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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解读韩愈诗歌的审美艺术
解读韩愈诗歌的审美艺术
韩愈是韩孟诗派的核心人物，他与中唐其他杰出诗人一样，坚持对诗歌多样化艺术风格的实践，但其诗歌的主导性审美追求具有奇险怪异的创新趋向。韩愈奇险怪异的审美追求既受到中唐“好奇尚怪”的时代氛围的影响，又与其好奇反俗的个性特征有关，同时韩愈仕途的备受压抑对其险怪诗风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不仅在古文改革和创作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且在诗歌风格的探索方面也独树一帜，并因此成为中唐韩孟诗派的核心人物。韩愈一生实践对诗歌多样化艺术风格的追求，他的诗歌风格的变化与他的人生经历是一致的，有着一个纵向发展的过程。对此，笔者试从韩愈的个性特征和成长历程解析其诗歌的主导性审美追求特征。
一、韩愈对诗歌风格的多样化实践。
《全唐诗》编存韩愈诗歌10卷共300多首，这些诗歌大多具有孤僻、冷峭、艰涩的特征。韩愈同中唐其它杰出诗人一样，一生实践对诗歌多样化艺术风格的追求，其诗歌有古朴近似汉魏的歌赋，如《青青7k．中蒲》：“青青7k．中蒲，下有一双鱼。君-4-上垅去，我在与谁居?青青水中蒲，长在7k．中居。寄语浮萍草，相随我不如。青青水中蒲，叶短不出水。妇人不下堂，行子在千里。”这是韩愈思念内人而设想内人怀念自己的诗，叙述儿女离别之情，抒发丈夫四海之志，也是韩愈生平唯一的情诗，显然是摹仿东汉文人诗。他还有一些作品受陶渊明的影响，语言清新自然，如《南溪始泛》叙事一往情深、淳朴真挚、耐人寻味，再如《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中的诗句“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杉I满皇都。”更是平易清新，天然去雕饰，而《秋怀诗》，则是奇警与清新兼而有之。另外，《陆诨山火》、《叉鱼》、《石鼓歌》等许多诗歌新颖奇突、色彩瑰丽。对此，唐末诗人兼诗论家司空图称之为“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撑抉于天地之间，物状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
韩愈有意识追求诗歌风格的多样性，其诗歌风的变化与其人生经历相一致，有着一个纵向发展的过程。综观韩愈的诗歌创作，其早期作品平正古者居多，而对雄奇险怪诗风的追求则是在被贬阳山之后才明显出现的，到了晚年，随着境遇心情的转变，创作风格又渐趋平缓。元和十年以后，他很少创雄肆有力的古诗而多写清新蕴藉的闲适诗，如《南始泛》、《早春》等。
二、韩愈诗歌的主导性审美追求
尽管韩愈诗歌风格各异，但是人们在评价其诗时，都是归结为“奇伟”和“奇诡”，他与孟郊等人一构成中唐时期一个独具特色的诗歌流派——“奇险”诗派。韩孟诗派的诗歌创作主要表现为奇险怪的创新趋向，这也是韩愈诗歌风格多样化背景下的主导性审美追求。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讲：荆公云：诗人各有所得，清水去芙蓉，天然去雕饰，李白所得也。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老杜所得也。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再，此韩愈所也。”阐述了李白、杜甫、韩愈各自不同的审美理，韩愈鲜明地提出了诗歌崇尚奇险的主张。韩愈歌“奇崛险怪”的艺术风格具体表现在语言、艺术思、主观思想感情等方面。
(一)通过追求险语奇句创造“横空硬语”的艺术境界
为了追求奇险的艺术效果，韩愈在语言上很下了一番功夫。他好用奇字新语，正如袁枚所说：“昌黎好生造字句，正难其自我作古，吐词为经，他人学之便觉不妥耳。”韩愈在岳阳楼别窦司直》、荐士》、《送无本师归范阳》等名篇，遣词造句都诙诡奇崛，造成独特的效果。同时，他对同时代诗人作品的评价也体现了他诗歌语言尚奇的审美标准，如“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界”其实便是他对孟郊诗歌的评价。所谓“硬语”，即语言文字要奇诡怪异；“横空”即纵横空中；“力排界”即诗歌要笔力雄健，而要做到诗歌语言的奇险必须具体以下条件：第一，要通过大量的读书，积累丰富的书本知识，这是追求奇险语言的前提条件；第二，诗人要有创新精神，要狂放不羁，这是创作险怪诗的主观条件；第三，要花费心思雕饰语言，他称赞孟郊的“苦吟”与贾岛的“推敲”，认为精雕细刻、苦思冥想是写出险语怪词的必要条件。韩愈认为，只有勇敢大胆、充满自信才能创作出不同于世俗的险语奇句，因此在他的诗作中经常出现一些奇崛险怪的动词，如刮、斫、拗、崩、劈等。
(二)通过奇异的艺术构思和内容来追求奇崛的艺术效果
奇异的艺术构思对创造险怪的艺术境界有重要作用。赵翼称：“盘空硬语，须有精思结撰。若徒摭奇字，诘曲其词，务为不可读以骇人耳目，此非真警策也。其实《石鼓歌》等杰作，何尝有一语奥涩，而磊落豪横，自然挫笼万有。”他认为韩愈诗歌奇崛的艺术效果来自构思的磊落豪横。此外，诗中奇异的内容也有助于创造奇险怪异的艺术境界，例如在《陆浑山火》中描写燎原的大火：“摆磨出火以自燔，有声夜中惊莫原。天跳地踔颠乾坤，赫赫上照穷崖垠。截然高周烧四垣，神焦鬼烂无逃门”；在《洞庭湖阻风》中描写掀天的巨浪：“雾雨晦争泻，波涛怒相投”；在《叉鱼》中描写的奇情奇景：“刃下那能脱，波间或自跳。中鳞怜锦碎，当日讶珠销”真可谓集天下之奇。
(三)通过强烈的忧惠意识铸就奇险怪异的艺术境界
韩愈的诗歌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这是构成其奇险怪异的'艺术境界的重要方面。忧世和忧己是韩愈在险怪诗中表现的主要感情和思想，其内涵是对人生遭遇和自我生命的感怀悲叹。忧世与忧己的心态影响到韩愈的审美情趣，他追求险怪的审美体验与精神愉悦，建构了一个奇险怪异的艺术境界。
三、韩愈诗风探源
韩孟诗派作为一个特异现象出现在中唐有其特定的时代氛围，因为“好奇尚怪”在元和时期是一种相当普遍的风气。审美时尚作为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带有倾向性的文化心理与价值趋向在艺术领域的体现，自然折射着强烈的精神特征，沉淀着浓重的历史文化氛围。韩孟诗派崇尚瘦硬险怪的审美观念，从整个唐代文化史进程角度看，是随时代巨变而产生的社会心理、审美时尚的集中体现。作为韩孟诗派的核心人物，韩愈选择尚奇险，与他同时代的元缜、白居易尚平易，迥然不同，这说明除了时代原因以外，个人因素对诗歌风格的形成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韩愈天生具有争奇斗胜、不安平庸的个性，这种个性促使他在继承前辈诗人的基础上要有所创新，而创新意识是韩愈形成险怪诗派的重要原因。韩愈力图在李白、杜甫诸大家之后，发展诗的技巧，并给诗的发展开拓出新局面。赵翼曾这样解释：“李、杜之前，未有李、杜，故二公才气横恣，各开生面，遂独有千古。至昌黎时，李、杜已在前。纵极力变化，终不再辟一径。惟少陵奇险处，尚有推扩，故一眼觑定，欲从此辟山开道，自成一家。”因此，韩愈既继承了李白雄奇的浪漫主义风格，同时又继承了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艺术追求精神。
韩愈对奇情、奇景的天性爱好与一生的多次贬谪而遍览天下奇观的经历有关，而天下奇观为他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所以在他笔下常会出现嶙峋神秘的高山、荒寂无人的古刹等不平凡的景象。总之，韩愈好奇反俗的个性特征和勇于探索创新的艺术追求，促成了令人耳目一新的险怪诗风。
高度自信的自我评价对韩愈独特诗风的形成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高度自信是韩愈的主要心理特征，他在《进学解》中对自己的才、学、识、德诸方面都进行了高度的评价。然而，事实上韩愈“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跋前踬后，动辄得咎”，在任官期间又因正义之举而屡遭贬谪，甚至危及性命，面对种种不公正遭遇，韩愈内心的苦闷可想而知。“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韩愈没有把诗歌创作看成正经事，把诗歌看作“多情”之时所做的“余事”，这更能反映他真实的创作心态。因此，抒忧娱悲成为韩愈写诗的真正目的，既抒发自身遭遇的不公平，同时又娱乐自己，使诗歌成为自己苦闷时的精神寄托。
韩愈认为那些王公贵人骄横自得，是写不出什么优秀作品的，只有那些生活穷困、遭遇坎坷的下层文士，心中郁郁不平，才能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创作出抒忧娱悲的优秀作品，如屈原、李白、杜甫、陶渊明、柳宗元，他们都是怀抱一腔忠诚而屡遭陷害，在悲愤中创作出经世之作。韩愈是一个崇拜英雄而且尊重人才的优秀人物，他为这些人的不平命运而愤懑，同时又联想到自身遭遇的坎坷，因此他得出结论：“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这是韩愈继承了屈原发愤抒情的优良传统，为千百年以来许多杰出人物所遭到的不公正待遇道出不平之言，同时又肯定了屈原、李白、杜甫、陶渊明、柳宗元等人在诗歌取得的成就和人生价值，这也是韩愈高度自我评价上的间接表现。
一直没有退出仕途的韩愈在仕与隐的选择上也经历了矛盾痛苦的心理过程。以至于精神备受压抑。他曾经向往过归隐，然而韩愈是不可能退出官场的。在《秋怀》中他这样写道：“世累忽进虑，外忧遂侵诚。”天性的执著和“世累”、“外忧”使他不可能淡泊世事、逃避现实，而生活的窘迫也必须靠入仕维持家资。韩愈在《从仕》中感叹：“闲居食不足，从仕力难任。两事皆害性，一生恒苦辛。”此时的韩愈便处于一种失意的人生与压抑的心态下。作为艺术家应该是生性孤独，好深思，爱正义，慷慨豪放容易激动的人，一旦流落于萎靡与腐化的人群中间，周围尽是欺诈压迫、专制与不义，连自己的生命也受到威胁，觉得活着不过是苟延残喘，在备受奴役的缄默之下，他的伟大的心灵和悲痛定会在艺术上尽情倾诉。所以，韩愈要在诗歌上有所抗争，以表现自我价值，在创作中表现出奇险怪异的创新趋向，极力要“出俗”、“惊俗”。韩愈诗清新瘦硬，前所未有，而且重在表现一种清寒的意境，据统计，“寒”字在韩愈诗中出现了63次，其中的“苦寒”与其说是大自然的寒冷，倒不如说是诗人心灵世界中悲剧意识的反映。
综上所述，好奇反俗的个性特征形成了韩愈诗歌的创新意识，高度自信使他在仕途生涯受挫后便转向鸣不平的诗歌创作，而精神的备受压抑又促使其险怪诗派悲剧意识的产生，对其险怪诗风的创立起重要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讲，奇险怪异的诗歌艺术也是其抒忧娱悲的重要方式。
篇2：韩愈诗歌的审美艺术解读
韩愈是韩孟诗派的核心人物，他与中唐其他杰出诗人一样，坚持对诗歌多样化艺术风格的实践，但其诗歌的主导性审美追求具有奇险怪异的创新趋向。韩愈奇险怪异的审美追求既受到中唐“好奇尚怪”的时代氛围的影响，又与其好奇反俗的个性特征有关，同时韩愈仕途的备受压抑对其险怪诗风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不仅在古文改革和创作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且在诗歌风格的探索方面也独树一帜，并因此成为中唐韩孟诗派的核心人物。韩愈一生实践对诗歌多样化艺术风格的追求，他的诗歌风格的变化与他的人生经历是一致的，有着一个纵向发展的过程。对此，笔者试从韩愈的个性特征和成长历程解析其诗歌的主导性审美追求特征。
一、韩愈对诗歌风格的多样化实践。
《全唐诗》编存韩愈诗歌10卷共300多首，这些诗歌大多具有孤僻、冷峭、艰涩的特征。韩愈同中唐其它杰出诗人一样，一生实践对诗歌多样化艺术风格的追求，其诗歌有古朴近似汉魏的歌赋，如《青青7k．中蒲》：“青青7k．中蒲，下有一双鱼。君-4-上垅去，我在与谁居?青青水中蒲，长在7k．中居。寄语浮萍草，相随我不如。青青水中蒲，叶短不出水。妇人不下堂，行子在千里。”这是韩愈思念内人而设想内人怀念自己的诗，叙述儿女离别之情，抒发丈夫四海之志，也是韩愈生平唯一的情诗，显然是摹仿东汉文人诗。他还有一些作品受陶渊明的影响，语言清新自然，如《南溪始泛》叙事一往情深、淳朴真挚、耐人寻味，再如《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中的诗句“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杉I满皇都。”更是平易清新，天然去雕饰，而《秋怀诗》，则是奇警与清新兼而有之。另外，《陆诨山火》、《叉鱼》、《石鼓歌》等许多诗歌新颖奇突、色彩瑰丽。对此，唐末诗人兼诗论家司空图称之为“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撑抉于天地之间，物状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
韩愈有意识追求诗歌风格的多样性，其诗歌风的变化与其人生经历相一致，有着一个纵向发展的过程。综观韩愈的诗歌创作，其早期作品平正古者居多，而对雄奇险怪诗风的追求则是在被贬阳山之后才明显出现的，到了晚年，随着境遇心情的转变，创作风格又渐趋平缓。元和十年以后，他很少创雄肆有力的古诗而多写清新蕴藉的闲适诗，如《南始泛》、《早春》等。
二、韩愈诗歌的主导性审美追求
尽管韩愈诗歌风格各异，但是人们在评价其诗时，都是归结为“奇伟”和“奇诡”，他与孟郊等人一构成中唐时期一个独具特色的诗歌流派——“奇险”诗派。韩孟诗派的诗歌创作主要表现为奇险怪的创新趋向，这也是韩愈诗歌风格多样化背景下的主导性审美追求。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讲：荆公云：诗人各有所得，清水去芙蓉，天然去雕饰，李白所得也。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老杜所得也。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再，此韩愈所也。”阐述了李白、杜甫、韩愈各自不同的审美理，韩愈鲜明地提出了诗歌崇尚奇险的主张。韩愈歌“奇崛险怪”的艺术风格具体表现在语言、艺术思、主观思想感情等方面。
(一)通过追求险语奇句创造“横空硬语”的艺术境界
为了追求奇险的艺术效果，韩愈在语言上很下了一番功夫。他好用奇字新语，正如袁枚所说：“昌黎好生造字句，正难其自我作古，吐词为经，他人学之便觉不妥耳。”韩愈在岳阳楼别窦司直》、荐士》、《送无本师归范阳》等名篇，遣词造句都诙诡奇崛，造成独特的效果。同时，他对同时代诗人作品的评价也体现了他诗歌语言尚奇的审美标准，如“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界”其实便是他对孟郊诗歌的评价。所谓“硬语”，即语言文字要奇诡怪异；“横空”即纵横空中；“力排界”即诗歌要笔力雄健，而要做到诗歌语言的奇险必须具体以下条件：第一，要通过大量的读书，积累丰富的书本知识，这是追求奇险语言的前提条件；第二，诗人要有创新精神，要狂放不羁，这是创作险怪诗的主观条件；第三，要花费心思雕饰语言，他称赞孟郊的“苦吟”与贾岛的“推敲”，认为精雕细刻、苦思冥想是写出险语怪词的必要条件。韩愈认为，只有勇敢大胆、充满自信才能创作出不同于世俗的险语奇句，因此在他的诗作中经常出现一些奇崛险怪的动词，如刮、斫、拗、崩、劈等。
(二)通过奇异的艺术构思和内容来追求奇崛的艺术效果
奇异的艺术构思对创造险怪的艺术境界有重要作用。赵翼称：“盘空硬语，须有精思结撰。若徒摭奇字，诘曲其词，务为不可读以骇人耳目，此非真警策也。其实《石鼓歌》等杰作，何尝有一语奥涩，而磊落豪横，自然挫笼万有。”他认为韩愈诗歌奇崛的艺术效果来自构思的磊落豪横。此外，诗中奇异的内容也有助于创造奇险怪异的艺术境界，例如在《陆浑山火》中描写燎原的大火：“摆磨出火以自燔，有声夜中惊莫原。天跳地踔颠乾坤，赫赫上照穷崖垠。截然高周烧四垣，神焦鬼烂无逃门”；在《洞庭湖阻风》中描写掀天的巨浪：“雾雨晦争泻，波涛怒相投”；在《叉鱼》中描写的奇情奇景：“刃下那能脱，波间或自跳。中鳞怜锦碎，当日讶珠销”真可谓集天下之奇。
(三)通过强烈的忧惠意识铸就奇险怪异的艺术境界
韩愈的诗歌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这是构成其奇险怪异的艺术境界的重要方面。忧世和忧己是韩愈在险怪诗中表现的主要感情和思想，其内涵是对人生遭遇和自我生命的感怀悲叹。忧世与忧己的心态影响到韩愈的审美情趣，他追求险怪的审美体验与精神愉悦，建构了一个奇险怪异的艺术境界。
韩愈《华山女》赏析
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庭。
广张罪福资诱胁，听众狎恰如浮萍。
黄衣道士亦讲说，座下寥落如晨星。
华山女儿家奉道，欲驱异教归仙灵。
洗妆拭面著冠帔，白咽红颊长眉青。
遂来升座演真诀，观门不许人开扃。
不知谁人暗相报，訇然振动如雷霆。
扫除众寺人迹绝，骅骝塞路连辎輧。
观中人满坐观外，后至无地无由听。
抽钗脱钏解环佩，堆金叠玉光青荧。
天门贵人传诏召，六宫愿识师颜形。
玉皇颔首许归去，乘龙驾鹤来青冥。
豪家少年岂知道，来绕百匝脚不停。
云窗雾阁事恍惚，重重翠幔深金屏。
仙梯难攀俗缘重，浪凭青鸟通丁宁。
这首《华山女》，在韩愈的诗作中，是另外一种风格。它和《落齿》比，是不怪，没有散文气。和《山石》比，是从清淡变为秾艳。
这首诗也是四句一绝，一韵到底。第一绝四句是叙述街东街西处处都有和尚在讲佛经。撞钟，吹法螺，使寺院里喧闹得很，宫庭是指梵王宫庭，即寺院，不是指皇帝的宫庭。和尚们宣扬积福赎罪，以此来诱骗、威胁愚民，听众像浮萍一样挤得满满的。
第二绝和第三绝共八句，叙述穿黄衣的道士也在讲道家经典，以对抗佛教。可是讲座下没有几个人听。可见当时佛教势力大于道教。忽然，这时来了一个华山女道士，她一心要驱逐佛教，使群众归依道教。于是她洗妆拭面，穿著起华美的道家冠帔。红红的面颊，雪白的颈子，青黛的长眉，非常美艳。她就来到道观里升座讲道。叫人把大门关上，不许人开闭。真诀就是仙诀，使人成仙的秘诀。演真诀，就是演讲道家经典。
第四绝和第五绝八句，叙述这位美艳的女道士正在讲道的消息，不知给什么人传了出去，一下子群众轰动，如雷震一般。在各个寺院里听讲佛经的人跑空了。骑马的男子，乘车的妇女，都一齐涌到道观里来。道观里人坐满了，后来的人止得坐在院子里，没有地方挤，也听不到。这位女道士讲经的收获，是许多妇女布施了金珠饰物，堆金叠玉，宝光青荧。
第六绝四句叙述这位女道士轰动京城的讲道，被皇帝知道了。就传出诏书召唤她进宫去，说是皇后妃子等都要见见她。在皇宫里耽了一时之后，皇帝才点头允许她回去。于是她乘着云龙仙鹤的车子从皇宫里回来了。天门贵人，指宫中派来的使者，如太监之类。玉皇，指皇帝。青冥是天的代词。来青冥，即来自天上。天上，即指皇宫。
最后六句叙述这位女道士自从进过皇宫以后，名气越大。就有许多豪家子弟来追求她。这些少年並不是真要修道，而是恋慕她的美色。他们两脚不停地在观门外面绕着走，尽管买通了人去传达情意，可是他们到底是俗缘太重，够不上成仙得道，托人也是浪费。至于那位女道士呢?她住在云窗雾阁之中，有重重翠幔和混金屏风遮掩着。她屋子里的一切事情，都是恍恍惚惚，不是外人所能看见、所能知道的了。
整首诗的创作方法是赋，即描写和叙述。最后六句的赋体是隐寓讽刺意义的，但辞句也写得恍恍惚惚，使读者捉摸不定，不知道作者对这位华山女道士的态度到底如何，我们如果把这六句中的第三、四句抽出，把一、二、五、六句连起来读，可知豪家少年都没有能够攀上仙梯，获得女道士的青睐。如果这样讲，那么中间二句的意思，止是说那位女道士是深居修道，非讲经不露面的规矩人物了。
韩愈另外有一首《谢自然诗》，叙述贞元十年果州南充县一位女道士白日升天成仙的异事。这是一首五言古体诗，其末尾一大段是正面批判在秦皇、汉武的影响之下，人民崇道求仙的愚昧。以《谢自然诗》和《华山女》相比较，显然可见前诗主题明确，后诗主题隐晦。因为隐晦，所以这最后六句可以解为诗人对这位女道士还是肯定的。
宋人许彦周说：“退之此诗，颇用假借。”（《彦周诗话》）这“假借”二字，意义非常含蓄。他的意思是：韩愈虽然不喜欢佛道二教，但在二教之间，他的态度微有不同。他更反对佛教。因为这是外来的异端，而道教是唐朝的国教。一位女道士能讲经打垮佛教徒，他是赞扬的。至于这位女道士的私生活，尽管有各种流言，但豪家少年到底无人能勾搭到她。韩愈虽然没有从正面肯定她，但诗意並没有贬斥她。这就是“假借”的涵义。
但多数人讲这首诗，都以为是有讽刺的。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批云：“《谢自然》诗，显斥之，《华山女》诗，微刺之。总见神仙之说惑人也。”又在“云窗雾阁”下批道：“中藏亵慢之意。”这两条批语，说明了沈德潜对此诗的体会。他以为从“云窗雾阁”这一句看来，作者透露了这位女道士的私生活是有暧昧的。以一个淫泆的女道士而能倾动京城里的男男女女，可见神仙之说很能迷惑人。因此，得出评断，说这首诗只是微微地讽刺了一下，不象《谢自然》诗那样明显地谴责。
三百年来，大家都依照沈德潜的讲法，说这首诗是讽刺“神仙之说”的“惑人”。而且讽刺得並不尖锐，因为作者对这位女道士还有肯定的一面。我几次读这首诗，总觉得还有可疑。这首诗前半篇十韵二十句，可以说是笔酣墨舞地赞扬这位女道士“扫除众寺人迹绝”的功劳。开头四句叙述和尚讲经的盛况，显然是用了贬斥语气。“广张罪福资诱胁”是说佛家之说惑人，而接下去十六句描写女道士讲经，却全是正面舞墨，並没有揭出神仙之说惑人的意思。后半篇最后六句，除了“事恍惚”三字有点隐晦之外，其馀辞气也都明白。豪门少年追求不到这个女道士，那么她也並不坏啊!能说她是以神仙之说惑人吗?
我认为这首诗是讽刺诗，並不是微微地刺了一下，而是狠狠地刺了一下。不过所刺的不是“神仙之说之惑人”，而是当今那“玉皇”和女道士之间的宫闱秘史。这首诗的关键全在“天门贵人”以下四句。这四句隐约地透露了一件事：皇帝派人来宣召华山女道士进宫去，说是六宫后妃都要见见她。既然是后妃要见她，那么见过之后，后妃就可以允许她回去。为什么要皇帝点头，她才能从宫中回来?如果“玉皇”不“颔首”，她还能回来吗?由此可以恍然大悟，原来“六宫愿识师颜形”，不过是“玉皇”的托辞。懂得了这个秘密，才能解释“事恍惚”的“事”字。华山女道士既然和皇帝有过关系，她还瞧得起那些豪家子弟吗?
佛道二教极盛于唐代，和尚道士不必劳动而享受十方供养，生活比一般人民富裕得多。不但男子争求出家，妇女也愿出家。不过出家做尼姑要剃光头发，妇女不很愿意，因此女道士多于尼姑，妇女出家做女道士，称为“入道”。唐诗中有许多“送宫人入道”诗，就是送年老宫人出家的诗。她们止有入道，才能出宫，否则就得老死在宫中。道士又称为炼师。唐人有许多赠炼师的诗，多半是赠女道士的。
许多妇女以入道为摆脱礼教束缚，取得生活自由的手段。唐朝有许多公主都出家做女道士。著名的有睿宗李旦的两个女儿：金仙公主和玉真公主，玄宗李隆基的女儿万安公主，她们入道之后，就从宫里搬出来，住在为她们修建的豪华的宫观里，过着奢侈而放浪的生活。金仙公主和玉真公主都招集诗人文士宴会作乐，俨然像法国十七、八世纪贵族夫人主持的“沙龙”，当时许多诗人都有为这两位公主写的诗。
妇女入道也是改变阶级地位的一个办法。在宫里做公主，不能随便接见外人。做了女道士，就改变了身份，可以自由邀集门下清客了。社会阶级、家庭门第本来不高的妇女，做了女道士，就不属于她原来的阶级，因为僧道不在四民之列。这样，她们就有资格结交达官贵人。皇帝不能宣召一个平民妇女进宫去，但可以请一位有道行的女道士进宫去。
武则天本来是太宗李世民宫中的才人，被高宗李治看中了。太宗死后，高宗不能把父亲的宫嫔接收过来。他就暗示武则天出家做尼姑。这样就改变了她的前朝宫人的身份。然后把武则天召进宫去，封为昭仪。这就是宠爱了一个尼姑，不是宠爱了他父亲的宫女。
杨太真原来是玄宗第十八子寿王瑁的妃子。被玄宗看中了，就暗示她去做女道士。然后召她入宫，册为贵妃。这样就算爱上了一个女道士，不是爱上了自己的媳妇。
大约在盛唐、中唐这一段时期，女道士特别多。诗人李冶、鱼玄机都是女道士，名声也不很好。李治曾被玄宗召进宫去，不过算来她那时年纪已老，不会有什么秘史。韩愈所写的华山女，是个美丽而有口才，轰动一时的女道士，她的被“玉皇”所赏识，这件事就有些“恍惚”了。
中唐诗人韦渠牟有《步虚词》十九首，张继有《上清词》一首，都是用道家的歌曲来歌咏女道士的。韦渠牟的第三首落句云：“天高望不见，暗入白云乡。”第四首头尾四句道：“鸾影共徘徊，仙官使者催，何须生羽翼，始得上瑶台。”张继的绝句云：
紫阳宫女捧丹砂，王母今过汉帝家。
春风不肯停仙驭，却向蓬莱看杏花。
这些诗句，恐怕都是暗射女道士入宫的“恍惚”事。
韩愈《落齿》赏析
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齿。
俄然落六七，落势殊未已。
馀存皆动摇，尽落应始止。
忆初落一时，但念豁可耻。
及至落二三，始忧衰即死。
每一将落时，懔懔恒在己。
叉牙妨食物；颠倒怯漱水。
终焉舍我落，意与崩山比。
今来落既熟，见落空相似。
馀存二十馀，次第知落矣。
倘常岁一落，自足支两纪；
如其落并空，与渐亦同指。
人言齿之落，寿命理难恃，
我言生有涯，长短俱死尔。
人言齿之豁，左右惊谛视，
我言庄周云：木雁各有喜。
语讹默固好，嚼废软还美，
因歌遂成诗，时用诧妻子。
选韩愈诗者，大多选他的五、七言古诗，因为韩诗的风格突出地表现在古体诗中。但在唐人的选集中，《极玄集》、《才调集》均不选韩愈诗。《又玄集》选韩诗二首，一为《贬官潮州作》七律，一为《赠贾岛》七绝，都是属于当时一般风格的诗。可知韩愈那些风格独特的古体诗，在当时还没有被重视。因此也和他的古文一样，没有立即产生影响。
选韩愈的古诗者，取舍亦有不同。有的选其“古”，如《琴操》、《元和圣德诗》、《南山》之类，有的选其“怪”，如《陆浑山火》、《月蚀》之类。有的选其比较流利平稳，如《山石》、《雉带箭》、《秋怀诗》之类。这三种面目必须合起来看，才能认识整个韩愈的风格。
《落齿》诗从来没有人选取，也几乎没有人齿及。现在我选讲这首诗，作为“以文为诗”的一个典型例子。
这首诗完全不用一般人所熟习的诗的修辞。除了押韵和五言句这两个诗的特征之外，可以说全是散文的表现法。因此，讲这首诗一点也不费力，思想段落仍是四句一绝，我们现在把它译成散文：第一绝说：从去年开始落一个牙齿，今年又落了一个，不久便连续落了六七个，看来落势还不会停止。牙与齿虽然有一点区别，但这里是互文同义。第二绝和第三绝说：“留存着的牙齿都在动摇了，看来总要到落尽才完结，想当初落下第一个牙齿时，只觉得口中有了缺缝，怪羞人的。及至后来又落下两三个，才耽忧年寿衰老，恐怕快死了。因此，每一颗牙齿将落的时候，常觉得中心懔懔。第四绝描写将落的牙齿。歪斜颠倒，既妨碍咬嚼，又不敢用水漱口，可是它终究还是舍弃我而落下了。这时我的情绪好比崩塌了一座山似的。“叉牙”是个连绵词，歪斜旁出之意，是状词，不是名词。第五绝和第六绝叙述习惯于落齿的心理状态。近来已经对于落掉牙齿习熟了，落一个，也不过和上一个差不多，现在还留馀二十多个，也有了思想准备，知道它们会得一个一个地落掉。如果经常是每年落一个，那么还可以支持二十年。如果一下子全部落光，那么，和慢慢地落光也是一样。第七绝说：有人说，牙齿在掉了，看来生命也靠不住了。我说：人生总有一个尽头，寿长寿短，同样得死。第八绝说：有人说：牙齿落空了，左右的人看了也会吃惊。我说：庄子有山木和鸣雁的比喻，山木因不中用，故得尽其天年；雁因为能鸣，故得免于被杀，可知有才与无才，各有好处。我的牙齿落光了，说不定也是喜事。第九绝说：落了牙齿，说话多误，那么就经常缄默也好。没有牙齿，不能咬嚼，那么就专吃软的东西，也同样味美。最后两句是结束：因为歌咏落齿，就写成了这首诗，常常用它来给老妻和孩子们读读，让他们惊笑。
全诗只用了一个《庄子山木篇》里的典故，此外没有必须注释才能懂的辞句，我们演译为散文，宛然是一篇很有趣味的小品文。牙齿一颗一颗地落掉，是每一个渐入老年的人都会遇到的事。作者就利用这一件平常的事，描写他每一个阶段的思想情绪。从紧张到旷达，从忧衰惧死到乐天知命，整个过程，反映了作者对人生的态度，是从执着到自然，基本上还是老庄思想。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体会，也可以说，作者不因落齿而消沉，对人生的态度，仍然是积极的。
这样的题材；这样的表现方法，在初、盛唐诗中，确是不曾有过。因此，韩愈的诗和文，在同时代人的心目中，都被认为是一种怪诞的文学。他的门人李汉在《昌黎先生集》的序文中说：“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这是记录了当时人对韩愈的态度：始而惊讶，继而讥笑，最后便大施攻击。但韩愈并不动摇，他坚守他的原则：第一，不用陈辞滥调（“惟陈言之务去”）。第二，有独创的风格（“能自树立”）。他说：“若皆与世浮沉，不自树立，虽不为当时所怪，亦必无后世之传也。”（《答刘正夫书》）这是说：如果跟着一般人的路走，而没有独创的风格，在当时虽然不被人排斥为怪，可是也必不能流传到后世。从此也可以了解，韩愈自己很清楚地知道他的文艺创作，不是迎合当世，而是有意于影响后世的。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的创作是为将来的。
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是在复古的口号下实现革新的目的，所以他的第一个原则是“师古”，要向古圣贤人学习。学习些什么呢?他说：要学习古人的意，而不是学习古人的文辞。（“师其意，不师其辞。”）什么是古人之意呢?就是“务去陈言”和“能自树立”。他的散文，以“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师，就是学习他们的创作方法。同样，他的一部分诗，虽然当时人以为怪，其实也还是远远地继承了汉魏五古诗的传统，或者还可以迟到陶渊明。从陶渊明以后，这种素朴的说理诗几乎绝迹了三四百年，人们早已忘记了古诗的传统，因而见到韩愈这一类诗，就斥为怪体了。
韩愈《山石》赏析
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
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支子肥。
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
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
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
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
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
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
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羁。
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
魏晋南北朝，是文学发展倾向于轻浮靡丽的时期，尤其是齐、梁、陈三朝一百年间，诗文都只讲文字之美，而内容空虚，思想庸俗。诗则盛行宫体，文则堆砌骈语。经过初唐的沈佺期、宋之问，盛唐的王维、孟郊、李白、杜甫，诗的风气总算纠正过来了，但文体却还以骈语为主。开元、天宝以后，张说、贾至、李华、独孤及、元结等人，曾有志于改变文风，写作醇朴通畅的新散文，但只是个人的努力，而没有成为风气。到韩愈出来，猛力攻击近体文的陈言滥调，主张写散文要学习“三代两汉之书”，要学习孟子、荀子、司马迁、扬雄的文章。除了他自己的实践以外，他的学生李翱，皇甫湜等人也跟着写作新散文。他们的口号虽是复古，其成就却是在继承先秦、两汉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新的文体，扫荡了六朝以来浮靡骈俪的文风。因此，在文学史上，韩愈的地位，首先是一位古文运动的倡导者。
但是，在诗的领域中，韩愈也是一位唐诗的大家。他的作诗，也实践了他对散文的理论：文字要排除陈言滥调，排除隐晦诘曲。思想内容要“言之有物”。就是要求先有情感，然后作诗，不要无病呻吟。这也就是刘勰所谓要“为情造文”，而不是“为文造情”（见《文心雕龙情采》）。他把诗的语言和散文的语言统一起来，散文里用的词藻，也可以用在诗里。又把散文的语法结构和诗的语法结构统一起来，诗的句法並不需要改变散文的句法。这样，他的三百八十首诗就呈现了一种新的面目：因为不避免散文词语，他的诗里出现了许多人以为生涩、怪僻的词语；因为引进了散文的句法、篇法，他的诗就象是一篇押韵的散文。守旧的人不承认他的诗是诗，说他是“以文为诗”，但无论如何他给唐诗开创了一个新的流派。
韩愈的诗，影响了一些同时的诗人，如孟郊、贾岛、卢仝、刘叉、李贺等。这些人又各自有发展和变化，创造了各人独特的风格。但是，在韩愈死后不久，他的影响就消失了，晚唐、五代的诗文，都起了回潮。直到宋代，才有穆修、欧阳修等人起来重振古文运动，而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显然也是韩愈诗派的继承者。
宋元以来的诗论家，对韩愈的诗有极不相同的看法。《苕溪渔隐丛话》记沈括和吕惠卿二人谈诗，沈括说：“韩退之诗乃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而格不近诗。”吕惠卿说：“诗正当如是。我朝诗人以来，未有如退之者。”这两人的观点，可以代表历代评价韩诗的两派。苏东坡说：“诗之美者，莫如韩退之；然诗格之变，自退之始。”（《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七引）这句话，和沈括的观点一样。承认韩愈的诗是好的.。但是由于他们对于诗有一个固执的、保守的认识，他们从诗的面目看，终觉得韩愈是“以文为诗”。尽管“押韵”，还是文而不是诗。吕惠卿从诗的精神看，肯定诗正应当这样做，尽管用了散文的表现方法，但表现得成为诗了。
“以文为诗”，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解释，就是不用或少用形象思维，象散文一样直说的句法较多。诗的装饰成分被剥落了，就直接呈现了它的本质。本质是诗，它还是诗；本质不是诗，它才是“押韵之文”。
韩愈的诗，已经一反他以前诗人的规律，极少用形象思维了。但由于他毕竟是个诗人，他的诗有丰富的诗意，所以他还有许多很好的诗篇。《山石》是韩愈的著名作品，可以代表他的七言古诗的风格，我们现在就选讲此诗。诗题《山石》，是用全篇开始二字为题，並不是赋咏山石。
全诗二十句，一韵到底。描写他在某一天下午游山，在寺里住了一夜，次日早晨出山归家途中的所见所感。这是一首朴素简净的记游诗。开始用二句叙述游山到寺，一路上都是坚硬的山石，行走在若有若无的山路上，到寺时已是蝙蝠乱飞的黄昏时候了。接着又用二句写寺内景物。走上寺院里的客堂，坐在台阶上休息。由于连日雨水饱足，院子里的芭蕉叶都舒展得很大，栀子花也开得很丰肥。以下便写寺中和尚待客人的情况。和尚和客人闲谈，讲起佛殿里有很好的壁画，说着就取灯火照来给客人看，可是客人能见到的画面不多，因为墙壁年代古远，画面大多剥落或黝黑。于是和尚铺床拂席给客人供应晚饭。虽然饭米粗糙，仍然可以解饥。此下二句写夜晚的情况。夜深了，院子里各种昆虫的鸣声已都停止。客人静卧在床上，看见清明的月亮从山岭背后升起，立刻有亮光照进了窗户。接着用四句描写天明后出山回家的情况：这时晓雾还未消散，独自在山里走，出山又入山，上山又下山，随意走去，没有一定的道路。时时看到红的山花，绿的涧水，煞是缤纷烂漫。还有几人合抱的大松树和栎树。如果碰到溪涧，就赤脚踏石而过，这时水声激激，微风吹衣。最后就用四句感慨来结束：象这样的生活，自有乐趣，何必要被人家所拘束，不得自由自在呢?我们这两三个人，怎么能在这里游山玩永，到老不再回去呢?
韩愈在贞元八年（公元七九三年）登进士第后，一直没有官职。贞元十一年，三次上书宰相，希望任用，都没有效果。贞元十二年，在汴州，宣武节度使董晋请他去当观察推官。到贞元十五年，董晋卒，军人叛乱，韩愈逃难到徐州。徐州节度使张建封留他当节度推官。十六年夏，辞职回洛阳。这首诗就是贞元十六年秋在洛阳所作。当时他还是初任官取，已经感到处处受人拘束，因而发出了这些牢骚。结句的“归”字是“回去”之意，有人讲作“归隐”，就和“不更”二字矛盾了。
初、盛唐诗人作七言古体，往往喜欢用一些对偶句法。即使在杜甫的大篇七古中，也屡见对句。只有韩愈的七古，绝对不用对句。他只象说话一样，顺次写下去，好象不在语言文字上做雕琢功夫。这就是“以文为诗”的一个特征。但是如果把这篇游记写成散文，字句一定还要繁琐，而韩愈则把他从下午到次日清晨的这一次游览的每一段历程，选取典型事物，用最精简的字句，二句或四句，表现了出来。这就毕竟还不同于散文了。他的叙述，粗看时，好比行云流水，没有细密的组织，但你如果深入玩味，就能发现他是处处有照顾的。“无道路”呼应了上文的“行径微”。“出入高下”呼应了上文的“山石荦确”。“赤足踏涧石”呼应了上文的“新雨足”。在黄昏时看壁画，是“以火来照所见稀”；在清晨的归路上，则看见了山红涧碧和巨大的松栎。前后两个“见”字，形成对比。在一句之中，也有呼应。“蝙蝠飞”，是“黄昏”时候，“百虫绝”，所以“静卧”。只有“吾党二三子”和上文的“天明独去”似乎有些矛盾。他这次游山，恐怕是和两三个朋友结伴同行的，要不然，为什么说“嗟哉吾党二三子”呢?但如果有两三人同行，又为什么说“天明独去”呢?看来这个“独”字，不可死讲，不能讲作“独我一人”，而应该讲作“只有我们几个人”。《项羽本纪》叙述沛公兵败成皋时，“独与滕公出成皋北门”。又在鸿门宴上“脱身独去”，其实当时还有从人。这里的独字也是同样用法。
何义门（焯）在《义门读书记》中评这首诗云：“直书即目，无意求工，而文自至。一变谢家模范之迹，如画家之荆关也。”这是赞扬作者的创作方法纯用自然，不刻意做作，而达到极高的境界。宋齐时代。谢灵运、谢惠连、谢眺等一派诗人，创造了描写风景的诗，极力模山范水，在选字造句方面，终有费力的痕迹，而韩愈此诗，却如“荆关画派”的白描山水，不用色采渲染。
字句精简而朴素，思想内容直率地表现，使韩愈的七古有一种刚劲之气。施补华在《岘傭说诗》中评云：“七古盛唐以后，继少陵而霸者，唯有韩公。韩公七古，殊有雄强奇杰之气，微嫌少变化耳。”这也可以说是公论。杜甫以后，韩愈的七古，确实可以独霸诗坛。至于嫌他“少变化”，则是思维方法的问题。韩愈为人直爽，他的诗，也象他的散文一样，不喜婉转曲折，始终是依照思维逻辑进行抒写，因而篇法上就没有多大变化。
元代诗人元好问写过三十首《论诗绝句》，其中有一首是涉及《山石》的：
“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技。”
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
“有情芍药”二句是秦少游《春雨》诗中的句于。元好问以为这样的诗句，如果和韩愈的《山石》诗来比较，就知道秦少游这二句是“娘儿们”的诗。说秦少游诗是“女郎诗”，是形容它柔弱无力，反过来也就烘托出韩愈此诗的“雄强奇杰”，有丈夫气了。美学上有温柔的美和刚健的美，韩愈的七古，属于刚健的美。
篇3：韩愈诗歌的审美艺术解读
三、韩愈诗风探源
韩孟诗派作为一个特异现象出现在中唐有其特定的时代氛围，因为“好奇尚怪”在元和时期是一种相当普遍的风气。审美时尚作为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带有倾向性的文化心理与价值趋向在艺术领域的体现，自然折射着强烈的精神特征，沉淀着浓重的历史文化氛围。韩孟诗派崇尚瘦硬险怪的审美观念，从整个唐代文化史进程角度看，是随时代巨变而产生的社会心理、审美时尚的集中体现。作为韩孟诗派的核心人物，韩愈选择尚奇险，与他同时代的元缜、白居易尚平易，迥然不同，这说明除了时代原因以外，个人因素对诗歌风格的形成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韩愈天生具有争奇斗胜、不安平庸的个性，这种个性促使他在继承前辈诗人的基础上要有所创新，而创新意识是韩愈形成险怪诗派的重要原因。韩愈力图在李白、杜甫诸大家之后，发展诗的技巧，并给诗的发展开拓出新局面。赵翼曾这样解释：“李、杜之前，未有李、杜，故二公才气横恣，各开生面，遂独有千古。至昌黎时，李、杜已在前。纵极力变化，终不再辟一径。惟少陵奇险处，尚有推扩，故一眼觑定，欲从此辟山开道，自成一家。”因此，韩愈既继承了李白雄奇的浪漫主义风格，同时又继承了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艺术追求精神。
韩愈对奇情、奇景的天性爱好与一生的多次贬谪而遍览天下奇观的经历有关，而天下奇观为他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所以在他笔下常会出现嶙峋神秘的高山、荒寂无人的古刹等不平凡的景象。总之，韩愈好奇反俗的个性特征和勇于探索创新的艺术追求，促成了令人耳目一新的险怪诗风。
高度自信的自我评价对韩愈独特诗风的形成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高度自信是韩愈的主要心理特征，他在《进学解》中对自己的才、学、识、德诸方面都进行了高度的评价。然而，事实上韩愈“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跋前踬后，动辄得咎”，在任官期间又因正义之举而屡遭贬谪，甚至危及性命，面对种种不公正遭遇，韩愈内心的苦闷可想而知。“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韩愈没有把诗歌创作看成正经事，把诗歌看作“多情”之时所做的“余事”，这更能反映他真实的创作心态。因此，抒忧娱悲成为韩愈写诗的真正目的，既抒发自身遭遇的不公平，同时又娱乐自己，使诗歌成为自己苦闷时的精神寄托。
韩愈认为那些王公贵人骄横自得，是写不出什么优秀作品的，只有那些生活穷困、遭遇坎坷的下层文士，心中郁郁不平，才能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创作出抒忧娱悲的优秀作品，如屈原、李白、杜甫、陶渊明、柳宗元，他们都是怀抱一腔忠诚而屡遭陷害，在悲愤中创作出经世之作。韩愈是一个崇拜英雄而且尊重人才的优秀人物，他为这些人的不平命运而愤懑，同时又联想到自身遭遇的坎坷，因此他得出结论：“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这是韩愈继承了屈原发愤抒情的优良传统，为千百年以来许多杰出人物所遭到的不公正待遇道出不平之言，同时又肯定了屈原、李白、杜甫、陶渊明、柳宗元等人在诗歌取得的成就和人生价值，这也是韩愈高度自我评价上的间接表现。
一直没有退出仕途的韩愈在仕与隐的选择上也经历了矛盾痛苦的心理过程。以至于精神备受压抑。他曾经向往过归隐，然而韩愈是不可能退出官场的。在《秋怀》中他这样写道：“世累忽进虑，外忧遂侵诚。”天性的执著和“世累”、“外忧”使他不可能淡泊世事、逃避现实，而生活的窘迫也必须靠入仕维持家资。韩愈在《从仕》中感叹：“闲居食不足，从仕力难任。两事皆害性，一生恒苦辛。”此时的韩愈便处于一种失意的人生与压抑的心态下。作为艺术家应该是生性孤独，好深思，爱正义，慷慨豪放容易激动的人，一旦流落于萎靡与腐化的人群中间，周围尽是欺诈压迫、专制与不义，连自己的生命也受到威胁，觉得活着不过是苟延残喘，在备受奴役的缄默之下，他的伟大的心灵和悲痛定会在艺术上尽情倾诉。所以，韩愈要在诗歌上有所抗争，以表现自我价值，在创作中表现出奇险怪异的创新趋向，极力要“出俗”、“惊俗”。韩愈诗清新瘦硬，前所未有，而且重在表现一种清寒的意境，据统计，“寒”字在韩愈诗中出现了63次，其中的“苦寒”与其说是大自然的寒冷，倒不如说是诗人心灵世界中悲剧意识的反映。
综上所述，好奇反俗的个性特征形成了韩愈诗歌的创新意识，高度自信使他在仕途生涯受挫后便转向鸣不平的诗歌创作，而精神的备受压抑又促使其险怪诗派悲剧意识的产生，对其险怪诗风的创立起重要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讲，奇险怪异的诗歌艺术也是其抒忧娱悲的重要方式。
韩愈的散文
韩愈(768--824)，字退之，他的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语言鲜明简炼，新颖生动，为古文运动树立了典范。韩文风格雄健奔放，曲折自如。
韩文分论说、杂文、传记、抒情四类。他的论说文多以明儒道反佛教为主要内容，逻辑性强、观点鲜明、锋芒毕露，能体现他的文风。《师说》、《原毁》、《争臣记》是代表作。
他的小品文笔锋犀利、形式活泼，《杂说四·马说》充分体现了他的这一特点。
韩愈的传记文继承《史记》传统，叙事中刻画人物，议论、抒情妥帖巧妙。《张中丞传后叙》是公认的名篇。
他的抒情文中的《祭十二郎文》又是祭文中的千年绝调，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
韩愈是一个语言巨匠。他善于使用前人词语，又注重当代口语的提炼，得以创造出许多新的语句，其中有不少已成为成语流传至今，如“落阱下石”、“动辄得咎”、“杂乱无章”等。
篇4：解读韩愈
解读韩愈
韩愈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其写得好是真的。所以，我读韩愈其人是从读韩愈其文开始的。就连他写的奏折，也比一般为官者讲究些。于理、于情都特别动人，文字铿锵有力。他的那篇《谏迎佛骨表》，有一股不怕鬼、不信邪的凛然大气和献身精神。但是，韩愈越是肝脑涂地陈利害表忠心，宪宗就越觉得他是在抗龙颜，揭龙鳞，大逆不道。于是，大喝一声把他赶出京城，贬到八千里外的海边潮州去当地方小官。
韩愈这一贬，是他人生的一大挫折。因为这不同于一般的逆境，一般的不顺，比之李白的怀才不遇，柳永的屡试不第要严重得多。他们不过是登山无路，韩愈是已登山顶，又一下子被推到无底深渊，其心情之坏可想而知。他在过蓝关时写了那首著名的诗：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这是给前来看他的侄孙写的，其心境之冷可见一斑。但是，当他到了潮州后，发现当地的情况比他的心境还要坏。就气候水土而言这里还算富庶，但由于地处偏僻，文化落后，弊政陋习极多极重。农耕方式原始，乡村学校不兴。有钱人养奴成风。见此情景韩愈大吃一惊，同为大唐圣土，同为大唐子民，何忍遗此一隅，视而不救呢？他觉得自己的知识、能力还能为地方百姓做点事，觉得比之百姓之苦，自己的这点冤、这点苦反倒算不了什么。于是他到任之后，就如新官上任一般，连续干了四件事。一是驱除鳄鱼，大除其害。二是兴修水利，推广北方先进耕作技术。三是赎放奴婢。他下令奴婢可以工钱抵债，钱债相抵就给人自由，不抵者可用钱赎，以后不得蓄奴。四是兴办教育，请先生，建学校，甚至还“以正音为潮人诲”。当其获罪海隅，尚能心系百姓，真是难能可贵了
一个人为文不说空话，为官不说假话，为政务求实绩，这在封建时代难能可贵。应该说韩愈是言行一致的。他在政治上高举儒家旗帜，是个封建传统思想道德的维护者。传统这个东西有两面性，当它面对革命新潮时，表现出一副可憎的顽固面孔。而当它面对逆流邪说时，又表现出撼山易撼传统难的`威严。韩愈也是这样，他一方面反对王叔文的改革，一方面又对当时最尖锐的两个社会问题，即藩镇割据和佛道泛滥，深恶痛绝，坚决抨击。他亲自参加平定叛乱。到晚年时还以衰朽之身一人一马到叛军营中去劝敌投诚，其英雄气概不亚于关云长单刀赴会。他出身小户，考进士三次落第，第四次才中进士，在考官时又三次碰壁，乌纱帽得来不易，按说他该惜官如命，但是他犯上直言，被贬又继续尽其所能为民办事。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以国为任，以民为本，不违心，不费时，不浪费生命。他又倡导古文运动，领导了一场革命，他要求“文以载道”“陈言务去”，开一代先河，砍掉了骈文这个重形式求华丽的节外之枝，而直承秦汉。他既立业又立言，全面实践了儒家道德。
人生的逆境大约可分四种：一曰生活之苦，饥寒交迫；二曰心境之苦，怀才不遇；三曰事业受阻，功败垂成；四曰存亡之危，身处绝境。处逆境之心也分四种：一是心灰意冷，逆来顺受；二是怨天尤人，牢骚满腹；三是见心明志，直言疾呼；四是泰然处之，尽力有为。韩愈是处在第二、第三种逆境，而选择了后两种心态，既见心明志，著文倡道，又脚踏实地，尽力去为。只这一点他比屈原、李白就要多一层高明，没有只停留在蜀道叹难、江畔沉吟上。他不辞海隅之小，不求其功之显，只是奉献于民，求成于心。
一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当他与百姓利益，与社会进步连在一起时就价值无穷，就被社会所承认。于是，我心中也渐渐泛起这样的四句诗：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八月为民兴四利，一片江山尽姓韩。
篇5：韩愈《师说》解读
韩愈《师说》解读
韩愈，人称韩文公，乃唐宋八大家之首，他的《师说》大家应该是很熟悉的。
要理解解读高二语文上册韩愈的《师说》的思想内容，除了需要依据全篇的内容，还必须联系作品的社会背景、作者生平经历等情境。这样解读《师说》，其结尾就不仅仅是附记性质的文字，文章的思想内容就不单是论述了从师学习的必要性和原则，批判了当时社会上“耻学于师”的陋习。韩愈为什么要作《师说》，从表面看结尾从写作缘起作了解答，是为了赞许李蟠“能行古道”。具体分析应该是两个方面：一是“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一是“不拘于时，学于余”。为什么李蟠能做到以上两条，就值得韩愈为他写篇文章赠送?正因为李蟠以他自己的求学经历实践了韩愈古文运动的思想，成了触动韩愈针对现实发表议论的一个契机。
语境一：不顾流俗，奖励后学
“不拘于时”，所谓“时”，就是时俗，指当时耻于从师的社会风气。所谓“古道”，则是指古代尊师重道的风尚。唐代，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仍有沿袭。贵族子弟都入弘文馆、崇文馆和国子学。当时上层士族的子弟，不管品德智能高低，凭着高贵的门第，生来就是统治者，他们不需要学习，也看不起老师，他们尊“家法”而鄙从师。到了韩愈所处的中唐时代，这种风气仍然存在，上层“士大夫之族”自己不从师学习，也反对像韩愈那样公然为人师之人，还对别人的从师学习“群聚而笑之”。时任国子监四门博士的韩愈对上层“士大夫之族”的恶劣风气深恶痛绝。他在《重答李翊书》中说：“言辞之不酬，礼貌之不答，虽孔子不得行于互乡，宜乎余之不为也。苟来者，吾斯进之而已矣，乌待其礼逾而情过乎?”为了“广圣人之道”，他以热情的、有礼貌的态度对待向他请教的青年，他认为这并不是什么“礼逾”和“情过”的问题。当时向他请教的青年后学愈来愈多，他对青年们非常热情，奖励和指示有加。这是魏晋以后所没有的现象，当然地引起人们的奇怪以至纷纷议论和责难。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狂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方辞。愈以是得狂名。”当然，这里的“师”，并非教孩子写字和断句的学塾老师。韩愈说：“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真道解其惑者也。”所谓“师”，是指学业上事业上已有所成就的掌握“道”的人。有了疑惑，向人请教，这本是很正常的事，但当时却有一部分人以从师为耻，把当老师的人视为“狂人”。当时社会上出现这等怪事，韩愈又要甘冒狂名，抗颜为师，奖励投书请益的青年后学李蟠等。《师说》结尾说这是为了一个“好古文”“能行古道”、跟他学习的青年而作的，实际上他是借此对那些诽谤者来一个公开的答复和严正的驳斥。
在这篇文章的开篇，就是“古之学者必有师”“人非生而知之者”，严正批驳了上层“士大夫之族”宣扬的血统论和先验论，明确指出从师学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突破了一般人对教师职责认识的局限，把教师的职责从“授之书而习其句读”，扩大到“传道授业解惑”，打破传统师法森严的壁垒，把教师弟子的关系社会化了，提出崭新的、进步的“师道”思想：人人都可以为师，只要具有那样的能力;师和弟子的关系是平等的相对的，弟子可以为师，师也可以为弟子，不过是因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缘故，即能者为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接着，他论及当时社会上各种“耻学从师”的现象，慨叹古来的“师道”久已失传。现在一般人，既不能“无惑”，又“耻学于师”，所以越来越愚蠢。然后列举事例，论证这种“耻学于师”的风气实在是愚蠢而奇怪的。他说有一种人，即士大夫，对于儿子，则“择师而教之”，但对于自己，则耻师焉。这说明他们的不明智。又有一种现象，广大的各行各业的人，即“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以彼此相师为耻;而“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其理由，无非是年龄、地位之类，这又证明了他们的智慧反而在他们所瞧不起的巫医等等之下，这不是很奇怪吗?“士大夫之族”所崇拜的“圣人”没有一定的师，孔子的师有郯子、苌弘等，这些人都“不及孔子”。而且孔子还说过“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作者反复申述了师的重要性。
《师说》严正地驳斥了那些愚蠢的诽谤者。再联系当时的特殊社会背景情境进行分析，我们从中就可看出韩愈反对流俗的巨大勇气和坚持真理的可贵精神，也就更能明白他为什么会招致那么多顽固的“士大夫之族”的反对，遭到当权者的排挤，以至“居长安，烦不暇熟，又挈之而东，如是者数矣”(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士大夫之族”耻师轻道荒唐可笑。李蟠能不受时俗的限制，不管对方的身份地位，这与作者在首段中提出的“师道”主张是一致的'。作者赞许的正是李蟠的这种“师道”精神，“学于余”也不说明自己值得李蟠去学，其实是“学于道”，因为作者已说明“闻道”在先、“术业有专攻”而已。
语境二：复兴儒学，阐发“道”义
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使盛唐时代强大繁荣、昂扬阔大的气象一去不返，代之而起的，是藩镇割据、佛老蕃滋、宦官专权、民贫政乱以及吏治日坏、士风浮薄等一系列问题，整个社会已处于一种表面稳定实则动荡不安的危险状态。面对严峻的局面，一部分士人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慨然奋起，思欲变革，以期王朝中兴。与强烈的中兴愿望相伴而来的，是复兴儒学的思潮。韩愈、柳宗元将复兴儒学思潮推向高峰。韩愈最突出的主张是重新建立儒家的道统，越过西汉以后的经学而复归孔、孟。韩愈由于幼年的家庭教养和天宝以来复古主义思潮的影响，从青年时代起，就以孔孟之道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自居，声言“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而万万无恨”(《与孟尚书书》)。当然，韩愈弘扬儒家道统的基本着眼点在于“适于时，救其弊”(《进士策问》其二)，解救现实危难。在韩愈看来，当时最大的现实危难是藩镇割据和作为儒家思想的对立面的佛老蕃滋。围绕这一核心，韩愈撰写了以“原道”为代表的大量政治论文，明君臣之义，严华夷之防，对藩镇尤其是佛老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抨击。
韩愈推崇儒学，力排佛老。而当时耻于从师的社会风气的出现，是受了佛教的影响。佛教自汉代传入，至唐代盛极一时。据皮日休《文薮·十原系述·原化》记载，当时人们对西域来的佛教徒“举族生敬，尽财施济”“慕其风蹈其者，若百川荡不可止”，可见佛教流行的盛况。佛教主张与儒家教条是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因而信仰佛教愈深，背离儒教愈远。佛教既广为人们信仰，那“有言圣人之化者，则比户以为嗤”的社会现象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师道的被毁，也就成为事之必然了。佛教得宠而向儒教挑战，儒教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于是儒教之中坚出而排佛，韩愈就是代表之一。联系这些言语情景进行分析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师说》第三段所举历史名人对象，是当时备受尊崇的圣人孔子，作为论证就有极大的说服力，也足见作者另意所在。所举事情“圣人无常师”“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既说明了从师学习的必要性，也说明了从师学习的原则，而且为第二段“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提供了佐证。
韩愈认为教师的职责是“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道”，主要是儒家思想、孔孟之道，是封建的伦理道德制度。“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原道》)“业”就是承载这一思想的儒家的经典著作。“惑”就是学习这些著作时碰到的疑难问题。“传道”“师道”的目的是维护和巩固当时的封建秩序。《汉书·儒林传》说：“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正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李蟠“六艺经传皆通习之”“能行古道”，其实就是在传承儒道，弘扬儒家思想，当然就更值得称道了。何况，李蟠的“通习”，也与“今之众人”的“耻学”和“童子”的“小学而大遗”形成了明显的对比。“耻学”是糊涂的，“小学”是不明智的，应该反复学习研读的是“六艺经传”，是儒家的经典，是“道”的载体。无疑，从语境角度解读《师说》的重点和难点之一是把“传道”“师道”“能行古道”等等“道”义作为理解的重点。准确把握“道”的实际内涵是“儒家思想”，要从“传道”的角度去认识韩愈反对流俗见解的巨大勇气和斗争精神。可以说作《师说》是韩愈为了维护儒家的道统，抵制由佛教影响造成的耻于从师的社会风气所作的一次努力。
语境三：文以明道，提倡古文运动
唐代的古文运动崇儒复古，提倡散体，为唐代散文革除六朝骈文旧习作出了很大贡献。作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韩愈以他反对流俗的巨大勇气和优秀的古文创作，为该运动的后继者树立了学习的榜样。《师说》正是这样一篇具有进步意义和解放精神的文章。
由儒学复兴和政治改革所触发，以复古为新变的文体文风改革的核心是“文以明道”。这一主张与现实政治紧相关联，也成为宣传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理论依据。“明道”是为文的目的，“为文”只是明道的手段。韩愈一再说自己“修其辞以明其道”(《争臣论》)，“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
拓展阅读：韩愈名字的来历
韩文公名愈字退之，说起这名和字，倒有一段佳话。
韩愈父母早亡，从小就由哥嫂抚养。转眼到了入学的龄，嫂嫂郑氏一心想给弟弟起个又美又雅的学名，这天，郑氏翻开书年，左挑一个字嫌不好，右拣一个字嫌太俗，挑来拣去，过了半个时辰，还没有给弟弟选定一个合意的学名。韩愈站在一旁观看，见嫂嫂为他起名作难，便问：“嫂嫂，你要给我起个什么名呢?”郑氏道：你大哥名会，二弟名介，会、介都是人字作头，象征他们都要做人去群之首，会乃聚集，介乃耿直，其含义都很不错，三弟的学名，也须找个人字作头，含义更要讲究的才好，韩愈听后，立即说到：“嫂嫂，你不必在翻字书了，这人字作头的‘愈’字最佳了，我就叫韩愈好了。”郑氏一听，忙将字书合上，问弟弟道：“愈字有何佳意?”韩愈道“愈，超越也。我长大以后，一定要做一番大事，前超古人，后无来者，决不当平庸之辈。”嫂嫂听后，拍手叫绝：“好!好!你真会起名，好一个‘愈’字吆!”
韩愈怎么会给自己起出一个这样又美又雅的名呢?原来他自幼聪慧，饱读经书，从三岁起就开始识文，每日可记数千言，不到七岁，就读完了诸子之著。那超凡的天赋和文化素养，使他早早就抱定了远大志向，这个“愈”字，正是他少年胸怀表露。
他长到十九岁时，已经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勃勃少年。这年恰逢皇科开选，郑氏为他打点行装，送他进京去应试。
到京城后，他自持才高，以为入场便可得中，从未把同伴搁在眼里。结果别人考中乐，他却名落孙山。后来，他在京中一连住了几年，连续考了四次，最后才算中了第十三名。之后，又一连经过三次殿试，也没得到一官半职。
由于银钱早已花尽，他由京都移居洛阳去找友人求助。在洛阳，友人穿针引线，他与才貌双全的卢氏小姐订了婚。卢小姐的父亲是河南府法曹参军，甚有尊望，韩愈就住在他家，准备择定吉日与卢小姐完婚。
卢小姐天性活泼，为人坦率，一方面敬慕韩郎的才华，一方面又对韩郎那自傲之情有所担忧，她曾多次思忖，要使郎君日后有所做为，现在就应当规劝他一下，可是如何规劝他呢?
这天晚饭后，花前月下，二人闲聊诗文。畅谈中，韩愈提起这几年在求官途中的失意之事，卢小姐和颜悦色地说道：“相公不必再为此事叹忧，科场失意乃长有之事。家父对我总是夸你学识渊博，为人诚挚。我想你将来一定会有作为的，只是这科场屡挫，必有自己的不足之处，眼下当找出这个缘由才是。”韩愈听后，频频点头，心中暗道：卢小姐果有见她，接着说道：“小姐讲的甚是有理，俗话说自已瞧不见自已脸上的黑，请小姐赐教。”卢小姐一听，“嗤”地笑出声来，说道：“你真是个聪明人啊!”随即展纸挥笔，写道：
人求言实，火求心虚，
欲成大器，必先退之。
韩愈捧赠言，一阵沉思：此乃小姐肮腑之语啊!自古道骄兵必败，自已身上缺少的正是谦虚之情，这个“愈”字便是证据。于是，他立即选用卢小姐赠言中的最后两个字：退之，给自已起了人个新名字。
篇6：艺术与审美心得体会
常言说得好：日久见人心，实践出真知。第一次接触李超香校长，觉得温柔善良，其它并没特殊之处。今天听了他的报告，看了他的展示后才深深体会到“腹有诗书气自华”的真正含义。
以前，看到美丽的窗花，迷人的剪纸，总觉得那么神秘，总想去探究却觉得无从下手。今天，听了李超香校长的报告，看了他的展示，顿觉得豁然开朗，让我深深地体会到：要剪出美丽的窗花，就要有美术功底，会写会画;要达到熟能生巧的境地，就要静下心来构思、领会，多动手练习;要想剪出有滋有味、寓意深刻的剪纸，需要心中有物，心中有爱，只有把爱深深地融入到事物当中，才能剪出栩栩如生的画面。
总之，通过这次培训，我知道了应该怎样进行美术教学——临摩、创造;怎样培养学生——静、爱;学会了剪纸——对称的与不对称的;认识了李校长——是一个心中充满爱、有真才实学的人!总之，收获很多很多!
篇7：艺术与审美心得体会
古筝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乐器之一。据历史记载，我国秦朝是将其作为宫廷的主要演奏乐器，可见其社会地位在当时之高上。历经几千年流传的中国古筝文化，为何有如此大的魅力?如今，全国上下乃至海内外，无论专业或业余的学习者，以成千上万人计数。作者从艺术的角度出发，探讨古筝艺术的审美体现。
一、审美在本文中的内涵
审美是一项综合的实践活动。著名教育家、美学家赵宋光先生在《论美育的功能》中对审美概念的定义是“对于美的形式的愉悦感受，或对于丑的形式的抵制应答”，目的是“从精神产品中收取审美意识的传达”。通过不同的审美，人们对审美对象产生美感，传递和接受审美的意识，起到美育的作用。古筝艺术在历史的发展中，存在最多、流传最广的是音乐文化，因此，本文涉及的审美主要是音乐方面，特指音乐审美。
1.音乐审美的价值
音乐具有独特的形态结构，也有它特别的审美价值。音乐审美实践中，价值对人审美心理结构、形成心理定势、培养审美能力都有相当的作用。音乐审美的价值由形态美、情态美、意态美、风格美、审美心理结构的构建、审美能力的培育几部分组成。音乐的各种价值只有与审美价值交融，联成有机的整体，才真正体现属于自身的价值，因此，进行音乐审美，了解音乐审美的价值是不可缺少的环节。
2.音乐的价值在人类生产与创造中的体现
我们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人类三项最基本的历史活动：物质生产、精神生产、人的生产力为出发点[1]进一步考察发现，音乐具有健康价值、道德价值、智力价值等。音乐作为人类发展的重要伙伴，对人的本质、心理和发展都有重大的作用，音乐审美，使人的素质得到不断提高与更新，对人类全面、自由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古筝演奏的审美
古筝的演奏包含了形态美、情态美、意态美几个方面。
形态美，由演奏者演奏的音乐包含了音乐各种元素构成的音响动态结构，体现了演奏者创造力、独创性的结构，体现了独立的审美价值。首先古筝的演奏是动态的，演奏者的形体、临场表演的形象给人视觉的美感。第二，古筝音乐旋律的千姿百态、丰富的演奏技巧、各种节奏的律动，音色的变化以及各种舞台效果组合起来的均衡、匀称、对比、变化、和谐、统一的自然美，满足人们听觉审美的需要。例如王建民的《幻想曲》，通过敲击琴弦、琴板等多种现代的演奏技巧与转调的形式，制造游离、梦幻多变的音响效果，让人犹如置身梦境，心灵受到音乐的洗涤。王昌元的《战台风》则通过各种快速的节拍和节奏、和声以及强弱的对比，制造台风到来的气势和人们抗击台风的情节，更是令人身临其境。古曲《将军令》通过一串密集的重复音，加上多种指法结合的变奏，描写出古代将军沙场点兵，战场上奋勇杀敌的情节。第三、演奏者发挥自身的创造力和想象力，通过演奏，把乐谱还原成音乐，包含了很多创作的体验，是幻想力和抽象力的充分展示。如筝曲《渔舟唱晚》，演奏者把夕阳西下，风平浪静，江水荡漾，人们打渔回归热闹的场景做动态与静态的对比，缔造出“唱晚”的场景。人们从音乐节奏的快慢对比之中仿佛看到了这幅美丽的图画，因此感受获得审美的愉悦。学者汉斯立克指出：“优美悦耳的音响之间的巧妙关系，它们之间的协调与对抗、追逐与遇合、飞跃与消逝……这些东西以自由的形式呈现在我们直观的心灵面前，并且使我们感到美的愉快”。[2]张前主编的《音乐美学教程》中也提到：“音乐美的听觉感性样式是不可替代的，人的听觉审美需要心理、生理历史积淀的必然结果，这种需要只有美的音乐才能满足。”
情态美，理论上指的是作曲家寄托于形态美中的各种情感和思绪。在古筝的演奏中，情态美大体表现为三个特征，最早体现的一个是自然的情态美，其次是不同程度的情态细腻的表达方式。还有一个是不同情态的对比、交结的变化，以及呈现的音乐立体感。例如在演奏各个地方传统流派的古筝曲，出现了同一曲目、流派不同曲谱内容不同，像《高山流水》《昭君怨》《出水莲》《大八板》《将军令》等。演奏者把代表不同地方音乐特色的风格准确地演绎出来，充分体现了音乐自然的情态美。例如，分别由两位古筝演奏家演奏《高山流水》。项斯华演奏的《高山流水》，表达了浙江音乐端庄典雅，清新秀丽的特色，高自成演奏的《高山流水》则体现了热情洋溢、气势磅礴的山东音乐特色。我们在聆听由古筝名家周望演奏、周延甲创作的《秦桑曲》，体会到更多的是思而不哀，悲而不怨，是细腻情感的交集，满腔热情又催人泪下。乐曲表达的不仅是细腻的情感，还带出了情感的对比、深入的变化，引起听者的共鸣，把情态美表现得淋漓尽致。
意态美，是组成音乐审美价值中特别的一部分。古筝的意态美往往使人获得精神的超越，能够起到净化人的心灵的作用。这也是古筝演奏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审美教育起到特别的作用。蕴藏于音乐当中深层的意境、意韵、意味，都是能够使审美的主体获得精神上的超越，人性的回归，有着特别的价值。例如古筝名家饶宁新演奏的《出水莲》，通过饶先生丰富多彩的即兴演奏变化的音乐融合汉乐本身清雅脱俗之韵味，尤其运用左手揉、吟、滑、按等技术，将音乐与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品质紧密联结，弹出独创一格的味道，更将莲花的高贵品质刻画得入木三分，令人回味无穷，在音乐的精神上得以满足。一首《禅院钟声》也是饶先生亲自将家喻户晓的广东音乐改编为古筝乐曲，使得流传多年的粤乐曲在他手上弹出了如泣如诉，感人肺腑，弹出心怀大志，不屑与小人斗争的宽广胸怀，使人的心境升华到完美的境界。而广为流传的《高山流水》，世人都熟悉它寄予知音的寓意。还有周煜国创作的筝曲《乡韵》，抹不去的是对家乡、对亲人深深地思念之情。
三、古筝流派的审美
古筝的音乐历经积淀，在我国各地区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方筝曲，形成传统的流派，具有风格美。古筝的流派大体可以归纳为南、北两大派系。在南、北派中又有不同风格的小派系。北派以河南、山东以及秦地音乐为代表，南派以广东为代表，江浙的古筝独树一格。广东地区以流传于客家的汉乐筝和潮州地区的潮州筝尤为突出，而以广东音乐演奏的筝曲也是相当多的。不同地方，不同流派，不同师承的筝曲，体现了特定时期和地区人们不同的审美意识，体现了人们不同的审美理想与创造追求，人们的趣味和格调，体现了音乐的创造与传承。风格各异又丰富多彩的筝曲，显示了不同地区人们的性格、心理特点和民族文化传统。北派系的筝曲，如《河南八板》《汉江韵》《闹元宵》《姜女泪》《丰收锣鼓》《百花引》《庆丰年》等，常以高亢磅礴的气势开头，曲调明亮，起伏跌宕，充分显示了北方人热情爽朗，性情刚烈的特点。南派系的筝曲，如《蕉窗夜雨》《杜宇魂》《西厢词》《崖山哀》《寒鸦戏水》《柳青娘》《浪淘沙》等，则以清新细腻，秀丽典雅的韵味，展示了南方人温文尔雅、含蓄内敛的性格。在抒发意境上，北方曲调悲情真切，真情热切，表达一种正直、刚强的个性;南方的曲调多诗情画意，写景抒情，纵有悲伤也是愁思绵绵，以浪漫斯文为突出。
四、古筝艺术的审美对当今社会的功效
古筝艺术的形态美、情态美、意态美、风格美为各个阶层的人们构建了独立的审美价值，起到审美教育的效果。因此，笔者认为古筝艺术对当今社会有以下功效：
1.古筝艺术的形态美扩大了审美主体的思维发展空间，提高了审美主体的想象能力和逻辑能力，对当今人们审美能力的提高起到牵引入门的作用。
2.古筝艺术的情态美促进了审美主体的心灵沟通，为不同人们的内心世界产生共鸣提供良好的环境，对心灵沟通搭建了桥梁。人们可以交流不同音乐的情感，同时释放自身的情感，有利于打破现代人们对外界的隔离和堤防，增进人们的友谊，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谐。
3.古筝艺术的意态美使人们获得精神上的超越，净化了人们的心灵，使得人们在面对社会，面对自身与同伴更真实，更自然，提高了自身的素养，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4.古筝艺术的风格美给广泛的审美个体带来多样的选择，从艺术的角度塑造了人的个性，为社会的发展起到创新的作用。
篇8：浅谈艺术的审美论文
浅谈艺术的审美论文
【摘要】
艺术是现实生活中的审美艺术，是生活的美化、生活的充实、生活的发展、生活的创造等。生活之美是艺术审美的本质，是艺术审美的主色调，是艺术审美的基本要求。艺术审美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使得艺术审美一定散发出光彩的光芒。
【关键词】
艺术;审美;现实生活;艺术形象;艺术特征
车尔尼雪夫斯基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提出了“美是生活”的著名美学理论，与艺术的审美观点不谋而合。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人感觉有趣的事情中是有一般性的，人们感觉世界上最有趣的事情是生活。第一是人们意愿、人们喜欢的这种生活：第二是任何一种生活都是活着比死去要好。活着的在本质上都是恐惧死亡的;恐惧如果不存在了，而活着就是死亡。只有这样，才能定义：美才是生活。
一、什么是艺术与审美
艺术是一种社会性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创造性的审美对象的精神意识。它是一种生产性、客观的、有目的性的社会实践;它是一种精神意识，是再现与表现的和谐统一，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并且具有能动反作用性和一定的意识形态性的。它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意识。它是创造审美对象和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的特有目的性。它是一种通过艺术创作实践，来把现实生活中的自然加工和提取集中表现在艺术作品中的审美特性。艺术的审美是人类创造的，是人类审美实践的结晶，是现实生活的经典总结，等等。所以它比现实生活中的美更突出、更准确。艺术的审美具有鲜明的形象性，它不仅要反映社会和自然中的美，还要显示艺术家自我内心的火花。艺术的审美源于生活之中，但是它又不等同于生活，它是艺术家内心的独特创造，是具有一定社会内容的感性思维。
二、艺术的基本特征
主体性、形象性和审美性是艺术的基本特征。主体性是艺术的基本特征之一。艺术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物，艺术生产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它决定了在艺术生产中必然具有主体性特征。艺术运用生动的形象反映客观社会生活，但是这种具体反映绝不是单纯照搬照抄，它是融入了创作者主观欣赏的思想情感和创作特征，并体现出十分详细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它作为艺术的基本特征之一，主要体现在艺术生产活动中的全过程，即艺术的创作、艺术的作品和艺术的欣赏。
形象性是艺术的基本特征之一。哲学和社会科学都是以抽象的、概念的形式来反映客观世界的。文学和艺术都是以具体的、生动的艺术形象反映社会现实和表达艺术家的思想情感。各种艺术类别，都是因为它们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具有各自不同的特征，比如绘画、雕塑等艺术形象，大众可以通过感官直接感受到。而音乐、文学等艺术形象，大众必须通过音响、语言文字等媒介才能感受到。不管怎样，艺术不能没有形象，艺术的形象必须是客观和主观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审美性是艺术的基本特征之一。在艺术生产中，任何艺术作品都必须具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必须是人类活动生产的作品，即功能性;第二，必须具有审美价值，即审美性。这两点，才能使艺术作品和其他一切非艺术作品分开。艺术的审美性是人类审美意识的表现，是真、善、美的结晶，是内容与形式的和谐。
三、艺术与现实生活的关系
(一)艺术是现实生活的反映
根据对现实生活反映方式的不同，艺术作品可以分为两类：再现性艺术作品，如写实的绘画、雕塑等，直接呈现了客观事物的形貌色彩。再现性艺术作品是人们在生活中有了情感，又把情感还原为社会生活中的客观事物表现出来：表现性艺术作品，如音乐等。表现性艺术作品是人们在生活中有了感情，不是直接还原为事物的形貌色彩，而是表现为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感情。
以上两类艺术作品的前提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有了思想感情。没有现实生活就没有思想感情，也就没有再现性和表现性艺术作品。所以一切艺术作品都是现实生活中的反映。
(二)艺术反作用于现实生活
1.优秀的艺术作品能促进现实生活的发展2粗劣的艺术作品则阻碍现实生活的发展
四、艺术形象的特征
艺术形象是能够正确地反应客观社会生活的载体，是通过主观审美与客观审美的相互融合，并主动创造的艺术效果。艺术形象的基本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个性与共性的.统一、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个性与共性的统一是艺术形象的基本特性。艺术形象应该是个别的、特殊的、具体的、历史的等，它应具备独特的个性，又要具有一定的概括性，还要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能体现出一定范围的共性。用艺术形象的方式反映客观世界，就应体现出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在特殊性中展现一般性，以个别表现特殊，只有这样，成功的艺术形象才能集个性与共性的和谐、统一。
艺术形象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艺术形象以具体的形态反作用于欣赏者的视觉。在创作和欣赏的过程中，是感性到理性和理性到感性的统一，也正是理性认识才能变现艺术的意义和具备深刻认知性。
艺术形象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艺术形象客观地反映社会的生活、自然的心灵、情感的融合。艺术形象的情感一方面来源于作品描绘的形象，另一方面源于艺术家主观情感的投入。艺术家在进行艺术创造时，往往把客观的背景事物作为作者的感情载体来表现。艺术形象是客观事物的重现，又是艺术家的感情寄托，所以它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
五、审美的本质
审美是感受或领悟客观事物的现象本质所呈现的美。它是人在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中与客观事物的现象发生建构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现实生活的美是艺术家审美认识的根源。事物只有以其形象真实的方面表现出其本质的内涵，只有以其形象的个性显示出其种类的普通。这种现象、这种具体、这种形象必须是非常突出、明确、震撼，它才是美的并具有审美本质的。
审美本质的理解在于对客观事物存在的现实世界的审美反映和艺术创造。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宗教伦理关系的道德比较。艺术的审美对象包括宇宙、人生、自然科学等。它在艺术创作中经常以艺术审美的方式来表现，审美的本质是艺术对象的本质属性，是人与社会现实生活的价值需求，它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下的价值理解，或以审美的方式来表现。
结语
艺术的审美必须符合道德要求、必须包含道德内容才能引起美感，是美与善的统一、文与质的统一。“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即“和”的审美标准。艺术包含的感情是一种节制、有限度的情感，符合“礼之用，和为贵”的审美情感，“中和之美”是美的最高境界。一切艺术的美，以至于人格的美，都趋向于玉的美，内部有光泽，含蓄而光彩，这种光彩是极其绚烂而又极其平静的。
参考文献：
[1]李砚祖，工艺美术概论[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0.
[2]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与美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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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玉花，王树良，艺术概论[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
[5]凌继尧.艺术设计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篇9：解读诗歌
解读诗歌
所谓好时代，除了经济社会的大发展。文艺、诗歌也是一个春天季节，定会百花齐放。很多人质疑，诗歌是忧伤的代名词，其实笔者一点不苟同这种观点，忧伤本身是一种悲悯，也是一种灵魂的`感激之意。“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
这是一种诗歌的美，也是一种心灵的呼唤与期待。生活再慢慢离我们远去之时，很多美好的东西，就需要用文字和艺术来表达。没有诗歌，这些心灵中美好的东西，我们无法能够看到。于是，诗歌来了，艺术来了，这种是诗人们的大美情怀。
然而，这种抒发情怀的群体里，诗歌都受到了歧视，想一想，我们的生活中，和谐之美，追逐之美，幸福之美，凸显出的距离，无非就是一种呼唤，没有一种文化的底蕴，又将如何来落实好诗歌的特殊使命。
理想是我们人生的坐标，追寻是生活的使命。没有一种内心迸发的激情，理想又将如何实现？没有一种社会进步的责任感，诗歌又会如何来璀璨夺目？
篇10：韩愈诗歌赏析
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
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支子肥。
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
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
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
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
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
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
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羁。
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
魏晋南北朝，是文学发展倾向于轻浮靡丽的时期，尤其是齐、梁、陈三朝一百年间，诗文都只讲文字之美，而内容空虚，思想庸俗。诗则盛行宫体，文则堆砌骈语。经过初唐的沈佺期、宋之问，盛唐的王维、孟郊、李白、杜甫，诗的风气总算纠正过来了，但文体却还以骈语为主。开元、天宝以后，张说、贾至、李华、独孤及、元结等人，曾有志于改变文风，写作醇朴通畅的新散文，但只是个人的努力，而没有成为风气。到韩愈出来，猛力攻击近体文的陈言滥调，主张写散文要学习“三代两汉之书”，要学习孟子、荀子、司马迁、扬雄的文章。除了他自己的实践以外，他的学生李翱，皇甫湜等人也跟着写作新散文。他们的口号虽是复古，其成就却是在继承先秦、两汉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新的文体，扫荡了六朝以来浮靡骈俪的文风。因此，在文学史上，韩愈的地位，首先是一位古文运动的倡导者。
但是，在诗的领域中，韩愈也是一位唐诗的大家。他的作诗，也实践了他对散文的理论：文字要排除陈言滥调，排除隐晦诘曲。思想内容要“言之有物”。就是要求先有情感，然后作诗，不要无病呻吟。这也就是刘勰所谓要“为情造文”，而不是“为文造情”（见《文心雕龙情采》）。他把诗的语言和散文的语言统一起来，散文里用的词藻，也可以用在诗里。又把散文的语法结构和诗的语法结构统一起来，诗的句法並不需要改变散文的句法。这样，他的三百八十首诗就呈现了一种新的面目：因为不避免散文词语，他的诗里出现了许多人以为生涩、怪僻的词语；因为引进了散文的句法、篇法，他的诗就象是一篇押韵的散文。守旧的人不承认他的诗是诗，说他是“以文为诗”，但无论如何他给唐诗开创了一个新的流派。
韩愈的诗，影响了一些同时的诗人，如孟郊、贾岛、卢仝、刘叉、李贺等。这些人又各自有发展和变化，创造了各人独特的风格。但是，在韩愈死后不久，他的影响就消失了，晚唐、五代的诗文，都起了回潮。直到宋代，才有穆修、欧阳修等人起来重振古文运动，而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显然也是韩愈诗派的继承者。
宋元以来的诗论家，对韩愈的诗有极不相同的看法。《苕溪渔隐丛话》记沈括和吕惠卿二人谈诗，沈括说：“韩退之诗乃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而格不近诗。”吕惠卿说：“诗正当如是。我朝诗人以来，未有如退之者。”这两人的观点，可以代表历代评价韩诗的两派。苏东坡说：“诗之美者，莫如韩退之；然诗格之变，自退之始。”（《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七引）这句话，和沈括的观点一样。承认韩愈的诗是好的。但是由于他们对于诗有一个固执的、保守的认识，他们从诗的面目看，终觉得韩愈是“以文为诗”。尽管“押韵”，还是文而不是诗。吕惠卿从诗的精神看，肯定诗正应当这样做，尽管用了散文的表现方法，但表现得成为诗了。
“以文为诗”，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解释，就是不用或少用形象思维，象散文一样直说的句法较多。诗的装饰成分被剥落了，就直接呈现了它的本质。本质是诗，它还是诗；本质不是诗，它才是“押韵之文”。
韩愈的诗，已经一反他以前诗人的规律，极少用形象思维了。但由于他毕竟是个诗人，他的诗有丰富的诗意，所以他还有许多很好的诗篇。《山石》是韩愈的著名作品，可以代表他的七言古诗的风格，我们现在就选讲此诗。诗题《山石》，是用全篇开始二字为题，並不是赋咏山石。
全诗二十句，一韵到底。描写他在某一天下午游山，在寺里住了一夜，次日早晨出山归家途中的所见所感。这是一首朴素简净的记游诗。开始用二句叙述游山到寺，一路上都是坚硬的山石，行走在若有若无的山路上，到寺时已是蝙蝠乱飞的黄昏时候了。接着又用二句写寺内景物。走上寺院里的客堂，坐在台阶上休息。由于连日雨水饱足，院子里的芭蕉叶都舒展得很大，栀子花也开得很丰肥。以下便写寺中和尚待客人的情况。和尚和客人闲谈，讲起佛殿里有很好的壁画，说着就取灯火照来给客人看，可是客人能见到的画面不多，因为墙壁年代古远，画面大多剥落或黝黑。于是和尚铺床拂席给客人供应晚饭。虽然饭米粗糙，仍然可以解饥。此下二句写夜晚的情况。夜深了，院子里各种昆虫的鸣声已都停止。客人静卧在床上，看见清明的月亮从山岭背后升起，立刻有亮光照进了窗户。接着用四句描写天明后出山回家的情况：这时晓雾还未消散，独自在山里走，出山又入山，上山又下山，随意走去，没有一定的道路。时时看到红的山花，绿的涧水，煞是缤纷烂漫。还有几人合抱的大松树和栎树。如果碰到溪涧，就赤脚踏石而过，这时水声激激，微风吹衣。最后就用四句感慨来结束：象这样的生活，自有乐趣，何必要被人家所拘束，不得自由自在呢?我们这两三个人，怎么能在这里游山玩永，到老不再回去呢?
韩愈在贞元八年（公元七九三年）登进士第后，一直没有官职。贞元十一年，三次上书宰相，希望任用，都没有效果。贞元十二年，在汴州，宣武节度使董晋请他去当观察推官。到贞元十五年，董晋卒，军人叛乱，韩愈逃难到徐州。徐州节度使张建封留他当节度推官。十六年夏，辞职回洛阳。这首诗就是贞元十六年秋在洛阳所作。当时他还是初任官取，已经感到处处受人拘束，因而发出了这些牢骚。结句的“归”字是“回去”之意，有人讲作“归隐”，就和“不更”二字矛盾了。
初、盛唐诗人作七言古体，往往喜欢用一些对偶句法。即使在杜甫的大篇七古中，也屡见对句。只有韩愈的七古，绝对不用对句。他只象说话一样，顺次写下去，好象不在语言文字上做雕琢功夫。这就是“以文为诗”的一个特征。但是如果把这篇游记写成散文，字句一定还要繁琐，而韩愈则把他从下午到次日清晨的这一次游览的每一段历程，选取典型事物，用最精简的字句，二句或四句，表现了出来。这就毕竟还不同于散文了。他的叙述，粗看时，好比行云流水，没有细密的组织，但你如果深入玩味，就能发现他是处处有照顾的。“无道路”呼应了上文的“行径微”。“出入高下”呼应了上文的“山石荦确”。“赤足踏涧石”呼应了上文的'“新雨足”。在黄昏时看壁画，是“以火来照所见稀”；在清晨的归路上，则看见了山红涧碧和巨大的松栎。前后两个“见”字，形成对比。在一句之中，也有呼应。“蝙蝠飞”，是“黄昏”时候，“百虫绝”，所以“静卧”。只有“吾党二三子”和上文的“天明独去”似乎有些矛盾。他这次游山，恐怕是和两三个朋友结伴同行的，要不然，为什么说“嗟哉吾党二三子”呢?但如果有两三人同行，又为什么说“天明独去”呢?看来这个“独”字，不可死讲，不能讲作“独我一人”，而应该讲作“只有我们几个人”。《项羽本纪》叙述沛公兵败成皋时，“独与滕公出成皋北门”。又在鸿门宴上“脱身独去”，其实当时还有从人。这里的独字也是同样用法。
何义门（焯）在《义门读书记》中评这首诗云：“直书即目，无意求工，而文自至。一变谢家模范之迹，如画家之荆关也。”这是赞扬作者的创作方法纯用自然，不刻意做作，而达到极高的境界。宋齐时代。谢灵运、谢惠连、谢眺等一派诗人，创造了描写风景的诗，极力模山范水，在选字造句方面，终有费力的痕迹，而韩愈此诗，却如“荆关画派”的白描山水，不用色采渲染。
字句精简而朴素，思想内容直率地表现，使韩愈的七古有一种刚劲之气。施补华在《岘傭说诗》中评云：“七古盛唐以后，继少陵而霸者，唯有韩公。韩公七古，殊有雄强奇杰之气，微嫌少变化耳。”这也可以说是公论。杜甫以后，韩愈的七古，确实可以独霸诗坛。至于嫌他“少变化”，则是思维方法的问题。韩愈为人直爽，他的诗，也象他的散文一样，不喜婉转曲折，始终是依照思维逻辑进行抒写，因而篇法上就没有多大变化。
元代诗人元好问写过三十首《论诗绝句》，其中有一首是涉及《山石》的：
“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技。”
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
“有情芍药”二句是秦少游《春雨》诗中的句于。元好问以为这样的诗句，如果和韩愈的《山石》诗来比较，就知道秦少游这二句是“娘儿们”的诗。说秦少游诗是“女郎诗”，是形容它柔弱无力，反过来也就烘托出韩愈此诗的“雄强奇杰”，有丈夫气了。美学上有温柔的美和刚健的美，韩愈的七古，属于刚健的美。
韩愈《华山女》赏析
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庭。
广张罪福资诱胁，听众狎恰如浮萍。
黄衣道士亦讲说，座下寥落如晨星。
华山女儿家奉道，欲驱异教归仙灵。
洗妆拭面著冠帔，白咽红颊长眉青。
遂来升座演真诀，观门不许人开扃。
不知谁人暗相报，訇然振动如雷霆。
扫除众寺人迹绝，骅骝塞路连辎輧。
观中人满坐观外，后至无地无由听。
抽钗脱钏解环佩，堆金叠玉光青荧。
天门贵人传诏召，六宫愿识师颜形。
玉皇颔首许归去，乘龙驾鹤来青冥。
豪家少年岂知道，来绕百匝脚不停。
云窗雾阁事恍惚，重重翠幔深金屏。
仙梯难攀俗缘重，浪凭青鸟通丁宁。
这首《华山女》，在韩愈的诗作中，是另外一种风格。它和《落齿》比，是不怪，没有散文气。和《山石》比，是从清淡变为秾艳。
这首诗也是四句一绝，一韵到底。第一绝四句是叙述街东街西处处都有和尚在讲佛经。撞钟，吹法螺，使寺院里喧闹得很，宫庭是指梵王宫庭，即寺院，不是指皇帝的宫庭。和尚们宣扬积福赎罪，以此来诱骗、威胁愚民，听众像浮萍一样挤得满满的。
第二绝和第三绝共八句，叙述穿黄衣的道士也在讲道家经典，以对抗佛教。可是讲座下没有几个人听。可见当时佛教势力大于道教。忽然，这时来了一个华山女道士，她一心要驱逐佛教，使群众归依道教。于是她洗妆拭面，穿著起华美的道家冠帔。红红的面颊，雪白的颈子，青黛的长眉，非常美艳。她就来到道观里升座讲道。叫人把大门关上，不许人开闭。真诀就是仙诀，使人成仙的秘诀。演真诀，就是演讲道家经典。
第四绝和第五绝八句，叙述这位美艳的女道士正在讲道的消息，不知给什么人传了出去，一下子群众轰动，如雷震一般。在各个寺院里听讲佛经的人跑空了。骑马的男子，乘车的妇女，都一齐涌到道观里来。道观里人坐满了，后来的人止得坐在院子里，没有地方挤，也听不到。这位女道士讲经的收获，是许多妇女布施了金珠饰物，堆金叠玉，宝光青荧。
第六绝四句叙述这位女道士轰动京城的讲道，被皇帝知道了。就传出诏书召唤她进宫去，说是皇后妃子等都要见见她。在皇宫里耽了一时之后，皇帝才点头允许她回去。于是她乘着云龙仙鹤的车子从皇宫里回来了。天门贵人，指宫中派来的使者，如太监之类。玉皇，指皇帝。青冥是天的代词。来青冥，即来自天上。天上，即指皇宫。
最后六句叙述这位女道士自从进过皇宫以后，名气越大。就有许多豪家子弟来追求她。这些少年並不是真要修道，而是恋慕她的美色。他们两脚不停地在观门外面绕着走，尽管买通了人去传达情意，可是他们到底是俗缘太重，够不上成仙得道，托人也是浪费。至于那位女道士呢?她住在云窗雾阁之中，有重重翠幔和混金屏风遮掩着。她屋子里的一切事情，都是恍恍惚惚，不是外人所能看见、所能知道的了。
整首诗的创作方法是赋，即描写和叙述。最后六句的赋体是隐寓讽刺意义的，但辞句也写得恍恍惚惚，使读者捉摸不定，不知道作者对这位华山女道士的态度到底如何，我们如果把这六句中的第三、四句抽出，把一、二、五、六句连起来读，可知豪家少年都没有能够攀上仙梯，获得女道士的青睐。如果这样讲，那么中间二句的意思，止是说那位女道士是深居修道，非讲经不露面的规矩人物了。
韩愈另外有一首《谢自然诗》，叙述贞元十年果州南充县一位女道士白日升天成仙的异事。这是一首五言古体诗，其末尾一大段是正面批判在秦皇、汉武的影响之下，人民崇道求仙的愚昧。以《谢自然诗》和《华山女》相比较，显然可见前诗主题明确，后诗主题隐晦。因为隐晦，所以这最后六句可以解为诗人对这位女道士还是肯定的。
宋人许彦周说：“退之此诗，颇用假借。”（《彦周诗话》）这“假借”二字，意义非常含蓄。他的意思是：韩愈虽然不喜欢佛道二教，但在二教之间，他的态度微有不同。他更反对佛教。因为这是外来的异端，而道教是唐朝的国教。一位女道士能讲经打垮佛教徒，他是赞扬的。至于这位女道士的私生活，尽管有各种流言，但豪家少年到底无人能勾搭到她。韩愈虽然没有从正面肯定她，但诗意並没有贬斥她。这就是“假借”的涵义。
但多数人讲这首诗，都以为是有讽刺的。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批云：“《谢自然》诗，显斥之，《华山女》诗，微刺之。总见神仙之说惑人也。”又在“云窗雾阁”下批道：“中藏亵慢之意。”这两条批语，说明了沈德潜对此诗的体会。他以为从“云窗雾阁”这一句看来，作者透露了这位女道士的私生活是有暧昧的。以一个淫泆的女道士而能倾动京城里的男男女女，可见神仙之说很能迷惑人。因此，得出评断，说这首诗只是微微地讽刺了一下，不象《谢自然》诗那样明显地谴责。
三百年来，大家都依照沈德潜的讲法，说这首诗是讽刺“神仙之说”的“惑人”。而且讽刺得並不尖锐，因为作者对这位女道士还有肯定的一面。我几次读这首诗，总觉得还有可疑。这首诗前半篇十韵二十句，可以说是笔酣墨舞地赞扬这位女道士“扫除众寺人迹绝”的功劳。开头四句叙述和尚讲经的盛况，显然是用了贬斥语气。“广张罪福资诱胁”是说佛家之说惑人，而接下去十六句描写女道士讲经，却全是正面舞墨，並没有揭出神仙之说惑人的意思。后半篇最后六句，除了“事恍惚”三字有点隐晦之外，其馀辞气也都明白。豪门少年追求不到这个女道士，那么她也並不坏啊!能说她是以神仙之说惑人吗?
我认为这首诗是讽刺诗，並不是微微地刺了一下，而是狠狠地刺了一下。不过所刺的不是“神仙之说之惑人”，而是当今那“玉皇”和女道士之间的宫闱秘史。这首诗的关键全在“天门贵人”以下四句。这四句隐约地透露了一件事：皇帝派人来宣召华山女道士进宫去，说是六宫后妃都要见见她。既然是后妃要见她，那么见过之后，后妃就可以允许她回去。为什么要皇帝点头，她才能从宫中回来?如果“玉皇”不“颔首”，她还能回来吗?由此可以恍然大悟，原来“六宫愿识师颜形”，不过是“玉皇”的托辞。懂得了这个秘密，才能解释“事恍惚”的“事”字。华山女道士既然和皇帝有过关系，她还瞧得起那些豪家子弟吗?
佛道二教极盛于唐代，和尚道士不必劳动而享受十方供养，生活比一般人民富裕得多。不但男子争求出家，妇女也愿出家。不过出家做尼姑要剃光头发，妇女不很愿意，因此女道士多于尼姑，妇女出家做女道士，称为“入道”。唐诗中有许多“送宫人入道”诗，就是送年老宫人出家的诗。她们止有入道，才能出宫，否则就得老死在宫中。道士又称为炼师。唐人有许多赠炼师的诗，多半是赠女道士的。
许多妇女以入道为摆脱礼教束缚，取得生活自由的手段。唐朝有许多公主都出家做女道士。著名的有睿宗李旦的两个女儿：金仙公主和玉真公主，玄宗李隆基的女儿万安公主，她们入道之后，就从宫里搬出来，住在为她们修建的豪华的宫观里，过着奢侈而放浪的生活。金仙公主和玉真公主都招集诗人文士宴会作乐，俨然像法国十七、八世纪贵族夫人主持的“沙龙”，当时许多诗人都有为这两位公主写的诗。
妇女入道也是改变阶级地位的一个办法。在宫里做公主，不能随便接见外人。做了女道士，就改变了身份，可以自由邀集门下清客了。社会阶级、家庭门第本来不高的妇女，做了女道士，就不属于她原来的阶级，因为僧道不在四民之列。这样，她们就有资格结交达官贵人。皇帝不能宣召一个平民妇女进宫去，但可以请一位有道行的女道士进宫去。
武则天本来是太宗李世民宫中的才人，被高宗李治看中了。太宗死后，高宗不能把父亲的宫嫔接收过来。他就暗示武则天出家做尼姑。这样就改变了她的前朝宫人的身份。然后把武则天召进宫去，封为昭仪。这就是宠爱了一个尼姑，不是宠爱了他父亲的宫女。
杨太真原来是玄宗第十八子寿王瑁的妃子。被玄宗看中了，就暗示她去做女道士。然后召她入宫，册为贵妃。这样就算爱上了一个女道士，不是爱上了自己的媳妇。
大约在盛唐、中唐这一段时期，女道士特别多。诗人李冶、鱼玄机都是女道士，名声也不很好。李治曾被玄宗召进宫去，不过算来她那时年纪已老，不会有什么秘史。韩愈所写的华山女，是个美丽而有口才，轰动一时的女道士，她的被“玉皇”所赏识，这件事就有些“恍惚”了。
中唐诗人韦渠牟有《步虚词》十九首，张继有《上清词》一首，都是用道家的歌曲来歌咏女道士的。韦渠牟的第三首落句云：“天高望不见，暗入白云乡。”第四首头尾四句道：“鸾影共徘徊，仙官使者催，何须生羽翼，始得上瑶台。”张继的绝句云：
紫阳宫女捧丹砂，王母今过汉帝家。
春风不肯停仙驭，却向蓬莱看杏花。
这些诗句，恐怕都是暗射女道士入宫的“恍惚”事。
篇11：冰心《繁星》的审美解读
冰心《繁星》的审美解读
冰心是中国小诗的奠基人，《繁星》是冰心的第一部小诗集，也是中国小诗的奠基作，收入诗人一九一九年冬至一九二一年秋所写小诗一百六十四首，最初发表于北京的《晨报》，后结集由商务印书馆于一九二三年出版。冰心后来出版另一部小诗集《春水》，但《春水》不如《繁星》诗的意味浓，当然也不如《繁星》影响大。所以，《繁星》是冰心小诗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小诗的最初之作，更是中国小诗中影响最大、成就最高之作。
《春水》中有和《繁星》一脉相承的诗质，但也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春水》创作于一九二二年，“五四”高潮已过，面对严峻的现实，诗人更多表现人生痛苦的哀歌，同时也讴歌了许多的先驱者。所以，现实的色彩比较浓烈。在这一点上，《春水》和冰心的问题小说有着共同之处。但是，《春水》中的现实性没有更好地融入艺术性，因而它的诗味没有《繁星》浓。冰心是新文化运动之子，初写《繁星》时正值“五四”运动高潮。《繁星》中表现的冰心既受时代情绪的感染，又和时代的氛围不完全相融。说其受时代情绪的感染，是指西方思潮尤其是基督教文化对冰心生活和创作的影响，也包括日本小诗、印度泰戈尔诗对冰心的影响;说其和时代的氛围不完全相融，是指“五四”时期张扬的是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张扬个性解放的精神，追求一种狂飙突进的气势，而《繁星》洋溢着一种爱与美、温柔与和谐的气氛。有意思的是，反封建张扬个性解放的精神在冰心同时期创作的问题小说中有一定的表现。这是个非常值得注意和探讨的问题。冰心有意成为小说家，而无意成为诗人。有意成为小说家的冰心自觉和时代的精神合拍，无意成为诗人的冰心记录自己刹那间的意绪，表现零碎的思想，完全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然而正是这一自然而然的行为无形中暗合了艺术创作的自然规律。这是一种真的艺术。或许可以这样说，《繁星》中的意绪更是冰心心灵深处真实的意绪，《繁星》中的冰心更贴近真实的冰心。《繁星》更能体现冰心的艺术个性。
冰心创作《繁星》时受“五四”新文化的影响，但同时也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体现在《繁星》中。与大自然的和谐，意境的营造，短小精悍的形式等都是鲜明的艺术表征。如果说，问题小说显现了冰心和文学研究会高扬“为人生而艺术”创作主张的一致性，那么，《繁星》则显现了冰心和文学研究会其他作家不同的艺术个性。《繁星》与传统文化有着割舍不断的精神联系和艺术联系。冰心和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现代作家的创作风格也有很大程度的不同，冰心的创作方法属于一种“东方古典式的自我型浪漫主义”①。
《繁星》高扬“爱的哲学”，呼唤宇宙的和谐。诗人在“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的含蓄中品尝着回忆的甜蜜，建构如花似画的诗的世界，带我们走进五彩缤纷的情感天空，感受和领略另一种生命形式的精彩。诚如冰心译泰戈尔散文诗《吉檀迦利》中的一段生命体验：
但死神来叩你门的时候，你将以什么贡献他呢?
呵，我要在我客人面前，摆上我满斟的生命之杯——我决不让他空手回去。
我一切的秋日和夏夜的丰美的收获，我匆促的生命中一切获得和收藏，在我临终，死神来叩我的门的时候，我都要摆在他的面前。
《繁星》是冰心满斟的生命之杯，等待着读者慢慢地、细细地品味。
回忆的甜蜜。冰心的《繁星》充溢着一种丝丝甜甜的滋味，但这种甜不是浓浓的甘甜，而是伴随着微笑的泪水，些微的痛苦，隐隐的烦恼和淡淡的哀愁。它不是在对现实的直接观照实现的，而是在回忆中，在与宇宙的对话中实现的。回忆童年，眷恋童贞，已构成《繁星》的基本格调。
回忆中的甜蜜在诗人对童年精致的叙述中缓缓地从文本中流淌出来。《繁星·二》写道：“童年呵!/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童年是真，是梦，是真与梦的交融，是值得回忆的一切美好：故乡的海波，飞溅的浪花，从前和现在一滴一滴地敲她心弦的盘石;海波，山影，灿烂的晚霞，悲壮的喇叭，都是她时常想到的但现在担心疏远的儿时朋友;月明的园中，藤萝的叶下，母亲的膝下，是永不漫灭的回忆;窗外的桂花，一年一度总能引起她美好的回忆。儿时的情，儿时的景，一切都在甜蜜的回忆中。正如二十年代的批评家评论得那样：“《繁星》里的两个特点，一是用字的清新，一是回忆的甜蜜。”②
然而，童年又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也就是说，回忆的甜蜜伴着淡淡的失落的哀愁。童年是一片欢歌笑语，而回忆童年就意味着和童年有了时间的距离，童年已经成为过去式。如果现在还有着童年般的快乐，那就不会感到童年是如此甜蜜。“含泪的微笑”是因为青年成长的烦恼，也是因为成人世界的烦恼。冰心在诗中挥洒着她心灵里的笑语和泪珠，抒写着青年人“温柔的烦闷”：“青年人呵!/你要和老年人比起来，/就知道你的烦闷，/是温柔的。”(《繁星·一一〇》)世界在小孩子、青年人和老年人的眼中是不同的世界，留下的是不同的感觉。老年人面对世界流泪、叹息，感到世界的无味，不忍回忆已经过的事情;小孩子面对世界又唱又跳，感到世界多么有趣;而青年人在世界里只是感到烦闷，有一种无处排遣的压抑和忧愁。所以，世界在诗人的心中是矛盾的。《繁星·一三二》写道：
我的心呵!
你昨天告诉我，
世界是欢乐的，
今天又告诉我，
世界是失望的，
明天的言语，
又是什么?
教我如何相信你!
昨天是欢乐的童年，今天是烦闷的青年失望的世界。越是在现实世界里感到深深的失望，越是感到童年的甜蜜和美好。童年世界已成了诗人精神的寄托和灵魂的故乡。所以，回忆童年既有甜蜜的微笑，又有失落的泪水。冰心非常关注青年人的烦闷，这是一种时代的情绪。如果说，《繁星》里的这种情绪表达得比较委婉，这种情绪的存在还不是很普遍的话，那么，到了《春水》那里，一切都比较明朗化。另外，她曾经写过一篇散文《青年的烦闷》更直接表达了这种情绪。回忆的甜蜜是因为童年的真，童年的纯，是因为成人世界的烦恼。所以，在冰心的内心深处，成人世界与童年世界构成了潜在的对比。
冰心回忆童年的甜蜜，还在于童年的生活已离冰心远去。距离产生美，如朱光潜先生说：“为了引起人们的审美态度，客体必须多多少少脱离开直接的现实，这样才不致太快地引出实际利害的打算。一般说来，在时间和空间上已经有一定距离的事物，比那些和我们的激情及活动密切相连的事物更容易形成距离。”③童年的生活和冰心已经有了时空的距离，美就有可能产生。而当冰心对它进行审美观照时，美感就油然而生。艺术成功的秘密在于距离的微妙调整。布洛说：“在创作和鉴赏中最好的是最大限度地缩短距离，但又始终有距离。”童年生活虽然已经远去，但它已经根深蒂固地留在诗人的记忆深处，成了诗人无法挥去的眷恋情结。冰心在《童年杂记》中这样写道：
一九八零年的后半年，几乎全在医院中度过，静独时居多。这时，身体休息，思想反而更繁忙，回忆的潮水，一层一层地卷来，又一层一层地退去，在退去的时候，平坦而光滑的沙滩上，就留下了许多海藻和贝壳和海潮的痕迹!这些痕迹里，最深刻而清晰的就是童年时代的往事。我觉得我的童年生活是快乐的，开朗的，首先是健康的。该得的爱，我都得到了，该爱的人，我也都爱了。
诗人的童年是充满爱和被爱的幸福童年，童年时代的往事是她回忆中最深刻、最清晰的痕迹。因为有了距离，童年可能成为美;而美好的童年在诗人诗化的叙述中就成为美的存在。
童年是人的生命历程中最初的记忆，因为生命的不可重复性，童年这最初的记忆就显得尤为珍贵。所以童年成了许多作家关注的对象。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鲁迅、丰子恺、萧红等在他们的散文和小说中都写了童年生活，而冰心用小诗的形式表现了自己的童年。童心是冰心意识深处的上帝，她和其他作家有很大程度的不同。其他作家虽然也表现童趣，但伴随着更多的成人的视角和成熟的味道，而冰心更多是以童年的视角表现纯洁的童贞。童心在冰心的笔下形成内在和外在的高度统一。
《繁星》是诗人真实情感的流露，虽然是伴随着其他滋味的甜蜜，但毕竟是一种甜蜜。“回忆时含泪的微笑”别有一番滋味和情趣，它深深地潜在诗人的心底，所以当诗人拿起笔时，这种滋味和情趣就流露笔端。正如诗人自己说：“心里有什么，笔下就写什么”，“自由奔放，从脑中流到指下，从指下落到笔尖。微笑也好，深愁也好。洒洒落落，自自然然地画在纸上。”自自然然写下的这份甜蜜是冰心创作初期的一份抹不掉的记忆。
写作《繁星》时的冰心是二十岁左右的童心未泯、稚气未脱的少女，她感受时代的风雨，抒写自己的性灵。冰心老年这样概括自己的创作经历：
我写文章有四个时期。开始是甜的，因为那时年轻，天真，家庭和学校的环境都比较顺利，等到三十年代以后，我就写了一篇小说《分》，内容就很酸。苦的嘛，我到现在都没好好写，比如说反右的时候，十年**的时候，我们经过好多事情，我觉得我们好多封建主义并没有砸烂，个人崇拜也很厉害。辣的我现在开始写。
冰心晚年把自己创作的第一个阶段，即“五四”时期的创作说成是“甜的”，这不仅是作者的自我的真切感觉，也是作品文本的真实表现。作者的小诗和散文表现这种感觉最具体、鲜明。尤其是《繁星》中这种甜的滋味更与众不同。有评论家从创作主体心理变化的角度这样形容冰心，她从一个冰雪聪明的少女到一个幽默达观坚定的妇女，再到一个循循善诱的教育者，最后成为一个忧国忧民、旷达善感的睿智老人④。一个冰雪聪明的但还没有彻底长大、还没有成熟的女孩，她对世界的了解还处于非常感性的阶段。写《繁星》时的冰心尽管感受到一些烦闷，但她不会像时代的先驱者们那样呐喊，也没有先驱者们特有的孤独，她只是觉得心理的某些不适应，再加上她一路顺畅的童年和和谐的家庭环境，所以，她表现的童年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
花之情缘。冰心以童心去表现童心，她同样以童心去表现自然，表现世界。在冰心的视野里，自然是一个海的世界，一片花的海洋。冰心爱花，写花，以花表达自己的心志。在冰心的心灵世界里，有一个爱海的情结，也有一个爱花的情结。对于海的爱恋，评论的文章较多，这里我们主要说她和花的情缘。
冰心写感性世界里的花，如向日葵、白莲(《繁星·二四》)，轨道旁的花儿(《繁星·五二》)，野花(《繁星·九二》)，小小的花(《繁星·一〇二》)，寒花(《繁星·一二一》)等;她也写理性世界里的花，如言论的花儿(《繁星·四五》)，成功的花(《繁星·五五》)等。她通过感性世界中的花表达生命的顿悟，通过理性世界里的花升华生活的哲理。花成了冰心小诗的'一个特别意象，它承载诗人的价值取向和审美理想，具有丰富的审美意义。
冰心不是因为单纯的爱花而写花，花是美的存在，更是有生命的美的存在。花是一种有生命的形式，在这个对象物上，诗人发现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繁星·二四》写道：
向日葵对那些未见过白莲的人，
承认他们是最好的朋友。
白莲出水了，
向日葵低下头了：
她亭亭的傲骨
分别了自己。
诗人通过向日葵的感受写白莲的傲骨。白莲出水前和出水后，向日葵有不同的感觉。尤其是写白莲出水后，向日葵自惭形秽，被白莲的傲骨所折服。这一拟人化的描写分别了两种不同的人格，由此看出诗人的价值取向。
花是自然中的真实存在，但诗人通过对花的概念化的抽象抒写理性世界中的哲理，从而使花具有了理性的色彩。《繁星·五五》写道：
成功的花，
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
然而当初她的芽儿，
浸透了奋斗的泪泉，
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抽象的哲理在诗人的笔下变成具象化的存在，诗人用诗化的语言形象地概括出成功和奋斗、牺牲的关系，用芽到花的自然的洗礼过程说明成功得来不易。冰心小诗的哲理意味就从文本中流露出来了。
冰心不是单纯地表现花的感性世界，也不是单纯地表现花的理性世界，她经常把感性和理性统一于一个文本当中。从感性的自然花起，以理性的哲理意蕴结束，形成了小诗的双层审美结构。《繁星·十》写道：
嫩绿的芽儿，
和青年说：
“发展你自己!”
淡白的花儿，
和青年说：
“贡献你自己!”
深红的果儿，
和青年说：
“牺牲你自己!”
大自然是一种自然的存在，但在冰心的心灵感受里，它是能与青年对话的朋友。本来是一个抽象的人生哲理，但在诗人的笔下成了亲切自然的儿语，成了花儿对你说的悄悄话。“它们是大自然本来的意义，是人生自自然然的成长过程，是不言自明的道理，是不需要着意雕琢、刻意追求的东西。文字还是那样的文字，意思还是类似的意思，但味道变了，意蕴变了。所有这些已经被人用惯了、用滥了的话语被重新注入了新鲜的生命，白话成了诗句。”⑤诗人用大自然的语言营造的平等与和谐的气氛使她要表达的深层意蕴很容易走进读者的心灵世界。
在所有的花中，冰心对玫瑰情有独钟。冰心的一生和玫瑰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我和玫瑰花》中，她说，每天早晨家里都插着“一把一把鲜艳的带有朝露的玫瑰”。而冰心自己被称为“中国的白玫瑰”⑥。以下三首诗是写玫瑰的：
小孩子!
你可以进我的花园，
但不要摘我的花——
看玫瑰的刺儿
刺伤了你的手。
——《繁星·一五》
玫瑰花的刺，
是攀摘的人的嗔恨，
是她自己的慰乐。
——《繁星·三二》
天上的玫瑰，
红到梦魂里;
天上的松枝，
青到梦魂里;
天上的文字，
却写不到梦魂里。
——《繁星·一二三》
玫瑰艳丽，却不会向人献媚。它浑身长满刺儿，引起采花人的嗔恨，但它却为保持自己的个性而获得安慰和快乐。玫瑰在百花中确有独特的个性，显示了它作为一个个体的与众不同。冰心喜欢玫瑰的美，更欣赏玫瑰的个性。然而，语言文字的表现力是有限的，所以无法写出红到梦魂里的玫瑰，也无法写出美到梦魂中的自然。玫瑰成了冰心特别的意象，承载着冰心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追求。
《繁星》已流露出冰心对玫瑰的偏爱，冰心后来的人生对玫瑰更倾注了大量的爱。有人问她喜欢什么样的玫瑰时，她说，都很喜欢，因为玫瑰不但美丽芬芳，而且独具风骨，利刺满身;但她最爱的是白色的玫瑰，因为它纯洁、朴素。当她得知白玫瑰几乎都是外国的品种时，她说，能不能有中国自己的白玫瑰……比如叫做“冰心”。“她说得既随便，又严肃，既逗趣，又认真。我觉得此言真情地表达了老人的品德和追求：做一朵小花，一朵洁白素雅的小花，给人们以爱，给人们以美，给人们以善，给人们以真……。”⑦不负冰心的重望，一九九二年中国终于培育出属于中国自己的白玫瑰“一片冰心”。冰心和“一片冰心”一样，洁白、晶莹、清新。可以说，白玫瑰是冰心人格的写照。
绘画之美。《繁星》清新淡雅，诗人通过一系列特别的意象，建构了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美丽画卷。虽然诗与画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但二者也有许多共通之处。尤其是中国追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古典文化传统对冰心小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绘画是表现精彩瞬间的空间艺术，冰心在小诗里抓住的就是一些精彩的瞬间。冰心选择一些意象组成了一个完整而独立的诗歌意象系统。在这个意象系统里，有父亲、母亲、弟弟和小孩子构成的家庭与人类系列，有大海、鲜花、鸟儿等构成的自然系列，有星星、月亮等构成的宇宙系列，童心把这三个系列中的意象紧紧地统一在一起。《繁星·八》写道：
残花缀在枝上;
鸟儿飞去了，
撒得落红满地——
生命也是这般的一瞥么?
鸟儿飞去时使缀在枝上的残花撒得满地，残花、树枝、鸟儿这些意象的组合有着特殊的意味。诗人从落红满地中获得生命意味的顿悟，诗作为流动的时间艺术于刹那间成为静止的空间艺术，诗于刹那间获得永恒的绘画之美。绘画抓住宇宙中的一个瞬间，而小诗正是诗人表现瞬间的稍纵即逝的意绪。当诗人找到特殊的具象承载瞬间的意绪时，诗中的具象就转化为意象，同时具象也成为绘画中的具象，诗中有画便产生了特别的意蕴。
《繁星》色彩清丽，层次感强，而绘画非常讲究色彩的运用和层次的设计，所以《繁星》的色彩感和层次感容易在读者的视界里绘成一幅幅美的图画。玫瑰红、残花的落红、芽儿的嫩绿、花儿的淡白、果儿的深红，再加上落日与斜阳、月儿的朦胧、繁星的光明等，这些色彩已经带上诗人的感情色彩，成了创作主体的对象化存在。诗人同时讲究叙述的层次和构图的层次，使《繁星》的立体感很强。也就是说，《繁星》是色彩清丽的立体画卷。《繁星·一四四》写道：
塔边，
花底，
微风吹着发儿，
是冷也曾何冷!
这古院——
这黄昏——
这丝丝诗意——
绕住了斜阳和我。
斜阳、塔边、古院、花底和我构成从高到低的层次，塔边、古院、花底是静态的美，斜阳和我是动态的美。冰心喜欢黄昏，她曾经译过这样的句子： “Maytherebeenoughcloudsinyourlifetomakeabeautifulsunset.”——愿你的生命中有够多的云翳，来造一个美丽的黄昏。黄昏，静中有动，动中有静，诗意产生，画意产生，美就自然而然的产生了。
冰心以童心观照一切，《繁星》美在清纯，美在朦胧，美在含蓄。读者可以在她童年的回忆中，品味生活的甜蜜;在她描述花一般的自然中，感受生命的意味和诗意的哲理;在她建构的立体的画卷中，领略艺术之美。《繁星》不是一种奔放之壮美，而是余味曲包的优美。正像冰心的人格和个性气质一样。钟敬文记录了冰心在燕京大学读书时的一件事情。当时距新文学运动不久，也是冰心写《繁星》的时候，此时她已经是一个有名的作家。“周作人任北大教授，在燕大兼课，教国文。有一天，他给学生发了一篇作品，冰心定睛一看，正好是她今日在当地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她没有声张，但心里实在不禁暗笑。为什么会有这种巧合呢?原来问题出在文章的署名上。冰心女士在学校用的学名是‘谢婉莹’，而文章的署名却是‘冰心’。聪明的老师一时竟没有料到，他推荐的范文的作者，就是坐在他面前听讲的一个女学生。”⑧冰心激动，但她却没有张扬，这是由冰心的个性所决定的。这种个性影响了她的《繁星》创作，形成含蓄美。
《繁星》是冰心“回忆时含泪的微笑”，有快乐中的甜蜜，也有烦闷中的些微痛苦，这种特殊的艺术感觉一直萦绕在《繁星》的文本空间。冰心在晚年是这样诉说快乐和痛苦的：
快乐是一抹微云，痛苦是压城的乌云，这不同的云彩在你生命的天边重叠着，在“夕阳无限好”的时候，就给你造成了一个美丽的黄昏。
冰心《繁星》中的痛苦和快乐给读者带来了审美的愉悦，它伴随着四代读者渐渐的长大，是诗歌宇宙中的一个美丽的黄昏。
篇12：名人故事：深度解读-韩愈
韩愈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其
但由文而读其人却是因一件事引起的。去年，到潮州出差，潮州有韩公祠，祠依山临水而建，气势雄伟。祠后有山曰韩山，洞前有水名韩江。当地人说此皆因韩愈而名。我大惑不解，韩愈一介书生，怎么会在这天涯海角霸得一块山水，享千秋之礼呢？
原来有这样一段故事。唐代有个宪宗皇帝十分迷信佛教，在他的倡导下国内佛事大盛，公元819年，又搞了一次大规模的迎佛骨活动，就是将据称是佛祖的一块骨迎到长安，修路盖庙，人山人海，官商民等舍物捐款，劳民伤财，一场闹剧。韩愈对这件事有看法，他当过监察御史，有随时向上面提出
韩愈是个文章家，写奏折自然比一般为官者也要讲究些。于理、于情都特别动人，文字铿锵有力。他说那所谓佛骨不过是一块脏兮兮的枯骨，皇帝您“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岂不盛哉！岂不快哉！”并说：这佛如果真的有灵，有什么祸殃，就让他来找我吧（“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这真有一股不怕鬼，不信邪的凛然大气和献身精神。但是，这正应了我们现时说的，立场不同，感情不同这句话。韩愈越是肝脑涂地陈利害表忠心，宪宗就越觉得他是在抗龙颜，揭龙鳞，大逆不道。于是，大喝一声把他赶出京城，贬到八千里外的海边潮州去当地方小官。
韩愈这一贬，是他人生的一大挫折。因为这不同于一般的逆境，一般的不顺，比之李白的怀才不遇，柳永的屡试不第要严重得多。他们不过是登山无路，韩愈是已登山顶，又一下子被推到无底深渊，其心情之坏可想而知。他被押送出京不久，家眷也被赶出长安，年仅12岁的小女儿也惨死在驿道旁。韩愈自己也觉得实在活得没有什么意思了。他在过蓝关时写了那首着名的诗。我向来觉得韩愈文好，诗却一般，只有这首，胸中块垒，笔底波涛，确是不一样：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这是给前来看他的侄孙写的，其心境之冷可见一斑。但是，当他到了潮州后，发现当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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