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猪啊我不会游泳”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10篇扶贫生态移民工程与城镇化推进政策研究论文，今天小编在这给大家整理后的扶贫生态移民工程与城镇化推进政策研究论文，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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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扶贫生态移民工程与城镇化推进政策研究论文
扶贫生态移民工程与城镇化推进政策研究论文
一、贵州省城镇化推进与扶贫生态移民工程的内涵与联系
（一）贵州省城镇化战略的内涵
贵州省正式提出城镇化作为实现跨越发展、后发赶超的两大战略之一是以《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发布为关键节点。在明确以“大力推进工业强省和城镇化带动战略”作为贵州省全面实现小康建设目标的阶段性战略后，城镇化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主流经济学观点认为，城镇化是工业化进程中的伴生产物，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趋势。经济发展是基础，城镇化进程是结果。城镇化是一种历史进程，其特征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人口向城镇集中，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向城镇聚集，使城镇数量增加、规模扩大。
（二）扶贫生态移民工程的内涵
贵州省是全国扶贫开发任务最重的省份，贫困面最广、贫困度最深。目前，按照人均纯收入2300元人民币/年的标准，贵州省仍有1149万贫困人口，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居全国第一。不仅如此，其中85%以上的贫困人口集中在滇桂黔石漠化区、乌蒙山区、武陵山区等连片特困地区。改善贵州贫困人口基本生存条件，加快扶贫开发进程，事关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
（三）扶贫生态移民工程是贵州省城镇化推进的有效实现路径
关于城镇化实现路径的分歧和争论一直贯穿于我国实际改革的过程中，以城市圈、大都市区等为区域核心的强力带动，以及针对小城镇尤其是农村的就地城镇化都在交替实践。根据《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贵州省黔中地区是重点开发区域，自然成为贵州省城镇化带动的火车头和桥头堡。结合实际情况，黔中地区虽然经济总量较大、人口较多，但并不能以点代面，贵州省其他区域同样面临后发赶超的`伟大历史使命。因此，笔者认为，贵州省城镇化推进的过程，既要以黔中地区为带动，积极融入城市圈、大都市区等区域核心，更要针对省内多数区域实现小城镇尤其是农村的就地城镇化。后者的有效实现路径就是扶贫生态移民工程。
二、扶贫生态移民工程实施环境分析
（一）易地扶贫搬迁的成效与经验借鉴
尽管扶贫生态移民是近来才提出并实施的，但自贵州省被国家列为易地扶贫搬迁试点省以来，易地扶贫搬迁总投资26。 53亿元，累计完成9。 61万户、42万贫困人口的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全省建设扶贫生态移民住房42922套，用于安置搬迁农户172000人，扶贫生态移民工作取得一定成效，积累了宝贵经验。
第一，各级党政领导高度重视，是顺利推进移民工作的有力保障。虽然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但要在较短时间内取得较大的效果，不可否认，党政部门的行政干预非常重要。当前，中国处于市场经济转轨并逐步完善的阶段，行政命令在资源配置过程中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经验表明，由党政部门一把手亲自抓的项目，在过程和结果上都优于单纯市场配置。
第二，科学编制规划，是有序推进移民工作的基础条件。我国城镇发展曾因历史原因等经历过无序发展的阶段，也曾陷入从GDP崇拜到城镇化率崇拜的误区。当前，我国正在稳步推进城镇化，数亿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会释放更大的市场需求，这是目前改革可见的最大红利。而科学编制规划，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
第三，因地制宜，尊重民意，是稳步推进移民工作的重要前提。过去的城镇化，核心是土地运营：政府从农户手中低价购买土地，再通过土地优惠、税收补贴等方式招商引资、做大“蛋糕”，进而以推高房价来拉升地价，从而获得更多有关土地的收益—土地收益和房地产税费，再将收益部分用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在吸引农民向城市转移的同时又通过户籍隔离政策来减少公共服务支出。
（二）机遇和有利条件
贵州省在累积前述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扶贫生态移民的本质和初衷，在抓住机遇和利用有利条件的基础上开展有关工作，必将事半功倍。
1.既有经验的先行优势
易地扶贫搬迁实践期间，贵州省相关部门先后对70多个县100余个乡进行过深入调研，对易地扶贫搬迁曾开办多期培训班并赴省外交流，加上十余年来的实际运行，在组织领导、资金整合、项目管理、机制运行、后续产业发展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2.贫困群众的内生冲动
通过上述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的实施，己搬迁移民在交通、信息、就业、生产经营方式等方面的改善能直接带来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和生活生产条件的改善，给未搬迁群众一个清晰的示范效应。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告诉我们，人会本能地追求更好的物质，更丰富的精神，更高的境界。处于生态脆弱地区的贫困群众，对美好生活会有更强烈的渴求，在科学合理的宣传引导下则对扶贫生态移民工作会有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三、扶贫生态移民工程与城镇化推进的政策建议
扶贫生态移民工程从启动，计划到完成。9年时间中，主要的建设任务涵盖了移民住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发展、就业服务、土地整治、生态恢复等七项主要工作。
1.住房政策
扶贫生态移民最关心的自然是居住问题。根据规划，扶贫生态移民住房按户均80—120平方米标准执行，财政补助资金按人均1。2万元计算，以后视物价因素适当调整。房屋设计要与城镇规划相衔接，体现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进入城镇安置的，为每户移民配套建设一个门面或摊位。这充分体现了前述工作原则，将为推动移民工作起到重要作用。
2.土地政策
由于扶贫生态移民工程是专属系统性工程，可由省国土资源厅负责统筹解决扶贫生态移民建设用地，用地指标计划应单列管理，尽可能保障。在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环节可免收，征地的具体操作由项目所在地方政府解决。
3.就业政策
安顿好移民之后，充分给予后续的生存和发展关注，不仅能体现政府以人为本的正能量，而且能使移民有自身造血功能，既解决了移民的温饱，又维护了移民的面子。将对后续工作的顺利开展起到示范作用和关键作用。对扶贫生态移民中的青壮年劳动力可开展职业技术培训，增强其就业能力。移民子女中涉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应由地方政府教育部门统一妥善安置，保证义务教育的正常有序进行；高中适龄生，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流，或进入迁入地高中学习，或选择职业院校免费就读。
篇2：与堤防工程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的论文
与堤防工程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的论文
一、堤防工程施工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分析
1、水土流失问题
在施工中，开挖表层土是涉及环境保护一个重点，表层土流失除引起水土流失外，也可能引发一系列诸如生态平衡失调，如植被丢失、景观破坏等问题。开挖堆弃物不处理，会淤塞河道，影响河道正常行洪。截流蓄水，会影响下游用水，不利工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
2、水质、大气环境、噪音等方面
根据预测，该工程施工期将产生一定的废水和生活污水，若不处理对河道水质将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施工地点虽然大多在农田堤防上和空旷的江边上，大气扩散条件较好，但若不设置保护措施，施工机械噪声及运输车辆产生的扬尘对周围环境也将产生一定不利影响;若不设置保护措施，施工粉尘和尾气除对施工区和道路两侧的局部地区大气质量会有一定影响外;工程施工噪音对沿江居民有一定影响;施工对人群健康将产生一定影响。施工期的生产废水对局部江段水质的影响、施工机械噪声及施工粉尘和尾气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以及施工期可能产生的新的水土流失现象，但由于施工期的施工机械噪音、粉尘和尾气等不利的影响时间短，影响范围有限，可通过采取以下相应的环保措施加以防治和减免。
3、对原有的水生生物的影响
以前，河道的堤防设计以追求最大的保护面积为目的，堤线一般紧靠岸坡坡顶布置，有些堤防的体型与岸坡多是规则的直立面，或者放坡斜面，岸坡的坡脚附近的河床深潭也一般被填平，这就使得河道体型失去了天然的不规则化形态，从而对水生的生物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另外就是，天然河道自然形成，无规则。而堤线单一平直，使河道形态不断趋于直线，河道断面失去了天然的形态，从而改变了原来河道水流的流态，使水生生物失去了回水栖息带。
4、岸坡的硬质化处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以往对岸坡的'处理一般多采用“硬处理”，即采用大片的于砌石、浆砌石或混凝土护坡，忽视了护岸对生态环境的防护作用。护岸是水陆生态系统内部及相互之间生态流流动的通道，护岸的“硬处理”将直接阻隔了这个系统的通道，使水质下降。岸坡防护工程对生态系统影响最大，因为水陆过渡地带是水生植物的发育地，也是水生动物的栖息、产卵、觅食地，所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尤为严重。
二、对于保护堤防工程来讲生态环境的重要意义
作为一种重要生态系统的河流，要求人类在进行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水利工程的建设的时候，对良好的生态环境系统必须加以维系，其生态系统与人类健康息息相关。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水利工程给河流生态系统造成的负面影响被人们所认识，这在两个方面有充分体现：首先，人工渠道化自然河流，包括硬质化的河床材料、几何规则化的河道横断面、直线化的平面布置上的河流形态。其次，自然河流的非连续化，包括筑堤破坏的侧向水流联通性，筑坝使得顺水流方向的河流非连续化。立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高度，对这种负面作用要有充分认识。流域生态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对于受损河流生态系统要采取积极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实施必要的补偿，维护水域生态系统的功能。当前我国有些地区在开展河流整治和防洪建设的过程中，积极尝试着河流的生态建设，采取了一些新材料和新技术，比如采用堤防绿化手段，生态型护坡技术等。然而，认识有些问题存在片面性，缺乏应用技术指导和系统理论，比较模糊高度不够，在实际操作中标准和依据也很缺乏，对有关技术指导和技术规范的支持迫切需要，从而可以更家科学、规范的开展河流整治工程建设。
三、何正确处理水利工程建设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1、利用鱼设施、分层取水等技术研究水平，突破现有的生态保护工
作格局大量实验数据与实践工作证明，永久性拦河闸坝建设对河流生态的影响，可以通过过鱼设施、设置分层取水口等加以减缓或进行补偿。调查发现，渔业产业发达的美国、日本以及澳大利亚等国家的过鱼技术与设施已经相当成熟，所以，在过鱼设施的建设力度上我们必须加强，而且要在技术与设备上有所提高，寻求突破。另外我国的分层取水技术也可以借鉴美国、日本等技术发达的国家，建立研究中心的方式来迅速提高技术水平，并最终投入到水利水电建设项目中去，达成建设环境友好型水利工程的目的。
2、因地制宜，适当选择堤线和堤型
因地制宜的选择堤线的布置，应尽量保持河道的天然型态，保留或者恢复它的蜿蜒性或分又散乱的状态，即保留或恢复湿地、河湾、急流和浅滩。选择堤型时，应成分考虑场地及周围环境因素，并通过多方案比较择优选用。堤型的选择除满足工程渗透稳定和滑动稳定等安全条件得原则外，还应结合生态保护或恢复技术要求，充分刊用当地材料和缓坡，为植被生长创造更多条件，同时保持河流的侧向联通性。
3、河道岸坡的防护以及植被恢复
河道岸坡的防护对生态环境将产生直接的影响，应该“软硬结合进行处理”，即在颇重坡顶进行削坡或者修坡的硬处理，和绿化河道及施工地的软处理。对于软处理，即绿化工程中，尽可能使绿化工程与主体工程布局相适应，其要求是主体工程以线性为主，宜根据植物的生长高度以及外形等条件，沿线合理布局。另外，堤防施工迹地应采用自然草坪形式，一般随地形而起伏，形成独特的景色，并和周围的环境相协调。
4、环境空气质量保护
水泥在运输过程中，应采用罐装、密封运输方式，并定期对密封系统进行检查和维修;土料、砂砾料等多尘物料运输过程中应堆放整齐以减少受风面积，并适当加湿或加盖苫布，降低运输过程中起尘量，避免或减少扬尘对人员和农作物的危害。施工区内公路车辆实行限速行驶，以防止扬尘对大气的污染;施工现场在干旱多风天气时定期洒水降尘，以保护当地空气质量;将移动转筒式搅拌机用棚屏蔽起来，散落水泥及时收起来，大风天停止作业;加强往返于施工区车辆的管理和维修，要求车辆使用高效低耗的优质燃料，选用较高质量的油，如零号柴油和无铅汽油;施工机械要求安装尾气净化装置，以减少尾气对环境空气的影响。要求承包商采用低噪声的施工设备，加强机构设备的维修和保养。
四、结语
综上所述，生态环境保护与防洪安全是现代化堤防工程提出的重点，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进步，形成的经济基础具有一定的反哺生态环境，保证了现代化堤防工程的顺利开展。
篇3：我国城镇化的推进与粮食生产能力的均衡关系论文
我国城镇化的推进与粮食生产能力的均衡关系论文
粮食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是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定富强的重要基础和重要保障，粮食问题关系着国计民生，是我国政府一直以来高度重视的重大问题之一。
1994年我国粮食产量约为45000万吨，之后的里该数值没有出现实质性的增长，甚至有的年份还出现了小幅下降。但从开始，我国粮食产量连续10年实现稳定增长，到，全国粮食总产量达60193.5万吨，是1994年的1.35倍，正是由于粮食产量的这种持续增长，才使我国粮食安全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得以保障。然而，随着近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耕地资源被非农部门所占用，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目标并不乐观。201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城乡一体化蓝皮书》指出，我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导致土地要素流出粮食生产领域，城镇化与粮食生产相互争地的矛盾日益突出，耕地约束构成了我国粮食安全的重大挑战，如何在城镇化所导致的耕地约束日益严峻的形势下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就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这一现实，本文利用1994一2013年间我国城镇化与粮食生产的相关统计数据，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评估，通过对评估结果进行全面而系统的分析，来寻求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不以牺牲粮食产量为代价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1.数据来源与处理
1.1 数据搜集
查阅《中国统计年鉴》（1994一2013年）等官方正式公布的文献材料，并收集自1994一2013年的国家民政部、农业部等机构网站相关统计资料，搜集的数据内容应该包括1994一2013年我国夏收和秋收粮食总产量FQ、城镇化率Cr等，数据搜集是进行统计分析的前提和基础。
1.2 数据处理
数据要按照1994一2013年的时间段序列逐年排列，应用Excel软件对我国20年里粮食产量和城镇化数据信息进行系统化整理。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所有数据均取自然对数后再进行分析，取对数后所得时间序列分别表示为lnFQ和lnCr，最后应用Eviews6.0经济计量软件对整理后的数据进行检验、处理。
2.关系检验
2.1 ADF检验
由于对非平稳时间序列做协整检验会出现伪回归，因此在进行协整检验前必须使用Eviews6.0经济计量软件检验变量是否为平稳时间序列。检查序列平稳性的标准方法是单位根检验，学术界常用的单位根检验方法有ADF检验、DFGLS检验、PP检验、KPSS检验、ERS检验和NP检验6种'本文在综合考虑所做研究的实际情况和检验方法操作简便性及方法本身的适用性的基础上，决定采用ADF检验法来检验本研究数据序列的平稳性。
2.2 协整检验
通过对我国城镇化率lnCr和粮食产量lnFQ进行ADF检验，得知二者均为平稳时间序列，因此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时不会出现伪回归现象。下面就通过协整检验来验证我国城镇化与粮食安全生产之间是否存在着长效均衡关系。本文利用Eviews6.0经济计量软件对数据序列进行最小二乘回归后所得的计量模型为：lnCr，=8.7957+0.4936lnFQ，由以上计量模型所计算的相应的残差序列为：e，=lnCr，—（8.7957+0.4936lnFQ，）
3.检验结果分析
检验结果显示，过去20年我国城镇化的推进并没有严重削弱粮食生产能力，相反二者之间似乎还存在着一种长效的均衡关系，这与过去几年是我国城镇化推进最快、同时也是粮食产量增长最快的时期这一现实相契合。2004——2013年这10年我国城镇化率从41.76%c提升到，升高了 11.97个百分点，而粮食产量也从万吨增加到60193.5万吨，增幅达30.72%c，这就相当于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会拉动粮食产量增加2.57个百分点，我们称这一数值为我国城镇化率和粮食产量之间的长效（10年）均衡系数。我国粮食产量之所以受城镇化负面影响不明显，其原因在于：
第一，我国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同时，还加强了农村土地的整合整治工作，通过合村并点、废弃土地复垦以及开发未利用土地置换出大量耕地，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城镇化推进过程中耕地被占用对粮食生产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二，粮食产量不仅取决于耕地面积，还与各种农业生产条件息息相关。近年来，随着农业科技的创新，我国粮食生产中的科技含量不断提高，优良粮食作物品种的选育、生物技术应用能力的增强、绿色高效肥料的施用以及新型农业经营管理理念的普及，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粮食的生产；
第三，国家对粮食生产的政策性保护和财政性支持。我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粮食安全，对国内粮食生产一直都在实施积极的保护政策，通过财政支农转移支付对农民种粮给予补贴，增强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起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农业生产的利润空间得到进一步释放，这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农民种粮的动力，也直接促进了近年来的粮食增产。
4.未来我国城镇化与粮食生产的关系研判
虽然我国城镇化率与粮食产量之间存在着长效的均衡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城镇化的推进不会对我国粮食生产带来任何负面影响。要知道这种均衡是有限度的，如果打破这个限度（如可用耕地极限、制度环境等），城镇化率与粮食产量之间的均衡将不复存在，那么城镇化的推进就必会以牺牲我国粮食产量为代价。因此，只有准确把握并协调好粮食生产和城镇化发展这二者的关系，才能在未来城镇化继续推进背景下保证我国粮食的安全生产。
在城镇化推进的过程中，大量粮田被用来进行非农业建设，尽管近几年政府出台一系列粮食补贴，使得一些已经被抛荒的耕地被重新利用，但是耕地资源的稀缺性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研究发现，土地投入对粮食生产的贡献率大约为7%~15%，随着其稀缺性的逐渐增加，必然会对我国粮食生产造成更为显著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还将继续增大。如果按照以上我国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会拉动粮食产量增加2.57个百分点的假定，那么到2026年我国实现城镇化率达到70%的拐点目标时，城镇化率将再提高16.27个百分点，相应的粮食产量就会提高41.81个百分点达到85360.4万吨，只有达到这一数值才能保持我国城镇化率与粮食产量之间的长效均衡，才能保证粮食供给安全。
但若按1994—2013年这10年粮食单产均值0.345吨/亩来算，则需要耕地24.74亿亩，远超我国努力保持的18亿亩的耕地红线。目前我国全部可耕地面积约有23.18亿亩，已开发利用19.09亿亩，还有4.09亿亩作为后备耕地尚未开发，而这些尚未开发的耕地中又大约有2.12亿亩的耕地为开发利用难度较大、现行技术和成本条件下难以开发或者不适合开发的土地，退一步讲，即口使这23.18亿亩耕地能够得到完全开发利用的情况下，要想实现我国城镇化与粮食产量的长效均衡，仍将存在1.56亿亩的耕地缺口。可见未来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我国粮食生产形势不容乐观。
5.政策建议
（1）规范耕地用途，加强耕地保护，保障耕地占补在质量和数量上达到平衡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非农建设对耕地的占用越来越大，其与农业生产对耕地的竞争也日益激烈。然而耕地是一种不可再生或者很难再生的稀缺资源，而粮食又是耕地密集型产品，在人类尚未开发出不使用耕地就可以进行大规模粮食生产的技术之前，必须规范耕地用途、加强现有耕地保护，确保一定的耕地面积。具体来说，需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继续坚守我国18亿亩的耕地红线，无论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到何种程度，都不能占用这部分耕地，从而为我国粮食安全提供战略保障。在进行城镇化建设时要做好规划，争取在原有宅基地上进行改造和建设，尽量不占用耕地，如果城镇化过程中必须要占用一部分耕地，也要合理规划，通过建立耕地等级机制，允许从最低等级的耕地用起，健全等级耕地占用奖惩机制，用条文的形式来严格限制甚至杜绝非农建设对高等级耕地的占用。
第二，要制定耕地补偿机制，通过适当开发后备耕地资源和加强对现有“抛荒”土地的整理，确保耕地总面积的稳定。在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村劳动力外流，导致农村耕地“抛荒”现象普遍，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报告，如果把这部分耕地资源全部利用起来，我国粮食产量仍有约0.25个百分点的上升空间。第三，由于土地利用方向变更存在着困难性，一块耕地一旦开发利用投入非农建设，要改变其利用方向重新流入农业生产领域则是十分困难的，甚至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必须要规范农户耕地流转行为，禁止耕地私自买卖，尽最大可能的保护现有耕地，尽量限制其转向非农用途。
（2）实行粮食生产的适度规模经营和集约经营，提高粮食生产效率和农民收益
当前我国农业在粮食生产上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耕地规模狭小、地块零碎，户均经营耕地4667~5334m2，地块3~5块，这种状况已导致粮食种植成本高、竞争力差，规模极不经济，影响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实行粮食作物适度规模经营和集约经营，有利于更充分合理地利用农业机械设备，采用先进农业科技和先进经营管理方法，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降低粮食生产成本，从而稳定粮食产量、提高粮食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农业经济效益。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到2026年我国农村人口将减少到5.18亿人，城镇化的发展将成为逐步扩大粮食生产规模的契机。通过鼓励耕地农业用途内流转，逐步引导农民走规模化和集约化农业经营之路，推动粮食产业化经营，提高整体规模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努力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3）实行农业保护政策，稳定粮食价格，提高种粮补贴标准，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农业的比较优势丧失的越来越快，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在国际市场上还是在国内市场上，如果仍坚持自由贸易的话，农民势必竞争不过其他粮食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也竞争不过本国其他行业的生产经营者，农民的收入即使不下降也跟不上其他行业的收入增长速度，导致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下降，粮食产量也会大大降低。而当农民的收入全部或者主要来自粮食种植时，对农业的保护就不仅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发展问题，而且还关系着农民的生存问题，这就是必须要实行农业保护政策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政府要采取措施努力稳定粮食价格，减小粮价波动，通过对粮食实施支持性价格政策（也叫最低限价）使之始终稳定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只有这样农民种粮收益才会有所保障，其种粮的积极性才会提高；另一方面，要按照效率、公平、稳定、持续的原则进一步加大农业财政资金投入力度，提高粮食种植补贴标准，通过探索新型补贴机制（如差异化补贴等）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促产增收效益、保障粮农利益。最后，要在城镇化进程中积极稳妥推进和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城镇化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改善生活条件，因此，确保粮食安全就不得不考虑农村社会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伴随城镇化过程，就会有一部分农民失去耕地成为失地农民，再加之留守在农村的妇女、老人和儿童，这部分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买不起粮食”，这就需要政府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条件。
（4）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推进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出
据世界粮农组织预测，未来世界粮食增产总量约20%来自播种面积的增加，约80%。来自单产的提高，因此，在我国耕地面积有限不可能大幅增加甚至城镇化的发展还可能减少耕地面积的情况下，提高粮食单产就是增加粮食产量、保障我国粮食安全最有效的手段。“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想提高粮食单产，就必须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提高粮食生产中的科技含量。由于城镇化的过程就是农村人口逐步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其关键就是要实现农业现代化。为此，可以采取以下几项措施：第一，考虑选育适合我国不同地域生长的优良粮食作物品种，提高生物技术应用能力、扩大生物技术应用范围，研制不会破坏土壤结构的绿色新型肥料、改善施肥结构提高肥料使用效率；第二，建立健全粮食生产的科技支撑体系，通过加强农业信贷投放力度，加大农业科研投入，构建粮食作物新型经营模式，创新粮食产品经营理念，提高粮食产品的附加值，从而增加农民收入，保障粮食供给安全；最后，提高粮食生产的机械化水平。目前我国粮食生产的机械化水平仍然较低，机械的数量和质量及其利用率都不高，依靠提高机械化水平提高粮食产量的潜力还很大，政府可以通过进一步加大对粮农购置农机具的直补力度来刺激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
篇4：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工程实施困境与推进策略论文
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工程实施困境与推进策略论文
三江源地区位于中国西部、青藏高原腹地，是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地，也是我国重要的淡水资源补给区和生态安全屏障。受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等影响，从20 世纪70 年代起，三江源地区草原沙化、冰川萎缩、水源涵养功能退化等问题日趋严重，生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为加强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我国政府投入巨资、先后启动了两期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工程。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骨干工程和一项国家战略，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能否顺利推进，不仅对源区人民具有重要意义，更对维护三江流域乃至国家生态安全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将立足于公共经济学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建设的战略意义、工程实施效果及其存在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以期为建立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的长效机制提供参考与借鉴。
一、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的重要意义
目前，对于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的认识，往往局限于其生态环境功能，但实际上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是一项具有多重意义的国家战略。
首先，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举措。三江源地区是我国淡水资源的重要补给区，水资源蕴藏量超过2 000 亿立方米，长江总水量的 25%、黄河总水量的 49%、澜沧江总水量的15%源自于此，有“中华水塔”之称。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起源，是中国经济社会最发达的地区，三江流域（ 长江、黄河、澜沧江） 省市总人口和 GDP 总量均占到了全国的90% 以上。因此，三江源地区承载了极其重要的生命负荷和经济社会发展负荷，保护好三江源的生态环境对于三江流域乃至整个中国的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将为我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落实特别是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根据我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土空间被划分为重点开发、优化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其中，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一般是关系到国家或区域生态安全的生态屏障区和自然保护区。如何平衡好这些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的保护与发展，是当前我国面临的重要难题。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三江源等生态屏障地区为流域地区乃至国家提供的是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生态财富和生态服务，具有典型的公共产品特征，理应由公共财政（ 包括中央财政和下游各地区财政） 来购买其生态财富和生态服务，共同维护好流域和国家的生态安全。因此，三江源地区的生态保护建设不仅对当地人民的生存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更对其他类似地区特别是我国西部广大的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制开发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先行探索意义。
第三，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将为探索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生态补偿提供参考和借鉴。如何进行广范围、跨区域、不同主体间的生态补偿，是一个极少有成功案例的世界性难题。三江源在生态保护建设过程中，同样面临如何确定其生态服务的受益者、受益范围、受益大小，以及如何通过生态补偿体现其生态价值的难题，其探索和实践将为我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建立生态保护的长效投入机制提供有益参考。
最后，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是中国参与全球环境保护、强化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媒介。三江源及其所在的青藏高原是世界大江大河发育的集中地，是亚洲国家的江河之源。三江源区独特的地形，阻截了西南气流携带的.大量水汽，形成了充沛的降水，对大江大河起着源头补给和初始循环的作用。同时，三江源也是最重要的世界高原生物基因库，有 9 个植被型、50 个群系、70多科、390 属、1 700 多种植物，其中包括重点保护植物 34 种； 有各类野生动物396 种，其中国家级重点保护动物69 种； 对维护亚洲生态安全和世界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在生态外交日益成为国际外交重要内容的今天，中国可以通过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以水为纽带，加强与澜沧江下游、东南亚 5 国的生态合作与经贸文化交流，进一步巩固地缘政治。同时，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提升在国际生态环境领域的地位和话语权。
二、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工程实施效果评估
为确保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工程实现其预定目标、发挥其重要作用，需要对工程实施情况进行动态评估，发现问题，及时反馈，以期为工程的顺利推进提供参考。截止目前，我国先后启动了两期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工程。其中，一期工程于 2005 年启动，2013 年完成。二期工程于 2014 年启动，保护面积和规划投资均扩大到一期工程的2 倍以上（ 具体见表1） ,是一期工程的延续和深化。由于二期工程刚刚启动，本文将主要对一期工程的实施效果进行分析与评估。
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一期工程总投资 75 亿元，覆盖范围包括青海省玉树、果洛、黄南、海南 4 个藏族自治州、18 个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15. 23 万平方公里，主要内容包括生态保护、农牧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支撑项目三大工程和退牧还草、鼠害防治、草地保护、退耕还林、水土流失治理等 22 个子项目。2005-2013年一期工程实施期间，三江源地区累计完成封山育林 511 万亩、退牧还草 5 671 万亩、退耕还林近10 万亩、湿地保护 160 万亩、黑土滩综合治理 523 万亩、地面及地下鼠害防治 11 781 万亩和沙漠化防治 66 万亩[1],同时配套开展了生态移民、基础设施建设、新农村建设和小城镇建设等工作，取得了较为明显的生态保护成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水源涵养能力提升，流域供水能力加强。根据监测，一期工程的实施使得三江源地区的水资源总量增加了约 85 亿立方米，湖泊面积增加了 760平方公里，湿地面积增加了 104平方公里，草原生态系统水源涵养量增加了约 29 亿立方米，由 2004 年的 169 亿立方米提高到 2012 年的 198 亿立方米，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年出境水量比工程实施前的 2004 年增加了 20% 以上[2].
同时，水体质量得到有效改善，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干流水质连续 8 年达到 II 类以上。上述数据说明，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工程使该地区水源涵养能力提升、水量增加、水质改善，对于保护地区生态环境和保障长江、黄河、澜沧江流域的水资源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2. 草原退化得到初步遏制，水土保持能力提高。自 2005 年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工程实施以来，工程区域内的植被明显恢复，中等覆盖度草地面积呈现稳定态势，高覆盖度草地面积以每年 2 378平方公里的速度增加； 黑土滩治理区的植被覆盖度由治理前的 20%提高到 80%以上，大面积沙化地区的植被覆盖度由治理前的不到 15% 提高到 38%.工程区内的草原退化趋势得到初步遏制，水土保持能力有所提高，特别是人工增雨工程对缓解荒漠化的作用尤为显着。
3. 区域生态系统改善，生物多样性逐渐恢复。2005-，三江源地区森林面积增加了 150平方公里，工程区域内草原植被覆盖度提高了 11. 6 个百分点，植物种群得到有效保护，各种野生动物种群明显增多[3].目前仅玛多县境内的藏羚羊数量就已达到 4 万只以上，比 10 年前增加了 1. 5 万只； 藏野驴达到 3万多头，增加了 0. 2 万头； 岩羊达到 0. 7 万只，增加了近0. 5 万只。区域生态系统有所改善，生物多样性正在逐渐恢复。
4. 城乡基础设施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提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是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工程实施以来，三江源地区共完成生态移民 5. 6 万人，建立了 86 个生态移民社区，改善了 23 个小城镇的基础设施条件，增加了 5 万亩灌溉饲草料基地，投入了 3 000万元生态移民创业扶持基金，解决了 13 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农牧民纯收入年均增长 10%左右，吃水难、行路难、用电难、上学难、就医难等民生问题都得到明显改善。
5. 生态环保意识提高，生态文明理念增强。三江源生态保护工程实施以来，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培训和各种生态工程的建设实践，当地干部群众对加强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认识有了明显提高，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明显增强，传统过度放牧的“掠夺性”生产方式也发生很大改变。
三、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探析
尽管三江源地区的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已经初见成效，工程区内的生态环境也得到较为明显的改善，但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
1. 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并未得到根本性遏制。一期工程实施以后，虽然工程区内的生态环境有所改善，但据监测，整个三江源地区的草地仍在以每年近8 万亩的速度退化和沙化，水土流失情况和荒漠化趋势依然严峻。究其原因，一是生态恢复的艰巨性与资金投入的有限性矛盾使然。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非常脆弱，历史欠账过多，生态恢复、保护与建设的成本高、任务重、难度大，需要长期、持续和稳定的资金投入。目前，尽管国家已经陆续投入大量资金，但总体上依然存在较大缺口，环境治理的速度跟不上生态退化的速度[4].二是生态建设的长期性与工程项目的短期性矛盾使然。生态环境的保护、恢复与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但目前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主要是以阶段性、项目式的工程建设为主，缺乏可持续的长效机制。
如国家从 1998 年开始实施的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政策纷纷到期，根据《国务院关于完善退耕还林政策的通知》（ 国发[2007]25 号） ,还草补助期限仅为 2 年，而三江源地区的牧草生长周期很长，恢复原生草原植被大约需要 15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三是生态保护的整体性与具体建设的局部性矛盾使然。区域生态系统的保护建设要求整体性和协同性，但 2005 年启动的三江源生态保护与建设一期工程覆盖面积只占三江源地区的 40%,尚有60% 的地区未能开展协同建设。二期工程虽然涵盖了整个三江源地区，但生态保护建设资金多头管理、分散使用、政出多门现象比较普遍，生态保护建设尚未形成合力，给区域生态系统的整体保护、整体建设带来难度。四是特殊地理环境和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使然。如生态保护建设工程实施以来，工程区内的植被覆盖度明显提高，但由于高寒地区特殊的自然环境，那些对于水土保持更具意义的植被根系层却恢复缓慢[5]; 又如全球气候变暖使三江源地区的冰川融水增多、区域水量增加，但随着冰川消融速度加快、雪线持续退缩，从长远看，冰川对河流的补给可能经历先增后减的倒 U 型变化，使三江源地区未来的持续供水能力堪忧。
2. 生态移民“留不住、难致富”的难题亟待解决。三江源生态保护工程实施以来，先后有 5 万多牧民实施了退牧搬迁，但其中相当一部分人面临着“留不住、难致富”的困境。其原因主要在于： 一是生活补助低。围栏禁牧、退牧还草等措施的实施，使众多迁移牧民失去了放牧、养殖等基本生活来源，且很多日常生活必需品，如牛羊肉、牛奶、酥油等，由自给自足变为对外购买，生活成本大幅提高。而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一期工程对每户牧民仅给予每亩 5. 5 斤饲料粮、折合现金约 2. 5 元的补助，整体搬迁牧民每户每年补贴 8 000 元、连续发放 10 年，补贴标准明显偏低，不足以弥补其发展成本和生活成本的损失。二是就业能力弱。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移民大部分以畜牧业为生，文化素质低，劳动技能差，很多藏民讲不好汉语，很难找到正规稳定的工作和持续的经济收入来源[6 -7].三是接续产业发展难。三江源地区海拔高、气候恶劣、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生产建设和产业发展的成本高，受生态保护的限制大，当地市场消费能力不足且又远离主要市场，接续产业和替代产业发展困难，移民就业渠道十分狭窄。很多牧民特别是老一代牧民在搬迁后找不到工作，只好靠国家发放的退牧还草补助勉强维持生计，部分生态移民的生活水平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而且一旦退牧还草政策结束后，这些移民的长远生计将会面临更大困难。如果不能很好解决这个问题，未来这些移民可能存在回流的危险。
3. 生态补偿机制尚需进一步完善。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所需资金巨大，必需建立完善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才能从根本上形成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的长效投入机制，对三江源的生态环境进行可持续的保护和建设，真正维护好其生态安全。
从目前来看，三江源地区的生态补偿机制仍然存在许多问题。
一是补偿主体单一。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水源涵养区之一，三江源地区的生态效益惠及范围广、涉及主体多，但目前其生态补偿资金主要来自于国家，体现其巨大生态价值的流域间、区域间、上下游之间的生态补偿机制尚未建立。二是补偿标准相对较低。2005-2013 年，国家为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累计投资 75 亿多元。但实际上，为保证长江、黄河的水质和流量，三江源地区每年仅禁伐和休牧就要损失数十亿元，生态补偿与三江源地区放弃发展的成本相差很大[8].三是缺乏持续稳定的利益补偿机制。退牧还草、退耕还林补偿等政策都是为了通过对生态移民进行经济补偿而进一步促进生态环境保护，但目前这些政策大多以工程、项目的方式组织实施，具有明确的时限，缺乏延续性，存在较大变数和风险。
4. 专业化管理体系建设相对滞后。面对大规模的生态建设，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的专业化能力和管理体系建设明显滞后。一是组织机构不匹配。实施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工程以来，当地政府的主要职能由经济建设转为生态环境保护，但政府的机构设置和承担职能并没有进行相应的改变。三江源办公室等管理部门大多属于负责项目实施的临时性机构，生态环境保护缺乏有效的组织机构保障。二是专业化人才匮乏。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大量的专业化人才，如生态监控、草场管护、水土涵养、沙化治理、动植物保护等，同时地区建设如社区管理、产业发展等也需要一支具有现代理念和专业素养的人才队伍。而三江源地区地处偏远、气候恶劣、条件艰苦，很难吸引和留住人才，各类专业化人才都严重匮乏。三是管理措施不到位。特别是对退牧、禁牧出来的草场管理出现真空，既无相应的管理机构和管护人员，又缺乏必要的管理措施，禁牧区草场管护问题日见凸显。
四、推进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的对策建议
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二期工程的规划目标是： 林草植被得到有效保护，生态恶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生物多样性显着恢复，农牧民生产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生态系统步入良性循环[9].
根据上述目标，针对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当前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 创新生态保护模式，推动自然修复与人工修复相结合。从三江源地区以往的生态保护实践来看，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封禁管护、围栏封育等措施对短期内减轻草场负荷、增加地面植被、遏制土壤沙化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从长期来看，一味强调“退、封、禁、围”,单纯使用人工修复手段，既缺乏科学性，阻隔了动物迁徙途径、割裂了食物链条； 又不尊重自然规律，忽视了牛羊群、野生动物适度啃食、排便对草地牧场所起到的非常重要的强化与养育作用，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因而，在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过程中，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采用人工手段与自然修复相结合，逐步减少人为干扰，促进并最终实现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和动态平衡。
2. 建立生态移民的多元途径，让移民“稳得住、能致富”.在三江源地区，当地牧民通过千百年的游牧活动，已经成为草原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江源地区的生态恶化虽然是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掠夺所引发，但如果因此而因噎废食，通过大规模生态移民和简单禁牧、制造无人区，就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事实上，野生动物的采食量远大于家畜，如一头藏野驴的采食量大约相当于 6 只羊，如果缺少人类制约，野生动物无序增长，会对草原生态造成新一轮的破坏。因此，在生态移民的实践过程中，要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采取灵活多元的移民模式。在空间上，要根据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以及外围区域自然生态的不同情况，科学制定移民规划，引导牧民有序迁移，优化人口空间布局，合理确定畜牧数量，促进草畜平衡、人与自然平衡； 在结构上，对于很难实现职业转换的老一代牧民，可以通过定畜定量、减牧补贴、聘用为生态保护监督员等措施，让他们在合理放牧的过程中主动参与到草原生态的保护中来。对于知识结构较新、职业转换相对容易的新一代牧民，可以通过加强职业培训和定向劳务输出等，引导他们走出去，向周边城镇乃至外省转移和集聚，实现非农化和异地城镇化； 在措施上，可以一方面加强对迁移牧民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生产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等，提高他们自身的人力资本和就业创业能力； 另一方面综合运用财政补贴、税费减免、创业扶持基金、产业引导基金、低息和贴息贷款等多种优惠手段，促进生态旅游、乡村旅游、特色文化产业、民族手工业、农牧产品加工、藏药藏香等产业的发展，积极拓宽生态移民的就业创业渠道，让牧民“移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3. 建立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形成生态补偿的长效机制。首先，要正确认识和充分体现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价值，进一步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中的生态补偿比例[10 -11],从实际出发，对因保护生态环境而造成的财政减收，应作为财政转移支付的重要因素加以考虑，并尽可能减少或取消地方财政配套，使生态补偿资金发挥最大效益。其次，应借鉴国际类似地区的先进经验，探索建立流域上、中、下游地区之间的生态补偿机制，根据中、下游地区的用水分布、用水规模以及生态受益范围，征收不同标准的生态补偿基金，直接或通过第三方转移支付给三江源地区，用于加强生态涵养、保护和建设。第三，可探索建立多元化的转移支付方式，如人才支持、技术转移、设备转移、资产转移、教育培训转移等，促进三江源地区的生态建设和经济发展。最后，应根据三江源不同地区的生态贡献和生态保护建设需要，确定不同的资金分配和补偿标准，立足整体层面，形成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多层次生态补偿体系。
4. 加强专业化人才和管理队伍建设，更多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根据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需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立与主体功能相适应的新型管理机构和管理模式，围绕履行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职能，建立区域独特的绩效考核指标和考核体系，积极引进和大力培养地区发展所需的各类专业化人才，形成与三江源生态恢复、生态保护、生态建设、绿色发展等任务相匹配的专业化、高效化的新型管理体系和人才队伍。同时，改变以往政府大包大揽的生态建设模式，尝试采用市场化手段，将市场机制引入到三江源地区的生态保护与建设中来，更多由经济实体负责生态项目的实施，同时完善配套政策，使生态项目效益与经济法人利益直接挂钩，而政府则主要担负引导、监督与管理的职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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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胡鞍钢。 关于设立国家生态安全保障基金的建议---以青海三江源地区为例[J]. 攀登，2010（ 1） : 2 -5.
篇5：生态文明与工业企业生态工程问题的论文
关于生态文明与工业企业生态工程问题的论文
内容摘要：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的一种新的文明范式。生态文明也是人类在后工业化时代应对工业与自然环境危机四伏的博弈中所产生的新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生态文明存在两个基本维度：一是自然的维度，另一是人的维度。生态文明是两个维度的和谐与统一。生态工业正是整合两个维度，促进生态产业化，通向生态文明的路径之一。工业企业生态工程是产业生态化的微观途径与具体举措。生态文明中“人的维度”中“人”具有主观能动性，这要求坚持科学发展观，树立生态伦理观，积极实施企业生态工程，迈向生态文明新时代。
生态文明及其内涵
（一）文明的含义
汉语中的“文明”一词，最早出自《易经》，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易·干·文言》）。唐朝大学问家孔颖达对此文注疏曰：“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孔颖达对“文明”的注疏为：“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在现代汉语中，文明是指一种社会进步状态，与“野蛮”一词相对立。汉语的文明对行为和举止的要求更高，对知识与技术次之。
英文中的“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源于拉丁文“civis”，意思是城市的居民，其本质含义为人民生活于城市和社会集团中的能力。后引申为一种先进的社会和文化发展状态，以及到达这一状态的过程，其涉及的领域广泛，包括伦理道德、民族意识、礼仪规范、技术水准、宗教思想、风俗习惯以及科学知识的发展与文化进步等等。
韩伯成先生撰文指出，文明是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程度的概念，它表征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水平与整体面貌。有些学者认为“文明”包含三层意思：一是指有人居住，有一定的经济文化的地区；二是指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不依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三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
（二）古人对文明的阐释及价值取向
从古今中外对“文明”的解释，我们可以体悟到，“文明”是“天地阴阳和合，以及人类的居住、生活与自然的和谐程度”，体现了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对大自然的敬畏，并将先知者的认识用文章表述，以影响更多的人。古代“文明”
篇6：生态林业工程建设对策与途径论文
1生态林业工程建设的基本原则
1.1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可持续发展为持续的、稳定的、适度的、协调的发展，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加强社会的和谐与其稳定发展，实现对资源进行合理分配与使用。同时，通过加强社会管理秩序，达到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生态平衡之间的循环。此外，在伦理方面，还要严格遵守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其中主要包括经济、社会以及生态系统方面的和谐发展，且其主要通过资源的合理利用以及对环境的保护，进一步达到社会的文明与公正，推动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
1.2效益一致的原则
从我国现阶段生态林业工程建设目标发展情况来看，其主要可以使林业拥有强大的自然在生产与社会再生产能力，并且在生态效益等方面还可以实现生态的`再生产，尽可能保证林业资源的自然生长速度略大于社会发展对林业资源的利用速度。同时，还可以实现其经济效益方面的再生，这主要是指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生产收入要大于社会发展的支出，最终达到有效增加林业扩大再生产实力的要求。
2我国生态林业工程建设现状分析
2.1林业生态环境持续恶化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经济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而部分行业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利润，开始不计后果的大肆利用身边的资源，并对现有的林地进行乱砍滥伐，从而获得建筑场地。此外，一些家私企业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无限度地开发利用林地资源。这样的行为造成的后果是将林地变为荒地，将原有的有机土壤变为贫瘠的废土，生态林业环境日益恶化，而如果依旧按照此种态势发展下去，最终必然会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失衡。
2.2生态林业建设和市场发育滞后
因人们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或观念淡薄，进而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未对环境保护做投入的费用以及自然资源的退化情况建立物质与资源平衡体系，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通常都不重视自然资源所发生的变化。到目前为止，我国都还未建立有关林业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基本处于经济体制转型阶段，进而导致我国林业市场发展出现滞后问题。
2.3法制观念薄弱
随着生态环境情况的日渐恶化，我国虽然已经对林业生态环境保护制定了针对性的法律法规。但随着林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需求量的不断增加，现今的法律法规已无法满足现代林业发展管理的需求。而法律法规的不健全以及缺乏时效性等缺陷，使得一些执法人员在林业生态工程建设中经常出现一些执法不严、玩忽职守的违规违纪等现象，进而加大了生态林业工程建设的困难。
篇7：生态林业工程建设对策与途径论文
3.1建立生态经济思想
在生态林业工程建设过程中，如果使用某一领域的单一管理理念以及管理方法，对其进行管理与指导，则一定不会成功的。通过多数实践可知，只有充分考虑到生态经济系统的综合性、整体性和协调性，才能实现最佳的综合效益，并推动生态环境的改善，同时还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发展。
3.2增加资金和技术投入
依靠科学技术兴林业工程，是促进我国林业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同时还是做好生态林业建设的基本保障。基于此，要想实现生态林业工程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在工程投入方面增加科技的含量，并将实用技术推广纳入工程建设计划。
（2）建立健全的林业科技推广体系，稳定科技推广队伍，并通过采取多种形式做好各层次的技术培训、科技信息传递与应用方面的工作。
（3）实行优惠政策，从而激励科技人员投身生产第一线，尽全力提升科技兴林的水平。
（4）采用生态经济综合技术指标，指导工程实施并验收，考核工程建设成果。
3.3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1）明确各级主管林业领导的职责，建立一些奖惩分明的制度，并在林业管理方面形成机制。
（2）对于各级现代林业工程建设的承包单位，应制定相应的制度制约其具体的行为，进而使得工程建设能够保质保量的完成。同时，实行明确的管理措施，对那些还未完成的工作进行有效管理。此外，还应加强对重点工程工期进展的考查，保证各项工程可以按照规划目标准时、高效地完成。
4结语
总而言之，生态林业工程建设是一项长期性的系统工程建设，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许多失败的教训。因此，要想实现生态林业工程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应结合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找出其中的问题，并采取有效的措施及时解决。
参考文献
1姜士平.我国林业生态工程建设存在问题及对策[J].科技致富向导，2011（6）
2白进军.小议我国林业生态工程建设现状及优化措施[J].科技资讯，2013（33）
篇8：林业生态工程生态经济概念与原则论文
林业生态工程生态经济概念与原则论文
1林业生态工程以及生态工程
林业生态工程的主要实施对象是人工林的生态经济系统，它是基于自然界法则的生态系统，和天然森林生态系统有一定差异，它属于经营集约，投入的劳动较对，还与一些食用菌种植以及生物法的污水处理差异很大。而生态工程，主要实践在生态经济系统中的。其产生是有一定的科学理论依据的，也有一定的社会原因，是信息论以及系统论等现代化的生态学和基础理论发展所产生的一种理论，它会受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社会问题所影响。
2生态经济的概念
它会受到社会经济规律的影响和制约，并会遵循一定的自然法则。通过这种人工的生态经济系统能使林业生态工程中的使用价值以及价值都能得以体现。在林业生态工程的实施过程中。会有一些生态功能的商品机制以及生态机制，这两者都是人类劳动所产生的，也是生产社会中的实用价值，生态机制产生的价值，这种载体为生态价值；而商品机制所产生的价值，这种载体为商品价值。人工林所产生的自然环境、资源价值和生态经济价值都是在林业生态工程价值当中的，其中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价值量都是由劳动时间来决定的，生态系统价值在组建的过程中就缺乏一定的平均机制，而且所有的人工林生态经济系统都有所不同，在定义其价值量的时候还是要依据林区的实际情况来定，主要还是根据劳动时间来定，并不是社会所需的平均劳动时间。人工林的生态经济系统价值以及使用价值是由林业生态工程来来体现的，这不光表现在自然环境和资源上，还会表现在自然的环境和价值中，也直接体现在生态经济系统上。其中，使用价值一般都表现在林产品和林木等一些产品上，这些都具有商品的使用价值，能起到改善土壤、调节气候、美化环境以及防风沙等实用的使用价值，是企业生态产品不能替代的。而林业生态工程在实施的时候，林产品的生态能力和产出价值都是要耗费人工劳动的，这样才能形成林业生态工程特有的生态经济效益。在这其中不光有经济效益产生，还会有一定的生态规律，这也能产生经济效益，但其要经过一定的生产过程。
3生态经济的原则
3.1整体性原则
在整个林业生态系统中，其设计对象和规划对象都是人工林业生态经济系统。我们首先应考虑的是其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经济效益之间的整体协调性，并促进其长期和短期效益的统一性原则。通常的情况下，生态效益都是产生经济效益的基础，如果这两者之间有矛盾，要从各个两面入手，并考虑林地的具体情况，再重新调配投入的程度，使资源利用率有所提升，并调整林种的种植结构，使营林水平有所提升。
3.2适应性原则
受到我国固有土地面积和气候因素的影响，我国作为农业大国，林业生态体制比较完善，生态经济发展也比较快。但是各地气候差异比较大，在林业生产实践的过程中，相继出现了多种不同类型的林业生态模式和类型，依据地理形貌划分主要有山区人工林、平原人工林等类型；依据林种划分主要有经济林、用材林、特种林以及防护林等类型；还有很多类型，这里不一一例举。林业生态工程在实施的过程中，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当地林区的情况，看适合什么样的林种，以选取相应的种植类型，要是在沿海地区修建防护林，地域属于亚热带或者暖温带气候，自然植被的分属就应该是落叶林区，而在东北地区就比较适合种植枫树、红松、以及桦树等种类，南方地区就比较适合种植马尾松、冷杉等种类的树种。林区的条件主要是选择种植树种的因素，不光要考虑到气候的.情况，还要考虑到水分和肥力的情况，不能片面去选择树种种植类型。
3.3层次性原则
林业生态工程是一个多层次、多尺度的工程序列体系，从横向角度看，可包括农户林、林场、农田林、区域以及国家各个网络层次，有小到“庭院经营型”林业生态工程，大至诸如“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从纵向角度看，其层次结构是复杂的。因而应采取相应的规划、设计方案，产生各种层次水平的生态经济效益。
3.4动态性原则
基于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原理，利用环境建设工程来保证生物群落的建造；反之，利用生物对环境的影响促使系统生产力不断提高，从而林业生态工程能加速或缓和人工林生态系统的演替，使生态经济效益逐步得到再现。同时，由于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应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对实施林业生态工程的系统进行动态跟踪调整。
3.5最优性原则
在一定的自然、社会经济条件下，考虑影响人工林生态经济系统的气候、土壤、地形和生物等生态因子和经济投入、经济管理以及经济政策等经济因素，调控、设计结构和功能最优化系统，从而使生物生产力最高，产生最佳生态经济效益。3.6实用性原则林业生态工程的设计和实施与自然森林生态系统的经营管理具较大差异。在设计实施之前，人类就注重实用性，确定了明确的社会经济目标，进行人工干预，使产生的生态效益遵循自然法则，经济效益具有社会实用性。林业生态工程又是一项社会性工程，它的一切技术方案应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如在我国东北西部、华北北部、西北建设防护林工程，采用国家、集体、个人共同集资造林方法，运用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相结合，林片、网、带相配置，适地适树的多种林木相并重，防护与生态经济效益相统一。因此实施林业生态工程建立在合理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注重实用性原则。实用性还表现在灵活经营方面。由于自然森林生长周期长，人类对自然森林生态系统在大范围短期调控比较困难，实施短、平、快的林业生态工程项目，发展人工的丰产林、速生林等，都是这种实用性原则的反映。
4结束语
我国是一个少林的国家，森林覆盖率仅为12.7%，且分布不均，由于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贫乏，国家不可能向林业进行大量投资，因此，实施林业生态工程是林业生产的重要方法。探讨林业生态工程，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原则，在长期的林业生产实践中，存在众多的林业生态工程模式，有待于调查、发掘和总结各类型模式的特征。为更加完善的林业生态工程理论提供依据。
篇9：中国林业生态工程发展状况与策略论文
中国林业生态工程发展状况与策略论文
林业生态工程运用了先进的科学技术，结合动植物和微生物的生长环境要求，形成了以木本植物为主体的人工复合生态系统[1].生态工程的实施实现了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共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大了防护林的建设，同时也加强了对地区水土流失和荒漠阿化的综合治理。所以加快林业生态工程建设，对提高我国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
1 我国林业生态工程的现状
1.1 林业生态工程建设前期规划缺乏前瞻性
林业生态工程建设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实现的。因而对于林业生态工程建设，需要进行详细的规划。目前的林业生态工程建设最首要的问题，就是规划缺乏前瞻性，是一种短期的行为。很多林业生态工程的建设者为了应付上级检查或尽早地获取利益，在规划过程中进行设计造假。除此之外，由于林业工程建设涉及到很多学科地综合运用，并且还需考虑微生物等多种生物的生长环境，林业生态工程的规划还包括了各级规划。然而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对于各级规划十分欠缺，通常只规划了总体目的，对于各个不同环节的目标考虑不周，甚至不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而且，由于林业生态工程在不同地区的启动时间和目的各异，使得我国总体的林业生态工程出现交叉、重叠等不良现象。
1.2 国家对于林业生态工程的投入的资金不足
我国的地域广阔，需要进行生态建设的地域也十分广，因而林业生态工程建设的任务十分繁重。虽然我国对于林业生态环境建设已经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由于林业生态建设所耗费的时间长，需要消耗资金的地方太多，使得资金仍然十分欠缺。通常情况下，我国相关的林业建设部门，会通过评估选择重点建设地区和重点项目，在这些重点项目中投入充足的资金，不能及时改善整体的生态环境建设，尤其是在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资金尤为缺乏。
1.3 国家对于林业生态工程监管水平不高
和其他工程一样，林业工程也需要恰当的监管，从而保证出现的问题可以得到及时解决，保证每一笔资金都花在关键的地方。然而在实际的建设过程中，林业生态工程缺乏相应的监管团队，或者监管团队的管理水平不高。有的地区林业生态工程甚至连相应的管理制度都没有及时落实。林业生态工程管理过程中，经常会由于责任分工不明而出现责任空缺或者责任重叠的现象。除此之外，由于林业生态工程建设过程中涉及的学科范围广，因而对监管人员的综合素质要求比较高，然而实际的林业监管团队的综合素质并不能达到要求，精通林业专业技术，又懂得管理方法的人才十分欠缺。
1.4 林业生态工程的质量不高
在造林的过程中，很多地区都采取散乱作业的方式，因而施工质量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在造林的过程中，由于树种的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使得树木的存活率相对较低不能发挥出原有的林区作用。除此之外，在抵抗病虫方面，质量也存在欠缺，使得林业的生态效益不能及时发挥。
1.5 法制观念意识淡薄
现在仍有很多人没有环保意识和生态环境的法制观念，有关部门对环境保护及法律知识的宣传和推广的力度不强。
很多单位或个人对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没有准确的概念，特别是对我国的基本国策意识与法制观念不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现象尤为严重，如国家颁布的很多政策都不能够得到有力的执行，导致解决问题的方法实施的有效度非常低。
1.6 科技体系不健全、技术落后
目前，由于我国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生态建设的技术水平较低，无法达到发达国家的科技水平，因此我国的生态环境建设的主要问题，就是科技体系不完整与技术水平低。由于技术等问题，我国自主研究的产品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如效率低、成功率差等。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亟待解决。在当今世界，科技发展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国家很多方面的建设与发展。致使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科研经费投入少、科研人员少、设备落后体系不健全等。
2 提高我国林业生态工程水平的对策
2.1 认识到林业生态工程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林业生态工程就逐步建立起来，并取得良好的成绩，可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林业生态工程成果的维护难度系数倍增。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林业生态问题日益严重。由于林业生态工程是一个长期又艰巨的任务，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导致很多严重的现象发生，如滥砍滥伐、土地沙漠化、防护林危机、滥杀野生动物等。因此要加强人民的认识度，明确林业生态工程的建设与维护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任何时候都不能够懈怠。要加快对全国生态环境的保护步伐，并制定有效的措施。
2.2 加大投资
对林业生态工程的建设与发展加大投资力度，拓宽投资渠道。全面建设林业生态工程，对相关的投资人或单位予以相应的`便利，加大对林业的资金投入，促进生态工程的建设与发展。制定专门的政策制度，确保每一项资金都能够落到实处。在全球化的今天，国际合作是主流，要加强国际间的合作，还应完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法，并在全国实施。
2.3 加强法制建设，依法保护和治理生态环境
加大林业执法力度，依法保护森林环境，进一步健全与保护生态环境有关的法制队伍，加强林业法制教育和生态道德教育。不断提高全民法制观念，依法打击各种破坏水土资源与环境的违法犯罪行为。加快制定与防治荒漠化以及生态环境相关的法律。
2.4 加强林业科技教育工作
要重视林业科学基础研究、应用和高新技术开发，提高林业的科技创新能力。依靠科技是振兴我国林业的根本出路，也是搞好林业生态工程建设的基本保证。要建立健全林业科技推广体系，稳定科技队伍，采取多种形式，建立各类林业人才教育和培训体系。切实加大对林业职工的培训力度，提高林业建设者整体素质，努力提高科技兴林水平。
2.5 改进林业生态环境建设项目管理办法，提高综合治理效益
为克服条块分割、各部门各自为政的现象，贯彻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的“整体性”原则，建议江河上中游山丘的林业生态环境建设，以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为龙头[2],大支流治理为骨干，以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为基础，以县为基本管理单位，以 3 大效益为中心，在小流域综合治理规划指导下，生物措施、工程措施、农牧措施等各种措施相互配套，农林水等部门相互配合，进行综合治理与开发，发挥综合效益。
2.6 动员全社会力量建设林业生态工程
林业生态工程建设的成败关键在于广大群众。要积极搞好宣传，提高全社会对林业生态工程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动员社会各界力量投身生态环境建设。调动群众造林和护林的积极性。进一步加强林业建设方针、政策和措施的制定工作。
3 结语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我国林业生态工程建设地不断深入，我国的林业生态工程建设取得了有效的成果。从目前我国的环境保护的总体目标来看，林业生态工程的发展趋势主要是以水土保持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为主，根据自然区域的差异形成复合生态经济体系。在进行林业生态工程建设的同时，注重保护生物多样性，尊重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从而使我国社会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完善现有的监管模式和质量管理方式，促使我国林业生态工程建设朝着科学管理高效管理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永慧，李华晶，郑娟。林业生态工程农户满意度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以甘肃省为例[J].林业经济，2014（4）
2 涂远明。我国林业生态工程现存问题及对策研究[J].科技致富向导，2012（6）
篇10：生态资源富足区生态扶贫与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关联分析论文
生态资源富足区生态扶贫与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关联分析论文
自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的扶贫工作取得巨大的成效，是最早实现联合国扶贫目标的国家。但扶贫至今，贫困人口边缘化问题，返贫问题与“顽固贫困”现象却越来越严重，尤其是集“老少边穷山”于一体的民族贫困地区更为突出。反观这些年的反贫困工作，国家投入不可谓不大，力度不可谓不强，关键在于扶贫政策欠缺针对性。对于各地有异的贫困根源，我们的政策探索的太少，政策的供给比较盲目，导致许多扶贫资金漏出；同时对贫困人口的扶贫政策的需求调查得太少，政策的实施效果不佳，导致大量贫困人口的漏出。正是由于各地的贫困根源呈现出太强的地域性，政策供给上难以有一个普而广之的统一模式，所以在政策实施上，要有效地区分，有针对性地建立供给制度，才会收到应有的效果。在我国国家级贫困地区中有许多地区拥有丰富的生态资源，它们不同于大西北的环境贫困型贫困。这些地区的扶贫完全可以依靠本地生态资源再结合农业产业化扶贫政策进行扶贫，只要两者能有效耦合，定然能取得理想的扶贫效果。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对生态扶贫研究源于类似于大西北的典型的环境贫困型地区扶贫而开展的。诚然，如大西北地区，由于历史的原因土壤沙化、石化极为严重，农业缺少根本的发展资源，生态环境和贫困之间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最终陷入“环境脆弱一贫困一掠夺资源一环境退化进一步贫困”的“贫困陷阱”而难以自拔。针对此状况，不少学者提出反贫困应从生态环境的改善入手才是最佳途径。
现实中，有些地区实施了生态扶贫，且政府大力倡导效果却并不佳。原因在于这些贫困主体不属于环境贫困型贫困，生态扶贫不能充分调动他们自我脱贫的参与积极性。生态建设要取得效果需要一个较长周期，这并不符合贫困人口迫切解决温饱的需求，他们先一步想的问题还是怎么解决生存的问题，可持续发展对其要求太高。这些贫困人口对制度的需求是那些能够快速带动他们脱离贫困，能够有效解决温饱问题的制度模式。
对于可持续发展政策的支持缺乏积极性是可以理解的，它符合需求层次理论的一般规律，不能怪农民没见识，目光短。就如经济林栽种，因其长周期不能受益性，使得尚未脱贫在温饱线上挣扎的农民难以承受，农民积极性不高，对林地投入不足，呈现出造林的成活率不高，苗木成长慢的现象。正是由于生态环境改变的长期性与贫困主体迫切脱贫的愿望不相符，使得有些地区依靠生态扶贫效果不太理想。最终出现不顾生态的长期持续而掠夺性开发的现象，致使脱困人口陷入“顽固贫困”的困境。
那么对于生态资源富足地区，该以一种什么方式扶贫才理想呢？按照当前开发式扶贫的理论，农业产化应该是理想途径。但根据实施农业产业化扶贫的地区实践却发现，农业产业化扶贫并不能有效解决贫困人口的“返贫”问题。当前的返贫问题面临新的情况：一是绝对的返贫；二是由于贫困地区经济的发展滞后出现的相对返贫。要有效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不仅要有效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还要使贫困人口有足够的发展能力，向奔小康方向发展，赶上其他地区的发展步伐，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返贫问题。
农业产业化扶贫是以市场为导向，利用政府扶贫资源推动贫困地区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龙头企业增效增收、农户脱贫致富的一种开发式扶贫模式。这种扶贫模式能够增强贫困主体脱贫的能力，依靠政府的扶贫投入和合理的市场管制可以有效避免“贫困恶性循环”，减少“扶贫资金及人口漏出”问题。且由于农业产业化扶贫的相对短周期，很适合贫困人口快速脱贫，所以较受温饱线上挣扎的贫困人口欢迎。
可由于我国的贫困地区普遍面临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山地多，平地少，集中成片可供规模生产的土地有限，充分利用解决温饱不成问题。但要想过上小康生活，还必须充分利用所有的山地、林地。同时实施产业化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对于资源富足区的贫困人口而言，他们在利用林地资源的同时，也会砍伐变卖以增加农业产业化的资本积累。可一旦山地、林地被过度利用，必然会导致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使产品的产出效果大打折扣。甚至随着环境的`进一步恶化，生态富足区会变成环境贫困区，土壤沙化、石化、水土流失必然随之而来，从而使农业产业化的生产基础受到深程度的破坏，农业产业化非但不会有效果反而会使原有成果越变越小，农民会再次沦为“贫民”。
所以对于资源富足地区的扶贫有必要找到一条生态化与农业产业化的耦合之路，才能保证扶贫的绩效持续，才能保证扶贫资金撤出后的农民实现自我发展。
二、资源富足区生态扶贫与农业。
1、产业化扶贫耦合构想。
对于生态资源富足地区的贫困人口而言，生态资源本身就是保证其脱贫的有效资本。所以在人们对生态环境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之前，人们的过渡砍伐等利用现有资源脱贫的现象就不曾停止。这种现象在沈从文的《边城》里描述相当具体，那时有成千上万的伐木工人以此为生。随着社会的发展及人口的增长，这些行业已不能让这人们解决温饱，反而增加了环境的负担，部分地区从原来的拥有丰富的生态资源演变到环境不可逆的阀值水平以下的环境型贫困状态。此时，以规模经营为目标的农业产业化得以实行。可要实现脱贫需要有一定量的投入，正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所论述的贫困人口要走出恶性循环怪圈必须有一定量的资本积累。所以产业化的初期，对环境破坏是难免的。
到产业化的中后期，由于产业化资源的有限性，单讲产业化发展已无法使人们走出相对贫困，必须要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一是提高农业产出质量，达到生态农业、环保农业的效果，提高产业化产出；二是合理地开发生态经济产品获取收益，如生态林木的有规划砍伐，才能使贫困人口依靠生态资源、环境摆脱相对贫困状态。这时人们的生态建设积极性才会提高，生态环境才会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这也正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形态所说明的：在经济发展早期环境质量逐渐恶化，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环境质量会逐渐改善，即环境压力和经济增长之间呈倒U形关系。但由于环境的不可逆性的存在，过渡损害的生态环境再难恢复，这就存在一个生态扶贫与农业产业化扶贫的有机耦合。耦合一词源于物理学畴，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体系或运动形式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而生态扶贫与农业产业化扶贫正是两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的系统概念。只有两者有机耦合才能找出一条生态资源富足区的有效扶贫路径。
（1）农业产业化扶贫与生态扶贫的反向耦合阶段。
农业产业化扶贫因其投入少，周期短，见效快，会较先于生态扶贫被贫困人口接受。在实施农业产业化扶贫的初期阶段，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将不可避免，并且随着产业化的深入生态破坏活动会更多，更频繁。此时，如设定产业化扶贫效果为S，再定义生态扶贫效果用E来表示，两者的效果体现都可以用农民人均纯收入来体现，统计单位用货币单位“元”来表示。则两者之间的函数关系E=F（S），在此一阶段必然是一个凸函数关系式（如图1所示），它存在一个转折点G，在G点上方部分表示在产业化初期的开始阶段，人们还只是利用现有耕地或荒地进行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对生态破坏不大，农业产业化扶贫的效果显着，所以曲线较平缓，此时的产业化效果的增加比生态破坏的速度慢，因此曲线表现为凸函数曲线。在G点下方部分表示在产业化初期的后续阶段，此时人们不再是垦荒了，农业产业化的利益已见实效，人们会开始利用山地林地实施产业化，对生态环境破坏程度极速增加，同时由于环境破坏的增加影响产品的产出质量及产出水平，农业产业化扶贫效果大大降低，曲线变得陡峭。
（2）生态扶贫与农业产业化扶贫的正向耦合阶段。
到农业产业化的中后期，由于产业化资源的有限性，单一的农业产业化发展已无法使人们走出相对贫困，必须要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作辅助，一是提高农业产出质量，达到生态农业、环保农业的效果，提高产业化产出；二是有效地开发生态经济产品获取收益，如生态林木的有规划砍伐，这时人们的生态建设积极性才会提高，生态环境才会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如图2所示，两者之间的函数关系E=F（S）在此一阶段依然然是一个凸函数关系式，且存在一个转折点F，在F点左方部分表示在此一阶段的开始阶段，人们意识到了环境的重要性开始大力改善环境，环境的改善变化很快，但产业化扶贫的效果被改善环境的投入削弱，生态扶贫的效果理想，所以曲线较陡峭；在F点右方部分表示在此阶段的后续阶段，生态经济效益明显，农产品质量提高，档次价格上升，生态扶贫与农业产业化扶贫齐头并进，互相促进，达到较好的耦合效果，曲线平稳上升。
2、生态扶贫与农业产业化扶贫的耦合模型及模型分析。
在整个生态扶贫与农业产业化扶贫的耦合过程中，会出现函数两个不同阶段，定义域区间以人们感觉到产业化的资源简单开发的瓶颈出现，要求更好的生态环境予以突破为转折点。假定此点的资源量为q1，则产业化效果受到资源（Q）约束的函数关系式为S=F（Q）。从而生态扶贫与农业产业化扶贫的耦合的两阶段函数为E1=F（F（Q），Q1以及E2=F（F（Q）），Q>q1。
从实践来看，模型较符合资源富足区的实际。但如果放任贫困主体按此模式自由发展必然会出现环境不可逆的问题。这里借鉴潘家华（1997）的方法，在曲线中引入环境不可逆的阀值水平，对研究会更有意义。任何政府都不会也不应该让环境不可逆的情况发生，于是政府的干预成为必然。它会使得曲线E点至F点的曲线EF形态发生改变，变得较为平缓。但政府的干预会牺牲社会福利，会出现一个类似于增长阻尼的效率损失（见图4）。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两者有机耦合单靠贫困主体无法自我实现，此时要发挥政府扶贫资金的作用，进行有效的生态补偿，达到贫困人口脱贫的资本积累。政府在这一阶段上也只能在这个方面发挥作用，才会符合贫困人口需要的有效的政策取向。我们现在的生态补偿一是制度不健全，标准不统一；二是补偿的对象发生根本性的偏移，这是造成贫困人口边缘化的一个主因。
三、模型实践检验。
本文选取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做为实例来验证构想模型。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扶贫实践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实施大规模扶贫工作以来，共经历了两个扶贫效果的瓶颈段，即1990年以前的资源富足低级开发阶段和1997―2004年的过渡开发资源限制阶段。尤其是后一个瓶颈段，是在“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之后，国家政策鼓励大规模利用当地资源搞扶贫开发，正式由求助式扶贫迈入开发式扶贫，资源的瓶颈立刻显现，当时没有顾及到生态扶贫与产业化扶贫的耦合，过渡的产业化使得扶贫的整体效果变差。
如果不是湘西政府在1998年开始采取有效对策恢复生态，实施生态扶贫，则整个曲线会在2000年发生分叉，成为灾变，农民会再次返贫。
四、基本结论及展望。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对于生态资源富足区贫困人口反贫困，应该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脱贫，解决温饱；另一个层次是致富，防止返贫或相对贫困。在扶贫的操作上也要针对两个层次分两个阶段区别对待。第一个阶段应以实施农业产业化为主，第二个阶段的扶贫应以生态建设为主实施生态扶贫。且两个层次的转换单纯依靠贫困主体自我实现的风险较大，很可能堕入“环境不可逆”的陷阱，从而过渡不到第二个阶段，因此需要政府参与，严防生态环境堕入环境不可逆阀值水平之下。至于政府在何时干预，何时退出，干预力度多大，笔者认为政府在G点进行干预，F点退出，且干预力度以保证干预后的曲线EF的底谷，刚好在环境不可逆阀值水平上方，为最：请记住我站域名佳干预时点及最佳干预力度。过F点之后，生态扶贫与农业产业化扶贫进入有效耦合阶段，能够实现自我发展。但至于如何量化介入点和介入力度的问题还有待再研究。
所以，对于生态资源丰富地区贫困人口反贫困，必须保证生态扶贫与农业产业化扶贫的有效耦合，使两者结合，互相促进，立体滚动式发展才能使贫困人口真正脱贫直至奔小康。同时保证政府有限的扶贫资金有效利用，看准介入和退出的时点，把握介入的力度，才能加快扶贫的进程，防止重复建设造成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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