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教学思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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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思想品德课教学论文

思想品德课教学论文

以前上课时,沿用注入式的方法教学,学生上课化定义,考试背笔记,考试全忘记,为了改变这种态度,使思想品德课发挥其作用,我们改变了教学方法。

1、把多种教学法引进课堂

过去用注入式教学法,教师念,学生听,这固然不好,但采用启发式教学法,每节课都问你学这课有什么感想?你今后应该怎么做?这既不能深刻理解新学内容,又会使学生养成空喊口号的恶习。教材内容不同,学生年龄不同,教学方法也不能一样。如在教《从小养成自觉劳动习惯》一课时,教师创造一个生动活泼的课堂结构,采用了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事先设计了三个问题:

①你的衣服脏了怎么办?

②早晨起来时你应该做那些事情?

③有时同学让妈妈洗红领巾、洗脚,对不对,为什么?

同学们兴趣很高,纷纷举手争先恐后地回答问题,学生通过回答自己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纠正了自己的错误想法和做法,受到了劳动光荣,懒惰可耻懂得教育。

进行教育改革,主要有两个依据:

一是根据不同的教学目的灵活的运用教学方法,如在提高学生辨别是非能力的一课,主要采用对比教学,运用相互对立的观点和材料,让学生进行分析,比较,从而明辨是非。目的在于激发学生道德情感的课,主要采用情境教学法,通过创设适宜的环境气氛与相应的教育情境,让学生情绪受到感染。

二是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灵活采用教学方法。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如低年级学生思维能力较差,注意力不能持久集中,生活经验少,则可能进行长时间的传授,而多用形象教学方法。通过表演,讲故事等手段,让学生在看看、动动、讲讲中领悟道理。例如讲《国旗我爱你》一课时,首先教师利用讲故事的方法引导学生讲手新课,最后利用《国歌》结束。这节课上的非常成功,不仅让学生了解了祖国的版图,而且还知道《国歌》的次,曲是创造的,充分提高了教育质量,高年级学生具有一定的分析能力,注意里比较稳定,多采用讨论式教学。通过讨论相互启发,用自己的积极思维获得正确的道德认识。

在授课时,根据各课确定的教学方法创造生动课堂教学结构,采用讨论式教学方法,设计了讲―评―议的课堂教学结构。

讲:就是讲清一个道理,明确一个观点,抓住主要问题,晓之以理,《谢谢老师》这一课主要讲了华罗庚为什么要谢谢老师的道理。方法是老师点学生讲。

评:就是借助与日常生活中的事例引导同学门对道德行为作出正确评析,这节课讲了两个问题。

①当老师批评你时该怎么办?

②将来你的学识远远超过了老师,这时要不要尊重老师?为什么?

通过评,培养了学生的道德鉴赏的能力。

议:就是展开讨论,这节课教师提出三个问题:

①华罗庚是怎样对待老师的?

②华罗庚为什么能感谢老师呢?

③老师对华罗庚的精心培养表现了他具有什么精神和品格?

通过讨论,使学生知道只有尊敬老师的学生才能成为长得更快。

2、把电教手段引入可堂

电化教学可以弥补教学手段的许多不便,利用电教手段上思品课。可以集中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的情趣,如《列宁是怎么自觉遵守纪律的》,我们按照课文内容绘制了幻灯片,配画外,使其有声有色,有竟有情。再组织学生讨论,我们应该怎样遵守学校和公共场所的纪律问题,学生对列宁有了深刻的印象,很多同学讲了自己不遵守纪律的行为,而且态度诚恳,学生受到了教育特别深刻。

总之,只有摆正思品课的位置,才能充分上好每节课,必须从课内外教学活动一起抓,通过种种方式促进本学科研究,不断深入发展,使思品课的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篇2：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论文

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论文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至少在公元前21世纪左右的夏朝已经建立了国家，形成了法制 。中华法制不仅起源早，而且经过四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一直没有中断过，这是在世界文明古国中所仅有的。因此中国法制的历史沿革非常清晰，无论是某一部法典，还是某一项制度 ，都有清楚的源流关系，形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完整系统。

一． 法制的起源

法制萌生于春秋时期。夏、商、周三代实行的`是一种封建制度。国家是在家族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当时的国家的体制是一种家国一体的体制，在社会上是一种宗法制，国家的人际关系都按礼的原则来建立。进入春秋时代以后，封建制开始解体。体现在国家方面就是直接导致了天子、国王力量衰微，诸侯崛起；体现在诸侯国中就是国家内部卿大夫的势力强大起来，开始控制了诸侯国的权力，接下来开始篡夺君位；体现在封邑层面上，就是家臣凌主；在社会这个层面上，从前维系社会关系的这一套纲纪逐渐失效，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表现在国家方面是诸侯力征，同时大国兼并小国，一方面大国要侵占更多的土地，侵略小国，小国要自卫，天下混战，国与国之间没有基本的规则，无论大国、小国都希望富国强兵。法家适应这一时代的需要，提出了法治的主张，法治的一个基本的东西就是扩张君权，以法治国。公元前536年，郑国“铸刑书于鼎”（刑即为法），后来，晋国也“作刑书”。郑国与晋国先后采取了把刑法铸在鼎上，制定刑法，公布刑法，推行法治。这在当时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具体体现在：开辟了公布法先河，向民众公布法律，使得民众也可按照这种明示的法律来解决社会争端。而在这以前，法律都有一种随意性和神秘性。在此之后，法律开始具有公开性。

二． 法家的法治思想

韩非提出了以法治为中心，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法,就是统治者公布的政策、法令、制度，前期法家代表商鞅首先提出“法”治的主张。韩非子强调治国要有法治，赏罚都要以“法”为标准。法是整个社会的行为准则和规范，任何人都不能独立于法外。韩非子说：“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也就是说，在“法”面前，不存在贵族和平民之分。“术”就是国君驾御群臣的权术，由国君秘密掌握，使得大臣们摸不清国君的心理，不敢轻举妄动，背后搞鬼。“术”最先由申不害提出。但韩非子认为，申不害重术不讲法，往往造成新旧法令相互抵触、前后矛盾；商鞅重法不讲术，则难于对官吏察辨“忠”和“奸”，导致国君的大权旁落于大臣之手。所以韩非主张“法”和“术”必须结合，二者缺一不可。同时,韩非子还认为，“势”就是国君占据的地位和掌握的权力，也是统治者实行统治的必要手段之一。“势”的理论最终是由慎到提出的。韩非子吸取了这一理论，他认为，要推行法令和使用权术,必须依靠权势；没有权势，既使是尧这样的贤明君主，连三户人家也管理不了。因此,韩非子提出“抱法而处势”的主张，认为只有稳固地掌握了权势，才能有效地推行法和术。

法家主张审时度势，“法后王”，“法今圣”，而不“法先王”。商鞅明确提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前世不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这种进化的历史观，坚信“当时而言法，因事而制礼”，从而主张“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①。

韩非继承了商鞅的历史进化，提出“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②，认为历史是不断变化、不断进步的。所以，“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而“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③。那些根本不了解古今治乱变化的人，反而竭力讴歌先王之法，颂扬先王之书，这只会加剧今世的**，绝不会带来任何益处。因此，“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④，而是仔细分析研究当代面临的问题，根据现实来制定各项措施。

法家崛起于战国时代。这个时候，“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西周分封制已经崩溃。到战国初年，周王室早已是形同虚设，其地位与一般小国无异。春秋时代的一百余国，这时也仅存十余国，整个中国为战国七雄所主宰。而七雄的大规模兼并战争，也正在推动着中国从封建割据走向封建统一，在这种不可逆转的形势下，维护周制、重建分封，不但没有任何可能，而且从根本上

[1] [2] [3]

篇3：中国古代饮食文化论文

中国寿文化中的饮食 “寿”,是个很古老的字,在出土的古代饮食器具中并不鲜见,如沉子也簋、杞伯壶、豆闭簋、秦公簋、鄀公鼎、毛公旅鼎、善夫克鼎、居伯盂、古陶以及简、古玺中都有出现。

《说文》说寿,“久也。

”从“久”这个义项,可以构词为:寿长、寿诞、寿命、祝寿、拜寿、长寿、万寿无疆等。

中国人把长寿看做是一种福气。

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福、追求福的民族,福字深深地影响着每个中国人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福表现了人们对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向往、追求和寄托,也是一种基本的生存需求。

中华民族祈福的六字箴言“福禄喜寿祥瑞”,是对福祉的一种向往与追求。

但是中国人的追求又很具体,什么是福?食得是福,平安是福,健康是福,长寿是福。

对于长寿的追求,可以说是中国人将生活与生存、物质与精神的巧妙结合。

《尚书·洪范》:五福,“一日寿。

二日富,三日康宁,四日攸好德,五日考终命”。

是说,长寿、富贵、健康心安、有美德、(不遭祸)善终是中国人最早对福寿的解释。

并由此形成了养生、尊老等一系列的符号系统。

在国人眼中,没有钱不是福,钱多了也不是福,唯有长寿才是福。

所以,封建帝王喜欢人家称其“万岁”,而老百姓喜欢被称“老寿星”。

在旧时,长寿有着很多的雅称,如 77 岁可称为“喜寿”(汉字草书的“喜”,形似七十七)。

88 岁可称为“米寿”(“米”字拆开来为八十八),99 岁可称为白寿(“百”字去掉上面的“一”,为“白”字,百少一为九十九),108 岁被称为茶寿(“茶”字的草字头看似二十,余下的分拆为八十八,两者相加就是一百零八)。

耳顺之年、还乡之年或花甲之年,均指 60 岁。

古稀之年、悬车之年或杖国之年。

均指 70 岁。

朝杖之年、耄耋之年。

指 80 岁以上,100 岁以下。

期颐之年,指 100 岁以上。

现在我们明白了,如果看到老先生室内挂着猫 扑蝴蝶的画轴,那就表示此位已经有 80 以上的高龄了(猫蝶谐音耄耋)。

那么,朝杖之年又作何解呢? 原来,这“朝杖”与古代尊老制度有关。

尊老养老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优秀传统和高尚美德。

《孟子·梁惠王上》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

”虽然古代社会的各个历史时期,尊老的制度和做法有所不同,但其实际内容都在于充分表达社会对耆老之人的关心和爱护。

《礼记·月令》 提出,每年的'中秋之月,“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饮食”。

这里说的“几”。

不是我们现代的茶几,用途与今大不相同。

先秦时期有两类几,作用大相径庭。

一类是陈物之用,即是摆放酒肴用的小条桌。

古代祭祀供祭品,也用几。

其性质与俎(切肉的案)相似。

战国时就有了很讲究的嵌玉漆木几。

汉魏时期,文人有读书的书几。

官员有办公的牍几,它们是现今各类茶几的始祖。

这第二类几是凭倚所用,即《说文》所指的“踞几也”。

我国古代,在桌椅等大型家具出现之前,一般是“席地而坐”的。

这种几可以作为席坐时安体凭倚之具,所以又称做凭几或隐几。

隐也是倚靠之意。

这类几显然是与陈放物件的几功能不同,而是供老人休憩凭靠之用。

高年授杖,汉代之前并无具体记述。

我们只知道汉初规定 80 岁以上老人才有资格享用。

到了成帝建始年间,降到了 70 岁以上老人。

每年秋季,由地方县、道政府调查户口。

登记高龄老人,由政府给老人授杖。

《后汉书·礼仪志》说:“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王杖)。

哺之糜粥。

八十、九十,礼有加赐。

杖长尺,端以鸠饰。

鸠者,不噎之乌也,欲老人不噎。

”杖头饰鸠。

象征着老人饮食如鸠,咽而不噎,是一种健康祝福。

鸠杖虽由地方政府办理,但象征着当朝皇帝所赐。

故称王杖。

王杖除显示身价还享有若干特权。

一、持杖者的 地位,可以相当于今天的正科乃至副处级的“级别”。

见官也不必低头碎步,不至于碰上“门难进、脸难看”的接待问题。

二、持杖老人可特许“行驰道旁道”。

三、严禁擅自征召、系拘、欺殴辱骂持杖老人。

如有违犯者(包括官吏),全部“应论弃市”。

弃市就是公开执行死刑。

可见那时不尊敬老人是要掉脑袋的。

四、要求地方官吏及时给持杖者整修王杖。

王杖虽小,“曲尽古人为老人制器之苦心”。

此外,每年例有赐老人糜粥饮食。

中国饮食是将美味与养生统一起来为特征的。

保证良好的饮食营养,是预防疾病和保持身心健康的首要条件。

人体的健康,得之于科学的饮食、适当的运动、良好的心境及对自然环境和应变等许多因素。

而最基本的因素是饮食。

饮食得当,调节平衡,即获得了健康的基础。

尊年之人,其饮食营养是否充足,是否恰当,是与健康长寿密切相关的。

人体所必需的营养素有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无机盐和水等。

而上寿之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基础代谢降低,在营养方面又有低热、低脂、低糖、低盐等特殊要求。

《养老奉亲书》中云:“主身者神,养气者精,益精者气,资气者食,食者生民之天,活人之本也。

故饮食进则谷气充,谷气充则气血胜,气血胜则筋力强。

故脾胃者,五脏之宗也。

四脏之气,皆禀于脾,故四时皆以胃气为本。

”所以,营养全面,调理脾胃乃养生之大要,重视老年人的饮食、营养、调配烹饪是健康长寿之根本。

在这方面,老年人食粥是个不错的选择。

《黄帝内经·素问》中说到:“谷肉果蔬,食养尽之。

无使过之,伤其正也。

”用现代的语言说,就是说应当合理把谷肉果菜各大类食物搭配好。

营养就可以全面。

而粥则是经煮而成,蒸煮是最健康、最适于国人胃口的烹饪方式,也是“养益充助”最佳的搭配方式。

粥由米煮烂而成,古代称为糜,是中国的传统饮食,已有 4000 多年的历史,最初的粥是在鬲中熬制的。

粥的古字写做“鬻”,原因就在于此。

粥的主要原料是糯米、粳米,具有健脾益气之功用,容易被人体所吸收。

所以,粥对脾胃虚弱的老人、小孩以及病后、产后、手术后的人调理特别适宜。

粥,被称为世间第一补人之物。

李时珍在 《本草纲目》 中写道:“每日起食粥一大碗,空腹胃虚,谷气便作,所补不细。

又极柔腻,与肠胃相得,最为饮食之妙诀也。

”南宋诗人陆游,中年曾患胃病,久治不愈,后来受张文潜《食粥说》的影响,坚持每日食粥,一年后竟不药而愈。

他对此深有感触,在《食粥》一诗中写道:“世人个个学长年,不悟长年在目前。

我得宛丘平易法,只将食粥致神仙。

”他把食粥当成延年益寿之道。

《红楼梦》中贾府的上下老幼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虽有肥甘厚味之食,也推崇喝粥。

贾府粥的种类很多,除了日常老百姓喝的粥以外,还有几种特殊的粥。

《红楼梦》第十四回写王熙凤吩咐:“每日从那府中熬了各样的细粥、精 美小菜,令人送过来。

”第八回写了碧梗粥,第十九回写了腊八粥,第四十五回写了燕窝粥,第五十四回写了枣儿熬的粳米粥、鸭子肉粥。

第七十五回和八十七回又写了红稻米粥。

米粥加药一块熬制就是药粥,有人统计过历代药粥的总数,要达 500 种以上,加药不同,则有不同的辅助治疗作用。

比如。

桑葚糯米粥,有补肝益肾、养血明目的功效。

阿胶糯米粥,有滋阴补虚、养血止血的功效。

海参糯米粥,有补肾养血益精的功效。

具有滋补延年作用的还有芝麻粥、莲子粥、菱角粥、枸杞粥、柏子仁粥、牛骨髓粥等。

芝麻粥能“耐风寒、补衰老”(《抱朴子》),尤其适用于身体虚弱的老人。

笔者日前曾做过一次调研,近日中高档餐馆、饭店的热门菜不是燕窝鱼翅,而是一盅海参小米粥。

与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相比,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特殊的思维方式,象征主义就是这种特殊思维的重要特点和标志。

象征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表现在语言、风俗、宗教信仰、家庭、艺术等各个方面,主要是祈福纳吉的生存观念和子孙繁衍的生殖观念。

同样是祝福人健康长寿的生日仪式。

国人擅长圆通的、整体的、辩证的思维方式,重综合、归纳和感悟的直沉与顿悟。

因此,只有中国人才能在吃“长寿面”的仪式中悟出那种追求生存、尊老爱幼、家人团聚其乐融融的和谐氛围。

而西方人擅长线性的、个体的、机械量化的思维方式,重于分析、逻辑与个体性,所以,西式的生日仪式要切蛋糕,而且要吹蜡烛(多大年岁插相应数量的蜡烛也是一种量化方式)。

情侣们则更为浪漫,在咖啡屋内,温柔的烛光下,一对金童玉女默默举杯相对,眼波是信使,是蜜糖,一切尽在不言之中。

在这里。

我们无须去评价“长寿面式”、“拔蜡式”、“默默式”的祝寿祈福礼的孰是孰非,因为这都是一种文化使然。

何况,现在许多家庭的生日宴会都是先切蛋糕,再吃长寿面,中西文化交融,一样都不能少的,这就是中华文化的包容性。

不过在民间,老人们还是要在过生日时吃面条,寓意“年寿绵长”。

面条下锅时,不能揪断,越长越好,象征“年有长头。

人能长寿”。

而且亲友们每人要从自己碗里挑出数根面条送到“寿星”碗里,名曰“添寿”。

礼仪的现场还要置有象征长寿的吉祥物,如松柏、菊花、桃子、龟、鹤,甚至花猫与彩蝶的书画工艺品等,庆贺长寿。

天津卫非常讲究吃面。

而且产生了不同的面席。

面席由四种炒菜、八种菜码(四平八稳)及三鲜卤或红白卤组成。

“四碟”中,高档有桂花鱼骨、炒青虾仁、韭黄鸡丝、炒鸡茸鱼翅针。

中档有木樨虾仁、樱桃肉、炒三鲜肉、熘蟹黄。

低档有炒面筋丝、肉丝炒香干、炒黄莱、熘鱼片。

红卤指肉片等荤卤,白卤指腐竹等素卤,红白卤指荤素同时上。

八种菜码为黄瓜丝、胡萝卜丝、豆芽菜、白菜丝、菠菜、青豆、黄豆和红粉皮。

家常捞面比较简单,一般用三鲜卤、干炸酱卤或麻酱卤。

9 月份的中秋节是合家团聚尊老养老的节日。

10 月份有“国际老人节”和农历九月九日的重阳节。

篇4：中国古代的「为公」思想

中国古代的「为公」思想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当家作主,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根本上的一致,使集体主义成为调节三者利益关系的重要原则.

作 者： 谭德贵 李纪岩   作者单位： 谭德贵(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李纪岩(山东师范大学政法系)

刊 名：理论学习，山东干部函授大学学报 英文刊名： LILUN XUEXI-SHANDONG GANBU HANSHOU DAXUE XUEBAO 年，卷(期)： 2002 ”“(10) 分类号： B82 关键词：

篇5：中国古代和谐社会思想及现实思考

中国古代和谐社会思想及现实思考

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和谐思想,古人对如何提高自身修养,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方面有诸多的论述.儒家强调”礼之用,和为贵“,强调人与人的和睦相处.道家重视”道“,遵道以行,虚静处下,以建立和谐的治国秩序.墨家提倡”兼相爱,交相利“,主张个体与社会,道德与功利和谐等等.这些观点可以用儒家的”八条“中的”修身,治国,平天下“概括之.而对古代和谐思想的梳理,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于我国新时期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作 者：谭玲艳 李国俊  作者单位：大庆石油学院人文科学学院,黑龙江,大庆,163318 刊 名：大庆社会科学 英文刊名：DAQING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2007 ”“(6) 分类号：B221 关键词：古代   ”和谐“社会思想   现实思考  

篇6：中国古代教育家教学思想的回眸与反思

中国古代教育家教学思想的回眸与反思

教学活动,是智育的`中心环节,是文化传承的重要纽带.本文综述了孔丘、孟轲、荀况、董仲舒、王充、韩愈、朱熹、王夫之、颜元九位古代教育家的教学思想,并去伪存真、汲精取华,以企对今天的教和学有所资鉴.

作 者：夏益军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刊 名：船山学刊 英文刊名：CHUANSHAN JOURNAL 年，卷(期)：2004 ”“(2) 分类号： 关键词： 

篇7：大学物理教学思想和数学方法论文

大学物理教学思想和数学方法论文

1理想模型思想

理想模型思想是研究物理学问题的最基本思想，是为了突出问题的主要性质，忽略了次要因素的影响，用一种理想化的客体来代替客观事物，从而使问题变得简单的方法。质点是物理中建立的第一个理想化模型：当物体自身的线度大小远小于两物体之间的距离，而且物体的大小、形状对所研究问题的影响忽略不计时，都可以把它们视为质点。能否将物体视为一个质点，要以具体的研究问题来决定，而与物体本身无关。原子、分子虽小，一旦涉及到自身的内部结构就不可以把它们视为质点；地球虽大，如果不涉及自身结构及自转，就可以将它看做质点。理想模型的学习能够使学生认识到建立模型是物理学也是自然科学中的一个基本研究思想，若不这样做就无法将复杂事物简单化，问题很难得到解决[2]；同时这种理想化的抽象又不是凭主观想象的，有一定的限定条件和限定范围，是以客观事实（当问题本身的次要因素对所要研究的问题影响不大，可以忽略不考虑）为基础的。通过在教学过程中渗透理想模型思想可以培养学生的思维概括能力，抓住事物的本质因素，掌握建立理想模型的条件和方法，当理想模型存在不足时，知道如何对其进行适当修正。同时，为后续物理学中相关内容的学习打下良好的思维能力基础，如刚体模型、黑体模型、点电荷模型、原子模型等的建立与理解。理想模型思想还能够应用到其他学科及社会生活中去。例如，管理学中，对于一个具体的研究问题，对各方面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之后，忽略非本质因素的影响，建立一定的理想模型，通过相关的软件计算得到最终的结果。因此，不管学生毕业之后从事什么工作，物理学中所体现的理想模型思想对他们今后的工作都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2微积分思想和方法

大学物理与中学物理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微积分思想在解决物理问题中的广泛应用。中学物理采用的.是初等数学的方法，而大学物理涉及到的主要是微积分的思想，这对于刚步入大学开始学习物理的学生来说是难以适应的。因此，如何使学生理解并掌握微积分思想，熟练运用微积分方法来分析物理问题，就成为大学物理教学中必须解决的问题[3]。任何一门学科的学习都是由简到繁的过程，复杂现象和规律的学习都是以简单的现象和规律为基础的。中学物理研究简单的特殊性问题，比如直线运动问题，恒力做功问题以及静止的点电荷在空间产生的电场问题等。而大学主要研究普遍性的问题，例如，如何计算变力所做的功以及带电体系周围任一点的场强。对于难以研究的复杂物理问题，可以把它分割成许多较小单元内的相应局部问题，只要单元取的足够小，就可以将局部范围内的问题近似看为简单的、所熟悉的可研究问题，例如曲面变为平面，曲线变为直线，非线性量变为线性量[4]。这时再将所有单元内的研究结果累加起来，就可以得到所要研究问题的结果。这就是微积分的思想和方法。例如，计算一个带电量为q的连续带电体周围任一点的场强。采用微积分的思想，可将连续带电体分为无限多个小部分，由于每个小部分无限小，可以把它视为一个带电量为dq的点电荷，整个带电体可以视为一个点电荷系。点电荷周围任一点的场强公式是已知的，整个带电体产生的电场强度等于所有电荷元产生电场强度的矢量和。由于电荷是连续分布的，求和变为积分，问题得到解决。微积分思想在物理中的应用还用很多，贯穿于整个大学物理内容之中，比如均匀带电圆盘轴线上的场强分布，任意载流导线周围的磁场分布等。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自己分析，养成一个良好的思维习惯，提高教育自身的价值，为以后进行更深层次的工作和学习做好准备，对学生今后的发展具有深远的积极意义。

3数理结合思想

物理问题的具体研究与解决需要借助于数学工具，一个优秀的物理工作者首先也应该是一个优秀的数学工作者。物理学的发展过程是以实验和现象为基础，通过观察确立直观物理量并收集需要的信息，运用数学工具建立这些物理量之间的关系，最后通过实验验证这一规律。物理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与数学知识是密不可分的：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中，记录了牛顿在力学、热学、天文学、光学等方面的成就。牛顿在前人的工作基础上用数学方法以数学表达式的形式清晰的总结出了牛顿三大定律、万有引力定律，从而建立了经典力学的理论体系。除此之外，牛顿还是微积分的首创者，而微积分对于后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后来，麦克斯韦将矢量偏微分算符引入数学，用一组方程组的形式将电场与磁场的统一性表示出来，成为物理理论体系的又一重大进展。由此可以看出数学在物理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在物理解题过程中常用到的数学方法有矢量分析法，矢量图解法，几何法，面积法等。例如，小球与平面发生碰撞前后动量的改变，既可以应用矢量图解法及三角形法则进行分析求解，也可以应用数学中的矢量分解进行求解；对于一个任意的热力学过程，该过程中做功大小等于过程曲线下所包含的面积大小；毕奥—萨法尔定律的应用则要用到矢量的乘法等。现在的理论物理工作者，每天最大的工作量就是公式推导与计算。如果没有扎实的数学基础作支撑，那么他们的工作就无法进行下去，物理学就不会有所进展。同样，如果不是前人将物理规律与现象用简洁的公式进行高度概括，那今天的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也不会达到这样一个水平。但是，学生往往不能将数学知识与物理问题联系起来，这一方面要求学生必须学好数学知识，为其它学科的学习打好基础，另一方面教师要引导学生将物理规律的文字表述转化为数学表述，运用数学工具推理论证。教师要做好榜样，在教学过程中要力求数学语言的准确性及规范性。

4结束语

物理学的重要之处，不仅仅体现在其知识本身，更体现在渗透于物理学发展过程中的思维方法体系。观察、提出假说、实验验证的研究方法以及分析、抽象、归纳、概括总结的思维方式不仅适用于科学研究领域，在社会生活的各领域也是适用的。对物理学思想的掌握比对物理学知识的掌握更重要，学生毕业之后可能渐渐对该学科知识有所遗忘，但良好科学素养的养成却可以使他们受益一生。从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的长远角度看，教师应更加重视学生思维的教育。

篇8：初中思想政治课教学论文

初中思想政治课教学论文

初中思想政治课教学论文

作者/陈延庆

古语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正处于人生发展关键时期的中学生，具有不成熟性、可塑性、发展性的特点，犯点错误在所难免。然而最头疼的就是遇到那种经常犯错的学生，大错三六九，小错天天有，软硬不吃，时间久了，大多数教师即使再“神通”，几乎对他们无计可施。此时的教师可谓既伤心又愤怒，对这些犯错的学生往往是一顿“臭骂”或者把他们喝出教室，甚至写检讨、叫家长、立保证。而最终的结果仅仅是造成了“虚假的繁荣”――摆平了，学生把头低下了，老实了。事实上，高压之下的认错和检讨有多少是心灵的真正感化和顿悟呢？

其实，学生表面上的认错大多是对付教师高压的权宜之计罢了，教师一味地训斥、讽刺挖苦甚至是歧视、体罚只会刺伤学生的自尊心，使他们觉得在同学面前没有面子，抬不起头，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有时候他们索性“破罐子破摔”，当面顶撞教师，弄得场面很是尴尬，也不利于整个班级的管理。虽然说教育要讲究时机，错过时机可能会减弱教育的效果，但是如果遇到任何事都讲究“及时”，说不定还会把事情弄得一团糟。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生活常识：在下雨天时，裤腿上多少会溅上些湿泥点，此时若急着用手去抹的话，一个个湿泥点就会扩散成一大片泥斑，弄得一团糟。还不如暂时不管它们，专心做别的事情，等到湿泥点晾干了水分之后，用手指轻轻一弹便灰飞烟灭，甚至连泥点的痕迹都不会留下。学生犯错了或是跟教师顶起了牛，与下雨天裤腿上的泥点没什么两样，先别急着发火，不如先晾干糟糕情绪的水分再去处理。

晓北曾经是个让人很头疼的学生，经常迟到、旷课、拖拉作业，而且还有沉溺网络的恶习。教师的批评教育没有效果，家长的打骂训斥已成为习惯，最后发展到三番五次跑到学校，采取“死盯战术”也不见什么效果。看着他那副桀骜不驯、不思上进的模样，我这个做班主任的也很着急、很纠结：怎么办？不能放弃！但转念一想仍是一筹莫展，的确没有什么好招了。一天大早，我得到消息：他又钻了放学的空档去上网了，而且前两天的作业又落下了不少。(教学论文 )顿时，我一肚子的火骤然升起：早自习还未下课，我便板着脸气呼呼地推开教室后门冲了进去，三步并作两步走到他课桌旁。坐在后排的晓北似乎已感觉到“苗头”不对，忽地一下站了起来，胆怯地看了我一眼，喊了一声老师，声音很小。看着他缩着脖子，耷拉着脑袋，一副紧张的样子，我动了恻隐之心。于是我强压住了火，走开了。在回办公室的路上，种种选择萦绕在脑际：如何有效地处理这件事？是上报学校给他一个处分，还是再次在班上公开批评、念检讨？还是和家长沟通，共同解决？是单独找他谈心，私下里解决？种种处理方式在我的头脑中闪现，种种处理方式的结果，我也在不断预料。晓北紧张的神情也让我疑惑：这次为何如此紧张？以前没有过的，难道有了自知之明？我似乎看到了一丝希望，但仍不能确定我的判断，然而再想想以前收效甚微的处理方式，我把原先的想法都推翻了，决定另辟蹊径，大胆试一试――不公开，不叫家长，也不主动叫他，先放一放再说。

就这样，我像平常一样上课，但在课堂上我总要多看他几眼，好像在等他主动给我交代，下课后也不叫他，装作全然不知的样子。一天下来，晓北似乎有些紧张了。就这样又过了几天，到了周末的晚上，我收到了一条短信：“老师，对不起，我知道错了。这几天，你虽然什么都没有说，但我知道你对我的那点事早了如指掌了，谢谢你给足了我面子。这几天，我每天都期待着你能对我讲一句话，哪怕是把我拉出去打两个耳光也心甘情愿。但是你什么都没有说，简直让我痛苦不堪。当你用期待的眼神望着我的时候，我无地自容，恨不得找个小洞钻进去。我决定改，保证以后不迟到、不旷课，也决不会再去上网，要做个好学生，你能相信我么？我不想让妈妈再为我伤心了。”看完短信，我的心许久没有平静下来：一是庆幸原先的判断是正确的`，幸亏当初没有发火，不然局面会很糟糕；二是晓北那天的态度有较大转机，幸亏我没有忽略掉这一点。我为我冷静的处理方式感到高兴，同时又为我以前待晓北的态度感到惭愧。我思忖片刻，在手机上写到：“老师看到你愿意“痛改前非”，决定“摒弃前嫌”做一回“冒险投资”，但希望你不要让我赔得太惨，老师实在伤不起啊！我知道你很爱自己的妈妈，有爱就会有改变，我相信你一定会有阳光的明天！”在短信的最后我还留下了一张灿烂的笑脸，对他我是充满了阳光般的期待，因为对于如何转化他我早已成竹在胸。

后来，我隔三差五给晓北打个电话聊一聊，话题基本不涉及学习。有时也和他父母沟通一下，时不时也表扬一番，说晓北进步很快等等。为了巩固教育成果，我和其他科任教师约好，对于晓北身上出现的好的变化和优点，哪怕是极小的优点，也要不失时机地加以表扬并放大。同时，我还通过不同的途径将晓北表现好的信息传递给他的父母，同时也把父母对他的夸奖说给他听。听惯了批评和经受打击惯了的晓北，在无形的压力下居然不再迟到了，旷课也很少了，网吧也很少去了。作业也能按时交了，字写得比以前更工整了，在班级活动中也看到了他忙前忙后的身影。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期末考试中，晓北在班级里一下子进步了20多名！家长会那天，望着阳光下的母子二人紧紧抱在一起，笑得那么开心，我的眼角湿润了。

卡耐基有一句名言：“不论意见多么中肯，硬要被人接受你的意见将是很不聪明的做法。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他一点暗示，由他自己思考并做出结论。”青少年正处于自主意识迅速发展的时期，有很强烈的自尊心，当他觉察到教师是有意地要说服自己时，往往产生心理上的准备，从而警觉起来，并对教育引导进行挑剔，甚至形成心理对抗，产生逆反心理，而当他没有感觉到教师是有意说服自己时，则比较容易接受意见，改变态度。思想尚未完全定型，具有较强可塑性的中学生，落后只是暂时的，犯错误也只是暂时的。作为教师，绝不能对学生求全责备，不能一看见学生犯错就心烦意乱、大发雷霆，要懂得“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教育智慧，学会宽容。因为教师的责任不在于禁止学生犯错误，而是对犯错误的学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导之以行，抓住有利时机做好他们的转化工作。

当再遇到学生犯错误的时候，先不要急着发脾气，要像对付下雨天裤腿上的湿泥点一样，先晾干糟糕情绪的水分再去处理，此时师生之间消除了隔阂和戒心，架起了彼此沟通的桥梁，只需“轻轻一弹”，犯错学生的教育转化自然就能获得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效果。

（作者单位：江苏省丰县初级中学）

篇9：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论文

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论文

让生活增添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实效性

赵季生

（江苏省泰兴市第三高级中学）

摘 要：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相脱离，使学生丧失了学习的动力，影响了学科价值功能的发挥。如何让学生在学习中找到乐趣，让思想政治课的效率得到提高？根据多年的教学实践，认为应该让课堂回归生活，让教学”生活化“.从课前、课堂和课后三方面探讨了如何让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生活化“.

关键词：中学思想政治课；实效性；生活化

鲜活的现实生活是思想政治课的生命之源、生存之本和发展之基。《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的理念是：”回归生活、感知生活、享用生活、发展生活。“新教材内容的编写把基本理论知识和生活紧密联系起来，积极体现和反映时代特征，提高课堂的生活质量，满足学生对”各种生活的关切“,让学生在学习中找到乐趣，提高中学政治课教学的实效性。

高中思想政治教学生活化是指在政治教学中，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和已有生活背景出发，联系生活讲政治，把生活问题政治化，政治问题生活化，架起书本世界与生活世界之间的桥梁，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从周围的生活中学习和理解政治，感受到政治的趣味和作用，体验到政治的魅力。如何让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生活化？笔者根据多年的教学实践，认为应该从课前、课堂和课后三方面来实施。

一、课前教学生活化

教师：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对他们理解政治书本知识十分重要。因此，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要立足校园课程资源、社会教学资源、家庭生活资源三大生活资源，有意识地寻找与课本中的知识有联系的.、学生熟悉的场景或事例，瞄准课堂教学与学生生活的最佳联结点，()改造教材，以此来诱发学生已有的真切体验，感受其境，理解知识。比如，在讲《经济生活》模块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一框内容前，我大量搜集有关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相关材料，让学生真切地感受到分配制度与我们息息相关。

学生：有计划地联系学生普遍知道的场景、事例，进行课程内容讲解是教师实现“生活化教学”的重要一步。这就要求学生在课前要有目的地收集相关资料，体验生活，积累经验，为新知识的学习奠定基础。如，在讲《经济生活》模块的“信用工具和外汇”这一框内容时，提前两天给学生布置采访任务：信用卡专访。好多学生钱包里有“IC电话卡”,学校具有就餐、看病、上网功能的“校园卡”和银行的“储蓄卡”.还有“游戏卡”“健身卡”,商场代币“购物卡”,我爸爸那里还有“加油卡”,这些是不是信用卡？什么是信用卡？思考：（1）是不是人人都可以获得银行发放的信用卡。（2）持有信用卡是不是可以到任何场所消费。上课时，学生带着课前收集的资料，带着自己的情感体验积极参与课堂活动，才能使课堂生活味浓、气氛热烈。

二、课堂教学生活化

“生活化”教学的关键是课堂教学的生活化。根据多年教学实践，总结了政治课堂“生活化”教学的“三环节”.

1.激活生活经验，设疑导入

俗话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课堂导入的好坏直接影响到该堂课的质量。课堂导入要讲究导入艺术，更要视学生和教材内容的具体情况而定。著名特级教师于漪说：“在课堂教学中要激发学生的兴趣，首先应该抓住导入新课的环节，一开始就把学生牢牢吸引住。”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入手，学生既熟悉又感兴趣。在讲解经济生活《树立正确的消费观》一框题时，可以设置以下几个问题：（1）你身边有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某商品有新的款式上市，不用很长时间，便会“你有我有全都有”?（2）你挑选服装的要求是新奇、前卫、突出个性还是质量好、大方？（3）同学请你吃一顿饭花了100元，如果有机会请他吃饭，你准备用100元以内，还是200元？（4）你去饭堂打饭会不会自己带饭盒？（5）矿泉水瓶或饮料瓶随手扔进垃圾桶，还是聚集起来卖掉？（6）你每月的零花钱主要用于零食、衣服、饰物，还是书、文具、体育用品？

2.创设生活情境，探究新知

在教学过程中设置一定的情境，使学生受到多种情境的暗示，让这种暗示在不知不觉中刺激感觉器官，这能使学生认知的动力系统和智力系统处于兴奋状态，使学生的认识活动和意向活动全身心参与投入，在创设新环境中，能产生碰撞，开拓思路，这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教师可设置一定的情境，组织探究活动，帮助学生合理分组，每组设主持人，各组讨论，推荐发言人代表代表全组发言，引导学生全身心参与投入，激发探究新知的兴趣。

3.联系实践，服务生活，提升学生的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

思想政治课教学内容源于生活，但又应高于生活，最终又要服务于生活。学生学习的目的在于为未来更美好的生活做准备。创造性地组织学生走进社会生活，把课堂知识学习和社会体验学习结合起来，让学生在社会生活中体验生活、体验社会，使情感体验逐步升华为价值观、人生观，达到思想的提升和品德的形成，促进知行统一，造就学生的生活本领。如，在教学《政治生活》中“民主管理”内容时，由于我校大部分学生来自农村，对于城市社区民主管理不熟悉。如果图方便，教师只是一带而过，这样对于学生未来生活并不利，毕竟城镇化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为解决此问题，可以用多媒体播放城市社区民主管理的片段，帮助学生形成直观认识，组织学生模拟社区居委会选举与问题讨论，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三、课后作业生活化

中学阶段的思想政治课堂，往往都能在生活中寻找到合适的课程资源。教师在布置课后作业时注重与家庭生活中的课程资源的结合，学以致用。如，在学习《债券和商业保险》《商品服务市场》等内容后，可以布置学生询问父母自家的投资理财、家庭的消费、收入等情况，学生通过学用结合可以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享受学以致用的快乐。

教学生活化使课堂知识和学生的生活经验相结合，让学生学习思想政治更有兴趣，让学生更能在学习中找到乐趣，让思想政治课的效率得到提高！

参考文献：

徐贵权。走进高中新课改：政治教师必读。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篇10：初中思想品德课教学论文

初中思想品德课教学论文

巧用心理效应，进行有效提问

在初中思想品德课教学中，有效的课堂提问不仅能调节教学进程，缓解课堂气氛，更能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品质，达到更好的教育教学效果。因此必须要对课堂提问进行精心设计。而在创设问题情境、进行课堂提问的过程中，如果能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巧用生活中常见的心理效应，将会达到出人意料的效果。

一、提问有“法”——利用鸡尾酒会效应

生活中经常有这样的经历：在人声嘈杂的联欢会上，如果哪个角落突然传来你的名字，你马上就会警觉起来，有时候你还能听到某个熟人似乎也来到晚会了，你的耳朵似乎能过滤声音，总是能听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这种现象被称为鸡尾酒会效应。这种在生活中经常出现的鸡尾酒会效应，在课堂提问中同样也非常重要，它提醒教师在课堂上应该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和方式使自己提出的问题成为学生的注意中心，而不是成为学生交头接耳时的注意背景。这就要求教师要精心创设问题情境，讲究提问方式，做到提问有“法”。

精心创设学生感兴趣的问题情境。上课伊始，学生的注意力往往还处于分散阶段，要想成为学生注意的中心，就必须精心创设学生感兴趣的问题情境。学习即生活，对于思想品德课堂尤其如此。这就需要教师充分了解学生生活中的兴趣所在，除了关注社会热点及重大事件外，还要从学生的身边取材，选取符合教学内容的材料来设置问题。

提问方式多样化。要想整堂课都能紧紧抓住学生的注意力，还要注意提问方式的多样化，使课堂提问真正成为一门艺术。首先，设置的问题类型应该多样化。思想品德课堂中常用的问题类型有：选择式问题、反问式问题、开放型问题、引导型问题、推测型问题、装傻型问题等。(教学论文 )在课堂提问中不断变换问题的类型远比一直使用单一类型的问题有效得多。其次，在选择学生进行回答时，也要注意使用不同的艺术。一般可以有以下几种方式选择学生进行回答：随机点名式、好差兼顾式、小组推选式、举手回答式及集体回答式。各种方式交错使用，不但能较好地达成教学效果，还能使课堂提问面向全体，使所有学生在教师提问后都能集中注意力，对问题进行深刻全面的思考。学生的名字是他们最敏感的信号之一，因此在课堂提问时除了要讲究提问方法之外，还要尽可能地记住学生的名字，了解学生的特点，这样产生的鸡尾酒会效应将更加显著，课堂提问也会变得更加有效突出，这也是班主任在自己班级上课时学生的注意力较集中的原因之一。

二、提问有“度”——避免超限效应

超限效应是指由于刺激过多、过强或作用时间过久，从而引起心理极不耐烦或逆反的现象。要想让课堂提问更加有效，一定要注意避免超限效应的出现。因此，在进行课堂提问时，一定要注意“度”的把握，做到适时有度，对提问频率及提问时机进行适当把握。

提问频率的把握。整堂课一讲到底被认为是“填鸭式”教学，是不足取的。而频繁的提问却往往借着“讨论式”的幌子而被人们容忍。事实上，提问过多不仅烦琐费时，而且往往会导致学生随大流，增大回答问题的肓日性，甚至还会引起学生的反感，导致超限效应的发生，从而影响教学目标的完成：因此教师的提问次数应保持在一定范岡内。试想一下，如果针对某个学生还算感兴趣的情境，教师说“接下来我有两个问题需要大家进行讨论”，学生可能会认真讨论并且积极参与，但如果当教师宣布“接下来我有十个问题需要大家来解决”，学生估计马上就失去了讨论的兴趣。

同时，对问题频率的把握除了问题数量不能太多太滥以外，还要注意在提出一个问题后，根据学生的思维规律和心理特点，留出一定的时间让学生进行思考，这样不仅能够促使学生进行积极思维，也能使学生对问题考虑得更全面。

提问时机的把握。要避免超限效应的发生，除了要注意提问频率，对提问时机的把握也很重要，即教师的提问要选择最佳时机，在不同的时间提出适宜的问题，主动地创设能够激发学生兴趣的问题情境，避免引起学生的反感心理。在把握提问时机时尤其要注意两点：不该反复重复的问题不要过多重复，这样即使时机把握得再好也会给学生留下哕嗦的嫌疑，招致学生的反感。把下课时间作为增大课堂容量的方法也是非常不可取的，如果占用下课时间拖堂进行提问，其结果只能适得其反，导致超限效应的出现。

三、提问有“生成”——利用头脑风暴效应

在思想品德课堂教学中运用头脑风暴效应进行课堂提问往往能激发学生的思维，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但在实施时一定要注意提问有“生成”，即提出的问题能激发学生生成新的疑惑或问题，只有当学生能因为教师的问题而生成新的问题时，他们的思维才会变得更加活跃。“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当学生处于“愤悱”状态时，教师的及时提问和适时点拨，能促使学生积极热情地投入到探索活动中去。当然，提问有“生成”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精心预设，还要随机应变处理动态生成问题，妥善地处理好预设与生成两者的关系。

记得在讲述“关爱父母学会孝敬”一课时，为了让学生体会到父母对子女无私的爱，我先给学生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对夫妇带着他们的孩子去旅行，在乘坐高山缆车的`时候，缆车运行到中途时，突然坠落，在接近死亡的一瞬间，父母用力将孩子高高地托起，孩子得救了，而他们却永远离开了深爱的孩子。并配上了歌手韩红根据这个真实的故事创作的一首歌《天亮了》。提问时我问了一个开放性问题：“在这悲伤的歌声中听了这个故事，你有什么感受？”顿时，整个课堂显得格外安静，空气似乎凝结，大家都沉浸其中，

形成了情感上的共鸣。大家都为这伟大的父爱、母爱而感动！而这正是我要的效果。突然，一个男生大声问道：“老师，这缆车的质量为什么这么差？经营者为什么这么不负责任？否则，这个悲剧就不会发生了！”他的回答与质疑，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生都开始“化悲愤为力量”，寻找悲剧发生的原因，谴责经营者的欺诈行业、唯利是图，然后又讨论到做人的原则问题。学生的讨论似乎偏离了我预设的轨道，但对于学生的回答，我没有过多的评价，只是适时地问了一句：“这些道理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呢？”学生刚开始还叽叽喳喳的，过一会竟然全都安静下来了，因为他们全都想到了平时生活中父母对自己的教育。虽然这一意外的“头脑风暴”占用了课堂不少时间，但经过适时引导后学生的思维不但又回到了主题，而且体会更加深刻。因而在后一环节“说说我的父母”，许多学生都回忆起了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表示父母对子女的爱太伟大、太无私了，要好好地孝敬父母。整堂课达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课后调查发现学生对这节课的印象非常深刻，并且认同度很高。

瑞士著名教育家裴斯泰洛齐曾精辟地指出：“教育要心理学化。”实践也证明，心理效应在促进思想品德课堂有效提问中有着其他教学手段不可替代的作用。除了上述三种心理效应外，课堂教学中还存在着很多其他的心理效应，作为教育工作者应该高度重视学生的心理规律，巧用各种心理效应，将其与各种教学方法有机结合起来，大胆创新，精心设计提问、讲究提问艺术，在思想品德课中充分发挥提问的作用，“问”出学生的思维，“问”出学生的创造！

篇11：人文主义思想历史教学论文

人文主义思想历史教学论文

1初中历史教学中人文主义思想教育的重要性

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发展到今天，已经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历史学科是一门基础学科，其具有极强的人文素养教育功能，这门课程不仅涵盖了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爱国主义情感，还对道德教育、学生民主观念的建立、法制观念的建立以及合作、竞争、创新等积极精神的培养都有所涉及。初中历史教育中加入人文主义思想教育是基于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两方面基础上开展的，结合历史课程本身的特征和初中生自身的身心发展特点，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开展人文主义思想教育不仅能够帮助青少年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还能引导学生进一步正确地自我认识，启发学生对自我个性的充分发展，从而更加积极理性地实现自我价值，建立健全初中生独立、完善的人格。

2如何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开展人文主义思想教育

第一，初中历史教学中的人文主义思想教育要注重科学性与人文性的有效结合。当前的初中教育中对于历史科目的重视度还不够，很多学校偏重于科学知识的传授，对于历史这样人文知识为重点的教学科目有所忽略。但是，通过素质教育的改革，越来越多的教育者开始认识到，我们培养的人才不仅要具备过硬的知识素养，还应该有健全的人格思想，因此，重视初中历史教育实际上就是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结合在一起，发挥其共同的积极作用。初中历史教学属于人文学科的范畴，因此历史课程不仅具有科学性，还包含了深刻的人文性。所以在初中历史课程的人文主义思想教学中不仅要体现历史知识的科学性，还要体现历史学科的人文性。

第二，更新初中历史教学观念，广泛挖掘教材中的人文主义思想。当前的初中历史课程因为受到客观因素的限制，在进行人文主义思想教育的时候主要还是要依靠已有的初中历史教材。历史教师要善于在学科教材中广泛挖掘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与已经取得的成果，并将其贯穿在历史人文教学中。通过对人类文明创造史的进一步了解，学生很快能够建立一种执着追求的精神风貌，这是历史人文教育在陶冶学生情操、解放学生思想方面取得的显著进展。新时期的初中历史教师需要培养的'是具有全方位素质的人才，他们不仅对中国近现代史有详尽的了解，还应该从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中提取无价的人文精神，这样才能督促学生建立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勇往直前的民族主义精神。

第三，课堂教学与课外学习相结合，培养学生历史学习的探索精神。马克思在对于人的本质问题上曾做出过这样的论述：“活动是人的特性，自由自在的活动是全面发展的人的根本特征。”从马克思的论述中说明人的存在其基本方式是具体的、现实的、自由自在的，而人的发展是以活动为中介的，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人才能在活动中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建立丰富的个性。这一道理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是同样适用的。初中历史教学不应该仅仅局限在课堂中纸上谈兵，更多的是要在实践中出真知。根据当前历史课程的特点和人文思想教育的特殊性，初中历史教师要充分引导学生在课外探索历史学科的奥妙，让学生自然而然地对历史课程产生学习的兴趣。历史教师可以在课堂中给学生提供历史实践活动的课题，鼓励学生在课外探索和挖掘课题涉及的人文思想，让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发展人文思想的自我开发和学习能力，这对初中历史人文教育往往能够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由此可见，初中历史教学中的人文主义思想教育应该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学习结合起来，进一步有效培养学生历史学习的探索精神。

篇12：中学语文教学思想探究论文

中学语文教学思想探究论文

摘要：在我国语文教学而言，朱自清先生对于语文教育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朱自清先生27年的实践和研究过程中，他通过不同的视角，对语文教育的多个层面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从而使当时的语文教学工作具备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同时又具备较强的独创性教育思想。朱自清的语文教学思想具备严谨的理论体系，不仅在当时立足中国的基本国情，同时能够较好的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具备较强的开拓性精神和价值，即便是在当前教育改革的时期，其别具一格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依然值得推崇，具备较强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朱自清；语文教学思想；现代中学；语文教学

语文课程作为我国基础教育设置最早的一门学科，从小学阶段直到高中毕业的期间，学生一直都要进行系统化的学习，以至于学生和教师对于语文课都不敢掉以轻心，将其作为学习阶段的重要基础性学科。而国家在语文学科的建设和改革工作方面，也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但是我国目前的改革现状仍不令人满意。谈及目前的语文教学过程中存在较大的问题，几乎能列举出各种各样教师存在的问题。例如教学模式过于机械化、程序化、缺乏必要的互动和乐趣性、缺乏启示性和激发性等，从而导致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不足，进而出现学生厌学、教师厌教的不良因素，最终使得整个课程的教学计划难以完成。

一、朱自清语文教育思想的特点

对于朱自清语文教学思想而言，人文性和工具性的有机统一是其最大的特点。朱自清极力驳斥传统观点将语文学科作为一种工具性学科对待的态度，他认为，在语文教学中，应该以人格教育为理念，以培养学生的全面能力为目标，培养学生发散思维、感情培养等多种需求。在师生关系中，朱自清强调要坚持以学生作为教学工作的中心，教师在其中应该处于辅助性地位。以及要求在教学内容的选择、阅读、写作、语言训练等多方面都应该融入强大的人文主义精神，这也是朱自清语文教育的内涵所在[1]。在其理论认为，语文教育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特征是一对彼此联系、相互影响、缺一不可的共同体。如果单纯考虑语文的工具性作用，很容易将语文的额绚烂多彩的内涵以及独具一格的魅力抹杀，同时也会给语文教学工作带来形式化的不良影响；如果单纯考虑其人文性特点，又会产生对基础性知识和读写能力等环节的弱化，同样也不利于语文教学工作的良性发展。因此，语文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应该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工具性是人文性的工具和基础，也是推动语文教学工作人文性提升的内在因素；人文性是工具性的延续和发展，同样也是实现其工具性的有效手段，两者的融合发展对于提高现代语文教学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朱自清的.教育理念中，实现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统一，应该坚持两者兼顾的原则，避免出现过犹不及的情况。

二、朱自清语文教学思想对中学语文教学的启示

1、培养学生的语文阅读的习惯，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

在中学的语文教学中，要提升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就要通过大量的阅读来拓宽学生的认知范围，通过开拓出多样化的学习渠道，构建良好的语文学习环境，引导学生进行有效阅读。与其他学科有所不同，在中学的语文学习过程中，学生在实际的生活中通过人际交往已经掌握一定的听说能力。在进入学校学习后，不仅可以通过课堂教学进行学习，而且可以利用学校、家庭以及社会等多种语言环境，来实现语言的学习和应用。有实践研究表明，语文综合能力比较强的人，一般情况下都是通过课后的自主学习来强化其语言运用能力。但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却往往忽视了课外学习的重要性，只是将学习途径局限于课堂之上，视野范围仅停留在教科书之上，忽视了课外阅读。这样使得语文教学比较封闭，不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2]。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在教学过程中借鉴朱自清先生的思想，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对学生的自学能力加以肯定，使得学生去自助也与，在阅读过程中进行感悟，积累一定的素材，提升语言能力，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从而提升语文能力。

2、使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语文教学也和其他的学科一样，培养学生认识世界以及学生的思维能力。语文教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工具性学科，可以培养人们学习知识，认知文明，有着比较高的功用价值，主要是培养人们的独立思考，促进人们发散思维进行创造性地想象。对于中学阶段的学生来说，语文在思维能力的培养上显得更加的重要。中学生正在处于思想不断发展成熟的过程，思维比较活跃，有着较强的可塑性。对于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中学阶段的语文教学中，教师作为课堂教学的引导者，在教学过程中要借鉴朱自清的思想，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设计出符合学生兴趣的教学内容和组织形式，同时要对课堂进行监督，使得学生对语文学习产生兴趣，提升语文学习的效果[3]。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现代化教学理念之下，语文教学工作不在局限在口耳相传和死记硬背之上，而是要求教师应该通过积极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启发学生进行主动探索和思考，引导学生进行积极的探究、创新和研究，使学生主动参与到学习工作之中。语文学习作为一个需要长期积累的学科，就需要学生在探究、创新的过程中，通过培养语文习惯和语文能力的过程，实现其培养学生人格的目标。根据这层意义，朱自强的语文教学理念中的教学目标无疑和现代语文教学特征不谋而合，因此必然会对现代中学语文教学工作产生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李想.让你的作文“活”起来——浅析朱自清写作教学思想的指导意义[J].学问：现代教学研究,2012,(2):61-61.

[2]马萍.朱自清作文教学思想与初中作文教学改革研究[J].作文成功之路（中旬）,2016,(3):94.

[3]张锦艳.朱自清作文教学思想与初中作文教学改革研究[D].扬州大学,2014.

篇13：浅谈中国古代山水画发展中的思想的内向性转移论文

浅谈中国古代山水画发展中的思想的内向性转移论文

内容摘要：古人对自然的看法以及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促使他们把山水画的发展逐步引向内向性的认识，尤其是儒释道思想对山水画产生了深刻影响。文人士大夫自身的社会地位与对经典思想的话语权以及他们对山水画的权威性评论，是把山水画引向内向性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古代山水画 内向性 图真 转移

身处当代，当我们面对那些涉及中国山水画的图像与文字时，当我们品味着古人绘画图式中所表现出的气韵时，我们的意识深处就会呈现出诸多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山水画会形成这种特殊的语言，在千年的历程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中国山水画的产生和思想内涵与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知识背景和思想历史有关，儒、释、道思想的演变以及文学理论的影响，使中国山水画成为了一种独特的表现模式。画家们将古人对自然的看法作为必须遵循的信条，传统哲学思想下的思维模式成为绘画的至上追求。五代、北宋时期，画家对自然的表现达到了近乎真实的境界，但其后的社会发展并没有把“图真”继续发展下去，而整个社会的发展由外向被引入内向，在这个过程中，权力意识影响和左右着宫廷画家及社会文化的导向，使来源于实践的山水知识体系成为一种教条的程式化的山水精神追求。与此同时，文人士大夫因其自身的社会地位与对经典思想的话语权，导致他们对山水画的认识成为权威性的评论。受儒、释、道思想的影响，文人士大夫更加强了思想内向性的倾向，所以，我们看到的中国山水画是不同于西方风景绘画的表现特征的。

一、古人对自然的看法和哲学思想的影响，是把山水画的发展引向内向性的认识根源

1.古人对自然的看法

古人强调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形成“天人合一”的思想，这正是形成山水画的一个意识因素。正是人对自然的主动亲近，才能使人与天地自然相近。山水画成为传达古人对天地自然情感追求的精神物化场所，也是一个物质层面表达之上的精神世界。古人把自己对天地自然的情怀，用笔墨传于山川云水。山川云水成为自身心灵情感的外化载体，继而去追寻宇宙间的大道。此时，山川云水之物理之形与“图真”之貌这些物质境界，仅仅是空灵的艺术精神境界的物质表达途径，所以“图真”并非古人对山水的终极追求，这样一来山水画就有了被引向内心的意识基础。

2.儒、释、道哲学思想的影响

山水画受儒家思想影响深远。古人把“游于艺”作为他们从艺的标准，其中规定了中国画的性质和方向，像米芾，苏东坡、倪云林、黄公望等文人把墨戏看做艺术的最高标准。在这种思想影响下的山水画，在经历了早期对自然近乎真实的“图真”表现之后转向了另一个方向。一个以“解胸中逸气”为目标的发展方向，一个更加关照自身内心世界情感发展的方向，这样一来山水画就被有意识地引向思想的内向性。

3.老、庄的道家思想对山水画内向性的影响

庄子主张艺术家是绝对自由的，不受拘束的。面对儒家思想的积极入世，道家拒绝入世、遁入山林，求得自我解脱，所以后世文人多主张怡情悦性、自我陶冶。唐以后山水画的主要画家大多是具有隐士思想的人，作画多自娱，所以道家思想对古代绘画影响巨大。老、庄之道是形而上的，老庄思想把画家引向思想的内向性，引向内心世界。内心情感的表现是他们在创作中非常在意的，因为一些画家无法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因此思想意识的转向在此时成为一种必然。两宋之后的山水画家都以此作为艺术的最高标准。宋代画家在山水画上所表现的'观点正是道家思想内向性转变的思想呈现。

较之宋代，元代的山水画家受道家思想影响较深。元代初期的社会政治因素和异族人的统治，导致画家、学者、诗人等离散各地，政治上备受压抑，权力进一步丧失。一些士人不愿入世，而是逍遥出世，知识分子的心境向内向性进一步发展，这时出现的“复古”态度成为了一种躲避与逃离现实的依托。当山水画历经了图真表现的两宋时期，开始转向内向之时，画家们已经真切地认识到了绘画与真实的彻底分离，这种内向性转移不是无意识的，而是一种在社会各种因素作用下有意识的集体意识转变。

老庄思想对明清绘画的影响仍很大，山水画更多的是寄托了古人的精神情感，而非单纯的物理图真的视觉满足。这些思想体现了画家在思想上对自身的反思以及对内心的思考参悟，这直接导致了山水画思想的内向性转变。

二、文人士大夫对山水画权威性的评论，是把山水画引向内向性的理论依据

中国山水画是与山水理论共同发展起来的，画论多以哲学为基础，基本上都是绘画美学，这些都和中国文人的社会地位有关。当文人介入绘画之后，绘画就不再是单纯的图像表现了。文人画重书法用笔，如果一个画画的人不懂得文学、不读书，那是不入流。只有文人欣赏的画才叫高雅，否则便是低俗，就是工匠画。文人话语系统构成社会文化不可逾越的标准，所以当文人鄙视“形似”时，画院的画家都尊其理论。同时，文人士大夫把他们对社会、自然及人生的认识所形成的哲学思想反映到山水画之中，用理论著作的方式，对自然山水进行权威性的解释和阐述，这些儒释道思想成为山水画的审美准则，文人画成为中国画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五代以来的绘画发展演变中可以看出，文人画不是流派，而是中国画演变的结果。

中国古代山水画在表达自然的“图真”之后，由于儒、释、道思想的相互融合及政治的影响，画家的思想与认识被引向内心修养的最高精神境界。绘画是否表现“象”外之意成为审美理想的标准，后世中国传统山水画就在五代两宋画家确立的艺术精神追求中，绘画风格与笔墨程式上整体向思想的内向性转移，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山水画艺术。

参考文献：

[1]陈传席.中国绘画美学史[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

[2]吕澎.溪山清远——两宋时期山水画的历史与趣味转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篇14：中国古代餐桌礼仪论文

中国古代餐桌礼仪论文

摘要：餐桌礼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它也是一种的社交手段，在用餐过程中，人的修养礼仪可由言行举止变现出来。正确的餐桌礼仪不仅显得优雅大方，更能给人以良好的印象。然而，在中西融合的今天，许多中餐礼仪却常常被人忽视，导致尴尬的场面发生，因此，掌握一些餐桌礼仪在社交生活中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餐桌礼仪 入座 进餐 离席 茶文化 酒文化 中西差异

自古以来，中国人对饮食一直很重视，古有俗语“民以食为天”，中国饮食文化可以说是源远流长的。另一方面，作为东方礼仪之邦，餐桌礼仪是中国数千年传统文化的反映。据有关史料记载，至少在周代，我国饮食礼仪就已经初步形成，经过不断地发展变化，逐渐形成体系，并对西方餐桌文化产生一定影响。 “饮食所以合欢也。”中国人享受集体聚餐或饮宴的热闹氛围。餐桌，是考验一个人修养的重要场所，吃，是中国人协调人际关系的一种方式。在中国，人们最重要的社交活动既是请客吃饭，而且名目繁多，某些成功人士一天中花的时间最多的就是吃饭，一个长期不能参加应酬的人可能就被社会淘汰了或者成为“无用”之人。大家同夹一盘菜，共饮一碗汤的“群享”模式触发了欢乐气氛，举杯提箸之间协调人际关系。但是在正式的中餐宴席中还是有很多讲究的。

一、入座

“客齐后导客入席，以左为上，视为首席，相对首座为二座，首座之下为三座，二座之下为四座。”先请客人入座上席，再请长者入座客人旁，依次入座，最后自己坐在离门最近处的座位上。若是圆桌，则正对大门的为主客，主客左右手边的位置，则以离主客的距离来看，越靠近主客位置越尊，相同距离则左侧尊于右侧。若为八仙桌，如果有正对大门的座位，则正对大门一侧的右位为主客。如果不正对大门，则面东的一侧右席为首席。如果带孩子，在自己坐定后就把孩子安排在自己身旁。入座时，要从椅子左边进入，坐下以后要坐端正身子，不要低头，使餐桌与身体的距离保持在10～20公分。入座后，脚应放在自己座位附近，不可随意伸出，以免影响他人。坐姿要端正，勿以手托腮或将双肘放于桌上。注意事项：

① 主人必须注意不可将客人安排在接近上菜的位置。

② 入座后不要动筷子，更不要弄出什么响声来，也不要起身走动，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向主人打个招呼。动筷子前，要向主人或掌勺者表示赞赏其手艺高超、安排周到、热情邀请等。

③ 如果是较大的宴会，一般都设主席，客人不可贸然入座，入座是应注意桌上座位卡是否与自己的相对应。

④ 入席时如果有主人或招待人员，那么应遵从其安排。

二、进餐

1、上菜

中餐上菜的顺序为：开胃菜→热菜→炒菜→大菜→汤菜→炒饭→面点→水果。

开胃菜通常是四种冷菜，有时种类可多达十种，上菜时，可将其先行上桌。有时冷菜之后，可接着上四种热菜，但热菜多数被省略。

当客人落坐开始就餐后，餐厅员工即可通知厨房作好出菜准备，待到冷菜剩下1/3左右时，餐厅员工即可送上第一道热菜。当前一道菜快吃完时，餐厅员工就要将下一道菜送上，不能一次送得过多，使宴席上放不下，更不能使桌上出现菜肴空缺的情况，让客人在桌旁干坐，这既容易使客人感到尴尬，也容易使客人在饮过酒后，没有菜可供及时下酒，导致易醉。

2、用餐

出席正规的中餐宴时，在开席前餐厅会为每一位顾客送上一条湿巾，这是用来擦手的。而后送上的第二条湿巾，可用来擦手或嘴，但不能用于擦汗或擦拭其它部位。

用餐时须温文而雅，从容安静，不能急躁。就餐时，按照传统应先请客人、长者动筷子，夹菜是须少量，距离自己远的菜就少吃一些。夹起的菜肴通常要先放在自己的饭碗中，直接把菜肴放入口是不礼貌的；依照惯例，客人出席正式或传统的晚餐时，是不会吃光桌上的菜肴的，以免令主人家误以为菜肴预备不足，因而感到尴尬。

吃饭、喝汤时不宜发出声音。喝汤应用汤勺慢慢喝，不可就着碗喝，若汤过热，要待热汤变凉一点而入口时又不失汤味时用汤匙小口小口引用；至于吃饭，要端起饭碗贴着唇，用筷子把饭粒推入口里，这是一个最容易的吃饭方法，亦表示喜欢吃那顿饭；若吃饭时不端起饭碗，即表示不满意饭桌上的菜肴。 吃饭时不要埋头苦吃，适当的注意周围是必要的。要适时地抽空和左右的人聊几句风趣的话,以调和气氛.不要光着头吃饭,不管别人,也不要狼吞虎咽地大吃一顿,更不要贪杯。如果用餐时要给客人或长辈布菜，则最好用公筷，也可把距离客人或长辈较远的菜送到他们跟前。

要明确此次进餐的主要任务，是以谈生意为主，或者以联络感情为主，还是单纯的吃饭。如果是为了谈生意,那么在安排座位时就要注意，把主要任务的座位相互靠近便于交谈或疏通情感；如果是联络感情，那就要注意气氛的调节，活跃气氛；如果是纯吃饭，就只需要注意一下常识性的礼节就行了,把重点放在品尝菜肴上即可。 注意事项：

① 餐厅员工给客人提供服务时，一般要以第一主人作为中心，从宴席的左面位置上菜，撤盘时从宴席的右侧位置。第一道热菜应放在第一主人和主宾的前面，没有吃完的菜则移向副主人一边，后面菜可遵循同样的原则。上菜或撤盘时，都不应当在第一主人或主宾的身边操作，以免影响主客之间的就餐和交谈。

② 遵循“鸡不献头，鸭不献尾，鱼不献脊”的传统礼貌习惯，即在给客人送上鸡、鸭、鱼一类的菜时，不要将鸡头、鸭尾、鱼脊对着主宾。而应当将鸡头与鸭头朝右边放置。上整鱼时，由于鱼腹的刺较少，肉味鲜美腴嫩，所以应将鱼腹而不是鱼脊对着主宾，表示对主宾的尊重。

③ 要将食物送入口中，不可伸舌去迎食物。嘴里有食物时切勿交谈

④ 注意交谈，嘴里有食物时切勿交谈，且不可只顾自己一个人夸夸其谈，或谈些荒诞离奇的事而引人不悦。

⑤ 用过的'餐具，吃剩的菜，牙签等应放在碟中，切勿放在桌上。

⑥ 宗教的饮食禁忌，切不可疏忽大意，如回族不吃猪肉，若宾客中有回族人，那么主人在点菜是就应回避有关菜肴。同时，处于健康或地方饮食偏好的原因，宾客对菜肴有所禁忌的，主人也应当有所顾及。

⑦ 在使用筷子时切勿一边交谈，一边挥舞筷子；筷子插在饭碗中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切不可为；不可用筷子在一碟菜里不停翻动，应该先用眼睛看准你想取的食物。

三、离席

席间一般不可中途退席。当你要中途离开时，不需要大声告诉每一个人，只需悄悄地和身边的人打个招呼后便可离去。

有要事不得不中途离退席时，一定要向主人说明、致歉后方可离席，但切勿与其长聊，因其还有其他客人要招呼，不可应你而对其他人失礼。

正始宴会一般在水果拼盘上桌后即可结束。此时，一般先由主人示意宾客，请其做好离席准备，这是宾客可离席的信号。告辞时应礼貌地向主人道谢，再与其他人告辞。 注意事项：

① 有些人中途离席时会一一学问自己认识的人是否一起走，这种做法会使原本热闹的场面冷却，甚至于提前散场，这种行为是不被谅解的，因此要避免。

四、餐桌上的茶文化

中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茶在中国夺得历史上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茶是中国人的日常饮品，茶文化已深入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我国历来有“客来敬茶”的民俗，但凡来了客人，茶是必不可少的饮品，在中餐中如果没有茶就称不上正式了。在中餐正式开始前，主人可为已到的宾客奉上茶。

以茶待客时要注意客人对茶得偏好，可在上茶之前询问客人的喜好，但也要考虑到自己储备的茶的品种，因此在询问客人意见时，最好为之提供自己力所能及的选择，以免出现尴尬情况。

上茶时由奉茶之人可看出宾客的尊贵程度，因此主人应把握好尺度。上茶时，要分主次、重要程度，一般先主宾，后次宾；先女士，后男士，且长幼有序，切不可随意妄为。第一杯茶不宜斟地过满，以八分满为宜，且水温不宜过烫，以免烫伤客人或自己。

主人在陪伴客人饮茶时，主人或服务员要注意杯中的茶水情况。在茶被喝掉半杯之后即可续杯，但要注意客随主便。不宜再三为客人斟茶，一再劝人用茶，却无其他话可讲，意味着送客，因此在续杯时要注意。

作为宾客，在主人家奉上茶时应礼貌地双手捧接，并道谢，无论茶符合自己的要求与否。如若不喝茶，则应事先表明，且不可向主人家提出过高的要求。喝茶时要认真品味，以示对主人地感谢及尊敬。

注意事项：

① 茶具要清洁

② 尽量不要用一只手上茶，且双手奉茶时，切勿将手搭在茶杯杯口，更不能浸入水中。

③ 从客人的左侧为其上茶，放置茶杯在客人右手附近，尽量不要打扰到客人

④ 与人交谈时，最好不要饮茶，可在谈话告一段落之后，喝茶润喉，否则会显得不专心，甚至打断交流。

五、餐桌上的酒文化

中国是酒的故乡，酒文化在中国一直占据着特殊的地位，是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以酒论英雄”“无酒不成席”，酒不仅是一种物质存在，也是一种酒神精神——“至人”境界的象征。“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因醉酒而获得艺术的自由状态，为中国古代的艺术家摆脱束缚，宣泄其创造力提供了重要途径，酒为中国古代文人所追求。在中国，酒已经融入到了传统的礼仪、风俗、文化之中，酒是催化剂，是润滑剂，酒也是一种社交。在酒桌上，我们往往能看到敬酒、劝酒的现象，这些看似简单的社交活动，也是一门学问。中国人的酒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际场所，也是一个观察和考验人的重要窗口。从喝酒、敬酒、劝酒、拒酒、醉酒等酒桌上的表现，可以看出一个人立场以及作风人品。 敬酒应由主人先敬主宾，而后陪客敬主宾，再来是主宾回敬，最后才是陪客互敬。敬酒前应了解对方的习惯，做好必要的准备，以免出现尴尬的现象。

篇15：中国古代哲学智慧论文

摘要:中国古代关于生涯发展的哲学思想极其丰富,以《周易》为发端形成的多种流派的人生哲学思想对人的成长、进步及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要做好职业指导工作,就应认真研究和充分挖掘中国文化当中关于生涯发展的思想精华,建立符合中国社会要求的生涯发展思想体系、理论体系和技术手段,指导人的成长,促进人的职业发展。

关键词:生涯发展;人生哲学;职业指导

“生涯”一词很早就有,如《庄子养生主》中“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南朝沈炯《独酌谣》“生涯本漫漫,神理暂超超”等,这些文献中的“生涯”主要指生命、人生、生活等。现在,“生涯”则是指从事某种活动或职业,又称职业生涯。或者说“生涯”就是植入职业元素的人生,生涯发展则是指人通过职业活动获得的成长和进步,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积累、丰富,人生价值的实现。

中国自古就关注人生问题,人生哲学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和思想精髓。不同的思想流派,如道家、儒家、释家等,有着不同的思想方法,并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人生价值、人与外界的关系、人的生存、人的发展,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关于人的生涯发展的问题。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思想体系长期指导着人的成长和发展,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我国古代关于生涯发展的思想资源是极其丰富的,因此我们要进行充分的挖掘和整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它们运用到职业发展教育和职业指导当中,以建立符合我国文化背景、能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的生涯发展思想体系、理论体系和技术手段。

一、《周易》是生涯发展哲学思想的源头

《周易》被认为是生涯发展哲学思想的源头。《周易》哲学的中心是人生论,它把对宇宙本体及其属性的形上体察作为人类安身立命的最高依据,在宇宙与人生的密切关系中确立人类的精神家园,关于生涯发展思想最精辟的概括是人天关系中的天人合一。

《周易》认为处世有三大法宝:第一是“守正”,就是天地万物各有其位,人也不例外,不能无视个体的社会属性,每个人都应在世界上找准自己的位置;第二是“中孚”,就是对他人的诚信要发自内心;第三是“和”,就是与他人的关系要保持和谐、顺畅。《周易》还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人要把自己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要豁达地面对人生,努力追求自己的理想,力求达到目的。其“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君子居易使命,与时偕行”等思想至今仍是人们的座右铭。

《周易》以人生必变、所变、不变的规律,阐明人生知变、应变、适变的法则,并以此规范人们的行为,指导人们的成长和进步,可谓生涯发展的圣典。

二、儒家人生思想长期处于主导地位

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儒家继承、发展和完善了《周易》的人生哲学思想,在关于生涯发展思想方面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儒家关于生涯发展的思想有两个方面。

1.正名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正名就是建立一种伦理道德的人际关系,也就是“仁”。仁的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首先是独善其身,其次是在个人修身完成具备道德力量以利大众时,开始群体生活的人际关系,达到自己的完善,成为兼济天下的圣人,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2.顺应天命

同其他先哲一样,孔子也感叹人生苦短,因此他认为在人生发展的整个过程中都要顺时应天,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在《论语为政篇》中他自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就是对人生过程深刻的阐释,是最早关于人生发展阶段的理论。孔子以自己的经历告诫后人,人在二十岁以前应该好学,学思结合,学以致用,从而为实现个体人向社会人的转变作好准备;三十岁追求内在的独立,建立心灵内在的自信;四十岁不再为是非公平所困扰,淡定从容;五十岁不怨天,不尤人;六十岁能悲天悯人,真正地理解和包容别人的所思所为;七十岁建立内心的价值体系,将人生的种种压力转化,潇洒自如地应对世间所有的事情,以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

儒家还非常注重对人生志趣的追求和探讨,对人生立志问题的认识极其深刻,《论语》中对“志”有多处论述,专谈立志问题的至少有十一章,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篇》)。孔子还强调人要有高尚的情操,要严格要求自己,对高贵应“不为苟得”,对生死应“无求生以害仁”。他提倡顽强的奋斗精神,不计较生活的好坏和环境的优劣,要努力奋斗、绝不灰心,坚韧地“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篇》。另外,“志于道”(《论语述而篇》)、“博学而笃志”(《论语子张篇》)等论述,也都是积极人生观的体现。

孟子更主张积极入世的人生观,有一种“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轩昂霸气,这比孔子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无可奈何更为坚毅和充满斗争意志。孟子相信即使暂时遇到挫折和困难,也不过是一些必经的考验,人要想成功,就必须经风雨、见世面。他认为,人只有在逆境中奋斗,才能具有强烈的进取精神,所谓“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说的就是人只有在忧患中才能生存,贪图安乐就必然会导致灭亡。在面对困境时,孟子主张“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自任以天下之重”,以实现自我人生价值。

三、主张自我发展的道家的生涯发展思想备受推崇

老子是道家的代表人物,其所著的《道德经》虽寥寥数千言,却深刻精辟,其中的人生法则对人生发展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道家提出的“我命在我不在天”的主体性原则是从自我中找到人生的真谛。老子认为,一个人生存于天和地之间的独立性问题才是解决人生问题的根源,人生面对的最大挑战不在于社会的混乱、失序,甚至也不在于人际关系的疏离,而在于人与自己的疏离。也就是说,外在世界的一切如功名利禄、荣华富贵,虽会引诱人堕落,但导致堕落的真正原因还是自己定力不够,没有把握住自己的内心,不能止息它对外界的欲望。所以,人要达到一种崇高的境界,即“天人合一”,最重要的就是开启心灵,也就是首先使自己和谐,进而使人与自然和谐。《道德经》第三十三章中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老子认为,人不仅要知人、胜人,而且要自知、自胜。也就是说,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要靠自己发挥,如果不能全面正确地理解自己,不能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因而也就不能取得很好的成就;人若能自胜,就能以全部的精力使生命丰富和充实。自胜要求自我修炼,使自己具备理智地控制情感的能力以及主观对客观的应变能力。自胜的人能时时清醒地掌握自己,在生活中既恬静又积极主动;能理智地认识环境,使自己的行为不至于受到不应有的诱惑和干扰。自己对眼前的物质享受必须有所知足,若终日过分追求物质享受,则会欲壑难填。人只有在“知足”的前提下,才能成为强者,才能知难而进、锲而不舍。

道家的无为思想并不是无所为,而是效法“道”的顺应自然,不刻意做作,以平常心来对待所有的事情。“道”的本质是无,“道”的作为是无为,而无为的成果和功能却是有为。因此,无为绝不等于无所事事,而是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调整心态,抑制情欲,拒绝诱惑,使自己不受尘世利欲的熏染,从而进入人生的最高境界。以“道”为基础的人生哲学要求人们善化心灵,约束心性,实现无为到无所不为的飞跃,这对现代人排除各种急功近利的思想从而完善自我有借鉴作用。

四、正确对待释家出世和入世的人生观

释家是佛教的别称。释家人生思想的核心是教育人们通过在生活实践中的修学准确地认识自我、认识世界,进而从容于世界,最终使“真我”实现完全彻底的自在圆融无碍。在人生态度方面,释家非常重视修行,重视“出世”和“入世”。释家“出世”的一面是要人们远离社会现实,而“入世”则是要人们服务社会,二者的结合就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释家提倡的“自利利他,普度众生,要求净化自己,做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主要回答了“如何做人”和“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

在人生价值方面,释家的主要思想体现是人生是否有价值、如何看待人生价值、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是什么等。释家认为,人生是痛苦的,苦是人的命运,安于忍受世间的一切痛苦是每个人的义务,也是人的价值所在。在对待“苦”的问题上,释家提倡于己要消灭欲望,要“慈悲为怀”“悲天悯人”,因此人生的意义在于修行。

在人生目的和人生理想方面,释家认为,人生的目的是“超凡入圣”“普度众生”。释家从“人生是痛苦的”这一价值判断出发,主张个人出家修行,以便成佛,进入涅境界。“涅”是释家思想中最高的理想,到了这个阶段也就真正断除了欲望,超越了生死。虽然释家人生理想中的有些具体内容不可取,但这种追求精神境界的思想和方法在生涯发展中还是有借鉴意义的。

五、中国古代生涯发展哲学思想对今人的启示

中国古代生涯发展哲学思想是东方文明的伟大成果,是先人留给后人的巨大精神财富。这些思想的核心都是人生价值观,终极关怀则是人的成长和发展。虽然他们所提倡的人生价值的具体内容并不都是可取的,但关于奋发图强、树立远大理想、重视道德与人格修养、建功立业、奉献社会、轻物质追求而重精神境界的思想,却是符合社会发展主流的,并且值得永远继承和发扬,在今天物质生活普遍提高的情况下尤其具有特殊意义。关于生涯发展的思想体系,我国很早就已出现和形成,现在我们要认真进行挖掘、整理、充实和完善,将科学的、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生涯发展思想运用到具体的职业实践当中,以指导我们的工作,促进人的职业发展。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环境下,职业发展教育和职业生涯规划越来越受到重视。但目前我们的职业指导过分依赖西方的理论和技术,性格测试、心理测评、职业测评等手段被盲目运用,更为严重的是,很多时候我们将西方国家人的价值体系嫁接到我国,片面提倡自我发展,这就很容易导致自我膨胀,使职业发展教育脱离中国的文化背景,与构建和谐社会相背离。因此,我们要积极发掘我国古代生涯发展的智慧资源,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中西合璧,这样才能构建更加完善的职业生涯发展思想体系、理论体系和技术手段,从而保证职业发展教育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

实践告诉我们,人的生涯问题很多是思想上和认识上的,不一定非要用西方的理论和测量方法去解决不可,我国古代生涯发展哲学思想及方法完全能够使问题迎刃而解。

参考文献:

[1]罗移山.《周易》的人生价值论与当代国民人格塑造[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

[2]林之满.周易全书[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

[3]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4](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2007.

[5]邬昆如.人生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6]黄东桂等.佛教人生观探微[J].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2).

[中国古代哲学智慧论文]

篇16：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天时观

中国古代思想中的天时观

解一种文化的主导思想方式与了解这种文化的时间观有内在关联。这不仅仅是马丁・海德格尔（M. Heidegger, 1889-1976）的看法的一种延伸，而且可以在另外一些黑格尔之后的西方哲学家（比如尼采、柏格森、胡塞尔等等）那里找到这样那样的支持。按照这个思路，要比较深入地理解中国古代思想，就需要知晓它所包含的时间观。这个问题到目前这止似乎还未引起人们的足够关注。

中世纪以来，西方人对时间的最主要两种看法，一是末世论（目的论）的，二是物理自然的。前者来自基督教，认为真实的时间由人与上帝的关系构成；因此，时间或历史向着最终决定这种关系的那个终点－－最后审判－－而趋进。后一种时间观与人测量时间的精密手段相关。按照它，时间从根本上讲与人的存在与否无关，它是一种客观的、匀质的、不可逆的单向流逝，本身无意义可言，只是物质实体存在的一种方式。当然，二十世纪以来，在科学、哲学的新进展中，出现了新的时间观，尤其以广义现象学的时间观与我们有关。至于古代西方的或古希腊的时间观，是个有趣的问题。首先，它既不是末世论的，又不（只）是物理自然的。其次，我们看到，古希腊的奥菲斯（Orpheus）教认为：时间（chronus）乃是运动与区别的本原，因而也就是万物和世界的本原；[1]另一种说法讲时间乃是收获之神。因此，后来的古希腊哲学中讲“生成”、“变化”和“运动”的学说可以被看作对于这时间本原的某种解释，而讲“数”、“存在是一”、“理念（相）”的学说则力图超出这种时间（即不再认时间为本原），或将时间凝固在没有“过去”与“未来”的“现在”之中。亚里士多德折衷二者，将时间定义为“关于前后的运动? 氖?薄?2] 总之，对于古希腊人、特别是前苏格拉底的古希腊人来讲，时间起码隐含地（implicitly）是个涉及本原的问题，但它在本世纪之前的西方哲学中极少作为一个本原问题得到直接的关注。

到目前为止，治“中国哲学史”的学者们往往是通过西方传统“哲学”的概念形而上学视域来理解中国古代思想；所以，迄今极少有人能关注这种思想中本原意义上的时间问题。然而，只要我们不带形而上学偏见地阅读先秦、特别是战国之前的文献，就会强烈地感到“时”的突出地位。在那样一个塑造中华文明特征的生机勃勃的“时”代中，最智慧的人们大都有一种原发的时间体验；而这在别的文明传统中是罕见的，正如古希腊人对纯形式之“数”和“存在”之“相”的体验在其他文明中几乎不存在一样。

先秦人讲的“时”主要指“天时”，“敕天之命，惟时惟几”（《书・益稷》）；[3] “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易・丰・彖）。但这天时并不只意味着“四时”和“时制”（比如夏之时制、周之时制），而有着更微妙的“消息”。我们可以称“时制”、“四时”等意义上的天时为“天之时”，即天的时间表现，而称原本微妙的天时为“原发天时”或“原发时间”。所谓“原发”（originally happening），是指这时间不可还原为任何“什么”，比如一种目的和手段的关系，一种物质的循环运动，而是出自时间体验自身的循环构合或发生。时间体验一定涉及“想象”，或者表现为“保持（已过去者）”，或者表现为“预期（将要到者）”；但原发的时间体验中的保持绝不只是对过去事情的“再现”，对未来事情的“预现”，而一定是过去、现在、将来相互依存着的当场呈现。当然，就是那时人讲的“天之时”也绝不是物理自然的时间和对这种时间的测量规定；它们源自阴阳、八卦、五行的理解方式，与人的生存状态和行为方式也有内在关系。此外，有关天时如何体现在人类历史中的学说也不只是邹衍和古文经学家们讲的“终始五德之说”，[4] 而有更活泼的和非定序化了的表达。

本文就将探究先秦人的“原发天时”观，展示这种天时观如何演变为各种“天之时”学说，以及它们对于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化的巨大影响。

一.《易》的原发天时观

儒家的经书和另一些先秦子书，比如《孙子》、《老子》、《庄子》等，里边包含着对原发天时观的丰富精微的阐发。我们先来看一下作为“群经之首”且为儒道所共重的《周易》中的天时观，它对于中国天道思想的影响可谓至深至远。

组成八卦的最基本单位“阴”（- -）和“阳”（---），并不只是“象征”两类基本的存在形态，更不能理解为两种基本元素（elements）或亚里士多德讲的“质料”；从字形上看，此两字都与“日”有关，字义也与日的向背和运行位置有关；故《易・系辞上》6章言：“阴阳之义配日月”。对于中国古人而言，日（与月）正是与人的生存活动相关的“时”的来源。因此，《易》中的阴阳本身就意味着终极的相交和相互引发，由此而生出变化、变化之道和不测之神意。所以，“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易，……阴阳不测之谓神。”（《系》上5章）四象、八卦、六十四卦就是这种阴阳本性的表现，在二爻、三爻和六爻的层次上各“通其变”、“极其数”，“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系》上1章）

按照这种理解，易象的主要功能是在“通变”和“生生”之中显现出“天下之至变”。（《系》上10章）而这阴阳相互引发的“至变”对于中国古贤而言即原发之时。所以，《系辞》下传第一章讲的：“刚柔[即阴阳]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趣时”就意味着“趋向适宜的时机”。[5] 可见，“易”之变通绝不只是数理上的组合通变，而是指在此卦爻的变化势态（“趣”或“趋”）之中开启并领会到“时机”或“天时”。反过来说也是对的，即《易》所理解的“时”不是物理自然的时间，也不是外在目的论意义上的历史时间，而是在错综变化的摩荡趋势中所构成或媾合而成的原发时间。“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系》下5章） 原发时间或“易时”绝非线性的，也不只是形式上循环的，而是氤氲醇化而生的时境、时气。更重要的是，这“相推而生”（《系》上2章）的原发时间必与人的“彰往察来，微显阐幽”（《系》下6章）之“知”不可分。也就是说，此原发时间乃是“时机”，得此时者必“知几（机）”，而能以“神”会事。“几”即变化之最微妙、最氤氲化醇、动于无形而得机得势之处。故“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系》上10章）“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系》下5章） 所以“知几”（《系》下5章）就是知时机，乃学《易》之第一要务。

当胡塞尔（E. Husserl）和海德格尔（M. Heidegger）以现象学的方式来研究“时间”时，

发现这种原发意义上的（既非宇宙论的、亦非目的论的）时间除了各种“趋向”及其“相互媾生”之外别无他物，连“先验的主体性”也不能在这“赫拉克利特之流”中维持。然而，正是这毫无现成性可言的“至变”是我们“领会”或“理解”世界和自身的源头。《易经》和《易传》的作者们在这一点上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相通，即深知终极实在是不可被对象化、实体化的，所以一再讲这样的话：“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系》下8章）将组成卦象的六爻说成“六虚”，正说明卦象、卦理本身以机（几）变为本，根本不预设任何“元素”的存在，而是在“不居”或“不可为典要（典常纲要）”的“周流”和“出入”之中构生出象和爻之时机含义（“度”）。简言之，“易象”之义即时机（几）之义、时机之“度”。“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系》下9章）。

从上面的分析可见，易象无论作为一个整体还是部分都是“时物”，即原发时间的存在形态或构生形态，而不是任何现成的存在形态，比如已确定下来的象征结构和数理结构。其中总有正在当场实现之中的流动和化生，永远不可能被完全程式化、哲理化和“电脑化”，而正在“化生着的”的境域就正是原发的时间或天时，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相互交媾中生成；“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系》下6章） 如果用海德格尔的术语，我们可以说这易象即原本意义上的“现象”（Phaenomen），意味着“依其自身而显现自身”（das Sich-an-ihm-selbst-zeigen），[6]  就凭借自身中的各种变化趋势的交媾而显示出自身的时机化含义。[7]

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读《易》，就不仅能看出“卦时”、“爻时”，而且能体会出所有真切的解释方式中的时性。在《易》、特别是其中的《彖辞》里，“时”这个字大量出现，比如解释《乾》一个卦的文字中，“时”就出现了十多次，并且具有非常突出的诠释意义。尤其是在《豫》、《随》、《坎》、《革》等十二卦中，《彖》作者一再赞叹“时（或‘时义’、‘时用’）大矣哉”，表现出对“时”的重要性的深刻领会。《尚书》中也有大量的“时”字，但其中大部分被训解为“是”，只有少数可读为“时机”、“适时”。《易》中的“时”则大多应被理解为“时机”。

现在让我们简略地总括一下“时”在《周易》的正文（即卦象、卦爻辞、彖辞、象辞、文言）中的一些含义。

首先，“时”被用来表示某一卦的特别突出的时机含义。比如《随》卦（下《震》上《兑》）的彖辞这样讲：“随，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周易译注》的现代译文为：“随从，譬如阳刚者[这时指下《震》]前来谦居于阴柔[这里指上《兑》]之下，有所行动必然使人欣悦而物相随从。随从，大为亨通，守持正固必无咎害，于是天下万物都相互随从于适宜的时机。随从于适宜时机的意义多么宏大啊！”[8]  又比如《革》卦（下《离》上《兑》），彖辞写道：“革，水火相息。……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译文为：“变革，譬如水火相长交互更革；……天地变革导致四季形成；商汤、周武变革桀、纣的王命，那是既顺从天又应合百姓的举动。变革的时机是多么伟大啊！”[9]

其次，广而言之，六十四卦每一卦所表达的都是一种特殊的“卦时”，刻划出那样一个时刻的形势和人所应取的态度。比如《泰》卦表达“通泰”之时的形势（下《乾》上《坤》）、机制（“天地交而万物通”、“内阳外阴”）、趋向（“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和人应取的行动姿态（“征吉”、“包荒，……得尚于中行”、“归妹”、“勿用师”等）。其他任何一卦都是这样。

第三，每一爻位（初、二、三、四、五、上）都有特定的时机含义，且分阴阳（奇数位为阳，偶数位为阴）。爻之阴阳与位之阴阳相合为“当位”，否则“不当位”。在不少情况下，当位者（也就是当时者）吉，不当位者有咎。正所谓“六位时成”。（《乾・彖》）这些以及更复杂的一些讲究就是《系辞》中讲的“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的含义。

第四，不管是卦还是爻，“时乘”、“及时”、“时发”、“因其时”“时中”、“时行”（见《乾》、《坤》、《蒙》、《大有》等卦）都意味着“吉”或“无咎”；就是本来不利的局面，只要当事人因其时、“奉天时”（《乾・文言》）都可避难成祥。而“违时”、“失时极”（《节・象》）就总意味着不利或灾祸。由此可见，“时”在《易》的领会视野中乃是活的终极，而“与时偕行”（《乾・文言》，《坤・彖》，《益・彖》）“与时消息”（《丰・彖》）就是《易》让人达到的最高“神”境。所以，《系辞》讲：“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知来”（知晓将来）的关键就在于进入阴阳不测、唯变所适的时机化的时境中，从而能与时偕行。

第五，因此，解释易象的一个原则就是：阴阳交遇则通、则吉、阴阳不交则受阻、有咎。这既指一个卦中的上下卦的关系，又指六爻之间的关系。比如《泰》卦乾下坤上，乾阳本性向上，坤阴本性向下，所以必交遇；于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固也”，吉祥亨通。《否》卦则是坤下乾上，上下卦相背而行，无交遇，因而“不利”；“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说到爻之间的关系，则阳爻遇阴爻则通，遇阳爻则受阻。《周易尚氏学》视这条诠释原则为“全《易》之精髓”。[10]

“交”或“遇”就意味着相异者、相对者摆脱开自已的现成属性完全投入一个相互转化的形势之中，从而化生出新的时机和对此时机的领会。所以，这种相交转化正是最根本的“至变”。正如现象学分析中所讲的“过去”（Retention，保持）与“将来”（Protention，预持）的交融构成了活生生的“当下时机”（Augenblick），阴阳（“阴”可理解为“过去”，“阳”可理解为“将来”）的交合则媾生出氤氲“时气”。“气”在先秦思想中总含有“时机变化”以及对此机变的领会的意思，绝不是“气一元论”，如果我们在西方形而上学的意义上理解这个“一元论”（monism,）的话。

第六，基于这种理解，我们应该在“阴阳交而产生出时机，使人能呼应时机”的思路上来理解“中”。它是另一个解释易象的重要原则。正是因为阴阳两极的交遇才生出了活泼的居中，而这在氤氲鼓荡中被构成和维持着的居中气象正是时机或原发的时间。所以《大有・彖》讲：“‘大有’[下

乾上离，只有第五位是阴爻，余皆为阳爻]，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 译为现代文就是：“‘原本所有’，譬如阴柔得居尊位[六五爻]而张大了中道，上下阳刚纷纷[与之]相应相交，所以称‘原本所有’，也就是‘大有’。它的德性既刚健而又文采鲜明，与天相应，得时而行；所以至为亨通。”[11]  此卦之所以“亨通”，在于它含有的唯一一个阴爻正处于“五”这个尊主之位（上卦的中间），且有向下趋势，因而能与阳爻们充分地相应相交，生成“原发之中”，因此“应乎天而时行”，以致亨通大有。简言之，这“中”就应理解为相交发生和维持之中，时机的出现和领会之中。正如《蒙・彖》所言：“以亨行时中也”（可译为：“通行到时机里，就可居中，就可命中）。至于比较外在意义上的“中”、“正”，都是由这个原发之“中”衍伸出去的。

一些其他的解《易》讲究，比如三才、承、乘、比、应、据、互体、反对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上面讲的“阴阳交而生时处中”这样一个最根本的易道、易理相关。

第七，所有这些解《易》的“原则”或讲究都不是可独立地、机械地运用的规则，而是在相互化洽之中的趋向指引。当机领悟和当机立断是解《易》的最终时机，而全部《易》及其解释方式都是为了帮助人进入这个“时－机”（几）之中。

二. 其他的原发天时观

上一节的讨论达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即易理之根本在于“阴阳交而生时处中”。可知《易》的一切预设，比如阴阳和象数，都无“自性”可言，都是为了构设出、参与到时机领会或原发天时的媾生之中。这与西方的概念形而上学有巨大差异，而与诠释学（Hermeneutik）化的现象学思路有一些重要的相通之处。

对于这两者，原本的时间都是一种纯粹的“象”的构成，用德文“Bilden”表达最合适，因为这个词的动词（bilden）意为“发生”、“构成”；名词（Bild）则为“象”、“画像”等。而且，它们都视原本的时间本身充满了与人生最相关的意义，决定或生成着人、民族、国家的命运（天命）。这样的时机化和域化的时间乃是我们一切“知”和“领会”的源头。

中国文化中出现的几乎全部有生命力的学说和学派都与这样一个“与天地准”的易理源头相关。它们的成熟形态一般都强调了这个原发易理时机中的某一方面，比如汉儒强调礼制，也就是象数的先天结构、位置那一方面，道家则强调易几中的“变动周流”和“与时偕行”的一面。阴阳家强调阴阳和象数的一面，因而与汉儒有共通之处。不过，它们都不会完全舍弃另外的方面；如果那样的话，就无活的持久生机而言。正因如此，它们都能够在内部形成不同的、甚至是相对立的倾向，比如儒家中出现了宋儒，道家变成了道教。

然而，在春秋时期，颇有一些好学深思者以原本的方式领悟着这个源头，以各自的方式天才地体现着变易交会之中的天时。下面让我们检视四位：范蠡、孔子、老子、庄子。

范蠡是春秋末越国大臣。越王勾践不听其劝，以致大败于吴国，经历了极大困苦与耻辱。然后，在范蠡辅佐下，“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待时机成熟，一举灭掉吴国而称霸。范蠡对于天时和阴阳变化之几微有深切领会。他讲：“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夫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12]  这“时”的表现可谓“变动不居，上下无常”，因而使不精于此道者莫名其妙，往往动辄得咎。范蠡“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得以领会时机的生熟正反，多次劝阻勾践“得时不成”、“逆时”而动的意向。他苦心等待和促成的就是“人事与天地相参”或阴阳相交而构成的最佳时机。一旦时机来临，“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趋之，唯恐弗及”，马上促使越王出兵伐吴。用兵的进退攻守，皆以阴阳之变为根据，“顺天道，周旋无究”，致使“吴师自溃”。吴王卑辞请和，勾践欲许之，范蠡则以天时之理力谏勾践。他说：“圣人之功，时为之庸[用]。得时不成，天有还形”。最后击鼓进兵，灭掉吴国。范蠡可说是深通易理天时之人。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思想者。但记载他言论的《论语》却没有以理论的方式来讨论天道、性命这些“大问题”。因而被黑格尔贬为“老练的、道德的教训”和“散文式的理智”。[13] 而不少人也确实认为儒家的“外王”极致在汉儒，内圣的极致在宋明儒，而对孔子之为“圣”的道理只好含糊敷衍过去。其实，《论语》乃是儒家思想最深刻原发的表现，其仁说与易理之精髓息息相通。当然，尽管孔子好《易》，却并不主要依据卦象来思考和教导学生；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者是“艺”或“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另一种讲法则认为六艺指“六经”，即《诗》、《书》、《易》、《礼》、《乐》、《春秋》。不管怎样，“艺”意味着灵巧、机变、有尺度感，在适时应和之中让“阴阳”或“相异者”相交，从而当场引发出某种事物和情境，因而能养成人的分寸感和对时机的领会。

“艺”是理解孔子为人的一个关键。“子云：“吾不试，故艺。’”（《论语》9/7）“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7/6）他的一生就是在艺中升华，而又转过来，用艺去转化升华弟子们的一生。他终生“好学”，所学无非艺也。从“多能鄙事”之艺到博古通今之艺再到尽性知命、“从心所欲，不喻矩”之艺。《易》不用讲了，《书》之外的其他四艺无不是“时机化的艺术”。《礼记・礼器》言：“礼，时为大，顺次之。”[14]  孔子又讲：“克己复礼为仁”。（《论语》12/1）这意思是放弃自己“固、必”之“我”（《论语》9/4），而融入那和穆中节的礼时之中，体会到“人”与“己”的根本关联和相互建立，（《论语》6/28）从而知“爱人”（《论语》12/22）、“知天命”（《论语》2/4）。礼对于孔子绝不就是一套外在的繁文缛礼和固定的国家体制，而是“与时偕行”的通天艺术。因此，亲身参与其中是绝对必要的，“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3/12）“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3/12）后一段引文应理解为：“在祭神的时刻到神意所在之处去”，或“在祭神的时刻与神同在”。“神”对于孔子永远意味着在礼乐等技艺所引发出的时机中所体验到的神性? ?搿兑住は荡恰方驳摹耙跹舨徊庵??瘛逼奈?嗤ā？鬃佣允?肜值闹堪?谑澜缢枷爰抑惺呛奔?摹＃ā堵塾铩?/13,3/25,8/8,16/13）他对于含有众多民歌的《诗》这样讲：“《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无邪”之“思”对于他正是一种富含时机智慧的“纯思”，可超出诗句的对象化内容而在新的语境

中获得新鲜的诠释含义。因此，他不但本人爱引《诗》，而且特别鼓励学生创造性地诠释《诗》，以造成领会礼和其他问题的时机或意境。（《论语》1/15，3/8）至于《春秋》，绝不止是史书，而是孔子的政治、伦理和思想智慧的最富时机（事件的时机、语言的时机）性的表达。可以说，这些艺在孔子那里是转化了的卦象，通过它们而领会到更有“文”化含义的易理。

这些就是孔子的“中道”或“中庸”的源头。没有技艺活动开显出的原发时境，就无活生生的“至”极（《论语》6/27）和“不勉而中”（《中庸》20章）可言，而只有外在的折衷。所以，对于孔子，中庸的终极含义就是“时中”；（《中庸》2章）即“随时以处中”，或“总在最佳的时机中”。于是，《中庸》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庸》1章）这正是礼、乐、诗等艺术让人达到的时机化境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至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同上）这“中和”正是对“原发天时”的最合适的一种领会和表达，深合易理。能“至中和”，则“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因为“天时”对于中国古贤来讲就是活的终极、生成着的“中极”。孟子赞孔子为“圣之时也者”，（《孟子・万章下》）可谓言中！

老子的学说尽管不看重“艺”，但同样富于时机化含义。看不到这一点就会将道家视为“中国古代的形而上学”的典型。老子讲：“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42章）正是由于阴阳的相激相交（“冲”），以至有气化之“和”。此处“冲”字既可训为“涌摇交汇”，又可训为“虚”，从字面上看，则也可与“中”有关。两极相交而生居中之虚境，于义亦妥。帛书甲本此字就是“中”。按先秦人的思路，这阴阳交生之中虚或中和者，必含有原发的时机性。“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老子》16章）可见在这虚极之处，有“作”有“复”，以构成“惚恍”之象。“视之不见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谓道纪。”（《老子》14章）[15] “夷”、“希”、“微”都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也就是“不有不无”的那样一种“惚恍”的居中状态，因此“不可”被规定（“致诘”）为任何可对象化之“物”或可描摹、再现之“状”。但它们又都有来去出入可言，“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老子》5章）但这“来”不见其首，这“? ァ辈患?浜螅?蛩?怯搿敖瘛被於??弧9收狻叭?[夷、希、微] 混而为一”，可以理解为原发时间的三时相[将来、过去、现在] 媾生合一的氤氲状态。而且，原文确实马上谈到了时间之“今”与“古”。今与古的交织回荡构成了“道纪”和“自然”。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道：“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能看出道家乃“因时为业，……时变是守”，（同上序）很有见地。但须知道家的这个要旨与《易》理相通，也就是与先秦儒家的天时领会相通，而将“儒墨”置于同一档次大为不妥。至《庄子》，此“时”义大张。“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庄子》逍遥游）就是游于原发天时的境界。这不限于“安时处顺，哀乐不能入”（《庄子・养生主》）这类说法里的时机领会，更意味着“游乎天地之一气”（《庄子・大宗师》）的终极或中极时机化境界。比如“山木篇”讲的“处乎材与不材之间”就意味着这样一个“与时俱化，……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的“时中”境界。

由以上这些阐述可知先秦人对“时”的极度敏感和原发领会。这里需要指出一点，即“随时”、“与时消息”、“守时”、“因时”等，绝不只是“按（现成的）时刻表做事”，更不是无真义可言的“机会主义”，而意味着进入或参与到原发时间或天时的构成之中。只有在其中，才能“随”和“因”。所以，随此天时而动就必为此时所化而“至诚”，也必因此而“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中庸》22章）这就是《中庸》讲的“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的意思。（《中庸》25章） 在《中庸》的语境中，“至诚”相当于本文讲的“原发时间”，所以“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中庸》20章）并不只是被动地顺因外在的规律。“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中庸》24章）此为圣人境界。

三. 天时的各种表现――天之时

这种对原发时间的关注来自中国的远古传统，也反过来深刻地影响着先秦之后中国文化的走向和特征，由此而形成了各种时间上的讲究和安排。有的还保持了对于原发时间的体验，有的则在一定程度上流于外在的时间格式（schematismas）了。

中国古人“仰观于天”的长久热情在其他文明古国也有，但中国人由此不仅发展出测时的历法和作预言的占星术，而且将这种比较外在意义上的“天时”转化到人的生存领会和行为态势中来，发展出了一种天人相参的时机化的时间观。中国人真正看重的既非物质自然之天，亦非主体之人，而是在其中摩荡生发着的生存时境。

《易》一开始并不只是一部用以占卜的书，也绝不只是“观类取象”，象征和描摹现代人讲的“自然规律”的书。从根本上说来，它是一部“参天时”之书，通过卦象和解释来领会阴阳、天人相交相背之时的种种形势和处身之道。由此而可看出“德”或“美德（比如“健行之诚”、“潜隐之韧”、“避咎之惕”、“履正之中”、等等）乃是时机化形势本身所要求的，而天地万象之变化也竟可以视为媾生原发时间和生命意义之“易”。所以《系辞》说《易》是“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系》上6章）它要表达的是超出西方分类原则的一种原发混成的智慧。因此，由它可以变化出或关联到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不管是历法、兵法、医术、建筑、艺术，还是治国和修身之道。

历法早已配合于易象。比如“十二辟卦方位图”，其“来源甚古”；[16] 它是将易卦中十二个有序的“阴阳消息”卦按“东西南北”等方位排列，十二“地支”与之配合。由此而见一天十二时辰和一年十二月份中的易理－－阴阳如何消长；同时可见时间与（地理）空间方位的关系。类似的、做得更精巧复杂的“图”还有许多，比如揉进了“节气”的“卦气七十二候图”和“卦气六日七分图”等。由此，《易》与历法结合；而中国的历法自古便与人的活动时机紧密相连。

这种“阴阳消息”的大思路再配上“五行说”，就构成了后世许多学说的基本构架，比如《黄帝内

经》和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阴阳五行说。《易》通过上述的“方位图”就可与“五行”相关起来。四时（春夏秋冬）对应于木火金水，季夏（《黄帝内经》叫“长夏”或“中夏”）对应中央土。于是，五行也有了时间性。而且，这时间性的关系是“相生”，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对应四时的相生；其次，这时间是循环往复的，如四时（四季）的往复一样。当然，五行本身还有“相克”的关系（所谓“比相生，间相克”）。《黄帝内经》是中国影响最大、时间最古远的医书。它就以这种具有“天之时”特性的阴阳五行说为中枢，发展出了一整套藏象、经络和五运六气的医学思想。《素问・天元纪大论》[17] 云：“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不通乎！”；《素问・六微旨大论》道：“黄帝问曰：‘呜呼远哉！……天之道可得闻乎？’歧伯稽首再拜对曰：‘明乎哉问天之道也！此因天之序，盛衰之时也。’”按照这个思想，人的五藏（心肝脾肺肾）配五行：肝配木，心配火，脾配土，肺配金，肾配水。所以肝主春；心主夏；脾主长夏；肺主秋，肾主冬。（《素问・藏器法时论》） 这样，它们就有了时间性，它们之间也就出现了相生相克的关系。而这与人的养生和治病大有关系。它告诉你什么时候该有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应则顺，否则逆，逆则生变，变则病”。（《素问・六微旨大论》）例如，“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逆之则伤肝，夏为寒变，奉长者少”。（《素问・四时调神大论》）考虑到春天“发陈”的特点，诊治病人和用药方式就都要顺应之。何况，五行贯通宇宙间一切事物，比如有“五色”、“五味”、“五志”等等，因而人的行为、心志（心态）和药性无不有五行，也就无不有天然的时间性。而针炙所依据的经络腧穴，与《易》有更直接的关系，是五藏六腑上应天时的方式。“十二经脉者，此五藏六腑之所以应天道也”。（《灵枢・经别》）经络有阴阳之分，每条经或络都有五个重要的腧穴，当然也配于五行五时（四时加上长夏），因而针炙取穴时要依不同的时候而刺不同的穴位。此外，按“子午流注”的学说，这十二经脉又配于十二地支或每天的十二时辰，人身的气血被认为每个时辰流注到一经之中，从寅时流注肺经直到? 笫绷髯⒏尉?T俳?延形逍惺粜缘奈咫蜓ㄅ湟蕴旄桑?礁鎏旄膳湟桓鲅ǎ??谑前凑崭芍?浜系牧??鬃咏岷戏绞剑?赏扑愠瞿骋痪?鲋械哪骋谎ㄎ辉谑裁慈掌诘氖裁词背酱蚩??纱硕??既嗣堑闹尾 ⒀??⒘饭Φ氖奔浒才拧⒎轿蝗∠颉⒁┪兑┝康难≡竦鹊取V泄?说哪侵旨负跏俏奘辈挥小⑽薮Σ辉诘摹敖簿俊焙汀八低贰保?屠丛从谡庵址⒆浴兑住返奶焓惫邸?nbsp;

此外还有更复杂的“五运六气”之说，用以推算每年每季的气候及其与人的身体的关系。我想除了在中国古代的这种重天时的文化中，哪里也不会出现如此精微的“时刻表”。但更重要的是，这种推算虽然有法可依，却又绝不是完全机械的，不然就丧失了原发天时的“原发”意义。这么多本身有时间性的因素相互影响、“化洽”，所得出的不可能只是死板的定数和“规律”，而更有时潮的“随-机”趋向。[18] 最终的决断或决定性的判断只能由那能充分感受这时潮之人临机作出。正所谓“时中（zhong 四声）”是也！不背医书者不晓规矩方圆，只背医书而不知运用之妙者，必治（致）人于死地。对于中国古人，凡事做到精微处，无不有个太极阴阳五行，也就是变易之时机几微。这里确有理性的深思熟虑，但也绝非只限于概念理性和因果关系；在最关键处总离不了时机化的理性，也就是“圣之时”的裁决。所以养生治病如治国用兵，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素问・气交变大论》）才会得机得势，透微入里，游于天时的韵律之中。

可以设想，这种阴阳五行、变通周旋的易理完全可以用于理解历史和社会政治。以上已经提及孔子作《春秋》，内含微言大义，即在历史之时机情境和叙述之语境中“寓褒贬，别善恶”。战国时的邹衍，“深观阴阳消息，……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看来，他已有意识地将“阴阳消息”、“五德[即五行的表现]”与君王之“治”联系了起来。而且，这“五德”的时间似乎也不只是指一年之中的季候，而包括了朝代或历史时代。汉代的董仲舒著《春秋繁露》，将阴阳五行的历史观和社会政治观与《春秋》直接挂连，全面阐释出儒学的“天之时”的含义，建立起儒家在中国文化中的正统地位，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

董仲舒相信“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天性唯时，故人性亦唯时。天有春夏秋冬之四时，人则有喜怒哀乐之四气；反过来说也可以，即天有喜怒哀乐之气，人有春夏秋冬之时。（《繁露・天辨在人》）而关键在于：“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繁露・阴阳义》）这一点对于“人主”或“王”尤其重要，因他一身系天下之安危。董仲舒写道：“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繁露・王道通三》）这种以文字为“象”而通其原义的作法颇有《易》的古风，而其阐发的王与天地贯通之“中”也颇有深义。“是故王者唯天之施，施[法]其时而成之；……然而王之好恶喜怒，乃天之春夏秋冬也，其俱暖清寒暑而以变化成功也。天出此物者，时则岁美，不时则岁恶。人主出此四者，义则世治，不义则世乱。是故治世与美岁同数，乱世与恶岁同数，以此见人理之副天道也”。（同上）王法天就是法天之时变而成就社稷黎民，故他的好恶喜怒之发皆中节（即“义”的原义），就如同天之四时皆守时，则世治，如天之岁美。可见人主与天以时相通。“人主立于生杀之位，与天共持变化之势，物莫不应天化” 。（同上）非常清楚，这正是《易》与阴阳五行思想的衍生和体现。

更进一步， 董仲舒还相信人的德行的内容亦从法天而来，比如“仁”从效法天的“复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的“无穷极之仁”而来。（同上）而“忠”、“孝”则取之于“下事上”的“地之义”。（《繁露・五行对》）。而且，人之阴阳与天之阴阳“可以类相益损”。所以，“天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明于此者，欲致雨则动阴以起阴，欲止雨则动阳以起阳，故致雨非神也。而疑于神者，其理微妙也。”（《繁露・同类相动》）比起用宗教祭礼来祈雨祈晴的'作法，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更直接，完全不依赖神灵。当然，这绝不是实证理性的思路，也不只是“巫术”，而是一种理性信念，即从阴阳五行的气化变易学说衍生出来的理性信念，也就是将原发时间观以比较呆板的方式运用到人生的具体情境中来的结果。按照它，董仲舒甚至可以相当详细地推断出，君主、官史、人民在什么样的时候（春夏秋冬）中做什么样的事情会产生什么样的具体结果，（《繁露・五行顺逆》、《繁露・求雨》、《繁露・止雨》等） 就像《黄帝内经》“五运

六气”说所推衍的那样，只是后者主要涉及气候灾变与人的身体中的五藏六腑的关系罢了。因此，正如上面已说过的，董仲舒的推断尽管提供了大的思想背景，但也绝对代替不了原发的时机决断，因为这正是所有这些天时推衍的根据所在。原始反终，才会有真正的“应天因时之化。”（《繁露・五行相生》）

关于时代、朝代之变易，董仲舒有“三统”或“三正”之说。“三统”，就是指三个相继的朝代，各以不同的颜色、时制来“一统于天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这颜色首先来自物候之时机，比如当寅月（十三月）之时，“天统气始通化物，物见萌达，其色黑”。如以这个月份为时制之“正月”，则是以黑色为统，于是朝服、车马、旗帜等重要标志皆取黑色。退后一个月（丑月，十二月），则“天统气始蜕化物，物始芽，其色白”；因此，以丑月为正月的朝代为白统，其色尚白。因其看重“正月”的确定，视之为“王”受天命的象征，故亦称“三统”为“三正”。“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故谓之‘王正月’也。”（同上）

照此说法，儒家并不只是按“阳尊阴卑”之说而维护“三纲五纪”的尊卑秩序，更依据阴阳易变而“天道靡常”的道理来接受并积极参与时代或朝代的更替，“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易・革・彖》） 非如此不可谓“奉天应时”之真儒、大儒，而只是固守死礼的陋儒、腐儒。但儒家能接受的朝代变易必是真正应天承运、以德配天者，所以“王者[即新王]必改制”（《繁露・楚庄王》） 也就是必以新统新时换旧统旧时，不然不足以示区别、“明天命”、“见天功”。无此《易》变，则无“正”、“统”可言，亦不会长久。这一说法或思路影响了后世历代君王。可见中国的“正统”观中充满了天时见地。

更奇特也更深刻的是，董仲舒和今文经学家不仅赞成朝代变易或政体“历时”说，还主张这变易之中的和谐共在，即“通三统”的“同时”说。这“通三统”讲的是，以新王或新时代为主导之统，但同时要让前两统或前两王之后代以非主导的或边缘的方式存在；也就是此二者被退封百里而为公候国，“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客而朝。”（《繁露・三代改制质文》）这二统仍奉其祖先当王时的正朔时制，因而在其方圆百里的公国中仍服其故有之服色，行故有之礼乐，当朝天子也以“客待之，而不臣也”。

新王或新统又出现后，最老的旧统就退出三统，而被称为“帝”。帝有五位。新帝进入五帝后，最老的帝又退出以保持“五帝”之数。退帝者被称为“皇”，共有“九皇”。退出九皇者才为民。“从文化基因”或“形式”的角度上看，不主当前时制的两统仍是“统”，只是不是“正[在主导之]统”。但它们代表了“过去”，也在某种“惚恍”的意义上代表了“未来”，因过去了的某一统起码在形式上会再现而主宰未来的一个时代。这三个时代或时间向度的贯通，就是“通三统”。这“变”而“通”构成了任何一统或只变而不通的三统所没有的活生生的“天时”感受，即传统、现实和将来的充满仁爱、正义和憧憬的微妙交融，赋予历史、文化、社会以原发的和自然和谐的生存意义。由此让我们领会到孔子讲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深邃含义。这是中国古代儒家天时观在政治、历史领域中的最有特色的一个表现，是原发的、时机化了的“人（仁）道主义”，在西方的政治理论中找不到对应者。董仲舒对《春秋》笔意（即寓褒贬于其中的记述方法）也做了许多讨论，比如“玉杯”、“竹林”、“玉英”等篇。这些都是更直接具体的时机化分析（“别嫌疑”）。这里限于篇幅，就不作讨论了。

至于由邹衍开始的“终始五德”的政治与历史学说，就比较呆板了一些，重在（朝代所主之）德与德之间的次序，是五行说的比较外在的运用。不过，即便这里也表现出中国古人的历史观和时间观不是线性的、目的论式的，而是循环的，与生存化的时间紧密相关。[19]

结语：

本文阐述了中国古代的天时观在《易》和几位大思想家那时的“原发”表现，以及它如何延伸到中国的古医学和政治、历史、社会的学说中。在我看来，不深刻了解这种天时思路，就不可能进入中国古代思想和整个中国文化的枢机之中，也就不能真正理解之。

从以上的讨论可见，这种天时观与对人的生存形势的领会相通。在这个意义上，它与西方的现象学时间观比较接近，尤其是与海德格尔的解释学化的现象学时间观接近。然而，也不可忽略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现象学的时间观，哪怕是海德格尔所讲的，都首先与个人的原发体验相关；尽管这不必是主体主义的，而是历史的和解释学境域化的，但起码它的讨论方式要以个人体验（“主体的内在意识”、“缘在”（Dasein））为中心进行。中国的古代天时观则不然，它出自与社团、种族的生存息息相关的日、月的循环消长，并被《易》象化，通过阴阳的“媾生”势态和机理来领会时机的构成特点。所以，这种时间观能孕育出各种极为精巧、复杂和准时准点（地点）的应时技艺和学说。在“朝向将来（以“将来”为时间重心）这一点上，天时观与海德格尔的时间观相仿佛，但在海德格尔那里，这种“朝向”或者表现为个人在“朝向死亡”中做出“先行决断”的体验，或者表现为对于那已消逝之“神”的“等待”姿态。在《易》和《黄帝内经》中，这种朝向却是更丰富和活泼得多的；既可以是准时准点的预测（“知几可以前知”），又可表现为“以德配天”的时机化智慧（“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素问・四时调神大论》）和活生生的信仰。然而，古代中国的天时观缺少现象学那样的详审分析和追究，因而多为活灵活现的“体现”，而寡于反思境域中的“纯现”，以至往往被后来的思想家们所忽视遗忘。

注释：

[1] 参见《希腊哲学史》，汪子嵩等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75-76页。又见W. K. C. 格思里（Guthrie）：《奥菲斯和希腊宗教》（Orpheus and Greek Religion），London，1952年，80-95页。

[2]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219b1。

[3] 此文引用中文古典文献时尽量在行文的括弧中给出出处。其中的加强符皆来自引者。

[4] 今人蒋庆从公羊学立场批评了终始五德说，将它与公羊学所讲的“通三统”、“张三世”之说区别了开来。见蒋著《公羊学引论》，沈阳：辽宁

教育出版社，1995年，310页以下。

[5] 《周易译注》，黄寿祺、张善文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570页。

[6]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 Tuebingen: Neomarius，1949年，31页。

[7] 作者对于“象”的原义的讨论还见于另一篇文章：“观象”，见《读书》，，4期。 [8] 《周易译注》，153页。

[9] 参考《周易译注》，406页，但有所变动。

[10] 参考《周易译注》，45页。

[11] 参考《周易译注》的译文，但有较大改动。

[12] 《国语・越语下》。以下言范蠡者皆出此处。

[13]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1卷，北京三联，1956年，119，132页。

[14] 可译为：“礼制以适应时机为最重要，再者才是要合乎顺序”。

[15] 此章最后一段依帛书本改动，即将王弼本的“执古之道”变为“执今之道”；“能知古始”变为“以知古始”。参见《帛书老子校注》，高明撰，北京：中华书局，，298页。

[16] 《周易译注》，56页。

[17] 《素问》和《灵枢》皆属《黄帝内经》，引用时不再标出《黄帝内经》字样。

[18]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帝曰：‘余司其事，则而行之，不合其数，何也？’歧伯曰：‘气用有多少 ，化洽有盛衰，盛衰多少，同其化也’。”“同化”意味着构成时机的各种因子（比如“气”、“运”）的叠合化洽。

[19] 公羊《春秋》派或今文经学中的“三世说”（认人类历史由或将由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组成），似乎有目的论之嫌。但对三世说的解释往往含糊不清，既可以是“希望哲学”，又可以是“复古慕古”而含“循环”之义。不过，可以肯定，《礼运》中“大同书”所描述的大同世界（相当于太平世）比较近于西方思路中的“理想社会”的模式，而少天时智慧。我对三世说的评价与蒋庆君所说者（见蒋著《公羊学引论》，第5章，9节）不同，尽管我在阅读其书时受益良多。

篇17：中国古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演进与借鉴

人类文明的历程便是人与自然协调的过程，人类改造自然的历史，便是一部环境保护与破坏的冲突史。经济学最理想的状态便是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经济机制与生态机制的和谐。然而，文明的历程往往忽略了把握人与自然的结构，历史深处的忧虑被现实证明之后，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走过的路程。当我们重新扫视中国兴衰的历史坐标时，会清晰地发现，中国古代可持续发展思想与当代提倡的可持续发展内涵是殊途同归的。

（一）

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从仰韶文化开始，经历农业技术进步的龙山文化时期，到夏代初，这里的农业已有了30历程。当时实行大面积的“刀耕火种”，《管子・揆度》中讲道：“黄帝之王，……不利其器，烧山林，破增薮”。而我们的祖先很早就萌生了持续发展的思想，最初是不自觉的，甚至迷信的。人们曾把山川与百神一同祭祀。《诗经》中有“是飨是宜，降福既多” ①的说法，《国语》中又指出，九洲山川河湖，生产物质资源，所以要保护和祭祀。

可持续发展最本质的涵义在于通过阐明人与自然关系的极端重要性，明确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力，使人类经济活动合乎理性，形成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良性循环，其突出标志是资源的永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经过漫长的演进，人们对生态资源的保护由不自觉的、模糊的阶段发展为自觉的清晰的阶段。到东周时，其目的已相当明确。它承认了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开采的不可否认性，但主张合理而有计划地应用。春秋时已有保护正在怀孕和产卵的鸟兽鱼鳖以永续利用的思想和封山育林的法令；孔子主张“钓而不纲，弋不射宿”②，避免生态资源发生代际供求矛盾；荀子在《王制》中讲道：“草木繁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礼记・月令》中更有气候、生态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思想：孟春，草木萌动之时，“牺牲毋用牝（母兽），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管仲指出，“春政不禁则百长不生，夏政不禁则五谷不成”。

先秦这种永续发展的思想，主要服务于农业生产，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到秦汉时，理论上已达到较高境界。汉高祖刘邦的后代刘安邀集宾客合写的《淮南子》，对先秦环保思想作了系统总结，是古代生态环境保护最完善的论述。其中，《主术训》中有一段话，集中体现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内涵：“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时，下尽地财，……故先王之法，……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认为这样才会出现草木繁华，物种繁多，生机勃勃的景象。

生态效益是形成经济效益的环境基础，而经济效益则是生态效益得以改善的外部条件和社会环境。贾思勰对于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指出：“丰林之下，必有仓庾之坻”。唐宋时期许多诗词也反映了这种思想。明代朱熹提出“天人一理，天地万物一体”之说，确定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内涵与原则，与今天我们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观点是一致的。

然而历史证明，经济发展往往付出沉重代价，即生态环境的破坏，经济依赖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支持，因而，对资源的开发利用（客观地说，某种意义上的掠夺）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理性的人类应该学会在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间寻找平衡，而不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超越资源环境的承载极限，因为生态的退化往往是不可逆的。历史上惨痛的教训数不胜数。《水经注》中记载越王勾践的采伐，“使木工三千余人，入山伐木一年”；不久，又“使楼船率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以为桴”。如果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况且他的行为对于当时森林资源丰富的时代讲，危害性尚可忽略，那么，历代大兴土木，毁林建都，造成荒漠化、沙化和植被退化，日积月累，造成长城以南，淮河以北的原始森林全面缩减，则是毁灭性的。尤其元建都大都，大肆砍伐原始森林，有人在诗中愤怒地写道：“滦人毁巨松，童山八百里”。这同时造成水土流失，泥沙淤积，许多河道曾有的舟楫如云，千帆竞发的局面已成如烟往事。加之长期列国纷争，伐木立寨，甚至毁林灭敌，无休止的破坏欠下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债务。人是自然最大的受益者，也成为最大的破坏者。对此，朱熹在《孟子集注》中指出要“取之有时，用之有节”。清代散文家梅曾亮分析指出，开垦山地造成水土流失殃及平地山田。但这些宝贵思想多在血与火中沦陷，对环境的掠夺却日积月累，成为今天许多地区千疮百孔的凄惨景象的历史根源。

恩格斯说：“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一样。③”与天地相参，是中国古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核心。尽管历代都不免有破坏现象，但与西方从雅典时代开始，就走上的征服万物与自然之路有本质区别。在中国，从庄子“道法自然，返朴归真”的自然主义和谐到孔孟的“尽心知性”、“与天地参”的伦理主义和谐，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一直延续到今，并成为一支重要的思想流派。

（二）

资源是稀缺的,而人类的需求则是无止境的`。正是这种稀缺性，使可持续发展承担着合理配置资源，实现自然资源可持续供给的重任。人口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资源，与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促进与制约并存的关系。中国古代可持续发展思想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人口、资源、环境的比例问题，如何合理配置资源和提高资源的生产能力。

资源的稀缺存在于一切时代与社会，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形式。漫长的年代里，中国曾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中国是农业古国， 而农业资源包括了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土地与劳动力是其中最主要的生产要素。先秦时，地广人稀，广袤的土地生产资源缺乏相应的生产者与之结合，对农业生产极为不利。人口是社会经济生活主体，劳动力是生产力构成因素和生产关系体现者，从人类迈入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人口经济关系在古代文献中便得到论述。最早可见于《易》、《诗》中。《易》的卦辞主张人口增加，《诗经・国风》许多 篇章直接以恋爱、婚姻、家庭为主题，把人口和土地看得同等重要。希望人口增殖的思想与当时农业自然经济是相适应的。

农业生产中，土地与劳动缺一不可。墨翟被看作第一位系统分析人口问题的思想家，明确主张“富国、众民”。他把土地、人口与农业生产联系起来考察，已注意到土地与人口比例问题，提到“率万家而城方三里”，不管这种比例是否失真，在诸位将相皆以据守城池，调遣众民为荣的背景下，是难能可贵的。商鞅提出，“民过地， 地过民”都不好，并以韩赵两国为例证明，认为地广民众未必富强，地狭民寡未必贫弱，问题在于能否充分发挥人口与土地的效力，这是当代集约经济思想的雏形；他还开始人口统计，以正确推行富国强兵政策。管仲提出单纯增加人口和土地未必富强，人口与土地必须在量上对应，才能形成真正的生产力，这对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是很有意义的，他还指出：“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反对过度修建房屋挤占土地。

荀子在前人基础上指出要以土地资源现有量来增加人口，估量人力发展生产，由于历史条件限制，他未结合生产方式考察，但他的量地立国，计利富民，收支相抵的思想对人口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仍有巨大意义。韩非认为，争与不争，关键在于财富多少，不是绝对量，而是与人口相比的相对量多少。他断言人口是成倍增长的，比马尔萨斯早2000多年考察人口与财富比例，在世界人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先秦时，由于人口相对较少，土地及资源的稀缺性未明显体现出来。以后历代统治者，尤其是王朝建立之初，大多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加上税赋形式的集中和简化，农业的进步，人口不断增加，耕地不断扩展。有学者推测，明朝万历年间，人口已逾亿。到清前中期，开垦区域已向西部丘陵山地推进。农业社会造就了庞大的人口，而人作为生产者是物质资料再生产的一个要素，作为消费者的消费又是再生产的一个环节。清代洪亮吉的《治平篇》，在人口问题上论述广泛，分析具体，是古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的高峰，他分析了人口数量与生产、生活资料增长之间的矛盾，论述人口与物价、就业、社会秩序的关系，提及了人口增长应与生产、生活资料增长相适应，今天看来仍是科学的。

历史上进步人士对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的精辟见解，我们可以将其归为一点：人口数量的增大，对资源利用不能超过资源开发与更新速度，否则，便失去了持续发展的基础，这正是古代持续发展的核心之一――经济与生态，荣则共荣，枯则共枯，必须把发展理解为人与自然及之社会之间的持续与协调、平等互动的统一过程，决非经济的孤军奋战。

（三）

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的外部负效应。经济活动波及经济体之外时，也即产生了外部效应。而我们讲的外部负效应从本质上讲，是私人成本社会化。在生产力水平和社会意识的限制下，中国古代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同时，造成了巨大的外部负效应，主要是自然生态的破坏和经济效益的下降，历朝历代为了解决外部负效应作出了积极的探索和和和尝试，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解决外部负效应的途径之一是通过法治和财政税收，使造成外部不经济者承担社会成本。这里的税收，中国古代采取的主要方法是征收山泽园林税（类似于现在的资源税）。征收山泽园林税（不同朝代称法不同），其目的固然是扩大财政收入，但客观上对抑制外部负效应起了积极作用。

获取资源，本身必须付出成本。许多资源，其成本和价格很难确定。如优美的环境，繁华的城市生活，都是一种资源，但由于不可能通过市场交易得到，只能用另一种方法计量其价格，就是为得到这种资源必须支出的费用。如体力、财力的支出，迁居费用，获取户籍的费用，对中国古代居民而言，为得到资源，有时还得买通官府，打通环节，并承担种种税收。据《周礼》载，西周时便有了山泽税的征收，以后又有了矿税、盐税等诸多种类。同时，也加强了法律的完善和实施。早在殷商之时，就有了禁止在街道上倾倒垃圾的规定，并视其为犯罪，与《汉谟拉比法典》有相似的内容。《韩非子》载：“殷之法，弃灰于道者断手”；西周《伐崇令》规定：“毋坏屋，毋坏井，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伐崇令》是我国较早的保护生态环境的法令，而且极为严厉）；商鞅在秦国实行法治，也规定，“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秦墓出土的《田律》是世界上最早的环境立法之一，反映了依法保障持续发展的思想，“春二月，毋敢伐树木及雍提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北宋甚至以皇帝下诏的方式重申保护禁令，命令基层官吏捕拿违反禁令的人。类似的规定是很多的，因此过度开采和利用资源，有时也要承担受罚、被刑、伦理道德谴责的风险，要付出巨大的甚至生命的代价，有助于降低外部负效应。

遗憾的是，古代官府开征的山泽园林税范围较窄。许多资源虽为国有，但使用权下放民间时，界定并不明晰。人们在这种情况下，难以考虑自己行为对他人的外部影响。加之执行时官吏的扭曲、破坏，往往造成民不聊生，适得其反。法律的执行，又受到王朝更替的限制。生态环境在“禁”与“弛禁”中不断受到掠夺，而且官府在力图使外部不经济减弱时，如果不从自身做起，并持续下去，则无法达到预期的作用。历史上不断发生“蜀山兀，阿房出”之类事件，有关的政策也未能有效实施。历史的教训对当代中国仍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2、途径之二是对于关系国计民生而民众保护意识又不强的资源加强国家的垄断。民间分散的开采，不仅造成资源使用的低效率，而且极易造成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

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自然资源大都为国家所有，管仲时代之前便有了此类规定。西汉桑弘羊主持的盐铁官营，在各郡设盐铁官署，严禁私人生产“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北宋对矿课控制较松，但仍实行官榷法，规定以元符、绍圣时的矿课为额由百姓购买（扑买），然后，申卖于官，禁止民间私自交易。这种做法，不仅保证了国家收入，也抑制了私人盲目开采。

这种管制，曾不断有人反对。唐代的经济思想家陆贽认为，“三代立制，山泽不禁，天地材利，与人共之”④。反对官府垄断山泽之利，让人们自由经营的思想，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对上面论及的资源则不适用。再如金银等贵金属，如果放任民营，大量卷入市场，必然冲击社会秩序，造成金融体系紊乱；放松盐铁等大宗产品的管制，又不利于社会稳定。因而，对这种资源，必须加强政府控制。

3、途径之三是加强行政管理，设立相应机构，兴修水利，维持和改善生态环境，注重农业的生态效应。

据《史记》和《尚书》记载，我国早在帝舜时期就设立了管理山林川泽草木鸟兽的官员――虞，以后又设立虞部下大夫，大司徒等。《周礼》中规定大司徒“以土宜之法，……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考察动植物生活状态，使之正常繁衍。管仲在总结前代帝王处置山林川泽经验基础上，明确提出以法律手段保护生物资源，设置相应官吏。这些机构与官员是法律政策予以实施的载体，唐代河西走廊所以出现“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⑤的盛世局面，正是这些思想的验证。

水是农业的生命, 合理运用自然规律。兴修水利,改善农业生态,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中国在史前，已设立治水官吏――司空；秦国李冰修建的都江堰，成为“天府”的富庶源泉；汉以来，“朔方、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⑥，战胜和驾驭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难得的是，古人也意识到兴修水利带来的负效应。因为难以考虑环境制约，许多内陆河流越来越细，流量越来越少，干旱风沙肆虐。据《五凉全志》记载，“移丘开荒者，浴河棋布，至使河水日细，泽梁日涸，土地泽饶，变成往事”。然而，人类已经历了多次从大乱到大治而后有大乱的循环，很多有实际意义的治理思想未及实施便在荒原饿殍中湮没，古人又花大力热衷于土地兼并，终于将成倍增长的生态赤字留给了后人。

4、途径之四是建立可持续性环境伦理道德观，而这必将是个漫长的历程。中国传统文化向来把天地自然看作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条件，一直信守“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奴隶社会时便认识到“民以食为天，食以土为本”以及“草木畴生，禽兽群焉，树成阴而众鸟息焉”。此类思想，前文已有例证，不再赘述。

经济、法律、行政手段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迄今，生态环境退化浪潮汹涌，就是因为几乎大部分人未形成与现代工业、科技、社会相适应的可持续性伦理道德观。这种可持续性伦理道德观核心就是尊重自然，把人类真正融入自然之中，把享受自然和生活的权力平等地分给当代人与后代人。

“请君莫射南来雁，恐有家书寄远人”，中国古代可持续发展思想不仅建立在发达的农业基础上，也建立在淳朴的民风之上。 吴国盛在《现代化的忧思》中讲道：“一切保护环境的主张，浅层的依据是保护人类这个物种的生存与延续，维护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深层的依据则来自对存在的、本质生命的意义和科学价值的理解。”然而，在商品经济浪潮中，一种商品一旦发现其使用价值，人们往往蜂拥而上，时至今日，对自然的掠夺已形成巨大惯性，屡刹不止。玛雅文明的覆灭，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坍塌，都是生态破坏的牺牲品。回顾我们世代演绎着的“天人合一”的持续发展思想，是为了更好地构筑未来，也许严峻的现实正慢慢唤醒了人类的良知，但是，可持续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

篇18：中国古代的人性思想和社会管理思想

中国古代的人性思想和社会管理思想

中国古代思想家在天人之辨、人性善恶之辨、性情之辨、欲望利害之辨和人品高下之辨中形成了特殊的`人性思想及相应的社会管理思想.

作 者：陈碧金 CHEN Bi-jin  作者单位：兰州铁道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刊 名：兰州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ISTIC英文刊名：JOURNAL OF LANZHOU RAILWAY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2000 19(5) 分类号：B22 关键词：人性   超越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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