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西方文化之间--论国剧运动的理论资源及文化策略

时间：2022-12-12 06:25:37 作者：懒得取名字综合材料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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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1篇：在东西方文化之间--论国剧运动的理论资源及文化策略第2篇：论东西方舞蹈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第3篇：论东西方舞蹈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第4篇：论中国电视剧的文化策略第5篇：论城市文化资源的资本转化第6篇：论巴赫金的自我理论及其文化精神第7篇：论巴赫金的自我理论及其文化精神第8篇：文化生态学下地方文化资源保护策略论文第9篇：文化生产力的理论意义与发展策略

篇1：在东西方文化之间--论国剧运动的理论资源及文化策略

国剧运动具有一种跨文化的性质,它是余上沅等人在西方戏剧理念的基础上对旧戏的重新发现,他们的`戏剧理念主要来自西方唯美主义,但这场运动是一种误读的产物.内容和形式的断裂是这一运动破产的主要原因之一.

作者：张传敏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文系,江苏,南京,210093 刊名：广西社会科学 PKU英文刊名：GUANGXI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2004 “”(10) 分类号：G04 关键词：国剧运动唯美主义中国旧剧

篇2：论东西方舞蹈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论东西方舞蹈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文化冲突”与“文化震荡”

文化冲突与文化震荡就逻辑而言是两种文化互动的结果。可谓有“矛”才有“盾”，有“碰”才有“撞”。并且由文化碰撞形成文化反弹的文化震撼，使文化互动的双方受到影响。然而，目下东西方文化交融的一个奇怪的景观是：虽然东西方文化是互惠互利，而冲突与震荡只存在于东方——东方舞蹈家在文化交汇中深受的困挠，西方舞蹈家则毫无感觉。例如，在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先锋派舞蹈家默斯·坎宁汉得到一本英文版的中国《易经》如获至宝。他从这本中国古老的哲学著作关于世界万事万物不断变化的辩证思想中获得了艺术变化发展的重要启示，同时他把易理爻卦算命的原理用于他的舞蹈创作，形成“机遇编舞法”，坎宁汉先生似乎从未感觉到过东方文化对他的震荡问题。70年代，另一位先锋舞蹈家特丽莎·布朗的现代舞蹈团一边打着中国的“太极拳”，一边创造她的“放松技术”时，布朗女士亦从未困扰于东西方文化的冲突问题。他们借助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力创造了美国最先锋的艺术，并且，从本土到世界没有人对他们所创造的艺术的“美国化”问题提出任何质疑。显然，文化冲突与震荡好像一副“剃头挑子”——只存在于东方舞蹈家感觉中的“一头热”。追究个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个最重要的因素莫过于现代东西文化发展强弱不均，带来东方舞蹈家在文化交流中心态失衡：或者为西方现代舞蹈文化以势如破竹风靡世界之势所慑，以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而丧失本土的立场；或者苦于自身文化的羸弱所囿，尚无拥有足够的文化积累以超越他文化的影响。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正视：冲突确实存在，并且，我们自身的现代舞蹈文化亦正是在解决这种冲突中不断建立。为此，我们首当其冲的问题是要清醒地意识到冲突是怎样发生的。

静心梳理东方现代舞蹈文化的发展，全面地受到西方舞蹈文化的影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种影响首先不在于西方舞蹈文化的强大而在于东方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的需要。正如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所说，一种真正重大深刻的外来影响被一个民族接受，必然因为前者与后者的某种内在要求相吻合。因此，我们的关注点就应该主要不在于前者的影响，而在于后者的接受。

由于历史的原因，东方文化在近现代发展中处于相对滞缓状态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一种新的时代、新的生活、新的经验需要新的艺术语言及其方式表达传递，而文化发展的羸弱与积累的匮乏，东方现代舞者在西风东进中借力而行便成为必然——借外来文化冲击本土文化的封闭状态，用外来的身体语言符号表达和揭示自我新的感觉经验。那么，成在于此，败即于此。在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里，语言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类的生命感觉和经验的传达方式，语言符号赋予我们周围世界的经验以形式及其色彩。语言学家爱德华·萨皮尔认为，人类建构真实的世界是通过他们对语言的词汇和语法的特别选择。他的学生本杰明·L·沃尔夫亦认为，说话的语言不同导致人的思维方式的差异。具有语言共同特性的身体语言——舞蹈语言成形于特定的文化土壤和生态环境，以特定的民族的思维方式，表现着特定民族生命生存的状态。因此，东方舞蹈家借鉴他文化他民族的生命经验来表现本文化本民族的生命经验之时，两种文化，两种环境，两种思维方式，两种经验之间的距离必然十分鲜明地凸显出来。如果我们对于这种距离和差异缺少足够的认识，在文化借鉴中对语言系统不进行应有的必要的转换，由于二者间的不兼容性带来的文化冲突便不可避免。

“走向本土”与“国际接轨”

“走向本土”与“国际接轨”是当下现代舞蹈家挂在嘴边上的两个口号。就其总体意义而言，前者是寻求外来文化“民族化”的一种努力，后者是民族文化“世界化”的一种追求。毫无疑问，两者方向的正确性都无可厚非。就其特定意义而言，这两句口号折射着东方的现代舞者期待被认同的心态，前者在于希望得到国人的认同，后者在于期待世界认同。从某种角度来说，或许出于走出本土文化困境的急切心情，或许国际认同更具有权威性，对接踵而来的本土认同更具有说服力，“与国际接轨”成为东方的现代舞者更心仪的目标。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这种心仪之后悄悄发生的立足点的偏移，恰恰容易使我们背离现代艺术创造的初衷。

问题绝不在于“与国际接轨”将艺术创造的标尺瞄准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而在于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现代世界文化格局往往使我们的价值尺度依然指向西方。而在事实上，与国际能够接轨的现代重大艺术节日和活动几乎均以西方背景为“麦加”，东方的舞蹈家常常处于被选择的地位。这样，与国际接轨所采用的价值判断的尺度不在东方文化而在于他者文化。在被他者文化与审美判断选择下的与国际接轨的东方艺术，尤其是为了“走向世界”而迎合他者文化与审美判断的东方艺术，很难说有多少东方民族文化独立的品格。

身体的语言作为人类最早的语言形态是对生命进行诗意的表达，舞蹈作为人类最早的艺术形态的本质在于对生命的发展作出贡献。因此，一些伟大的艺术创造往往不是诞生于艺术家刻意追赶时尚之中，而诞生于艺术家不失时机地关注和及时地提供了如何解决民族的生命的问题思考之中，当代东西方现代舞蹈家的重大成就亦产生于此。

20世纪代末，美国和欧洲经济处于大萧条时期，生活变得复杂和严峻，面对这样一个变化了的世界，美国现代舞的奠基人玛莎·格雷姆认为她的艺术不可能像前辈艺术家那样去做一朵花，去成一片浪，或像古典芭蕾那样关心美的线条，她的舞蹈是要使人体成为能量发动机，表现人类有机的`行为。玛莎·格雷姆以伴随着呼吸的强有力的腹部收缩和脊椎伸展，揭示人的欲望的人性的内在风景。为美国现代舞奠定了坚实的艺术基石。

70年代德国现代舞蹈家皮娜·鲍希一跃成为世界现代舞蹈剧场的先锋与核心人物，她那破碎、压抑并充满暴力的舞蹈剧场或使观众一头雾水或使观众趋之若鹜，但她受到人们仰视的决不是表面的破碎、压抑和暴力的形式，而是在这之后所呈现的战后德国人精神的状态和两性之间或人与人之间互动关系的本质，以及建立在其上的对德国现代文化的深刻反思。鲍希艺术的价值在于她负荷了整个战后德国人精神的破碎和沉重。

20世纪，西方现代舞蹈艺术向东方文化渗透一直是单方面的，然而在70年代，日本现代“舞蹈”则一反常态将其影响向西方回流。“舞蹈”震撼和影响了欧美剧场大约不在于它那黑暗、畸型、丑和死亡之美的形式，而在于日本舞蹈家对日本战后文化的深入反思——尤其是对广岛原子弹爆炸后精神肉体的畸型发展的揭示，对不断制造垃圾的现代工业文明的本质的揭露。

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说，艺术的先锋性和艺术的国际定位都不仅仅在于艺术家刻意追求的形式，而在于在这种刻意追求的形式之中的生命与情感的内涵，尤其是对于本民族生存状态的反映和对其现存问题的考索与解决。所谓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属于世界的往往是民族最好的，这一观点的价值不在于它对民族文化本身的强调，而在于它指出民族文化中那些解决特定民族生存问题的成功经验具有人性的普遍意义。

由此，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中，我们应关注的是东方的接受而非西方的影响；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本土定位而非与“国际接轨”。当我们把艺术的触角切入民族生存最敏感的神经，我们的艺术才会具有冲击力与震撼力，我们只有背靠着民族文化的、哲学的和美学的坚实基石，我们的现代艺术无论批判还是

建构，才会有文化的广度、美学的高度以及哲学的深度，我们的艺术的本土定位才能成为现实。而当我们成功地解决本民族生命生存中的艺术方式对他民族提供了经验之时，东方民族艺术的国际定位亦成为不争的事实。

“现代派”与“现代性”

关于“现代舞”亦是我们争论了一个世纪之久的概念。对于这个说不清的问题还必须说的原因是由于它直接关系我们前行的方向。现代舞虽说对其认识众说纷纭，但从表象上总括起来其基本特点主要与以下几方面概念相联，一是与过去时所对应的现在时的时间概念相联；一是与传统相对应的现代发展的历史概念相联；一是与现实主义相对应的现代主义美学概念相联；还有就是和古典芭蕾所相应的风格类别的概念相联。可是有人却狭隘地把东方的现代舞看成是西方舶来的一个现代派舞蹈流派，或仅把它界定为与芭蕾相区别的一个舞种风格，其结果是从本质上忽略了现代舞是一场实现舞蹈艺术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艺术革命和艺术运动，从而未注意到现代舞蹈家们对“现代舞”的“现代性”的体认与强调。即便西方现代舞蹈家本身亦不强调“现代派”的派别，而强调现代舞是一种观点，一种对当代世界中艺术功能的态度（塞尔玛·珍妮·科恩语）。把现代舞理解为是一种心态，一种对舞蹈艺术与时代同步的必要性的认识（霍塞·林蒙语）。因此，淡出“现代派”，强化“现代性”是在文化融合与文化借鉴中，东方舞蹈家解决文化冲突问题的一个思想方法的关键，亦是使现代舞蹈文化牢牢地建构在本民族的文化基石之上的关键。

所谓“现代派”是一个西方现代文化艺术发展到20世纪的特定的文化现象和文化概念，可以说，它是形形色色的标榜反传统的文学艺术家的总称，它是对以现实主义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的传统美学的一次彻底的反向运动。而“现代性”则应是指“现代人最深刻的本质，它即为现代思辨所揭示的灵魂深处的奥秘，是那种超越自身，无限发展的精神”（丹尼斯·贝尔语）。在这种精神引领下建构起来的具有“现代性”的舞蹈艺术一是具有现时代的独创性；二是具有现时代的经典性。如果这两者均属于一切优秀艺术品的标志的话，那么，对于现代舞而言，它还具有和一切传统艺术相区别的“实验性”——为艺术与为生命的发展寻求更多的可能性而作出的超出传统价值判断的种种探索。因此，作为一个现代舞者不仅应该具有批判旧传统中的僵化成分的勇气，亦应具有超越旧传统建设新文化的能力。因为只具有破坏力而缺少建设性的艺术行为较少具有说服力。另外现代舞者还应具有坚强的神经，去迎接旧习俗的攻击与挑战，承受失败和环境的重压。并且以健康的心态，不急功近利，不媚权媚俗，不取媚西方。因为，现代舞的艺术尺度永远存在于它作为一个民族的历史与现实的特定的文化“角色”之中，永远存在于一个民族的现代审美理想之中。从另一方面而言，整个社会应对现代舞蹈的“探索性”与“实验性”具有足够的认识与理解，并对其敞开更宽广的怀抱。注意不要教条地以传统与主流艺术的标准来要求与规范它们，防止在这种要求和规范之中使这种探索与实验精神萎缩，而这种探索与实验精神萎缩所带来的不是作为现代舞一种舞蹈风格种类发展的滞缓，而可能将是一个民族舞蹈文化发展的新的可能性的丧失。因为这是由于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在现时代的角色定位与功能差异所致。前者代表着一个时代和民族已认同的价值标准与审美尺度，它以一种艺术的和谐维护着社会的稳定与安定。而现代艺术则代表着对传统秩序的一种突破力量，对旧有文化中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部分提出质疑，以一种新的可能性取而代之，试图将艺术推向前进。

关于现代艺术的标准，有学者曾提问：大众的口味，官方的尺度，专家的判断，学院派的规范，到底哪一个是艺术的最高尺度呢？并且现代舞、古典舞，民间舞到底哪一种更重要呢？本文再次重复著名理论家约翰·罗素的话语以为作答：作为真正的艺术，是何种类都不重要，“在伟大的艺术家看来，所有艺术标榜的标签都是可笑和无聊的，真正的艺术家总是沉潜到他的艺术生命的底层，去开拓全新的生命意义和真正的艺术瑰宝。”并且如果我们坚持用时代精神、民族精神与艺术精神建构我们本土的现代舞蹈艺术，东方现代舞蹈文化摆脱东西方文化的冲突走向融合，并在全球化的世纪里使自己的舞蹈艺术纳入世界民族舞蹈文化的轨道一定成为历史的必然。

篇3：论东西方舞蹈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论东西方舞蹈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文化冲突”与“文化震荡”

文化冲突与文化震荡就逻辑而言是两种文化互动的结果。可谓有“矛”才有“盾”，有“碰”才有“撞”。并且由文化碰撞形成文化反弹的文化震撼，使文化互动的双方受到影响。然而，目下东西方文化交融的一个奇怪的景观是：虽然东西方文化是互惠互利，而冲突与震荡只存在于东方――东方舞蹈家在文化交汇中深受的困挠，西方舞蹈家则毫无感觉。例如，在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先锋派舞蹈家默斯・坎宁汉得到一本英文版的中国《易经》如获至宝。他从这本中国古老的哲学著作关于世界万事万物不断变化的辩证思想中获得了艺术变化发展的重要启示，同时他把易理爻卦算命的原理用于他的舞蹈创作，形成“机遇编舞法”，坎宁汉先生似乎从未感觉到过东方文化对他的震荡问题。70年代，另一位先锋舞蹈家特丽莎・布朗的现代舞蹈团一边打着中国的“太极拳”，一边创造她的“放松技术”时，布朗女士亦从未困扰于东西方文化的冲突问题。他们借助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力创造了美国最先锋的艺术，并且，从本土到世界没有人对他们所创造的艺术的`“美国化”问题提出任何质疑。显然，文化冲突与震荡好像一副“剃头挑子”――只存在于东方舞蹈家感觉中的“一头热”。追究个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个最重要的因素莫过于现代东西文化发展强弱不均，带来东方舞蹈家在文化交流中心态失衡：或者为西方现代舞蹈文化以势如破竹风靡世界之势所慑，以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而丧失本土的立场；或者苦于自身文化的羸弱所囿，尚无拥有足够的文化积累以超越他文化的影响。

由于历史的原因，东方文化在近现代发展中处于相对滞缓状态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一种新的时代、新的生活、新的经验需要新的艺术语言及其方式表达传递，而文化发展的羸弱与积累的匮乏，东方现代舞者在西风东进中借力而行便成为必然――借外来文化冲击本土文化的封闭状态，用外来的身体语言符号表达和揭示自我新的感觉经验。那么，成在于此，败即于此。在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里，语言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类的生命感觉和经验的传达方式，语言符号赋予我们周围世界的经验以形式及其色彩。语言学家爱德华・萨皮尔认为，人类建构真实的世界是通过他们对语言的词汇和语法的特别选择。他的学生本杰明・L・沃尔夫亦认为，说话的语言不同导致人的思维方式的差异。具有语言共同特性的身体语言――舞蹈语言成形于特定的文化土壤和生态环境，以特定的民族的思维方式，表现着特定民族生命生存的状态。因此，东方舞蹈家借鉴他文化他民族的生命经验来表现本文化本民族的生命经验之时，两种文化，两种环境，两种思维方式，两种经验之间的距离必然十分鲜明地凸显出来。如果我们对于这种距离和差异缺少足够的认识，在文化借鉴中对语言系统不进行应有的必要的转换，由于二者间的不兼容性带来的文化冲突便不可避免。

“走向本土”与“国际接轨”

问题绝不在于“与国际接轨”将艺术创造的标尺瞄准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而在于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现代世界文化格局往往使我们的价值尺度依然指向西方。而在事实上，与国际能够接轨的现代重大艺术节日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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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论中国电视剧的文化策略

论中国电视剧的文化策略

1958年5月1日，中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即后来的中央电视台）开始首播，1个多月以后，中国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播出。可以说，电视剧几乎与中国电视一同诞生。当时的电视剧主要是尝试用一种戏剧化的形态来阐释国家政策和理念，是利用电子媒介进行宣传的试验性手段，如同当时处在非普及状态的电视一样，电视剧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大众消费。直到70年代末以后，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经济，随着电视业的发展和电视机的迅速普及（注：据有关人士宣布，，中国电视机拥有量为3.5亿台，43套卫星节目，8000多万户有线电视用户，统计中国电视观众每天看电视时间为2.54小时。参见田聪明（原中国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局长）《在改革开放中迅猛发展的中国广播影视媒体――在亚洲娱乐与传媒大会上的讲演》，《电视研究》北京：20第6期，第4-5页。），电视剧才逐渐成为大众文化最重要的资源。2000年，中国电视剧年产量已超过1万部集，与前年产量9集的数量相比增加了1千倍以上，其总节目时间也是目前中国电影年产量的100倍左右（注：2月6日，“全国电视剧题材规划会议”在北京铁道大厦召开，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官员在会上透露，经过批准拍摄的电视剧共有1271部、总量达22231集，发行播出的剧目有687部、9104集，电视剧产量继续上升，比19提高了21%。参见《广电局有关领导指出：2000年电视剧存在六大问题》，《每日新报》202月17日。）。电视剧不仅产量众多，而且观众数量也极其庞大，中国大陆共有有线、无线和卫星电视频道3000多个，平均每个频道播出电视剧至少2集，每天在中国大陆播出的电视剧超过6000部集，观众数量达数亿人（注：例如，19，中央电视台播出电视剧《三国演义》，据央视媒介调查公司数据，全国收视率最高达到46.7%，这意味着一天之中，中国约有4亿6千7百万人观看了这部电视剧。）。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处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化与国有性双轨运行的背景下，一方面受到国家政权的控制、干预和引导，同时又受到市场经济、消费文化的强力冲击，成为了当代中国媒介在各种权力角逐中演变历程的缩影，它不仅反映了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分化和冲突，同时也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时代风尚、价值观念、文化潮流产生着复杂和深刻的影响。

一

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正处在一个旧世纪的终结和一个新世纪的降临、一种社会形态的渐隐和另一种社会机制渐显的时期，社会转型的冲突、分化、无序与寻求共容、整合、有序的努力一起为这一时期的中国电视剧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用“中国特色”来搭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桥梁的过程中，消费市场和消费社会也在中国悄然出现，整个社会越来越被这一消费现实所深刻影响，于是，中国电视剧既经历着从国家文化向市场文化的'过渡，又面临着国家文化与市场文化的共存，所以，对于中国电视剧来说，一方面是“主旋律”电视剧在继续努力维护国家意识形态的权威，另一方面是大量的通俗电视剧通过市场机制来形成文化产业格局。而参与电视剧生产的一些“知识分子”，作为政权和市场这两种力量的代理人，也作为电视信息传播的“看门人”则常常试图借助于这两种强势力量来表述知识分子对历史和现实、社会和人生的批判性认识和反省。国家的政治控制、市场的经济支配、大众的文化诉求、知识分子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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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论城市文化资源的资本转化

论城市文化资源的资本转化

城市文化资源系统是一个复杂集合体,其聚集性与分散性、多层次性与整体性、物态型与非物态型同时并存的特点,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因地制宜、整体与重点相结合、资本转化利用与资源保护相结合、聚集与整合相统一、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举的.原则,通过项目开发转化模式、文化资源的单体开发转化模式、文化节庆开发转化模式、运营商开发转化模式等具体途径,实现其城市资源的资本转化和价值增值.

作者：蔡云辉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四川,成都,610064 刊名：长白学刊 PKU英文刊名：CHANGBAI JOURNAL 年，卷(期)：2003 “”(4) 分类号：G0 F29 关键词：城市文化资源资本

篇6：论巴赫金的自我理论及其文化精神

论巴赫金的自我理论及其文化精神

在西方传统哲学的知识论前提下,自我被看作先验实体,越来越成为逻辑概念的代名词.巴赫金指出传统的理论哲学使自我脱离了活生生的现实,自我应该是参与性应分的实现,是语言交往和对话的'存在.这体现了西方哲学人类学化的倾向,以及20世纪西方文化精神的深刻改变.

作者：雷武锋曾耀农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文系,江苏,南京,210093 刊名：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JIANGHAN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2002 21(2) 分类号：B83-02 关键词：巴赫金自我理论文化精神知识论

篇7：论巴赫金的自我理论及其文化精神

论巴赫金的自我理论及其文化精神

在西方传统哲学的知识论前提下,自我被看作先验实体,越来越成为逻辑概念的代名词.巴赫金指出,传统的`理论哲学使自我脱离了活生生的现实,自我应该是参与性应分的实现,是语言交往和对话的存在.这体现了西方哲学人类学化的倾向,以及20世纪西方文化精神的深刻改变.

作者：雷武锋曾耀农作者单位：雷武锋(南京大学中文系,南京,210008)

曾耀农(南京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武汉,430079)

刊名：天府新论 CSSCI英文刊名：TIAN FU NEW IDEA(BIMONTHLY) 年，卷(期)：2002 “”(2) 分类号：B83-02 关键词：自我知识论应分对话文化精神

篇8：文化生态学下地方文化资源保护策略论文

文化生态学下地方文化资源保护策略论文

一、达州市文化资源的生态环境

把“环境”纳入到文化研究之中，是文化生态学最显著的特征。不同的环境造就不同的文化生态，构成了不同文化资源。保护文化资源，如果仅仅保护文化本身的内容，而不对其环境进行营造，文化最终是会枯竭的。一个地区的文化资源对周边的环境既能适应也能做出相应的改变，因此，了解清楚文化资源所处的环境状况是保护的重要前提。

（一）政治环境

达州市位于大巴山山麓，山高路曲，古语“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是达州最形象的写照。达州相对稳定的行政格局和政治环境造就了达州特有的社会生活体系。此外，达州由于偏安四川东部一隅，远离行政、经济和文化中心，逐渐被边缘化了。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达州的发展一直没有跟上四川的整体发展节奏。但是，无数的革命先烈们曾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原全国第二大苏区，达州的发展有着天然的政治优势。先辈们英勇抗战的精神是留给达州人的一笔宝贵财富，纯朴的达州人民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稳定、丰富又独具特色的资源。

（二）经济环境

据统计，达州市目前管辖范围包括通川区、达川区、经开区、宣汉县、开江县、大竹县、渠县和万源市，幅员1．66万平方公里，现有人口690．7万，是四川省的人口大市和农业大市。1949年，全市GDP仅有2．2亿元，经过17年的发展，1995年GDP跨越百亿元大关。此后，全市经济增长的步伐明显加快，在2006年成功跨越400亿元大关的基础上，2007年、2008年连续跳跃500亿元和600亿元新台阶，2010年成功突破800亿元，达到819亿元。2011年成功突破千亿，进入了四川省千亿俱乐部，达到1011亿元。从建国以来，达州就以农业发展为主，然而达州常年遭受水灾的侵害，农业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每年的水灾都会给达州造成上亿元的损失。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农业耕地越来越少，再加上农民多靠外地打工挣钱，闲置的农田无人打理，达州的农产品的产量逐年减少，农业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也在逐渐减弱。

（三）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直接影响文化的生成和发展。达州市属于多山川、多河流的地区，受客观自然条件的影响，产生了很多与之相关的文化资源，如真佛山、八台山、賨人谷等具有山区特色的景点，巴山抬工号子、川东土家族薅草锣鼓、渠江号子等具有浓郁水文化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然而受现代文明快速发展的影响，达州市的文化资源也面临着被破坏、解体甚至是消亡的局面。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进行侵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可程度降低，保护意识下降。达州市拥有多个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这些“非遗”除了在遗产所在地有一定的知名度，周边区县的很多民众都表示很陌生。

（四）文化环境

文化是人们历史实践的积淀，由于实践的多样性，在实践中积淀的文化是多样的。文化环境以一种活态方式呈现，往往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特殊的功能。由于地处高山之中，达州产生了很多与山水有关的文化，如巴山抬工号子、巴山背二哥；作为红色革命老区，达州留下了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作为古巴国的起源地，巴人文化和賨人文化成为了达州最具特色的文化母体。文化的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就是文化的多样性，文化的多样性形成了多样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文化在历史的积淀和现代文明的融合中，逐渐形成极具价值的文化资源，从而形成丰富的文化环境。文化环境一旦产生就具有稳定的特性，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讲，文化的生态平衡需要文化的多样性去维持。

（五）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是指人类生活的社会内部结构以及与其他群体产生的外部环境关系的总和。达州市总人口接近七百万，然而常住人口五百万左右，每年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输入劳动力近两百万，大量的人口流动形成了农村地区很多“空心地带”，即年轻力壮的人们被大城市吸引，城市丰富的.资源和工作机会让他们脱离了乡村故土，城市逐渐成为了他们的第二故乡，他们的下一代也在城市读书生活，并渐渐接受和适应城市的文化。这样一来，乡土民间文化无法让他们产生一种认同感、归属感和成就感，乡土文化便没有人去传承，久而久之，老弱病残群体形成了一个农村社区主要的文化接受和传承力量。社会环境的改变对文化的传承尤其是民间文化的传承影响非常大，因为民间文化体系内部，不是处于不变的状态，而是始终处于活跃的互动之中，文化类别之间是互相补充、互相作用的。如川东土家族薅草锣鼓，原本是一种随着劳动而产生的民间音乐艺术形式，在劳动力比较低下的古代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在机械代替劳动力的今天，它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它虽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保存下来，但是其自娱自乐的审美教育功能逐渐消失，这样的保护只能是保存了其“形”，而忽略了其“意”。因为承载这类文化的生活土壤在变化，世代相传的传承人面临消失。

二、达州市文化资源保护的策略

地方文化资源是一个地方文化的载体，体现着一个地方的风貌、特色和发展水平。文化生态是文化在自然和社会环境中的生存状态，良好的文化生态，是文化与自然、社会能够和谐共生、协调发展的文化生存状态。因此，在文化生态学的方法论指导下，开展文化资源的保护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树立保护意识

保护是文化资源积累、整合与开发的前提和基础，离开了保护意识，再优秀的文化资源都会化作泡影。文化生态学告诉我们，自然环境与文化资源的存亡息息相关。这一点在我国的少数民族中，有很深刻的认识。如云南省丽江古城非常有名的三眼井，第一眼为泉水源头，主要为饮用水，水从第一眼溢出后流入第二眼，第二眼水主要为洗菜、洗涮炊具之用；水从第二眼溢出后流入第三眼，第三眼为漂洗衣物专用，最后水从第三眼排入排水沟中。丽江市的水资源十分丰富，然而纳西人民直到今天仍然保持着这一传统习俗，依然怀着一种对自然的崇拜，最终形成了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生理念。当保护意识植根于民众脑海中，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类似于“仪式”的价值观，从而约束人们的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生态保护起了积极作用。此外，认识到保护文化赖以生存的各类环境就是保护自身的经济利益，文化资源地的民众就会自觉地担当起保护和传承的责任，保护也就找到了真正的内驱力。文化资源的生态保护需要转变保护观念，要从传统的博物馆式的保护方式转变到文化资源地居民积极参与的保护方式。当这些文化事相真正回归民众，在他们生产生活中扎下根来，就成为稳定的文化生态，文化资源的保护工作也就可以顺利展开。此外，社区参与不仅可以让当地人参与到相关的经营活动中去，同时也可以为当地人提供就业创业的机会。当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后，其对文化资源的重视程度和保护意识也会相应提高。

（二）展开普查工作

对文化资源展开普查是一项十分具体、繁琐的工作，需要相关人员具备科学的方法和较强的责任心。这项工作应该由达州市政府、文化部门相关责任人牵头，成立专项人才队伍并制定普查规划。工作人员需要对达州市的文化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情况、生存环境等进行调查研究，全面普查有价值的文化资源，确定濒临灭亡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并且对收集到的材料进行登记和档案储存。在这个过程中尤其需要展开数据统计工作，有了确切的数据后才能做到心中有数，合理地保护和利用文化资源。此外，在真实记录达州市文化资源的的基础上，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整理、研究、出版，或以博物馆等静态方式展示、保存。根据不同的文化资源类别建立不同的普查机制，对一些面临失传的民间技艺建立传承人保护机制，普查达州市各区县地区的民间艺人数量、传承谱系，对其目前的基本状况和传承技能建立详细档案资料。在普查的基础上，建设他们的文化生态空间，保护其创作的土壤。

（三）保护文化生态环境

文化生态环境是一种复杂的环境，它不仅包括一种文化资源自身的成长环境，还包括与之相关的周边环境，如人类的主体需要、民族传统、风俗习惯、地域、文化政策、经济水平以及科技教育程度等等方面构成的社会环境。我们不仅要处理好文化资源与这些环境之间的关系，还需要处理好文化环境内部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保护文化资源不仅是保护其本体，还要保护与之相护依存共生的文化生态。如大竹清河古镇是爱国将领范绍增（民间俗称“傻儿师长”）的故乡，在清河镇上有一条独具特色特色的“将军街”，街上的建筑风格为中西合璧，是由范绍增和他的父亲出资兴建的，到现在仍然保存完整。1990年9月、2001年5月、2002年12月被县、市、省批准为文物保护单位和古建筑保护群体。然而，清河古镇“重申报、轻保护”，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宣传和推广，每年到此的游客非常少。笔者到清河古镇调研后发现，“将军街”作为一种文化资源的载体存在具有一定的完整性，但是作为一种生态系统的因子存在具有不完整性，因此在制定文化生态保护策略时应重视遗产与文化的的双重价值，地方政府要加大力度改善古镇的基础设施和环境状况。达州市还有很多像清河古镇一样的文化资源，如凤凰山、莲花湖等，由于缺乏文化生态学对环境的思考，相关部门没有对其进行统一规划，找准其市场定位，这些文化资源在保护和开发方面与同类城市相比都落后很多。因此，我们可以借鉴丽江古镇的保护开发模式，将地方文化特色融入其中，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氛围，让游客主动为旅游地贴标签。

（四）用系统论的理论指导文化资源的开发

1935年，英国生态学家坦斯利首先提出了“生态系统”（Ecosystem）这个概念，他认为，我们所谓的生态系统，包括整个生物群落及其所在的环境物理化学因素（气候、土壤因素等）。它是一个天然系统的整体。生态系统是由若干个子系统组成的，包括自然生态系统、社会生态系统和文化生态系统，它们是相互独立又息息相关的系统组合，自然生态是社会生态和文化生态的基础。从文化生态学的观点来看，文化是一个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社会其他环境紧密联系的一个有机统一体。文化资源的开发离不开这个有机统一体，因此更应该采用系统论的方法进行指导。用系统论的理论指导文化资源的开发，实则是遵循可持续发展的路线，把资源和环境看成互相影响的协调关系。地方文化资源拥有一个完整的循环生态系统，文化多样性是维持这个系统平衡的重要依据。如达州市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非遗资源的保护可以依据2005年我国颁布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的建议，“研究探索对传统文化生态保持较完整并具有特殊价值的村落或特定区域，进行动态整体性保护的方式。在传统文化特色鲜明、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社区、乡村，开展创建民间传统文化之乡的活动。”此外，针对达州市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民俗文化资源、文化景观资源，我们需要保持其独特的文化循环规律，在做好其保护工作的同时，充分挖掘优势文化资源，将资源优势变成产业优势，以文化产业的发展带动资源的更新，促进文化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