的交通线路――屯垦之路，为两汉有效管理西域各项事务提供了有力的条件支持。“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西域都护设置及屯垦之路的开通与维护，为两汉在西域屯垦事业上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屯垦戍边是两汉政权在西域实施长治久安的一项伟大国策，而屯垦音乐是在屯垦戍边历史背景下滋生出来的、与屯垦戍边历史使命密切相关的艺术形式之一。屯垦音乐是屯垦士卒在精神层面最容易迸发出来的、最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是屯垦戍边事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产物。在戍边的沙场上，在屯田的沟壑上，在生活的居住区，在庆功的宴会上，屯垦将士或是借助记忆中祖籍地的音乐、或是借助军乐、亦或是即兴创编音乐来抒发他们的思乡情怀，表达他们的喜怒哀乐。音乐的内容丰富多彩，有表现爱情的歌曲，有抒发思乡之情的歌曲，有表现沙场征战的歌曲等等。这些歌曲的演唱、创作背景几乎都和屯垦戍边有着直接关系。在屯垦戍边的过程中，屯垦将士在征战、屯田、生活、娱乐等不同的场合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形式的音乐，本文称之为屯垦音乐。屯垦音乐是伴随着屯垦戍边这一伟大事业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

一、作为军事用途所使用的信号音乐

军乐队是两汉时期戍边屯垦军队中最重要的一个编制机构，据《居延汉简甲乙编》中记载“工歌人伯史名”“右歌人十九人”这十九人的右歌人应该是西域都护府中的一支军乐队。军乐队在信息传导方面，是操练军队、排兵布阵、冲锋杀敌的军事命令，在军队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冷兵器时代，一支军队少则数百人，多则上万人，甚至几十万人，战场上敌我交锋都是面对面的厮杀，如果没有先进的命令发布系统，士兵们不熟知军乐中鼓号金铙等乐器发出的声音及其节奏特征所传达的命令含义，军队必然一盘散沙，毫无战斗力可言，因此“凡战之法，昼以旌旗幡麾为节，夜以金鼓笳笛为节。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则进，金之则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不从令者诛。”可见没有严格的军令就没有凯旋之师。军队中使用的乐器主要有金、鼓、笳、笛等乐器，不同的乐器和不同的声音节奏代表不同的命令，每个士卒都要根据击鼓发出的不同节奏和声响所表示的命令，进行相应的行动，“一鼓整兵，二鼓习陈，三鼓趋食，四鼓严辩，五鼓就行。闻鼓声合，然后举旗。”在战场上，鼓声又是冲锋杀敌的命令，“凡点鼓，是行营，点鼓一声，约行二十步。点紧鼓一声，行一步，则将擂鼓交锋矣。但闻擂鼓是交锋，要各兵向前与贼厮杀。”鼓声因其特殊的共鸣腔体，敲击用兽皮制作的鼓面所产生的震动与箱体和鸣会发出震撼心魄的噪音，《羯鼓录》序羯鼓之声云：“透空碎远，极异众乐”。士兵闻此声壮胆助威，士气高涨，勇气倍增。敌军闻此声，心惊胆战，诚惶诚恐。鼓手是军乐队中最重要的信号传递者。在战场上，鼓运用的是否巧妙、得当，对战争的胜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金声是止步收兵的命令，“鼓之则进，重鼓则击。金之则止，重金则退”。金是一种通体为金属的噪音乐器，该乐器振幅大，频率高，声音尖锐刺耳，据有极强的穿透力。因此，无论是深山峡谷，还是地势平坦草原戈壁，金、鼓鸣响都有极强的震撼力和穿透力。金和鼓属于节奏乐器，使用这两种乐器指挥和训练部队，可以使军队士卒的队列和步伐整齐划一，每个士兵都明白号令所表明的战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故用兵之法：教戎为先。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 这样教习战法方可保证屯垦士卒在掌握音乐的基本鼓点节奏的感知方面应是非常熟练的了。可以说每个士卒自从入军训练开始，就应该是逐步熟练掌握音乐的基本节奏的过程，尽管那并不是以音乐的感知为目的而开展的训练。有了对节奏的感知能力，也就具备了基本的音乐欣赏和音乐演唱能力了。在训练军队时，军乐手虽然主要通过敲击乐器，使其发出有规律的、具有特定含义的节奏型来传递命令，统一队形与动作，达到步调一致的目的，与此同时，也将音乐的灵魂注入到了每个士兵的心中。先进的信号系统是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为了让每个屯垦士卒高效率地执行命令，必须让每个士兵都知晓信号意思。军乐作为操练军队，行军打仗的命令发布信号，是操练军队的重要内容之一，靠听金鼓之声的节奏来辨别命令的含义是每个屯垦士卒都必须铭刻于心的战法。

二、作为娱乐活动所使用的各种音乐

历代帝王都非常重视军队中的音乐文化建设，上古时期，黄帝命岐伯为军队创作短箫铙歌，“以建威扬德、风敌劝士也”。汉和帝时期，为了丰富军队中的音乐文化生活，稳定军心，提高戍边西域将士的自信心和与南匈奴斗争的士气，将李延年根据胡曲创造的《新声二十八解》的组曲作为军乐，在守边将士中推广传唱，“万人将军得用之。”音乐作为屯垦士卒精神食粮，在西域的不同屯田区域此起彼伏，不绝于耳。他们或是通过记忆中的家乡小调倾诉他们的思乡情怀。或是演奏军乐，击鼓吹箫，以庆祝他们赢得战争胜利的喜悦心情。或是载歌载舞，鼓瑟吹笙，以告慰疆场征战、戍边屯田过程中死去同乡、战友。总之音乐是屯垦士卒最喜爱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一，经过严格军事训练的士卒们，都具备了较高的音乐的感知能力和音乐的表演能力，以下这两组歌曲就是屯垦士卒最为熟悉且经常唱起的军中音乐。

(1)《短箫铙歌》

《短箫铙歌》是两汉时期戍边屯垦的军队中带有娱乐性质的军歌组曲。其曲“一曰《朱鹭》，二曰《思悲翁》，三曰《艾如张》，四曰《上之回》，五曰《拥离》，六曰《战城南》，七曰《巫山高》，八曰《上陵》，九曰《将进酒》，十曰《君马黄》，十一曰《芳树》，十二曰《有所思》，十三曰《雉子斑》，十四曰《圣人出》，十五曰《上邪》，十六曰《临高台》，十七曰《远如期》，十八曰《石留》。又有《务成》《玄云》《黄爵》《钓竿》，亦汉曲也。其辞亡。”这些曲子内容非常丰富，有描写爱情的如：《有所思》《上邪》《巫山高》等，有叙述战事的如：《战城南》《上之回》，有表功颂德的如：《上陵》《雉子班》《临高台》《远如期》等，其歌词“皆市井鄙俚之语。”作为军乐，《短箫铙歌》中的曲子，是既能奏，又能唱，还能吹奏与歌唱合二为一;既能骑在马上奏唱，又能在庆功的宴会上奏唱，在军中普及军中乐《短箫铙歌》主要是犒劳将士，歌功颂德。《大司马》曰：“师有功，则恺乐献于社。”崔豹《古今注》曰：“汉乐有黄门鼓吹，天子所以宴乐群臣也。短箫铙歌，鼓吹之一章尔，亦以赐有功诸侯”。可见，将音乐赏赐与有功德的诸侯，是对有功之臣的一种待遇最高的褒奖。

(2)《新声二十八解》

李延年是汉乐府中主要管理音乐事务的“协律都尉”，他精通音律，最擅长创作新曲，深得汉武帝的赏识。作为音乐家，李延年非常清楚音乐在军队中所起到重要的作用，所以为了让戍边屯垦的士卒们了解西域各国的音乐文化，便于与当地的胡人进行文化交流与情感上的沟通，通过音乐这种感人心，化人情的心里武器威慑敌人。因此，他根据张博望从西域带回的胡曲《摩诃兜勒》，将曲中不同调式风格的音乐元素，发展创作出二十八首风格各异、具有浓郁西域风格的乐曲，然后再根据乐曲旋律所特有的情感色彩，填入与之相应含义的词，在戍边屯垦士卒当中大力推广，新声二十八解的创作与推广，极大地丰富了屯垦士卒的音乐生活内容。深受边将士兵的喜爱。于是，“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和帝时，万人将军得用之”。遗憾的是，《乐府解题》曰：“汉横吹曲，二十八解，李延年造。魏、晋已来，唯传十曲：一曰《黄鹄》，二曰《陇头》，三曰《出关》，四曰《入关》，五曰《出塞》，六曰《入塞》，七曰《折杨柳》，八曰《黄覃子》，九曰《赤之扬》，十曰《望行人》。”保留下来的十首横吹曲，虽然我们不知道每一首歌曲的旋律，但也可以从流传自今的歌词当中感受到旋律的一些基本特征。例如：第一首《黄鹄》又称《黄鹄歌》，“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这首歌的歌词是西汉时期远嫁乌孙的汉家女细君公主所作，以楚辞曲调写成，描写自身远嫁乌孙后，生活习俗的巨大差异所引起的极度悲伤的思乡情怀。楚辞一贯善于表现人们的悲伤之情，速度缓慢，声调深沉。而李延年将这首具有浓郁楚辞风格的歌曲与西域胡人的音乐元素巧妙结合，形成了一种全新的艺术风格――边塞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