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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我国反垄断法下集中经营者审查标准评析
我国反垄断法下集中经营者审查标准评析
内容提要:自《反垄断法》的正式实施，我国基于保护市场竞争为目的的企业并购审查法律体系逐步的建立起来。根据《反垄断法》以及相关法律规定，我国反垄断机构在实施经营者集中审查时实施“基本标准”与“补充标准”双模式申报制度。然而，由于立法的不足和相关法规的缺失，双模式申报标准必然会降低我国集中审查体系实施的有效性，同时，更有可能对我国相关的产业政策带来严重的影响。本文将对我现有的集中经营者审查标准进行分析，并结合我国相关产业政策以及欧盟与英国的经验，对该问题的解决提出建议。
关键词: 反垄断/企业并购/经营者集中审查
在企业并购控制法律体系中，最基本以及最重要的问题是：合并审查机构应对哪些企业并购实施监督与审查权？[1]明确何种并购应受到相关机构的监督与审查不仅有利于反垄断机构利用有限的行政资源对可能损害竞争的市场集中实施有效监管，保护市场内企业间相互竞争的有效性，促进国家竞争政策的实现，更主要的是使市场内的经营者能够充分利用‘并购’这一市场行为有效的进行企业结构调整与资源配置，避免过度的‘公权力’介入市场，确保市场机制的健康运作。
我国的并购控制中的审查标准
根据我国《反垄断法》以及相关规定，我国企业并购审查机构行使其职权依据两个标准，即基本标准与补充标准。WWw.11665.COm
基本标准
我国的企业并购控制采取严格的事前申报制度。根据《反垄断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经营者集中达到国务院规定的申报标准的，经营者应当事先向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申报，未申报的不得实施集中。从该条款来看，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行使其审查权应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第一，经营者的合并或收购行为应属于《反垄断法》规定的经营者集中的情形；第二，该集中应达到国务院规定的申报标准。
经营者的集中方式
我国反垄断法运用“经营者集中”这一概念定义市场内经营者的合并与收购行为。所谓经营者集中是指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或者提供服务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间通过合并、收购资产或者股份、委托经营或联营以及人士兼任等方式形成的控制与被控制的状态。[2]依据《反垄断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所审查的经营者集中应属于以下三种情形：（一），经营者合并；（二），经营者通过取得股权或者资产的方式取得对其他经营者的控制权；（三），经营者通过合同等方式取得对其他经营者的控制权或者能够对其他经营者施加决定型影响。[3]
市场控制力
从反垄断法的立法初衷来看，对经营者集中实施的行政审查目的在于防止市场内的经营者通过并购的方式取得市场控制力，进而具有排除或者限制该市场内竞争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存在被滥用的可能性。[4]因此，对于合并审查机构，经营者集中的关注点在于经营者是否能够取得市场控制力。而这种市场控制力的取得可以表现为两种：第一，法律意义上的取得，即：数个经营者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结合为一个经营者；第二，实质上的取得，即：经营者通过取得股权或资产的方式获得对其他经营者的控制权。
由此可见，经营者是否合并或取得其他经营者的控制权是反垄断执法机构评判经营者是否能够获得市场控制力，并且可能将其滥用从而实施反竞争行为的标准。那么，未取得其他经营者控制权的集中不在反垄断执法机构审查的范围之内，应该予以豁免。基于此原因，我国《反垄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参与集中的一个经营者拥有其他每个经营者百分之五十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份或者资产的，或参与集中的每个经营者百分之五十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份或者资产被同一个位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拥有的”[5]经营者集中可以不向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申报。
我国《反垄断法》中豁免条款的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在实践中存在这样的特殊情况，即：经营者虽取得其他经营者的控制权，但该控制权不会被用于市场竞争为目的的行为。例如：金融、信托或者保险机构以投资为目的取得其他经营者的股份。基于反垄断法以及企业并购控制的初衷，这类市场集中大多给予豁免或有条件豁免。例如：根据《欧共体第139/2004号合并控制条例》（european commission merger control regulation no.139/2004）第三章第五条第一款的规定，金融、信托或者保险机构以投资为目的在一年内或者反垄断执法机构许可的更长时间内临时取得其他经营者的股份，且这些机构行使股东权不涉及竞争控制而是为了转售的行为，不属于经营者集中情形。[6]而在我国反垄断法中，这类并购行为并未纳入豁免之列，仍需按相关规定实施申报，仅根据《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第三条对于“银行、保险、证券、期货等特殊行业、领域的实际情况”实行特殊的营业额计算方式。无疑，对该并购行为的审查已超出了反垄断法保护市场竞争的立法初衷。
经营者集中的申报标准
关于经营者集中的申报标准，《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第三条作出了相应的规定。根据该条款，经营者集中的申报应达到：（一）主要标准，即：参与集中的经营者中至少两个以上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中国境内的营业额均超过4亿元人民币；（二）选择性标准，即：参与集中的所有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全球范围内的营业额合计超过100亿元人民币或者在中国境内的营业额合计超过20亿元人民币。凡达到主要标准，同时又达到选择性标准之一的经营者集中，依据《反垄断法》第二十一条，经营者应当事先申报，未申报的不得实施集中。
同时，该条款还规定，对于银行、保险、证券、期货等特殊行业、领域，营业额计算的具体办法有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补充标准
国务院反垄断执法除对满足基本标准的经营者集中实施监督审查权外，同时应对未到达申报标准，但具有或有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实施调查权。根据《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经营者集中未达到本规定第三条规定的申报标准，但按照规定程序收集的事实和证据表明该经营者集中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应当依法进行调查。[7]
欧盟企业并购控制体系中的“补充标准”
根据其他反垄断法国家经验来看，实施双重标准来确定企业并购审查机构的管辖权是一种普遍做法。例如，《欧共体第139/2004号合并控制条例》第一条第三款规定：凡未到达该条例第二条所规定的申报标准，但满足以下条件的经营者集中同样视为“共同体规模”（community dimension）以内，仍需向欧盟委员会反垄断机构申报：（1）参与集中的所有企业的全球合计营业额超过25亿欧元；（2）至少在三个欧盟成员国内，参与集中的所有企业的合计营业额在每个成员国都超过1亿欧元；（3）至少在三个欧盟成员国内，参与集中的企业至少两家的合计营业额超过2500万欧元；（4）参与集中的至少两家企业在欧盟境内的合计营业额超过1亿欧元，但该参与企业的合计营业额在同一个成员国境内的集中除外。[8]
显然，欧盟的补充标准充分表现出了欧盟企业合并控制制度的明确性与灵活性。一方面，以明确的营业额作为企业审查机构行使其职权的标准，将最终未达到补充标准的企业集中排除在监督审查的范围外，确保了欧盟企业并购控制体系中的“事先申报制度”的严格性，保证了行政资源的有效使用；同时，也确保企业在实施集中这一市场行为时能够做出正确的评估，减少不必要的市场资源消耗；另一方面，兼顾了“实现欧盟统一市场”[9]这一产业政策，避免了欧盟委员会与各成员国在行使企业集中行政审查权时可能引起的冲突。
我国“补充标准”中的缺失
对比来看，我国经营者集中审查的补充标准存在以下问题。首先，缺少明确的“经营者营业额标准”，仅以“具有或可能具有排出或限制竞争效果”作为商务部行使调查权的标准。商务部仅以“具有或可能具有排出或限制竞争效果”作为行使调查权的标准，这一规定明显缺少明确的“经营者营业额标准”。从企业集中的实质结果来看，企业集中必然导致市场内竞争者数量的减少以及市场力的集中，从而造成市场内竞争力的降低。然而，由于以集中对市场竞争可能产生的排出或限制效果作为商务部行使调查权的标准过于模糊，同时，根据《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第4条规定商务部“应当”对未达到申报标准但“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依法进行调查”，可以想象为有效实施这一补充标准商务部可能需要对绝大多数的经营者集中实施监督与调查。而以我国目前市场运作与行政资源配置的状况，对绝大多数的经营者集中进行监督的理想难以实现。
其次，补充标准的实施将会对我国的'产业政策造成不利影响。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主任曹康泰曾指出，我国的反垄断法律制度既要有利于保护市场竞争，创造和维护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更要与国家现行有关产业政策相协调，有利于企业做大做强和规模经济的发展。[10]因此，我国经营者集中审查机制一方面应以保护市场竞争为目的，对可能产生的排除或限制市场竞争的集中做到良好的预防和有效的审查监督，另一方面应兼顾我国当前的产业政策，确保经营者能够有效地运用“并购”这一市场行为工具，实现我国经济的效率化生产和产业结构的规模化。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首席顾问william. blumential曾指出：“市场内绝大多数的企业并购都不会产生影响竞争的效果。”[11] 但是，在补充标准下，基于集中后可能面临反垄断执法机构处罚“风险”的考虑，为避免该“风险”造成的企业利益的损害，未达到申报标准的集中参与经营者很有可能会向商务部提起“集中申报”。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这无形中参加了经营者实施集中的“并购额外成本”（the extra cost）[12]。根据反垄断法与企业并购联系的相关研究，反垄断并购审查制度的严格程度对市场内企业合并的数量有着重要影响。[13]因此，由于补充标准过于宽泛，其建立起来的“严格”集中审查机制必然会影响经营者实施并购的积极性，由此产生的结果将对我国相关产业政策的贯彻实施造成严重不利的影响。
建议
针对我国当前企业并购审查机构行使行政审查权标准所存在的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将银行、保险、证券、期货等特殊行业、领域的经营者集中纳入申报豁免之列，反垄断执法部门仅对该行业领域内的集中实施必要监督，确保我国企业并购审查机制真正落实在市场竞争的保护上，减少行政资源浪费。
第二，完善补充标准的相关立法。在补充标准中确立我国集中申报的明确“营业额标准”。由于经营者的营业额不仅可以反映该经营者在相关市场内的市场地位以及所具有的市场力，同时，也可体现该相关市场的市场规模与成熟程度，便于审查机构对企业的并购行为做出是否影响市场竞争的判断。因此，除基本标准中的“营业额标准”以外，可在补充标准中确立相对低的“营业额标准”；一方面，便于商务部采取有效监管，另一方面，有利于经营者对集中做到有效评估。
第三，兼顾我国相关产业政策，建立以“基本标准”下的“严格申报制度”与“补充标准”下的“自愿申报制度”的“双监督审查模式”，最大程度上赋予经营者实施集中的灵活性。一方面，对于达到“基本标准”的经营者集中，鉴于其并购数额大，在市场内影响面广，集中后造成市场竞争受到排除或限制的可能性高，应依据《反垄断法》第二十一条实施严格的事先申报，对于不申报的集中经营者应根据该法四十八条做出处罚；另一方面，可借鉴英国企业并购审查制度中的“自愿申报机制”，凡达到补充标准中“营业额标准”的集中，参与经营者可自愿向商务部提起集中申报。在申报形式上，可采取“正式合并申报”与“非正式申报”两种方式。到达“补充标准”的集中经营者根据自身情况即可依据《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向商务部提起集中申报，并在审查决定做出前，中止集中行为；也可以“非正式”的方式向商务部提起“申报”，经营者可继续实施集中行为，同时，商务部可根据经营者提起的“非正式申报”实施调查、监督和审查，对该集中做出的审查决定期限不受《反垄断法》第二十六条约束。
第四，完善经营者集中的后“救济制度”。我国《反垄断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实施集中的，由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采取其他必要措施恢复到集中前的状态。”[14]显然，该处罚办法有利于确保达到“基本标准”的集中经营者履行其申报义务，严格我国“事先申报制度”。然而，对于达到“补充标准”已集中的经营者，该处罚条款明显过于严厉。因此，针对已达到“补充标准”的实施集中，在处罚上应突出“救济”手段。商务部可对该类集中采取“有条件”的认可，例如，责令经营者在一定期限内剥离资产或股权，消除集中具有或可能具有的排除或限制竞争的效果。同时，商务部应对剥离过程实施监督，减少和避免在剥离过程内出现的“合成风险”[15](composition risks）、“购买人风险”[16]（purchaser risks）和资本风险[17]（asset risks）。
注释:
[1] mark.furse.(2007).the law of merger control in the ec and the uk.hart publishing. p.69.
[2] 王晓晔《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祥解》，知识产权出版社20，第166页。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21条。
[4] franklin m.fisher.(1987).horizontal mergers: triage and treatment. economic perspectives. p.23-40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22条。
[6] article 3(5)(a) of european commission merger control regulation no.139/2004.
[7] 《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第4条。
[8] article 1(2) of european commission merger control regulation no.139/2004.
[9] see the article (2) of the foreword of european commission merger control regulation no.139/2004.
[10] 曹康泰，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草案）》的说明。
[11] william. blumential. speech on before the icn merger notification & procedures workshop:implementing the recommended practices, brno, czech republic.the icn recommended practices for merger process:why they matter. march 18, 2008
[12] “并购额外成本”之购买目标公司股份或资产以外的费用，包括时间、相关费用与不便的消耗。见：joseph stiglitz, principles of microeconomics a15 (2d ed. 1997).
[13] martin k.perry and robert h.porter.(1985) oligopoly and the incentive for horizontal merger.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48条。
[15] 合成风险指由于被剥离的资产或股份在行使用需基于某些条件，因此，这类资产或股份无法吸引合适的购买者或购买者在购买后无法有效行使。见：competition commission, application of divestiture remedies in merger inquires: competition commission guidelines,dec 2004. para 2.4.
[16] 购买人风险指市场内的适合购买人无力购买该被剥离资产或股份，或者集中经营者将被剥离资产或股份出让给不适合的购买人。同上。
[17] 资本风险指被剥离资产或股权在该相关市场内所具有的市场竞争力在剥离完成前被恶化。同上
篇2：经营者集中审查办法
经营者集中审查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工作，明确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商务部是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执法机构，承担受理和审查经营者集中申报的具体执法工作。
第三条 在商务部立案之后、做出审查决定之前，申报人要求撤回经营者集中申报的，应当提交书面申请并说明理由。除放弃集中交易的情形外，申报的撤回应当经商务部同意。
撤回经营者集中申报的，审查程序终止。商务部同意撤回申报不视为对集中的批准。
第四条 在审查过程中，商务部鼓励申报人尽早主动提供有助于对经营者集中进行审查和做出决定的有关文件、资料。
第五条 在审查过程中，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等方式向商务部就有关申报事项进行书面陈述、申辩，商务部应当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第六条 在审查过程中，商务部可以根据需要征求有关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经营者、消费者等单位或个人的意见。
第七条 在审查过程中，商务部可以主动或应有关方面的请求决定召开听证会，调查取证，听取有关各方的意见。商务部召开听证会，应当提前书面通知听证会参加方。听证会参加方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在听证会举办前向商务部提交。
商务部举行听证会，可以通知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及其竞争者、上下游企业及其他相关企业的代表参加，并可以酌情邀请有关专家、行业协会代表、有关政府部门的代表以及消费者代表参加。
听证会参加方应当按时出席听证会，遵守听证会程序，服从听证会主持人安排。
听证会参加方出于商业秘密等保密因素考虑，希望单独陈述的，可以安排单独听证;安排单独听证的，听证内容应当按有关保密规定处理。
第八条 听证会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听证会主持人宣布听证会开始，宣读听证会纪律;
(二)核对听证会参加方;
(三)参加方就听证内容进行陈述;
(四)听证会主持人就听证内容询问有关参加方;
(五)听证会主持人宣布听证会结束。
第九条 在初步审查阶段，商务部应当在《反垄断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期限内做出是否实施进一步审查的决定。商务部做出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的，应当书面通知申报人;认为有必要实施进一步审查的，应当做出实施进一步审查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报人。
商务部做出不实施进一步审查的决定或者逾期未做出决定的，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可以实施集中。
第十条 在进一步审查阶段，商务部认为经营者集中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应当将其反对意见告知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并设定一个允许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提交书面抗辩意见的合理期限。
参与集中的经营者的书面抗辩意见应当包括相关的事实和理由，并提供相应的证据。参与集中的经营者逾期未提交书面抗辩意见的，视为对反对意见无异议。
第十一条 在审查过程中，为消除或减少经营者集中具有或者可能具有的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可以提出对集中交易方案进行调整的限制性条件。
根据经营者集中交易具体情况，限制性条件可以包括如下种类：
(一)剥离参与集中的经营者的部分资产或业务等结构性条件;
(二)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开放其网络或平台等基础设施、许可关键技术(包括专利、专有技术或其他知识产权)、终止排他性协议等行为性条件;
(三)结构性条件和行为性条件相结合的综合性条件。
第十二条 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提出的限制性条件应当能够消除或减少经营者集中具有或者可能具有的排除、限制竞争效果，并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限制性条件的书面文本应当清晰明确，以便于能够充分评价其有效性和可行性。
第十三条 在审查过程中，为消除或减少经营者集中具有或者可能具有的排除、限制竞争效果，商务部和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均可以提出对限制性条件进行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第十四条 商务部应当在《反垄断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期限内做出禁止或不予禁止经营者集中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报人。对不予禁止的经营者集中，商务部可以决定附加减少集中对竞争产生不利影响的限制性条件。商务部做出进一步审查决定前，参与集中的经营者不得实施集中。
商务部做出对经营者集中不予禁止的决定或逾期未做出决定的，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可以实施集中。
第十五条 对于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的经营者集中，商务部应当对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履行限制性条件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应当按指定期限向商务部报告限制性条件的执行情况。
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未依限制性条件履行规定义务的，商务部可以责令其限期改正;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规定期限内未改正的，商务部可以依照《反垄断法》相关规定予以处理。
第十六条 商务部、申报人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对于在经营者集中审查中知悉的商业秘密和其他需要保密的信息承担保密义务。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1月1日起施行。
篇3：我国反垄断法的两个问题
我国反垄断法的两个问题
【内容提要】文章指出，我国亟需建立反垄断法律制度。反垄断立法是市场经济本能的需求，以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作为中国反垄断立法条件不成熟的理由是不科学的。反垄断法并非反规模经济，而是反对市场支配地位滥用的垄断行为；规模经济也需反垄断法创造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因此两者并不矛盾。【关 键 词】反垄断法/市场经济/竞争/规模经济
反垄断法作为竞争法的支柱，在市场经济国家的法律制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起着基本法的作用。在西方，它被称为“自由企业大宪章”、“经济宪法”、“经济法的基石”。为了建立一个开放、竞争和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为了给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我国亟需建立反垄断法律制度。反垄断法涉及的问题广泛、复杂，本文试就两个基本问题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反垄断立法是市场经济本能的要求
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最先进的经济形式，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市场经济是竞争性的经济，竞争是市场经济活力的源泉。然而，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表明，市场本身并不具备维护公平竞争的机制。作为竞争机制自发作用的必然结果，经济力量日趋集中导致垄断，因此，垄断是竞争的伴生物，也是竞争的对立物，它反过来排斥和限制竞争，妨碍资源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使经济无效益或低效益运行。这种市场本身的缺陷不可能依靠自身得到矫正，而需要国家适度干预加以弥补。反垄断法是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通过国家的权力，对于企业行为的监督及企业垄断力量滥用的禁止，以实现经济结构的平衡和经济发展的有序，是对自由竞争的保护，也是对于竞争背后所体现的公平、正义、民主、效率这些重要价值的肯定。早在1890年，美国俄亥俄州参议员谢尔曼就指出：“我们受不了专制政治的国王，也不能允许控制生产、运输、销售生活必需品的国王。”（注：邱本：《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4期。）在他的倡议下，美国国会通过了被后世称为反垄断法基石之作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将被视为美国社会繁荣之根本的竞争置于了法律的强大保护之下。自此，反垄断法的发展一往无前，各国相继以该法为蓝本或受其影响制定了本国的反垄断法。目前，制定和颁布反垄断法，几乎已成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制度安排的重要标志之一。中国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不能不通过立法来促进竞争，防止垄断，避免在无竞争规则或残缺的竞争规则下发展市场，这是由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决定的，是市场经济本能的要求。
我国政府自80年代起就已开始着手反垄断立法工作。1980年《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首次提出了反垄断问题。此后，国务院陆续出台的一些行政法规如《价格管理条例》、《广告管理条例》等也涉及到了反垄断的问题。《反不正当竞争法》基于反垄断法出台前已面临的实际需要，特别是能够对某些已反映突出的垄断行为加以调整，设定了5项反垄断条款。从我国反垄断立法的上述状况可以看出，关于反垄断的规定非常简单、零散，缺乏应有的规范性、系统性、权威性和可操作性，在实践中执行乏力成效不大，因此需要制定专门的和具有科学性的反垄断法。
有人以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作为中国制定反垄断法条件不成熟的理由是不科学的。当年的日、德和最近的东欧各国制定反垄断法并不是因为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很高，而是需要建立市场经济；即使1890年美国《谢尔曼法》的制定也不是决定于美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而是出于维护企业自由和公平竞争的需要。可以说，市场经济的存在与否是决定是否要制定反垄断法的关键因素。笔者认为，只要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到这样的阶段和程度：在市场竞争中出现了相当多的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行为，严重损害众多其他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妨害公平竞争，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危害社会公共利益并且引起公众强烈不满时，就是具备了制定反垄断法的成熟条件，应当不失时机地制定反垄断法。用这样的标准和尺度衡量中国，显然已经具备条件。
二、反垄断法与发展规模经济
在当今的中国，发展规模经济，鼓励企业联合、兼并，组建企业集团，如火如荼，方兴未艾。因此有人认为，反垄断法在我国制定为时尚早，势必影响产业政策。这种观点的错误就在于没有深刻、准确地认识和把握反垄断法的本质，以致将两者对立起来。
首先，反垄断法并非反规模经济
垄断不仅表现为实际控制市场的状态（垄断状态），而且也包括各种实质性限制竞争的行为（垄断行为），垄断状态本身有其存在的合理价值。
1. 垄断与竞争具有相对性。竞争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竞争也不是在任何程度上都是积极的，也存在本身的消极方面和盲目性，竞争消极方面正是垄断发挥积极作用的领域，因此两者是相对的，往往是交融和并存的。本世纪四十年代美国法学家克拉克就曾提出“有效竞争”的理论，认为有效竞争模式是竞争的唯一现实模式，所谓的完全竞争和完全垄断是不存在的。正如德国卡特尔局曾指出的：“在某些领域里，过度的自由竞争无益于社会的公共利益，造成资源的浪费，对社会经济发展和国计民生均不利，而进行适度的垄断是符合公共利益的。”（注：张守文、于雷：《市场经济与新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页。）我国竞争制度与竞争政策的目标模式也应是存在着某些垄断因素的“有效竞争”。如电力、自来水、邮电通讯等属于自然垄断的公用事业部门，在反垄断法中应以除外规定的方式允许其垄断状态的豁免。
2. 垄断状态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现代社会大规模生产的需要。二十世纪，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许多新兴产业，如计算机行业、化工业、航天业、机电业、汽车业等迅速崛起，这些行业属于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需要巨额投资，并且只有大规模生产才能产生“规模效应”。显然，在这些行业，垄断经营比分散竞争更可取。1979年美国法院审理“贝克摄影公司诉东方柯达公司案”中确立了这样的原则：“仅因为它的有效规模而获得竞争性的收益”就不算违反谢尔曼法。一般美国法院在判决解散垄断企业时要充分考虑到经济效益的损失，“如果调整行业结构的命令实质性地导致规模经济的损失就不得发布。”（注：马歇尔・C・塞华德著：《美国反托斯法与贸易法规》。）表现出对垄断状态执法的宽容。在企业经营多元化、跨国化的今天，企业规模越大，越有利于提高企业乃至一国的经济竞争力，有时即使某企业在本国占据绝对垄断地位，对该国来说也未必是坏事。当前国际上的趋势是放松对垄断性企业的管制，以致企业兼并、合并愈演愈烈，许多国家在既定的产业政策指导下，通过各种手段促进企业集团的发展，已不是什么秘密。近期日本政府决定修改战后实施了半个世纪的禁止垄断法，拟对控股公司开禁，以及美国政府促成波音与麦道的强强联手，就是很好的例证。
3. 反垄断法以垄断行为为主要规制对象。纵观各国反垄断法的规定，其规制的垄断大致上有两方面的问题，即垄断状态与垄断行为。并非所有的国家都规定垄断状态为非法，只
将市场地位的滥用规定为非法。由此可见，反垄断不等于反规模经济，反垄断法所要反对的垄断有其严格的认定标准和构成要件。正如有的学者所概括的：“反垄断法反对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大企业，而是任何独占市场的企图；它所努力消除的并非简单的企业优势，而是借助于该种优势对于竞争机制的扭曲与蹂躏；它限制的并非企业通过先进的技术、优秀的策略等正当商业行为而获得的市场支配地位及高额利润，而是出于减灭竞争压力，长期轻松获取利润的目的，以非正当的方式对于该地位的维持与滥用，它所保护的并非弱小企业的弱小，而是保护它们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注：王＠①：《论反垄断法一般理论及基本制度》，《中国法学》第2期。）近期美国地方法院法官就美国司法部和19个州控告微软公司实行垄断一案做出初步裁决，裁定微软公司垄断市场。这一判决并非针对其在电脑业的垄断状态，而是其垄断行为。“一家公司通过提供更好的产品或因为运气而获得垄断地位并不违法，但利用优势地位保持垄断或在新的领域谋取垄断是违法的。”而微软公司利用其在个人电脑市场的绝对优势，捆绑销售其英特网浏览器软件的做法即属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
其次，规模经济也需要反垄断法创造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结构
1. 企业的规模经济是有限度的。规模经济虽然是以企业的生产规模为条件，但并不意味着生产规模和企业效率始终成正比，即规模经济不等于经济规模。企业的规模超过一定的限度，由于内部管理成本加大等因素会造成效益下滑，导致规模不经济。任何企业都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即根据自己的生产环境、技术条件、管理水平、市场的大小和消费者的需求决定企业的生产规模。在某些情况下，企业的规模越大，往往不能灵活适应市场和抵御风险，患上“大企业病”，如日本八佰伴股份公司破产就是一例。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取决于多种因素，而不仅仅是企业的规模，因此企业应当从实际出发，确定自己的生产经营规模，一切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不能盲目地追求一个“大”字。德国联邦卡特尔局沃尔夫局长指出，有些国家希望通过大企业的合并或者通过国家参与资本、补贴等方式培育所谓的'国家队，希望这些国家队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但是这些政策往往会使企业失去效率和积极性，因为效率是通过竞争，特别是通过国内市场的竞争产生的。这些观点值得我们注意。
2. 规模经济是通过正当竞争而获得的。它是竞争的产物，市场的选择，而不是违背经济规律和主观意志所为。在市场竞争条件下，为了减少市场竞争的压力，企业在本能上就存在着扩大市场占有额的愿望。为了扩大生产和经营规模，它们一方面会通过内部积累的方式进行外部扩张，另一方面也会通过企业兼并或者联合的方式进行外部扩张。调查结果表明，当前我国的企业规模不经济与一些垄断现象是并存的，不是因为反垄断而造成的，恰恰是因为没有通过有效的反垄断来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和条件。中国当前所进行的企业合并或者兼并基本上是由政府出面，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推动的，有的甚至以“拉郎配”的方式进行的。这些在政府干预下形成的企业集团，虽然表面看来很大，但其资产营运水平、经营管理能力未必能够适应这种大规模的经营，到头来只会徒有虚名，甚至适得其反。根据我国“九五”计划和20远景规划，今后的发展方向应当是通过制定并实施反垄断法来保障企业在公平竞争中不断发展和壮大，不应再走过去“大而全、小而全”低水平重复建设和“拉郎配”的老路，而应充分发挥兼并、联合等市场机制的作用，为企业创造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结构，促进规模经济的良性发展。
3. 我国与西方一些国家企业规模不能相提并论。我国企业的规模化程度总的来说确实不高，但从反垄断法的角度看，经济力集中和企业规模化是相对的，即相对于一个国家和特定市场范围而言，而这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在当前的中国，某些企业的市场销售额（还有总资本额、职工人数等方面）不必达到某些国家的水平，即可拥有较大的市场占有率，即可形成垄断和限制竞争局面。在中型车市场，两家企业市场占有率已达到86%，经济力如此高度集中，这应是不争之事实。更何况当前我国企业规模正处于迅速增长变化时期，许多企业存在片面追求扩大规模的倾向，加上政府某些政策导向和行政行为，我国一些企业和行业经济力集中和垄断化程度日趋严重，而市场优势地位与其滥用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泾渭分明的界线。我国反垄断立法要恰当掌握其中的“度”，并适用“合理原则”，即要根据具体案情和对市场的影响程度，判断其是否有违法性。具体地说，凡企业扩大规模而能明显地增长效益，且不至于（已经或可能）形成限制竞争局面者，应当允许和提倡；凡企业规模化既能增长效益，又妨害或者可能妨害竞争者，应当权衡利弊大小，当弊大于利时，应予以限制和反对；至于有些扩大规模反而导致效益下滑，即“规模不经济”者，应该严格杜绝，其达到垄断和市场支配地位者，法律可以采取令其分割或解散等严厉措施。
综上所述，在我国制定反垄断法与支持中小企业的联合、扩大企业的平均规模和实现规模经济的经济政策并不矛盾，两者在维护资源优化配置的长期目标上是一致的，它们是建立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必须同步进行的两个方面。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日右加易
篇4：我国常用螺纹标准
类别 标准名称 标准号 与国际标准的关系
普通螺纹 普通螺纹 基本牙型 GB/T192 —1981 与ISO68等效
普通螺纹 直径与螺距系列 GB/T193 —1981 与ISO261等效
普通螺纹 基本尺寸 GB/T196 —1981 与ISO724等效
普通螺纹 公差与配合 GB/T197 —1981 与ISO965/1等效
普通螺纹 偏差表 GB/T2516 —1981 与ISO965/3等效
商品紧固 件的普通螺纹选用系列 JB/T7912 —1999 与ISO262等效商品紧固 件的中等精度普通螺纹极限尺寸 GB/T9145 —1988 与ISO965/2等效
光学螺纹 光学仪器 特种细牙螺纹 ZBN30006—1988
光学仪器 用目镜螺纹 JB/T8204—1995
光学仪器用短牙螺纹 JB/T5450-1991
紧配合螺纹 过渡配合 螺纹 GB/T1167—1996
过盈配合 螺纹 GB/T1181—1998
小螺纹 小螺纹牙 型 GB/T1505 4.1—1994 与ISO1501等效
小螺纹直 径与螺距系列 GB/T1505 4.2—1994
小螺纹基 本尺寸 GB/T1505 4.3—1994
小螺纹公差 GB/T15054.4-1994
小螺纹极限尺寸 GB/T15054.5-1994
MJ螺纹 MJ螺纹基 本牙型 GJB/T3.1 —1982 ISO5855
MJ螺纹螺 栓与螺母螺纹的尺寸与公差 GJB/T3.2 —1982
MJ螺纹管 路件螺纹的尺寸与公差 GJB/T3.3 —1985
MJ螺纹结 构件的尺寸与公差 GJB/T3.4 —1985
MJ螺纹计 算公式 GJB/T3.5 —1985
MJ螺纹首尾 GJB52-1985
梯形螺纹 梯形螺纹 牙型 GB/T5796 .1—1986 与ISO2901等效
梯形螺纹 直径与螺距系列 GB/T5796 .2—1986 与ISO2902等效
梯形螺纹 基本尺寸 GB/T5796 .3—1986 与ISO2904等效
梯形螺纹 公差 GB/T5796 .4—1986 与ISO2903等效
梯形螺纹 极限尺寸 GB/T12359—1990
机床梯形 螺纹丝杠、螺母技术条件 JB/T2886—1992
锻钢阀门 用短牙梯形螺纹 JB/TQ374—1985
锯齿形螺纹 锯齿形(3 °、30°)螺纹牙型 GB/T13576.1—1992
锯齿形(3 °、30°)螺纹直径与螺距系列 GB/T13576.2—1992
锯齿形(3 °、30°)螺纹基本尺寸 GB/T13576.3—1992
锯齿形(3 °、30°)螺纹公差 GB/T13576.4—1992
水压机45 °锯齿形螺纹牙型与基本尺寸 JB2076—1984
管螺纹 用螺纹密 封的管螺纹 GB/T7306 —1987 与ISO7/1等效
非螺纹密 封的管螺纹 GB/T7307 —1987 与ISO228/1等效
60°圆锥 管螺纹 GB/T12716—1991
米制锥螺 纹 GB/T1415—1992
管路旋入 端用普通螺纹尺寸系列 GB/T1414—1978
气瓶专用螺纹 GB/T8335-1998
通用基准 螺纹术语 GB/T1479 1—1993 与ISO5408等效
篇5：反垄断法中的公共利益及其实现
反垄断法中的公共利益及其实现
内容提要: 追求和维护公共利益是现代反垄断法的基本价值追求，对公共利益的考量总是被允许超越市场，作为一个合法的反竞争事由存在。反垄断法欲使保护和增进消费者福利为中心价值的公共利益能够得到正确的实现，仍有赖于在立法上将公共利益类型化。在法律实施过程中，执法机关应该关注公共利益认定主体的平等参与权及认定的协商性方法，而司法审查与公益诉讼同样是保护公共利益实现的重要制度因素。
一、问题的提出
追求和维护公共利益是现代反垄断法的基本价值诉求，对“公共利益”的考量总是被允许超越市场，作为一个合法的反竞争事由存在。[1]在反垄断法的语境中，公共利益在反垄断法中承载着确定反竞争行为是否适用反垄断法、适用反垄断法的反竞争行为是否可以豁免、不能豁免的反竞争行为的合理性及应受惩罚性等重大功能。这就意味着，在反垄断法的实施中，多重因素决定了反垄断法对公共利益的确定性需求。这些需求主要来自：（1）为避免公共利益沦为“多数人的暴政”，立法必须明确公共利益的范畴。（2）尽管现代国家既担当起了保护竞争秩序的职责，也独占了对垄断行为的处罚权，但是随着国家拥有愈来愈大的处罚权，为了避免国家处罚权滥用以及立法中关于公共利益规定的具体制度成为权力寻租的根据，有必要明确个案中公共利益认定的基本内容及程序[2]，对这些权力予以适当控制。Www.11665.Com这就要求国家干预权的行使主体在干预经济运行时，必须获得法律事先的明确授权，合理设定权力行使的范围和正当使用的方式。（3）由于经济是复杂的，无论从现实还是从发展的眼光看，竞争政策与公共利益或者整体经济利益都存在冲突的可能性，为增强制度的透明度、稳定各方预期也必须明确定认定公共利益的方法。[3]这也包括公共利益认定机构处理案件时需遵循的案件调查、行政审理和裁决程序。然而，基于对世界主要国家竞争法的文本分析，消费者团结和信任社 (cuts)认为大多数国家（如美国、英国和南非等国家）在其反垄断法中都有明确的关于保护公共利益的规定，但是都没有关于“公共利益”的定义，甚至没有明确规定公共利益考量因素的范围。[4]实践中关于公共利益的认定无章可循的事实则直接导致了在反垄断实践中普遍存在“公共利益”豁免滥用的现象。如1930年代，美国罗斯福政府为应对危机颁布《国家产业复兴法》，以公共利益之名，使过去认为非法的价格协议和产量限制协议合法化。再如在sirius卫星广播公司和xm卫星广播控股公司并购案件中，美国联邦通信委员（fcc）错误地估计了二者合并对竞争的影响，以公共利益为名批准了两大巨头的合并。事实证明，无论是30年代美国政府的错误，还是21世纪的美国卫星广播巨头sirius xm卫星广播公司(siri)的出现最终都是由消费者为此类“错误”买单。“在‘公共利益’的庇护下，垄断协议及经营者集中很可能被豁免，消费者福利将被贬损。”[5]可见，尽管“公共利益催生了反垄断法”，[6]但是在反垄断法的实施中，公共利益在个案中的认定却并非易事，并且如果没有透明的、持续的公共利益认定标准和方法，那么公共利益的认定必将异化为利益集团“罗生门”；如果没有公正的、可操作的程序保障机制，那么个案中公共利益的认定很可能成为专制腐化的病灶、恣意的藏垢之所。
在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由于国有企业性质的特殊性及长期以来形成的利益影响，如果不能够很好的界定公共利益，那么当国有企业的利益与公平竞争发生冲突之时，反垄断法将极有可能成为政府借保护竞争之名行破坏竞争之实的工具，国有企业将成为立法模糊的最大受益者。[7]如最重要的盐业专营的理由在于：为了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必须让他们食用加碘盐，而为了保证消费者食用加碘盐食盐必须实行“垄断经营”。时至今日，我国碘缺乏的现象大为改观，但有些高水碘地区还在被供应碘盐，食用加碘盐导致了这些地区甲状腺疾病增多。盐业专营究竟是为了保护公共利益，还是为了维持垄断带来的高利润值得深思。由此观之，在中国，合理地界定反垄断法中的公共利益并为其提供实体上、程序上的保护，是我国反垄断法实施过程中一个举足轻重的问题，但我国相关竞争立法中浅尝辄止的规定根本满足不了实现立法宗旨的需要，对公共利益实现相关问题的研究亟待深入。
二、反垄断法立法中的公共利益界定
（一）反垄断立法中公共利益定义的困境
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少有法律对公共利益作明确定义，在反垄断法中亦是如此。在反垄断法中定义公共利益之难的原因，可归纳为三点：第一，从法律外在视角来考察：“公共”的不确定性和“利益”的不确定性酝酿了公共利益天生的不确定性。“公共”的不确定性强调公共利益的受益主体是不确定，“利益”的不确定性来自利益内容的不确定性、利益的多面性，这种不确定性的根本问题在于公共利益的抽象性。[8]自古以来，尽管对公共利益的论述可以追述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霍布斯等人的著作中，但是公共利益始终争议性地并存在政治、哲学、经济及法律的领域中。在这些领域内，由公共利益的抽象性导致的界定公共利益的困境似乎从未被克服过。[9]第二，从法律内在视角来考察：公共利益从来都是开放性的概念，公共利益的内容必然随着动态的国家社会不同情形而有所不同，呈现不确定性与多面性。然而，任何认知论上的定义都有其固有的局限性，且立法者认识能力有限，不可能预见将来的所有事情，即使立法者能预见到将来的一些事情，他也可能由于表现手段有限而不能把它们完全纳入法律规范。易言之，即便立法中能够界定公共利益，这种界定也只能是公共利益接受社会、国家法秩序的价值概念对其进行判断的弹性表征，而不可能客观、完整表达公共利益应有的全部内涵。第三，从反垄断法的起源来考察：“‘确定性’也许并不是法律和司法固有的性质，尤其不是普通法固有的性质。作为反垄断法鼻祖的《谢尔曼法》渊源于普通法” [10]，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世界各国的法律系统中，没有哪一个法律系统能够像反垄断法律系统那样具有不确定性及如此众多的理解和执行歧义。” [11]反垄断法中公共利益的定义之难根深蒂固，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鲜有立法对其做出定义。退一步而言，即便立法者能给“公共利益”一个明确的定义，公共利益的实现也绝非易事。因为不仅过于弥散(diffuse)的公共利益将难以指导行动，而且在市场的外衣下，过于狭隘的公共利益定义会阻碍立法者给本该受到特殊保护的利益予以其应得的保护。[12]
然而，公共利益定义之难并不意味这道难题无解。事实上，任何法律都不是完备的，在人类放弃被柏拉图称为“最优”(first best)的方式――人治，转而求助于异己的、独立于自身的规则体系――法律，来协调社会中的利益冲突之时，人类就已经认识到法律固有的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模糊性、滞后性等缺陷。由于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处于一个没有法律规则的“真空”阶段，“服从坏的法律并主张通过合法途径对其加以修改，这要比不服从法律好一些”。[13]进一步而言，反垄断法对公共利益的价值追求，也表现为以建立和维护自由、有序的竞争秩序为基本内容。因为良好的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最有利于提升消费者的福利，也是实现消费者权益的一般性条件。反垄断法就是通过化解由反竞争行为所引起的经营者与消费者、经营者之间的矛盾冲突、通过对竞争秩序的维护和对资源的优化配置，来促进公共利益。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关于什么类型的竞争秩序最能够实现竞争自由与竞争秩序之间谋求一种动态的平衡与一致却没有定论，尽管蕴藏在保护竞争或维护竞争秩序之中的根本性价值目标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内容和优先性，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反垄断法的根本性价值目标在于通过保护竞争或维护竞争秩序来实现社会整体经济效率和社会实质公平。[14]因此，即便模糊性、不确定性是反垄断法不可克服的缺陷，但这绝对不能成为人们放弃反垄断立法的理由，也不是人们可以任公共利益在反垄断法实施中信马由缰的借口。
（二）公共利益的立法表达方式
公共利益的概念尽管抽象，但绝非飘渺不可及；公共利益概念的罗生门特征只是表象，因为公共利益实际上是价值问题，可以藉助思考、讨论、批判及诉诸宪法理念及法理，在不同情况取得某些程度的具体结论。[15]现代诸多部门法律中都涉及到维护公共利益的立法条款，通过正面或反面类型化的列举，或通过概念解析或概念辨析来阐明公共利益的内涵，相关表达方式的制度设计经验值得我国反垄断法借鉴。以域外物权立法中的公共利益概念界定为例，确定公共利益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概括式，即在与土地征用有关的法律法规中仅原则性地规定“只有出于公共利益方可发动土地征用权”，但对到底哪些属于“公共利益”未加以明确界定。如澳大利亚1989年《土地征用法》规定，“公共目的”是指议会有权力制定法律来限定的与国家土地有关意图的任何目的。[16]二是列举式，即在与土地征用有关的法律中详尽地列出在哪些“公共利益”的情况下方能发动征用权，例如日本、韩国等。从立法实践来看，采取列举式立法模式的国家从数量上来说是绝对的多数。而列举式立法模式体现的是在认清公共利益定义难的现实情况后，“通过宪法解释、法律解释，不断细化公共利益的内容，建立公共利益类型化制度” [17]的一种变通，是立法“不抛弃不放弃但要讲究策略”原则的体现。[18]诚如拉伦茨所言：“当抽象的一般概念及其逻辑体系不足以掌握生活现象或意义脉络的多样表现形态时，大家首先会想到的辅助思考形式是‘类型’。”[19]进一步而言，列举式的立法模式还可一分为二：（1）封闭式列举。这种模式下，法律对于“公共利益”作出了详尽的列举。如日本土地征用法和其他法律将符合公共利益的征地范围严格限定在关系国家和民众利益的公益事业项目之内，共包括17 类。（2）开放式列举。在这一模式下，法律既具体列举，又设置兜底条款。例如，我国台湾地区《土地法》第208条规定：“因下列事业的需要可依本法的规定征收私有土地，但征收的范围，应以其事业所必须者为限：国防设施；交通事业；公用事业；水利事业；公共卫生；政府机关、地方自治机关及其他公共建筑；教育、学术及慈善事业；国营事业；其他由政府兴办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鉴于概括式立法模式与封闭式列举模式都难以承载公共利益的界定问题，笔者认为采取开放式列举界定公共利益的方法更为恰当。惟其如此，才能应对未来社会不断发展和新兴事物不断产生的需要，同时也能够使法律具有处理千变万化之法律现象所需要的规范弹性。[20]因此，对于公共利益的考量，我国未来的反垄断法实施细则仍有必要借鉴上述其他部门法的立法经验。
（三）反垄断法的选择
任何法都是在一定的价值观指引下，以保护某类对象的利益为旨归的。因此，一部法律发展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法所保护的对象或保护的利益转换的历史；法律的革命，其实质就是由社会经济条件及价值观念转化而引起的法所保护的对象或利益的巨大变化或转向。分析反垄断法保护对象的转向，可以管窥其与传统私法或当代中国主流法律理论的迥异。[21]
1．类型化的中心价值
当“作为请求权、作为法学家使用的利益”和“作为好处、作为经济学家使用的利益” [22]相区分的时候，在现代社会背景下，有着悠久历史的公共利益理论发生了从法律外抽象的政治理念向法律内具体概念的转向。内在法律视角下的公共利益是作为法律文本中一个具体的法律概念出现的，有着特定的指涉对象。[23]因此，要对作为利益之一的公共利益进行保护，首先必须确定哪些类型的利益应被认可和保护（受益对象）及利益包含哪些具体内容（尤其是核心内容）。类型不是无缘由的臆想，“在描述事件的属类时，类型学的思考总是维持其与指导性价值观点间的联系，因为所有被考量的特征都取向于这个――促成整体类型的――中心价值，惟有如此，它们‘才具有价值’”。[24]我们必须承认，每个价值目标，可以形成一个公共利益，而在一个公共利益的标的上，可能存在几个价值标准，不同的价值标准之间的冲突又似乎不可避免。如正义是法的一般价值目标，而我国《反垄断法》的目标中还蕴含了效率的内容，那么当执法机构认为a和b公司的存在垄断协议行为却很难获取证据之时，它是应该赦免“告密者”来获取证据（效率），还是应该等待调查获取证据，以便给从事相同危害行为的a和b公司同样的处罚（正义）？在效率与公平正义之间的取舍该如何进行？是由二者形成两个公益之后，再选择一个最优的公益，而淘汰其他的公共利益？还是应该在不同的价值标准中，选择一个最优考虑的价值标准，而后形成公共利益？[25]立法的现实告诉我们，答案当然是后者。在各国反垄断法的立法宗旨中，世界各国反垄断立法无论采用概括式还是列举概括式立法模式，也无论其对“公共利益”解释有何不同的角度，但万变不离其宗，归纳起来都是解释“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启动公共利益豁免”[26]，并且解释的目标是为了保护与增进消费者福利。[27]如《经济合作组织竞争法的基本框架》规定：“竞争法的基本目的是改善经济效能，以使消费者享受较低的价格、更多的选择和更好的产品质量。”修订的《加拿大竞争法》第1条强调要为消费者提供竞争性价格和商品选择。日本修订的《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平交易法》旨在通过禁止私人垄断等手段以确保一般消费者的福利。修订的《芬兰竞争法》第1条强调，在适用该法时，应对消费者的福利给予特别关注。类似的规定也出现在韩国、南非、新加坡等国家的竞争法中。可以说，对消费者福利的保护，不仅是美国反托拉斯法的主线，而且是多样化的各国反垄断法立法宗旨的契合点；反垄断法上的消费者福利导向已经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获得支持，并成为“公共利益”解释的国际趋势。[28]
反垄断法中公共利益的内容涉及面广，且很模糊，如节约能源、知识产权保护、自然垄断行业、农业以及保护环境等等。诚然，某些公共利益的内容并非一定直接是（甚或不是）消费者福利本身，对消费者利益的维护也往往不那么直接和明显，[29]但是，利益的背后最终关心指涉的对象或价值追求的目标却是消费者福利。在现代市场经济活动中，违法的竞争行为对个体利益的损害常常为个体所不知不觉，比如占有市场优势地位的企业进行掠夺性定价，在短期内这是对消费者有利的，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行为不利于消费者获得长期的低价格，所以，基于公共利益的理由应该禁止这种行为。这也证明，反垄断法对市场行为的基本态度――着重于规制或者控制某种行为，防止该种行为超出“公共利益”的限度。
2.类型化的实现方式
公共利益的类型化并不意味着要在《反垄断法》或者某一部法律中对全部公共利益的类型进行详细列举。因为：（1）公共利益不仅其涉及社会生活的很多领域，且其内涵与外延具有明显的开放性与不确定性。期冀在一部《反垄断法》中用一个列举涉及公共利益情形的法条来解决界定公共利益的问题是不现实的。如由于垄断协议行为是“最重大的反竞争行为” [30]，因此在基于公共利益的事由对其可豁免性进行考量时应该较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及经营者集中行为的考量更加严格。且《反垄断法》尚未详细列举对数种垄断行为的豁免事由，当然单凭《反垄断法》也不能完成这项工作，这就要求在以后的《反垄断法实施细则》或者相关《实施办法》中对该问题做出进一步的补充。（2）公共利益有不同的层次，《反垄断法》不宜做笼统地规定。公共利益的层次复杂性决定了在法律上对其类型化是困难的，我国《反垄断法》应该对此尽量做出明确规定，但这并不要求《反垄断法》本身必须给公共利益一个确定的术语解释，也并不要求《反垄断法》中需包含涉及公共利益的全部情形。现实的选择是：反垄断法中公共利益的界定应该在与《宪法》所保护的公民的生存权、安全权、私有财产权等不抵触的情况下，突出以“保护与增进消费者福利”为中心价值而形成反垄断法中的公共利益。并且，反垄断法中公共利益可根据垄断行为的不同特征进而细分为不同的公共利益的具体情形，以此为标准来分析我国《反垄断法》中公共利益的界定模式。据此，我们可发现，我国《反垄断法》在第1条明确规定该法制定的目的之一是要维护公共利益和消费者利益（可以视为概括性条款），在第7、15、28、55、56条就采取排除法或列举法对某些垄断协议和行为予以豁免，在27条明确规定了经营者集中审查中有关公共利益界定的类型。可见，我国反垄断立法中关于公共利益界定的方式基本上是概括式与列举式相结合。这种层次分明的类型化，将大大提升反垄断法中公共利益的开放性，使它能紧跟社会发展的步伐、适应具体时势的客观需要。因此，笔者认为，如果说我国反垄断立法存在中关于公共利益界定存在阙如，那么这种阙如不应由立法模式的不恰当来承担责任，且未来反垄断立法的完善也不应该拘泥于立法模式的选择探讨，而应该关于如何将垄断协议、经营者集中的公共利益类型科学化，如何补充关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及行政垄断中公共利益类型的规定等具体可操作的问题。
三、反垄断法执法中公共利益的认定
公共利益的概念即便是在类型化之后，它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当然，这种不确定性绝不是意味可以任意扩大行政执法行为合法化的空间，相反，它是对政府行为的严格约束和政府行政水平的考验。在这种条件下，把价值问题转换为程序问题不失为打破僵局的一个明智之举。因为程序所具有的结构开放和过程紧缩的特性，一方面，可以限制行政官吏的裁量权、维持法的稳定性和自我完结性；另一方面，可以使法律系统具有更大的`可塑性和适应能力。[31]将公共利益的认定纳入程序控制的范畴，首先应该从执法程序的明晰做起。[32]
（一）认定的主体：多元下的平等
我国《反垄断法》在15条第1款第7项则将公共利益认定的权限交给“法律”和国务院[33]，这样的做法有待商榷。首先，“法律”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主体，主体虚化的外衣之下，这项本该属于公众的权力将旁落到客观存在的、狭隘的特定集团手中。其次，国务院是最高的行政机构，代表国家行使执法权力的机构（国家发改委、工商总局、商务部）是其下属机构。在“父爱主义”情节困扰下的行政机构，当“孩子”成为争议一方之时，要求“父亲”来评判并秉持公平，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做法。进而言之，由作为纠纷一方当事人的执法机构来充当认定主体也是不科学的，因为这有违“任何人都不能充当自己案件的法官”的自然正义的法则。进一步而言，有学者甚至认为“从各国经验来看，对公共利益的具体判断都是由法院来进行的。由司法机关按照法律所认可的表决程序和表决规则认可公共利益，是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通行做法”。[34]不过，笔者认为，这种在个案中，由法官通过判决来判断公共利益是否可以发动的做法并不意味法官或者司法机构就是公共利益的认定主体，至少不是唯一的认定主体。其原因在于：（1）公共利益既然标榜为公共的利益，那就只有作为公共的众人才有判断的权力。任何排斥民众的参与，排斥议会的监督，单纯以行政机关甚至行政领导人个人意志进行的所谓公共利益的判断，都缺乏冠以公共利益之名的正当理由。那种认为民众的愿望可以被“精英”而不是人民参与讨论、投票、决定更容易确定的做法更是无稽之谈。[35]（2）公共利益的认定涉及到宪法分权问题，该权力的行使贯穿立法、执法、司法的全过程。立法者只能对此做出概括性规定、执法者一般充当组织公共利益具体判断标准的认定的角色（如电价上涨，国家发改委负责组织听证会），当且仅当当事人之间对公共利益的认定产生纠纷和冲突时，法院才予以介入，对两造各执的理由进行判断，确定争执的问题是否属于公共利益。总之，在公共利益认定的过程中，公众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不仅行政机关难以越俎代庖，司法机关也同样难以用判决裁定代替公众的判断。为保证公众认定公共利益的主体性权利，对公共利益认定最基本的要求是：
1. 立法应该明确公众的参与权及参与途径
这可以改变一般公众缺乏对“公共利益”一词的解释权和话语权的状况。按照美国《反托拉斯程序和处罚法》（tunney法案）规定，协议裁决在生效前60天，必须将其内容公布于《联邦公报》（federal register）上接受民众评论，以确定协议是否满足公共利益要求。如在微软案件中，美国司法部收到3万多份评论，其中有1.25万参与者反对协议，1万人表示赞同，9500人并未表示观点。[36]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在确定是否符合公共利益时，一般都会以是否经过民意代表审查作为标准，而极力避免自己另做判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垄断组织不仅运用它们所拥有的经济权力，排除人们通过市场竞争获取物质成功的机会，而且垄断组织凭借他们拥有的巨大财富腐蚀立法程序，以牺牲社会其他成员为代价谋取自身利益。[37]在我国行政垄断仍很猖獗，许多行政垄断控制的行业无不滥用其所拥有的垄断优势，把为了保证供给而采取的“垄断”变成了企业获得“垄断暴利”和企业员工获得“垄断福利”的工具，严重损害了社会的公共福利。[38]而一旦行政部门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政府可能利用各种手段阻碍公众参与、表达意见，包括提高参与成本，设置参与障碍等，或者将公众参与形式化，最终使得竞争秩序遭到破坏。所以，我们既要警惕某些个人利益、部门利益、阶层利益以普遍的公共利益面目出现，也要警惕公共权力的膨胀与滥用，还要警惕未经公共性论辩，以简单多数的投票方式用个人利益之和的“众意”代替“公意”。[39]因此，我国反垄断立法应当明确公众参与公共利益认定的机会和途径，如听证会等形式，从而强调和推崇公共利益价值判断的基础应该从数量判断向质量判断转型。
2.程序应该公开透明
以公共利益为理由豁免一些具有反竞争效果的行为会侵犯一些消费者的合法权利及伤害一些经营者的基本权利。因此，在发动公共利益的过程中必须做到决策和执行全过程的公开透明，依法保障公众及行政相对人的知情权、听证权、陈述权、申辩权、参与决策权等程序权利和民主权利的有效行使，最终保障该发动行为的合法有效。
（二）认定的方法：以协商为基础
在台湾微软案中，面对台湾微软公司提出的行政和解申请，公平交易委员会的基本立场是，和解应以符合公共利益为前提。由于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规定的最高罚款金额为2500万元，对微软来说吓阻效果不大，而由微软提出包括降价等在内的改善方案，比较符合台湾的公众利益，因此，公平交易委员会同意行政和解。[40]事实上，美国律师协会的研究表明，至少有70%的反托拉斯纠纷是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的，[41]且几乎所有重大的案件都是通过协商和解的方式结案。20，在历经近8年的争议之后微软公司也最终与欧盟委员会达成和解。值得一提的是，经营者与执法机构之间的和解（承诺）都是以不违反公共利益为前提，任何违反公共利益的和解都将归于无效。
在反垄断实践中，以协商为基础的经营者承诺制度在反垄断实践中大行其道的原因在于，实体规则的原则性与不确定性大大减损了反垄断法直接适用的效力，反垄断立法难以对现实中复杂的垄断违法行为作出周密规定。同时，反垄断立法中公共利益的不确定性留下了诸多难题于执法中。如随着新经济时代的来临，反托拉斯执法面临的课题皆比以往来得复杂（如产品周期变短、产业集资、瓜分市场或是因技术垄断而形成独占等）。在严重的不确定性面前，掌管市场交易秩序的反垄断执法机关规范厂商竞争行为时，常常会面临“三难困境”：一是即便其穷尽调查手段也未必能发现事实真相；二是违法事实难以证明的情况；三是即便能够发现与证明违法事实，也不符合成本及效率的要求。因此，在反垄断执法实践中，执法机关除了事前频繁运用非正式手段，让政策利害关系人得以了解最新的政策走向之外，事后则大多以“协商”等温和方式，禁止或调整可能违法的厂商行为，并藉此监控厂商未来的一举一动，以维护市场竞争。对执法困境的克服以及由实体到程序的转向，已使现代反垄断法逐渐走向程序化。当前世界各国反垄断法在现代的发展，逐渐表现出由实体制度建构向协商制度建构转变的倾向，垄断判断与惩罚往往只能由执法者通过具体案件加以确定，在某种程度上，反垄断的重心不再是立法问题，而是执法问题。[42]在现代社会各种复杂的利益矛盾冲突中，经营者与执法机构之间的协商应建立在对多元主义和社会分化的充分考量之上，其目的在于为多元的社会利益主体表达提供充足的合法性。
就公共利益认定的方式而言，首先要求把协商议题限制在公共利益范围之内，并且“协商强制公民的建议必须以共同的善为依归。”[43]这就要求，一方面有必要引进该制度以提高反垄断法的执法效率；另一方面为避免执法机构被经营者俘获达成有损于公共利益或者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和解契约，必须加强对和解契约的缔结过程及内容的监督。例如，以美国为例，一个具体的经营者承诺契约是这样运行的：（1）由当事双方（执法机构与垄断行为嫌疑人）在平等的基础上订立契约，形成“承诺书”（decree）。该承诺书在生效前，应该公布一段时间（通常为60天），供公众评论。（2）法院应该对承诺书的内容进行司法审查。在参考公示期间公众的反馈意见及专家意见后做出同意或者否定承诺书的裁决。（3）如果法院认为该裁决不符合公共利益，那么当事方可以重新协商或者提出上诉；如果法院认为该承诺书符合公共利益，那么双方当事人可以开始执行该协议。协议裁决的成立并不代表反托拉斯局自此就可高枕无忧，而执行任务才是具体落实的开始。对于当事人履行裁决情况的掌握，才是对相关主管机关执法能力的真正考验。倘若当事人违反裁决中的规定，反托拉斯局将可同时对当事人提起民事与刑事诉讼给予制裁，指控当事人藐视法庭。另外，也可向当事人收取罚金或是将其违反协议裁决、继续从事不当竞争行为期间赚取的利润予以没收。[44]当然，双方当事人也可以向法院提出修改或者终止该裁决。由于当事人提出申请的动机并非一定是为了维护竞争秩序，这个时候必须提出充分的证据以资证明。也因为如此，由被告主动提出的修正案，大多都会被反托拉斯局驳回。
（三）认定的例外：授予特别介入权
一般来说，因为竞争损害公共利益的案件常常是一些占有较大市场份额的企业所实施的行为。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在市场份额、营业额等方面没有达到立法所规定的最低门槛的企业也可能通过非法竞争做出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如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执法机构不会对该行为的竞争状况做出评估，这也意味着，这些行为难以得到制裁。针对这种特殊情况，英国竞争法规定，国务秘书享有特别干预权。换言之，即便没有竞争状况评估，国务秘书可以根据公共利益的考量禁止该行为。目前只有国家和公共安全已被指定为公共利益的考量因素，但是国务秘书保留通过成文法进一步增加公共利益考量因素的权力。在美国也存在类似规定，反托拉斯局在行政资源有限或是有其它案件等着优先处理的情况下，会主动修正或终止协议裁决中的相关规定，藉以分摊有限的机关资源。[45]即只要反托拉斯局或是当事人认为裁决的规定不合时宜，皆可向法院提出修改或是终止该裁决的请求。特别介入权使得反垄断法对竞争秩序的维护更具有情景性，可以克服立法、执法中的刚性问题，因此为众多国家所采纳。在我国，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负责协调反垄断行政执法工作、拟订有关竞争政策、组织调查、评估市场总体竞争状况及发布评估报告。笔者认为，将对基于公共利益的特别介入权授予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不但可以发挥其调查、评估市场总体竞争状况及发布评估报告的可能，而且可以让其更好地完成协调工作。
四、反垄断法司法中公共利益的保护“在反垄断法领域，完成立法过程只是一个初步成就，更大的挑战实际上存在于后续的实施过程中。”[46]因为“停留在立法层面的法律，只是一种纸面或口头的规制，在进入现实生活之前，不管它们如何公正都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法律规定的权利义务，只有通过适用于具体案件的司法过程才能‘从精神王国进入现实王国’，真正‘降临尘世’。”[47]反垄断法中的实体规则纷纷转向，或更新或简化，以执法程序为主要内容的程序规则日渐完善，不仅执法机关的执法权限得以扩张，而且其也获得立法赋予的更大的自由裁量空间，此时，对于反垄断法中公共利益的保护而言，更多的应该将其注意力转移到防止执法权滥用而损害公共利益上。这就不仅要求以严格的法律程序控制执法者的执法活动，还意味着在现代反垄断立法中应该蕴藏着维护公共利益且具有如下内容的司法程序保障及制衡机制。
（一）反垄断司法审查
对行政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是现代法治的基本内容和要求，而裁定立法或者行政行为是否违反宪法或者是否违法的司法审查则成为现代司法的精髓。“维护司法审查的权力，对于政府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重要的和不可或缺的。没有了它，宪法将不能称为宪法，政府也不能成为政府。”[48]在美国反托拉斯实践中，为避免协商中出现权力滥用、协商超越公共利益范畴的现象，tunney法案规定，在法官判决达成和解之前，双方还应跨越两道障碍。一是确定这一过程中各方都光明正大，没有任何影响协议的政治黑箱，包括适当封锁各方的通信和其他事项；二是法官还必须确定和解是否符合公众的利益。如果法官认为和解协议不符合公共意愿，他有义务拒绝协议。美国反托拉斯法中司法审查还根据具体的垄断行为和诉讼材料规定了不同的审查标准。以专家证言为例，美国最高法院在道伯特案件中指出，对专家意见的司法审查基本围绕三个标准展开，即专家证言是否建立在充分的事实基础之上，是否与案件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其研究与经验是否具有相关领域专家的同等水准。如果不能满足上述标准，专家证言将被排除。[49]在反垄断案件中，被告的行为是否具有促进竞争或反竞争的效果或者被告的垄断行为与原告所遭受的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等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专家证言来判断的，一旦专家证词被排除，那么案件的结果不言自明。
虽然在我国的《反垄断法》中引入了协商解决机制，但是没有明确规定基于公共利益的个案司法审查制度。为确保不发生基于公共利益对实施限制竞争行为人免于处罚或者减轻处罚、协商超越公共利益范畴的现象，应该在反垄断法中规定所有与公共利益相关的个案都应该公布并接受司法审查。法院在保护公共利益中的角色不是在于必须辨明某一特定的同意裁决将最有利于服务社会，而是在于确保政府在达成同意裁决的过程中没有违法职责及该和解是否在公共利益考量的范围之内。[50]司法机关将以其中立的地位，对诸种竞争利益冲突作出终局判断。具体而言，可以由法官判断政府的实际行动是否符合公共使用的目的。经过严格的协商程序，司法对公共利益的认定结果，政府应当尊重；相反地，如果没有经过利益相关者各方参与的认定程序（尤其是反行政垄断中，行政执法机关往往受到相关行政垄断势力及部门的影响），法院对公共利益的认定应当予以否认或裁定由执法机关重新启动相关协商性程序。
（二）建立和完善反垄断公益诉讼制度
早在古罗马时期，就已强调“凡市民均可提起”公益诉讼。在现代社会，法律制度更为关注社会的终极价值，司法制度本身正面临深刻的变革。公共利益是各国反垄断法明确保护的利益类型，当其受到损害时法律应能提供直接有效的司法救济。从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看，对公共利益的保护有三种不同方式，即行政执法救济方式、民事诉讼救济方式和刑事诉讼救济方式。尽管刑事诉讼一般不直接向当事人提供救济，但可以间接提供救济，因此也将其视为一种救济方式。诉权的授予使得通常由行政执法救济的事项扩大到民事诉讼的领域，这是公众行使公共利益受益权的保障。在印度，垄断和限制性贸易惯例委员会(mrtpc)通过1984年shyam煤气公司案确定限制贸易惯例（rtps）只有当它们损害公众利益时候才具有可诉性。[51]而在我国，对公共利益的救济方式偏重于行政执法救济。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往往被直接视为破坏社会公共秩序或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由行政执法机关予以处罚和纠正（情节严重的由检察机关提起刑事公诉）。由此可见，我国在保护公共利益的程序方面，仍然是以特定主体的实体民事权利受到实际损害作为起诉权取得的前提。其缺乏一个能够为社会公众权益提供司法救济的诉讼主体制度，且尚未摆脱传统民事诉讼理论中原告适格理论的影响。
纵观世界各国以及国际竞争立法的发展，民事诉讼主体范围呈现明显扩大趋势。其主要表现为：起诉权主体由个别竞争者、个别消费者扩大到代表公众利益的官员、官方机构以及消费者保护团体、行业联合会和协会等社会团体；由直接、实际受到损害的当事人发展到间接、可能受到损害的当事人。如何在个案中维护公共利益，它已不是执法机构的专属权限，作为公共的众人也具有判断的权力。因此，要建立一项能够有效保护公共利益的司法救济制度，必须将社会公众确定为公共利益（或权利）的主体，扩大起诉权主体范围，并根据损害行为以及诉讼请求等不同情况合理配置起诉权。与此相适应，我国应当建立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目的的诉讼制度――民事公诉制度。[52]我国《反垄断法》中诉权仅仅局限于“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及“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件相关当事人，根本不存在公共利益损害司法救济的路径。因此，笔者建议在《反垄断法实施细则》中增加相应规定。仍需特别指出的是，当某一反竞争行为因基于对公共利益考量而予以豁免或者适用除外时，或者因为达成和解而中止或终止调查时，可能会对利害关系人造成影响，因此，反垄断法必须为第三人权益损失提供一个有效的救济路径。换言之，应该细化关于公共利益的损害赔偿制度。损害赔偿作为一种制裁方式，可以给行为人予以威慑，是最好的保护公共利益的方式之一。这方面可以借鉴台湾地区及美国的做法。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在规定“公平交易委员会对于违反本法规定，危害公共利益之情事，得依检举或职权调查处理”（26条）的同时规定“事业违反本法之规定，致侵害他人权益者，应负损害赔偿责任”（31条）；而美国则规定，当国家受到反托拉斯法禁止行为的损害时，可以由检察官代表国家提起诉讼，国家可获赔偿实际损失和诉讼费。
五、结 语
诚如美国华盛顿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在at&t案件判决中所言：“不能为了竞争而随便引入竞争，也不能为了垄断而鼓励垄断，通信产业中衡量产业结构的最终尺度是公共利益，而不是那些事实上靠垄断地位而获利的那些人的私人利益。”[53]我国《反垄断法》也从立法宗旨、适用除外制度、豁免制度等多个方面对公共利益予以保护，且就具体行为而言，《反垄断法》也在第15条第（四）款及第28条规定了一些认定公共利益的具体考量因素。但正如上文所分析，再加上我国反垄断法中原则性规定较多，可操作性不强，尤其是实施经验欠缺，相关反垄断执法机制仍在摸索与建设之中，因而，较好地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几乎成为了我国反垄断法的不能承受之重。“法律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调整及调和种种相互冲突的利益，无论是个人的利益还是社会的利益。这在某种程度上必须通过颁布一些评价各种利益的重要性和提供调整这种利益冲突标准的一般性规则方能实现。”[54]也正基于此，欲使公共利益不再仅仅是为保护普通消费者福利而设置的一道虚幻的风景，欲使公共利益摆脱“罗生门”式概念的臭名，欲为公共利益提供实在的保护，从现实状况而言，仍需强调在个案中依赖法定的程序、依托其中心价值目标（保护与增进消费者福利），并结合反垄断立法中列举的具体垄断行为对其进行综合判断。
篇6：外文商标审查准则、外文商标审查标准
商标法第十条规定，下列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
（一）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名称、国旗、国徽、勋章同或者近似的，以及同中央国家机关所在地特定地点的名称或者标志性建筑物的名称、图形相同的；
（二）同外国的国家名称、国旗、国徽、军旗相同或者近似的，但该国政府同意的除外；
（三）同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名称、旗帜、徽记相同或者近似的，但经该组织同意或者不易误导公众的除外；
（四）与表明实施控制、予以保证的官方标志、检验印记相同或者近似的，但经授权的除外；
（五）同“红十字”、“红新月”的名称、标志相同或者近似的；
（六）带有民族歧视性的；
（七）夸大宣传并带有欺骗性的；
（八）有害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或者有其他不良影响的。
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或者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不得作为商标。但是，地名具有其他含义或者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组成部分的除外；已经注册的使用地名的商标继续有效。
商标法第十一条规定，下列标志不得作为商标注册：
（一）仅有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的；
（二）仅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的；
（三）缺乏显著特征的。
前款所列标志经过使用取得显著特征，并便于识别的，可以作为商标注册。
商标法第十三条规定，就相同或者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摹仿或者翻译他人未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就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摹仿或者翻译他人已经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
商标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申请注册的商标，凡不符合本法有关规定或者同他人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已经注册的或者初步审定的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由商标局驳回申请，不予公告。
商标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商标注册申请人，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以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申请注册的，初步审定并公告申请在先的商标；同一天申请的，初步审定并公告使用在先的商标，驳回其他人的申请，不予公告。
一、显著性审查
（一）仅以一个或两个标准印刷字体的拉丁字母构成的无含义商标，因过于简单，缺乏显著特征，不具备商标识别作用（通过使用产生显著性的除外）；
b mx
但下列情况不在此限：
1、有含义的商标：
on my no
2、数字＋字母构成的商标（与行业特点发生冲突的除外，如表示型号、质量等级（3a）的）；
u2 4u f-1 3m
3、一个或两个字母加上其他符号构成的商标；
…t… …m… j！
mx
a＋b a&b
（二）非标准印刷字体的字母，或者三个以上的字母组成的商标具有显著性，可以注册；
例：abc
（三）过于复杂的文字缺乏显著特征，不具备商标识别作用；
例：（mit der qualitat von henkel）
（四）仅由贸易场所的普通名称作为商标缺乏显著特征，不具备商标识别作用；
例：market（意译：市场）
shop（意译：商店）
但带有显著部分的不在此限：
例：schafer shop
（五）仅由企业的组织形式或企业名称中公知公用部分构成的商标缺乏显著特征，不具备商标识别作用；
例：company（意译：公司）
inc.(意译：有限公司)
studio（意译：工作室）
club（意译：俱乐部）
但带有显著部分的不在此限：
例：irwin sealing company
yosbitakeinc.
（六）仅由常用于商贸中的语言或标志构成的商标，缺乏显著特征，不具备商标识别作用；
例:brand(意译:牌)
collection(系列)
system(系统)
但带有显著部分的不在此限：
riverbrand(意译:江河牌)
（七）非独创性的广告用语，或描述商品或服务的某些特点的用语缺乏显著特征，不具备商标识别作用；
例:let's make it better(意译:让我们做得更好)
we take it personally(意译:我们亲自做)
但独创性的广告用语，或含有其他显著部分的不受此限：
例:brother at your side(意译:兄弟在你身边)
（八）表示行业或技术标准的文字构成的商标缺乏显著特征，不具备商标识别作用
例:mp3(商品:音像设备)
i.s.o.9002(商品:化工原料)
二、禁用条款审查
（一）国名的全称、简称或缩写，或与国名近似的，禁用为商标：
例:allemagne(意译:德国)
u.s.a.(意译:美国)
（二）与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名称相同或近似的，或与其简称、缩写相同的，禁用为商标：
例:benelux(意译:比荷卢经济联盟)
wto(意译:世界贸易组织)
（三）与表明实施控制、予以保证的官方标志、检验印记相同或者近似的及与国际局提请我国保护的有关标志相同或近似的，禁用为商标：
例:aladi
（四）仅由本商品或服务的能用名称构成的文字禁用为商标：
例:csntrol systems(意译:控制系统)
trademark service(意译:商标事务所)
但带有显著部分的不受此限：
例:tau ceramica (意译:tau/陶瓷)(商品:陶瓷)
vacation services investment(意译:vsi/假期服务投资)(服务:资本投资)
（五）仅仅直接表示本商品或服务的特点的文字，禁用为商标：
1、表示质量的（即使带有其他显著部分也不予核准注册）：
例:super(意译:超级)(商品:茶)
advanced services(意译:先进服务)(服务:金融)
2、表示原料的：
例:pure cotton (意译:纯棉)(商品:服装)
all wheat (意译:全麦)(商品:面包)
3、表示功能或用途的：
例:pressure contact(意译:压力接触)(商品:血压计)
spray&wash(意译:喷洗)(商品:洗涤剂)
但带有其他显著部分的不在此限：
例:pritt correct-it(意译:修正它)(商品:修正液)
4、表示商品型号的：
例:c2588(商品:移动电话)
wng1-0.7-aiii(商品:卧式内燃固定炉排)
但带有其他显著部分的不在此限：
例:hyundaj h 100
5、表示商品颜色的：
例:green(意译:绿色)(服务:餐饮)
red(意译:红色)(商品:唇膏)
但带有其他显著部分或用在与颜色无关的商品或服务上的，不在此限：
例:black magic(意译:黑色魔力)(商品:服装)
the blue (意译:兰色)(服务:餐饮)
6、表示价格的：
例:24usd(意:24美元)(商品:t恤)
7、表示服务内容和范围的：
例:first business travel international(意译:第一国际商务旅游)(服务:旅游安排)
8、表示特定消费者的：
例:baby(意译:婴儿)(商品:婴儿食品)
women(意译:女人)(商品:服务)
但带有其他显著部分的不受此限：
例:阳光女人sunshine women(意译:阳光女人)(商品:服装)
9、表示其他特点的：
例:natural (意译:天然)(商品:化妆品)
three ine one (意译:三合一)(商品:香波)
但带有显著部分的不受此限：
例:somat 3in1(商品:洗涤剂)
（六）具有不良影响的：
（1）夸大宣传并带有欺骗性的：
例:number one (意译:第一)
（2）具有政府不良影响的，包括涉及国家党、政、军职务和军衔的：
例:chairman mao(意译:毛主席)
secretary general (意译:总书记)
colonel(意译:上校)
major general(意译:少将)
但非军衔序列的除外：
例:general(意译:将军)
general smith(史密斯将军)
（3）以各国货币的名称或标志做商标的：
例: rouble (意译:卢布)
（4）以宗教派别的名称、偶像做商标，有伤宗教感情的：
例:buddha(意译:佛)
catholic(意译:天主教)
（5）侵犯名人的姓名权的：
例:bill clinton (意译:比尔 克林顿)
abraham lincoln (意译:亚伯拉汗.林肯)
但本人自己注册、本人授权他人注册、常用的姓名以及已丧失权利的除外：
例:john smith (意译:约翰 史密斯)
beethoven(意译:贝多芬)
（6）有害社会道德风尚的：
例:strip tease (意译:脱衣舞)
opium(意译:鸦片)
（7）用民族或种族名称作为商标，容易使消费者误认为商品或服务来源于某民族或表示民族特色，或者用在某些商品上具有歧视性：
例:tibetan(意译:西藏人)(服务:餐馆)(非西藏申请人)
darkie(意译:黑鬼)
eskimo(爱斯基摩人)
（七）就相同或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模仿或者翻译他人未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不予注册。
就不相同或者不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模仿或翻译他人已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的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不予注册。
例:ball(商品:花卉种子)
（八）以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作为商标的：
例:california(意译:加利福尼亚)
manhattan(意译:曼哈顿)
三、相同、近似商标审查
（一）相同商标：文字商标的读音、含义和字体都相同，且视觉上无法区分的，视为相同商标。
（二）近似商标；文字商标的读音、含义和字形只要其中一个方面近似，判为近似商标。
（1）同一种语言文字，读音、含义相同，字体不同判为近似商标：
excell excell
含义完全相同且是唯一的，即使读音、字形不同也判为近似商标。
例:hippopotamus和river horse(意译:河马)
但含义不完全对应的，不判为近似：
例:rabbit(意译:兔)和hare(意译:野兔)
eagle(意译:鹰)和hawk(意译:隼)
（2）中、外文词汇常用含义相同的，一
般判为近似商标：
例:皇冠和crown
美人鱼和mermaid
（3）含义和字形都近似的，判为近似商标：
例:competition(意译:竞争)与competitor(意译:竞争者)
jet(意译:喷气式飞机)与jet's(喷气式飞机的)
（4）含义不同或无含义商标，发音和／或字形近似，易造成误认的，判为近似商标
例:deka与deko
axcentra与excentra
moon与moom
fibrex与fibre
四、报刊杂志及特殊服务行业商标审查
冠以国家名称、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商品或服务确实来自该国家或地区的，或者由叙述性文字组成的商标用于特殊行业，如果整体具有识别性，申请人确实属本行业的，可以核准注册，相关商品或服务范围可适当放宽。
（一）报刊、杂志
例:netguide(意译:网络指南)
women's weekly(意译:妇女周刊)
（二）电视台：
例:btv(意译:北京电视台)
（三）银行：
例:bank austria(奥地利银行)(商品和服务类别:35,36,42)
holderbank(持有者银行)(商品和服务类别:1,9,17,19,35,36,37,41,42)
（四）航空公司
例:american airlines(意译:美国航空公司)(商品和服务类别:14,39)
（五）其他：
例:deutsche pst(意译:德意志邮政)(商品和服务类别 :6,8,9,16,20,25,28,35,36,38,39,42)
deutsche telekom(德意志电信)(商品和服务类别:9,14,16,18,25,28,36,37,38,41,42)
五、语言问题
（一）英文和法文构成的商标应确定其有无含义，有含义的应成中文：
例:silversea(意译:银海)
ami (意译:朋友)
（二）其他语种构成的商标，明显具有含义的，应译成中文：
例:deutsche telekom(意译:德意志电信)
natur kosmetik(意译:天然化妆品)
（三）由常见的几个有含义的外文词汇连成一个整体的，应视为有含义：
例:nethotels(意译:网络旅馆)
travelbook(意译:旅行书)
herbag(意译:她的包)
篇7：国名、地名商标审查标准
商标法第十条第一款（一）和（二）项规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名称、国旗、国徽、军旗、勋章相同或者近似的，以及同中央国家机关所在地特定地点的名称或者标志性建筑物的名称、图形相同的；同外国的国家名称、国旗、国徽、军旗相同或者近似的，但该国政府同意的除外；
商标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行政区划的地名或者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不得作为商标，但是，地名具有其他含义或者做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组成部分的除外；已经注册的使用地名的商标继续有效。
一、国家名称
本部分内容主要涉及与国家名称相同或近似商标的审查准则。
（一）仅由国家名称构成的商标
1、以任何形式的文字表示各国国名的全称、简称，或以官方缩写形式构成的商标，均视为与国名相同。根据商标法第十条的有关规定，不得予以注册。
chn(中国的缩写)
德国
usa(美国的缩写)
france（法国的英文名称）
2、与国名近似的商标，根据商标法第十条的有关规定，不得予以注册。
englanb（与英国国名england仅差最后一个字母，且无其他含义）
但是，以下文字可以注册：
fransis
（该商标虽与法国国名france读音近似，但由于法国国名france的公众知晓度很高，对一般消费者而言，具有区分识别的能力，故不应判为与国名近似而予以驳回。但是，商标中若带有法国特有的标志时，应考虑予以驳回。）
但国名的旧称已不再作为国名使用时，在不造成产源误认的情况下，原则上应准予注册。
扶桑（意指日本）
花旗（意指美国）
3、仅由与国名近似的其他词性构成的商标，应视作为与国名近似。根据商标法第十条的有关规定，不得予以注册。
american（意译：美国的）
french（意译：法国的）
4、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中文国名的简称共同组合在一起的商标，原则上准予注册，但在一些特定商品上，应予以驳回。
中泰（指定用在第8类铁锤上），准予注册。
中法（指定用在33类葡萄酒上），予以驳回。
（二）商标文字中含有国名的，视不同情况分别判定
1、商标由形容词修饰国名构成的，应予驳回。
富饶的的中国（“富饶的”是修饰“中国”，无其他特殊含义）
浪漫的法国（“浪漫的”是修饰“法国”的，无其他含义）
2、商标中的国名修饰其他显著部分，且整体上已具有显著性的，在不造成产源误认的情况下，应视具体商品或服务考虑准予注册。整体保护。
the chinese soprtsman（意译：中国运动员）
dutch boy（意译：荷兰男孩）
indian nights（意译：印度之夜）
法兰西乡情
中国娃
中华鼎（特种物）
（三）以域名形式表现的含有国名的商标，如果该商标有显著部分，且申请人确实来自于域名商标中所标示的该国家或地区，不会引起消费者产源误认的，可以考虑准予注册。
例：为美国的缩写)
为中国的缩与)
（四）商标是由国名和某一行业的通用名称共同构成的，如果该商标申请人是该国家或地区的垄断行业，在该国家或地区是唯一性的，不会给消费者造成产源误认，可考虑准予注册。
例：deutsche opst (意译：德国邮政)
中国银行
中国电信
二、行政区划及地名
本部分的内容主要涉及以／或含有中国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名称、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省、州、城市）做为商标的审查标准。原产地名称和地理标记除外。
（一）仅由行区划名称、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或其简称、缩写构成的商标，应予驳回。
1、仅由行政区划、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或其简称、缩写构成的商标，应予驳回。
例：milano（意大利语意译：米兰）
长清（山东济南一县名）
鲁（山东的简称）
但其他含义强于行政区划含义的除外（暂以局务会讨论认定具有其他含义的县级以上行政区划为准，见附件一）；与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名称同音不同字的也不在此限。
例：仙桃（我国某地区一县名，但其实含义已强与其作为行政区划的含义，可准予注册。）
海啦尔（与内蒙古海拉尔市同音不同字，可准予注册。）
2、仅由行政区划名称、公众知晓的外国地名的同根词构成的商标，应予驳回。
例：parisien（法语意译：巴黎的）
3、由两个或几个行政区划的简称共同组成的商标，原则上准予注册。
例：鲁豫（山东与河南的简称）
（二）由地名及其他显著性文字构成的商标，整体上具有可识别性的，在不造成产源误认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准予注册，整体保护。
例：venice beach（意译：威尼斯海滩。整体保护，有意境非常美好，烂漫之意）。
－－巴黎春天
――加州园
伦敦雾
芝加哥公牛队
龙江绿
（三）商标由可识别性文字与地域名称共同构成的，在不造成产源误认的情况下，可准予注册，整体保护。否则，予以驳回。
例：zatechlockunts asia（整体保护）
rribotek europe eutectique（整体保护）
t－europe （europe意译：欧洲）
（该商标中t是拉丁文字母的印刷体，从整体上，不具备显著性和可识别性的特点，应予驳回。）
但特殊地域名称作为商标使用，且不会给消费者造成误导的，不在此限。
例：北冰洋（类别：3，30，32，41，42……）
南极人（类别：9，15，23，27，28，32，42，25……）
三、产源标志
（一）商标标识由可识别性文字和国名、地名等分列构成的，如果该商标申请人的确来自于该国家或该地区，不会造成产源误认的，可将国名、地名部分视为自动放弃专用权，只注册可识别部分的文字。
例：moskovskaya
rssian（意译：俄国的）
emporio plaza
paris（意译：巴黎）
（二）商标标识中含有直接表明产品的产地名，如果该商标申请人的确来自于该国家或地区，不会造成产源误认的，可将该产地名部分视为自动放弃专用权，准予注册其他部分。
例：order floorings 欧典
ade in germany（意译：德国制造）
bohemia crystalex trading
made in czech republic（意译：捷克制造）
四、自然地理名称
本部分的内容包括山脉、河流、平源、峡谷、盆地、海洋、湖泊、森林等自然地理名称和名胜古迹，不包括国家名称及省、市、城县、州等行政区划。原产地名称及地理标记不在此限。
（一）仅由山脉、河流、平源、高原、峡谷、盆地、海洋、湖泊、森林等自然地理名称构成的商标，可根据具体的商品和类别，在不造成产源误认的情况下，准予注册。
例：长江，地中海，太湖，地中海，alps（意译：阿尔卑斯山），深圳湾
（二）商标由表示名胜古迹的文字或标志性的图形构成的，如果无不良影响，不会引起消费者产源误认，并且不与我国中央国家机关所在地特定地点的名称或标志性建筑物名称、图形相同或近似的，准予注册。
例：天安门，凯旋门，巴黎圣母院，克林姆林宫
但以下名称不予注册：
－－中南海
――新华门
― 紫光阁
五、原产地名称及地理标记
原产地名称和地理标记问题比较复杂，根据我国现行做法，是由证明商标的有关规定来审查的。如果还需进一步规范的话，是否可作为一项单独课题加以研究，并将最终的研究结果随时补充到本部分中。
补充说明
凡以各种文字表述的国家名称、行政区划及其他地理名称的译文，均应以字典表述为准。
例：“德客洒思”不可看作是公众熟知的美国地名“德克萨斯”的译名。
篇8：我国现行水环境标准中存在问题浅析
我国现行水环境标准中存在问题浅析
文章就目前我国现行的.《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污染项目的筛选、测定方法的选择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对其应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对于我国今后环境标准制订、修订工作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作 者：汪志国 齐文启 作者单位：汪志国(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北京,100871;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北京,100029)齐文启(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北京,100871)
刊 名：中国环境监测 ISTIC PKU英文刊名：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N CHINA 年，卷(期)：2006 22(6) 分类号：X-650 关键词：水 标准 问题 分析★ 反垄断法论文
★ 食品经营者承诺书
★ 审查报告
★ 审查意见
★ 政治审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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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安全审查制度
★ 资格审查情况报告
我国反垄断法下集中经营者审查标准评析（精选8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