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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羌族体育蛾捉活动的形成与发展论文
羌族体育蛾捉活动的形成与发展论文
摘要：运用文献资料法、实地访谈法、问卷调查法对羌族传统体育“蛾捉”活动的形成、开展现状及发展进行系统的整理与调查研究, 结果表明:羌族传统体育“蛾捉”活动的形成与羌人生活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息息相关。提出:在不改变原有的文化色彩的基础上, 同时大胆吸收、借鉴现代竞技体育文化的元素, 不断把羌族传统体育“蛾捉”推向社会。
关键词：羌族; 传统体育; 蛾捉; 发展策略; 研究;
前言
古羌人在日常生产生活过程中创造了丰富多彩、别具一格的众多体育项目。羌族传统体育“蛾捉”活动在羌族祭祀活动、庆典和闲暇之余频频出现。对此项目的调查研究某种意义上代表了羌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笔者深入羌族地区, 对“蛾捉”活动进行了细致的挖掘、整理与分析, 以期为今后研究羌族文化提供依据。
一、羌族传统体育“蛾捉”活动的形成推研
通过调研分析, 羌族传统体育“蛾捉”活动的形成有多种因素和说法, 笔者通过对羌族历史背景的了解和生活环境、习俗等方面进行分析, 羌族传统体育“蛾捉”活动的形成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 地域环境是“蛾捉”活动形成的自然基础
人是自然的产物, 只有顺应自然才能生存。羌族大部分传统体育就是在顺应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因地制宜产生[1]11-45。因此, 能够因地制宜的存在、传承和发展。羌人的不断迁徙致使生存的地理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 由最初“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现牛羊”的游牧生活迁徙到“遥望一线天”的地理环境, 过着半牧半农的生活。这里山多, 水多, 实用的平地面积较少, 在农闲时因地制宜, 孕育出了一些简单易行的以羌族传统体育“蛾捉”项目为代表的羌族传统体育项目。“蛾捉”项目对器材、场地要求不高, 在农闲、节气时就地取材, 田间地头、房前屋后只要有5个平方左右的平地和大小基本均等的3-5块石块即可开展。
(二) 宗教祭祀文化为“蛾捉”活动形成提供人文环境
白石崇拜是羌人的信仰习俗。在羌族史诗《羌戈大战》中白石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武器角色;羌族神话传说《燃比娃取火》中, 白石头相互摩擦产生火花, 寓意火的起源。在叙事诗《木姐珠与斗安珠》的故事中因白石将木姐珠和斗安珠结合在一起繁衍人类的美丽传说。这意味着白石可以引申到“种的繁衍”的生殖观念之中, 通过羌族“释比”老人叙述和羌语对“蛾捉”的发音来推敲羌族“蛾捉”是指白石、大山的意思。从羌族的“转山会、羌历年”等祭祀活动中反映对白石、大山和生殖器的一种崇拜。从而可以推测羌族传统体育“蛾捉”活动与祭祀活动息息相关。活动方式始终也是以保护胸腹之间“蛋”为最终目的, 这“蛋”意味着保护白石、保护赖以生存的环境大山、保护传宗接代的生殖器, 为此, 这项活动始终附于节日、祭祀。在“瓦尔俄足、转山会、羌历年”以及阿坝州运动会开幕式表演中羌族“蛾捉”活动都会成为表演的项目之一。
二、羌族传统体育“蛾捉”活动的开展现状
(一) 羌族“蛾捉”活动的分布
通过调查发现“蛾捉”活动在阿坝州汶川县的威州镇、萝卜寨、茂县的上半区羌寨开展较为普遍。如今, “蛾捉”活动已融入到茂县旅游开发中, 通过一年的尝试, 对带动地方经济取得明显效果。同时, 每逢羌族节日、祭祀、庆典、运动会开幕式表演中成为了必不可少的运动项目。
(二) 羌族传统体育“蛾捉”活动方式及特点
“蛾捉”活动主要锻炼人的眼力、腿力、全身关节的灵活性、培养动作敏捷, 又颇费体力的一种有趣游戏,平常人们聚集在院坝或一草坪上都可以进行这一项活动。原始“蛾捉”活动的耍法:首先由一个小伙子自告奋勇的来充当“护蛋人”, 在“护蛋人”的怀下放上三个随地捡来的石头或木疙瘩作为“蛋” (最早是白石作为“蛋”) , 以脚尖画一个圆, 圆的大小根据参与人的身体形态而定。其余的人围在“护蛋人”周围不停的起哄并且寻找机会, 巧设骗局想方设法去争抢这三个“蛋”, 但一定要防“护蛋人”的脚。“护蛋人”必须手脚完全落地的形式来保护三个“蛋”, 并以旋转的形式或不停的转动以防“蛋”被外围人抢走。同时用下肢去蹬、扫外围“抢蛋人”, “抢蛋人”不能进圈抢蛋, 同时, 还不能用手拉“抢蛋人”。若谁在抢“蛋”中与“抱蛋人”身体相接触, 谁就被罚下场, 不能再参与抢“蛋”。如果三个“蛋”都被外围人全部抢去, 就认定“抱蛋人”为输并以筛糠等方式惩罚, 如果外围“抢蛋人”都被“抱蛋人”扫到, “抱蛋人”算赢, 参与者都要依次受罚, 然后又重新确定“抱蛋人”继续游戏, 从而达到娱乐游玩, 强身健体之目的。
“蛾捉”活动已发展成体育比赛项目, 规则:分组进行比赛, 采用3局2胜制。 (组员为5―7人, 其中一组抱蛋人一人, 其余为拉拉队, 对方全部作为抢蛋队员) , 需规定抢蛋人数 (一般4―6人) 及抢蛋时间 (30秒至一分钟) , 在规定时间内把蛋抢完为抢蛋人为胜。在规定时间内没有抢完, 以成功保护蛋的个数和被扫人员人数来计分[2]。
(三) 羌族“蛾捉”活动参与人群的情况
一个项目的发展, 参与人群是“基础”, 也是发展和传承的“心脏”。通过走访理县桃坪、汶川萝卜寨、茂县的坪头村等羌人主要聚居区。同时在汶川县萝卜羌寨、茂县坪头羌寨、理县桃坪羌寨进行抽样调查发放问卷300份, 回收293份, 回收率97.6%, 筛选有效问卷288份, 问卷有效率98.2%。本次调查从参与人群的年龄、项目的了解、项目参与人群、学历、动机入手。对羌族主要聚居地的三个县开展“蛾捉”活动的情况进行系统分析 (如表1) 。分析发现排在前三位的是羌族推杆占34% (98人) , 蛾捉28.1% (81人) , 扭棍子占22.2% (64人) , 其他项目7.6% (22人) , 从未参加过占7.9% (23人) 。由于推杆项目在被搬上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 从此全世界的人民都知道了羌族推杆这项运动。推杆运动作为羌族传统体育的一个品牌, 已经成为羌族体育文化代表。世界各地的人们争相来到四川观看羌族推杆表演, 给四川羌族地区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发展, 故此政府重视推杆项目较早, 一些专家、学者对羌族推杆的研究也较多。如今在羌区, 与旅游结合的项目主要是推杆、蛾捉、扭棍子, 这些项目对开展的场地器材要求不高, 规则简单易行。借助此机会希望政府大力宣传, 有更多的学者、专家关注羌族传统体育, 使之健康发展[3]。
表1 参加羌族传统体育项目情况
通过对羌族“蛾捉”活动参与人群的年龄进行分析, (如表2) 所示, 主要分布在青少年和中老年人。在6-15岁占28.3% (23人) , 在45-55占39.5% (32人) 由于羌族“蛾捉”具有较强的娱乐性, 因此深得儿童的喜爱, 同时近年来政府大力推进文化旅游业的发展, 在旅游景区将把“蛾捉”项目融入到自然景观并存推进, 让游客观赏自然景观同时体验羌族体育文化的举措, 故此聘请许多退休老人和懂得羌族“蛾捉”项目的“闲暇”老人做表演。建议相关部门, 借助此东风在学校教育中开设“蛾捉”在内的羌族传统体育文化, 使之更好的普及和传承[4]。
表2 参与“蛾捉”活动人群的年龄 (n=81)
对参与“蛾捉”活动的人群的动机进行了调查, 羌族“蛾捉”活动参与人群有的是为了健身而运动, 有的是为了民族的信仰, 有的是为了兴趣爱好, 不管是何种动机, 只要参与其中, 对“蛾捉”的传承和发展都有利无害。通过调查 (如表3) 可以看到:民族信仰, 祭祀活动是参与的主要动机, 占到了35.8% (29人) , 其次是商业活动占28.3% (23人) 居第三位的动机是促进健康占调查总人数的18.5% (15人) 。由于祭祀活动中羌族“蛾捉”是必不可少的项目, 所以民族的习惯自然成为了羌族“蛾捉”开展的主要动机, 其次是旅游开发中融入“蛾捉”项目, 因此为了赚钱, 贴补家庭之用, 成为了参加该项目表演的主要动机。但以上参与的动机都是外部因素产生的, 是被动参与, 对羌族“蛾捉”的传承和发展不利。希望相关部门大力扶持“蛾捉”项目, 加大投入鼓励提倡民间团体开展羌族“蛾捉”运动, 从而扩大羌族“蛾捉”的参与人群。
表3 参与“蛾捉”活动人群的动机 (n=81)
在调查过程中, 笔者对羌族“蛾捉”参与人群对羌族“蛾捉”的了解程度作了具体调查。 (如表4) 所示, 在调查的288人中, 认为自己非常了解羌族“蛾捉”的只占调查总人数的.15.9% (46人) , 不了解羌族“蛾捉”的占调查总人数的27% (78人) , 没有听说过的占34.3% (99人) , 听说过但具体活动方式不清楚的占22.5% (65人) 。非常了解的人群大部分是45周岁以上的人, 大部分的人对羌族“蛾捉”的了解只停留在表面上, 这对羌族传统体育“蛾捉”的传、帮、带受到严重阻碍, 希望相关部门对“蛾捉”运动大力宣传, 同时培养专业人才, 培养更多的人群参与此项活动, 为“蛾捉”的传承发展奠定人才和群众基础。
表4 对“蛾捉”活动的认识
三、影响“蛾捉”活动进一步发展因素
(一) 环境因素
羌族人民大多聚居于高山或高半山区。这些地区峰峦重叠、河川纵横, 交通闭塞, 与外界接触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气候较冷, 山谷气候温和, 雨量适度。虽宜农作物和树木的生长, 但宜于耕作的土地有限, 加之退耕还林政策, 使之林木成为经济来源受到限制。为了经济收入的提高, 解决温饱问题, 各村寨的青壮年外出打工, 参与传统体育活动的人越来越少, 对传统体育文化的了解的人群逐渐下降。羌族传统体育“蛾捉”项目仅在阿坝州的汶川县的威州镇、茂县的维城乡、雅都乡地区的羌寨开展较为普遍之外, 其他羌区几乎没有开展, 只有每逢羌历新年 (每年农历十月初一) 、祭山会 (也称敬山节、祭天会) 、运动会开幕式等一些羌族的重大节日, 才举行羌族传统体育项目的表演和比赛。由于开展地区范围小, 人口也仅占整个羌族人口的30%左右, 加之交通、信息的闭塞, 这就给“蛾捉”活动的发展与传承带来极大的困难[2]。
(二) 人才因素
人才是推动事业发展的推动力和基石。羌族传统体育“蛾捉”活动要想更好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必须解决好人才培养的关键问题。由于羌族居住地, 自然环境、气候环境、交通等因素带来生产力低下, 经济收入较差, 对传统文化观念淡薄, 于是羌民大多数精力都花在了经济建设提高生活质量方面。据不安全统计, 目前羌族传统体育项目收集有近两百项, 但有专业人才进行保护传承的仅有“推杆”一项。也仅有该项目列入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当前, 羌族传统体育“蛾捉”项目只在羌族开展祭祀活动时才表演一下,平时基本看不到其身影。即使在祭祀活动中参与的人群也仅在儿童和老人中。由于儿童一旦上了小学, 学习压力大了就不参与“蛾捉”活动现象, 老人终久有离开我们的一天, 到那时“蛾捉”活动的保护传承就面临着失传、消失甚至灭亡的境地。因此, 人才的短缺致使“蛾捉”活动保护、传承和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2]。
(三) 场地器材、比赛规则等因素制约“蛾捉”活动的发展
原始“蛾捉”活动对场地、器材的要求并不高, 房前屋后、院内草地以及河边沙滩均可, 只要有大小差不多的白石或柴疙瘩即可。活动面积和参与人数较为灵活。一般根据人数的多少来决定面积大小。场地、器材过于笼统, 对参与者没有吸引力, 没有明确的裁判规则, 失去公平竞争的保障, 缺乏竞技性、规范性和精确性的特点, 对参与的激情和愿望淡薄, 这些都制约着“蛾捉”活动的发展[2]。
(四) 现代生活方式和娱乐运动的冲击
羌族传统体育“蛾捉”项目历史悠久, 文化底蕴丰富, 是人类文化的一大宝贵遗产。但随着时代的发展, 生活的改善, 他们的行为准则, 运动需求, 兴趣爱好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加之震后异地重建, 改变了多年来形成的传统习惯和生活方式, 导致社会利益和社会角色的重新洗牌。笔者在汶川、茂县调研, 村民有个共同心声: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 羌族人口流动速度加快, 在城市中找到娱乐方式更多。麻将、网吧、台球、KTV、电影等无奇不有, 这些项目对青少年更有激情, 更能满足心理需要, 对“粗糙”的羌族传统体育包括“蛾捉”在内的项目已不感兴趣。即使有爱好体育运动的年轻人, 由于震后现代体育运动场馆的大量新建, 羌族居民休闲的方式也由此朝着智力型、现代化方向发展, 这种闲时的生活, 使得羌族体育逐渐消失, 人类的一大宝贵遗产无疑受到严重威胁。
四、结论与建议
羌族传统体育“蛾捉”活动具有丰富文化内涵和健身价值, 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蛾捉”活动的推广仍需要:第一, 以羌族传统体育“蛾捉”的保护和传承为切入点, 推行人文旅游和自然风光相结合的发展模式。第二, 以民族运动会为发展平台, 使“蛾捉”项目持续发展提供保障。第三, 借助学校教育为主要传承方式。第四, 在影视人类学的视觉下记录、展示和诠释羌族传统体育“蛾捉”项目, 有利于更好地进行传承和发展。
参考文献
[1]龙正印, 卢永雪.羌族体育研究[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2.
[2]余宗贤, 刘伟.羌族传统体育“蛾捉”运动的传承与发展研究[J].阿坝师范学院学报.2016, (2) .
[3]龙正印, 羌族体育文化重建结果调查与重整机制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11, (6) .
[4]钟灵波, 肖旭.四川少数民族地区民族传统体育旅游资源的特点及开发对策[J].西部经济管理论坛, 2011, (4) .
篇2：理学的形成与发展的论文
理学的形成与发展的论文
儒学的复兴，首先得力于统治者的需要、爱好和提倡。赵匡胤虽戎马一生，但在北宋王朝建立之后却远比刘邦聪明，深知可以马上得天下，但无法以马上治之。他不仅自己独喜观书，手不释卷，且严格要求臣下都要积极读书，以知治国之道。于是在北宋王朝的官僚队伍中，自始就形成一种重文轻武的风气。宋太祖 “ 杯酒释兵权 ” ，宰相赵普号称以 “ 半部《论语》治天下 ” ，以及宋初确立以文官知州事的制度等，都是这种风气的必然反映。
在提倡读书的同时，赵匡胤竭力褒扬孔子和儒学，登基伊始，就下令增修国子监学舍，修饰先圣十哲像，画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人像，并亲自为孔子、颜渊撰写赞辞，命宰臣分撰余赞，车驾一再临幸焉。所有这些，对宋初儒学的复兴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统治者对儒学的厚爱激励着儒生们奋发求学，贡献智慧，儒生门的奉献也确乎没有辜负统治者的期待。有鉴于宋初的政治格局与外部环境，儒学的复兴最先体现在《春秋》学这一热点问题上。因为在儒家诸多重要经典中，只有《春秋》学的大一统和尊王攘夷的宗旨无须经过多少改装，就可以用来为宋初的现实服务。因此宋初儒家学者出于最直接的现实感受，很自然地将研究的视点集中在《春秋》上。据《宋史·艺文志》著录，宋人有关《春秋》的著述在二百种以上，而仅仅在宋初学者刘敞之前，所列宋人《春秋》传注就达十七种一百八十四卷。据此可知宋初儒学复兴确以《春秋》经传之华为主。其中如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明确宣布他的研究目的在于尊王，在于正君臣之分，明大一统之义，开宗明义地强调隐公 “ 元年眷王正月 ” 的基本主题就是 “ 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无王而作也，非为隐公而作也。然则《春秋》之始于隐公者非他，以平王之所终也。 ” 在他看来，《春秋》之所以书 “ 王正月 ” ，原因在于 “ 夫欲治其末者，必先端其本；严其终者，必先正其始。元年书王，所以端本；正月，所以正始也。 ” 这就是他所揭示的《春秋》尊王的微言大义。
作为 “ 宋初三先生 ” 之一，孙复的《春秋》学研究不仅为有宋一代《春秋》学研究开风气，定调子，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舍弃传注，直探经文本义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儒家经典研究史上的一种范式革命，它的价值似乎不在于儒学的复兴，而在于儒学的更新。对此，欧阳修、朱熹以及四库馆臣等都深明其中的意蕴，不论他们是否赞成孙复的具体学术观念，他们都不能不承认孙复的研究方法对后世儒学进程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在他们看来，孙复于《春秋》的研究结论不必尽信，然而其方法确实对后儒有很大的影响。
如果仅就方法而言，孙复不惑传注的做法渊源有自，这实际上是唐中期以啖助、赵匡、陆淳等为代表的怀疑学派思想传统的必然延续；也就是说，包括孙复在内的宋儒，继承啖、赵、陆的学术传统在合三传为通学的同时，依然怀疑早期传注的权威性，以为儒学的真正复兴，不在于记诵传统传注的训诂，而是要结合现实社会需要，抛开传注，直探经文本义。易言之，儒学复兴的真正出路，不在于对传统传注的因袭，而在于重为注释，讲究与现实相关的微言大义，从而使儒学在内容与形式上都能回到经典的形态。
疑传尊经是宋初儒学的基本特征，他们以回归经典为号召，展开了一场远比中庸疑传学派规模更大的怀疑运动。这一运动由孙复肇其始，中经其门人石介、十建中、张炯等人的发挥，加之范仲淹 i 欧阳修等文坛祭酒的呼应，至庆历年间继续深化，终于演化成由疑传向疑经的根本转变。这一思潮的必然结果，不只是对传统儒学极大的冲击和挑战，而且必然意味着儒家精神的解放，为抛开传注、自由议论的性命义理之学开辟一条通路。
如果说对儒家经传的怀疑思潮是由孙复肇其始的话，那么范仲淹与欧阳修的呼应与支持则是这一运动得以开展的最大助力。严格地说，范仲淹和欧阳修都不是纯粹的学者，作为文坛祭酒和执牛耳的人物，他们在宋初最早倡导儒学复兴，并将儒学的忧世情怀坷宋初现实密切结合起来。这种以天下为已任的精神复苏，既是对早期儒学 “ 士不可以不弘毅 ” 精神的认同与复旧，当然也是对汉唐烦琐经学的批判与扬弃。它的意义除使士大夫崇尚风节， “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 外，便是启导儒家知识分子不能脱离现实，惜首穷经，而要学以致用，积极干预政事，议论国事， “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 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 ” 。这实际上开启了宋儒自由议论的风气。
自由议论是一切学术得以进步的基本条件。末代儒学之所以获得超越汉唐的进步，并影响此后数百年，一个最为重耍的前提就是末代统治者虽然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但同时尊重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自由议论。宋太祖曾立下誓规： “ 不杀士大夫 ” ，而且 “ 不欲以言罪人 ” 。知识分子面对这种情势，在自由议论的同时，当然极容易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必要的游戏规则。试看宋人文集和各种语录，天下事似乎没有他们不敢议论者，但却极少见他们有与统治者直接对立的情绪。于是末代儒者不论是对现实的忧患，还是对传统的批判与怀疑，都极易获得统治者的同情和支持，因为统治者不难觉察他们的忠诚心迹。
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宋初知识分子首开自由议论之风，这种风气对儒学的直接影响便是使以孙复为代表的怀疑精神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视为正常而不视为异端。尤其是范仲淹对孙复的竭力举荐，更使宋儒的怀疑精神获得相当的自觉与充分的发展。与范仲淹时代相当的欧阳修，虽也同样不是一个严格的儒家学者，但凭借他那大文学家的睿智与敏感，对儒家经典提出多方面的质疑，从而使宋初的疑传疑经思潮达到高潮，并终于导致儒学发展的转变。他大胆批评被钦定为儒学标准解释的唐代《九经正义》，掇诸人情史实，疑经疑传。他认为，儒家经典经过秦火的摧残早已大量散失，汉唐以来的诸家解说收拾亡逸，发明遗义，正其讹谬，得其粗备，故而有参考价值。但同时又必须看到，自孔子殁，群弟子散亡，而六经多失其旨，再经秦火，六经之旨更隐而不显。因此汉唐以来的诸家解说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毕竟不可尽信。因此他对儒家群经的可信性提出全面质疑，从而使宋初的疑经疑传思潮达到高峰。但由于欧阳修毕竟不是一个纯正的经学家，他的大胆怀疑虽对学界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然而其论证过程总显得粗疏。真正将这种怀疑转化为一种正面的研究并进行详尽论证的，还是刘敞等人。刘敞的《七经小传》标志着儒学由汉唐训诂之学向宋明理学的正式转变。
《七经小传》虽然不乏穿凿之辞，但其毕竟首开议论之风，将原先奉为至上而神圣不可侵犯的儒家经典拿出来议论一番，因此其价值不在个别论点的得失，而在学风的转移，在于学术范式的革命和重建，那就是义理之学的兴起并终于取代训诂之学而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儒家学者一改汉唐诸儒的章句训诂之学，转而探求儒学的身心性命之学，从而促进新儒学体系即理学的开创和奠基。
在宋初诸儒中，最先探讨身心性命义理之学的首推胡瑗。作为 “ 宋初三先生 ” 之一，他似乎比孙复更进一步。如果说孙复对儒家经典权威性的怀疑开启了宋初怀疑思潮的话，那么胡瑗以经义和时务为重点进行教学，则一反隋唐以来重文辞的学风，标志着宋明理学的正式开端。
从儒学史的观点看，以义理解经并不始自胡瑗。在儒学史上大凡有创见的思想家，差不多都能抛开经典的传统解说，结合自身的生命感受，重新阐释传统，以合乎现实需要。孟子、荀子、董仲舒以及王弼、王通等莫不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并不存在唯一的解释模式，条件不同，结论必异。据此再看胡瑗对儒家经典的义理化解释，不论是他的《周易口义》、《春秋口义》、《洪范口义》，还是他的《中庸义》、《安定言行录》等，虽然对先儒的解说有相当的困惑，但就其总体而言，则是适合了宋初的社会现实，在价值体系和运思模式上完成一重大转变。比如在他的《周易》研究中，他的解说既不同于传统的象教派，也不同于传统的义一派，而是在两派之外别出新解，征引史事以证经义，进而阐释他所理解的儒学思想本质。这实际上意味着《易》学研究的范式转换，开启宋儒以性命道德之学解说《周易》之先河。
性命道德之学的探究，是宋明儒学的主题，也是胡瑗学术的一个正要关切点。在这方面，他推崇孟子，反对荀子，在承认圣人也有情有欲的前提下，鼓励人们圣人可学，不必在圣人面前自卑。在胡瑗看来，圣人既非木石，当然有情有欲，问题在于圣人的情欲并不会引出罪恶，故而胡瑗并不是后来道学家那种伪善的绝对禁欲主义者，而是肯定了情与欲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为此，胡瑗提出 “ 明体达用 ” 的修身养性之学。他的所谓 “ 体 ” 依然只是儒家伦理中的三纲五常，所谓 “ 用 ” 依然只是实践这些观念。只是由于胡瑗在宋初最先提出体用之说，因而对宋儒尤其是程颐的天理观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先导作用。程颐在《易传序》中说： “ 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 ” 将体视为理，将胡瑗的体用思想作为理学的内涵继承下来，因此，胡瑗便自然成为理学的先驱者之一。
在理学的先驱者中，除了胡瑗、孙
复等人外，最值得注意的是石介。他们三人合称 “ 宋初三先生 ” ，均可视为理学的开山人物。就其思想主体而言，石介与胡、孙一样，皆以复兴儒学为己任，故而其学术的出发点皆从批评佛教与道教开始。石介在《辩惑篇》中声称，天地间本没有佛，更没有什么神仙，只有自古以来圣圣相传的 “ 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孔之道 ” ，才是 “ 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 ” 。他认为，儒家关于君臣父子、礼乐刑政、仁义忠信的道理皆合乎大通，而佛道二教所鼓吹的非君臣、非父子、非夫妇、非兄弟、非宾客、非朋友等奇谈怪论，显然有悸于人道。因此他对三教采取了不妥协的批评态度，宣称 “ 吾学圣人之道，有攻我圣人之道者，吾不可不反对彼也。 ” 唯此点与后来的理学家援佛大儒或以儒补佛明显不同。
石介在思想史上的另一贡献，是继承唐中期以来开始的古文复兴运动的基本精神，竭力反对此宋初年轻浮华丽的文风，主张承继韩愈 “ 文以载道 ” 的思想，以为文章之弊不亚于佛老之害，宣称只有去此三者，乃可以有为。为此，他竭力张扬韩愈的道统说，强调儒家的真精神自孔子之后基本上没有得到发挥， “ 孔子没，道屡塞，辟于孟子，而大明于 ” 韩愈。然而自韩之后又三百年，中无圣者贤人，道统又断。还是乃师孙复出， “ 上学周孔，下拟韩孟 ” ，继承道统。且不说石介的道统编制有否漏洞，但是可以肯定地说，石介的这种编制对宋儒尤其是朱熹反复强调的道统问题实在是启发良多。
总之，宋初三先生的思想贡献不是营构理学的完整体系，而是以其批判性的思考启发后儒，从而对理学的形成具有先导意义，构成理学思想资源的一条重要线索。与此前后，周敦颐、张载等人也在进行类似而又有所不同的思想探索，从而最终完成理学体系的建构。
周敦颐素来被看作是理学的开山祖师。所谓宋明理学的主题即“心性义理”的提出主要还是周敦颐的贡献。
所谓 “ 心性义理 ” 主要是指性命道德问题，它既是宋明儒学的主题，也是整个儒学史上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最早提出这一问题的是孟子和乃师子思，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们并没有就这些问题展开充分的论证。此后的一些儒者如苟子、董仲舒、扬雄、韩愈等，虽不同程度地提出各种说法，但由于主要停留在儒学淑世淑人的教化目的上，因而只能触及人性的善恶层面，而不可能具有本体的意义。只是到了佛教传入中土后，一些佛教徒为了解决佛性问题，才开始借用儒学的心性术语，从而使心性义理问题具有本体的意义。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周敦颐重提心性义理之学且得到宋儒的赞赏与支持，其思想资源主要是来源于佛教的启示，是数百年来儒佛冲突的真正化解。
周敦颐思想贡献的另一个方面是他吸收道教的思想资源而提出简明扼要的宇宙生成模式论，他以《周易》的 “ 太极 ” 范畴为主体，杂揉道教的无极、无欲、主静等概念，从而组合出一个优美和谐的宇宙图式，完成理学世界观的建构。其《太极图说》仅寥寥二百五十余宇，但结构谨严，精密而完整地向人们展示出了一幅系统的宇宙生成图式和人类生成发展的全部过程，且极富有哲学思辩色彩，为其后的理学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故而被后世的理学家奉为经典：文献。
如果就思想资源来说，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固然包含先儒的许多意思，但如果没有释老的启示，特别是道教宗师陈抟的思想贡献，其图式便很难成立。即便是最不愿承认周敦颐之学出于老氏的朱熹，也不能不承认周民之太极图主要来源于陈抟的道教系统。综合明清以来学者的研究，《太极图》主要源于道教系统的《太极图》或《太极先天图》，其基本线索一如南宋朱震所说，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许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放。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传程颢、程颐。然而问题在于，陈抟的《太极图》毕竟没有周氏《图说》中的儒学气味，否则只有陈抟，何须敦颐？因此不论《太极图》是否真的来源于道教系统 “ ，都似乎无关周敦颐思想贡献的基本评估，因为周氏的贡献不在于图的改造与创新，而是他基于此图而提出的一套全新的解释。这才是周敦颐营构思想体系的基本路数，即“出入释老 ” 而 “ 反诸六经 ’ 的特色。
作为周敦颐思想体系的基本纲领，《太极图说》主要是提供子一套完整的宇宙观、动静观和人生观。在谈到宇宙本原问题时，周敦颐抛弃了道教体系中的成仙得道的炼丹术 ” ，吸收了其中宇宙生成论的一些说法，描绘了一幅世界生成；发展的图景。他把道教的无极视为宇宙的本原，把儒家的太极视为无极饱派生物，由无极而为太极，由太极的阴阳运动而生五行，由五行的运动而生万物，生男女。这样，周敦颐借助于道教的无极概念便比较好地解决了宇宙万物和人类的发生、发展与统一问题，既沟通了天人之间的关系，又抛弃了佛道二家以及其他的唯心主义神学创世说，并有效地容纳了汉代以来的宇宙生成论，从而为宋明理学提供了本体论方面的依据。
在谈到动静问题时，《太极图说》比较好地解决了阳动与阴静的关系问题，也比较好地回答了太极运动的形式与动力问题。在周敦颐看来，所谓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云云，并不是把太极作为一切运动的根本动力，因为太极并不是最后的本原，而是无极而太极。这样，不仅阳动与阴静相互转化，而且相互依存，相互依赖。也就是说，就具体事物而言，运动与静止是相互排斥的，是不能并存的，运动时没有静止，静止时没有运动。但是对于 “ 妙万物 ” 的 “ 神 ” 来说，则是静止中有运动，运动中有静止。这便是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尽的基本规律。在谈到人生观等问题时，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明确提出，圣人主静的主张。他认为，自无极而太极的运动结果，最后产生了“得其秀而最灵 “ 的人，因此人具有判断善恶的知觉能力和思维能力，于是圣人以静作为身心休养的基本途径。与此同时，他明确提出无欲的主张，以为 ” 无欲故静 “ 。显然，周敦颐这种无欲的主张并不来源于早期儒家，而是受到了道家无欲、主静的影响。因为早期儒家包括孟子最多只讲寡欲，而不讲无欲，况且对于现实中的人来说，寡欲是可能的，无欲则是不可能的。然而周敦颐却认为，寡无之别虽力量的界定，但实际上却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人生境界。在周敦颐看来，只有无欲，才能达到静的境界；只有达到静的境界，才能实现圣人身心休养的基本标准。
那么，周敦颐的圣人境界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呢 ? 简言之，就是一种诚的境界。诚的概念最先见于《中庸》和《孟子》，基本上可以断定是思孟学派提出的。只是由于周敦颐对此大加发挥，并以此作为其论学的基础，故而显得诚的概念在周敦颐那里格外重要。周敦颐对诚的理解已不是一个简单的伦理学概念，而是具有一种本体论的意义。
总之，作为理学思想的先驱，周敦颐对早期儒家思想进行了全面的重新解释，而正是在这一解释过程中，他不自觉地吸取了佛道的思想因素，从而有可能在新的基础上重建儒学思想体系。
和周敦颐在理学中的地位相当的还有张载。举凡对理学有所推崇的后世儒者，大都极为推崇张载。他的著作也一直被视为理学的经典著作。尤其是他的《西铭》、《东铭》和《正蒙》，不仅是他的代表作，而且简直可以视为理学的经典作品。《西铭》原名《订顽》，本是张载书于学堂西墙的一篇短文，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座石铭性质。后程颐以为《订顽》之名另起争端，遂改的；《西铭》。由于此文立意高远，意蕴无穷，因而极受后世理学家的推崇。二程说，《西铭》是儒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文献之一，也是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订顽》之言 ” 极纯无条，秦汉以来学者所未到。意极完备，乃仁之体也。 “ 说， ” 《订顽》立心，便可边天德。 “ 是继孟子之后绝无仅有的重要著作， ” 孟子之后只有《原道》一篇，其间言语固多病，然大要尽近理。若《西铭》则是《原道》之祖宗也。 “ 程氏对《西铭》的推崇，主要是《西铭》中所体现的道德理想的新建构，也正足这种新建构基本解决了宋以前儒者所面临的理论困难。
张载在《西铭》中提出的道德理想简单地说就是 ” 民胞物与 “ 的泛爱论。其主要思想实际上是在以儒学伦理去规范社会行为，所表现出的价值趋向也基本上是传统儒学的那一套。只是他在强调泛爱的同时，也相当明确地与墨子的 ” 兼爱 “ 主张相区别，更加强调了爱的等级次序。他再三强调 ” 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 ，因而对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性格的形成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知识分子素来轻看 ” 小我 “ ，视个体生命微不足道，而是将大我作为小我的终极追求，总是以 ”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就此而言，张载 ” 民胞物与 “ 的见解实在是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使他们成为中华民族进步的脊梁。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程颐在谈到《西铭》
的价值时所提出的另一种见解，即《西铭》中所强调的所谓 ” 理一分殊 “ 。 ” 理一分殊 “ 是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最初也见于此。其意义是认为宇宙间只有一个最高的 ” 理 “ ，而万物各自的理只是最高的理的具体体现。后来朱熹借用佛教 ” 月印万川 “ 说来解释，强调 ” 本只是一个太极，而万物各有秉受，又自各全县一太极尔。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可见，不可谓月已分也。 “ 这样，朱熹便将个别与一般绝对对立起来，并以此论证中国传统社会 ” 尊卑贵贱 “ 等级社会的合理性。
《正蒙》一书是张载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在这部书中，张载利用《周易》、《诗经》、《论语》、《孟子》的思想资料，着重发挥儒学天道学说，以期建立以气为一元本体的宇宙论。张载认为，宇宙间一切现象都是由于气的变化。这种气就是太虚。从自己方面看，其中间有活动性，称为太和；从本性看，其德为虚明之气。气凝聚的时候，便成物；气分散的时候，便是虚空。其聚其散，都是太虚所变化的客形，而本体就是太虚。万物千变万化，仍复归于本体的人虚。这样一来，张载就在理论上真正解决了前儒曾经提出而并未解决的宇宙本体问题。据此，张载进一步推论为人要 ” 穷理尽性 “ ，要通过不断地反省自己，以改变气质之性，以发现自己的本然之性，以使性与天道合一，以达到内外一致的诚的境界。也就是说，人有各种脾气，有才与不才，这是气质之性；养真气，令其返本而不偏；去情欲，以天之德性为其之德性，此即 ” 尽性 “ 。
张载所提出的 ” 穷理尽性 “ ，以及对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别，都是对儒家思想的重大贡献，都是前人所末道。它不仅有效地化解了先前儒者在人性论上的各种矛盾和冲突，而且具有相当重要的实践意义。从这个理论出发，张载进一步提出 ” 德性之知 “ 与 ” 见闻之知 “ 的区别，强调人们的认识仅仅满足于靠感官经验得来的 ” 见闻之知 “ 是远远不够的；要想达到 ” 诚 “ 的境界与 ” 圣 “ 的境界，就必须凭借另一种知识，即德性之知。所谓德性之知，就是不依赖于见闻的天赋的道德观念， ” 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 “ ，而是主观生的， ” 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惜其心 “,” 大真心，则能体天下之物 “ ，只要通过内心修养便可认识一切事物。显然，张载的这些思想已使儒学超越传统的经学而向心性、义理、道德修养等领域深入，从而使儒学呈现出一副全新的面貌。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载是宋明理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由于张载的特殊地位，其学说在当时和后世的影响都很大，在当时张载不仅与王安石、司马光等学界名流有着广泛的接触与来往，培养了一大批有名的弟子，形成了关中学派，而且由于他与程是亲戚关系，相互之间的来往比较多，二程对张载也比较尊重，从张载那里吸收了许多东西，如理一分殊、天地之气与气质之气等理论。这些理论经过二程及朱熹等人的扩充与发展，成为理学思想体系中的一些最重要、最基本的概念。
在宋明理学奠基者的名列中，除了周敦颐、张载之外，应该提到的还有邵雍。邵雍的思想贡献主要在于宇宙本原及其演化规律的探讨上。其《皇极经世》一书据 ” 物理之学 “ 敷衍铺陈，创造成 ” 洞彻蕴奥，汪洋浩博 “ 的象数学，尤其是他以元、会、运、世之数推演天地运化终始、治乱兴衰时节等，都对后世儒学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在这部书中，他以《周易》的六十四卦进行推演，以期证明天地万物产生之前就已存在一种先验的图式。这一推论过程相当复杂，但其结论只是说：一是宇宙万物只是由一个总的本体即 ” 太极 “ 演化而来。这一点与周敦颐的思想极其相似，同样对宋明理学的正式形成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后经朱熹等人的扩充与发挥，遂成为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二是强调太极在主万物时遵循 ” 一分为二、二分为四 “ 的加一倍法进行演化的。三是指出太极为心。以小为太极，则宇宙万物生于心；宇宙的法则就是我心的法则。这样心物不分无二，天地之道便备于人。
显然，邵雍以太极作为万物的本原，以小物不分无二作为基本的规律，这就必然涉及人的认识从何而来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邵雍的明确答复是人的认识并不在于如何把握客观外界，而是如何认识自心。邵雍认为，知识只能是心本身所固有的，致知之途只有返求于心，不可外求于物。为此，邵雍提出 ” 以物观物 “ 的认识论，以为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在本质上与人体的构造并无太大差别，天有四时，地有四方，人则有四肢，故而最终天地与人合一。由此看来，邵雍的以物观物并不是指理性对于外部事物的分析综合与抽象，而是指主体运用一定的精神境界去观照事物、看待事物。这样一来，邵雍便和张载一样，将儒学原来的经学传统转换为心性之学，从而为理学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理所当然地成为理学的奠基人之一。
经过周敦颐、张载、邵雍等人的共同努力，宋明理学的思想体系便大体形成。而理学作为一种典型的形态正式形成，还要归功于 ” 洛学 “ 的兴起。洛学是宋明理学中的重要学派，由程颢、程颐兄弟二人所开辟。前面说过，二程与张载有着亲戚关系，他们曾经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张载的思想影响，但从根本上说，二程的思想具有相当的独创性，不仅别具一格，而且自成体系，特别是他们进一步摆脱了道教的影响而回归到儒学正宗，因而其思想便理所当然地成为理学的正统与典型形态。
当然，二程的思想并非绝对一致，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二人之间的分歧也并不算小。先看程颖，程颢为程颐的胞兄，人称明道先生。其学据《宋史》本传说，是以述仁为主，力主 ” 仁者浑然与物同体 “ ，明于庶物，察于人伦；尽性至命，本于孝悌，穷神知化，通于礼乐，是儒学道统的真正传人。乃弟程颐评价道： ” 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 “ 至于程颐，于书无所不读，以《中庸》、《论语》、《孟子》、《大学》为基本途径，而达于 ” 六经 “ 。其为人不苟言笑，一副圣人派头。
性格及行为方式的差异对于二程来说尚是次要问题，从学术史的观点来观察，他们之间的理论区别可能更有意义。虽然他们二人都是理学的创建者；但是他们对于 ” 理 “ 的理解却是同中有异。
程颢认为，理是自然而然的自然趋势， ” 理者，天也 “,” 言天之自然者，谓之天道 “ ；对于 ” 道 “ 与 ” 器 “ ，则认为 ” 器亦道，道亦器 “ ，将道视为无始无终的万物主宰。强调 ” 天人本无二 “ ，人心与万物不可分，人心本无内外，天地万物皆与我浑然一体。只要 ” 诚敬存之 “ ，使心寂然无事， ” 郭然大公 “ ，内外两忘，便可以达到 ” 仁 “ 的境界。因此他强调 ” 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 “ ，以为天理内在于心中，穷理尽性， ” 当处便识取，更不可外求 “,” 先圣后圣，若合符节，非传圣人之道，传圣人之心也；非传圣人之心也，传己之心也。己之心，无异圣人之心，广阔无根，万善皆备，欲传圣人之道，扩充此心焉耳。 “ 显然，按照程颢的理解，理心一体，万物皆在我心中，因此人们不须去认识客观世界，而只需认识自心即可。这不仅上承周敦颐等人的思想，而且直接开启了此后的陆王心学。
而程颐则不然。程颐认为，所谓 ” 理 “ ，重在指客观事物之所以然，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显，都是因为天下之物皆可以理照。一物须有一理，但一物之理即是万物之理，而万物之理就是一个天理。显然，这种主张虽说与程颢的主张并不根本冲突，但差别却是极其明显的。在气与道的关系问题上，程颐以为离开了阴阳便无道，所以阴阳是道。阴阳者，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为此，程颐特别强调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别，以为一阴一阳之谓道。道非阴阳也，所以，阴阳者道也。这就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外部世界的客观性，此点显然与程颢的见解有所不同。
二程之间的不同是一种本然事实，但是这种不同并不影响他们在创建理学的过程中的相同点，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他们的不同只是细节，同才是根本。即以 ” 天理 “ 而论，尽管程颢说过“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的 ” ，然而从实际情况看，他们二人在天理问题上基本一致，都是将天理作为宇宙本体，并把全部学说建立在天理的基础上，从而开创了宋明理学的新体系。
理作为中国
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早在先秦时期业已出现，《易·系辞上》有 “ 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 ” ，这儿的理便明显具有事物的规律的含义。再如《孟子》所说 “ 心之所以同然者何也 ? 谓理也，义也。 ” 这里的理便具有准则的含义。而且，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理作为哲学概念基本上是与气的含义相一致，即中国古代哲人一般也是将气视为世界的本原。这样一来，理、气三字便不是相对待而存在，而是有点理气不分。二程的贡献是将理气的性质与功能作了明确区分，并将二者视为一组相对立的基本概念。当然，这一点在程颢的思想体系中表现得尚不明显，但在程颐的思想体系中则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程颐认为，理是精神的实体，是宇宙万物产生的根源， “ 理无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见乎辞矣，则可由辞以观象。故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也就是说，理是无形的，天地万物是理派生的，是理的体现，受理的支配，理比万物更实在，更根本，更具有本体的意义。举天地之间万物万事只是一个理，这个理既是客观事物存在的根本准则，也是超越于客观事物之上的最高存在的实体。
至于气，二程认为，气只能是理的派生物，而不是世界的本原。但是，作为有形的物质实体，气来自理，有此理，才有此气；有此气才有此形。因而理气二者虽不可分，但二者实有形而上与形而下之别。
如果二程仅仅将理气作如此的区分，问题或许并没有多么复杂。然而由于他们将本体论的问题引进人性论和修养论，遂使问题变得并不那么简单。其中最著名的命题便是天理与人欲的绝对对立。在二程看来，天理是道德本体，伦理道德是天理的具体体现和主要内容，因而要求 ” 视听言动，非理不为 “ ； ” 礼者，理也，文也。 “ 换言之，这种理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等级秩序所要求的人伦规范， ” 父子君臣，天下诸定理，无所逃乎天地之间 “ ； ” 为君尽君道，为臣尽臣道，过此则无理。 “ 所以，在二程的心目中， ” 理只是大理，甚分明。 “
至此，一个以仁为核心，由大及天的理学伦理精神体系便基本形成。
本来，强调天理的人伦性质应该说具有人本主义的意义，因为它肯定人的欲望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然而由于二程将天理与人欲绝对对立，并以天理遏制人欲，遂使其天理说具有明显的非理性色彩。在这一点上，二程实际上是接着孟子以及张载的意见往下说，其理论的致误之由也主要源于此。那就是将人性一分为二，即所谓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在他们看来，天地之性是性之本，是天理在人身上的体现，因此，可以说性即理；而气质之性是人爱生之后形成的，因而气质之性有善有恶，是气在生成过程中与生俱来的，故而又称性即气。为此他们将天理绝对化，将物欲非道德化，并使二者绝对对立，强调个体道德对社会伦理的绝对认同，从而提出 ” 存天理、灭人欲 “ 的口号，以此化解个体与社会、个体欲望与社会秩序之间的矛盾。
” 存天理，灭人欲 “ 是二程理学的最高境界，也是其伦理修养的最高要求。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和要求呢 ? 这便是二程提出的 ” 居敬集义 “ 与 ” 克己改过 “ 的主张。在他们看来，道教的绝圣弃智与佛教的生禅入定只能达到寂灭浪静的初级目的，只能使人身如枯木，心如死灰之目的，而无法达到存理灭欲的境界。反之，如果用主敬的方法代替佛道主静的方法，便很容易达到对伦理纲常的敬畏心，从而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感，并能真心实意地去履行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达到 ” 慎独 “ 的精神境界，以虔诚的心理专一于天理。这样，天理才能存在，人欲才能有效的遏制，儒家的伦理规范才能变为现实。至此二程完成理学思想体系的基本建构，从而成为理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
二程的门人、门户并不明显，学大程者，亦师小程。然二程思想、性格毕竟有所不同，于是门下弟子各得其性之所近而守之，学术造诣各不相同。其后学最著者，有谢良佐、杨时、游酢、吕大临等所谓 ” 程门四先生 “ 。其最有名者，当数谢、杨二人。二程的学术也王要是经过他们的传播而流传到南方，并最终形成以朱熹学术为主体的新儒学，开启儒学史上的新篇章。
杨时号龟山，在程门弟子中是最为有名的，深得二程赏识。据《龟山先生年谱》记载， ” 时明道之门，皆西北士，最后 ( 杨时）先生与建安游定夫酢，往从学焉，于言无所不说，明道最喜。每言杨君最会得容易，独以大宾敬先生。后辞归，明道送之出门，谓坐客曰：‘吾道南矣。 ’“ 由此可见程颢对杨时学术的推崇。
就场时学术的本身而言，其特征在于基本上不提佛学与道教，而更着力于儒家经典本身的探讨，他多次强调， ” 今人自是不留意六经，故就史求道理，是以学愈博而道愈远。 “ 故而他着力从儒家经典的文典的文本中阐发新文，格外重视《周易》和《中庸》，以为《中庸》合内外之道，精义入神，既能致用，又能安身，为圣学之渊源，为入德之大方。其学南渡之后，传于罗从彦，罗传于李侗，三传而至朱熹。由此可见，杨时在理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在程门弟子中，与杨时地位相当的是上蔡谢良佐。明清之际学者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上蔡学案》中评价说： ” 程门高弟子，窃以上蔡为第一 “ ； ” 上蔡在程门中英果明决，其论仁以“觉”，以‘生意’；论诚以“‘实理”，论敬以‘常惺惺’，论穷理以求是，皆其所得，以发明师说者也。 “ 也恰恰在这一点上，上蔡学术深受后人诟病，朱熹便说：上蔡论仁说觉， ” 分明是禅 “ 。
和谢良佐学术相类似的是游酢。作为程门弟子，游酢为学也有明显的偏禅倾向，以为禅宗所说，当时儒家学者并未深加考察。因此要辨禅儒异同，必须亲自阅读佛教经典。他说： ” 前辈往往不看佛书，故低之如此之甚。 “ 其晚年更从禅师游，几成程门 ” 罪人 “ 。
至于吕大临，初学张载，张载去世后，改从二程学，是有名的蓝田吕氏三兄弟 ( 大临为小弟，其兄为大防、大钧）之一。其为人深淳近道，其为学以防检穷索为宗旨。以为君子之为学，主要在于变化气质，以赤子之心为良心，以为人心所同然，乃吾性之所固有，修养功夫在于存喜怒哀乐未发之中的赤子之心。
比程门四先生稍后一些或三传弟子有胡宏、李侗、张九成等。胡宏乃胡安国之季子，安国虽未及二程之门，但由于其与谢良性、畅时、游醉等人 ” 义兼师友 “ ，乃 ” 私淑洛学大成者 “ ，因而在南宋倡明洛学之功，正如全祖望所说，几与杨时的地位相埒。安国竭力倡导 ” 穷理尽性 “ 之学，又以治《春秋》学见长。所著《春秋传》三十卷深得官方赞赏，宋高宗以为其书 ” 深得圣人之旨 “ ，为元、明两朝科举取士的官方经文定本，对后代具有相当的影响。胡宏在继承家学的同时，又从杨时、侯师良 ( 侯仲良）问学，优游衡山之下二十余年，潜心玩索，不舍昼夜，力行所知，亲切至到。关心国事，力主收复中原。其学以论心性为基本特色，分析颇为精细，以为心由性而分，以性为本体，主张性体心用。性是第一位的，心是第二位的，是由性之助，性之所发而派生出来的。故而强调性不能不动，动则心矣。即心是性的体现，性是被体现者。性是内在的，深藏的，心是性的外在表现。由此可见，胡宏把心与理排除在宇宙本体之外，只有性才被赋予宇宙本体的属性而被置于心与理之上。这样一来，胡宏对心、性、理等理学概念的解释都颇有新又，一方面超过了洛学已有的范围，有所创建；另一方面，这种超越也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是对洛学的背叛，故而后来张拭、吕祖谦、朱熹等人都一直怀疑胡宏之学尤其是其主要著作《知言》非属程学。不过，也正是由于胡宏思想的独创性，因而使其在南宋时期成为开湖湘学统的重要人物。
李侗是朱熹的老师，学者称延平先生。由于其为南剑州剑浦人，因而又与乃师罗从彦及杨时并称 ” 南剑三先生 “ 。罗从彦原从杨时问学，又直接师事程颐，后人罗浮山静坐，为学以主静为宗，常教人 ” 于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时作何气象，不惟进学有力，亦是养心之要 “ 。年二十四开始从学罗从彦，退而屏居，终生不仕，谢绝世故几四十年，只是因朱熹的扣问而有《延平答问》。李侗之学以主静为主，动辄教人静坐，以体认大本末发之前之气象，以达洒然之境。初学时，默坐澄心，以验喜怒哀乐末发之前之气象，久而用力，便会 ” 理与心一 “ ，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于此；如此便能达到涵养的纯熟境界，即“浑然气象”，真有所见， ” 虽一毫私欲之发，亦听退矣 “ 。对于程颐的 ” 理一分殊 “ 之说，李侗格外重视，以为是区分儒学和佛教、道教的根本标志。他说： ” 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而分殊
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看分殊耳 “ ； ” 若概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学者所以流于疑似乱真之说而不自知也。 “ 据此可知李侗之学大体能继承程颐的学说而又有些微发展。
至于张九成，虽然也是理学发展过程中从二程到朱陆的关键性人物，但其思想倾向则明显地表现出援佛大儒。他是杨时的门人，是二程的再传弟子，所思经学，多与训解，然其早年多从佛者游，受禅学的影响颇深，向为学者诉病。黄震批评道，盖杨时言禅学，每每明言禅学，尚算是直情径行，然而张九成则 ” 改头换面，借儒谈禅，而不复自认为禅，是为以伪易真，鲜不惑矣。朱熹更斥其书为 “ 洪水猛兽 ” ，以为张九成虽学于杨时，然而最终是 “ 逃儒以归于释 ” ，其所论 “ 皆阳儒而阴释 ” 。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张九成在理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上，尚能保持洛学的传统，其 “ 天理论 ” 、“ 格物说”以及 ” 慎独说 “ 等等，都能照着二程往下说。其天理论认为，万物皆有理， ” 天下无一物之非理 “,” 天理者，仁义也 “,” 夫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皆有天理在其间。日用之中，天理每于此而发见。其格物论强调， “ 格物者，穷理之谓也。穷一心之理以通天下之理，穷一事之理以通万事之理 ”,“ 是故于一念之微，一事之间，一物之上，无不原其始而究其终，察其微而驰其著，通其一而行其万，则又收万以归一 ” 。即通过对万事万物之穷究，而后了悟万理出于一理，显然这是程颐所谓 “格物致知 ” 或 “ 格物穷理 ” 的原初本意。至于通其一而行其万，便是先了悟万物出于一理，而后遇万事万物自然通晓。
此后，陆九渊强调的正是这一点，即以为心即理，只要明心，则一切皆明。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张九成对格物穷理的发挥，正是从二程转向陆九渊的一个重要环节。关于张九成的慎独说，主要是受杨时的思想影响，而后又有新的发挥。他强调，君子慎其独， “ 礼在于是则寂然不动之时也，喜怒哀乐末发之时也。《易》所谓‘敬以直内’也。孟子所谓‘尽其心知其性’也。有得于此未可已也。释氏疑近之矣，然于此而不进 ” ；与此同时，他还强调， “ 天命之谓性，喜怒哀乐末发以前者也，所以谓之中。 ” 也就是说，张九成所谓的慎独境界，就是所谓 “ 中 ” ，就是所谓 “ 性 ” ，就是所谓 “ 天命 ” ，就是指喜怒哀乐未发时寂然不动的心理状态。这种状态近似于禅宗所谓 “ 善恶虽殊，本性无二 ” ，然又稍有不同。即释氏 “ 于此而不进 ” ，而张九成则更进一步，不仅将慎独作为一种境界，而且作为一种功夫， “ 有得于此未可已也 ” ，即达到这种境界后，还要有所行动，以完成 “ 修齐治平” 的圣人事业
篇3：羌族村寨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研究论文
羌族村寨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研究论文
摘 要：羌寨作为羌族文化产生与发展的原生态场，是羌族文化的物质与精神载体，也是羌族文化最具体的固态表现与最鲜活的表现领域。透视羌寨，就能较为准确地把握当前羌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真实情况。羌族村寨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应首先培养羌民的民族自信，唤起羌民的民族自觉，提出构筑原生态的羌族村寨，发展羌族村寨的文化经济，加大羌族传统文化传承人的培养，从多渠道和多层面拓宽羌族村寨文化的保护与发展。
关键词：羌族村寨文化;羌族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村寨是族群生活秩序产生和动作的场域，是产生和维系族群认同，塑造和调适族群关系的最基本的实体[1]。在中国，大部分少数民族都以固定的村寨作为民族聚居的村落，在特定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的相互交织与影响下，构建出特殊的时空、族群，并借助于村寨将本民族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代代相传。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汶川县、理县、茂县三个县，共有羌族12万人，总面积12461.415平方公里。这里一般是三五十户聚居成一个寨子，以各自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羌民的生活空间，称羌族村寨或羌寨。羌寨中每一个羌族成员从诞生的那一天起便在世代承袭的文化氛围里生活，文化的共同性让羌寨成员逐渐形成了共同的行为模式、心理机制和价值取向。基于此，羌寨既是羌族文化的生产者，也是羌族文化产生与发展过程的产物，具有特殊的价值与意义，可将羌寨作为透视羌族文化的'新视角。
一、当前羌族村寨文化面临的问题
羌寨作为羌族文化产生与发展的原生态场，是羌族文化的物质与精神载体，也是羌族文化最具体的固态表现与最鲜活的表现领域。经调查，当今羌族村寨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民族文化的淡化与消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羌族村寨文化开发“重形式、轻内涵”
经济成份和经济利益的多样化使整个村寨弥漫着一种浮躁的情绪，民族传统文化成了被炒卖的商品而失去原本的意蕴，出现了“重形式、轻内涵”的现象。为了适应时代和市场的需求，迎合现代人对民俗旅游、古村落旅游的猎奇心理，民族歌舞、服饰及节庆等羌族特色的民族元素被开发出来，不难发现，羌族传统的节日、仪式、歌舞等大都被改造成追求市场利益的纯粹表演节目，这些“特色”的表演看似红红火火、热热闹闹，但乡民的“经济理性”使传统民族文化传承场所逐渐被吞噬，文化传承“场域”逐渐解体[2]。调查发现，如汶川的萝卜寨、龙溪寨，理县的桃坪寨等羌寨举办的民族旅游都是些程式化的接待方式，特别是一些羌族盛大的节日，常常是出外讨生活的羌民临时回来跳锅庄、表演羌绣等，以此营造出节庆的氛围，羌族传统文化的内核逐渐被消解。
(二)羌族村寨文化的生态结构被打破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城镇化进程，这些羌族村落本身也经历着现代社会的城镇化过程，一是新建羌寨忽视了资源、环境等原有风貌的保护，新的场域失去了许多民族文化的原真内涵，随着依赖于原来的生态环境而存在的文化生态被打破，如议话坪作为羌族传统上协商议事的场所，但现实中它几乎没有存在空间;二是家族观念随着家庭越来越小，家族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浅，族群之间的关系也渐为疏远，原来所依附的血缘家门、亲房，以及地缘性的社会关系也处于萎缩状态;三是在家庭内部，过去闲暇时，羌族长辈往往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给下一辈讲述羌族的神话传说，传授给子女传统习俗、生产技艺，现如今几乎没有了，依靠代际传承羌族传统文化的方式渐失，羌族四十岁以下的人基本说不清楚羌族的民间故事了。照此以往，羌族传统文化迟早会随着老一辈的去世而失传，这种传统文化的丧失不仅意味着失去了羌族的独特性，更是一种内聚力的丧失。
(三)羌族村寨文化受到多元文化的挑战
羌族所处区域介于汉族与藏族聚居地之间，羌族、汉族、藏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各民族的人文风俗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羌民对本民族文化开始了一种新的审视与质疑，在潜移默化中使羌族自己的生活、生产与汉族和其他民族趋同。特别是汶川大地震后，有限的耕地面积减少，羌民的生存空间被压缩，大量羌民迁居到交通方便、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的乡镇或城镇的周边地带，具有劳动能力的村民一般都外出打工谋生。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走出祖辈的生活环境到外生活，他们渐渐脱离了羌族文化传承的地理、语言和心理环境，家乡成了他们的生活驿站，他们的心理层面与行为方式在适应外界环境时明显发生了改变。特别是羌族年轻的一代所受影响更大，现代化让他们享受和接受到了较丰富的物质生活和现代教育，他们普遍表现出对传统的羌族文化、技艺不感兴趣，伴随着其羌族身份零散与破碎的记忆，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在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
二、羌族村寨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根本
民族文化传承是文化具有民族性的基本机制，也是文化维系民族共同体的内在动因[3]。而人是文化的主体，人对民族文化传承的意识与态度决定着羌族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发扬。
篇4：复数的萌芽形成与发展论文
复数的萌芽形成与发展论文
我们知道，在实数范围内，解方程是无能为力的，只有把实数集扩充到复数集才能解决。对于复数a＋bi（a、b都是实数）来说，当b=0时，就是实数；当b≠0时叫虚数，当a=0，b≠0时，叫做纯虚数。可是，历史上引进虚数，把实数集扩充到复数集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那么，历史上是如何引进虚数的呢？
16世纪意大利米兰学者卡当（1501—1576）在1545年发表的《重要的艺术》一书中，公布了三次方程的一般解法，被后人称之为“卡当公式”。他是第一个把负数的平方根写到公式中的数学家，并且在讨论是否可能把10分成两部分，使它们的乘积等于40时，他把答案写成=40，尽管他认为和这两个表示式是没有意义的、想象的、虚无飘渺的，但他还是把10分成了两部分，并使它们的乘积等于40。给出“虚数”这一名称的是法国数学家笛卡尔（1596—1650），他在《几何学》（1637年发表）中使“虚的数’‘与“实的数”相对应，从此，虚数才流传开来。
数系中发现一颗新星──虚数，于是引起了数学界的一片困惑，很多大数学家都不承认虚数。德国数学家菜不尼茨（1664—1716）在17说：“虚数是神灵遁迹的精微而奇异的隐避所，它大概是存在和虚妄两界中的两栖物”。瑞士数学大师欧拉（1707—1783）说；“一切形如，习的数学武子都是不可能有的，想象的数，因为它们所表示的是负数的平方根。对于这类数，我们只能断言，它们既不是什么都不是，也不比什么都不是多些什么，更不比什么都不是少些什么，它们纯属虚幻。”然而，真理性的东西一定可以经得住时间和空间的考验，最终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法国数学家达兰贝尔（1717—1783）在1747年指出，如果按照多项式的四则运算规则对虚数进行运算，那么它的结果总是的形式（a、b都是实数）（说明：现行教科书中没有使用记号＝－i，而使用=一1）。法国数学家棣莫佛（1667—1754）在1730年发现公式了，这就是著名的探莫佛定理。欧拉在1748年发现了有名的关系式，并且是他在《微分公式》（1777年）一文中第一次用i来表示一1的平方根，首创了用符号i作为虚数的单位。“虚数”实际上不是想象出来的，而它是确实存在的。挪威的测量学家成塞尔（1745—1818）在1779年试图给于这种虚数以直观的几何解释，并首先发表其作法，然而没有得到学术界的重视。
德国数学家高斯（1777—1855）在18公布了虚数的图象表示法，即所有实数能用一条数轴表示，同样，虚数也能用一个平面上的点来表示。在直角坐标系中，横轴上取对应实数a的点A，纵轴上取对应实数b的点B，并过这两点引平行于坐标轴的直线，它们的交点C就表示复数a＋bi。象这样，由各点都对应复数的平面叫做“复平面”，后来又称“高斯平面”。高斯在1831年，用实数组（a，b）代表复数a＋bi，并建立了复数的某些运算，使得复数的某些运算也象实数一样地“代数化”。他又在1832年第一次提出了“复数”这个名词，还将表示平面上同一点的两种不同方法──直角坐标法和极坐标法加以综合。统一于表示同一复数的代数式和三角式两种形式中，并把数轴上的点与实数—一对应，扩展为平面上的点与复数—一对应。高斯不仅把复数看作平面上的点，而且还看作是一种向量，并利用复数与向量之间—一对应的关系，阐述了复数的几何加法与乘法。至此，复数理论才比
较完整和系统地建立起来了。
经过许多数学家长期不懈的努力，深刻探讨并发展了复数理论，才使得在数学领域游荡了2的幽灵──虚数揭去了神秘的面纱，显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原来虚数不虚呵。虚数成为了数系大家庭中一员，从而实数集才扩充到了复数集。
随着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复数理论已越来越显出它的重要性，它不但对于数学本身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且为证明机翼上升力的基本定理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在解决堤坝渗水的问题中显示了它的威力，也为建立巨大水电站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多考资料；
《趣味数学史话》张开新
选自《中学生数学》4月上
鸽笼原理
一、一个匈牙利数学家小时的故事
路易·波萨（Louis Pósa）是匈牙利的年青数学家，1988年时约40岁。他在14岁时就已能够发表有相当深度的数学论文。大学还没有读完，就已获得科学博士的头衔。
他的妈妈是一个数学家。小时他受母亲的影响，很爱思考问题。母亲看他对数学有兴趣，也鼓励他在这方面发展。她给他一些数学游戏，或数学玩具启发他独立思考问题。在母亲的循循善诱之下，他在读小学时已经自己拿高中的数学书来看了。真正训练他成为一个数学家的是匈牙利鼎鼎有名的大数学家。
厄杜斯在数论、图论等数学分支有很深入的研究，他把一生献给数学，从来没有想到结婚，只和自己的母亲为伴，他经常离开自己的祖国到外国去作研究和演讲。在东欧国家里像厄杜斯能这样随意离开自己的国家进出西方世界的数学家并不太多。他到处以数学会友，他在数学方面的多产，以及在解决问题上有巧妙的方法，使他在世界数学界上享有甚高的声誉。对于他的祖国来讲，他重要的贡献不单是在数学的研究，而是他一回到自己的国家就专心致志地培养年青一代的数学家，告诉他们外国目前数学家注意的问题，扩大他们的视野。
我这里要讲他怎么样发现路易·波萨的才能的故事。
有一次他从国外回来后，听到朋友讲起有一个很聪明的小东西，在小学能解决许多困难的数学问题，于是就登门拜访这小鬼的家庭。
波萨的家人很高兴请厄杜斯教授共进晚餐。在喝汤的时候，厄杜斯想考一考坐在他旁边的12岁小孩的能力，于是就问他这样的一个问题：
“如果你手头上有n+1个整数，而这些整数是小于或等于2n，那么你一定会有一对数是互素的。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这小鬼不到半分钟的思考，就很快给出这个问题的解答。他的解答又是那么巧妙，使得厄杜斯教授叹服。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英才”，应该好好地培养。
厄杜斯以后系统地教这小鬼数学，不到两年的时间波萨就成为一个“小数学家”了，而且发现在图论一些深湛的定理。
二、波萨怎样解决厄杜斯提的问题
对于许多离开学校很久的读者，我想做一点解释厄杜斯提出的问题。
首先我们解释：一对数是互素是什么意思？
我们知道如果把自然数1，2，3，4，5，…照大小排起来，从2开始像2，3，5，7，11，13，17，19，23，…，等数都有这样特别的性质：除1和本身以外，再找不到比它小的数能整除它。
具有这样特殊性质的数我们称它为素数（Prime number）。
我们小学时不是学习过把整数因子分解吗？那就是把整数用素数的乘积来表示。例如50＝2×5×5，108=2×2×3×3×3＝22×33。
两个自然数称为互素（Coprime），如果把它们表示成素数乘积时，找不到它们有公共的素因数。例如{8，11}一对数是互素。10和108不是互素，因为它们有公共的素因数2。
现在让我们来理解厄杜斯的问题。先对一些特殊的情况来考虑：
当n=2时，我们手头上有3个整数，这些整数是小于或等于4，可以选出的只是{2，3，4}，不包含1，很明显的看出{2，3}或{3，4}是互素的。
n=3时，在小于或等于6的整数找4个整数组（不要包含1），可能找出的有{2，3，4，5}，{2，3，4，6}，{3，4，5，6}，{2，4，5，6}等等。你一个个检查一定会在每组中找出最少一对互素的数。
可以看出随着n增大时，构造n＋1个不同数的数组的个数就会增加很大。如果我们是这样一个一个地对这些数组来检查证明，这真会成为：“吾生也有涯，而数无涯”，那时候皓首不但穷尽不了，最后真是要“呜呼哀哉”了！
如果读者中有人说：“我有苦干和拚命干的精神！”我还是要劝他不要用这样的苦干法，应该学会“巧干”，这才是最重要的。不然的话，人家小孩子用不到半分钟就解决了的问题，而我们苦干再加上拚命干却花一生还没法子解决，这不是太浪费生命吗？
我现在准备介绍波萨对这问题的解法。可是我希望读者先自己想想看怎么样解决这问题。如果你能找到和下面不同的解决方法，请来信告诉我。如果你花过一些时间还想不出，那么就请读下去，你这时就会欣赏波萨解决方法的巧妙，而最重要的你会学懂“鸽笼原理”，说不定以后你成为业余数学家或者专业数学家还会用到这个原理呢！
波萨是这样考虑问题：取n个盒子，在第一个盒子我们放1和2，在第二个盒子我们放3和4，第三个盒子是放5和6，依此类推直到第n个盒子放2n-1和2n这两个数。
现在我们在n个盒子里随意抽出n＋1个数。我们马上看到一定有一个盒子是被抽空的。因此在这n+1个数中曾有两个数是连续数，很明显的连续数是互素的。因此这问题就解决了！
你说这个解法是不是很容易明白又非常巧妙呢？！
三、鸽笼原理
波萨在证明过程中用到在数学上称为鸽笼原理（PigeonholePrinciple）的东西。这原理是这样说的：如果把n+1个东西放进n个盒子里，有一些盒子必须包含最少2个东西。
有高六层的鸽笼，每一层有四个间隔，所以总共有6×4＝24个鸽笼。现在我放进25只鸽进去，你一定看到有一个鸽笼会有2只鸽要挤在一起。
鸽笼原理就是这么简单，3岁以上的小孩子都会明白。
可是这原理在数学上却是有很重要的应用。
在19世纪时一个名叫狄利克雷（Dirichlet 1805—1859）的数学家，在研究数论的问题时最早很巧妙运用鸽笼原理去解决问题。后来德国数学家敏古斯基（Minkowski 1864—1909）也运用这原理得到一些结果。
到了20世纪初期杜尔（A．Thue 1863—1922）在不知道狄利克雷和敏古斯基的工作情况下，很机巧地利用鸽笼原理来解决不定方程的有理数解的问题，有12篇论文是用到这个原理。
后来西根（C．L．Siegel，1896—？）利用杜尔的结果发现了现在称为西根引理的东西，这引理（Lemma）是在研究超越数时是最基本必用的工具。
因此读者不要小看这个看来简单的原理，你如果善于运用是能帮助你解决一些数学难题的。
四、鸽笼原理的日常运用
我这里举一些和日常生活有关的一些问题，你可以看到数学在这里的运用。
（1）月黑风高穿袜子
有一个晚上你的房间的电灯忽然间坏了，伸手不见五指，而你又要出去，于是你就摸床底下的袜子。你有三双分别为红、白、蓝颜色的袜子，可是你平时做事随便，一脱袜就乱丢，在黑暗中不能知道哪一双是颜色相同的。
你想拿最少数目的袜子出去，在外面借街灯配成同颜色的一双。这最少数目应该是多少？
如果你懂得鸽笼原理，你就会知道只需拿出去四只袜子就行了。
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有三个涂上红、白、蓝的盒子，里面各放进相对颜色的袜子，只要我们抽出4只袜子一定有一个盒子是空的，那么这空的盒子取出的袜子是可以拿来穿。
（2）手指纹和头发
据说世界上没有两个人的手指纹是一样的，因此警方在处理犯罪问题时很重视手指纹，希望通过手指纹来破案或检定犯人。
可是你知道不知道：在12亿中国人当中，最少有两个人的头发是一样的多？
道理是很简单，人的头发数目是不会超过12亿这么大的数目字！假定人最多有N根头发。现在我们想像有编上号码1，2，3，4，…一直到N的房子。
谁有多少头发，谁就进入那编号和他的头发数相同的房子去。因此张乐平先生的“三毛”应该进入“3号房子”。
现在假定每间房巳进入一个人，那么还剩下“九亿减N”个人，这数目不会等于零，我们现在随便挑一个放进一间和他头发数相同的房子，他就会在里面遇到和他有相同头发数目的同志了。
（3）戏院观众的生日
在一间能容纳1500个座位的戏院里，证明如果戏院坐满人时，一定最少有五个观众是同月同日生。
现在假定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想像有一个很大的鸽子笼，这笼有编上“一月一日”，“一月二日”，至到“十二月三十一日”为止的标志的间隔。
假定现在每个间隔都塞进四个人，那么 4×365=1460个是进去鸽子笼子里去，还剩下1500-1460=40人。只要任何一人进入鸽子笼，就有五个人是有相同的生日了。
五、鸽笼原理在数学上的运用
现在我想举一些数学上的问题说明鸽笼原理的运用。
（1）斐波那契数的一个性质
斐波那契数列是这样的数列：1，1，2，3，5，8，13，21，34，…。从1，1以后的各项是前面两项的数的和组成。
在18世纪时法国大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拉格朗日（J．L．La-grange）发现这斐波那契数有这样有趣的性质：
如果你用2来除各项，并写下它的余数，你会看到这样的情形1，1，0，1，1，0，1，1，0，…
如果用3来除各项，写下它的余数，你就得到
1，1，2，0，2，2，1，0，1，1，2，0，2，2，1，0，…
如果用4来除各项，写下它的余数，你就会得到
1，1，2，3，1，0，1，1，2，3，1，0，…
现在观察用2除所得的数列，从开头算起每隔三段，后面的数列就重复前面的数列。用3除所得的数列，从开头算起每隔八段，后面的数列就重复前面的数列样子。对于以4除所得的余数数列也有同样的情况：每隔六段，后面的数列就重复前面的数列样子。
拉格朗日发现不管你用什么数字去除，余数数列会出现有规律的重复现象。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
如果我们用一个整数K来除斐波那契数列的数，它可能的余数是0，1，2，…，K－1。
由于在斐波那契数的每一项是前面两项的和，它被K除后的余数是等于前两项被K除余数的和。（注意：如果这和是大过K，我们取它被K除后的余数）只要有一对相邻的余数重复出现，那么以后的数列从那对数开始就会重复出现了。不同对相邻余数可能的数目有K2个，因此由鸽笼原理，我们知道只要适当大的项数，一定会有一对相邻余数重复。因此斐波那契数列的余数数列会有周期重复现象。
（2）五个大头钉在等边三角板里的位置
有一个每边长2单位的正三角形（即三边都相等的三角形）的三角板。
你随便在上面钉上五个大头钉，一定会有一对大头钉的距离是小过一单位。
你不相信的话，可以做几次实验看看是否一直是如此。我现在要用鸽笼原理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三角板的每边取中点，然后用线段连结这些中点，把这正三角形分成四个全等的小正三角形图。现在在每一个小三角形里任何两点的距离是不会超过1个单位。
由于我们有五个大头钉，不管怎么样放一定有两个要落进同一个小正三角形里，因此这两个大头钉的距离是不会超过一个单位。
六、动脑筋 想想看
（1）给出任意12个数字，证明当用11来除时，一定有一对数的余数是相同。
（2）如果在一个每边都是2单位的正三角形板上随便钉上17个大
（3）如果在一个每边都是2单位的正方形板上随便钉上5根钉，
（4）我们一定能够在一个每边都是2单位长的正方形板上适当的钉上9根钉，使它们之中不存在有两根钉的距离是小于1单位。
（5）（英国数学奥林匹克1975年的问题）在一个半径为1单位的圆板上钉7个钉，使得没有两个钉的距离是大过或等于1，那么这7个钉一定会有一个位置恰好是在圆心上。
（6）任意6个人在一起，一定会有其中两种情形之一发生：第一种情形──有3个人互相认识。第二种情形──有3个人，他们之间完全不认识。
（7）（a）你能不能在从1到200的整数里挑选出100个自然数，使到任何其中之一不能整除剩下的99个数。
（b）证明如果在从1到200间随便取101个自然数，那么一定最少有两个自然数，其中之一能整除另外的数。
（8）随便给出10个10位数的数字，我们一定能把它分成两部分，使到每一部分的整数的和是等于其他一部分的整数的和。
高一数学学习：数学学习从学会到会学二
为大家提供“高一数学学习：数学学习从学会到会学二”一文，供大家参考使用：
高一数学学习：数学学习从学会到会学二
善于归纳总结知识间的联系
学习数学并非我做题就可以取得好的成绩，而是要将精力花在归纳总结上。特别对课本或课堂上出现的例题，只要善于总结，就可以了解这一小节数学内容有哪几种题型，每种题目的一般解法和思路是什么，从而提高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题的能力。同时，每学完一个单元，要建立本单元的知识框架，将本章的主要思路、推理方法及运用技巧等转变成自己的实际技能。
学会发现问题，并重视质疑在学习中常看到成绩好看同学，总是有很多问题问老师，而成绩差的同学却提不出什么问题。提出疑问不仅是发现真知的起点，而且是发明创造的开端。提高学习成绩的过程就是发现，提出并解决疑问的过程。大胆向老师质疑，不是笨的反映，而是在追求真知、积极进取的表现。在听课中，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这样疑问也就在不断产生，再加以分析思考使问题得以解决，学习也就得到了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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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数学复习需重视的五个问题
一、应用性问题
教学大纲指出：要增强用数学的意识，一方面通过背景材料，进行观察、比较、分析、综合、抽象和推理，得出数学概念和规律，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能够运用已有的知识将实际问题抽象为数学问题，建立数学模型。近几年的数学高考加大了应用性试题的考查力度，数量上稳定为两小一大;质量上更加贴近生产和生活实际，体现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加贴近中学数学教学的实际。解答应用性试题，要重视两个环节，一是阅读、理解问题中陈述的材料;二是通过抽象，转换成为数学问题，建立数学模型。函数模型、数列模型、不等式模型、几何模型、计数模型是几种最常见的数学模型，要注意归纳整理，用好这几种数学模型。
二、最值和定值问题
最值和定值是变量在变化过程中的两个特定状态，最值着眼于变量的最大?。定值着眼于变量在变化过程中的某个不变量。近几年的数学高考试题中，出现过各种各样的最值问题和定值问题，选用的知识载体多种多样，代数、三角、立体几何、解析几何都曾出现过有关最值或定值的试题，有些应用问题也常以最大?。设问的方式。分析和解决最值问题和定值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命制最值问题和定值问题能较好体现数学高考试题的命题原则。应对最值问题和定值问题，最重要的是认真分析题目的情景，合理选用解题的方法。
三、参数问题
参数兼有常数和变数的双重特征，是数学中的“活泼”元素，曲线的参数方程，含参数的曲线方程，含参变系数的函数式、方程、不等式等，都与参数有关。函数图象与几何图形的各种变换也与参数有关，有的探究性问题也与参数有关。参数具有很强的“亲和力”，能广泛选用知识载体，能有效考查数形结合、分类讨论、运动变换等数学思想方法。应对参数问题要把握好两个环节，一是搞清楚参数的意义特别是具有几何意义的参数，一定要运用数形结合的思想方法处理好图形的几何特征与相应的数量关系的相互联系及相互转换。二是要重视参数的取值的讨论，或是用待定系数法确定参数的值，或是用不等式的变换确定参数的取值范围。
四、代数证明题
近几年的数学高考注意控制立体几何试题的难度，推理论证能力的考查重点转移到代数与解析几何证明题。函数的性质及相关函数的证明题;数列的性质及相关数列的证明题;不等式的证明题，尤其是与函数或数列相综合的不等式的证明题等，都频频出现在近几年的数学高考试题之中。应对代数证明题，一是要全面审视各相关因素的关系，注意题目的整体结构;二是要完整、准确表述推理论证的过程，对于具有几何意义的代数证明题，要妥善处理几何直观、数式变换及推理论证的关系，注意防止简单运用“如图可知”替代推理论证。
五、探究性问题
近几年的数学高考贯彻了“多考一点想，少考一点算”的命题意图，加大试题的思维量，控制试题的运算量，突出对数学的“核心能力”——思维能力的考查。有些试题设计了新颖的情景，有些试题设计了灵活的设问方式，有些试题设计了新的题型结构或必要条件的问题等?这样的试题有助于克服死记硬背和机械照搬，优化考查功能。应对探究性问题要审慎处理“阅读理解”和“整体设计”两个环节，首先要把题目读懂，全面、准确把握题目提供的所有信息和题目提出的所有要求，在此基础上分析题目的整体结构，找好解题的切入点，对解题的主要过程有一个初步的设计，再落笔解题。在思维受阻时，及时调整解题方案。切忌一知半解就动手解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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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系的由来
传说中有这么一个故事：
有一天，笛卡尔（1596—1650，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生病卧床，但他头脑一直没有休息，在反复思考一个问题：几何图形是直观的，而代数方程则比较抽象，能不能用几何图形来表示方程呢？这里，关键是如何把组成几何的图形的点和满足方程的每一组“数”挂上钩。他就拼命琢磨。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才能把“点”和“数”联系起来。突然，他看见屋顶角上的一只蜘蛛，拉着丝垂了下来，一会儿，蜘蛛又顺着丝爬上去，在上边左右拉丝。蜘蛛的“表演”，使笛卡尔思路豁然开朗。他想，可以把蜘蛛看做一个点，它在屋子里可以上、下、左、右运动，能不能把蜘蛛的每个位置用一组数确定下来呢？他又想，屋子里相邻的两面墙与地面交出了三条线，如果把地面上的墙角作为起点，把交出来的三条线作为三根数轴，那么空间中任意一点的位置，不是都可以用这三根数轴上找到的有顺序的三个数来表示吗？反过来，任意给一组三个有顺序的数，例如3、2、1，也可以用空间中的一个点 P来表示它们（如图 1）。同样，用一组数（a， b）可以表示平面上的一个点，平面上的一个点也可以用一组二个有顺序的数来表示（如图2）。于是在蜘蛛的启示下，笛卡尔创建了直角坐标系。
图1
图2
无论这个传说的可靠性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笛卡尔是个勤于思考的人。这个有趣的传说，就象瓦特看到蒸汽冲起开水壶盖发明了蒸汽机一样，说明笛卡尔在创建直角坐标系的过程中，很可能是受到周围一些事物的启发，触发了灵感。
直角坐标系的创建，在代数和几何上架起了一座桥梁。它使几何概念得以用代数的方法来描述，几何图形可以通过代数形式来表达，这样便可将先进的代数方法应用于几何学的研究 高中地理。
笛卡尔在创建直角坐标系的基础上，创造了用代数方法来研究几何图形的数学分支——解析几何。他的设想是：只要把几何图形看成是动点的运动轨迹，就可以把几何图形看成是由具有某种共同特性的点组成的。比如，我们把圆看成是一个动点对定点O作等距离运动的轨迹，也就可以把圆看作是由无数到定点O的距离相等的点组成的。我们把点看作是留成图形的基本元素，把数看成是组成方程的基本元素，只要把点和数挂上钩，也就可以把几何和代数挂上钩。
把图形看成点的运动轨迹，这个想法很重要！它从指导思想上，改变了传统的几何方法。笛卡尔根据自己的这个想法，在《几何学》中，最早为运动着的点建立坐标，开创了几何和代数挂钩的解析几何。在解析几何中，动点的坐标就成了变数，这是数学第一次引进变数。
恩格斯高度评价笛卡尔的工作，他说：“数学中的转折点是笛卡尔的变数。有了变数，运动进入了数学，有了变数，辩证法进入了数学。”
坐标方法在日常生活中用得很多。例如象棋、国际象棋中棋子的定位；电影院、剧院、体育馆的看台、火车车厢的座位及高层建筑的房间编号等都用到坐标的概念。
随着同学们知识的不断增加，坐标方法的应用会更加广泛。
高三数学教学进度及复习计划
一、目的
为了能做到有计划、有步骤、有地完成学科教学，正确把握整个的'节奏，明确不同阶段的任务及其目标，做到针对性强，使得各方面的具体要求落实到位，特制定此计划，并作出具体要求。
二、计划
1、第一轮复习顺序：
（1）集合与简易逻辑→不等式→函数→导数（含积分）→数列（含数学归纳法、推理与证明）。
（2）三角函数→向量→立体几何→解析几何。
（3）排列与组合→概率与统计→复数→算法与框图。
2、第一轮复习目标：全面掌握好概念、公式、定理、公理、推论等基础，切实落实好课本中典型的例题和课后典型的练习题，落实好每次课的作业，使能较熟练地运用基础解决简单的数学问题。同时搞好每个单元的跟踪检测，注重课本习题的改造，单元存在的问题在月考中去强化、落实。
3、第二轮复习顺序：选择题解法→填空题解法→数学→数学思想→重要知识点的专题深化。
4、第二轮复习目标：在进一步巩固基础知识的前提下，注重方法、思想、重要知识的专题深化，使学生能熟练地运用基础知识和数学方法、思想解决较为复杂的数学问题。同时落实好每次测试，每月一次的诊断性综合，并对存在的问题作好整理，为第三轮复习作好前期工作。
5、第三轮复习顺序：每周一次模拟考试→查漏补缺训练→规范答题卡训练。
6、第三轮复习目标：对准常见题型进行强化落实训练、查漏补缺训练和答题卡作答规范化的训练，同时落实好每次课的作业，每周扎扎实实地完成一套模拟，使学生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和较高的适应的数学综合。
7、复习时间表：
周次起止时间内容
下学期和暑期集合的概念与运算，函数的概念；函数的解析式与定义域；函数的值域，函数的奇偶性与单调性；函数的图象；二次函数，指数、对数和幂函数；综合应用，导数的概念及运算，导数的应用，积分的概念和应用
等差数列；等比数列
第1周8.8——8.12；数列的通项与求和
第2周8.13——8.19三角函数的概念；三角函数的恒等变形；三角函数中的求值问题
第3周8.20——8.26三角函数的性质；y=Asin（ωx+φ）的图象及性质；三角形内的三角函数问题；三角函数的最值、综合应用
第4周8.27——9.2向量的基本运算；向量的坐标运算；平面向量的数量积
第5周9.3——9.9正弦和余弦定理；解三角形；综合应用
第6周9.10——9.16不等式和一元二次不等式
第7周9.17——9.23二元一次不等式和简单的线性规划；综合应用
第8周9.24——9.30简单几何体的三视图和直观图；柱体、椎体和球体的表面积和体积
第9周10.1——10.7空间两条直线的位置关系；线面平行和垂直的性质和判定定理
第10周10.8——10.14空间中角与距离的解法；空间向量运算及在立体几何中的应用
第11周10.15——10.21复习，章节训练
第12周10.22——10.28复习，综合训练；期试
第13周11.3——11.11直线的方程；两条直线的位置关系；圆的方程
第14周11.12——11.18直线与圆的位置关系；综合应用
第15周11.19——11.25椭圆；
第16周11.26——12.2双曲线；抛物线
第17周12.3——12.9直线和圆锥曲线；轨迹；综合应用
第18周12.10——12.16排列与组合；.二项式定理；
第19周12.17——12.23等可能事件的概率；有关互斥事件、相互独立事件的概率；综合应用
第20周12.24——12.30离散型随机变量的分布列、期望与方差；统计的应用；独立性检验
第21周1.1&mdash 高中数学;—1.6算法
第22周1.7——1.13综合训练
三、具体要求
1.三轮复习总体要求：科学安排，狠抓落实。要求第一轮复习立足于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起点不能太高，复习要有层次感，选题以容易题和中档题为主，尽可能照顾绝大多数学生。这样才能创造良好的氛围，确保基础和方法扎实，同时尽可能缩短第一轮复习时间，给后面的拔高和的反复训练提供足够的时间。第二、三轮复习要求起点较高，对准中等及其以上学生，选题难度以中档题为主，根据知识点的需要穿插少量综合性较大的题，在整个复习过程中坚持讲练结合，体现学生的主动性，加强对所学方法的模仿训练，切实落实好作业、跟踪检测和信息反馈。
2、多互相，吸取他人优点，扬长避短，提高复习效率，在可能的情况下尽快统一一种可行的、科学的复习模式。
3、积极参加教研活动，利用教研活动，能创新、群策能力。本届高三的教研活动以高考中的知识专题为主，如高考考什么？怎样考？同时确定专题专人发言，并提供这方面的集。加强对每次单元测试和月考试卷考前的审题、考后的总结和评估，加强对和信息整理的互通，特别要加强对第三轮复习中高考常见大题的研讨，加强针对性训练，突出效果。
4、作业要求：坚持三轮都有单元测试的做法。务必落实好测试的做和评，搞好课后巩固这一重要环节，力求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和提高。
5、考试要求：坚持考前审题和考后小结与评估，注重对反馈信息的整理（如知识和方法掌握不好的），大题各种方法探索及整理，每次考试主要采用自主命题、确定一人负责，全组共同讨论的方式命制试题。模拟考试试题研究方向分组如下：文科：一组：侯晓玲，朱燕燕；二组：杜主任，于主任；理科：一组；于主任、冷晓辉；二组：侯晓玲、吕晓辉；三组：张，朱燕燕。
6、努力抓好各班总分靠前而数学成绩偏弱的这一部分学生，通过重视、关注、关心、个别辅导，提高他们的学数学的积极性，确保升学率和平均分的提高。
衷心希望大家能同舟共济，团结协作，研讨创新，发扬拼搏、奉献、吃苦耐劳精神，切实落实好工作中每一个环节，争取取得优异成绩。
《3.1.2 用二分法求方程的近似解》测试题
一、选择题
1.用二分法求函数的零点时，初始区间可选为( ).
A. B. C. D.
考查目的：考查函数零点的存在性定理.
答案：B.
解析：∵，，∴，∴初始区间应选为.
2.下列函数图象与轴均有交点，其中能用二分法求函数零点近似值的是( ).
A.① B.② C.③ D.④
考查目的：考查能用二分法求零点的函数必须满足的条件.
答案：C.
解析：能用二分法求零点的函数必须满足在区间上连续不断，且.
3.用二分法求方程在内的近似根，要求精确度为0.01，则至少要使用( )次二分法.
A.5 B.6 C.7 D.8
考查目的：考查精确度的意义及用二分法求方程近似解的基本方法.
答案：C.
解析：精确度为0.01是指二分法停止在二分区间时，区间的长度.对于区间，二分一次区间长度为，二分二次区间长度为，二分三次区间长度为，…，二分六次区间长度为，二分七次区间长度为，故至少要使用七次二分法.
二、填空题
4.设，用二分法求方程在内近似解过程中，得到，，，则方程的根落在的区间是 .
考查目的：考查函数零点存在性定理及用二分法求方程近似解的基本方法.
答案：.
解析：∵，∴答案应该为.
5.用二分法求方程在区间内的实根，取区间中点，那么下一个有根区间是__________．
考查目的：考查二分法求方程近似解的方法.
答案：.
解析：设，由计算器计算得，
，故，∴下一个有根区间是.
6.若函数的一个正数零点附近的函数值部分参考数据如下：
1
1.5
1.25
1.375
1.4375
1.40625
-2
0.625
-0.984
-0.260
0.162
-0.054
那么方程的一个近似根(精确度为0.1)为__________.
考查目的：考查二分法求方程近似解的基本方法与精确度的意义.
答案：.
解析：由表格知，，∴，而
，∴函数的一个零点近似值是，即为方程的一个近似根.
三、解答题
7.求方程的近似解(精确到0.1).
考查目的：考查函数零点的意义、精确度的意义和二分法求方程近似解的基本方法.
答案：1.4.
解析：令，结合与的图象可知方程有唯一解.
∵，∴在区间内，方程有一解，记为.取区间的中点，用计算器可得，∴.取的中点，计算，∴.如此继续下去，得
∵1.375与1.4375精确到0.1的近似值都是1.4，∴原方程精确到0.1的近似值为1.4.
8.用二分法求函数在区间内的零点(精确到0.1).
考查目的：考查二分法求方程近似解的基本步骤及精确度的理解.
答案：2.3.
解析：∵的定义域为，，
，∴，∴函数在区间内有零点.
又∵在定义域上是单调递增的，
∴函数在区间内只有一个零点.
利用二分法计算，列表如下：
区间
中点值
中点函数近似值
(2，3)
2.5
0.12
(2，2.5)
2.25
-0.08
(2.25，2.5)
2.375
0.023
(2.25，2.375)
2.3125
-0.027
(2.3125，2.375)
2.34375
-0.0016
(2.34375，2.375)
2.359375
0.01
(2.34375，2.359375)
2.3515625
0.0046
(2.34375，2.3515625)
2.34765625
0.0015
(2.34375，2.34765625)
∵2.343 75与2.347 656 25精确到0.1的近似值都是2.3，
∴函数在区间内零点的近似值是2.3.
篇5：体育教学中学生兴趣品质的形成与发展
体育教学中学生兴趣品质的形成与发展
兴趣就是一个人的大脑两半球内的有关部位由于附近已形成特殊的暂时神经联系，因而特别易于感受某类事物的刺激，并且特别易于在这类事物的刺激作用之下，形成最优越的兴奋中心的倾向。在体育教学中，学生的整个学习过程，很大程度上受兴趣品质的制约。为此探讨学生兴趣品质的形成与发展，对提高体育教学质量，改革其教学方法是致关重要的举措。所谓兴趣品质，就是人与人之间兴趣的差异性表现，一般可概述为四个方面：
第一，兴趣的倾向性。
人的任何兴趣都是针对一定的事物而发生的。至于针对什么事物而发生，却因人而异。就拿体育教学来说吧。体育专业的学生对体育产生的兴趣，多数来自本人对体育运动的爱好；而非体育专业的大学生们也对体育很感兴趣，但他们的兴趣出发点不同：有的是为了健身，有的是为了娱乐，也有的是对某项体育专业颇有特长......情况就比较复杂了。虽说大多数体育专业的学生爱好体育，愿终生从事体育事业，可是由于每个人的身体素质不同，接受体育教育有别，再加上客观条件的影响，其兴趣的倾向性也不完全一样。例如，一个身材高大，从小就受父母在篮球方面的熏陶，他自然在篮球方面有着特殊兴趣；一个终年生活在海滨，或从小就在游泳馆里长大的学生，必然对游泳偏爱；作为北方高校的学生，从小就跟冰雪打交道，冰雪运动则成为他们的拿手项目。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人们大脑皮质的不同部分在不同的刺激作用的影响下，形成各种性质不同的暂时神经联系，因此，不同的人在生活实践的过程中，就会把自己的有关心理活动优先地指向而集中于各种不同的事物，从而表现出不同的兴趣。
在体育教学活动中，教师应有目的地巩固某些学生兴趣的倾向性发展，可按因此施教的教学原则，培养一批有所专长的学生，让他们去带动一般的学生。这不仅有助于体育教学质量的提高，也会对我国体育运动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为此，发展学生对体育运动的倾向性是高校体育教师的责任。让学生充分认识到体育的社会功能价值（包括教育、健身、智力、娱乐、政治、经济等），永远地热爱体育事业，永久地参加各项体育运动，使其兴趣的倾向性不断地巩固和发展下去。
第二，兴趣的广博性。
每个人所具有的兴趣并不一定只限于一种，同一个人很可能具有多种不同的兴趣。不过，不同的学生对体育兴趣的广博性方面表现出很大的差异。例如，有的学生喜爱田径，但也十分爱好游泳和球类，甚至对体育美学、体育运动生理及体育哲学等交叉学科也努力的学习与探讨；而有的学生只对某一项体育专业感兴趣，对其它专业或学科概不问津。应该说，前者是对体育专业兴趣广博的人，后者则是对体育专业兴趣偏狭的人。兴趣广博的学生就会表现得生气勃勃，而兴趣偏狭的学生则表现得死气沉沉。不同的学生所以会在兴趣的广博性方面表现出很大的不同，其主要原因在于自幼所受的教育不同，生活实践的范围不同。有的学生接触的客观事物多种多样，社会生活实践经验丰富，他们的大脑皮质在多种多样的刺激下，形成多种多样的暂时神经联系，所以才会对各种不同的事物均持有一定的积极态度。反之亦然。正因为学生对体育兴趣的广博性有所不同是来自他们对社会生活实践的参与程度，所以，我们要努力使学生扩大自己的生活实践范围，扩展知识面，积极地促进多种多样的暂时神经联系的形成。
值得注意的是，广博的体育兴趣对高校的学生来说，应该是普遍的。这和我国提出的“全民健身纲要”相一致，应该广泛提倡。但就体育事业的国际化、商品化来说，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培养某项专业的特殊人才，也是当务之急，故应做到“博”而“专”。从心理学上认识，一个学生所以具有博而不专的兴趣，多半是其大脑的暂时神经联系经常处于散漫状态，而缺乏高度的组织性和系统性的缘故；可是，博而又专的学生，其大脑的神经联系则已经建立高度的组织性和系统性，或者说，在大脑的多种神经联系中，有一支主动性的暂时神经联系系统，支配着其它各种派生性的暂时神经联系系统，使它们共同从属于主干，从而使其广博性更加持久，专业性更加突出。
学生的这种兴趣的形成与发展还跟学校的体育教学活动相关联，尤其跟体育教师自身是否具有兴趣的广博性和专业性以及是否有广博的理论功底分不开。这就要求体育教师首先自身要具备这种素质，只有这样才能改变体育工作者“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世俗偏见；才能扭转体育教师是只会教书的“教书匠”的看法。也就是说只有教师全面发展，学生才能全面发展；只有教师在某方面掌握了特殊的体育技能技巧，学生才会在某方面有所专长。这是一种教、学相长，教、学互动的新型教学模式。
第三，兴趣的持久性。
人们对各种事物所发生的兴趣，既可能是持久不变的，也可能是变易无常的。在体育教学中，学生对体育或某项体育专业的兴趣也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往往有些学生对于体育的教学活动缺乏稳定的兴趣，这往往是由于他们起初就对体育学习缺少明确的目的性和深刻的认识，多为好奇心或某些暂时的功利所左右。过了一段时间，适应不了体育训练的艰苦又没有坚强的毅力，因而开始动遥或见异思迁，或喜新厌旧，更严重者认为从事体育学习或锻炼是一项倒霉的差事。反之，有些学生选择了体育专业或参加了体育锻炼活动，并对其有着相当稳定的兴趣，因为他们比较牢靠地对体育专业或各项体育运动优先发生注意的暂时性倾向，能积极地将这种暂时神经联系较巩固地确立在大脑的相关部位，并已经形成了丰富的、精细的和巩固的暂时神经联系系统，于是，体育教学或体育活动等相关事物的刺激作用就会不断地扩充、分化或加强他的这一系列暂时神经联系系统。这就是学生较深入、持久的对体育教学或体育活动会在主观上愈来愈发生兴趣的原因。
持久的兴趣对学生的学习及将来的工作都将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然而，如何发展或巩固其对体育持久的兴趣呢？这要从教和学两方面同时进行兴趣的引导或开发来实现。所谓引导是指体育教师必须经常不断地向学生讲解体育运动的重要性，可以说，它将直接制约每个学生未来的发展。在明确目的、提高认识的基础上，方能发展其对体育的兴趣。所谓开发，多指某些有专业特长或发展潜能的学生而言。例如，对一个下肢修长、身体素质好，灵敏度高的学生来讲，可能是体操、游泳运动员的后备力量；腿部肌肉发达，爆发力强的学生来讲，则很可能成为一名田径的健将。这里不仅有智力上的开发，也有体能、素质方面的开发。美国多数运动员出身于大专院校，这和他们的体育教学及完善的体育设施有关，也离不开高层次的体育教师队伍，及较科学的教学方式或方法。一言以蔽之，都与学生对体育有着持久性的兴趣分不开，无兴趣的事情是不会有一番作为的。
第四，兴趣的效果性。
人的任何兴趣并不一定仅是一个人对某种事物优先地发生注意的倾向，而且还可能是推动一个人积极地去认识或处理某种事物的一种内在动力。这里说的推动作用，是指一个人对某一事物的特殊追求和爱好，并已形成明显的效果反应。就以体育教学来说，上田径课时，学生不仅积极完成教师的规定动作练习，而且还能主动的了解田径运动史，课后反复查阅运动生理学、人体解剖学、现代田径运动训练的科学方法及程序，以求不断扩充既得的知识和彻底地掌握这门课程。可见，兴趣的效果性是主要地制约于一个人对于有关事物所感到的自觉需要，以及他在意志锻炼方面所达到的实际水平。显然，兴趣的效果性明显地表现在一个人第二信号系统在它的调节作用方面的基本特征。
不过，人们的兴趣是否是有这种动力作用，以及这种动力作用究竟能产生多大效果，这将是因人而异的。如有些学生在体育教学活动中，只能简单地完成教师所教的动作，或只心向往之，缺乏主动地、积极地参与体育教学或体育运动的精神。这是一种没有效果性的兴趣，是当前高校体育教学中较为普遍存在的现象。说得再明确一些，就是目前高校的整个体育教育、教学活动尚需在整体上进行改革。学生一入校对体育就以及格为目的，因此学习被动没有主观能动性，自然也就谈不上兴趣的效果性了。
若要真正地激发起高校学生对体育兴趣的效果性反应，就必须加大体育教育、教学改革的力度。
篇6：体育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研究的论文
体育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研究的论文
摘要：随着我国成功举办各类大型体育赛事，体育休闲已经成为了人们重要的生活方式之一。体育产业经历了十几年的快速发展，为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当前，我国体育产业集群化发展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尚未步入成熟期，存在众多制约因素。只有明确区域产业发展和体育产业间的辩证关系，才能制定针对性的改善建议，促进二者互补发展，从而实现体育产业和区域经济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体育产业集群；区域经济；产业结构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体育休闲产业的兴起，体育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重视，体育产业日益朝着产业化和社会化方向发展。当前，体育产业的经营活动日益丰富，竞赛表演市场不断成熟，体育休闲产业迅速发展，体育产业作为独立经济部门的地位基本确立。随着体育产业在全国各地迅速铺开，其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促进了区域产业结构和布局的良性发展。体育产业的发展，关键要形成规模化效应，发挥集群作用，从而为产业发展不断提供内在动力。
1体育产业集群的内涵
体育产业集群是一个科学概念，不能简单理解为体育产业的积聚。体育产业集群化发展必须综合考虑区域时间和空间的变化特点，地域发展特点、人文特点、生产要素特点、经济结构特点等，必须以促进体育产业专业化、多元化为发展特点，提高体育产业发展的规模化效应，确保体育产业链的最终形成。体育产业的集群化发展必须构建具有一定地域集中性，具有内部的合作和竞争关系，表现出较强关联性的体育企业集群。从我国成功举办诸如亚运会、奥运会等各类世界性体育赛事后，体育产业经历了新世纪的快速成长，逐渐成为人们认可和广泛参与的经济领域，很多地方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体育竞赛和健身市场。体育产业对区域经济发展尤其是区域产业布局和结构优化具有重要作用。
2体育产业集群与区域产业成长的关系
体育产业的集群化发展必然促进体育产品供给的丰富，随着体育产品种类的分化和增长，体育产业的分工更加细致和专业化，从而促进区域产业分工的优化和升级。长期以来，我国很多地方的体育产业呈现分散和零星的发展态势，企业发展缺乏整合，产业布局十分松散，导致供需信息不对称，引起管理和交易成本的不断增长。由于缺乏整合性优势，体育产业的发展长期停滞不前。体育产业的集群化发展能够有效调动区域的一些生产要素，能紧跟各类消费要素，通过构建现代化的产业供应链，有利于企业清楚认识市场环境，降低经商成本，提高经营效率。体育产业实现集群化发展后，能够有效整合各类生产要素和消费要素，形成有效的竞争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促进体育产业的规模化发展，确保产业和配套经济要素始终保持相对科学的运行状态。随着体育产业企业的聚集，各个企业的服务和产品能够形成互补优势，同时促进配套产业如运输业和零售业的发展，从而使得区域产业发展的深度和广度不断优化。其次，形成集群化发展后，原本分散的企业能够聚集到一定的区域内，在相同的政策和商业环境下发展，有利于商品销售规模和速度的不断扩大，为大批量的生产销售提供可能，从而促进区域产业规模的升级。最后，体育产业集群化的发展必然促进技术的不断创新，从而为区域产业升级提供技术创新动力。
3体育产业集群与区域产业和谐发展的措施
3.1加强市场调研，选择合适的产业发展模式
体育产业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不长，属于新兴产业。当前，我国体育产业集群化发展没有很好地结合市场需求，在体育产业配套设施呈现井喷式增长的同时，体育消费却没有出现相应的高速增长，在大跃进中呈现出“衰败”的奇怪景象。尤其是近年来，体育服务和休闲产业的发展步入瓶颈期，体育用品的销售额不断下滑，体育休闲场馆和会所难以吸引到足量客源。为了更好地发挥体育产业对区域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必须结合各地的实际发展条件、社会文化特色以及资源优势，做好统筹规划，在借鉴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探寻适合自己的产业发展模式。体育产业集群化发展必须对市场进行深入调研，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坚持市场导向，着眼全国体育休闲市场乃至世界体育休闲市场，从而不断优化体育产业及其配套产业的资源配置。运用现代物流和管理理念整合和升级产业链，发挥实力强劲企业的模范带头作用，不断推动技术创新，淘汰落后产能和生产技术，促进集群内的企业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发挥优势互补，不断扩大产业规模。
3.2充分发挥政府在体育产业集群化发展的作用
推动体育产业集群化发展，在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基准导向的同时，也需要完善的政策环境支持。因此，政府必须扮演好在体育产业发展中的角色，主动参与到发展进程中，提供有利的政策和发展环境支持，从而成为区域经济结构升级优化的舵手。首先，政府应该推动体育产业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硬件环境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资本流向，政府应该大力建设环保、通讯、道路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集群化发展所需的公共基础设施，才能够为体育产业集群化发展创造成本优势，并未后续的政策制定提供更多操作空间。为了充分调动区域的一切生产要素，政府可以建设体育产业科技园区，同时加强与相关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合作，推动产业园区的技术升级，进而吸引更多的企业向园区聚集，促进园区创新能力和承载能力的不断提升。积极探索体育产业的产学研发展模式，形成产学研的生产链，促进体育产业和相关产业的共同发展，促进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其次，做好体育产业聚集规划。体育产业聚集区的规划不能与城市的整体发展规划冲突，必须在参考城市经济发展实际需要的前提下做出科学规划，城市的产业发展也应该预留体育产业的发展空间。同时，对各产业聚集区进行合理配置，推动各个产业聚集区的补充和协调发展。此外，为了确保体育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应该针对体育产业核心需求技术进行攻关研发，发挥在技术创新中的优势，以技术创新不断推动体育产业和区域产业发展的升级。
3.3推动体育产业的.协调发展，优化产业布局
当前，我国很多地区体育产业的发展存在比较明显的不均衡现象，严重影响了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很多地方大力扶持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发展，使其占体育产业比重过大，导致生产效率低下，产品层次偏低。同时，对体育服务业的发展重视程度不足，导致其产业品质大幅落后于体育用品制造业，反过来有影响到用品制造业的发展。此外，体育休闲业没有充分结合市场需求进行开发，往往采用大跃进的方式，在大量休闲会所出现的同时，却由于对中低消费市场吸引力不足出现“衰落”情境。因此，各地体育产业发展必须坚持协调发展，不断优化产业布局，坚持多条腿走路，在发展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同时，也应该积极推动体育服务业、体育休闲业、体育旅游业的发展，有效发挥产业集群效应的优势。同时加强区域的合作，发挥资源互补优势，不断提升产品服务种类和品质，形成能够满足不同收入人群的体育休闲需求的产业布局。
4结语
当前，我国体育产业仍然属于新兴产业，存在很大的发展活力和空间。面对体育产业分化水平低、专业化程度低的现状，在影响体育产业集群化发展的同时，也影响了区域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体育产业的发展必须充分把握市场需求，从区域和全国性乃至世界市场进行发展定位，充分发挥政府在产业集群化发展的主导和决策作用，同时加强体育产业的协调发展，不断优化产业分类发展和局部。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体育产业的集群化发展，当前体育产业发展面临的各类问题会迎刃而解，也会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为产业结构的升级创造新的机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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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游战澜，雷选沛.武汉城市圈体育产业集群空间布局及其竞争力研究[J].江汉论坛,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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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妇科治法的形成与发展论文
【关键词】妇科治法；医学史
治法是指临床辨明证候之后，在治疗原则的指导下，针对病证的病因病机所拟定的治疗方法，是临证运用成方和创制新方的依据，对选方用药具有指导作用。
1 妇科治法的奠基
治疗经验的积累是妇科治法形成的前提。在治法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治法的形成后于方剂。原始人在用动植物充饥的过程中，便产生了完全依赖于经验的早期治疗；由于这种医疗活动由偶然逐渐过渡到自觉运用，人们对植物、动物和矿物治疗作用的认识不断扩展。大约在商周时期，相对单味生药来说，更加安全有效的复方“汤液”已然走进先民的生活。现存最早的方书《五十二病方》估计载方数量原在300个以上，由于缣帛残缺，字迹毁损，今存283首。仅依所存内容统计，涉药247种，涉病103个，涵盖内、外、妇、儿、五官各科。据此足以说明，此时方药知识已颇丰富。但客观审视，它只是西汉以前先民医药经验的一种记载，因为书中不仅没有方名，组方也显得稚朴，更不见治法内容。
从现存文献来看，治则、治法之研究，始于《内经》。《内经》不但提出了适用于指导治疗各种疾病的总则，诸如“治病必求于本”、“无盛盛，无虚虚”、“无致邪，无失正”；而且提出了一系列针对病机的原则性治法，如《素问·至真要大论》所云“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不过，作为一部中医基本理论专著，该书较少也不可能针对各种具体病证提出具体治法。即便是在《素问·腹中论》中谈到治疗妇女血枯经闭，虽完整地叙述了“四乌贼骨一藘茹丸”的药物组成、合药方法及服法，亦不曾言及治法。
真正融理法方药于一体，体现出因证立法、以法系方精神的著作，首推东汉时期医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且不说《金匮要略》中的“下瘀血汤”、“温经汤”、“小建中汤”，其方名本身已暗寓治法；在其治疗妇产科疾病的有关原文里，于方证前后明示治法者亦屡见不鲜。如，《妇人妊娠病脉证并治》云：“（妊娠）所以血不止者，其癥不去故也，当下其癥，桂枝茯苓丸主之”[1]67。“妇人怀娠六七月，脉弦发热，其胎愈胀，腹痛恶寒者，少腹如扇……当以附子汤温其藏。”[1]67《妇人产后病脉证治》云：“妇人乳中虚，烦乱，呕逆，安中益气，竹皮大丸主之。”[1]71《妇人杂病脉证并治》云：“……此名转胞，不得溺也。以胞系了戾，故致此病，但利小便则愈，宜肾气丸主之。”[1]76书中对瘀阻胞宫之“胎漏”，主张以桂枝茯苓丸“下其癥”；对阴寒内盛之妊娠腹痛，提出“当以附子汤温其脏”；对实质属于妇女癃闭的“转胞”，提出用肾气丸“利小便”，分别开启了后世医家确立“化瘀消癥”、“暖宫散寒”、“温肾化气行水”等治法的思路。因此，我们认为，在妇产科治法发展史上，该书洵为奠基之作。
自晋至唐，内容关乎经带胎产各个方面的`医著日丰。这一阶段的著作基本因袭了仲景模式，即：治则、治法多在病因病机的探讨或方证甚至方名中体现。如，《小品方》用治妊娠腰腹痛之“安胎止痛汤”，系以方名体现“安胎止痛”之法；治妊娠恶阻，主张“宜服半夏茯苓汤，数剂后，将茯苓丸”，指出“淡水（痰水）消除，便欲食也”，实则通过方中半夏、茯苓等主要药物能令“淡水消除”的功用特点，暗示“化痰健胃”的治疗大法。孙思邈于《千金翼方·妇人篇》推介“羊肉生地黄汤”为“主产后三日，补中理藏，强气力，消化血方”[2]，显又昭示出治疗产后病的一个通法：补虚化瘀。考察此阶段医家治疗同一病种的方药不难发现，其治法确已相当繁富。即以治疗妊娠恶阻为例，不但有上述《小品方》半夏茯苓汤与茯苓丸合用所体现的化痰健胃，降逆止呕法；而且有《集验》青竹茹橘皮生姜茯苓汤所体现的清热化痰，降逆止呕法；有橘皮竹茹人参白术生姜厚朴汤所体现的健脾益气，降逆止呕法和《古今录验》柴胡汤所体现的散风疏肝，温中止呕法。以治疗崩漏而言，仅从《小品方》的所载七方中，就可以大致总结出4种治法：活血化瘀法（单味芎藭汤）、收涩止血法（炭类及煅动物骨壳）、清热凉血法（生蓟根汁、生地黄汁）、益气养血法（由大枣、阿胶、黄芪、甘草组成的大枣汤）。用以对付较为复杂病情的通用方，往往更是一方而兼众法。如《千金方》之小牛角鳃散就集清热凉血、温肾壮阳、养血益阴、收敛止血等法于一体。
篇8：妇科治法的形成与发展论文
宋代妇产科疾病治疗学的发展是划时代的，此期出现了针对病因病机而提出来的各种治疗法则，包括妇女各个特殊生理时期的总治则，以及妇产科临床多种疾病及其各类证候的具体治法。这种治则治法的提出，标志着中医妇产科疾病治疗学从经验积累走向了理论总结[3]。此期著作的一个特点是，治法一般以病因病机理论作为基础，且多于总论中明确提出；具体方药则另置于方证各论中。如，《胎产大通论》对月经不调者首先提出：先期而行者，血热故也，法当清之；过期而行者，血寒故也，法当温之。《女科百问》：“或因风冷堕胎者，血冷相搏，气虚逆上，则血结不出，抢上攻心，则烦闷，亦多致死。当温经逐寒，其血自行也[4]”。《妇人大全良方》：“此一卷论中风……今之治法，先宜顺气，然后治风，万不失一”。散布于宋代医著中的妇产科治法还有许多，不仅有对前代医家所创治法进行忠实继承者，更有突破前人理论桎梏，提出不同治疗观点的创新一派。如，关于产后调治，前人基于产时血水俱下的直观认识，大多强调“血气皆损，故阴阳俱虚”（《诸病源候论》），孙思邈为此主张：“产后虚羸，唯得将补。”宋代医家如陈自明、陈无择、杨士瀛等，则意识到败血为患的危害，反对补之太早，力倡祛瘀。《妇人大全良方》云：“疗产后气血俱虚，慎无大补，恐增客热，别致他病，常令恶露快利为佳。”[5]81
金元时代，随着刘、李、张、朱四大医家具有独特见解的学术理论体系形成，妇产科治法亦出现了一些新的进展。刘完素率先提出应视妇女生理阶段特点而分别从肾、肝、脾论治的看法：“妇人童幼天癸未行之间，皆属少阴；天癸既行，皆从厥阴论之；天癸已绝，乃属太阴经也。”[5]495张子和本着人身气血“贵流不贵滞”的观点，主张攻邪不分性别：“陈莝去而肠胃洁，癥瘕尽而荣卫昌……可吐则吐，可下则下，岂问男女乎？”[6]但虑及女性生理特点，多采取先攻后补的步骤。如，治疗妇人月事沉滞不行，他首先以桃仁承气汤加当归下之，继则投服四物汤调补。李东垣于崩漏、带下病不但有论，而且有法有方。如，他认为暴崩属火，久崩则化为寒。前者当除湿祛热，益气升阳，方用升阳除湿汤、凉血地黄汤；后者“宜大补脾胃而升举血气”[7]，方用益胃升阳汤、升阳举经汤。其在“补其中，升其阳”治法思想指导下创制的补中益气汤，更成为后世妇产科临床治疗气虚不摄、气虚下陷等病证的名方。朱丹溪在带下、不孕、闭经、月经不调诸病的治疗中，倡导燥湿化痰，行滞开闭；对妊娠安胎，主张“产前当清热养血”等，皆为妇科奇难病证的治疗开辟了新的途径，无一不对后世具有深刻影响。
3 妇科治法的成熟
明清时期，由于脏腑病机理论的发展完善和八纲辨证纲领的确立，辨证论治体系走向成熟。前代流传下来纷繁少序的理法方药内容，经过这一时期医家的整理提炼和补充，不仅内容更加完整精当，而且显示了较强的逻辑性与条理性。如，关于调经，张景岳要言不烦：“调经之要，贵在补脾胃以资血之源；养肾气以安血之室[9]”。关于崩漏，明代·方广《丹溪心法附余》提出三步治崩法：“初用止血，以塞其流；中用清热凉血，以澄其源；末用补血，以还其旧。”关于胎产，晚清·单南山《胎产指南》总结其通用治疗大法为：“胎前专以清热补脾为主，盖热清而胎安，脾健则不堕也；产后专以大补气血，兼行滞为主，盖产后气血大虚，且有瘀滞，虽有诸症，皆以末治[10]”。至于治疗带下病，明·王肯堂《女科证治准绳》疏理出先攻后补及燥、涩、润、补、凉、温、补涩、排脓、消瘀十大方法；清代《傅青主女科》则主张视带下之色分别立法，书云：“夫白带者，乃湿盛而火衰，肝郁而气弱……治法宜大补脾胃之气，稍佐以舒肝之品……方用完带汤”；“夫黄带，乃任脉之湿热……法宜补任脉之虚，而清肾火之炎……方用易黄汤”；“夫清带，乃肝经之湿热……解肝木之火，利膀胱之水，则青绿之带病均去矣……方用加减逍遥散”；“夫赤带，亦湿热之病也……治法须清肝火而扶脾气……方用清肝止淋汤”；“夫黑带者，乃火热之极也……治法惟以泄火为主，火热退而湿自除矣。方用利火汤[11]”。傅氏辨证详明，理法严谨，由此可见一斑。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不但立法与遣方用药密切结合，用药灵活机动，而且往往通过在某同一名方基础上进行不同的用药加减变化，变生出多种多样的不同治法来。如清代徐灵胎《女科指要》治疗闭经采用四物汤作为主方，根据血之寒、热、瘀、枯，分别加减药物，展示出不同的治疗方法：血热者，加山栀、丹皮，以示凉血；血寒者，加炮姜、肉桂，以示温经；血瘀者，加桃仁、五灵脂，以示破消；血枯者，加阿胶，以示润补。另外，兼风，加荆芥、防风以驱风；兼湿，加苍术、白芷以除湿；兼暑，加香薷、藿香以祛暑；兼气滞，加香附、木香以行气。不言而喻，这种辨病与辨证结合，以病定方，因证立法，机圆法活的特色，给予了后人不少启迪。
4 妇科治法的创新
近代，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妇产科工作者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不断发扬创新，促进了妇产科治法的发展。归纳起来，大致表现在以下几方面：①随着对月经机理、带下机制、“肾主生殖”实质及肾－天癸－冲任－胞宫生殖轴等研究的日益深入，许多有关治疗法则的相应新观点、新方法不断提出并得到确立。近来学者关于妇产科内治法应突出一个“调”字，以调补脏腑、调理气血、调治冲任督带、调养胞宫、调控肾－天癸－冲任－胞宫生殖轴为主线[12]的主张，就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种新型治法体系的一个侧面；而诸如中药人工周期疗法、补肾活血法、补肾排卵法等，更已在妇产科疾病治疗中广泛应用。②对妇产科常用治法进行了规范化标准化的研究整理。如明确界定了“清热调经、理气调经、活血调经；清热安胎、解毒安胎、理气安胎、和血安胎”等不同治法的基本概念，使治法的作用机理、治疗目的、运用指征一一从中得到体现[13]。③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与方法，对一些治法进行了临床与实验研究，意在明确其治疗效果，探索其作用机理与物质基础。如为了探索补肾活血法防治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的作用机制，通过建立恒河猴PCO模型及采用中药补肾活血方进行干预，观察补肾活血法对恒河猴PCO模型卵巢局部环氧化酶－1（COX-1mRNA）的影响，结果表明，补肾活血法有可能通过降低COX-1mRNA表达,促进卵泡的发育和卵巢的排卵，而达到改善PCOS无排卵状况的目的[14]。
总而言之，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但在一定层面更新了人们对于妇产科疾病实质及其机理的认识，而且大大开拓了我们的医疗思路，丰富了妇科治疗领域的方法、措施。显然一个融入了现代科学技术和思维方法的新型中医妇产科治法体系正在逐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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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行政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进程论文
行政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进程论文
行政价值观是人们在行政实践中评价特定行政思想、行政制度、行政行为是非、好坏、善恶、美丑、荣辱、得失等的心理标尺，是决定行政活动中人的思想取向和行为选择的精神力量。行政价值观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按照一定规律发生和发展的，生长历程就是对行政价值观发生和发展过程的动态展示。研究行政价值观的生长历程，弄清其来龙去脉，理顺其与行政活动的内在联系，对于把握行政活动的规律，优化行政行为，推动行政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萌芽：个体的行政价值取向转化为群体的行政价值标准
行政活动是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力和解决行政问题的行动过程。行政主体是由人组成的，通常以个体、群体、组织等形式存在。在行政实践中，人首先是以个体的面貌出现的，他们都是活生生的、具有特定需要的人，基于自身认知、情感、利益等因素的考虑，往往会表现出追求某种行政价值实现的倾向性特征，这就是行政价值取向。个体的行政价值取向首先表现为对特定需要的满足，包括薪酬、晋级晋职等自我需要和社交、认可度、满意度等社会需要。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个体的思想、行为都会表现出特定的行政价值取向，即个体在思想上要恪守与社会主流价值观一致的价值观念，在行动上要奉行与社会主流行为准则一致的行为规范，使行政活动为推动社会发展、改善民众福祉提供强大的正能量。在行政实践中，个体的这种自我意识是个体在行使行政权力、履行行政职责、承担行政使命过程中对自身思想状态、行为方式等的认识，能够引导个体行为朝着一定的方向发展，并不断强化个体行为趋势的稳定性和持久性。比如，在现代社会，行政主体往往会表现出践行行政道德操守、增强依法行政能力、提升行政职业素养等行为趋势。
个体行为既是个体自我需要和自我意识的产物，也是个体应对外界刺激的结果，“是对被个体心理系统接收的外部环境系统中的刺激信息，经个体心理系统加工后，根据输出信息（即特质），选择相应的行为，给予外环境反应，并且个体行为系统本身不表现出行为，只有当它作用于外环境系统时，行为才会外显”.[1]
在行政实践中，个体行为趋势的发生、发展均离不开心理系统的作用。一方面，个体对于特定行政价值取向的认识和追求，会促使个体对自身行为目标进行定位，对自身行为方式进行取舍；另一方面，个体建立于特定行政价值取向基础之上的行为方式又能够强化其行为趋势，显然，与社会主流价值取向相一致的行为能够给个体更多实惠，个体能够从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利益中感受到坚持这种行政价值取向的好处，从而不断增强选择特定行为方式的自觉性、能动性。个体单一、零散的行为通过多次选择后，就会固化成为其行为模式，与之相应的行政价值取向最终就内化成为其行政价值标准。
在行政实践中，任何个体的思想和行为都不能单独存在，都会带上群体和社会的印记，行政活动也需要借助群体的力量才能有效地展开。行政活动对群体力量的借助，既可以通过行政权力的约束功能来实现，也可以通过行政行为的示范效应来实现。层级节制是行政权力的内在属性，服从权力约束，提高行政执行力，是行政主体应坚持的基本行政价值观。树立标杆是重要的行政艺术，吸取榜样的力量，提高行政绩效水平，是行政主体应坚持的重要行政价值观。行政活动涉及公共利益的权威性配置，公众对行政系统寄予了厚望，希望自身利益得到有效的维护，积极向上、公道正派、雷厉风行的行政主体及其行为能够获取广泛的拥护。这种拥护是行政系统公信力的重要基础，对其他行政主体具有很好的示范效应，能够引起他们的效仿。效仿的人多了，具有相近价值取向、相似行为倾向的行政群体就形成了，个体的行政价值取向也就转化为群体的行政价值标准了。这种价值标准，可以从静态、动态两个维度来考量。
行政主体在行政实践中表现出来的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形成其价值标准的静态结构。能力是顺利完成某一活动所必需的主观条件，是直接影响活动效率并使活动顺利完成的心理特征。行政能力是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力、履行行政职责、选择行政行为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素质，包括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注意力、判断力、表达力等一般能力和执行力、亲和力等特殊能力。气质是表现人的心理活动强度与速度、灵活性与指向性等动力要素的心理特征。行政气质是行政主体通过自身的言谈举止给人的感受，是行政主体人格魅力的集中体现，是主体权威的重要来源，是行政权力更好地发挥作用的重要保障。性格是表现人对现实的态度和相应的行为方式的个性心理特征，主要体现在对自己、对他人、对事物的态度和所采取的言行上。行政主体的性格往往形成其常态的行为特征，成为其稳定的处事态度，深刻影响其行政行为的深度、广度和效度。
行政主体在行政实践中由需要、动机、情感、意志上升为理想、信念、信仰的心路历程形成其价值标准的动态过程。
行政行为的产生，源于行政主体的需要。行政主体基于特定需要的满足引发了工作动机，形成了工作情感和意志，产生了行政行为。一种需要得到满足后，又会产生更多、更高层次的需要，并引发更多、更高层次的动机，进而激发更强烈的情感和更坚定的意志，推动行政实践活动的不断发展。同时，主体对自身行为及其意义的认识也会不断深入，会从理想、信念、信仰的高度来思考自身行为的意义、价值和目标，这就大大提升了认识和实践的层次。理想、信念、信仰是超越现实，对未来美好愿景的自觉追求，是超越自我、塑造自我、发展自我、面向未来、努力实现更高价值的自我意识，是在各种价值观念中居于支配、统摄地位的价值观念。[2]
理想、信念、信仰对行政主体的思想和言行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是最重要的行政价值观念，是主宰主体灵魂的精神支柱，是决定主体思想高度、行动力度的基本因素。
二、演进：群体的行政价值标准转化为组织的行政价值理念
行政价值理念是行政价值观在语言上的凝炼，是成文的行政价值观，是维系行政关系的基本法则。行政活动是有组织的社会活动，行政主体具有很强的组织色彩，单个、自然、不具备组织身份的“人”是无法真正成为行政主体的。行政主体具有组织的属性，其作用的有效发挥，也离不开组织的力量。同时，群体的行政价值标准在一定程度上还带有自发、松散的特征，对行政主体思想、行为的影响还有一定的局限性。群体的行政价值标准转化为组织的行政价值理念，能够充分发挥行政价值观的功能，是行政价值观发展对其承载主体和表现形式的必然要求。
行政行为具有公共性、服务性、综合性等内在属性。公共性指行政行为是行使公共权力的活动，必须致力于扩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不断满足公共需求，不断提高公众福祉。服务性指行政权力来源于公众，必须服务于公众的需要，行政行为要有效地回应公众利益诉求，为其提供优质及高效的公共服务。综合性指行政主体服务对象的多元性和面对利益诉求的多样性，要求主体通过利益整合，综合出不同利益诉求的共同点，以此作为扩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立足点。这些内在属性表明行政活动是非常复杂的社会活动，要求行政主体认真培育和践行先进的行政价值观，推动群体的行政价值标准向组织的行政价值理念转化，完善自身行为标准，恪守职业道德操守，提升自身能力、水平和形象，增强自身公信力和凝聚力。
群体的行政价值标准转化为组织的行政价值理念是行政活动中精神要素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过程，是在行政主体内生动力和社会环境外来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实现的，具体表现为主体认知水准、行为方式、实践模式等方面的发展。行政主体内生动力是主体随自身知识积累，主动提升认知水平和行动能力的力量，社会环境外来压力是主体适应环境变化，主动提高自身思想、行为与环境契合程度的力量。
内生动力对行政价值观生长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行政活动群体性的认知水准转变为组织化的认知水准。在由不同个体松散、非正式地组织起来的群体中，主体的认知水准由于仅仅代表群体的认知程度和价值诉求，难免会有局限，甚至会对行政实践产生消极影响，地方保护、行业壁垒、部门隔阂等就是明证。而组织化的认知水准是多层次、多尺度的综合体系，能够整合不同个体、群体认知水准中积极、先进的要素，使主体的行政认知具备更加广泛的社会基础，能够更好地指导行政活动有效地开展。二是行政活动群体性的行为方式转变为组织化的行为方式。在价值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不同行政主体对相同行政事务会有不同的行为标准和处理方式，那些具有相同或相似行为标准和处理方式的主体往往会形成群体，其行为标准和处理方式就成为群体性的行为方式。但是，群体性的行为方式可能不利于行政系统形成稳定、可靠的行为模式，甚至可能成为行政活动有序开展的障碍，非正式组织、小道消息、流言蜚语等就是明证。行政主体通过制度创新、文化积淀、价值整合等途径，把分散化、个性化、情感化的群体行为方式提升为集中化、共性化、理性化的组织行为方式，能够大大增强行政系统的生机与活力，增强行政活动的整体性。三是行政行为群体性的实践模式转变为组织化的实践模式。行政环境具有多变性，行政行为具有多样性，无论作为个体还是群体的人，其认识和行为都会带有局限性，可能导致行政行为公私难断，也可能导致主体把自身价值偏好、利益诉求、情感情绪等带入行政活动中，对行政活动造成消极影响。组织化的实践模式能够将行政活动置于更加宏观、整体的环境中进行立体考虑，能够调动更多资源应对行政问题，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办公事的优势，提高行政效能。
外来压力对行政价值观生长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行政组织本身的同质性转化，即组织长期积淀的`价值观能够深刻影响组织成员的思想和行为，那些积极、健康的立场、理想、信念、态度、制度规范、人际关系准则等能够深入人心，得到更多人的理解、认同和支持，进而形成稳定的组织行为模式。二是社会环境的倒逼性转化，即公共需求增长、社会矛盾暴露、社会利益关系调整等要求行政主体秉持先进的价值观，摒弃落后的价值观，使自身思想、行为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任何国家的主流政治系统都有将自身价值观推及全社会的内在动力，会努力促使行政主体树立并践行与主流价值观相适应的行政价值观。在行政实践中，由于行政理性的作用，“行政主体与社会组织、社区、公民等公共管理主体之间在法律的框架范围内友好协商、积极协作，从而结成良好的公共事务治理网络”.
行政主体会对那些体现行政本质要求和行政环境需要的思想、观念、准则等从价值层面做出话语解读，并从实践层面进行行为选择，使自身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社会主流价值体系中，并通过自身的率先垂范，在全社会积极倡导这些思想、观念、准则，使之成为公众推崇的价值观，从而提高政府公信力和凝聚力。
三、升华：组织的行政价值理念转化为社会的行政价值认同
价值认同是指人们对某种或某类价值予以认可并形成相应的价值观念。行政价值认同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组织价值认同，即行政系统内部人员对组织自身价值观的认同；二是社会价值认同，即行政系统外部人员对行政组织所持价值观的认同。社会价值认同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进行理解。狭义的社会价值认同是“社会群体中的成员产生一致性的看法以及感情”,[4]
具体到公共行政领域，这种“一致性的看法及感情”是人们在获取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参与公共管理、监督公共权力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主要表现为对行政权力合法性的肯定、对行政组织核心价值观的拥护以及对行政组织主流行为模式的认可等。广义的社会价值认同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人们在对行政价值观认可的基础上形成趋同的价值共识，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进行价值观的塑造，这是行政价值观凝聚社会价值共识的重要条件；二是人们在行政实践中主动调整和完善自身价值观的内容和结构，以达到融入主流价值观、锻造个人价值观的目的，这是人在价值认可基础上的自我提升，是行政价值观不断发展的重要因素。
价值认同在公共行政领域最终的归宿，是“共同体成员通过不断调适自身的价值结构，最终实现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能够以某种公共利益的价值要求作为标准来规范自己的活动，并使之内化为自己的自觉的价值取向”.[5]
社会价值认同既是行政价值观发展的社会心理环境，也是行政价值观发展的目标追求。行政价值观是随着行政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这种发展是行政主体把行政价值观内化为自身价值标准、外显为自身行为方式的过程，其结果是行政活动凝聚了更多力量，更好地实现了公共利益。
行政价值观是行政组织行为模式有效运行的内在条件和心理基础，行政组织行为模式就是行政价值观在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力、处理行政事务过程中的体现和外化。行政价值观由组织的行政价值理念转化为社会的行政价值认同，主要是通过以下三个途径实现的：一是通过促进行政组织与社会的价值交流和观念碰撞来转化。行政价值观的生长开始于行政主体对社会价值观进行鉴别、取舍的过程中去伪存真、求同存异的认知活动。
在追求社会价值认同的过程中，“一方面，我们不能把价值认同理解为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绝对真理或真理的表达形式，认为价值认同就是追求一种绝对的价值观念上的'同一';另一方面，我们的价值认同也不是放弃一切内在规定性的无条件的对各种价值观念的接受与肯定”.[6]
这就要求行政主体不能将自身的价值观强加于社会，盲目追求行政价值观的大一统，而只能通过自身的示范作用来获取公众的理解、认同与支持；社会主体也不要盲目顺从，更不要不顾自身情况、不管社会环境全盘接受行政主体的价值观，尤其是对个别行政主体在扭曲的价值观作用下谋取私利、不管大局、不顾公共利益的行为要通过正当途径和程序进行反对。社会价值认同的实现应该建立在行政主体与社会主体价值交流和观念碰撞的基础之上，行政主体要通过搭建交流平台、完善信息渠道、加强公众监督等方式提高社会主体的参与度；社会主体也要及时、合法、有序地表达自身诉求，并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与行政主体进行沟通。双方需要允许不同的价值主张和价值观念共存，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期，“伴随着价值范式的重建，由此便引起普遍性的价值观念的震荡与困惑”,[7]更加需要双方站在公共利益的角度对自身所秉持的价值观进行理性审视，“辩证地看待理想与现实、道德与利益、统一与选择等诸种关系，并在理想主义与功利主义、期待道德与义务道德、统一规范与多样选择等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7]
从而找准契合点，凝聚共识，使行政价值观获得更多、更广、更深的认可，进而转化为全社会的价值认同。
二是通过凝聚行政组织与社会的价值共识来转化。价值共识是指不同主体对某种价值观形成一致的观点和态度，价值共识是在价值认可的基础上进行的。行政组织和社会的价值共识不是社会主体单方面对行政价值观的接受、内化并付诸实践，而是双方在行政领域寻求一致的看法、实现共同的目标、选择统一的行为。行政组织和社会的价值共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什么是公共利益、为什么要追求公共利益、怎样实现公共利益的共识；二是对双方权责关系的共识，即行政组织应该履行怎样的职责来服务社会、社会应该树立怎样的权利义务观念并采取怎样的行为来配合行政组织的工作。通过凝聚价值共识来实现行政组织行为模式向社会价值认同的转化，一方面，要依靠行政组织和社会之间通过交流、对话、协商等方式找到双方价值认同的契合点，找到双方价值认异的分歧点，求大同、存小异，为凝聚双方的价值共识奠定基础；另一方面，要依靠利益关系的调整、意识形态的教育、思想文化的宣传等方式对行政组织和社会的价值观进行整合，使双方在提高认知水平的基础上凝聚更多共识，这不仅有利于行政价值观自身的完善，也有利于夯实行政体系的合法性基础，对于促进公正、统一、规范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三是通过推进行政组织与社会的互动实践来转化。行政组织与社会的价值交流、观念碰撞和价值共识既来源于实践，也服务于实践。行政实践活动是行政价值观由精神力量向现实力量转化的过程，通过行政实践推动行政组织与社会的互动，是行政价值观由组织的行政价值理念转化为社会的行政价值认同的必然要求。一方面，行政组织要吸纳社会主体积极参与行政生活，不断拓展社会主体对行政组织价值观认同的深度与广度，加大行政价值观转化为社会价值观的力度；另一方面，要构建行政组织与社会的新型互动关系，促进行政组织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深化行政组织价值观在社会实践领域的作用力度。行政组织和社会的合作实践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实质性合作，这种合作既依赖于行政组织职能健全的程度、权力监督和制约的效果以及对先进行政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也依赖于社会主体的不断发展、壮大以及社会制度的不断健全、规范。通过合作实践来推动组织的行政价值理念转化为社会的行政价值认同，有效地发挥行政价值观的功能，从而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支柱。
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上层建筑，任何行政价值观都有其发生及发展的现实土壤，也会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当一种行政价值观不能适应社会环境时，必然会面临冲击与挑战，必然要选择变革与创新，民意的诉求、组织的变革、社会的变迁等，都可以成为推动行政价值观发展的动力。
变革与创新也是一个开放的行政体系保持自身生命活力的重要条件。面对行政环境的发展，任何负责任的行政主体，都会积极完善行政价值观的结构和内容，努力增强其张力和活力，自觉提升环境适应力，以先进的、科学的行政价值观引领社会潮流，鼓舞社会成员，并通过自身思想、行动的进步，使行政活动更好地服务于公共利益，使行政系统获得社会更多的理解、认同和支持，于是，行政价值观进入了新一轮的发展历程。行政价值观就是在这种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循环中，完成了吐故纳新的过程，从而保证其理论之树长青，思想火花长闪，精神力量长存。
参考文献：
[1]吴沙，曹贵康。人格理论的系统发展观初探[J].心理学探新，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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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颜佳华，苏曦凌。行政理性论[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
[4]刘易斯。文化的冲突与共融[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5]陶蕾韬，路日亮。试论公共领域中的价值认同[J].理论与现代化，2013（1）。
[6]冯达成。论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价值认同[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8（5）。
[7]孙正聿。哲学通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篇10：妇科治法的形成与发展论文
治法是指临床辨明证候之后，在治疗原则的指导下，针对病证的病因病机所拟定的治疗方法，是临证运用成方和创制新方的依据，对选方用药具有指导作用。
1 妇科治法的奠基
治疗经验的积累是妇科治法形成的前提。在治法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治法的形成后于方剂。原始人在用动植物充饥的过程中，便产生了完全依赖于经验的早期治疗；由于这种医疗活动由偶然逐渐过渡到自觉运用，人们对植物、动物和矿物治疗作用的认识不断扩展。大约在商周时期，相对单味生药来说，更加安全有效的复方“汤液”已然走进先民的生活。现存最早的方书《五十二病方》估计载方数量原在300个以上，由于缣帛残缺，字迹毁损，今存283首。仅依所存内容统计，涉药247种，涉病103个，涵盖内、外、妇、儿、五官各科。据此足以说明，此时方药知识已颇丰富。但客观审视，它只是西汉以前先民医药经验的一种记载，因为书中不仅没有方名，组方也显得稚朴，更不见治法内容。
从现存文献来看，治则、治法之研究，始于《内经》。《内经》不但提出了适用于指导治疗各种疾病的总则，诸如“治病必求于本”、“无盛盛，无虚虚”、“无致邪，无失正”；而且提出了一系列针对病机的原则性治法，如《素问·至真要大论》所云“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不过，作为一部中医基本理论专着，该书较少也不可能针对各种具体病证提出具体治法。即便是在《素问·腹中论》中谈到治疗妇女血枯经闭，虽完整地叙述了“四乌贼骨一藘茹丸”的药物组成、合药方法及服法，亦不曾言及治法。
真正融理法方药于一体，体现出因证立法、以法系方精神的着作，首推东汉时期医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且不说《金匮要略》中的“下瘀血汤”、“温经汤”、“小建中汤”，其方名本身已暗寓治法；在其治疗妇产科疾病的有关原文里，于方证前后明示治法者亦屡见不鲜。如，《妇人妊娠病脉证并治》云：“（妊娠）所以血不止者，其症不去故也，当下其症，桂枝茯苓丸主之”[1]67。“妇人怀娠六七月，脉弦发热，其胎愈胀，腹痛恶寒者，少腹如扇……当以附子汤温其藏。”[1]67《妇人产后病脉证治》云：“妇人乳中虚，烦乱，呕逆，安中益气，竹皮大丸主之。”[1]71《妇人杂病脉证并治》云：“……此名转胞，不得溺也。以胞系了戾，故致此病，但利小便则愈，宜肾气丸主之。”[1]76书中对瘀阻胞宫之“胎漏”，主张以桂枝茯苓丸“下其症”；对阴寒内盛之妊娠腹痛，提出“当以附子汤温其脏”；对实质属于妇女癃闭的“转胞”，提出用肾气丸“利小便”，分别开启了后世医家确立“化瘀消症”、“暖宫散寒”、“温肾化气行水”等治法的思路。因此，我们认为，在妇产科治法发展史上，该书洵为奠基之作。
自晋至唐，内容关乎经带胎产各个方面的医着日丰。这一阶段的着作基本因袭了仲景模式，即：治则、治法多在病因病机的探讨或方证甚至方名中体现。如，《小品方》用治妊娠腰腹痛之“安胎止痛汤”，系以方名体现“安胎止痛”之法；治妊娠恶阻，主张“宜服半夏茯苓汤，数剂后，将茯苓丸”，指出“淡水（痰水）消除，便欲食也”，实则通过方中半夏、茯苓等主要药物能令“淡水消除”的功用特点，暗示“化痰健胃”的治疗大法。孙思邈于《千金翼方·妇人篇》推介“羊肉生地黄汤”为“主产后三日，补中理藏，强气力，消化血方”[2]，显又昭示出治疗产后病的一个通法：补虚化瘀。考察此阶段医家治疗同一病种的方药不难发现，其治法确已相当繁富。即以治疗妊娠恶阻为例，不但有上述《小品方》半夏茯苓汤与茯苓丸合用所体现的`化痰健胃，降逆止呕法；而且有《集验》青竹茹橘皮生姜茯苓汤所体现的清热化痰，降逆止呕法；有橘皮竹茹人参白术生姜厚朴汤所体现的健脾益气，降逆止呕法和《古今录验》柴胡汤所体现的散风疏肝，温中止呕法。以治疗崩漏而言，仅从《小品方》的所载七方中，就可以大致总结出4种治法：活血化瘀法（单味芎藭汤）、收涩止血法（炭类及煅动物骨壳）、清热凉血法（生蓟根汁、生地黄汁）、益气养血法（由大枣、阿胶、黄芪、甘草组成的大枣汤）。用以对付较为复杂病情的通用方，往往更是一方而兼众法。如《千金方》之小牛角鳃散就集清热凉血、温肾壮阳、养血益阴、收敛止血等法于一体。
篇11：妇科治法的形成与发展论文
宋代妇产科疾病治疗学的发展是划时代的，此期出现了针对病因病机而提出来的各种治疗法则，包括妇女各个特殊生理时期的总治则，以及妇产科临床多种疾病及其各类证候的具体治法。这种治则治法的提出，标志着中医妇产科疾病治疗学从经验积累走向了理论总结[3]。此期着作的一个特点是，治法一般以病因病机理论作为基础，且多于总论中明确提出；具体方药则另置于方证各论中。如，《胎产大通论》对月经不调者首先提出：先期而行者，血热故也，法当清之；过期而行者，血寒故也，法当温之。《女科百问》：“或因风冷堕胎者，血冷相搏，气虚逆上，则血结不出，抢上攻心，则烦闷，亦多致死。当温经逐寒，其血自行也[4]”。《妇人大全良方》：“此一卷论中风……今之治法，先宜顺气，然后治风，万不失一”。散布于宋代医着中的妇产科治法还有许多，不仅有对前代医家所创治法进行忠实继承者，更有突破前人理论桎梏，提出不同治疗观点的创新一派。如，关于产后调治，前人基于产时血水俱下的直观认识，大多强调“血气皆损，故阴阳俱虚”
篇12：闽商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研究相关的论文
论文摘要：介绍了闽商文化的形成，闽商的特质及新闽商的转型。 论文关键词：闽文化；闽商；转型
1 闽文化下的闽商文化
1.1 闽商的形成
(1)一方水土孕育一方“商”。 闽人自古就有移民和崇商的传统，这是与福建的地理条件分不开的。可谓是：一方水土孕育一方“商”。艰难的生存环境迫使他们不得不远涉重洋，以寻求生路。在异地他乡艰苦谋生的历炼，练就了福建商人“骨子里的吃苦耐劳”和“亲历亲为”的精神。与多山这一不利于生存的条件相比的是，福建拥有绵长曲折的海岸线，众多的港湾岛屿。宋元时期，福建人就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便开始从家乡带着丝绸、药物、茶、糖、纸、手工艺品等特产顺着“海上丝绸之路”飘洋过海，将商品销往世界各地，开始海外贸易活动。因此大量的海外贸易和大量的海外移民就成了当地两大特色，也形成了后来遍布全球的闽籍商人。
(2)“蓝色”闽商。 福建特殊的地理位置，赋予了闽商特有的特质和文化，与古代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农业文明相比，闽商属于海洋文化的蓝色文明。历经千年的演变，如果说第一代闽商是为生计而远走他乡，现代的闽商则是为了发展而向外扩张、开放、拓展等意识早已融人他们的血液，成为闽商文化特有的特质。 数百年来，遍布全球的闽商，秉承“爱拼会赢”的精神，努力拼搏，以他们的勤劳、智慧和热情，为中国及所在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闽商也在这几百年的商海驰骋中形成了自己特殊的闽商文化和闽商精神，闽商文化是闽文化的延伸，是接受海洋文化熏陶的结果。人们把它概括为蓝色的海洋文化。
1.2 传统闽商文化
(1)重商务实的生计传统。 这种地理环境决定了闽人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因地制宜，发展多元生计模式。或上山打石，或下海捕鱼，或从儒人仕，或贸易经商，不追求一律的农业模式，重商逐利更为人们所崇尚，形成宋人所言“只博黄金不博诗”重商务实的典型商业观，崇武人打石为生，德化人制瓷为业，晋江和石狮“以商取胜”，每一种资源都得到了闽人的精心利用和开发，正是闽南商人的务实精神的外化。
(2)冒险开拓的进取精神。 “走海行船无三分生命”，海上遭风暴、遇礁石，船毁人亡，葬身鱼腹是常有之事，遇到海盗抢劫也不可避免。而为了生计他们叉必须铤而走险，这样无形中成就了闽南人的冒险拼搏精神。 世代相承的这一精神造就了闽商与时俱进继续发扬冒险开拓的精神大胆尝试。
(3)兼容并蓄、博采众长、善于学习的开放心态。 相对于较为保守的中国北方和内地民风，闽人更具开放和向外发展的意识。由于海事活动技术性强、风险大、覆盖范围广、接触面宽，这使它比内陆的农耕活动更有必要也更有条件接受外来的新事物。而且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对外贸易频繁，各地各国商人云集，闽沿海地区成了移民的活跃之地。
(4)报效桑梓、兼济天下的价值取向。 闽商以海内外为人生奋斗的舞台，他们爱拼敢赢、善观时变，在经济事业中获得惊人的成功后往往通过“报效桑梓”的途径达到对人生价值的自我肯定，将“光宗耀祖”作为自己拼搏的一种非常内在的动力。“报效桑梓”与“光宗耀祖”实际上是同一种情感的两个体现，把报效桑梓作为光宗耀祖的表达和体现。
1.3 闽商的特质
(1)从个体素质发展看。
①经商智慧。 许多从事实业经营的传统闽商，原先没有任何相关的管理知识，但他们通过聘请专业人才或是自己边干边学，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闽商的这种智慧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熏陶和艰苦磨砺的质变结果。
②从商胆略。 常言道：“商机”稍纵即逝。因此，只有具备敢为人先的胆略，才能抢占发展机遇。移民文化传统铸就了传统闽商冒险进取，善于抓住机会，开拓生存空间的理念，也培育出了闽商敢为人先的胆略。
③人格魅力。 作为“禅商”的闽商，深得“锋芒毕露，动即有伤，是为凶器；深藏若拙，临机取决，是为利器”的为商、处世之道。以低调和不张扬的商业作风，诚信仁义、自强不息的内在修为等魅力，凝聚成家族里、企业内外与环境合力，使其事业获得不竭的发展动力。
(2)从群体共性看。 闽商发展既是财富积聚的过程，又是其经商智慧的积累过程。历史上，“下南洋”就意味着出国谋生，因此传统闽商多集中在东南亚国家，他们以“三把刀或学徒工起家”，随后从事零售、中介和批发业，积累了一定商业资本后，逐步地转向工业领域。
(3)从主观作为看。
①家族组织的财富积聚作用。 一方面，家族企业的继承性，使企业行为更具长远性，避免了急功近利；另一方面，保持家族组织的完整性，有利于聚合财富，实现财富快速扩张。
②实业与金融并举。 实业资本是财富原始积累的基础，而金融资本将对财富扩张起到加速器的作用。海外闽商多数靠实业起家，纵然经历了金融危机的沉重冲击，资产大为缩水，但其根基不倒，仍可重振雄风，这是实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并举的'奥妙所在。
③善于运势制胜。 闽商善借政治之势，化不利环境为有利因素，借政府之力发展自己。从殖民统治时期的“买办”，到住在国对华人经济限制、排斥政策下寻找新的出路，再与政府资本的密切合作都是闽商运势制胜的智慧结晶。
2 新闽商文化的发展
2.1 新闽商的发展 在今天历经无数风雨沧桑、拥有众多辉煌的闽商，将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合作的趋势，两岸关系和平稳定的发展的契机下，运用管理技巧，发挥经商智慧。弘扬敢拼精神，不断壮大产业。
具体表现在：
(1)从小规模企业生产向产业集团化运作转变。新闽商将突破传统闽商以中小企业多、总体实力不强的状况，通过产业集团化模式运作来做强做大企业。从而提高闽商在市场风云变幻中的抗衡力，提升闽商在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力。
(2)改变家族式的管理模式，逐步推进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建立。通过建立就家族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职业经理人模式以及家族企业与社会的双重互信机制，达到家族资源与社会资本的有效结合，使家族企业成功转型为现代企业促进其长期的发展。
(3)改变传统产业在劳动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偏重，转向竞争力强的技术资金密集型的现代产业。
(4)重视人才的重要性。通过优厚的物质待遇和高效的精神激励机制来引进、留住人才，并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提供宽广的发展空间，使优秀人才能够充分发挥其才智，实现其价值。
(5)由注重产品运营向注重品牌的塑造转型。新闽商将把企业经营重心由产品运营、资本运营，拓展到品牌运营，将以福建泉州地区一批具有规模和国内知名度的品牌为先导，开拓一批在高端领域和国际市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民族品牌，打造出21世纪具有闽商印记的驰名海内外的系列品牌。
(6)从独立单干向“抱团”的合作经营转变。国内新闽商克服特立独行的缺陷。学习海外闽商团结、互助、团队合作的精神，充分发挥各地闽商商会作用，拧成一股股合力，共同打造产业集群，呈现支柱产业的扎堆效应，以积极应对来自其他商帮特别是浙商、粤商的挑战。
(7)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和两岸关系和平稳定的发展契机。从海内外闽商少交往走向海内外闽商大互动。新闽商以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为背景，不少企业已设立研发中心和技术中心，技术密集型企业逐步兴起，新兴服务业成为民营经济的主要行业。
2.2 闽商成就 随着知识型新闽商迅速崛起，他们的适应能力、开拓性很强，发展后劲足。主要从事高科技和企业管理工作，不少人已崭露头角。在闽南泉州，如今当地商人用自己的脚走出了“中国鞋都”晋江、“中国瓷都”德化、“中国茶都”安溪、“中国服装城”石狮、“中国建材城”南安等在全国都闪闪发亮的金字招牌。单一个县级市晋江，就产生了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晋江模式”，天方夜谭式地有4亿元的广告费，使整个年广告收入5亿的CCTV－5变成名副其实的“晋江频道”。 在商业世界里，人们可以认为闽商不是一个好的表演者，但必须承认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实践主义者，他们总是不动声色地打拼、开拓着自己的事业，不停创造、积累着自己的财富，服务社会，造福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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