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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诉讼法论文：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研究
诉讼法论文：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研究
作者/张鹏
张鹏
【摘要】审视各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进程，我们不能不承认进一步尊重和保护个体利益是一种日益发展的世界趋势。然而，在近现代刑事诉讼的发展历史中，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和利益曾一度被漠视或淡化，其诉讼地位被边缘化，甚至完全失去了独立的诉讼品格而被国家或社会所取代。值得庆幸的是，随着被害人学理论研究的深化和被害人权利运动的发展，强调被害人在诉讼过程中的全面参与，加强对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并对被害人和被告人权利予以适当平衡，已经成为各国刑事诉讼法发展的普遍趋势。关注、研究被害人诉讼地位、诉讼权利及其保障，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应当成为刑事诉讼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篇2：诉讼法论文：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研究
一、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概念
由于被害人概念本身的跨学科性，想要以一个统一的概念表达被害人的完整内涵是不严谨和不科学的，应当将被害人置于一个特定视野下予以分析、抽象，力求得出较为科学和完整的被害人概念。在刑事诉讼中，单单从实体角度理解和界定被害人，不能凸现出实体法和诉讼法中被害人的差异；仅从程序角度解读被害人又不能充分揭示被害人的内涵。介于此，应当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对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概念加以界定，揭示出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特殊地位。
笔者认为，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界定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广义上，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是指自身合法权益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并有权参与刑事诉讼的诉讼参与人。在刑事诉讼中，根据不同的情况，被害人可能以不同的身份呈现出来：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自诉案件的自诉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部分成立反诉案件的反诉人。狭义而言，被害人仅仅指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就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外延来看，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法人和其他团体。本文中的被害人以广义上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为讨论和研究的范围。
二、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诉讼权利
1.被害人诉讼权利整体考察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对被害人权益的`保护，其范围是相当广泛的。根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害人享有的诉讼权利主要包括：
⑴控诉权
控诉权是刑事诉讼被害人诉讼权利中最重要的内容。被害人对侵犯其人身、财产权利的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举报。
⑵参与诉讼程序权
程序参与原则是贯穿刑事诉讼始终的基本原则。按照程序参与原则，被害人作为与刑事诉讼结局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本网网 )理所当然应当享有参与诉讼的权利。
⑶知情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害人有被告知不立案及其原因，被通知开庭的地点和时间，获取不起诉决定书、判决书的权利。被害人只有获得这些诉讼信息或资料，才能有针对性地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告知被害人其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依法就被害人的申诉、请求等做出答复。
⑷请求获得赔偿的权利
刑事诉讼中，被害人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部分，被害人对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有异议的，可以就附带民事诉讼部分提出上诉。
⑸其他诉讼权利
除了上述权利外，被害人还享有其他一些诉讼权利，例如：提出异议权、申诉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二百零三条和第二百零四条）；获得帮助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条）；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条），等等。
2.不同诉讼程序中被害人的诉讼权利
⑴公诉案件中被害人的诉讼权利
公诉案件被害人的诉讼权利是改善和提高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主要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八十六条、一百四十五条、一百五十五条、一百六十条等规定了公诉案件被害人的诉讼权利。这些权利对保障公诉案件被害人的权益具有重大意义。
⑵自诉案件中被害人的权利
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时，立法者扩大了自诉案件的范围和自诉权人的范围。与公诉案件被害人相比，自诉案件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地位体现得更加充分，其诉讼行为直接导致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或者终止，并享有对一审未生效判决、裁定提出上诉的权利。对于自诉案件的前两类，即：“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被害人还享有同被告人自行和解和撤回自诉的权利。
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的权利
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是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解决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的赔偿的诉讼程序。附带民事诉讼的性质首先是一种民事诉讼，所以被害人理所当然的享有民事诉讼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所享有的诉讼权利，如：处分权、请求法院采取诉讼保全措施的权利等。
三、现行法律规定的被害人诉讼权利在实践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1.被害人的控诉权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
19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规定法院受理“公诉转自诉案件”有一个前提条件，即“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课以被害人较重的举证责任，而被害人却往往欠缺这种能力，被害人的起诉并不必然具有启动审判程序的效力。立法没有真正确立解决被害人“告状难”问题的可行方案和具体操作程序，在很大程度上，被害人在诉讼程序中仍然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2.知情权的虚化
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被害人知情权方面的规定存在以下一些缺陷：①法律仅仅作了原则性规定，内容不完整，且只强调对结果的告知；②缺乏程序保障；③保障被害人知情权的配套措施不完善。
3.被害人的主张权、请求权没有得到充分有效地保障
被害人的主张权、请求权是其参与诉讼权利的具体体现。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九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案件时应当听取被害人和被害人委托人的意见，第一百六十条规定在法庭审理的过程中被害人可以对证据和案件的情况发表意见并相互辩论，但这些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并没有得到良好地执行。
4.获取赔偿的权利得不到保障
我国在解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问题时多采用一次性给付的方式，且以被告人诉讼当时的赔偿能力为限。当被害人遇到被告人无力赔偿其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无法从被告人处获得赔偿时，法律也没有规定补偿措施。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被害人参与诉讼的积极性。
5.获取法律帮助欠充分
虽然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被害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帮助其进行诉讼，但是，立法对被害人诉讼代理制度规定得过于简单。有学者对我国现行的被害人委托代理制度进行了严厉批评，称其“科学性不足是显而易见的，具体表现大致有：1.缺乏保障性；2.缺乏一致性；3.缺乏操作性；4.缺乏全面性；5.缺乏系统性；”。
6.某些重要诉讼权利的缺失
被害人缺失的诉讼权利包括：公诉案件的被害人没有直接上诉的权利；被害人不享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刑事被害人缺少获取法律援助的权利；国家补偿制度的缺乏，等等。
四、加强和完善被害人诉讼权利及其保障的几点构想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已经明确地将被害人列为刑事诉讼当事人的范围，并赋予了被害人有关诉讼权利。要使被害人成为名副其实的当事人，应当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被害人诉讼权利，确保被害人充分参与诉讼，有效参与诉讼，注意被害人保障与被告人保障的平衡。笔者就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完善思路：
1.取消被害人对“公诉转自诉案件”的起诉权，建立司法审查制度
现行公诉转自诉制度未能达到预期的立法效果，被害人就该类案件所享有的起诉权利虚化；又不能不对检察机关的不起诉裁量权予以制约以保障被害人的控诉权利。因此，可以从自由裁量权的角度思考完善我国的不起诉制度，全面认识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积极意义和可能被滥用的倾向，在相互冲突的价值间寻求平衡。鉴于此，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德国的“强制起诉制度”和日本的“准起诉制度”，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对我国现行的公诉转自诉制度予以改造。
2.加强和切实保障被害人的知情权
对有关诉讼信息的知情权是被害人的重要诉讼权利，也是被害人行使其他重要诉讼权利的前提条件。为了加强和切实保障被害人的知情权，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完善：
⑴被害人有权知道其享有的诉讼权利，在司法实践中，很多被害人法律知识匮乏，对自己享有的诉讼权利认识不清，错失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大好机会。
⑵具体明确地规定被害人享有知情权的事项，包括立案、侦查、起诉、审判各个诉讼阶段中案件进展的情况。
⑶被害人知情权受到侵犯后，被害人享有要求义务机关予以补救的权利，义务机关首先应当积极采取措施予以补救，若不能补救则被害人可以要求赔偿。
3.加强和完善被害人获取法律帮助的权利根据我国刑事司法现状，应当从两个方面加强和完善被害人获取法律帮助的权利：
⑴为保障被害人有效参与诉讼，刑事诉讼法赋予了被害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权利。
⑵建立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工作起步较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律援助也刚刚起步。在这个过程中，立法者不应该遗忘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对被害人的法律援助应当随着被告人法律援助制度建立完善的同时在刑事法律援助体系中得以确立。
4.加强和完善被害人获取赔偿的权利
⑴赋予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既有现实的合理性，也顺应了加强我国公民人权保障的趋势和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国际标准。我国应当对现行刑法、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予以修改，从立法上赋予被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与民事立法的规定相一致以实现国家法制的统一。
⑵根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长期潜逃不能归案时，即使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有犯罪事实，刑事追究也无法启动或继续，也就不可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得不到任何赔偿。鉴于此，应当允许被害人在特定的情况下提起独立的民事诉讼以保障其获得赔偿。
⑶确保赔偿判决有效执行。人民法院所作的赔偿判决是一种“权利宣告”，确保判决的执行，使被害人能将判决书中宣告的赔偿实实在在地拿到手中，是保障其合法权益的又一关键步骤。
5.建立有条件的国家补偿制度
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指被害人在遭受犯罪侵害后，由国家给予被害人经济补偿的一种机制。给刑事被害人以必要的抚慰和补偿，是社会经济发达、社会文明、民主、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刑事被害人人权保障的重要内容之一。确立国家补偿制度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安全，而且有利于提高民众对司法的信赖，提高公民的守法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而且它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充分保障人权的重要参数。
（作者单位：621000四川省绵阳广播电视大学）
篇3：试论刑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保护
试论刑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保护
保护被害人的权利是刑事诉讼中保障人权的重要方面，也是刑事诉讼机制科学、公正的价值体现。修改后的我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将被害人列为一方当事人，并赋予被害人各项诉讼权利，从而确立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重要地位。这对于充分保护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保证司法机关准确查明案件事实，惩罚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拟就司法实践中如何进一步公正、高效地保护被害人的诉讼权利进行探讨。一、 刑事被害人的范围界定
刑诉法虽然使用了被害人一词，但刑诉法并无被害人的定义。因此对被害人的范围在理解上存在不同的意见。各种教科书以及我国诉讼法学界对被害人一词的概念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解释。比如：《法学辞典》将被害人表述为：“正当权利或合法权益遭受犯罪行为或不法行为侵犯的人。”《简明法学辞典》将被害人表述为：“被害人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遭受损害、侵犯的人。”《大百科全书、法学》将被害人表述为：“被害人是指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许多教科书沿用这一解释。笔者认为，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是指正当权利或合法利益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并因此而参加刑事诉讼，要求追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责任的人。这些人包括公诉案件的被害人、自诉案件的自诉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提出反诉的反诉人。这一概念说明被害人应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一）为刑法所保护的权益受到犯罪行为的侵害。即在刑法分则中明确予以保护的财产权利、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遭受侵害且这种侵害行为应予处罚的行为。如刑法分则中未明确规定侵害行为系犯罪的，受其行为侵害的主体就不能成为刑事诉讼的被害人。
（二）直接遭受犯罪行为的侵害。被害人应当是当时犯罪行为的直接受害者，必须有犯罪行为对其直接侵害为前提，如犯罪行为对其非直接侵害，而有间接侵害的不利影响，一般不宜列为被害人。因为犯罪行为实施的结果往往对人们间接影响很大，如将所有受影响的人员均列为被害人让其参加到刑事诉讼中来，标准很难把握，也不利于对刑事案件的审理。
（三）享有刑事诉讼法赋予的对犯罪的追诉权和其他诉讼权利。被害人可以依照刑诉法进行追诉，参与诉讼，维护和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被害人诉讼权利的特征
刑诉法将被害人列为一方当事人，赋予其独立的诉讼地位，确保了被害人诉讼权利全面、完整的'保护。被害人诉讼权利的特征，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
（一）权利的独立性。由于被害人是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者，其合法权益罹受不法侵害使其产生强烈的追究犯罪的愿望，并且满足这一愿望以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又是刑事诉讼固有功能的要求。因此，对犯罪的追诉权无疑是被害人重要的诉讼权利，而这种追诉权在刑事诉讼中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公诉机关对犯罪的追诉权并不完全包容被害人的追诉权，这不仅是因为被害人的自身权益尽管在本质上也是一种社会利益，但终究是一种以个体形式具体表现的利益，故而公诉机关代表国家和社会利益以及被害人的利益行使追诉权，并不能排斥被害人具有基于个体立场独立地维护其自身利益的权利。赋予被害人独立的追诉权，可以在当国家和社会利益与被害人个体利益发生局部冲突时，从追诉权的均衡配置上可得到民主、科学、公正、合理的诉讼效果。既承认被害人的追诉权，又认识到被害人追诉权的独立性，对于司法机关在各个诉讼环节加强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当司法机关司法不公时，可以通过被害人的追诉加以监督，来防止和纠正司法机关的错误，从而保证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
（二）权利的转化性。被害人对犯罪的追诉权，广义上包括被害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依法享有的一切权利；狭义上仅指被害人的起诉权，包括请求司法机关提起诉讼的权利和依法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权利。前者体现在公诉程序中，后者体现在自诉程序中。在公诉程序中起诉权仅属于代表国家的人民检察院，被害人虽然被赋予了一方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但就起诉方面而言，仅有起诉请求权。这种请求权首先表现在，被害人对侵犯其人身、财产权利的犯罪事实享有向司法机关提出控告和请求依法追诉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的权利。对于司法机关不予立案的，被害人如果不服，可以申请复议。认为公安机关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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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试论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问题的探讨
试论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问题的探讨
论文摘要在刑事案件中，被害人是犯罪的直接侵害对象，但是，由于受传统观念影响，被害人权益长期处于被忽视的状态，随着社会的进步，法制的逐步完善，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刑事公诉中，国家并不能完全代表被害人的利益，因此在刑事诉讼中必须切实改善这种局面，赋予被害人与其法律地位相适应的权利和保护。
论文关键词刑事被害人 法律地位 权利保护
一、刑事被害人的条件
(一)受到犯罪行为的侵害
要成为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必须是所遭受的侵害行为已经触犯刑法，构成了犯罪，否则，就不是刑事诉讼的被害人。
(二)受到犯罪行为的直接侵害
犯罪行为所产生的后果，有直接影响、间接影响，在司法实践中，受到间接影响的公民有时数量众多，如果让其参加诉讼，首先参与诉讼的标准难以把握，其次也不利于案件的及时审理。因此，刑事被害人必须是受到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公民，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
(三)享有刑事追诉权及其它诉讼权利
刑事被害人受到犯罪行为侵害后，可以依照我国刑事诉讼法进行追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追诉过程中，被害人还有权行使一系列诉讼权利，如申请回避、申请抗诉等。
二、现行刑诉法对被害人权利保护的规定
现行刑诉法对被害人权利保护的有关规定：
1.对比1979年的刑诉法，在的新刑诉法中，对于刑事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已经赋予了其诉讼当事人的法律地位。
2.在诉讼过程中，被害人有权申请回避，有权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对遭受到的物质损失，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3.对于符合条件的刑事自诉案件的被害人，有权直接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
4.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被害人有权就案件情况发表自己的意见;如果对检察机关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不服，被害人有权提出申诉或者直接向法院起诉，将公诉案件转为自诉案件。
5.对一审判决不服，被害人有权请求检察机关提起抗诉。
6.在判决生效后，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对生效判决提出申诉。
三、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的不足
(一)被害人对案件的知情权受到诸多限制
在刑事案件中，被害人是犯罪行为的侵害对象，是最大受害者，本应对案件的进展过程有详细的了解，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大多数的被害人对案件进展情况知道甚少，甚至一无所知。
(二)被害人没有上诉权
刑诉法规定：被告对一审判决不服的，有权向二审法院提出上诉。但被害人却并未被赋予上诉权利，而是规定被害人有权要求检察机关提出抗诉。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一般会持着谨慎态度，如果案件不涉及重大权益，不会轻易抗诉，致使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满足。
(三)被害人未被赋予精神损害赔偿权
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规定了被害人有获得赔偿的权利，但是被害人只能就物质损害要求赔偿，不能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而在民事侵权行为中，受损害方尚能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而犯罪行为比民事侵权行为性质、后果都更加严重，却不能在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时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显然对于被害人来说极不公平合理。
(四)被害人的经济赔偿不到位
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对刑事部分往往高度重视，尤其是大案要案，司法机关总是不惜一切代价，从重从快地处理，确实是震慑了犯罪分子和社会上的危险分子，对被害人的心理确实是很大的安慰。而对民事赔偿部分则经常忽视，导致被害人的经济赔偿问题得不到落实，甚至是无法实现的法律白条。
篇5：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制度之完善
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制度之完善
所谓被害人，是指其合法权益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被害人因犯罪行为而背上物质的、精神的、身体的等多方面的额外负担，理应受到完全的权益保护。如果对被害人权益问题处理不当，就可能引出新的社会矛盾甚至于新的报复性犯罪，因此，有必要从健全我国诉讼法律制度出发，重视完善我国被害人权利保障制度。一、建立被害人补偿制度。
刑事被害人所遭受的损失，有些可以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解决，更多的则是附带民事诉讼所不能解决的。由此，犯罪导致的被害人死亡、伤残及其经济损失，往往因犯罪人无力赔偿致使被害人承受无限期的被害延续。目前，我国尚无有关对被害人实行国家补偿的立法，因而，被害人获得补偿尚未获得法律与制度化的保障。有鉴于此，我国应建立被害人补偿制度，给被害人以必要的抚慰与补偿。结合我国的'司法实际，被害人获得补偿一般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第一，必须无法从被告人处或其他途径得到补偿；第二，必须是严重暴力犯罪致使被害人受到生命、健康方面的损害；第三，被害人对自己被损害的结果不承担或者承担很少的责任，但如果被害人是未成年人、老人、基本或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国家应当根据其生活来源状况，给予适当补偿，而不考虑其责任大小；第四，必须是及时报案，并且与司法机关积极合作。
二、建立被害人社会援助制度。
刑事案件中，被害人遭受的不仅包括物质损失，还包括精神损害，仅用赔偿的方式无法从根本上弥补、平复被害人所遭受的精神创伤。由此，有可能导致被害人脱离社会自我封闭的心理倾向，因此，建立完善的社会援助制度尤为必要。建立被害人服务机构，如“被害人医疗中心”、“被害人心理咨询中心”等 ，为被害人提供心理咨询或医疗服务，针对一些特殊的被害人，如性犯罪的被害人、老年被害人、少年被害人，更应当成立专门机构为其提供细致的人文关怀和精神诊疗。建立完善的社会援助系统，《宣言》对此亦有具体规定。在整个法律过程中，“受害者应从政府、自愿机构、社区方面及地方途径获得必要的物质、医疗、心理及社会援助。应使受害者知道可供使用这些服务和援助”。为了确保被害人得到适当的和迅速的援助，“应对警察、司法、医疗保健、社会服务及其他有关人员进行培训，使他们认识到受害者的需要，并使他们对准则有所认识，以确保适当和迅速的援助”。
三、建立辩护律师代为询问制度。
从被害人学角度看，被害人遭到犯罪的侵害是第一次受害，在诉讼过程中受到的制度性侵害是第二次受害。在司法实践中，被告人经常借盘问机会让被害人反复回忆遭受犯罪侵害的情况，特别是性犯罪的审判尤其如此，这就给被害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有鉴于此，英国法律规定，对于性犯罪中的被告人实行强制辩护制度，即当被害人出庭接受盘问时，被告人本人回避，由其律师代行对被害人的盘问。这样律师在盘问时，会注意盘问的方式、问题涉及犯罪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以避免给被害人造成新的伤害。这种对被害人二次伤害的情形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也屡见不鲜，在庭审过程中，上述做法我们可以借鉴。再者，对有些被害人，我们可以不要求其亲自到法庭去接受盘问，而通过闭路电视回答问题，以减少对被害人的精神伤害。另外，检察人员在询问、听取被害人意见，追究、揭露、控诉、打击犯罪的同时，也应当考虑到被害人的身心健康和心理承受力，从保障被害人角度，在询问态度、工作方式上注意对被害人身心的保护。
四、应当赋予被害人上诉权。
195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对判决不服可否提起上诉问题的复函》中对公诉案件的被害人上诉权予以了认可，但是1979年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赋予被害人上诉权。而实际上，赋予被害人上诉权是符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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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在公诉制度下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及其权利保障机制的构建的调研报告
在公诉制度下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及其权利保障机制的构建的调研报告
在公诉制度下，如何确保被害人利益，赋予被害人应有的诉讼地位和权利，一直为人们所关注。笔者设想，既然法律明确规定了被害人作为当事人的诉讼地位，我们就应当在现行法律的框架下，构建在公诉制度下保障被害人诉讼地位及其权利的法律制度。现提出以下构想。
（一）建立国家对被害人补偿制度。
刑事被害人所遭受的损失，有些可以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解决，更多的则是附带民事诉讼所不能解决的。如，犯罪导致的被害人死亡、伤残及其他重大经济损失。这些损失犯罪人是无力赔偿的，由于犯罪人不能赔偿，从而使被害人处于无限期的被害之中。目前，我国尚无有关对被害人实行国家补偿的立法，但从国外的立法看，我国建立国家对被害人补偿制度已势在必行。当然，被害人要获得国家补偿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第一，必须是无法从犯罪人处或其他途径得到补偿；
第二，必须是严重暴力犯罪致使被害人受到生命、健康和财产等方面的重大损害；
第三，被害人对自己被损害的结果不承担或者承担很少的责任，但如果被害人是未成年人、基本或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国家应当根据其生活来源状况，给予适当补偿，而不应考虑其责任大小；第四，必须是及时报案，并且与司法机关积极合作。
（二）建立被害人社会援助制度。
刑事案件中，被害人遭受的不仅包括物质损失，还包括精神损害、身体损害，仅用赔偿的方式无法从根本上弥补、平复被害人所遭受的精神创伤和身体损害，如致残后生活不便，学习不能，工作无着；致死后的生前被抚养人的生活、学习等无人负担。因此，建立完善的社会援助制度尤为必要。使受害者从政府、资助机构、社区捐助等途径获得必要的物质、医疗、心理及社会援助。
（三）建立被害人司法援助制度。
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处于弱者的地位，其人身、财产、精神等诸方面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建立与被告人法律援助制度相对应的司法援助制度，使那些无力聘请诉讼代理人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能够在精神和物质都深受重创的状态中，获得司法上的救济，是符合我国刑事诉讼价值取向的。在公诉案件中，虽然案件不是被害人提起的，但被害人在诉讼中必须担负起追究犯罪的控诉职能。但又因被害人受到身体的限制、文化的限制、法律知识的限制以及经济的限制不能充分行使好自己的权利，因此急待需要一个司法援助制度。对被害人实行司法援助既有利于维护诉讼公正与效率，又可以有效地防止被害人在诉讼中受到盘问等引起第二次侵害。也就是说，既有效地保障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又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被害人的精神伤害。
（四）完善被害人对公安、检察机关的监督制度。
被害人作为刑事诉讼当事人应当享有刑事诉讼法赋予的自诉权、申诉权和对公安、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应当有权及时了解案件的进展情况。为了方便被害人了解案件诉讼进展，公安、检察机关应及时向被害人送达有关法律文书。包括：公安、检察机关的不立案通知书、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书、撤销案件决定书等。凡涉及被害人利益的.处理情况应当以书面形式及时通知被害人，以便被害人申请复议、申请检察机关对公安部门进行法律监督，向上一级检察机关进行申诉，直至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被害人的监督制度应当包括：对公安机关不立案侦查的复议制度；对检察机关不起诉案件和撤销案件的申诉制度；对公安、检察人员在审案过程中的申请回避制度；对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违反规定损害被害人权益时的控告制度。
（五）应当赋予被害人最后陈述权。
法律为了切实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赋予了被告人最后陈述权。相应地，法律也同样应该赋予被害人这一权利。因为经过了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庭审阶段的诸多活动之后，被害人对案件也应该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更深的理解，对诉讼结果也有自己的看法，所以应当允许被害人获得这一和被告人平等的诉讼权利，在庭审的最后阶段也有机会表达其对整个诉讼的评论。
（六）应当赋予被害人的上诉权。
195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对判决不服可否提起上诉问题的复函》中对公诉案件的被害人上诉权予以了认可。但是，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没有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的上诉权，只是赋予被害人对公诉案件一审判决不服，请求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权利。是否抗诉还由检察院决定。从而使这条救济途径常留于虚设。而实际上，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同案件处理结果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为了切实保障他们的合法权利，应当赋予他们的上诉权。赋予被害人上诉权不仅符合我国刑事诉讼的目的，而且能给予被害人精神上极大的慰籍。如果被害人对判决不服而不能行使上诉权，那就于情于理都是对被害人权利的再次伤害，其心理自然难以平衡，为其以后对不合法的冲突解决方法的选择埋下隐患，这不利于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
（七）完善刑事附带民事的受案范围。
除现在已经列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外，还要对被害人下列损失列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
1、财产被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而遭受的损失；
2、因人格权被犯罪分子侵害所遭受的精神损失；
3、因身体遭受犯罪分子侵害致残疾或死亡的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把这些列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有利于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也有利于犯罪人员的改造，更有利于受害人尽快息讼，实现社会稳定。
篇7：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法律保护研究论文
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法律保护研究论文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在文化大家庭中少数民族文化占据一定的位置，但是面对当今社会发展形式的多变性，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也成为我国当前时期面临的一项重要挑战，维护少数民族文化是实现民族和谐统一的基础，也是促进共同繁荣，和谐相处的一个途径，更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基于此，本文以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为例对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法学法律保护进行分析和研究。
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外的经济、文化交流项目日益加深，因此这种外来文化以及主流文化形态和文化趋势给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因此要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必须立足现实，不断的提升少数民族文化的吸引力，促进民族之间的和谐和共同繁荣，以下是笔者对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民族文化保护的分析。
一、对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文化资源的分析和研究
黄南藏族自治州在我国成立的时间比较早，它地处于青海地区，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开发的程度都不高，这让黄南藏族自治州的传统文化资源得以延续，并且其丰富性也成为现代社会文化挖掘的一个宝藏。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一共有十多个种类的一百多种，比较突出的就是藏族的民族语言，以藏文语言为代表，其次就是黄南藏族自治州的民间文学，例如，黄南歌谣的形成，安多叙述等等，还有民间曲艺类节目，其中，扎年弹唱以及尖扎民歌和协巴成为主要的代表，另外，在民俗类文化中热贡六月会以及保安灶火等等都是有代表性的文化，除以上叙述的以外，还有舞蹈类、传统喜剧类以及宗教绘画、雕塑等技艺等等类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这些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文化形式，具有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发展空间也比较大。黄南自治州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青海高原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方面的地位也比较高，在民间文化中属于代表性文化资源，有十分大的研究价值。在自治州内，除了藏族文化以外，也包含其他民族的文化、回族和汉族群众占据了一部分，这样所有文化融合在一起更具有多元性和宗教性的特点。热贡艺术是热贡民间艺人在长时间的摸索和探究中总结出来的艺术结晶，并且这个时间长达五六个世纪之远，无论是在雪域文化中，还是在中原佛教艺术中都是一种比较独特艺术形式，是藏传佛教艺术的一个重要流派。这种艺术形式包含的内容有唐卡、壁画、堆绣、雕塑、图案、版画、建筑装饰等十多个艺术门类，其中，唐卡、堆绣、雕塑最为著名。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青海省黄南自治州的文化资源不仅丰厚，而且充满了地方特色以及民族色彩，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文化优势和资源优势凸显[1]。
二、对于青海省黄南自治州文化的法律保护分析(一)不断完善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保护的立法建设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无论在民族文化方面还是在立法保护方面都需要尊崇宪法的意志，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在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方面要以法律和文化为主要内容，横跨行政法、经济法以及民商法和诉讼法等等多个部门，以此形成一种多层次的法律关系。具体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
首先，宪法从国家法律出发，对于涉及到文化保护以及文化事业发展的方面做了纲领性的规定。在宪法中已经明确的规定，在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要实行自治制度，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保障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大跨步前进和发展。民族自治可以对自己的文化发展具体措施进行安排，极大的发展起科教文化事业，以此做好保护文化遗产的工作，让少数民族文化和国家的发展繁荣结合在一起。民族自治过程中可以使用自己的语言和文字，然后国家对这些少数民族提供财政方面和技术方面的支持。
其次，国家制定出地方文化权利的法律保护体系。从国家的角度上看，我国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条文，以此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例如《民族区域自治法》《文物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这些专门性的.法律能够对少数民族的文化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除了国家的立法项目以外，黄南自治州还制定了自己的自治条例《黄南州民族区域自治条例》的出现是按照本地的实际情况以及国家宪法进行细化制定的，有非常高的可操作性。
最后，黄南藏族自治州对于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法律保护的策略分析
黄南藏族自治州的政府部门对于文化发展十分重视，也更加注重对资源的开发和保护，在相关单位的领导下，也采取了一些列举措，对少数民族文化予以保护。
开启了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申请工作。少数民族文化是在黄南自治州政府的带领下向青海省提交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申请和的工作方案，并且青海省也开始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项目进行调查，在种类上、数量上、环境上以及分布和保护现状方面有了初步的了解，使用文字和电子信息的形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各个方面做了具体的记录，也了解到了具体文化资源的现实情况。
三、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以青海黄南自治州为例，对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在法律方面的保护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在此基础上还要不断的让少数民族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进行融合，以此让少数民族文化保持自我先进性的同时还能获得更多的活力。
篇8：环境公益诉讼主体研究论文
环境公益诉讼主体研究论文
一、将诉权扩大至公民
环保法在其四次草案中，起草者在对于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要求的立法中几经周折，迫于各方压力终在《环保法》中确定了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相比与民事诉讼法的限制，此番立法更为严苛。在新《环保法》出台之前，地方司法实践中对于公民是否可以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的要求，不乏有前瞻性的规定，如以贵阳为例，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意见》中明确:个人拥有环境公益诉讼的诉权，禁止个人借助公益诉讼为自己谋利的行为。他们认为，公民是是因环境问题受害的直接关系人，也是最广泛的群体。因而应当赋予他们诉权，结合公益诉讼的基本属性，因而做了上述限制性规定。
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不能也不应当限制在仅仅依靠政府的范围之内。环保行政部门依据宪法、法律规定承担各项行政职能、权力，而与之对应的他们也要承担相当的职责与责任，结合现在中国国情，一方面，行政机关在简政放权的把背景下，精简机构，人员本就受到控制，不具备在职责范围之外承担公共利益保护的职责，另一方面，行政机关的职权都是宪法、各大组织法所赋予，改变各行政机关的职能属性必然付出极大的立法成本，在法律制度尚不完善的今天，直接赋予行政机关法律职权代价过大。
二、鼓励检察机关作为支持起诉机关参与诉讼
(一)检察机关作为支持起诉机关的必要性
首先，在公民不被允许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法律背景下，能够独立自主完成环境公益诉讼社会组织数量少、且适格的诉讼主体数量相对于环境问题日益严峻、污染面积不断扩大的基本现状而言乃是捉襟见肘。其次，现国内社会组织普遍规模小、公益性、募集资金困难、发展规模有限。
(二)检察机关作为支持起诉机关的正当性
检察机关依据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对法律的实施实行监督，而行政机关作为法律的执行者，受到检察机关的监督有必然性与正当性。一方面，检察机关在行政主管机关未履行法定职责，应作为而不作为，不应作为而作为，以及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有权依其职责提出司法建议，要求行政主管机关及时履行职责，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另一方面，检察机关亦可代表国家直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追究环境侵害者的法律责任。在新《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支持起诉原则，即“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
三、对符合起诉资格的环保团体予以支持
(一)财政支持
目前我国环保社团主要分为四类一是由政府部门发起组建的环保社团，占49.9%;二是由民间自发组成的环保社团，占7.2%;三是学生环保社团及其联合体，占40.3%;四是港澳台及国际环保社团驻大陆机构，占2.6%。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社会组织的地域分布严重不均衡，且自身财政、诉讼力量薄弱无法与强大的污染者对抗。根据中华环保联合会负责人的介绍，作为国内环保第一大组织，他们在之前在各地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被驳回诉讼起诉的案件中，除了客观上缺乏法律规定外，很大一部分系无法支付高昂的诉讼费用所致，其他组织也就不言而喻了。因而政府有必要建立鼓励、扶持环境保护组织的专项基金，使得更对的环境公益组织走向保护环境中来。
(二)技术支持
现阶段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组织普遍缺乏保护环境、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能力，提供的服务也仅限于帮助反映情况、协商、提供咨询等方面，因此我国应当借鉴域外先进经验，培育一批环境保护团体，特别是民间自发的环保组织，促进环保团体的健康发展。同时也要注意改善政府与环保团体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其自治性和自主性。在其成员之间普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知识，让这些社会团体从实体上到程序上都能得到确实的提高，从而提高自身的环境保护能力，进而达成我国法律设置环境公益诉讼的最终目的。
(三)政策支持
这要体现在设立专门基金支持公益诉讼的提起，避免社会团体望诉讼费用心叹。应当以法律的形式确立政策支持的合法性与必要性。一方面明确专项基金的用途、申请方式，另一方面明确违法使用专项基金的法律责任，使得专项基金用在刀刃上，真正促进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改革与发展。
篇9：环境公益诉讼类型研究论文
环境公益诉讼类型研究论文
建立国家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促进政府、企业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特别需要正确引导社会的生态环境保护行为，环境公益诉讼就是其中一项。通过环境公益诉讼的提起，对某一方面的环境问题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力量，在普及相关环境知识的同时，使公众产生积极的环境主人翁意识，营造政府、企业、公众的良性互动氛围，对环境社会治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现有环境公益诉讼分类存在的问题
当前学者在对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研究，多侧重于制度构建和立法设计，而缺乏对环境公益诉讼基本理论问题的深入分析。构建环境公益诉讼的核心在于环境社会治理的主体中谁具有起诉资格，对此问题的解决应当首先对环境公益诉讼进行科学分类。现有环境公益诉讼分类多是以环境公益诉讼的主客体为考察重点，流于表层，缺乏对环境公益诉讼背后保护利益的系统考量。现有分类及其存在问题如下：
1.依据环境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分为环境公民诉讼及环境公益专门机关诉讼
这种分类依据的是提起诉讼的主体，公民从环境整体利益出发，为维护受侵害或者将要受到侵害的环境利益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称之为环境公民诉讼。与此相对应，国家机关依其法定职责，为维护环境公益而提起的诉讼称之为环境公益专门机关诉讼。
这种分类存在的问题主要有：(1)公民诉讼带有很大程度上的主观认同性，对于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环境要素的关注度(如饮用水、空气污染等)高于其他环境(某一原始森林)要素，导致环境公益诉讼过于集中于某些环境要素。同时自然人之间本身的差异，导致对某一环境损害的认识和反应并不一致，从而导致基于同一环境损害的重复起诉;(3)对于环境公益专门机关诉讼，肩负环境保护法定职责的环境保护主管机关的行政执法相比诉讼而言，更加直接、具有效率，如果不加限制地赋予行政机关诉权，是否间接提供主管机关怠于履行行政执法权的合理及合法借口;同时对行政机关怠于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行为，公民是否可以针对此种行为提起诉讼，诉讼性质如何界定，均存在需讨论之处。
2.依据环境公益诉讼被诉主体，分为环境公益民事诉讼、环境公益行政诉讼
这种分类方法，是按照环境公益诉讼的被诉主体所做的划分，区分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这种分类存在的问题：依照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提起行政诉讼的必须为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同时，依照行政诉讼法规定，并没有将行政公益诉讼纳入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因此公民只能在自身权利受到行政行为侵害时，才能提起行政诉讼。这与环境公益诉讼“公益”内涵相左。
本文认为，正确理解环境公益诉讼的概念，是准确界定环境公益诉讼类型的基础，通过对环境公益诉讼内涵的理论分析，厘清其保护的利益范围，抛出建立于其表征的一般认识，探寻更深层次应保护利益的类型化，从而得出更加科学分类体系。
二、环境公益诉讼相关概念
环境公益诉讼，顾名思义为旨在保护公共利益而提起的保护环境、保障人类有尊严生存条件的诉讼。正确理解何为环境公益诉讼，才能对环境公益诉讼做合理分类。
(一)环境公益诉讼之“公益”界定
环境公益诉讼的核心在于确定诉讼保护的利益的范围，何为“公益”，决定着对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解。
公共利益，为一个集合概念，重点强调“公共”层面的意义，由于“公众”的众多性和非特定性，使其极易脱离个体，而被掌握权力者无限制地扩大利用，成为其侵犯个人利益的借口。基于此，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相互依存，其不能脱离个人利益，应以个人利益为基础。但将个人利益置于首位的观点也并不可取，首先个人利益并非能够做到完全一致而无冲突的集合在一起，其次利益表现方式各异，不同形式的利益如何叠加，相同形式的利益主体也不尽相同。所以不能简单将公共利益视为个人利益总和。
公共利益应该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础，与群体中每个成员的利益相区别，不是群体成员利益的概括总和，而是从群体出发群体的共同利益。其主要的表现形式为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享有公共利益的主体为不特定的多数人，包括全体人民、特定区域内的全部人或多数人、特殊人群，不特定的多数人、不特定的个人。
(二)环境公益诉讼之“环境公益”界定
环境作为公共物品，带来公共利益。这种利益被称为环境公益，其主要是指环境为人类所提供的维系人类生产生活的物质产品和为人类健康生存提供的生态产品，按照性质可以分为环境经济利益和环境生态利益。
(1)环境经济利益，主要指森林、矿产、水、土壤等自然资源，为人类的衣食住行提供必要的生活物资并可用于交换带来经济收益，在我国按照法律规定森林、矿产、水、土壤等这类资源为国家或集体所有，因而这些资源属于准公共物品。(2)环境生态利益，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信息传递是自然资源与人类社会相作用的三种基本形式，构成整体划一的生态系统。各种环境因素为我们提供清洁的空气、干净的食物，森林将我们生活生产排放的有害气体吸收，同时储蓄水源，这些环境资源使人类和其他动植物能够繁衍生息。有学者将其进一步细化为环境容量产品(容纳、净化污染物)、人居支持产品(提供空气、美景)、生态调节支持产品(水土保持等)。环境所带来的这种公共利益由世界各地各民族人民无差别的享有，每个人在享受环境利益的同时不能排斥他人对于环境的占有与使用。环境提供的生态产品，属于典型的公共利益。
环境公益诉讼之“环境公益”包括各种自然因素所带来作为人类生活与发展基础的利益，以及以环境要素损害为介质使多数人人身、财产利益受损而形成的环境众益。环境公益是关系到人类维系生命和世代传续的根本利益，在所有公共利益中处于优先地位，环境公益在时间维度上，不仅为当代人所需要，而且为后代人所需要，需要永久维护下去，在空间维度上具有地域性，其利益主体和影响范围远远高于其他公共利益。
(三)环境公益诉讼的界定
公益诉讼的产生可以追溯到罗马法。进入20世纪，随着环境问题的.凸显，使人们认识到环境公共利益的重要性，各国纷纷建立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环境公益诉讼保护的是人类整体所享有的良好环境生态品质，既包括当代人也包括后代人的环境利益;环境公益诉讼中环境损害事实不仅可能由一般的民事主体引起，还有可能为行政机关公权力行为以及国家行为所致，因而环境公益诉讼中不仅有民事责任、还会产生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环境公益诉讼应当是为了维护环境公共利益，对于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环境损害的所有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
三、环境公益诉讼类型化重构
环境公益诉讼的类型应当以环境所具有的公共利益的内涵出发，根据环境公益性质—环境经济利益和环境生态利益，将环境公益诉讼分为环境自然资源公共利益诉讼及环境利益公益诉讼。
(一)环境自然资源公益诉讼
自然资源属于环境的一部分，同环境具有耦合性。在法律文件对何为环境的概括性描述与列举中，大部分环境要素同时也被界定为自然资源。自然资源作为环境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环境公共利益的重要提供者，同时兼具经济属性与生态属性，对自然资源的保护不仅可以实现其作为“物”所带来的归于国家也就是全民所属的经济性公益，而且也会保障其作为环境的一部分对人类整体带来的生态性公益。
按照我国《宪法》《物权法》规定，自然资源为全民共有即国家所有。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当国家所属的自然资源受到现实或潜在的损害，其经济性公益受破坏，各级政府及自然资源保护职能部门，有权依法以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人(国家)的代表人身份而提起诉讼。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环境自然资源公益诉讼是指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依据法律授权以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代表人的身份，针对污染破坏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影响环境公共利益的行为，依法提起的公益诉讼。环境自然资源公益诉讼针对的是经济性环境公益的保护，但也间接保障了自然资源作为环境要素组成部分所发挥的生态性环境利益。
在我国，单位和个人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通过确认、授权、转让、开发利用等方式取得自然资源的用益权，当出现损害这些已经取得使用权和取用权的自然资源的情形时，公民可以针对这些行为提起诉讼，虽可间接促进环境公共利益的实现，但是实质上维护的为财产私益，因而不属于环境公益诉讼的范围。
(二)环境利益公益诉讼
环境自然资源公益诉讼重点保护的是属于国家所属的自然资源，但是仍有许多环境要素，如阳光、风等，不能为人直接支配与控制。同时人居型环境公共利益也不属于自然资源的范畴，这种环境公共利益兼具有物质、精神要求，既要能够维持人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又要保障人能够自由舒适的生存的尊严。上述除国家所属的自然资源以外的阳光、风等环境要素及人居型环境公益所提供的环境公益由全体公民享有。
提起环境利益公益诉讼的主体应该主要界定为自然人、社会环保组织(NGO)。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机关相比，公众对于与其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环境变化有着更为直观地感受。在新环保法中讲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仅仅限于环境保护组织，认为如果将公众也列为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将会增加不必要的诉讼成本。这种观点显然不能成立，将公众列为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其目的不在于必然会增加环境公益诉讼的数量，就如同确定环境公益诉讼的目的不在于必然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一样。将公众和社会环保组织作为环境利益公益诉讼的主体，其目的在于通过诉讼主体资格的赋予，唤起社会大众的环保意识，威慑从事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主体，提醒政府保护环境的责任。
环境利益公益诉讼，是指针对个人、企业、社会团体等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影响环境公共利益的行为，也包括政府行为、计划以及政府及其管理机构在环境行政中违反有关环境法律法规，损害环境公共利益的行为。同时应该合理限定环境利益公益诉讼主体的范围。
国家基于环境保护的需要可以扩大公民诉权的范围，允许一般公民针对危害环境的行为提起公益诉讼，不限定一定要是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实际受害人。但适格主体的扩张必须有一定的限度，若对起诉者资格不加以限制，反而影响环境保护行动的顺利开展，造成公共资源的另一种浪费。
四、结语
环境公益诉讼，以环境公共利益为基础，以维护公民良好的生存、生产、生活为目的，主要分为环境自然资源公益诉讼和环境利益公益诉讼两类。环境自然资源公益诉讼是为维护经济性环境公共利益，主要由政府、国家自然资源行政监督管理机关等提起;环境利益公益诉讼是为了维护生态性环境公共利益，由公民、环保组织、环境保护行政机关等基于自身所拥有的享有良好环境利益或法定职责为依据提起。当存在自然资源遭受污染、破坏，而行政主管机关怠于履行行政监管职权或者其他有害公民环境公共利益的行为时，公民、环保组织可提起行政诉讼，督促行政机关及时履行法定职责，但这种行政诉讼是否属于环境公益诉讼的范畴有待进一步研究。
篇10：宋代财产纠纷与诉讼研究论文
宋代财产纠纷与诉讼研究论文
对于宋代财产法律制度，法史学界已有较深入的研究。但研究法制史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了解静态的法律制度，更重要的是进一步了解它实际功能的发挥。从近几年的法制史研究来看，学界虽已开始关注这一方面的问题，却稍嫌薄弱，有进一步深入系统研究的必要。
本文从现有史料入手，对宋代汉族地区的民间财产纠纷与诉讼进行了梳理，力图通过对动态的、微观的法律现象的分析，来考察宋代民间财产关系中的矛盾冲突，国家、社会对这种矛盾冲突的调整和解决，以及涉足其中的宋代民众对法制的支持程度。
此处所讲的财产除指私人的物质财富外，还包括以物质财富为对象，直接跟个人或团体的经济利益相联系的民事权利。“纠纷”与“诉讼”则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二者所处时间段不同，纠纷是诉讼的前提，它有可能发展为诉讼，也有可能通过其他方式解决。为了行文的方便，笔者有时将通过这两种途径解决的纠纷合称为“争讼”。
一、宋代田宅纠纷与诉讼。
在宋代“不抑兼并”的社会背景下，加之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冲击，田宅所有权的出让与转移更为经常化，这期间也夹杂着许多矛盾冲突。本部分的讨论以田宅界至争讼、亲邻优先权争讼、买卖契约争讼为中心而展开。
与宅院间的界至纷争相比，因土地边界所产生的争讼更为常见。强势一方的恶意包占、田宅的长期闲置以及某些特殊田界的可移动性是这类纷争的主要起因。土地侵界事件的频繁发生既与宋代的税收制度关系密切，也与民户生活息息相关。宋代以资产的高低作为国家税收的标准，若疆界不正，土地的出产会有所亏折，难免影响到对国家赋税的供输。若以被侵削之田的出产供输原有田亩的税赋，民户自身的生活常常难以维持，所以，为避免欠负国家税赋，许多人是不得不争。为解决此类纠纷，有的官员从防范抓起，重视教化；有的官员则综合运用刑罚威慑与劝谕手法，责令辖下百姓限期改正。
学界曾对中国古代亲邻优先权问题作过细致论述，但其讨论均由静态的制度入手，与其不同，本部分着重探讨宋代社会中围绕亲邻优先权所发生的动态纷争。通过对田宅交易中亲邻购买和收赎的优先权的考察，可以发现，宋代与亲邻权相关的民事法规的内容日趋详备，法律对“亲邻”概念的界定呈现出逐步缩小的趋势。其目的是尽量减少此类纠纷，为田宅交易能更快捷地进行提供法律保证。但法律对亲邻范围日趋严格的限定也反映出当时田宅交易的繁荣。由亲邻权所致争讼可以看出，除商品经济因素外，传统的家族观念也是当时田宅交易频繁发生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
契约反映的是人们在交易过程中彼此作为私有者所发生的经济关系。在宋代，经官印押的田宅契约是买卖关系成立的合法依据，亦是理断田宅争讼的凭据。然而，为了逃避沉重的契税，许多交易者或伪造文契，或行用白契。为规范契据市场，宋朝廷加强了对伪契和白契的惩处力度。宋代与田宅典卖相关的官方制定法中有关税契的强制性规定本为减少词讼，抑止兼并，但此举反而为兼并广开其门，并未收到应有的积极效果，社会中因伪契和白契所致田宅争讼之多便是对当时境况的真实反映。
二、宋代钱债纠纷与诉讼。
本部分主要讨论与无息信用借贷和有息契约借贷相关的纠纷与诉讼。
宋代社会中的无息借贷多发生在邻里亲戚等较为熟悉的人们之间。其中既有生活性借贷，也有生产性和经营性借贷，借款额有大有小，借期有长有短。大多数情况下，此类借贷既不计息，也不立契，属信用担保借贷。由于缺乏制约性机制，无息借贷纠纷时有发生。当时虽有告官追债者，但道德谴责仍是许多出借人追债无望时的无奈选择。为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出借方产生了吝贷心理。采用这一方式的出借方不仅要负担有损“亲谊”的风险，还常被告贷方挟嫌报复。
宋代举息借贷一般数目较大，不仅计息，而且要订立书面借贷契约，写明借期、利息、中人、保人、见证人、抵押物。这类借贷的发生多起因于家庭中的重大事件。由于大多数人是在经济压力下借贷，负债人常常难以支付利息与本金，每当此时，纠纷也就不可避免。其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因“倍称之息”所致。“倍称之息”虽为宋政府所限制，但由于百姓的极度贫困和民众的惧官心理，国家法律的限制与社会舆论的监督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大多数债务人身受其害，却不敢告官争理；少数以诉讼维权者，也很难获得公正的裁断。
民间的有息借贷纠纷，多发生在债务清偿过程中。不以本色偿还、私自追理欠负极易导致债务争讼。这类现象的普遍存在与债权人追求最大利益的心理有很大关系。在这类问题的处理上，宋代律令注重维护债务人的合法权益，对违反国家放贷、还贷法令的债权人予以限制；但由实际司法效果看，法律上的“理索”规定并未落到实处，其实际效果与立法目的相差甚远，显示出民众对当时司法系统的低支持率。
三、宋代家庭中的特殊财产争讼。
这里所说的家庭是一种介于家族和直系小家庭之间的广义家庭。这种家庭中的特殊财产是根据其用途来划分的：家庭中的共有财产和女性的陪嫁奁产均属这一范围。这类财产本应专款专用，但财利面前是非多，围绕这些财产发生了诸多的侵权之讼。
宋代家庭中的共有财产主要包括：尚未分析的家产、父母的养老田、家族的墓祭田。共有财产的产权归属是全体家庭成员，个体成员无权私自处分。然而，社会经济环境对人们观念的作用力，是别籍异财的法禁与传统道德的约束力所无法抗衡的。两宋社会中纷繁复杂的共财纷争反映出士大夫阶层所倡导的“敬宗收族”的活动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这一现象的出现并非孤立，它与唐宋变革背景下社会中阶级关系与经济关系的巨大变化密切相关。
奁产是指女子出嫁时由娘家陪送的所有物品和财产。在宋代，奁产是奠定女子在夫家地位的经济基础，是女性的重要财产和身份地位的象征。当奁产权受到侵害时，为人女者，为人妻者，为人子者等与奁产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家庭成员多采用诉讼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众多女子为维护奁产权而诉诸官府，寻求法律援助的现象向我们展示出在经济利益多元化、私有权观念不断深化的宋代社会中，女性权益观念的提高和维权活动的进一步加强。
四、宋代遗产继承中的纠纷与诉讼。
在延续宗桃的前提下，宋代家庭中的财产传继以法定继承(含代位继承)为主，户绝继承和遗嘱继承为辅，但围绕家族产业的传继，家庭成员之间的纠纷却是接连不断。
宋政府制定了相当完备的遗产继承法规，但是，在宗法制父权社会，由于法定继承涉及到嫡子、寡妻妾、庶子、别宅子、女儿、义子、赘婿等诸多人员，而这些人拥有的对家财的继承权的大小并不完全一致，他们之间因此产生了错综复杂的矛盾。通过对这类纷争的考察，我们发现，亲子间及非直系血亲问的遗产纷争不仅大量存在于社会各阶层中，且十分复杂。
与户绝立嗣相关的争讼往往涉及到户绝之家的兄弟及其他家族成员、亲戚、甚至异姓，为了平衡这些关系出现了双立现象。立嗣之后，会因双方关系恶化、父辈好恶等影响出现遣嗣行为以及围绕户绝之家财产分配的纠纷与诉讼。宋代社会中围绕户绝立嗣所发生的种种纷争表明，国家的立继法令并没有完全对户绝立嗣及其争讼产生应有的约束作用。同处理其他家庭财产争讼一样，宋代官方在处理此类纷争时，注重保护家族利益；而家族势力对此类纠纷的影响作用也不可忽视。在这两种力量的影响下，户绝之家的利益受到了威胁和分割。
由宋代法律规定看，遗嘱继产原则上只能在没有男性法定继承人即户绝的情况下才可以适用。但宋代的遗嘱继产已不再仅限于户绝之家，这一现象的日益普遍与人们的耻讼心理不无关系。因遗嘱具有改变法定继承人的范围、顺序和遗产份额的效力，关系到继承人继承权的取得和丧失，再加上与立嗣又有关联，所以宋代围绕遗嘱继产亦产生了不少争讼。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背景下的宋代遗嘱继产争讼自有其特征：
1、遗嘱适用范围的限定性使得争讼往往与立嗣有着密切的关联，从而使争讼呈现复杂化、多元化的特点。
2、宋代遗嘱继产法强调义务与权利的一致性，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却对这种权利与义务相结合的“整体性继承”造成了某种程度的破坏，降低了民众对国家司法系统的信任度，遗嘱争讼反而增多。
五、宋代民间财产争讼的调处机制。
由于社会结构、文化传统、诉讼效益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宋代民间财产纠纷中的相当一部分由民间自行调解解决，但也有一部分财产纠纷以诉讼途径来解决，由官府调处息讼。
宋代许多民间财产纠纷在尊长、邻里、陌生人等调解人的参与下获得解决，并未进入诉讼领域。无形资源与有形资源是民间调解者调解成功的前提条件，民间调解人参与调解与被调解人接受调解的动机亦各不相同。民间调解虽是解决纠纷的一种重要途径，但由于是在差序格局的社会中运作，亦不乏妥协性、不稳定性和局限性。其中，道德评价直接起作用，法律发挥间接作用。
未能在民间调解阶段解决的纠纷，极有可能进入官方的诉讼程序。宋代法律并未规定诉讼前调解为官方审理案件的必经程序，但不少官员都把调解作为其解决民事财产诉讼的首选方法。为息讼，主张以调解结案的官员们除采用“情”与“理”的教化方法外，多从讼累入手进行劝谕，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由于国法的存在，与民间调解相比，官方调解更接近于儒家的理想制度，自有其特色。
由前述对民间调解与官府调解的讨论，我们发现，宋代的调解基本上建立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并贯穿始终。由国法在民间调解和官府调解中的作用所决定，调解的非强制性倾向较为明显。而且，官方主持下的调解不仅受到时限的`制约，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六、宋代民间财产争讼案件的执行状况
宋代的民事执行包括私力救济和公力救济(即对民事判决的执行)两种。前者是一种个人行为，后者则是由国家司法机关根据判决实施的行为。宋代的两部法典《宋刑统》和《庆元条法事类》中，有一些散见的关于民间私力救济(主要是民间私债的追偿问题)方面的法律条文，但结合具体史实来看，这些法规与法律实践之间却存在着差距：债务人违契不偿时，不少债权人自行违法追偿。强牵财物过本契、限制债务人及其族属人身自由等违法收贷现象禁而不止。这一状况的出现是多种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宋代对民事判决的执行有其较为固定的形式，存在一些共性。以财产诉讼案件为例，其执行条件有二：生效的给付之判和败诉方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由行政机关兼理司法的特点所决定，宋代在民事执行权的配置上实行的是混一制的执行主体。其执行方式有：当厅执行、案后执行、限期执行和协同执行，既可单独使用，也可混合使用。宋代财产案件的执行标的物包含物质和禁令两方面。另外，当时还出现了永久性的中止执行程序——执行终结。
不可否认，宋代司法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其民事诉讼程序中执行环节亦不乏强制性，但由于传统儒家文化中的中庸之道和“重义轻利”观念的影响，其民事执行行为却体现出浓厚的伦理法色彩，它也是当时民事执行难的思想根源。宋代的司法行为附属于行政行为的制度上的缺陷，是这类现象大量存在的制度根源。已判决案件的执行不得力、司法缺乏有效监督的制度弊病、频繁的大赦、社会成员法律意识的淡薄、民事执行人员素质的参差不齐等因素则使宋代民事执行呈现出非规范化特征。
六、宋代民众在财产争讼中展现的法律观念。
通过对宋代民间财产纠纷与诉讼由发生到解决的全过程的考察，我们发现，在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上，宋代民众的法律价值观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对法制的支持并非毫无保留。具体而言：
宋代士大夫阶层中具有务实精神者已将无法实现的传统的“无讼”理想转化为“息讼”理念，并以多种方法付诸实施，这一变化是对民众维护自身权益而兴讼的合理性的承认。但由于传统“无讼观”的作用，官方息讼思想的消极作用不仅存在，且对民众的法律观念与法律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与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和影响悠久的法律传统密不可分，自有其社会、文化和政治根源。
人们的法律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对法制系统的支持程度。宋代民众所掌握的法律知识是参差不齐的，其法律观也因人而异。虽有不少人放弃了通过诉讼解决财产纷争的意愿。然而，处于唐宋变革期的宋代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此相适应，意识形态领域亦产生了极大的变化：整个社会心理变得越来越重利。在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宋代的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均表现出对财产问题的重视：为维护合法权益而诉诸司法已成为许多人的共识。
结语：
宋代社会中财产纷争的多发性与其时代背景密不可分。与前代相比，宋代财产诉讼当事人的构成发生了结构性变化。这一变化不仅反映出民众渐渐苏醒的法律意识，同时也说明了当时发达的商品经济带给社会的紧张关系。它与宋代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与商品经济繁荣状态下的经济利益多元化趋势有很大关系。
宋代社会中，传统的畏讼心理与新兴的“好讼”之风并存，成为中国法文化中一道独特的风景。二者看似矛盾，其实不然。传统厌讼、贱讼文化的积淀，宋代司法运行中的不公正现象，确实让不少宋人畏讼；然而宋代又是一个有着无穷之变的社会，其政治结构、经济关系等方面的社会变革影响和改铸着宋代的司法传统，商品经济的功利思想也为社会各阶层包括士大夫群体中的许多人所接受，所有这些都为民众提供了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的外部条件与内部动力。
社会成员对法律的支持，是实现和发挥社会法制系统效能的决定性因素。虽然宋人的法观念、法心理、法意识和法行为都有了改变，维权意识日益增强，但宋代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和“息讼”“厌讼”等文化造就了特殊的法律背景和条件，司法体制始终受到行政权威的干预。在敬畏讼累的宋代民众心中，法律神圣且难以触及，具有这一心态的宋代民众对法律的认知状况是参差不齐的，当然不可能在意向和行为上对宋廷的法制予以足够的支持。
受材料的限制，本部分论述以南宋为切入点。这一结论虽得自《名公书判清明集》，仅限于南宋这一较短时段内，不能完全反映整个宋代民事判决执行的面貌，但也不能否认北宋不存在这类情形。再加上法律本身具有延续性，我们基此可以多少推知北宋时期民事判决执行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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