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笨象会跳舞”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4篇营造孵化体系 催生高新技术产业，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整理后的营造孵化体系 催生高新技术产业，希望您能喜欢！
篇1：营造孵化体系 催生高新技术产业
营造孵化体系 催生高新技术产业
大学科技园是指以研究型大学或大学群为依托，把大学的综合智力优势与其他社会资源优势相结合，为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提供服务的机构。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先后建立了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主要目的是开发和利用高等院校、研究院所的智力资源，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大学科技园则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孵化器，是知识经济社会的新细胞。建设好国家大学科技园，必将促进大学与地区知识经济的协同发展。
1 我国国家大学科技园的兴起
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探索建立大学科技园，在此后的十多年中先后建立不同形式的大学科技园30多个。但由于受思想观念、体制机制和社会环境条件等主客观因素的制约，这些大学科技园大多未取得预期的效果。
总体上讲，我国大学科技园建设经过了三次起落。第一次是在1986年前后，武汉东湖大学科技园最先开始创建。第二次是在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许多高校借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东风，创办了高校科技产业和大学科技园。这一次取得了一些成功，例如东大阿尔派、清华紫光、北大方正。第三次大学科技园的高潮是在全国技术创新大会的推动下，全国科技工作的重点转向以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为主之时。19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其中明确提出要发展大学科技园。这一举措得到各大学的积极响应和各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与支持。年9月，科技部、教育部共同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大学科技园区建设试点的通知》，决定选择有条件的地区进行国家大学科技园建设试点，并成立全国大学科技园工作指导委员会。同年12月，科技部、教育部又共同发布《关于做好国家大学科技园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清华大学科技园等15个国家大学科技园建设试点单位。截止到5月，我国大学科技园已有50多个。科技部、教育部根据专家评估意见，授予清华大学科技园等22个大学科技园“国家大学科技园”称号。首批认定的22个国家大学科技园及其重点发展领域，见表1。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这次大学科技园建设已不再是个别高校的行为，而是基于社会和国家发展需要，由科技部和教育部联手，从国家层面上进行推动，省市地方政府积极支持参与，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政府行为。
表1 首批认定的22个国家大学科技园及其重点发展领域
序号 名称 依托高校 重点发展领域
1 清华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清华大学 电子信息等
2 北京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北京大学 电子信息、生物工程、
光机电一体化、新材料、
新能源、环境工程等
3 天津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天津大学 光电信息、生物工程、
微纳米技术、现代化工
4 东北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东北大学 计算机软件、机电控一体
化、新材料、先进制造等
5 哈尔滨工业大学国家大学 哈尔滨工业 信息软件、机电一体化、
科技园 大学 生物工程、新材料、环保、
国防科技、中俄技术等
6 上海交通大学国家大学科 上海交通大学 信息产业、生物工程、新
技园材料等
7 复旦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复旦大学 信息、微电子、生物、新
材料、环保
8 东南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东南大学 通信、电子、计算机网络
与软件、生物、新材料、
环保等
9 浙江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浙江大学 信息科学与技术、生命科
学与现代农业、新材料与
纳米技术
10 山东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山东大学 信息、光电子、电力电气、
生物技术与新药、新材料、
新能源与环保技术
11 华南理工大学国家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电子信息、机电磁光一体
科技园 化、生物技术工程、新材
料、环保
12 四川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四川大学 信息电子、生物医药等
13 电子科技大学国家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信息
科技园
14 重庆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重庆大学 计算机和通信工程、光机
电一体化、生物医药、新
材料、环保
15 西安交通大学国家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信息、生物医药技术、新
科技园 材料、以信息技术为核心
的高新技术
16 西北工业大学国家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国防科技、信息技术、机
科技园 电一体化、新材料、节能
环保等
17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国家 西北农林科技 高科技农业
大学科技园 大学
18 南京－鼓楼高校国家大学 南京大学、河海 电子信息；计算机软件；
科技园 大学、中国药科 机电一体化；生物医药、
大学等 保健品、医疗器械；精细
化工和新材料；临床医学
与保健、科技信息咨询、
评估服务
19 合肥国家大学科技园 中国科技大学、电子信息、光机电一体化、
合肥工业大学、生物医学、新材料、新能
安徽大学等 源、环保等
20 东湖高新区国家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光电子信息、光机电一体
科技园 武汉大学、华中 化、生物技术及新药、
高
农业大学等 科技农业、新材料、环保
21 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园 中南大学、湖南 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机
大学、国防科技 电一体化、新材料等
大学等
22 云南省国家大学科技园 云南大学、昆明 电子信息、生物及医药、
理工大学、云南 新材料、环保等
农业大等
2 我国国家大学科技园发展现状
从总体上看，我国国家大学科技园发展仍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首批22个国家大学科技园大多已经完成初步的规划，正在进行基础设施和创业环境的建设。在发展较快的科技园中，不仅已有一大批企业入园孵化，而且已育成一批企业，产生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取得了阶段性进展。
2.1 功能定位
国家大学科技园基本功能是转化科技成果、孵化高新技术企业、培养复合型人才。它的首要功能是孵化企业，培育企业家。因此，我国大学科技园一般的功能定位是技术创新基地、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基地、创新创业人才聚集和培育基地以及高新技术产业辐射基地。如：“依托清华、立足北京、辐射全国、走向世界，是清华大学科技园定位的基础。”清华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要成为“创业企业孵化基地”、“创新人才培育基地”、“科技成果转化基地”。
东湖高新区国家大学科技园提出，要形成“技术创新基地、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基地、创新创业人才聚集和培育基地、产学研结合示范基地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的辐射基地。”等五大基地。
2.2 发展模式与管理运行机制
国家大学科技园从管理机制来看，有一校一园和多校一园两种模式。22个国家级大学科技园中，南京－鼓楼高校国家大学科技园、合肥国家大学科技园、东湖高新区国家大学科技园、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园、云南省国家大学科技园等5个属一园多校模式，其余17个均属一园一校模式。
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按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相应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已成为国家大学科技园的普遍作法。如：
北京市成立了北京清华科技园建设指导委员会，清华大学成立了科技园规划建设委员会，宏观指导科技园的发展，协调科技园与有关部门的联系。清华科技园发展中心作为清华大学全资企业法人，代表清华大学进行科技园规划、建设、开发、经营与管理。由清华科技园发展中心控股的系列平台公司，全方位开展园区软、硬环境建设。
东湖大学科技园采取三级管理模式，即东湖大学科技园领导小组、东湖大学科技园领导小组办公室、各大学科技园（股份）有限公司。东湖大学科技园领导小组由湖北省、武汉市和高校共同组成，主要是对科技园的发展方向、政策、管理体制等方面重大问题进行决策与协调。东湖大学科技园领导小组办公室，主要负责制订科技园的发展规划、总体布局、政策法规以及进行各项事务协调工作。各大学科技园（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负责各分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企业孵化、创新人才培育等工作。园区成立华中科技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等6个业主公司，采取以市场为导向、产权为纽带、政府支持、业主开发、企业化运作的方式。
3 我国国家大学科技园发展思考
大学科技园在发达国家，尤其是在美国，得到较好的发展。斯坦福大学科技园的成就让世人惊叹。江泽民主席指出：“本世纪在科技产业化方面最重要的创举是兴办科技工业园区。”而今我国国家大学科技园建设已初见成效。据统计，目前22所国家大学科技园共依托高校67所，共投入资金170.65亿元，其中吸引社会资金约130亿元，地方和高校约40亿元，教育部、科技部两部引导资金仅1500万元；科技园已建及在建孵化器面积达256.55万m[2]，现已入驻企业2778家，459家即将育成出园；入园企业的从业人员68407人，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4813个，其中国家重点新产品2191个，申请各项专利9184项（已授专利3482项）；园内企业实现销售收入257亿元。部分国家大学科技园经济效益情况，见表2。
表2 部分国家大学科技园（20）
经济效益情况单位：亿元
名称 销售收入利润
清华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65 6.45
东北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13.2 1.9
复旦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36 1.2
电子科技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2 0.4
云南省国家大学科技园 3 0.61
浙江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10 1以上
华南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约3 约0.3
四川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约1 约0.2[*]
浙江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10 约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 2 0.4[*]
西安交通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30 0.5[**]
表中情况表明，国家大学科技园建设有了良好的开端。然而，我国国家大学科技园建设，至多也只能算是在硬件建设及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建立上刚刚有了一个开头。在今后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国家大学科技园能否发挥出较大作用，从大学层面看，必须解决好以下两个突出问题。
3.1 我国大学服务社会的行为自觉性普遍较低
20世纪50年代初，斯坦福大学创办科技园，此后衍生出举世闻名的高科技产业中心――“硅谷”。硅谷、波士顿的128号公路和北卡罗来纳州的研究三角地带所具有的共同特点，是它们各自都有至少有一所研究性大学。值得注意的是，分别在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附近的加利福利亚大学（伯克利）和哈佛大学，却并未对波士顿128号公路和硅谷的崛起发生很大作用。“明显类似的结构在不同的工业体系中可以发展不同的作用。例如，人们广泛认为大学是地区经济的信息和知识来源。但是斯坦福大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年月里曾积极促进当地技术企业的创建――比麻省理工学院更加深入地结合到地区经济环境中去。”因此，与研究性大学为邻，显然是硅谷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但是，硅谷绝不仅仅是一所大学、一个科技园区和很多的资金加总而成。
由来已久的服务地区经济社会的理念和自觉行为，是斯坦福大学科技园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关键因素。我国大学特殊的成长经历――大学（尤其作为地区高新技术知识源头的重点大学）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而不是在与地区经济社会直接互动之中发展起来的，在一定意义上讲，它的成长与地区往往没有直接关系，使大学普遍地存在着服
务地区经济社会的理念薄弱、行为自觉性不足的问题。
国家大学科技园只是一座大学为地区经济发展服务、与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进行互动的桥梁。国家大学科技园是否能充分发挥出桥梁作用，取决于互动主体的两个转化。一方面，大学应该更为深入地了解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更快地把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由理念转化为自觉的行为。另一方面，各地区必须真正树立依靠科技和人才发展经济观念，并实现其由观念到行为的转化。
由于大学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前瞻性、超越性，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主导作用，大学就应更为主动积极地把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由理论转化为自觉的行为。为此，在我国现行高教发展体制中，必须建立大学社会服务、大学与地区经济发展互动的激励约束机制。
3.2 创新人才和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的不足。
在硅谷的成长道路中最关键的`因素，在于硅谷的人，是硅谷人的精神与别处人不同。关于硅谷人的精神，千言万语归为一句话，是硅谷人的独创精神。因此，对于大学科技园建设来说，更重要的是具有创新创业的文化氛围，而其根源在于大批具有独创精神的人。江泽民总书记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是大学科技园发展的灵魂。
勿庸违言，创新人才和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的不足是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瓶颈。
具有大量创新精神的人才，才可能产生大量创新性科技成果。而人才的创新精神的培养与教育有很大关系。
我国的传统教育不利于培养创新型人才。传统教育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及儒家经典一直是唯一的教育内容。无论是培养“通儒”、“大儒”，还是“智者”、“贤人”，都是让学生忠君尊孔，恪守封建纲常，以便步入官场。不能一概地说我国现代教育不重视学生的能力培养和创新，应该说我国现代教育一直在提倡培养学生能力，但是，培养的方式也确实存在着一些误区。如：学生的学习往往就是“学答”；学生实验往往都是在检验已为前人证明的东西。
大学在培养创新人才中具有关键意义。中小学实施的基础教育和由大学进行的高等教育，在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发掘并激发人的创新潜能、培养创新素质，主要应在中小学（甚至更早）进行。而培养专业化创新能力，则应是大学的主要使命。在大学的殿堂里，学生的创新精神通过专业化的成果得以实现，促进学生的创新精神实现外显化（或物化）、专业化的飞跃。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养大批富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是我国各级学校教育（不仅仅是大学教育）面临的一个紧迫和长期的任务。现代教育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必须改革。
收稿日期：-07-05
篇2：河南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环境体系的若干问题分析
河南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环境体系的若干问题分析
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特征和河南省经济发展的实际,论述了河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立健全河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环境体系的方案和对策.
作 者：刘怀章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商学院,河北,武汉,430072 刊 名：安阳师范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ANYANG TEACHERS COLLEGE 年，卷(期)： “”(6) 分类号：N031 关键词：高新技术产业 环境体系篇3：营造将军比兵多的人力资源体系
人力资源书上经常会介绍这样的观点：
你有多大的能耐，我就给你多大的平台！
相反，我们也会经常介绍这样的观点：
你有什么样的平台，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才！
这就是辩证法，任何事物都是有正反两面，那一面是对的，关键看你站在那一个角度去理解！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肯定会遇到人才的缺乏问题，如何解决核心人才的满足率，是任何一家企业要关注的头等大事，
是先吸引人才后发展平台呢？还是先发展平台后吸引人才？
这两种思路的侧重点不一样。
先吸引人才后发展平台，它通过吸引人才来共同发展，优点是使企业和个人的共同利益在企业成长中培育起来，缺点是由于企业平台较低，不能一步到位，吸引较优秀的人才。
先发展平台后吸引人才，是强调企业一开始就高起高调，通过建立较高的平台吸引高素质人才，优点是很快可以汇集到企业所需的核心人才，缺点是成本高，风险大。
这两种做法企业可以根据不同阶段、不同的目的进行操作，没有那一种是最优的。
我们在给一家大型民营企业做人力资源战略咨询时，当作到公司营销人力资源体系建设阶段，该公司的营销副总说出了他们的难处。
公司成立时间虽然才两年，但公司在业务上并不存在问题，几乎年增长率达到一百。现有的业务主要是公司高层带来的业务，其它营销人员总体比较弱，而该行业又是主要突出个人能力的营销模式，靠现有的人力资源体系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能否迅速吸引外面的优秀人才，同时快速提升现有的人才结构与伦素质是营销人力资源体系的重点。
经过调研，我们摸清楚了他们营销模式的独特个性，用一般的“打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人海战术”或“街头歼灭战”对于他们是纯粹的资源浪费。
他们的“国情”是需要许多能够镇守一方的将军，而不仅仅是一批只懂冲锋陷阵的士兵！
我们的结论是：
如何塑造将军文化及驱动将军的管理模式，是该公司营销人力资源体系的核心！
他们原来的做法是：
为逐渐提升公司的人力资源素质，采用了以强协弱，以老带新的做法，
这种做法出现了一些问题。让一个能力很强的人配置一个能力很弱的人，那能力强的人心里肯定不平衡，他肯定会说公司还不如不给我配人。明明可以一个人拿的钱，还要分给公司给配置的两个人，他心里肯定不愿意。
这就是体系本身存在的不合理的地方。
解决的方式只能是通过体系化的人力资源建立，迅速吸引一些将军，让他成为老板，同时通过结构优化来培养将军的后备人才。
而现实情况是，公司的组织架构不允许有太多的将军出现。
为什么？该公司现有的组织架构是直线职能制，按照管理层次分，最多只能有一个副总，两个部门经理，其它都是业务员。正如我们所分析的，一般业务员在此行业起的作用只能是跑跑腿，实际业务的操作他们不具备能力，也就是将军缺乏，兵太多。
但是他们以前根本没意识到这点，而是想通过薪酬福利方案来改变这种现状，希望通过加强激励的方式来提高人员的积极性，从而改善人力资源现状。这明显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
当你发现的问题不是问题时，你所解决的问题肯定不是问题！
公司的营销体系是将多兵少，想通过激励方案来解决人力资源体系根本不可能，根本问题不在于这个方案，而在于体系没有建立起来，如果体系建立起来的话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
我们建议的方案是：
建立将军比兵多的营销体系，以强势的人力资源来打开市场。
那如何吸引这么多的将军呢？
有什么样的平台，就会吸引到什么样的人才！
拾建一个吸引优势营销人才的制度体系，是方案的重点。
第一步从该公司的片区划分和组织架构调整着手。
第二步才是激励体系，我们创新了一个“市场份额股权” 激励方案。
第三步是客房管理体系的建立，我们又创新了“客户共同持股”激励方案。
这是一个从观念，体系，方案全面创新的综合方案，它解决了该公司营销人力资源结构、激励、公司风险防范等长期解决不了的困难。
咨询是要实际解决问题的，来不得半点虚假。策划给的是创意，咨询给的是思路。
思路决定出路！
现在该公司人力资源已经进行正式实施阶段，而营销体系的建立使公司营业收入比去年同比增长120%！
公司、营销人员、顾问三者满意度大幅提高!
这是一个共赢的结局。（叶生）
来源：经盛国际
篇4： 营造法式在中国建筑学术体系中具有的意义论文
营造法式在中国建筑学术体系中具有的意义论文
引言：今天我们如何理解《营造法式》研究的意义今天我们对《营造法式》研究进行回顾、研讨，其中必然涉及对于《营造法式》研究的意义之思考。这也是经历了几代学者共同建树的这番学术事业的认知问题。
《营造法式》研究伴随了中国建筑历史学科的发展，研究的起始就意味着中国建筑历史研究的起步。然而，我们如果追寻一下就可以知道，在《营造法式》研究之前，已经有一些中国建筑的研究，尤其是一些域外的学者进行的中国艺术与建筑研究，“发现”了不少中国的古迹，其中有大量是属于建筑历史范畴的。但是他们的工作并未涉及《营造法式》研究，我们也常常不将之作为中国建筑历史学科的成就。显然，我们所基本认可的是由中国学者自己进行的中国建筑历史研究，这实质上是中国学者对本民族文化的建筑传统进行的诠释，这种诠释工作是建立自身文化中的建筑学术体系所必须的。建筑学的文化艺术特征性，要求一定地域文化有自身的价值体系和相应方法，中国的文明体系所要求的一种不同于其他文化( 主要是西方文化) 的建筑学术体系，即是我们所谓的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学科之任务。笔者以为，《营造法式》研究意义的实质，正是在于建立中国建筑学术体系。我们今天来研讨《营造法式》的研究，也应该将之与中国建筑学术体系的建立与发展的过程来做平行的比较。
《 营造法式》研究的起始：中国建筑学术体系建立的前提条件《营造法式》研究起始于1920-1930 年代，尤其是“营造学社”成立之后的时期。《营造法式》这本古籍于1919 年由朱启钤和1925年由陶湘等人发现，并再版刊行，在当时的学术界成为一件盛事。而《营造法式》一书自北宋哲宗元佑六年(1091 年) 完成算起，到1925 年被“发现”和随后的“营造学社”所进行的研究，期间长达834 年是没有研究的。甚至不被人知道，所以才有所谓的“发现”。这的确令人费解，为什么要被重新“发现”呢?我们了解，《营造法式》一直是作为古籍被皇家收藏，并进入明“永乐大典”和清“四库全书”。显然，这本书是长期不被重视的，虽然在皇家书库之中，但并未被士大夫们所关注而束之高阁。这种身份，与中国的许多古代文化遗迹，由境外学者来“发现”的原理是一样的。所谓“发现”，是“人类对于自我的内在、具体性的自然及其整体的认识或再创造”，是人们自身的认知的一种提高。
那么，《营造法式》的被“发现”，意味着什么样的认识水平提高呢?《营造法式》在近代的被“发现”，不仅说明该书的地位被大大提高，而且《营造法式》所代表的建筑工程领域在中国学术体系中的地位提升了。原本的土木工程属于匠人的营生，是中国传统文人以及学术体系所不屑的“下器”。尽管由当年工部侍郎编撰的术书，也曾是官方发行的重要文本，但毕竟整个行业不是文人士大夫的主业。真正使得《营造法式》有了新的学术地位，是因为中国的学术体系在近代的发展中产生了重大的变化。西方学术体系中已经相对成熟的建筑学，被引进到中国的学术体系之中。而当时中国社会和学界大力推动的“新学”和“新史学”，正是以引进西方学术的内容为主体的，建筑学也因此成为重要的一部分。由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史学从来是作为学者的重要中心学问，因而“新史学”带有明显的改良传统的意味。《营造法式》在近代的重要性被人们认知，意味着在“新史学”中的新地位得到了确认。
“新史学”的主要倡导者梁启超，在强调“新史学”的各种“新”的意义时，尤为清晰地强调了“史学与他学之关系”;他认为，“新史学”要求将其他各个学科与史学发生直接与间接的关系，应该将这些学科的知识、方法应用到史学之中，在他列出的“他学”中多数是西方引进的各科学学科，也就是“新学”。此后，梁启超通过他的旅欧经历，深刻认识到建筑学(Architecture)在西方的历史文化中的强大作用，更明确地提出了建筑学在“新史学”中的重要意义。为此，梁启超对其长子梁思成学习建筑学抱有明显的期望，在此后，他寄给在美国学习建筑的梁思成那本新近刊行的陶版《营造法式》，并嘱咐到：“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已”，其殷切之望可见一斑。
《营造法式》在近代被中国学者重新“发现”，意味着中国传统的学术体系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也意味着建筑学的重要性被当时先进的中国学者所认知。然而，一旦《营造法式》被重新认知，学者们也同时认识到了这本书的理解难度。正如梁思成之语：“公元1925 年，‘陶本’刊行的时候，我还在美国的一所大学的建筑系做学生。虽然书出版后不久，我就得到一部，但当时在一阵惊喜之后，随后就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失望和苦恼—因为这部漂亮精美的巨著，竟如天书一样，无法看得懂。” 事实上，在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建筑师加入“营造学社”之前，朱启钤等学者也曾投入精力对《营造法式》进行研究，尤其是其中名词的解释，显然力不从心而难有进展。这也必然使得朱启钤坚定了为“营造学社”的大业，努力得到如梁、刘等掌握西方建筑学专业的学者之决心。
事情的发展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如朱启钤之愿，“营造学社”得到“庚子赔款”资助，从原来的民间社团而转换为正式公立的研究机构，从而得以聘请梁思成等学者加入“营造学社”，成为正式的研究者。笔者以为，自梁思成加入“营造学社”起，以建筑学为代表的新的学术体系进入了传统的史学领域，梁启超的“新史学”真正有效地实现了。作为“天书”般难懂的`《营造法式》，正是需要新的学术体系才有被解读的希望。
然而，对于当时的梁思成等建筑学者来说，虽然掌握了西方的建筑学术和中国的传统国学，依然难以解读这本古籍。显然，等待梁思成等建筑学者对《营造法式》的破解，必须经历艰苦卓绝的研究工作。
2 “ 天书”的破解：《营造法式》研究中的实证科学追求
对《营造法式》这本“天书”的破解，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方法成为必然，这首先意味着对实证科学的追求。相对于中国传统史学，实证科学成为“新史学”中最有标志性的内容。近代的多位大师都对“新史学”的科学成分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都是实证科学导向的。傅斯年先生曾强调史学必须具有其科学成分：“史学只是史料学”，也如胡适先生提出的，史学就应该是“实验主义”。对于近代史学的实质性发展，历史事物的记录和考证来弥补传统考据学的不足，是所有新的史学发展的核心。陈寅恪在总结王国维的新史学研究工作与旧史学的本质区别时，提出的“取地下之宝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正是标明了实证科学的意义。具体关于实证科学的方法，最为清晰的就是要寻找实证资料，中国历史学科的考古学科正是承担了这一重担，傅斯年将之定义为史学首要的工作：“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与“新史学”的要求完全一致，对《营造法式》的破解工作正是以实证科学为中心。针对欧洲、日本学者已经成功展开的中国文化遗迹的考查和出版工作，“营造学社”制定了明确的古建筑实物的调查工作计划，并一步一步地展开了有效的工作。从梁思成等学者进入“营造学社”之后，就明显地将田野考察作为学社的中心工作。其中所设立的“法式部”由梁思成亲任主任的意义，就在于此。然而，另一个由刘敦桢任主任的“文献部”，在分工上，应该是主要集中于文献的整理、梳理，而与“法式部”有所不同，但在实质上还是与“法式部”共同执行了田野考察的任务。因此，通过选择各地的古代建筑遗址地，并前往现场进行深入细致的调研工作，以采集、记录而获得“原手史料(primary historical material)”，正是“营造学社”的最核心工作。这种实证科学的工作，也是破解《营造法式》之基础，反映了新的学术体系之特点。
以建筑历史专业的学术意义所定义的实证科学方法，正是集中在对建筑实物进行完整的记录(documentation) 工作上。当时，这种记录的方法又以摄影术和测绘图为代表，是建筑学的基本工作方法。然而，其中的建筑测绘图，对于未经过专业学术训练的学者来讲，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梁思成先生曾经对这种实证方法的意义清晰地说明过：“以测绘、绘图、摄影各法将各种典型建筑实物作有系统、秩序的记录是必须速做的。因为古物的命运在危险中，调查同破坏力量正好像在竞赛。多多采访实例，一方面可以作学术的研究，一方面也可以促社会保护? .” 我们可以通过他们当年的大量工作成果了解，梁思成、刘敦桢先生在这方面都是杰出的高手，完全成就了破解《营造法式》的基础。其中历史建筑的测绘图，正是他们最有成效的实证工作与功课，耗费了他们最多的时间和精力。以此，梁思成、刘敦桢两位先生，得以教导、培养“营造学社”的年轻学者，从而成为后来中国建筑历史学界重要的学者，如莫宗江、陈明达等。“营造学社”当年留下来的那些古建筑测绘图，既成功地记录了古建筑的基本信息，又呈现了历史建筑的优美，今天看上去依然精彩绝伦，充满神韵，如今，已经成为了中国建筑历史学科的优秀传统。而摄影术，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既是耗费十分昂贵的也是极其难得的一项技术和艺术。今天的人们大多已经不太了解当年大部分的古建筑实录照片，是以大型的玻璃底片相机，需要在长时间曝光的条件下拍摄的。每张照片的摄影过程都十分复杂，耗时相当长。未经专门训练的一般人是难以胜任的，加之路途和场地条件的恶劣，每张照片都格外珍贵。为此，“营造学社”对建筑实录的摄影工作极其重视。一般都由梁先生亲自操作，他人不能接触。为了保证摄影记录的工作，还严格限制相机的使用，不许拍摄任务之外的人像、风景等。
作为“营造学社”的实证科学工作之高潮，显然是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在1937 年，于五台山偏远的东茹镇外山谷里，找寻到建于唐代而保留至今的佛光寺东大殿;以此证明了中国依然具有完整的唐代木构大殿, 粉碎了某些日本人声称的只能到日本去研究唐代古建筑之狂言。是当时的中、日建筑历史学者都认可的古典主义建筑学术规范之下，梁思成先生等以建立“中国古典主义(ChineseClassic)”为目标的巨大成功。也由于与《营造法式》成书的宋代相比，唐代是更为令近代学者们崇敬的历史时代，在建筑艺术上有更为辉煌、灿烂的成就，佛光寺等大量唐、宋、辽、金古建筑的“发现”是对《营造法式》破解工作之巨大支持，《营造法式》中大量的建筑描述得到了实物的证实。
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值得重新讨论的是：以西方的建筑与艺术之“古典主义”学术规范，能否作为中国本土建筑学的标准?笔者的观点是，这正是需要被质疑的。值得强调的是，这种质疑和重新诠释的探索，是今天的建筑理论工作之所需，但并不应该因此而降低对梁思成等第一代中国建筑历史学者的学术贡献之评估。
3“ 天书”的破解：《营造法式》研究中的建构文化倾向
对《营造法式》这本“天书”的破解，其实也必然导向对西方引进的建筑学之核心内容的探讨，以今天的语境，正是一种“建构”文化研究的倾向。
《营造法式》的研究之中，对于研究者来讲最为直接的问题就是，需要详细地解读《营造法式》所描述的传统建造工程的逻辑。以梁思成、刘敦桢为首的第一代中国历史学家，虽然相比以往的文人士大夫来讲已经掌握了建筑学术与建造逻辑，但显然是西方的和当代的，对于自己文化传统中的建造逻辑与规律并不了解。直接的原因，就在于营造活动原本在中国文化传统之中是属工匠的范畴，大部分工匠是不识字或不具备书本文化的。建造领域之中的知识与技能是师徒之间口语传授的，构件名称、工法术语都是工匠们的民间方言，作为典型民间口语文化，自然是随时间与空间的差异而不断演变的。《营造法式》作为一本难得的记录大量宋代官式建筑之建造规律的术书，虽然由同为文人士大夫的李诫编撰，但记载的难免是当时工匠的民间口语。至近代“营造学社”开始来破解《营造法式》这本“天书”之时，首先学者们并不了解工匠的民间口语，其次也应该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有了巨大变化。这正是作为“天书”的特点，书中描述、记载的大量内容根本不知其所云。
朱启钤先生对此已有一定体会：“研求营造学，非通全部文化史不可，而欲通文化史，非研求实质之营造不可”。这句话中显然蕴含了对研究中国的营造学的难度之预感，也担心学者们过于简单地望文生义而耽误了其中的深厚内涵。于是，梁思成以及“营造学社”的成员们，采取了以另一本重要的古代建筑术书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入手，对传统的官式木构建造逻辑进行深入的认知。这明显地在方法论上具有合理性，以“营造学社”所在地的北京，和大量官式建筑遗留物的年代所在清代，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所描述的建筑实物与工匠体系，在空间与时间上都有可依托的文化环境。
根据大家回忆，当时梁思成先生等以建筑制图法将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中描述的各种建筑情况都一一重新描绘，对应实物得以证实其可行性。在此同时，更重要的举措是拜传统工匠为师，由工匠的口中重新找到那些营造的规律，从工程实践之中去认知传统建造技艺、原理。他们向当时清工部以及故宫留下来的工匠们进行了各种方式的学习与请教，这种建筑的研究显然是以建造规律为中心的。更有利的是有不少清代皇家建筑需要维修，建筑师已参与到了实际的古代工程技术的研究中，给“营造学社”对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的研究带来巨大的方便。顺应这样的由近及远的规律，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的研究，成功地使得“营造学社”建立起了对中国传统营造基本规律的认知，培养一套有效的研究方法和学术人才。在此基础之上，对宋《营造法式》中构件、工法术语的解释才成为可能。
正因为对《营造法式》的研究，中国建筑文化传统的核心—营造，得以很好地被集中关注，建构文化传统也因此得到了充分的彰显。通过宋《营造法式》、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的研究，中国的建筑学术体系开始有了对自己营造传统的认识、描述，在高等学府的教学和研究之中，古代匠人的技术、工法正式地“登堂入室”，成为学者必须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并在此基础上进而研讨其“意匠”。实际上，从中国历史悠久的“道器相分”之学术传统来看，在近代出现了成功的“道器相融”，其影响应该是至深至远的。正如梁思成先生所言，近代的建筑业发展“这可说是中国建筑术由匠人手里升到‘士大夫’手里之始”。从宋《营造法式》、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的研究起始，主动向工匠学习，成为了中国建筑历史研究的一个优良传统。这种以建造为核心的中国建构文化认知，其历史性的积极影响是非常值得我们今天所珍视的。
具体而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建筑学专业和建筑历史方向的学生，通过宋《营造法式》、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的研习，得以了解这一营造体系的规律。《营造法式》的研究成为不少建筑历史方向研究生的课程，已经是一种中国建筑史之基本功课。因《营造法式》而研习了中国传统营造体系的普遍规律，这种基本的建构文化传统在建筑学术体系中得以延续。更为有效的是，对中国古代建筑实物与遗址而言，作为社会巨大需求量的文物修缮、复原与重建工作，在宋《营造法式》研究基础上，发展成为十分有效的工程技术与判断手段。这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建筑发展中，起到了明显成效。
自《营造法式》在近代出版之后，就一直受到了西方学者的广泛重视。然而，鉴于该书“天书”般地费解，此书的真正国际影响一直有限。而以梁思成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之历经数十年的解读，显然为西方学者的阅读理解提供了基本的条件。尽管如此，由于中国古代学术的独特性，中国的建造文化与西方的建筑学术之间的巨大差异性，导致《营造法式》在西方的学术界，只能是一种极其边缘和稀罕的“汉学(Sinology)”，很难达到真正的影响力。
这种情况，直到李约瑟的巨著之“土木工程技术”分册出版，才真正有所改变。李约瑟在充分肯定李诫的《营造法式》在中国古代木构建造技术记录方面的重要价值之外，也论述了与早于它的喻皓《木经》以及后世的明《营造正式》、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的关系。正是由于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学与文明发展历史之研究，且以极为广博的史料知识和深刻的分析，更为重要的是，具有高瞻远瞩的世界主义之观念，使其获得公认的对“西方中心论”有效突破的学术成就。在这样的大前提之下，《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对《营造法式》的高质量评述，实际上成为对《营造法式》的国际学术之新定位。
在李约瑟的带动之下，国际学术界对《营造法式》的认知显然开始提高。开始不断有西方学者对《营造法式》的研究成果发表，并且产生越来越积极的影响，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顾迩素(Else Glahn, 1921-2011) 的杰出研究。这位丹麦学者倾其一生的精力,投入到了对《营造法式》的学术研究中。综合来看，她的研究水平在西方学者之中应该是最高的。在1981 年《科学美国人》杂志上，破天荒地刊登了她的“12 世纪时的中国建筑规范”(Chinese Building Standard in the12 th Century)，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这本中国宋代的官式木构建造体系之制度与技术，其意义应该可以算是划时代的，表明了国际权威的科学研究杂志对《营造法式》作为一种具有重要科学与文明价值的历史文献价值之认可。在笔者看来，正是李约瑟之后的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古代学术成就的新定位才使得这样优秀的研究成果得以被传播。
此后，有更多的西方学者在此领域耕耘，也均有一些建树。其中日本学者田中淡(Tanaka Tan) 和美国学者夏南希(NancyShatzman-Steinhardt) 的研究成果颇丰，并与中国学者的交流频繁，成为古代中国建筑木构技术方面的重要专家。而宋《营造法式》的许多研究成果，已经成为他们来论证不同朝代官式建筑的重要工具。
★ 孵化技术
★ 营造知识文化
营造孵化体系 催生高新技术产业（共4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