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废柴少女李烦烦”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13篇法治与本土资源之间论文，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后的法治与本土资源之间论文，仅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大家喜欢，并能积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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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法治与本土资源之间论文
法治与本土资源之间论文
内容提要：在当前的话语体系下，我们必须建构一种既符合我们本土特点又具备先进理论框架支撑的制度范式,即要注重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我国的刑事诉讼法虽然明确将被害人定位于当事人并赋予其一系列权利，但仍存在着被害人权利的众多缺失之处需要立法加以完善。具体应赋予被害人请求国家补偿权，被害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选择权，被害自然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创造一个良好的范式，给予被害人有力法律救济，彰显法律之正义价值。
关键词：刑事诉讼被害人；权利缺失，矫正
The native resources foundation and rule of law
――On constructing the mechanism pertaining
to correct Criminal victims’ rights imperfection
LI PENG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Shanghai 200042)
Abstract: The criminal procedure of our country although is clear and define the victims in the party concerned and give them a series of rights, but still exists a demand lawmaking of numerous imperfections of the victims’ rights take into perfect. We must construct or purchase a kind of system type matching our na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have advanced theories frame prop up , then make a point of solution of China own problems. The victims should be given the right to claim national compensation in a specific way, the natural person can request for spirit indemnity, The victims can separate supplementary civil case in court in pertaining to crime .we should create a good type of legal system, give the victims relief and show the justice value of the law.
Key words: the victims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imperfection rights; correct
一、问题的提出
从世界范围来看,维护刑事被告人的人权一直标领主流,被告人本位主宰着话语垄断地位。与此相反,刑事诉讼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却长期被大大地忽略了。随着二十世纪中叶犯罪被害人学的兴起和被害人要求刑事程序保护日见高涨，被害人的'地位日益受到重视。刑事诉讼被害人权利保障是刑事司法公正的应有之意，它使正义的天平得以平衡。许多学者认为：在此之前刑事诉讼立法和理论研究重点是如何保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而今后应赋予被害人平等防御权，使过于向被告人倾斜的天平恢复平衡[1] 从本质上来说,公正不应偏爱任何一方,原告和被告都不应受到过度的青睐或冷遇,诉讼双方应维系在均衡状态。我国刑事诉讼法修订后，提高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地位，但对被害人权利保障仍有多处缺失，需要立法加以保障，安抚和平息被害人心理，衡平保护被害人权利，稳定社会秩序，确立国家法律尊严和法治信仰。在我国当前的法律话语体系及环境下，如何架构属于我们自己的知识体系与制度，如何用世界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问题，需要我们理性的分析与思考。我们不能仅仅从逻辑上提出一些看起来很美的制度，而不加以法律的实证分析与考量，我们也不能把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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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读后感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读后感
《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可谓是近十年中国法理学界乃至法学界最具影响力，最具争议性的著作。作为学术理论著作，它却一度名列畅销书排行榜，不仅成为法学学子课外必读的著作，专家学者著述立作的参考，也被关心中国法治建设的大众读者竟相捧读。一本学术著作，尤其是法学著作，能够受到如此高的礼遇，在中国知识界实属罕见。畅销书的流行，大多是因为媚俗，而它，却恰恰相反；深刻，促成了它在读者当中巨大的生命力，塑造了它在理论上持久的影响力，成就它在法治实践过程中的强劲的渗透力。 变革中的社会终究逃脱不了文化多元所导到的种种不幸。中国法治进程例外。在传统与变革之争中，人们往往以外在的现象为准则判断优劣，而忽视其本质根源。在对西方法律的移植过程中，人们也往往只由于看到西方法制下的繁荣，而没有看到他们的本土资源。中国是没有文艺复兴的，理性渠道的诉求习惯在中国是极少的。从而使我们开始彷徨，于是我们开始反思，然而大多反思的结果是“把‘现代法制’看作一个有待于明天实现的.理想，而把本土情境视为存在于今天的一种无可奈何的现实------从而我们面临的便是理想的不能实现和现实的不甘妥协之间的两难困境”。正是在此背景下，苏力用一种新的角度来分析这种困境以期寻求最佳答案。 全书从变法模式的讨论提出问题----如何建设中国的法治，从而反思法律的功能，进而提出其意见。从《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和《法律规避和法律多元》我们看到的是文化多元而导致的法律多元在现实中对法治进程的某种阻碍或不谐调。这种阻碍往往被人们谁为只有时间才可消除，而忽视其对这种阻力产生的原因---------其价值预设------西方法治文化优于中国本土文化。从而建立文化价值等级秩序，而这种预设不可避免地也把问题的解决可能性全交付于时间，而非人。苏力运用吉尔茨关于任何法律都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的观点，把这两种制度或观念的差别转化为两种知识的差别；而在知识上，我们很难判断其优劣高低（赵晓力语）。从而推翻了前述之价值预设，从而提出其解决方案。在知识平面化的前提下提出两种知识的沟通“在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发生冲突时，不能公式化地强调以国家法来同化民间法，而是应当寻求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的相互妥协和合作”，并希冀中国法学家们：“通过我们的努力来沟通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从而打破这种文化的隔阻”。篇3：论“本土资源”与法治的矛盾冲突论文
论“本土资源”与法治的矛盾冲突论文
内容提要：本文从本土资源论及中国的本土资源入手，通过对中西方本土资源的对比及对中国本土资源的反思和对西方法治的历史渊源和理念的介绍引出作者的对本土资源和现代法治建设的思考。在粗浅的分析了中国法治建设进展缓慢及本土资源对我们的法治建设的阻碍作用的现象后。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中国的法治建设必须以充分的思想启蒙为思想基础。
关键词：本土资源、法治、法治的历史渊源、法治理念、思想启蒙
一． 引论
法治，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人类社会一种最理智的治国方略，可以从康德的一个命题中获得支持：“大自然迫使人类去加以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建立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1）对于这个社会，康德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大自然给予人类的最高任务就是必须是外界法律之下的自由与不可抗拒的权力这两者能最大可能的限度相结合在一起的社会，那就是一个完全正义的公民宪法；因为惟有通过这一任务的解决和实现，大自然才能够成就她对我们人类的其他目标。”（2）康德认为，法治是大自然给人类的最艰巨和最后的任务。康德的这一忠告似乎是对我们中国人说的。因为在西方社会，法治，这一最艰巨最后的任务早在康德忠告之前就已经实现，在试图走法治之路的中国倒真的成了最艰巨、最后的任务。
自“法治”赫然嵌入我国宪法以来，“依法治国”成了一句时髦的话而时常挂在中国上至中央领导人，下至普通老百姓的口中。仿佛我们只要“依法治国”了，我们就跑步进入法治时代了。但我们的法治建设走到今天，我们还只是停留在一些制度和技术这个层面上。因此，有学者忠告我们，“对于中国法治的思考，我们既不能停留在技术这一层面，也不能完全局限与现实社会，而是应当把它上升到一种政治哲学的高度，并把视野扩展整个历史领域。这样，我们所理解很把握的法治，将不是一些具体的操作规程和技巧，而是一些具有普适性的精神和原则。”但很遗憾的是，由于我们的历史原因，我们的.本土资源与现代法治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就使我们做了多年的“法律移植”梦到今天仍然没有取得我们期待的结果，同时也使“本土资源论”我们的法学界得到了相当的市场。但我要说，苏力教授的消极的甚至可以说是带有一点极端主义和情绪化的“本土资源论”只能将中国的法治建设引向人治，这在苏力教授后来的《认真对待人治――韦伯〈经济与社会〉的一个读书笔记》一文中可以得到印证。所以笔者认为，我们现在面临着这样一个选择，要么尊重我们的本土资源，回到人治；要么重构我们的本土资源，走上一条正确的法治之路！
二．平等与自由的悖论――中西方“本土资源”的差异
关于本土资源的定义,一般认为,所谓本土资源就是指生活在特定历史文化传统的人民由于其共同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所形成的习惯、惯例,并由这些习惯、惯例上升形成的法律文化、法律意识等社会资源.这些社会资源具有极强的影响力,甚至可以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影响人们接受新事物的愿望与能力。现在就让我们来认识以下中西方本土资源的差异。
自由平等是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价值追求，作为人类的基本价值目标，自由平等是早期人类的基本利益，即为物质财富的占有。平等表现为个体在群体生活中要求与其他成员一样均等的占有财富，而自由更多的体现在个体乞求合理的占有通过自己努力和奋斗创造出来的财富。发展到现在，在一个理智的法治社会，平等主要是公共事务的处理原则，通过平等可以制定出符合大多数社会成员利益的规则；而自由主要是市民在不侵犯他人合法利益的前提下独立处理其私人事务的原则。换一句话说，平等主要出现在公共领域，而自由主要出现在私人领域。可以说，自由和平等一起构成了现代市民生活的基本原则。
虽然说自由平等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均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在东西方文明形成的过程中，自由与平等做受的重视程度是不一样的。在某种程度上说，东方文明在形成之初更重视平等，西方文明虽然也重视平等但相比之下则更重视自由。当然这与东方文明是大陆农业文明，西方文明是海洋商业文明有很大的关系！
东方大陆农业文明以中华文明为代表，农业是东方人物质生活资料的主要生产方式。在这样一个农业社会，个人的力量在面对大自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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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本土资源与外国史研究
本土资源与外国史研究
在中国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等社会科学学科的成长中，本土资源相对不足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因而“本土化”就成为一种强烈的呼声。然则史学作为一个十分古老的人文学科，是否存在同样的问题呢?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史学发生了不断而深刻的变化，同时也遭遇了许多波折和困难，而本土资源的匮乏，同样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外国史(注：此处用“外国史”而不用通常所谓的“世界史”，乃是基于一些特定的考虑。史学界对“世界史”这个学科有着不同的界定。欧美一些学者倡导全球史观，对全球范围内的长时段共同趋势进行梳理，以建构一种历史叙事框架，进而对发生在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史事进行重新编排，整合成一部线索分明、条理清晰的“全球通史”；还有的学者主张将一时一地的事件置于全球视野中考察，以探究其世界历史意义。国内有的学者将世界史视为一个特定学科，主要研究世界各国、各民族从分散隔绝走向整体发展的历程。但是，这种“世界史”实际上只是少数学者在地区史、国别史和专门史研究基础上构筑的一种历史编纂和教学的框架。而且，国内的世界史教材一般不包括中国史，本质上仍是“外国史”。大学里多数学有专长的世界史教师，往往拥有十分具体的研究领域，故他们在研究的层面应属于“外国史”的范畴。此处所谓“外国史”，包含国别史、区域史和涉及外国的专门史。)作为中国史学中最年轻的一支，可以借重的本土资源更加有限，这对于研究水平的提高，乃是一个主要的不利因素。在本土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外国史研究如何进行、如何取得进展，这是值得每一位研究者认真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一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的外国史学者就如何提高研究水平开展了相当广泛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和设想。在讨论中有人提到，国外、主要是欧美的中国史研究能够取得令中国学界重视的成就，这说明中国的外国史研究也完全可以做到让外国学界侧目的程度。这个推论对于鼓舞外国史研究者的信心固然用心良苦，但似乎失之简单化。因为欧美的中国史研究和国内的外国史研究有着许多差异和很大差距，具体表现在学术积累、史料的占有和解读、理论框架、学科支撑、学术训练和研究者的知识结构等各个方面，而最根本的不同在于，欧美的中国史研究具有厚重坚实的本土资源作为依托。
欧美中国史研究受到整个史学发展的带动和支持，这是它能够取得出色成绩的重要条件。欧洲的汉学(包括中国史研究)在17～18世纪即已发端，大致和欧洲现代学术起步同时，到20世纪前期即已成为一个相当成熟的学科。诚然，欧洲汉学一直从中国学术中汲取养分，一些汉学大家，如沙畹(Edouard Chavannes)和伯希和(Paul Pelliot)都承认，与中国学者接触，利用中国的研究结论，对于中国学的发展甚为重要[1](pp.4～5)。但更重要的显然是欧洲现代史学演进所创造的有利生长环境。自15、16世纪以后，意大利、德意志、英国和法国等国史学逐渐打破神学思想和传统编年纪事模式的束缚，开始形成新的规范和方法。随着考古学、年代学、校勘学、史料学和历史哲学等学科的产生和发展，欧洲史学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已经演化成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学科。在18世纪，出现了伏尔泰、吉本等史学大家，也形成了哥廷根学派这样的学术流派。进入19世纪，英、法、德等国史学领域更是大家辈出，使这个世纪有“历史学的世纪”之称。20世纪欧洲史学更以革新为开端。兰普勒希特挑战兰克学派的范式，提出要冲决政治史的藩篱，在叙事的基础上着重解释，并倡导采用新的理论和方法。此后，欧洲史学在理念、领域、方法和史料各个层面都有日新月异的变化。同时，欧洲学者对埃及、亚述、犹太等古典文化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语言学等领域也有辉煌的成就。欧洲的汉学和中国史研究，就是在这种整体史学环境中成长和成熟的。欧洲中国史学者提出问题的方式、切入课题的角度、发掘和运用史料的方式、论述中使用的理论和概念，以及写作的方式，无不和其整个史学如出一辙。
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后来居上，到20世纪下半叶俨然成了国际中国学的主流。从表面看，这个学科在美国似乎相当年轻；实际上，19世纪传教士所做的工作就为它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20世纪上半叶它又大量吸收和借鉴了欧洲的汉学资源和中国的学术成就，并得到成长中的社会科学的滋养，其突飞猛进的发展，当是顺理成章的。单就本土史学而言，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得益于两个重大的学术机缘：一是美国深厚的外国史研究传统。美国作为国家的历史不长，但在文化渊源上却与欧洲一脉相承，因而美国学者一直十分重视欧洲史的研究。后来，随着美国成为一个世界性大国，外国史研究的地域范围逐渐扩大到亚洲、拉美和非洲。到20世纪后期，外国史研究的规模远远超出美国史，在专业史学家中有2/3专治外国史；在每年获得史学博士学位的人中间，博士论文涉及外国史的比例有时高达4/5[2](p.3)。在安东尼·莫尔霍等人编的一部考察美国史学近期发展的书中，设专章讨论了美国学者对欧洲古典文明、欧洲中世纪史、现代欧洲、西班牙史、法国史、意大利史、俄罗斯史和日本史的研究，但很少涉及中国史研究[2](pp.206～454)。可见，美国的中国史学虽然在国际中国学界影响甚大，但在美国发达的外国史研究中，只是一个小小分支，它的发展得益于外国史整体水平的带动。另一个学术机缘是“新史学”的兴起。1945年以后，美国史学逐步走向“社会科学化”，理论、范式和方法都不断趋于丰富多样，形成了以“新社会史”、“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和“文化史”为标志的“新史学”。美国的中国史学者正是以研究近现代中国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政治史和地方史见长，在演进路径上完全是和“新史学”齐头并进的。
而且，欧美史学不仅在学术上成就卓著，在史学训练方面也日臻完备。涉足中国史研究的人，通常在大学和治本国史的学生接受同样的学术训练，这就为学术传统的传承和本土资源的利用提供了切实的保证。欧洲汉学在语言的训练方面似有独到之处。戴密微(Paul Demieville)通汉、日、俄、藏、梵和越南文等多种文字，其他一些研究古代中国边疆史地的学者，也能运用多种文字工具。陈寅恪之通多种语文，无疑得到过欧洲汉学训练的裨益。美国的中国研究在理论和方法的训练方面，显示了一定的长处。一些专治中国史的华裔学者，其学术成果就带有美国史学训练的明显印记。在中国长大成人的黄仁宇，进入美国学界以后写出了数部中国史著作，其《万历十五年》以小见大，《中国大历史》(此书较前一著作远为逊色)以大观小，其视角、观点和表述都与国内学者迥然不同，这显然缘于他在美国接受的史学训练。
另一方面，欧美中国史的学科积累比较厚重，减轻了对研究对象国资源的依赖。最能反映其学术积累的指标，乃是其著述的参考文献中本国语文的论著所占的比重。中国研究在美国乃是一个后起的学科，但其学科积累之厚，仍然不可小视。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晚年撰写《中国新史》时，“几乎读遍了近来美国研究中国历史及文化的代表作品，在不到500页的著作中，他引用了多达627位学者的930
部作品”[3](p.151)。20年中居然有如此之多的中国研究出版物，实在是很可惊叹的。若中国学者撰写一本美国史教科书，又能够找到多少由本国学者撰写的“代表作品”呢?估计不会超过100种。通史性的著述可以借助较多的本土文献，也许不足为奇，而有一些具体而微的专题论著，除了在史料方面以中文为主外，其二手文献也基本上依靠本国的出版物。例如，孔飞力(Philip Kuhn)的《叫魂》所列参考书目的论文与专著一项共163种，其中英文和其他西文著作115种，其余48种中除去日文论著和地方志，中文论著仅20种[4](pp.308～329)。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白银资本》中有关中国历史的部分，则几乎没有利用中文书刊，而其论述并无材料单薄之感[5](pp.475～506)。即使在资料方面，欧美中国史领域的积累也颇为可观。这一方面是殖民主义留下的遗产，另一方面也得益于经济实力的支持。欧美学者在本国逐渐集聚了基本的史料，有些专题的资料甚至超过中国。他们借助充足的研究经费，在世界各地遍访资料，并且借中国学者之助而调查、搜集和翻译史料。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20世纪30年代来华调查和搜集材料，曾得到许多中国师生的帮助。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写作《上帝的中国之子》，利用了中国同行协助收集的史料，而且还从英国等地发掘了一些珍贵的材料。在现今美国大学，中国史教授雇中国留学生为研究助手，更是通行的做法。资料占有量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同样重要的是，欧美学者大多具备较好的解读史料的能力。欧美早期的中国学研究者不通汉语者大有人在，现今也常有人受“不识字”之讥；但是，经过用心的努力和长期的积累，他们在语言和历史语言学训练方面得到显著提高，解读史料的能力足可称道，能够跟踪和发现新的史料。在对汉简和敦煌文书的研究方面，欧洲汉学家就着了先鞭；还有外国学者甚至掌握了难度甚大的甲骨学知识和技能。美国的吉德炜编成商代史料集；英国学者艾兰(Sarah Allan)和中国学者李学勤一起整理甲骨文资料；戴密微在敦煌学领域和饶宗颐有过合作。这些都是足以说明欧美学者史料功夫的例证。
欧美的中国史研究还具有另一个同样突出的优势，就是本土理论资源十分丰富。历史学本身不以理论见长，其形成问题、解读史料和提出解释，无不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尤其是传统的描述性史学转变为分析性史学以后，在领域的拓展、方法的探索和解释框架的更新等方面，对于相关学科理论的借重变得更加重要。这一点正是欧美史学得天独厚的地方。现代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无一不是起源和兴盛于欧美；研究中国古史所需的历史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和地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也在欧美得到充分的发展。在欧美的中国学者中，除少数不世出的卓异之士外，多数人在对中国文献的掌握和理解，较之中国学者并无优势可言，其长处正在于运用源自本土的理论来烛照中国故实，从而得以发现新问题，阐释新意义，提出新观点，最终自成家数。20世纪上半叶在国际汉学界声名显赫的法国学者葛兰言(Marcel Granet)，其汉语水平和治学成就曾受到丁文江等人的质疑，但他能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史，得以独出机杼，被中外学界公认为一代大家。他曾师从迪克海姆研习社会学，后来随沙畹转攻汉学，擅长社会史，这种理论背景自然是十分难得的。另一位法国学者谢和耐(Jacques Gernet)之研究中国社会史，也和本国的社会学传统也有着极深的渊源[6](pp.315～423)。英国学者艾兰运用西方哲学中的隐喻理论研究中国上古思想，运用结构主义理论研究中国上古神话，均有所创见[7](pp.271～314)。
在借助现代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国史方面，美国学者更有独到之处。20世纪上半叶名震学界的欧洲汉学大家，多为借助东方语文优势而专攻中国文化、边疆史地和中外交通，其路数非有特异天赋不能仿效；而美国学者避短扬长，注重运用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经两、三代学者的努力，居然占居国际中国研究的主流。当年深得国内学界大家推许的沙畹、伯希和高本汉(K.B.Karlgren)等人，如今只能静静地呆在学术史里；而当今海内学界不胫而走的域外中国史论著，大多是以理论和解释见长的作品；魏特夫、费正清、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Jr.)和黄宗智(Philip Chung—chih Huang)等人的学问成就，不少中国同行早已耳熟能详。孔飞力的《叫魂》的解释框架，乃是建立在现代通讯理论和韦伯的科层理论之上的。他早年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者及其敌人》，在解释地方名流和地方军事力量崛起的历史意义时，大量运用了社会学的阶层理论和社会结构理论，以及政治学关于权力和政治结构的理论[8]。另外如关于中国经济史的“过密化”理论、关于中国社会史的“权力的文化网络”理论以及关于中国城市史的“中心区域”理论等等，都曾产生很大的影响。阅读美国学者的中国史著述，给人印象至深的可能并非其材料的独特和翔实(实际上，有人在解读中国古代文献方面存在明显的局限)，而是其选题的用意、解释的新颖和观点的独到，这些正是其理论优势所造就的(注：如罗志田在评何伟亚(James L.Hevia)所著《怀柔远人：清代宾礼与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一书时称，“何著长于分析，其理念的建构胜过史实的重建”。见罗志田：《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研究：＜怀柔远人＞的史学启示》，载《历史研究》，第1期。)。以西方观念剪裁中国史实而削足适履的现象固然存在，但无损于其整体的学术影响力。
总之，欧美的中国史研究和其整个史学一起，已经走过了比较漫长的发展道路，成为了一个积累雄厚和学术性相当成熟的学科。在这个领域中，出现了一些可以和研究本国历史的大家比肩而立的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之在英国、谢和耐之在法国、费正清之在美国，莫不如此。另外，由于欧美的中国史研究随整个学术齐头并进，而中国史学则处于转型之中，且因社会政治的制约而屡遭挫折，故前者在研究上得以打一个“时间差”，其题旨、方法、解释和甚至史料，往往为中国学者所未见，从而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谢和耐在写作《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一书时，就发现可资借鉴的研究论著甚少，故他的作品“几乎全部是基于原始中文材料写就”[9](p.7)。这样的著作在中国学界博得阵阵喝彩，便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二
外国史研究在中国的历程，和欧美中国史研究的发展道路有着许多不同，其中最显著的一点无疑是，中国学者研究外国史，难以得到本土资源的有力支撑，文献资料不足，学科积累单薄，本土理论相当贫乏。这些因素长期制约着这个学科的学术
性的成长。若以中国悠久的史学传统而论，外国史不过是处于幼儿时代，许多领域和课题都处于空白状态，而已经涉及的课题也往往资料单薄，在学术上缺乏原创性。也就是说，“无论是学科范围的广度，还是专题研究的深度，也无论整个世界史学科对世界学术的贡献，还是单个学术成果的世界影响，我国世界史研究的水平与外国相较还有相当大的差距”[10]。由于中国的外国史研究未能形成丰厚的学术积累，故研究任何问题，如果不借助所研究对象国的文献，几乎是寸步难行。但是，外国史研究者往往又受到经济支持和藏书条件的制约，境外文献的占有量严重不足。于是，缺乏文献资料就成为外国史研究最大的难题。另一方面，中国的外国史学者利用外文资料的能力也亟待提高。能够熟练而准确地阅读印刷文件者已属难能可贵，遑论掌握域外古代文字和解读手写史料。不通古希腊文和拉丁文而研究古希腊罗马史者，不懂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而研究拉美史者，均不乏其人。欠缺历史语言学和历史语义学的知识与技能，更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积累不足带来的困难，在外国史研究生的培养中同样得到反映。许多课程都难以开出系统的参考书目，老师则多以讲授为主；至于查找文献、解读史料和口述调查的训练，则更是薄弱。中国史研究生所学习的考据学、史料学和历史文献学之类的课程，通常不能引起外国史研究生的兴趣。其学位论文大多只能基于二手资料，因而在研究和写作中，几乎没有受到系统的治史方法的锻炼。由此导致的能力欠缺，将极大地制约他们今后的学术发展，也不利于整个外国史研究水平的提高。
对于外国史这样一个成长中的学科，十分需要从本国史学中获得充足的滋养。自海道大通、西学东渐以来，中国传统的思想学术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危机，传统史学中长期积累的理论观念、概念工具、研究方法和写作方式都难以为继，甚至治史者的读书能力也不断下降；通过吸收日本和西方的资源而进行的重建，走的又是一条山重水复、崎岖艰险的道路。在内忧外患、社会动荡、政治干预和资源匮乏等一系列因素的交相袭扰下，中国史学的学术性未能顺利地建立起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学术转向，又因观念、方法和规范等方面的制约而困难重重。本国史学的不够发达和成熟，就使外国史研究无所依凭，其学术性难以健康地发育成长。因此，如果以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崛起为参照来展望中国的外国史学前景，必须要考虑到两国史学在整体水平上的差别。
更严重的问题是，外国史和中国史呈彼此隔绝状态，学科畛域分明，研究者画地为牢，相互影响十分微弱。这种状况对外国史研究的损害更加严重，因为本来有限的本土资源也未能得到有效的利用。相对欧美的中国史研究来说，中国的外国史研究可以借助的本土资源固然不够丰富，但若细心挖掘，仍能获得裨益。问题在于外国史研究者对此长期未给予充分的重视。研究外国史的人通常忽视中国文史的修养，关于本国历史的知识存在很大局限。未认真读过《史记》、《资治通鉴》的外国史学者，应当大有人在；对中国其他文史典籍缺乏了解的人，自是更多。研究欧洲古代中世纪史的学者和专治中外关系史的学者，可能比较注重中国史学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和动向，而更多的研究人员基本上不关心中国史研究，与治中国史的学者之间缺乏交流。外国史和中国史形同“两股道上跑的车”，没有交叉渗透，缺少相互借鉴，自然不能彼此促进。这种弊端在研究生教育中即有表现，攻读外国史的学生通常不修中国史的课程，不听中国史的讲座，不读中国史的论著，从一开始就走上了狭窄的专家之路。流风所及，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外国史学的成长。治外国史如果不立足本土，如果不从中国史学和整个思想学术中汲取养分，就根本不可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确需要认真吸收欧美中国史学的经验。
众所周知，中国的社会科学仍处在引进外来资源以寻求发展的`过程中，能为外国史研究所借助的本土理论几乎阙如。传统史学中的正统论、忠奸观和伦理纲常，在中国史研究中都不再是有效的分析工具，遑论运用于外国史研究了。20世纪初以来，中国史学的基本范式、分析工具、研究方法乃至写作形式，无不受到了域外思想学术的支配性影响。由于中国社会、文化和历史道路各方面同欧美诸国存在一些根本性的差别，故在引人发源和成长于欧美“情境”中的理论、模式、概念和方法时，难免出现方枘圆凿、牵强附会、乃至生搬硬套等各种情形，这使一些中国史学者感到很大的困惑，所留下的教训尚须认真加以总结。具有极为深厚的中国文史功底的陈寅恪，游学欧美多年，饱受西方思想和方法的熏陶，其治国史，力图中西合璧而春水无痕，寓西方学理于传统形式之中，但他的探索显得极为艰难(注：唐史专家张国刚教授对此有精到的见解。)。以陈之天赋、学养和见识尚且如此，何况他人?来自域外的理论不能盲目照搬，而本土理论又相对贫乏，史学创新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美国学者在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时候，可以从众多的经济学理论中选取合用的理论和概念，获得有益的启迪；如果中国学者研究美国经济史，又有多少可供吸取的本土经济学理论呢?
本土资源严重匮乏，而外国史的教学和研究又必须进行，除了依赖域外资源，自然别无他途。在20世纪中期以前，中国的外国史学者所做的主要工作，乃是引进“西洋史学”。大学教材直接采用外国的版本，而出版物则多为国外论著的翻译或改编。这种情形在1949年以后又延续了近30年，只是翻译和编译的蓝本不再来自“西洋”，而是苏联和西方左派学术圈。外国史研究的基本框架、材料和话语，均受到苏联史学和西方左派史学的影响。编译或改写苏联学者的论著，乃是这个时期常见的著述方式。据有的学者统计，在1840～1990年间出版的731种美国史中文书籍中，由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仅有189种，占25.86%，其余74.14%为翻译作品；而且，其中字数在20万以上的图书仅有91种，占总数的12.45%[11](p.1104)。20世纪80年代以来，外国史的许多领域都出现了迅速进步的可喜势头，但就总体而论，吸收、综合、甚至改编外国学者的有关论著以填补国内空白，仍是常见的治学之道。“对国外研究成果进行中文宏观话语处理”[10]，应当说尚有可取之处，等而下之者是未能全面了解已有的研究，将早已被驳倒的立论当作新的发明；或误读国外文献，混淆已得到澄清的史实；更甚者是不惜采取“海盗”行径，瞒天过海地剽窃国外学者的论著。
目前中国的外国史学尚未摆脱上述窘困。外国的材料、外国学者的解释，再加上外国的理论、概念和方法，怎么可能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史学成果呢?外国史的研究水平虽然在近年里有了明显的提高，出现了一些富有学术创新意义的论著，但整体水平与中国史相比尚有很大的差距，在世界学术的范围内更无影响可言。在外国史学者中，与中国史大家齐名的人物比较少见。雷海宗的声望，奠基于他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他在战国策派中的地位；周一良的贡献集中在魏晋南北朝史领域。其他一些颇受称道的外国史名家，声誉似乎仅限于域内。
三
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的外国史研究要发展，需要踏踏实实地学习和吸收欧美中国史研究取得成绩的经验。欧美的中国史研究经过数百年、若干代学者的努力方有其成，中国学者也必须平心静气，铢积寸累，日就月将，一点一滴地逐渐增进学术的积累。调整选题策略、不断引进资料、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减少
重复和杜绝抄袭剽窃，都是必要的措施，而且也已引起许多研究者的重视。改进和强化学术训练，特别是语言和方法的训练，改善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提高研究能力，这一点也有学者业已论及。相对而言，外国史研究如何有效地利用本土资源，还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正是由于本土资源不足，在研究中不得不片面地依赖外国资源，因而中国学者必须更加有着于发掘和利用本土资源，在修养和学识上形成一种对域外资源的过滤、消化能力，并借助本土文化底蕴、中国文史修养和深切的现实关怀，形成独特的观察角度和解释框架，以期在某些领域和专题上取得突破。外国史研究作为中国史学的一部分，其成长自然离不开中国史学的支持和影响。虽然研究领域有中外之别，但学科特性、史学观念、治学精神、乃至基本方法，当有诸多共通之处。而且，本国史学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史学主流，是一国史学水平的体现，因而外国史研究必须和本国史研究同步发展。如果像以往那样，外国史从学术训练到专题研究都自成系统、自行其是，便会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所谓“中国特色”的期许，不免沦为妄谈。美国大学里的中国史学者和其他领域的学者有着广泛的交流，他们对于其他领域的学术活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中国史的研究生通常选修其他领域的课程，其资格考试也涉及史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更有学者在受过良好的欧美史训练后，方转攻中国史，《转变的中国》的作者王国斌便是一例，他在学术背景和知识结构方面的优势，在其著作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国内一些在外国史领域享有盛誉的学者，如雷海宗、齐思和、吴于廑、杨生茂、刘祚昌、罗荣渠等，无一不是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史修养，他们当中没有人做出令对象国学界重视的成绩，并非本人天赋和学养不足所致，而是中国整体学术滞后和社会政治制约的结果。
外国史研究必须同中国史学同步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来自于外国史研究本身的特点。由于国内外国史各领域的学术积累普遍比较单薄，因而研究任何问题都必须大量、甚至完全依靠对象国的文献，研究者做一个课题，从原始文献到第二手著作都是外国的，在研究中难免受其影响，在范式、观念、史实、解释框架和具体观点各个方面，都会受到潜移默化的熏染，其结果不免是随人之后而亦步亦趋、人云亦云，甚至拾人牙慧而以为独创，借他人之说以立一己之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学者必须具备本土文化的本位意识，借助本国的史学资源，在内心形成一种铺垫或过滤层，对从域外文献中得到的信息进行潜在的过滤、消化、清理、乃至抵制，避免不自觉地跟人走，从而形成自己的思路和独立的见解。另一方面，外国学者，特别是欧美诸国的学者，对于本国历史资料的整理和利用已经十分完备，在具体的问题上要找出新的解释空间，通常是十分困难的。台湾史学名家严耕望曾说，运用新材料而取得成就并不困难，难得的是从常见史料中发现新的问题和提出新的解释[12](p.23)。对于中国的外国史研究者来说，后一点确为取得成绩的必由之路。中国学者在占有材料和使用新材料方面，无法望对象国学者之项背；所能见到和运用的史料，多经他们所整理编辑和广泛使用，如果要从这样的史料中发现新问题，学术的眼界、理论的修养和学识的积累就成了关键因素。缺乏本土的理论资源，固然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学者从寻常史料中发掘新意的能力，但如能凭借中国文化底蕴所构筑的不同参照，通过由对中国现实的关切所产生的独特视角，也未必不能旧题新作，发人之所未发。吴于廑关于15、16世纪以来世界历史趋势的一组论文[13](pp.91～227)，在这一点上做了有益的尝试，其经验值得借鉴。
强调本土文化在外国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可能会导致一个新的疑问：学术研究应当遵循学术规范，注重“价值中立”，而本土文化的介入，是否会造成文化和民族的偏见影响乃至支配历史解释的局面呢?这的确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本土文化资源只能作为寻找观察角度的参照和形成解释框架的铺垫，而不能作为评论外国历史问题的标准。这是谈论本土资源的重要性的前提和限度。另一方面，历史研究，无论本国史还是外国史，都始终是在价值中立和主观介入的“张力”中不断翻新和发展的。这种局面也反映了史学的人文性和科学性之间的微妙关系。在美国史学界，史学的“客观性”问题几乎成为一个“世纪的争论”，越来越多的史学家放弃了对这个问题的理论关注，不以对“客观性”的追求为治学的鹄的，更加注重课题和解释的新意。实际上，历史的重建有赖于解释，而解释框架的形成又与解释者的学识、修养、立场、经历和气质直接相关，同时还受到时代、环境和学术条件的多重影响，因而难以实现真正的“价值中立”。正是由于历史解释的不确定性和多样性，才赋予历史学家较大的自由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本土的文化底蕴和学术资源，可以对外国史解释的建构发生积极的作用，从而有利于知识和思想的增益。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历史知识可以成为外国史选题和研究的重要参照。虽然比较史学的可信度经常受到质疑，学界毁誉不一，但比较却是史学研究中不可缺少、实际上也无处不在的方法。杨生茂教授在谈到外交史的研究方法时写道：“历史不能重演，要正确认识历史，就须比较。外交政策史同样需要比较，纵向力求在一国历史发展各阶段间对比，横向力求国与国间对比。……对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都须用比较法。”[14]研究外交史离不开比较法，其他领域也不例外。除显性的比较外，更多是研究者基于自身的学养和现实关怀而形成的隐性比较。研究任何外国历史问题，只要与本国的历史和现实有一定的关联或相类，研究者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在选择角度、发明意义和提出观点时，以自己对于本国类似问题的关切和理解作为潜在或明显的参照，而这种参照对历史解释的参与，自然就形成了比较。人们经常批评欧美的中国学者从其本土观念出发看待中国问题，带有“东方主义”的偏向，殊不知这正是其潜在关切与比较意识的必然表现。法国学者托克维尔考察美国的民主，在立论时总是以他对法国历史和现实的理解作为参照，因而能够看出美国学者所不能发现的问题。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研究明清思想史，其内在的参照乃是欧洲和日本的政治思想。一位研究美国黑人选举权的中国学者，在其英文著作的前言中明确写道，鉴于他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好就美国民主的优劣发表抽象空泛之论，他的研究就是要提供一个实例，以说明美国民主如何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演变和转化[15](p.xiii)。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研究美国西部史的学者，心里大多装着中国的西部开发问题，这种关切对其立论倾向有着明显的影响。如果能够掌握火候，以本国历史和现实作为内在参照，不失为建立外国史研究的本土特色的一条有效途径。如何掌握火候的关键不止一端。首先要准确把握本土文化的精髓，具备丰富的本国历史知识，紧密跟踪中国史学者对于相关问题的研究；同时要借助“价值中立”的堤防，以免本土关切肆意泛滥；另外还要极力追寻所研究问题的本来意义，将有关的人和事置于具体的历史情景中看待，避免变“比较”为“比附”、化“参照”为“标准”。因此，外国史研究者必须加深中国文史修养，关心中国史研究的动向，认真检阅中国史学中关于同类问题的研究文献。例如，探讨美国民主的起源和演变，如果了解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关于民主的观念和实践，并以当今中国的民主建设为潜在参照，就能在选题和提炼观点时找到新的突破口。
中国史学在方法上也有值得外国史研究
者借鉴的地方。例如，历史考证方法在外国史研究中并非完全没有用处。从考辨史料真伪和考释史实等方面来说，考证的用武之地的确不大，因为就资料的占有量和对象国学者已做的工作而言，留给中国研究者的考证余地几乎没有；但是，中国的外国史研究者在史料的理解、史实的陈述、意义的表述、乃至名词的使用等环节上，乖谬混乱之处甚多，大有考辨的必要。在美国史领域，这种情况就十分严重，甚至在一些重大史实、标志性日期和历史名词的理解和翻译上，也存在明显的问题。有学者就《五月花号公约》的签订[16]、“Boston Tea Party”的含义及翻译[17][18]、《独立宣言》的相关史实[19]和美国的诞生日期[20]等问题，进行了必要的考辨，澄清了不少讹误。他们所用的方法和传统的考证法固然不尽一致，但其中处处带有这种方法的印迹。另外，20世纪50、6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所强调的“语境”理论，以及由此派生的深入历史时空结构的分析法(注：如美国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在其《托马斯·哈钦森的磨难》一书的前言中指出，他在研究历史事件和人物时，所注重的不是对后来的影响，而是当时的情境；不是对现在的用途，而是在当时的意义。见伯纳德·贝林：《托马斯·哈钦森的磨难》(Bernard Bailyn,The Ordeal of ThomasHutchinson)，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74年版，第vii页。关于贝林的“深入历史时空结构的分析法”，参见李剑鸣：《伯纳德·贝林的史学初论》，载《史学理论研究》，19第1期。)和“心通意会”[21](p.118)的境界，在陈寅恪的言论中就有明确的表述，他所谓“了解之同情”，就涉及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关系、历史解释的立场和方法等重要问题[22](p.180)。只是国内的一些研究者对此没有加以留意。不少人习惯于超越具体的历史时空而作空泛虚悬之论，误会古人、滥解史料和随意引申的现象比比皆是。较之陈寅恪半个多世纪以前的见识，这不啻是方法论和治史境界的退化。外国史的写作更不能脱离中国文史的修养。中国传统学术有考据、义理和辞章之分，具体到史学，实际上就是史料、解释和写作三个环节，也就是严耕望所谓考史、论史和撰史。在中国的外国史研究者中，出生于20世纪早期的那些学者，大多具备良好的古文基础和文史修养，其历史写作颇有特色，如吴于廑的典雅庄重，杨生茂的古雅考究，刘祚昌的文气酣畅，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但从普遍情况来说，外国史的写作存在极大的欠缺，尤其是年轻一代学人，或行文欧化，或文词贫乏，往往令人难以卒读，有的连达意也做不到。面向中国的外国史著述，如果没有出色的中文表述，显然是一种致命的不足。外国史学者所阅读的大多是域外书籍或翻译作品，在行文方式乃至思考习惯方面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自是情理之中的事；加以汉语书面语和口语明显脱节，要娴熟驾驭确有很大的难度；故专治外国史的人尤应用心于历史写作，“过文字关”应当是外国史学术训练的一个重要内容。向中国古代和现代的优秀文章学习，吸收中国历史写作的长处，通过熟读诸家之作而积累词汇、丰富句式和锤炼表达，进而增强对文理、文气的感悟与把握，应当成为外国史研究者的修身功课。
总之，中国学者要切实了解欧美中国史学发展的路径和经验，恰当地为外国史研究定位和定向，采取切实有效的策略来发掘和利用本土资源，以期逐渐取得进展，不断提高研究水平。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学者在外国史研究的某些领域和课题，是可能在国际史学界占有自己的位置的。
收稿日期：2002-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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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高校对本土资源的探析的论文
关于高校对本土资源的探析的论文
一、本土资源的内涵及其形式
1.地方自然景观。
自然景观包括自然风景和城市景观两个大的方面。既包括地方的山川大河、花草树木、地质构造、天气情况等自然因素，也包括城市公共场所、道路建筑等因素。这些因素构成我们生活、学习的最低层的、最为物质化的形式。
2.社会历史传统。
社会历史传统包括社会传统和历史传统两个方面。社会传统是指该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较为独特的社会现象，历史传统则包括该地区的全部历史文化资源。这些因素构成我们生活、学习的第二个层次，介于主观和客观之间的资源形式。
3.精神文化资源。
包括历史上的和当代的精神文化。历史上的精神文化包括当地一些历史文化名人的思想，当代精神文化主要指城市的精神风貌、内在的精神品质等。这三种形式实际上是相互联系的。比如一种资源，它既可以是自然景观，同时又传承了独特的社会历史的因素，这样的话，这种自然资源同时也就可以被看做一种精神文化资源了。就安庆市来说，它是禅宗的发源地，位于安庆市岳西县的司空山就是禅宗二祖、三祖参禅修行的地方，这个山作为自然景观，同时又有社会历史的因素，同时我们从中还可以提炼出精神层面的东西。
二、运用乡土资源开展哲学课堂教学的必要性
1.乡土资源能够有效提高学生哲学课堂学习的兴趣。
哲学是对世界以及人的存在的终极问题的追问，哲学所探讨的内容即便对于大学生来说也是陌生的。如何让“玄之又玄”的.哲学理论变得易于接受，如何让那些震铄古今的大哲学家、大思想家对同学们来说显得有亲切感，这些问题对于一个有效哲学课堂来说都是必须要思考的。明就曾对他的学生说：“你们拿一个圣人去与人讲学，人见圣人来了，都怕得走了，如何讲得行。”（《传习录下》，《明全集》，第116页）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利用乡土资源，因为乡土资源是学生生活和学习于其中的东西，恰当地利用它，无疑会很快消除学生对这门课程的隔阂心理。
2.本土资源是培养学生学哲学、用哲学的舞台。
马克思主义认为知识来源于实践，并且必须要回到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和深化。中国儒家思想也说“极高明而道中庸”，强调通过“格物致知”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说，哲学不是一门纯粹理论性的课程，不单单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推演，而哲学课程也同样不应该是对哲学家和哲学派别理论思想的简单介绍，哲学应该成为学生自觉掌握的一门武器，可以用来对付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所以在哲学类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可以组织学生实地考察、社会调查和参观访问，让学生通过自主搜集、观察、分析乡土资源，从中自己发现问题，从而进一步将所学哲学理论进行创造性的运用。
3.哲学课程可以借助本土资源实现学生情感和价值观层面的提升。
哲学在古希腊那里是“爱智慧”的意思，后来逐渐演化成对“真理”的热爱，最终形成西方对科学这样“客观知识”的热衷。其实，哲学不仅仅是追求所谓“客观知识”，哲学当中也包含了个体对生命存在的各种感悟以及人对世界的态度等内容。所以，哲学教学在传授“知识”之外，更应该借助哲学课堂提升学生的情感和价值观，而本土资源在这方面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有用的资养。比如，陈独秀是安庆近现代史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不是书斋中的构思，而是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的，通过对他思想的了解，可以帮助学生在了解中国近现代哲学发展的同时，实现学生情感和价值观的提升，让他们树立“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三、哲学课堂中运用本土资源的几种方式
1.运用本土资源，创设课堂情境。
哲学类课堂相对较为抽象和枯燥，情境教学法无疑能够有效变抽象为具体、化枯燥为生动。有研究者指出情境教学可以激发学生的情感，“情感教学对学生情意态度的影响特点恰恰就在于充分发挥了教学内容本身的情感教育价值潜能。”孔子本人其实就是以为创设情境进行教学的“大师”，他会在阳光明媚的春天带学生走到大自然中去，所谓“暮春时节，春服既成，冠者六七人，童子五六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这便是孔子巧设情境，行不言之教，让学生在游学、嬉戏之中感受自然的生机和美感，进而体验儒家的“仁义”等核心价值。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如果能够有效运用本土资源，对于课堂情境的创设无疑大有裨益。比如说在《中国哲学史》课程开始时先给同学们介绍桐城派的整体情况以及他们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通过对本土思想流派和思想家的介绍，拉近学生和中国古代思想之间的距离，让学生产生亲切感并进而关注课程内容。
2.用乡土资源，建立实习基地。
很多人把哲学仅仅视作一门纯理论、纯思辨的学问，所以容易忽视对此相关的课程的实习基地的建设。事实上，离开单调的大学讲堂，在选定好的、有针对性的实习基地中的实践教学更够更好地促进学生对哲学类课程内容的理解，促进其将理论运用到现实中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够促进学生情感、价值观的提升。首先，利用本土资源开展实践教学，能够促进学生对哲学基本思想概念的理解。比如，在讲授中国哲学史中佛教相关内容时，就可以把学生带到司空山，让学生在那样一种幽僻纯美的自然当中感受佛教“即物离物”、“即相离相”的思想形态，进而理解这些佛教禅修者们脱离世俗、静修心性的追求。其次，利用本土资源开展实践教学，促进学生情感、价值观的提升。比如，桐城有个有名的“六尺巷”，说的是清朝大学士张英的故事。“六尺巷”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里“和”的理念的生动体现。这样的本土资源是对中国古人的心灵境界与“和谐礼让”精神的生动体现，在这样的实践教学中，学生就更能够把握古人的思想和行为处事的方式，促进其情感和价值观的提升。
3.用本土资源，编著配套乡土读本。
教材是一种课程资源，但不是唯一的课程资源。就哲学类教材而言，其中介绍的哲学家大多是在哲学史中非常有名的人物，并且重点在思想和概念的分析上。因为前者，学生无法了解一个思想家的思想的影响，从而也就不能很好地了解这个思想的全貌；因为后者，学生便不能接触到哲学“言传身教”、“以心传心”等方面的特质，完成成为知识的被动接受者。所以，整合本土资源，编著本土特色的乡土读本，无疑是提高哲学类课程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有研究者认为乡土教材有“文化激活”的功能，“文化激活是文化内化及表达的前提，从而也是乡土教材文化功能机制的起动与感受装置”。
四、结语
本土资源是课程资源的一个重要来源，是教材资源的一个重要补充。就哲学类课程来说，本土资源的合理使用，除了能够促进学生对哲学概念和哲学思想的掌握之外，更重要的是可以促进学生自我认同感和文化认同感，可以让哲学走近他们的心里，让枯燥的理论变成生活和工作的活泼泼的智慧之源。
篇6：人性与法治论文
关于人性与法治论文
人性化是20XX年法治的焦点和亮点，但不同的声音也能时常听到，有些受害人及其亲属认为，对罪犯讲人性，就是对受害人的不公平，因为罪犯毫无人性地践踏受害人的权利；有些学者认为，人性应该是法治应有的品质，何必还需人性化？还有人耽心，人性化可能“化”掉法律的威力，因为法律的威力来自无情无私，而人性必须承认有
情有私，人性与法治论文。显然，为推进我国的法治建设，必须研究法治与人性的关系。
首先，必须研究法治与人的关系。法治的调整对象是人的行为，规定的是人的权利和义务，维护的是人的秩序，追求的是人的发展，实现的动力是人的实践。法治的起点、终点、目标和手段都离不开人，抛开人的法治是不可想象的。法治的最终主体要素是自然人，因此，法学是人的科学，法治是人的实践，法学必须研究人，法治必须服务人，法治的终极价值目标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法治是工具，人是目的，法治必须以人为本。
其次，必须研究法治属性与人性的关系。人的根本属性是人性，人性引导着人按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着。人性是什么？古今中外众说纷纭。从理性具体看，基本人性是生存、尊严、名誉、亲情、合群、自由、发展等需求倾向。
基本人性普遍地存在，不以财产、地位、职业、宗教、文化、地理、种族等为根据。人的属性决定了法治的属性，前者是内容、目的、灵魂，后者是形式、手段、躯体。人为了塑造人性而立法，为了扶持人性而执法，为了修复人性而司法，为了发展人性而守法。弘扬人性的法是良法，压制人性的法是恶法。法治必须以人性为基础。
最后，必须研究法治与人权的关系。生存需要产生生存权，人有珍惜自己生命的权利，也有珍惜他人生命的义务。尊严和名誉需要产生人格权，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把自己看作人的权利，更有把他人看作人的义务。人有捍卫名誉的权利，也有尊重他人名誉的义务。亲情需要产生亲权，人有保护亲缘的义务，有享受亲情的权利。合群需要产生参与权，人都有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也有接受他人的义务。自由需要产生自由权，人有自己的自由，不能妨碍他人的自由。发展需要产生发展权，自己要发展，他人也要发展；穷人要发展，富人也要发展。基本人性凝结成人的基本权利，就是人权。人权不可剥夺，只能作适当限制。
法治必须以人权为核心，尊重和保护人权是法治的底线。民主制度的确立，为人性法治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但是，资本、市场等物质力量的异化可能扭曲人性，出现苏格拉底式的悲剧。因此，人性的种籽还得我们去播撒，人权的幼苗还得我们去哺育。
第一，培养人性化法律意识。医院拒救、有偿救人等，折射出生命意识的淡漠。尊重生命、关爱生命、珍惜生命应该成为人类活动的最高准则。
第二，构建人性化法律体系。宪法、行政许可法和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的修订，是我国法律体系人性化的重要里程碑，但是还有一部分的法律条文有待人性化修订。
第三，构建以人性为指导、以人权为底线的执法方式。执法者必须怀着人性的理念，对执法过程中的细节、新问题和执法失误有一种人
篇7：思想道德与法治论文
1.巧用教材，引领学生叩开生活之门
教材贴近学生的现实生活，因此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善于使用好教材，推开那扇门，走进学生的生活。如一年级《品德与生活》教材中编排的我们的校园主题活动。教材用半个页面呈现了一组校园生活场景，有教师办公室、医务室、门房、厕所、饮水处、大队部、图书室。一旁的小兔贝贝说着：试着和同学一起找自己学校里的这些地方。每找到一处给自己奖励一朵小红花。很显然，教材直接传递给我们这样的信息，通过找一找等教学活动，引导刚入学的小学生尽快熟悉学校的环境。在课堂教学中，很多老师也是这样做的。小伙伴们也很快地找到了校园里各处地点。试着想一想，教学真的就这样圆满结束了吗?我们都知道，当上这节课的时候，孩子们对厕所等与他们校园生活紧密联系的地方早已知道了。我们的课堂教学对学生生活的引导与提升到底体现在哪里呢?或者说体现得充分吗?其实，仅仅找到这些地方还不是教材所要传递给我们的完整的意思。对照《课程标准》我们不难发现，熟悉学校环境，能利用学校中的设施解决自己的问题。是内容标准中健康安全地生活的具体要求。在教材中，图画、照片等是教材主要的语言形式，其实教材所要表达的还有很多言外之意。如果说图画、照片等呈现的贴近学生现实生活的场景是教材所要表达的显而易见的意思的话，那么探究言外之意则是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使用好教材的重要环节。 像教材中所呈现的那紧闭着的写着男女的厕所大门一样，刚入学的孩子知道厕所在哪里固然重要，但一年级的新生会上厕所吗?有谁推开那扇门指导他们会用、用好厕所里的设施呢? 这就是一个盲区学生生活中急需指导与关心的关键所在。当我们推开那扇门，进入孩子们的天地时，会发现那是一个大有作为的天地，我们的《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课程的价值在那里有很好的体现。
2.关注细节，培养学生对生活观察的习惯
《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的教学是以学生的生活经验为基础的，课堂教学中离不开学生对生活的观察，只有通过对生活的观察，才能调动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也只有通过对生活的观察，才能扩大学生的生活体验。然而，学生对生活的观察能力又有着明显的年龄特征。一般来说，低年级是儿童想象活动的敏感期，他们的观察总会伴随着丰富的想象，容易脱离现实生活;中、高年级学生逐步进入观察活动的敏感期，他们会越来越多的观察到细节和变化，因此《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课要根据学生的年龄特征，有针对性地指导学生对生活的观察，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对生活观察的学习习惯。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对生活观察的学习习惯要引导学生从观察身边的生活开始。留心处处皆学问，但学生的生活经验和观察角度往往会对身边的现象熟视无睹，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必须从点点滴滴入手，帮助学生学做生活的有心人。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对生活观察的学习习惯，首先要引导学生从生活中的细节展开。由于学生的年龄特征，学生对生活的观察往往容易忽视细节。而细微的生活细节正是有实效的道德教育展开的生长点。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逐步培养学生不放过生活细节的观察生活的习惯。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对生活观察的学习习惯，还要让学生学会从多角度观察生活。观察总会遵循一定的角度，这样又容易造成主观观察与现实生活的落差。因此，学会从多角度观察生活、全面地观察、带着思考的观察是良好的对生活观察习惯的重要方面。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注意通过交流，不断丰富学生观察生活的'视角。如教学二年级
《秋天在哪里》的找秋天内容，教师引导学生从身边的变化感受秋天，学生从学校里的树叶变黄了、天气凉了进而观察身边的生活现象：稻子成熟了;水果多了;农民忙绿了;螃蟹肥了;蛐蛐唱歌了;秋风伴奏了这样的交流展开后，丰富了学生的观察角度，引导学生从身边的生活细节展开观察，学生对季节的变化、对生活的影响的感受也随之加深了。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样的课堂教学中，学生对生活观察的学习习惯得到了良好的养成。
3.揪住问题，让学生到生活中去体验
实践德育教育的核心是培养道德思维能力，促进学生自我教育能力和道德辨析能力水平的提高，这就要求教师在德育课堂教学中，在教学内容的选择、方法的运用、问题的设计上都要重视和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当学生的思维被道德情境激活时，要让学生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发挥自己的内在的创新潜能，拓宽认识和思路。老师切忌按自己备课的固定思路去引导学生，应诱导他们从多种角度看问题，同时注意接纳不同的价值观，把握好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尺度。让学生学会灵活运用已有的道德知识去分析所面临的事件或问题，学会在开放的社会现实中灵活解决问题，选择正确的行为方式。学生的一些认识和新的道德观念在生活中是否能得到广泛的认同，这是儿童道德认识和道德行为实践产生冲突的根本原因。儿童的一些正确的、善良的思想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会遇到各种挫折，这使他们对思品学习产生怀疑。因此，我们的教学所给予学生的不应是一个简单的结论该怎么做，而是要让学生亲自去试一试你会怎么做?人们会有什么评价，从而在生活实践中真正树立正确的是非观、善恶观，建立起自己的道德标准。例如我在教学四年级《品德与社会》时，就碰到这样一道讨论题：在你的生活小区里遇到陌生人向你问路，而无论你怎样说他都不懂，那你应该怎么办?我先让学生带着自己的思维、道德观念、生活经验说出自己的看法，接着让他们进行探讨、辩论，最后师生共同总结，达到知行统一，取得了较好的教育效果。因此，我认为我们的教学应该向生活开放，让学生到生活中去体验、实践，才能更好地发挥思品课程的重要作用。
篇8：思想道德与法治论文
一、内容和形式的选择
适当的内容是实践活动是否必要的先决条件；适当的形式决定了实践活动能否顺利进行并取得成果。因此，思想道德课必须选择实践内容和实践形式。
1．结合教科书中提出的行为锻炼要求。行为锻炼是根据教科书知识的教育目标，组织学生参与各种具体活动，逐步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是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结合教科书的要求，行为锻炼可以从以下两种形式开始：一种是在学校开展活动。例如，与学校组织、学生会密切合作，从纪律、卫生、礼仪等方面，引导学生广泛参与遵纪守法的好学生、文明礼仪从我开始、雷锋等主题创造活动，促进学生的道德实践，丰富学生的情感体验、感知和理解思想道德价值要求，逐步形成正确的道德观和良好的行为习惯。充分利用学校的劳动技术基地，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种植育种，开展废物回收活动，对学生进行集体主义、热爱劳动、节俭等方面的教育，即组织学生进入社会，创造社会成果和其他理论成果，加深化社会实践。珍惜来之不易的理论成果。
2．围绕学生的知识、信仰和行动之间的矛盾。思想道德课作为道德教育的主要渠道，在教学过程中始终存在着知识与信仰、信仰与行动之间的特殊矛盾。教师传授给学生的马克思主义原则、观点和其他社会知识是否能被学生接受并转化为动力。因此，教师应充分发挥调查、访谈、讨论等活动
让学生带着疑问走向社会，通过疑问的消除来增强理论的可信度和说服力进而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水平。例如，现在农村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学生的印象中就是单干，各家搞各家的活，各人挣各人的钱，先富起来的人怎么会去带动后富的呢?这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到附近村庄访问几家先富起来的典型，比如烟叶种植专业大户。学生通过访问就会明白：该专业大户的成功使周围的人感觉到种烟有利可图，而且烟叶的栽培、管理、采摘、烘烤又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技术上没有问题，于是有条件的人也会去种植烟叶，进而从中获益。这样，种植烟叶就成为当地农民致富奔小康的一个好项目。类似这样的项目多了，农民收入的渠道就宽了，经济来源就有了，生活也就逐步富裕起来了，从而使共同富裕逐步成为现实。
3．根据学生兴趣要求。心理学认为：当一个人对某种事物或活动产生积极追求愿望时，内心活动总是十分活跃的，这时候容易接受外界影响。因此，政治课教师在完成课堂教学任务的基础上，应结合生活实际，根据学生自愿的原则，组织学生开展一些兴趣小组活动。开展活动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教师先在课堂上集中讲解，课后学生按老师的要求分散实践。例如，同在一个村里生活，为什么有的同学家境较好，有的则家庭经济困难?教师可以先在课堂上集中讲解人口数量、勤劳程度、科技水平、社会关系等诸多因素对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然后指导学生从这几个方面去对自己较熟悉的同学、朋友或亲戚的家庭经济状况进行分析，从而明白计划生育、勤劳发家、科技致富、互相帮助的'重要意义，并进而扩大到对一个镇、一个县(市)、一个地区进行经济状况分析。另一种是由教师直接带领，集中进行参观、访问、社会调查等活动。例如，讲完违法犯罪方面的法律知识后，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走访附近的派出所法院等执法部门，了解犯人(尤其是学生熟悉的)违法犯罪的原因、过程及受惩处情况，有条件的再组织学生到劳改场、监狱等地方了解犯人服刑情况，从而潜移默化地增强学生遵纪守法意识。
二、课内和课外的协调
学科实践活动是一个系统工程，它的成功既需要课堂上教师的精确讲解，也需要课堂外教师的精心指导。课内精讲是前提。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功。教学也是同理。开展实践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接受教材知识，因此课堂授课质量如何，直接影响到活动能否顺利地进行。教师把课本知识点讲解清楚了，学生开展起活动来才会得心应手，若有疑，这疑才是真疑，在此基础上开展的实践活动才更具针对性，更能达到理想的教育效果。
课外指导是关键。学生是实践活动的主体，教师的任务是导而不包，因此在活动过程中教师要善于组织学生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例如，每次活动开始前，教师都要指导学生制定好详细的活动计划，预想在活动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和问题，拟定应对的对策和方法，从而使学生在活动过程中心中有数，胸有成竹。在活动中学生得到的体会和认识，有的是积极的、客观的、正确的，有的则是消极的、主观的、错误的，教师应及时给予点评，对的肯定，错的指出症结所在，以提高学生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并潜移默化地增强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活动结束后，教师应及时开展活动小结或总结，让学生把体会以书面或口头形式表达出来，从而实现思想的升华。有条件还可召开表彰会或举办成果展，这既能让学生看到和感受到自己的劳动成果，也有利于增强他们下一次参加实践活动的兴趣和积极性。
论文关键词：思想品德课程实践活动《课程标准》思想道德水平综合能力政治课教师学习兴趣思想品质。
论文摘要：大诗人陆游说过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在思想品德课中开展好实践活动，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有利于学生思想品质的提高。新编义务教育思想品德课教材，都安排有一定量的活动要求。增加用于活动和社会实践的课时，是新的《课程标准》和教材的显著特点。因此，我们每一位政治课教师都要积极结合教学内容开展实践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增强对思想品德课程的兴趣，培养综合能力，提高思想道德水平。
篇9：暗夜的穿越者──对《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解读
暗夜的穿越者──对《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解读
对待一本成为畅销书的“学术”著作，我们总是要犹豫再三，畅销或许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拥有众多的读者不仅仅赫显作者的重要性，更主要的是它显示了知识或学术的重要性，显示了“我们”──知识产生者──在社会中的重要性。但是当我们以学术面目呈现出的知识在畅销中被不断地阐释和化约的时候，无论其结果是赞赏还是反对，它同样面临一种危险，它可能背离我们的初衷，走向我们所反对的东西：一种流俗，一种偏见，一种教条，一种不加反思的判断，一种没有前提的结论。因此，一本学术著作在显示知识的“社会效果”的同时，最有可能的是丧失学术的“知识效果”，而从学术立场或知识立场出发对其加以阐释以凸现它所讨论的主题，也许是我们抗拒流俗偏见、显示其知识效果的可能途径，因此，一本书的效果，无论是社会的还是知识的，不在于它说了些什么，而在于它是如何被说的。
无疑，苏力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就是这样的一本书，它曾名列万圣书园的畅销书排行榜，在大众读者（尤其是大学生这一特定的读者阶层）中的影响力是可想而知的。同时，它在知识界（尤其法学界）亦受到了好评。[1]但令苏力苦恼的恰恰是在其畅销、流传中被简单化为这样一个公式：“苏力＝本土资源＝反对法律移植＝保守派”。[2]这样一种不加反思的判断不仅仅是对一本书的误读，或对一个人的可能伤害，更主要的是这种判断掩盖了它所讨论的主题、掩盖了它对这一主题所作出的可能的知识上的贡献，掩盖了我们进一步加深对这些问题思考时可能选择的方向和出发点。
正因为如此，本文作为对《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以下称《法治》）一书的书评，并不单单是为了纠正流俗对《法治》的简单化判断，或为了对这本书加以学术上的评判或定位，它毋宁是在编织一张网，将《法治》一书中分散于各篇中的思想碎片置于它们由以肢解和发散的初始位置（这正是我们对待学术论文集困难于学术专著的地方），从而在它们的相互关系（冲突的、矛盾的、一致的、统一的或断裂的、不搭界的）中寻找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理解其意义、价值或可能的贡献；或者毋宁是在奏响一种音乐，唤起沉睡于片言只语的灵感中、匆匆忙忙的论断中或欲言又止的徘徊中的思想火花，激活它们的语言能力，既让它们说出它们想要说出的话，又让它们意识到它们所不可能说出的话。因此，这与其说是一种评判，不如说是一种对话；与其说是一种激赏或批评，不如说是一种分析或组合；与其说是得出结论，不如说是指出问题。而苏力尤其看重的“变法、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下称“变法”）一文[3]无疑为我们提供了进入其核心思想的一个重要切口，我的分析就从这一篇文章开始。
一
在“变法”一文的开篇，也就是《法治》一书的开篇，苏力亮出了他要批评的靶子，即“强调政府运用强制力规制经济和社会的法制建设”的“变法模式”（《法治》，页3.以下凡引此书皆只注明页码）。单就“变法模式”而言，我们发现它有两个完全不同但又相互关联的指向：即国家作为制度实践的现代化规划和学者作为思维实践的现代化理论，此二者固然是相互关联的，比如说法律移植从法律现代化理论中获得合法性证明，或者法律移植使得法律现代化成为一种理论上的可能。但我们毕竟不能将这二种不同的实践简单地混同起来，起码要说，理论的正确与错误（我是在最一般意义上用这两个词的）不能由实践效果的成功与否或实践效果的满意与否来判断，理论既不能赢得成功的或有益的实践效果的全部功劳（尽管在一定意义上它会分享“荣誉”，比如社会契约论之于西方民主宪政），也不能承担失败的或有害的实践效果的全部责任（尽管在一定意义上它也承担“恶名”，比如种族优劣论之于种族屠杀）。因此，正象社会契约论并不是实现民主宪政的充分条件或直接原因，种族优劣论也不能为种族灭绝承担责任一样，法律移植理论或作为思维实践的变法模式，也不能由于法律移植在现实生活中的失败而证明它在理论上就是错误的，或者它在现实生活中的成功而证明它在理论上是正确的。换句话说，我们要在理论的“实践效果”和“知识效果”之间划开一条若即若离的线。
而苏力在对他要批评或论证的理论对
[1] [2] [3]
篇10：课堂教学论文：汲取本土资源开展有效教学
课堂教学论文：汲取本土资源开展有效教学
课堂教学论文：汲取本土资源开展有效教学作者/王爱琴
课程资源是课堂不可缺少的、关系课堂教学成效的重要的学习材料。为实现更有成效的课堂教学，有不少教师尝试汲取本土课程资源作为课堂教学的学习材料。本土课程资源因地缘等原因，更易引起学生参与课堂教学活动的兴趣，从而有利于开展有效教学。我以某教师应用南通本土资源为材料创设的“面对经济全球化”教学设计为例，谈谈汲取本土资源，开展有效教学的体会：
一、营造理论孕育的生活前提――在体验本土情境资源中开展有效教学
成功的课堂导入离不开贴近学生生活和时代的、贴合课题的、简洁而新颖的教学情境：新课教学内容的每个环节的知识点都需要由学生所熟悉的合适的生活情境孕育、生成出来。本土情境资源在促进有效教学上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的地缘优势。
例如：南通某教师在设计“面对经济全球化”课堂导入时，播放南通进入桥港时代的简短视频，视频中气势恢宏的苏通大桥和洋口大港实现“港桥联动”，带来南通与世界的互动发展，将南通纳入经济全球化的洪流中，从而引出经济全球化的概念，让学生在体验家乡新变化的本土生活情境中导入新课，自然又巧妙，时兴而别致，很容易吸引学生对本土情境和教学内容的关注。该教师在新课教学的过程中，仍选用南通本土资源作为教学情境，从学生介绍南通的优势企业人手，引出南通的大型合资企业中远川崎造船厂，对照教材内容，以教学内容为理论主线，设计了系列南通川崎的本土情境以预设生成相应的教材内容：以川崎的历史预设生成跨国公司的含义、资本全球化；以川崎的销售预设生成贸易全球化；以川崎的产品预设生成生产的全球化；以川崎的微笑预设生成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影响；以川崎的哭泣预设生成经济全球化的消极影响；以川崎的明天会更好预设生成发展中国家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正确态度。本土情境和预设生成的教材理论比照式设置让人有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之感，如此奇巧的本土化的'预设生成犹如故事情节般的设置令学生主动关注和追随本土情境与课堂教学情节的发展，觉得趣味无穷。
整课围绕南通本土川崎造船厂的发展这根材料主线，追随教学内容主线，按教学内容的需要选取南通川崎的本土情境课程资源，以能准确、恰当、贴切地服务于教学内容为尺度进行剪裁，(教学论文 )并从多角度加以利用，有重点地加以渲染、突破，如此独具匠心的本土情境的选择与设计具有本土、恰当、时尚、精练、紧凑、别致等吸引学生眼球的特点和优势，为开展有效教学，提供了令学生感到熟悉而亲切有趣的理论孕育的生活前提，促使学生在本土情境资源的体验中，自然而然地从生活逻辑过渡到理论逻辑，在教学预设中顺利实现理论生成。
二、培养方法习得的思维模式――在思考本土课堂设问中开展有效教学
课堂设问是课堂的精髓，成功的课堂设问是通向有效课堂教学的桥梁和捷径。教师根据教学内容，参照本土资源，以本土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和遇到的难题为依托，精心而又巧妙地创设出能生成相应教材理论的系列本土化的课堂设问，有利于激发学生关注地方发展的兴趣，有利于引导学生主动从本土资源的现象中归纳、抽象出教材理论，从而促使学生在本土化的课堂设问的训练平台上学会从特殊到一般的认识秩序、学会分析与综合的思维方法、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等思维模式。
例如，在“面向经济全球化”的课堂教学设计中，该教师创设了三组模块化的本土课堂设问构成整节课的框架式的设问体系以引导学生在分析本土问题的过程中习得一般思维方法：第一组课堂设问模块：①川崎所造之船的部件分布在世界各国生产说明了经济全球化哪方面的表现？②日本川崎公司投资南通说明经济全球化的什么表现？③南通川崎的产品销往世界各地属于经济全球化的什么表现？（由这组问题分析，学会归纳出什么是经济全球化的教材理论，学会分析与归纳的思维方法）。第二组课堂设问模块：①从川崎的微笑中你能体会到经济全球化的有哪些积极影响？②从川崎的哭泣中思考：在川崎的利润分配中，对中国为什么如此分配不公？③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不公的分配会导致什么消极影响？（由这组问题分析，归纳出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教材理论，学会辨证分析问题的思维方式）第三组课堂设问模块：学生参与网上跟帖讨论：川崎如何创造更美好的明天？①有同学发帖：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不利，我们南通的川崎应退出经济全球化，走民族自主发展的未来之路。②也有同学发帖：参与经济全球化给南通川崎带来发展条件和机遇，南通川崎要依靠外国来创造自己的明天。（由这组问题分析，归纳出发展中国家应如何正确应对经济全球化）
如此简洁而完整的问题框架体系，有效地避免了因课堂设问的随意性而致整个课堂充斥零散不堪的小问题，理论支离破碎、不成体系；课堂结构无层次、缺美感等弊端，从而能有效地引导学生在分析、讨论、解决本土问题的过程学会分析和综合的思维方式，学会在分析本土问题要点中整合、构建知识体系，形成知识体系化的意识。学会在教材理论综合体系的指导下去认识、分析某个本土问题；进而学会在对富有个性的具体的本土问题分析的基础上归纳，综合出一般性的理论，又能综合运用所学的教材理论分析具体的本土问题。
三、促成情感体悟的反思升华――在探讨本土未来发展中开展有效教学。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目标是课堂有效教学的灵魂。传统的课堂总结往往只注重了知识的总结，却淡化能力和方法的提升，尤其忽视了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的反思升华，从而降低了整课教学效果。因而，广大教师越来越重视课堂总结中的情感体悟的反思升华，把它视为开展有效教学的画龙点睛之笔。
例如，该教师的课堂总结在回顾知识框架体系的基础上再次创设了一个课堂教学的亮点，设计了一道综合本课内容的本土合作探究题：自年底，特别是2009以来由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在全球蔓延……南通川崎没有置身于外，受经济全球化和世界金融危机的双重不利影响。南通川崎公司的订单锐减，开工不足，员工一星期只有两到三天的上班时间，公司的业绩和利润大幅下滑，职工的收入减半，公司处在有史以来的低谷时期……探究问题：假如你是公司的管理者，你将如何带领南通中远川崎造船厂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走出困境呢？抛出探究题材料后，该教师引导学生围绕南通中远川崎造船厂的困境和难题展开合作讨论、探究，引导学生把思考的触角触及企业成功经营的三要素、经济全球化的利与弊、发展中国家如何正确应对经济全球化以及我国的科学发展观等知识点，在教师的点拨下学生把这些知识点按照该本土探究题的思维逻辑归纳综合成答案体系，掌握了探究的思路和方法；学生感悟出趋利避害的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正确态度和经济安全意识，在为南通川崎献计献策的过程中倾注了对家乡的关注和热爱的深厚情感。
这样的课堂总结，在更高的平台上推出一个本土实际发展难题，在开放的视域中吸引学生回顾本课知识体系，提升学生综合《经济生活》各处相关知识的整合能力及理论联系实际的运用能力；这样的课堂总结，特别重视引导学生在关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更加关注中国、南通的发展，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经济安全意识、本土意识和关心、热爱家乡的情感。在体验、感知、探究、反思中升华关注家乡、热爱祖国的情怀。在本土探究中总结、在反思升华中形成的正确态度、意识和情感最终铸成有效课堂教学的灵魂。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通市二中）
篇11：如何利用本土资源拓展幼儿学习空间论文
如何利用本土资源拓展幼儿学习空间论文
挖掘本土资源，因地制宜地实施幼儿园教育，力求“低成本、高质量”的教学活动，是目前“新课程向多元化、本土化发展”对教师的要求；更是促进孩子个性化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从幼儿园实际出发、从孩子出发，选择贴近幼儿生活的“自然”资源、涉取适当的“节日”资源、引领孩子利用“自然情景”、丰富幼儿的“区域”资源、捕捉有益的“游戏”资源，依托主题活动，让本土资源与课程有机整合，能拓展孩子的学习空间，为孩子提供适宜的、多样化的活动平台，从而更好地促进孩子的有效学习和健康发展。
随着幼儿园新课改的不断推进，课程多元化、本土化发展已越来越明显，“日益重视园本课程的开发和利用”已成了目前新课改的主要趋势。特别是新《纲要》的颁布与实施，更为幼儿园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新课程观，更注重幼儿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注重幼儿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注重幼儿在不同发展水平上的提高。而课程资源开发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幼儿终生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因此，课程资源的开发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作为教师不仅要使用教材，更需要广泛地生成更多创造性的教学资源，力求“低成本、高质量”的教学活动。
针对目前新课程实施现状分析，我们看到由于师资素质、办园条件等各种原因，各幼儿园在使用课程中，还存在着较多问题：有些课程内容与幼儿园的实际（尤其是农村幼儿园）不相适应；经费紧缺、教学设备差，导致教师为幼儿提供的操作材料就相对较少，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幼儿园幼儿活动的组织与开展。日常的教学活动，教师说教、灌输现象严重，这样并不利于孩子的发展。教育家瑞吉欧就曾提出：教育应该开发和利用幼儿感兴趣的、想要研究的事物和问题，并将之扩展为幼儿的教育内容。《纲要》也指出：城乡各类幼儿园都应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实施教育，充分利用自然环境、社区的教育资源，扩展幼儿生活、学习的空间和平台，共同为幼儿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本土资源”的挖掘与利用，正好为弥补和缓解新课程在教学实施过程中的不足提供了有效平台。丰富的本土资源正是幼儿园教育很好的补充材料。开发本土资源实施教育活动能有效促进幼儿园教育向生活回归，能开阔孩子们的眼界，丰富孩子们的经验；从而也拓展幼儿园课程的内容，使幼儿更加关心社会、了解家乡，并在了解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得以自然而然、轻松愉快地融入社会，从中体验并形成对家乡的良好情感。
我们的家乡地处长三角地区，蕴涵着许多丰富的民俗资源、旅游资源、地方资源、特产资源、人物资源。该如何有目的地选择一些有利于幼儿园教育教学的`本土资源，应用于幼儿园教育教学中呢？在教学实践中我们进行了这样的尝试。
一、选择贴近生活的“自然”资源，拓展主题教学内容
选择教学内容必须以幼儿生活实践为基础，本土资源的开发利用也不例外，必须从孩子实际出发，以孩子为主体，让孩子获得发展为目标。作为教师应该在关注幼儿学习兴趣、学习能力的基础上结合实际，从大自然、从家乡的乡土特色中，挑选一些课程资源，来拓展主题活动内容，充分体现本土资源利用的兴趣性和生活性。
在《秋天》这一主题活动中：教师结合建构式教材为大班的孩子在“秋天的果实”活动中加入家乡特色的果实――银杏、栝楼、板栗；在“树叶变变变”活动中，巧妙地插入美丽的银杏叶贴画、印画；在蔬菜造型中增加了家乡的雪藕。并专门设计了“农家乐”活动，让孩子在玩稻草、玩麦秆、玩泥巴中发现生活的乐趣，发展幼儿的创造力并提高幼儿对美的感受能力。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以孩子的生活经验为基础，依托建构式主题活动教材，有机融入本土自然资源开发设计的，内容既是孩子们所熟悉的，又是孩子们身边就拥有的教学内容。因此，孩子们学起来就比较直接、具体、形象，易于理解和掌握。在实践过程中，教师还可以根据孩子们的发展需要随时调整、生成主题内容。健康活动《推小车》，也是教师利用当地资源：竹子和生活废旧物品铁罐，充分运用家长资源，共同制作亲子“教玩具”――小推车，而生成的活动。由于孩子参与了、家长参与了，孩子的兴趣颇高，小推车的利用率也高，充分发展了孩子身体的协调能力。
二、涉取适当的“节日”资源，充实课程内容
通过“节日”让幼儿对本土文化进行了解，在学习中了解家乡的文化，看到家乡的发展变化，能激发幼儿爱家乡的情感。近年来，随着长兴的不断发展，梅花节、樱桃节、采桃节、杨梅节、茶文化节……一个个都纷呈亮相。在此期间，教师就可以有选择性、有针对性，以节日为载体，设计一些教学内容，并将这些内容有机调整、充实到课程中，让孩子在节日的氛围中感知、体验本土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充分体验节日的热闹氛围，共同分享收获的快乐。如林城的梅花节、和平的采桃节等。当然，在实施过程中，教师要遵循本土资源开发的“可行性”和“教育性”原则，不能脱离幼儿实际发展水平、远离当地的地方特色，死板地照搬，而应该从孩子的角度出发，挖掘有教育价值、有助于幼儿发展、有意义的节日活动。
三、引领孩子利用“自然情景”，拓宽幼儿活动空间
让教育回归真实的生活，让幼儿园回归大自然的环境，是《纲要》对教师提出的要求，也符合新课程观提出的教师要倡导“低成本、高质量”的教育。活的教学不在于呆板的课堂教学几十分钟，而在于生机盎然的大自然，大自然才是孩子们探索的宝库。例如：在认识“色彩斑斓”活动中，教师就打破以往传统的教学方法，走出“课堂”，带孩子去广阔的大自然，开展教育活动，当孩子们一个个欢呼雀跃，兴奋地发现：“黄黄的油菜花开了！”“蚕豆花有三种颜色，白的、黑的紫的，真漂亮”、“马兰花，白白的”……在这样的感受的基础上，教师适宜抓住教育契机，丰富词汇，引导孩子说自己的发现，孩子就会觉的有趣、感兴趣；他们就象快乐的小天使，甚至有的孩子还会自发地把自己最喜欢的花画下来，尽管他们笔下的花千奇百怪，这才是他们真实情感的表达。
四、充实幼儿“学习”资源，丰富幼儿的区域活动
区角是集体活动、个体需要的有益补充；它与集体教学不同，区角活动中幼儿的选择性更大，幼儿的主动性更受尊重，区角活动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对幼儿的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挖掘本土资源，丰富区角活动的操作材料，创设多样化有教育价值的区角，有助于孩子在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中，获得身体、情感、认知及社会性等各方面的发展。
1.数学角：针对数学知识具有抽象性、逻辑性、概括性强的特点，利用数学角辅助幼儿学习数学，引导幼儿关注周围环境中的数、量、形、空间关系，发现生活中的数学非常重要。
利用丰富的自然物与日常生活中的废旧物品能为幼儿操作学习制作并提供廉价的教具学具。利用实物玉米、大豆、花生，可让小班幼儿等按种类、大小、颜色分类、认识1和许多；让中班幼儿进行数数、一一对应、排序、分类练习；大班幼儿可进行数的组成、加减运算、群数的练习。利用大自然中的石子、果核、松球可让孩子们进行大小、颜色分类，利用废旧毛线进行自然测量，用火柴棒进行拼图……这样的游戏操作，幼儿既能通过观察、分析、比较逐渐对数学方面有所了解，同时又发展了幼儿思维的准确性、敏捷性、创造性。
2.美工角：小麦杆、狗尾草、树叶、果壳、石子、豆类等等在农村都是极易收集、获取的材料，通过观察，有意识引导幼儿运用这些材料进行再加工、再创造，能使美工活动更加丰富多彩。
高粱秆“眼镜”、地瓜叶柄“耳坠、手链”，麦秆“戒指”、“烟袋”，狗尾草编做的“小兔”，还有树叶、种子粘贴各种小动物等等，这一切无不蕴涵着幼儿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动手操作能力，孩子们的一切绘画活动都可以在这些废物中得到体现。
如何挖掘本土资源，丰富区角活动的材料，教师还需要做好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让幼儿学会共同选择收集材料。
对幼儿来说，收集废旧材料是一项有趣的工作，是幼儿自主自愿的工作，在收集的过程中既可以培养孩子的观察能力、动手能力；也可以提高孩子参与操作的兴趣，从而发掘更多的可利用资源。
第二，充分发挥家长的力量。
通过群策群力、家园互动的形式，极大地调动了家长的收集热情，使获得的资源材料品种繁多，源源不断，充分体现资源利用的“低成本”性。
第三，注重材料的地筛选和分类。
充裕的材料，能够极大满足幼儿自由选择的需要，能够让幼儿按照自己的意愿和需要进行挑选、操作；但如何合理收集、存放材料至关重对孩子收集来的材料，教师可以按四大类进行归类：自然资源（如：蔬菜、豆类、谷类、瓜果、树木、花草、纸绳等）、生活资源（陶土、泥沙、砖块等）、废旧物品资源（易拉罐、雪碧可乐瓶、牛奶盒、鞋盒、饼干桶、废旧轮胎螺丝等）、边角料资源（泡沫板、纸板、毛线、碎布、纽扣、过时的装饰物等），尽可能使材料的取舍呈现“开放性”状态,以保证幼儿的操作活动顺利进行。
第四，教师必须坚持“同种材料多种玩法”的原则，使资源的利用在各个领域得到有效整合。如：大班幼儿用稻草扎出稻草人后，利用各种材料进行装饰，然后放到表演区用于稻偶表演。中班幼儿也可以去借用，激发孩子的参与热情；也可用稻草编辫子，可以拿到操场上玩“揪尾巴”游戏。让它们成了幼儿最喜欢的体育器具，激发了幼儿游戏的兴趣。
五、捕捉有益的“游戏”资源，拓展幼儿的游戏天地
游戏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活动，也是孩子们的主导活动。“挖掘本土资源、利用废旧材料，为每个孩子提供丰富的游戏活动材料、创设适宜的游戏环境，”能让教师再次拓展思路，改变原有的教育资源观，感受到其实真的很“富有”。用木料、沙泥、石头、轮胎等废旧资源自制一些玩沙池、滑梯、浪船、翘翘板、秋千、攀登架、梅花桩，能为幼儿开展体育游戏活动充实材料、丰富内容。带孩子们去田间走乡村里的沟、埂、溪都是孩子们有益的户外锻炼，用走田埂练平衡，其效果有时甚至会超过“独木桥”的功能。还有“踢踺子、跳房子、捉迷藏、丢手娟、切西瓜”等都是孩子们爱不释手的户外游戏。当然，教师更不能忽视传统的民间游戏资源。如“炒黄豆”“挑花线”“抬轿子”“斗公鸡”等,不仅能丰富幼儿的自由活动和户外活动,更重要的是幼儿在游戏中互相交往,能培养交往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团结合作能力。
除此之外，我们的教育也不能忽视教育环境的价值，更要充分利用、充分挖掘本土资源，为孩子创设适宜学习环境，营造有效活动氛围。我们长兴，有着丰富的本土资源：竹节、麦秆、无纺布条、种子、玉米梗、西瓜籽、果壳，都是一些易取的资源，巧妙地将其用于教学环境创设，能让孩子们在学习中充分体验“创造美”的乐趣。利用竹节编制各种造型，挂在教室外的走廊能起到美化、装饰作用；利用麦秆、无纺布条、种子也可以精心制作一些手工艺作品；还可以运用玉米梗、西瓜籽、果壳粘贴小动物，用橘子皮做菊花，把各种蔬菜、水果进行造型，变成有趣的动物等，并将它们有效地与教学活动有机结合，会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让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在教学实践中“选好”“用好”本土资源，充分挖掘本土资源蕴涵的教育价值和教育功能，杜绝“拿来主义” 思想，从幼儿园的实际出发，从孩子的兴趣入手，以“让孩子获得发展”为根本目的，充分依托主题活动，让本土资源与课程有机整合，为孩子的有效学习和健康发展提供适宜的、多样化的活动平台。
篇12：道德与法治小论文
谈到法律，总会给人神秘、威严、崇高的感觉。其实，法律与道德、习惯、宗教、纪律一样，都在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正是由于这些规范的存在，这个社会才变得有序;正是由于法律的存在，我们的权利才得到应有的保障。
我们青少年现在都会对电视感兴趣，而在电视上就有一个节目就是说法律，并且也为我们播放了一幕幕残忍、血腥的场面，其中有一个故事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一个小女孩，父母离异后和父亲、继母生活在一起，继母对她很不好，经常虐待她，最终打残了女孩的胳膊，继母因此而被判刑这个法律事件引起我们的深思，虽然这是一件小事，但女孩也受到法律的保护，继母不懂法，因此导致了这场悲剧的产生，通过这件事，就更加明确了我们中学生应该学法、守法，更加要传法的义务，让我们周围的人懂得一些法律知识，来减少这类事件的发生。
作为21世纪的青少年，我们更要有坚定崇尚科学，追求真知的信念，树立远大理想，确立人生的奋斗目标，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勤学苦练，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用党的方针路线指引自己;用优秀思想文化影响自己，激励自己;认真学习法律知识，努力提高知法、用法，守法和护法的水平，让法律一直伴随着我们成长。
国家也为保护我们青少年而制定了多条法律，如《未成年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等，都是为维护我们青少年的权利和利益而制定
的，但是有的同学却偏不遵守法律的规定，漠视法律，胡作非为。如在校抄作业、打架斗殴、考试作弊……这不仅是违犯了法律，同时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对其他认真学习的同学的不公平，这样做会导致某些同学成绩下降，法律意识淡薄，将来走上社会也是社会的一个污点，也可能会因此赔上了你的一生，所以我们要积极遵守法律的规定，支持党的决定，这样我们的人生才有意义，也会活得更加精彩。
法律在我们的生活中是维护自己权利的武器，同时又是规范自己行为的社会准则，因为权利在规则中行使，义务在规则中履行，自由在规则中产生，所以让我们与法制同时，让法制与我们同行，一直伴随我们成长。
篇13：河北本土民间美术资源的收集与保存
河北本土民间美术资源的收集与保存
摘要：民间美术资源能够生动全面地表现出民间社会的生活状态和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河北是燕赵文化的发源地，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大量珍贵的民间美术资源，这些美术资源形式各异、多姿多彩，有着巨大的利用和开发价值。但是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民间美术资源得不到人们的广泛重视，从而面临着消亡的危险。本文从河北本土民间美术资源的收集与保存的角度入手，深入介绍了河北本土民间美术资源的内容和现状，并提出了如何利用和开发好河北本土的民间美术资源。
关键词：河北民间美术;现状;问题;建议
引言
民间美术是一种特殊的艺术表现形式，它深深的植根于民间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之中。它来自于民间，但却高于民间。它是民间社会生活的长期积累，是广大劳动人民在辛勤劳动之余，为满足精神生活而创造一种古朴的艺术形式。深入挖掘，收集、保护和开发民间美术资源，不仅对研究民间特色艺术和文化有着重要作用，而且对进一步传承民间艺术，丰富广大人民的业余文化生活具有重要的作用和现实意义。
一、河北本土民间美术资源的收集现状与发展现状。
河北省是燕赵文明的发源地，历史悠久，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有着不计其数的、璀璨耀眼的民间美术资源。这些光辉的美术资源，不仅是燕赵儿女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对整个中华民族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研究价值。
河北民间本土的美术资源丰富，其中，最具河北特色、具有代表性的美术资源有武强木版年画、衡水内画、蔚县剪纸、丰宁满族剪纸、曲阳石雕、玉田泥塑、八沟石雕工艺、景泰蓝水晶画、伯延民间建筑艺术、内邱神码、辛集农民画、无极剪纸、白沟泥塑、定瓷、磁州窑瓷器等。这些优秀的河北本土民间美术资源集中地反映出河北省的风土民情、文化底蕴和底层人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河北省继承优良传统文化、弘扬优秀传统艺术、发展本省的文化产业以及促进本省文化和经济的发展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是近年来，由于相关部门和人员对河北省本土美术资源的重视不足，缺乏对河北本土美术资源的收集整理和有效开发，导致河北省本土美术资源作为十分珍贵的艺术体系面临濒临消失的危险。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以及现代化趋势的.不断增强，河北本土的民间美术资源受到了空前的挑战和危机。具体表现为：河北省本土民间美术资源的环境破坏严重、河北省本土民间美术资源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和河北省本土民间美术资源传承和继承力度不够。以武强的传统年画为例：截止到目前，武强县博物馆里收藏了3700多块各个年代的木板画以及大量的实物资料。这些珍贵的实物资料虽然有利于河北本土民间美术资源的研究和开发，但是武强在收集民间收藏的木版画的工作上仍不容乐观，许多珍贵的民间美术资源遭到破坏或流失到其他地区。由于政府的重视力度不足和自费的紧张匮乏，无法顺利的使得武强的传统木版年画的收藏工作顺利完成，从而无法对武强传统木板年画进行深入的保护、研究和开发。此外，由于河北省在收集保护开发本土民间美术资源的工作正处于初级阶段，大多数地区的美术资源及其美术品仍处于无人问津、自生自灭的艰难处境。再加上一些地区传统美术艺术缺少传承人，正面临着消逝灭绝的尴尬处境。因此，河北省本土美术资源急需相关部门和人员的收集、保护和大力开发。
二、河北省本土民间美术资源收集保护开发中遇到的问题。
(一)政府政策的缺失，对本土民间美术资源的收集保护开发力度不够。
政府在搜集、保护和开发本土民间美术资源上的工作还远远不够，政府政策在有关方面也存在的巨大的漏洞和缺失。民间美术资源的收集、保护和开发工作是一项耗费巨大人力财力但又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程，仅靠政府的支持是远远不够的，政府应该在为本土民间美术资源收集、保护和开发工作提供相应的人才和财政支持的同时，还应制定相关政策，降低民间资源的市场准入门槛，鼓励支持让一些民营企业得以进入到这一领域。民营企业的介入，可以推动民间美术资源的市场化运作和发展，可以为河北省本土民间美术资源收集保护开发工作提供新思路，创新保护开发形式，可以达到良好效果。此外，政府在对河北本土民间美术资源的法律保护不够，应该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来保护本土民间美术资源，防止其进一步消失。
(二)民间美术资源得不到传承和创新，收集工作陷入瓶颈之中。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传统艺术遭到了国外艺术文化和当代艺术文化的双重夹击，使其越来越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发展，从而陷入迷茫尴尬的处境之中。民间美术是一种植根于民间的艺术形式，但是由于时代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导致民间美术这一形式缺失了其原有的生存土壤。由于得不到良好的开发和产业化运作，没有人愿意去学习和继承这一传统的艺术形式，再加上老一辈艺人相继离世，再加上 “手耳相传” 的培养方式过于简单单一，从而导致这一优秀的民间美术资源的收集工作陷入到瓶颈之中。
(三)管理过于粗放，对本土民间美术资源的低水平开发。
目前来看，河北省本土民间美术发展状况十分令人担忧，具体表现为：管理方式不科学并且过于粗放、没有形成良好的体系和健全的机制、市场反应状况不佳以及产业化运作不足等。只有当民间美术资源只有形成市场产业链条和一定的规模之后，才能既实现对其的保护和开发的目的，又实现了盈利的效果，可谓双赢。
(四)资金、人才和宣传等资源的匮乏，导致河北本土民间美术资源得不到好的收集和保存。
民间美术资源的收集和保存工作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而这一方面正是我们的劣势所在。应该让一些有经济实力、开发经验的民营企业或者民间组织进入到这一领域，为政府分担一些负担，而政府则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和鼓励措施，两者实现双赢，这样才能使河北本土民间美术资源得到好的收集，保存和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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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与本土资源之间论文（通用13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