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天降喜宝”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8篇异地高考应针对“增量改革”做文章，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后的异地高考应针对“增量改革”做文章，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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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异地高考应针对“增量改革”做文章
异地高考应针对“增量改革”做文章
观察家
推进异地高考改革，本地考生权益不一定必然受损，教育部可以单独核定异地高考考生的招生指标，增量指标从国家增量中统一解决，从而化解京沪等本地考生的顾虑。
民众翘首以盼的异地高考问题终于有了官方的声音，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和副部长杜玉波的先后表态，标志着异地高考改革方案在年内出台几成定局。此前的2月29日，山东更是开全国先河，宣布“起，允许非户籍考生在山东参加高考”，成为了实践的首例。
据有关报道，教育部酝酿中的异地高考改革方案与山东出台的`政策“思路上一致”。但众所周知，山东之所以出台这样的政策，一个重要原因，是和其既非人口流入大省、且高考竞争异常激烈有关。这种政策，在京沪这样的人口流入密集、高考指标多、升学率高的城市能否落实，恐怕不容易。
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的表态，也印证民众担忧“既想到要解决随迁子女的考试问题，又不能影响北京、上海当地考生的权益”。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之所以难，就难在“既有要解决的问题，又有不能碰的问题。”
诚然，京沪等地高考指标多、升学率高均是历史遗留问题，如果突然改革、影响到考生“权益”，确实有可能面临较大的阻力。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一再告诉我们，在正视既有合理存量的前提下，针对“增量”做文章，才能团结最大多数支持改革的力量。
因此，保证京沪等地的考生高考录取率不被下降，或许是使得京沪等地政府、市民不抵触异地高考的前提。推进异地高考改革，也不必搞成随迁子女得益、所在城市考生必然权益受损的“零和游戏”。比如，异地高考改革初期，可由教育部在不核减流出地招生指标的基础上，按照不低于或者略低于流入地的录取比例，单独核定异地高考考生的招生指标，所需增量指标从国家增量中统一解决。
当然，在京沪这样随迁子女较多的城市，一下全面放开或许不现实，符合什么条件能参加异地高考，必须考虑多方因素，通过公开、透明的决策程序加以确定。《新京报》联合凤凰网针对“异地高考应具备什么条件”等问题进行的调查显示：考生在当地接受完整的教育；家长在当地工作，并具备一定年限的纳税证明；家庭在当地拥有固定房产一定年限是普遍比较认可的条件。有关部门应结合实际，结合学校、家长、专家、政府等异地高考相关利益方合理确定条件，以尽可能在保证合理需求的同时，最大限度剔除“高考移民”，减轻改革压力。
很多人关注的京沪与西部内陆省份和广大农村地区高考录取比例差距大的问题，这是另外一个涉及教育公平的宏大命题，不属于异地高考的解决范畴；即使解决起来也是一个逐步推进的漫长过程。如果异地高考方案企图解决这一问题，那最终只能是拖累异地高考的推进、耽误随迁子女的“终身大事”，而使改革陷于多难的境地。
楚天晓(学者)
篇2：改革前奏是异地高考
有报道称“异地高考”方案即将出台，尽管方案尚未落实，但曙光初现仍能博得不少欣喜之声，一些拥有北京户籍的媒体人带头自拍“北京欢迎你”的标语，争先恐后地表态支持，异地高考是改革前奏。
然而，笔者对媒体上的这种喜悦深感不安，原因是京沪两市可能出台的“异地高考”措施，从本质上讲不过是允许少量弱势者有条件地加入强势群体而己，是当代中国教育制度性改革的前奏，但倘若视此为迈向教育公平的重要一步，安于这种强势者偶尔为之的恩赐与施舍，未必有点自欺欺人。
“异地高考”这一诉求能得到多数人的同情，原因是高教资源分配不公。首先，中国高考分省招生，各省招生总名额却与人口比例无关：京沪两地的高招录取率分别为85%和89%，但陕西、山西和甘肃等省的这一数字却全部低于70%，考上大学的机会并不平等。其次，学位含金量的天渊之别：京沪等地不但录取率高，高校的行政级别也高（全国38家“985高校”中有一半在京津及长三角地区），与中西部省份高校的低级别形成鲜明对比：北京考生考入北大清华这类名校的机会，往往是其它省份考生的几十甚至上百倍，2012高考信息《异地高考是改革前奏》。在毕业学校的牌子与就业前景挂钩的现实之下，这种量与质的双重夹击是高教资源分配不公的最突出反映。
但是“异地高考”的主要目的并非改革这种资源分配不公的制度，而是为其争取者赢得有利位置的身份。一直以来，部分身处弱势省份但有着各种关系及资源的考生父母们，能通过“高考移民”等方式，遁非正式途径使自己的子女成为优势省市考生的一员。推动“异地高考”的家长显然不具备这种关系及资源，但却同样希望从弱势者变为强势者。他们所做的一切，尽管理由充分、值得尊重，本质上的确只是为自己的“高考移民”现象制度化。因此，“异地高考”争取的只是在京沪两地霸占的高录取率及高级别教育资源中分一杯羹，因为没有对制度安排提出改变的要求，他们争取的这种“公平”并不直接等于社会公平。
令人忧虑的是，“异地高考”即使落实，教育不公平并未因此消失，不公感却将进一步强化。尤其是父母同样是进了城务工，但不能随迁必须留守的那些学生，他们的父母也为京沪交了税、作了贡献，难道仅仅因为他们穷得无法随迁就剥夺其“异地高考”的权利？
高考是人人“平等”的，不过有京沪户籍的考生比其他考生“更平等”。当一些考生终于有望从“平等”走向“更平等”了，有些人已经奉上廉价的掌声，但另一些人却只会等到“更平等”最终消失时才鼓掌。
篇3：异地高考改革须“下和棋”
异地高考改革须“下和棋”
异地高考“官方方案”至今躲在深闺，倒是各种“民间方案”频频亮相。近日，在“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研讨会上，由家长共同起草的《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方案》公布。方案称，针对报名资格，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和其他城市可有不同的认定标准。如在京、沪，“随父母在经常居住地上学，至高中毕业有连续4年以上学籍的，高中毕业即可在经常居住地参加高考和录取。”其他城市，认定标准则为“至高中毕业拥有3年以上连续学籍”。
和目前从下至上的试点不同，民间方案直指要害，认为只有从京沪开始试点才具有实质意义。因为，从湖北等地的试点情况看，抛开京沪谈异地高考改革，基本属于缘木求鱼。湖北河南等地本来就是人满为患，竞争惨烈，是“高考移民”大省，异地高考少有或没有矛盾。而京沪广东等地才是农民工“漂二代”聚集的城市，是异地高考攻坚的主阵地。
当然迟迟不能攻克北上广也不能完全怪罪教育部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也重点提到，待时机成熟时，试行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异地参加高考。所谓时机不成熟，当务之急不是钱的问题，也不是师资人才的问题，而是利益如何重新分配的问题。
其实对于教育部门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利用技术手段，平衡好双方诉求。从此次“民间方案”的内容看，这不失为当下比较好的过渡方案之一。逐步放宽标准是一个积极的方向，先把人群限定在父母在当地就业，在居住地已经比较稳定的人群，进而逐步淡化户籍鸿沟。而据有关专家测算，如果“留守儿童”都有可能来京与父母团聚，数量约为94万。而近年来北京市学龄人口呈减少趋势，如果这些适龄留守儿童在未来五年全部到北京来上学，北京的中小学生数量只是恢复到上世纪90年代的水平略多8%左右；相应的教育经费需增加78%，即平均每年12%。北京现在的教育经费占财政预算的18.58%，相比纽约的31%而言，并非不可承受。
目前教育部门的最大难度在于，预先站在任何一方都是有失偏颇的，而是要立足于“下和棋”。首先要立足调研用数据说话，打消市民的顾虑，异地高考不意味着“你死我活”。其次要勇于实践，用事实证明改革能“让大部分人满意”。最后，根据盘面，官方和民间的各种方案再被重新充分公开讨论修改。如果把高考改革比喻成一盘棋的话，不妨把“民间方案”先作为过河小卒。即使当不了“车”，也可以为其它方案让出空间指出道路。但一味坐等，这盘棋只会是一场“败局”。
篇4：南方都市报：异地高考改革迎难而上是急务
南方都市报：异地高考改革迎难而上是急务
岁末将至，距离教育部“底前各地出台随迁子女就读地高考具体实施办法”的大限也近了。但就目前情况看，除黑龙江、安徽等改革压力和难度较小的省份已出台方案外，大多数地方仍持观望态度，特别是京、沪、粤等外来人口较多的区域，改革步子“显得较为谨慎”。
近日，上海出台方案，列出了合法稳定职业、住所、社保等条件，但具体积分指标体系亦未公开。北京、广东发布的高考报名要求，则列明了本地户籍条件，被媒体解读为异地高考明年在两地“暂不推行”。对此，广东省教育厅回应称，广东异地高考方案“仍在酝酿中”、“还待省政府批准”，并非“明年暂不实行异地高考”。而教育部则表示，将赴京沪粤等地予以“督导”。
时间不等人，各地高考报名工作已陆续开始，此时异地高考方案仍迟迟出台不了，举棋不定的受影响人群势必万分焦虑。关于异地高考改革的讨论已进行许久，此项改革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已有基础性共识，教育公平事关公民基本宪法权利，而异地高考改革是走向教育公平的关键一步，甚至可以说颇具标志性。必须改且必须尽快改，而改革的突破点所在，首先便是人口流入量较大的地区，特别是京沪粤三地。
异地高考改革之所以难，其根本原因是现有的计划招生体制，导致不同地域存在机会不均等的招生比例、人数，在此基础之上，将公民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与机会附着于户籍之上予以差别对待。现有各地改革方案中，根据所谓“城市功能定位”等模糊标准将现有进城务工人员分出等级、划定积分，事实上亦可能固化出新的不平等。
所谓“高考移民”，其真正目标在于某些地区录取比例、招生人数更大、更多的“政策利好”。公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与机会，要趋于平等，实现异地高考还只是阶段性的`第一步，亟待改变的，还有现有计划招生体制。改变计划性分配招生指标和分省命题的局面，实现全国统一考试、公平录取，惟其如此，“高考移民”可消，而剩下的才会是无须费力甄别的现实异地就考需要。
京沪粤三地如何在改革时间表内能有实质性突破，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适当增加高校招生计划”来确保当地高考录取比例不受到影响，这或许为中央层面对缓解目前争议的暂时办法。而其试图延续的，则是“既想要解决随迁子女的考试问题，又不能影响当地考生权益”的思路，此前便有京籍家长公开反对异地高考改革，希望现有高等教育资源不公平的利益格局予以维持，这显然是改革所无法永远满足的。
是改革就必然有阻力、有难度，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具备变革的魄力。异地高考改革与原有本地考生利益之间，“适当的牺牲”不可避免，且这种“牺牲”并非剥夺，实为平权与还权。那些因历史、旧有制度所呈现出的公民权利不对等现状，需要的，恰恰是迎难而上的彻底改变。
篇5：张海英：异地高考改革 还有几个问号
张海英：异地高考改革 还有几个问号
张海英(北京 教师)
7月5日，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为河南省高校的校长书记作了一场关于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报告会。杜玉波在报告中说，最近，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意见国务院已同意，将适时发布。(7月8日《重庆商报》)
在今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曾透露，异地高考(微博)改革方案将很快出台，现在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用不了10个月将公布。看来，教育部的承诺不久将会兑现。这对于上亿进城务工人群而言，无疑是期待已久的好消息。不过，关于异地高考改革，仍有不少问号有待打开。
据报道，这个意见国务院已经同意，将适时发布。那么，适时发布的这个意见，究竟是要征求社会意见的草案，还是直接实施的意见？公众无从知晓。从上面表述来看，更像是直接实施的意见。因为教育部负责人既没有表明意见要征求民意，而且也说明这个意见国务院已经同意。
坦率地说，由于异地高考改革牵扯面宽、影响深远，关系到教育公平，方案理应公开征求意见。以北京为例，不仅万名外地家长联合签名递交教育部和北京市教委，要求就地高考权；而且，京籍家长也担忧起来，在网上发表《北京市民致教育部的`公开信》，以捍卫自己的利益。
显然，无论是北京还是其他城市，外来人口与户籍人口在高考问题上都会存在利益冲突。化解冲突的最好方式是异地高考改革意见征求民意，让不同人群进行充分博弈，这是避免矛盾加深的有效办法。而且，公开征求意见不只是让双方进行公开博弈，而且也是吸收民智的良机。
再比如，即将发布的意见是指导意见，还是带有强制色彩的操作意见？公众同样想知道。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曾表示，各地要在年底前出台有关允许“异地高考”的时间表。这似乎意味着国家层面的意见仅仅是指导，何时允许异地高考、具体怎么做全在地方政府。但笔者以为，无论是放开异地高考的时间，还是具体操作办法，只有统一了，才能捍卫教育公平。
又如，教育投入如何配套？这是关键。异地高考改革之所以难，主要在于投入不合理，一方面是著名高校扎堆的北京、上海等地，由于当地财政对高校投入多，录取自然向当地倾斜；另一方面，国家对教育的投入是按照户籍来投入的，例如，一个甘肃籍学生在北京，而国家投入却在甘肃，北京自然不乐意。而且，异地高考是分步骤实施，还是一步到位？地方不积极配合这一改革又怎么办？在高考命题和录取方面如何进行相应安排？
在笔者看来，异地高考改革不能以意见来推动，而是应该以条例或法律来“护航”，因为这注定是一场艰难的容易陷入争议的改革。而要想化解这场改革的阻力，必须拿出切实可行的草案征求民意，推动这一改革走向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
(大洋网-广州日报)
篇6：“异地高考”应朝“自由高考”方向发展
“异地高考”应朝“自由高考”方向发展
8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随迁子女升学考试的方案原则上应于年底前出台。袁贵仁强调，要确保符合条件学生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要防止高考
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异地高考”方案原来水中望月，镜中看花。袁贵仁部长提出的条件不会有几个农民工能符合，如果符合的话，也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工。只有实现“自由高考”，千千万万农民工子女就地高考的希望才不会落空。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加速了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大批农业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人口向城镇流动、集中。据统计，，义务教育阶段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超1260万人，且以年93万的速度增长。以来，义务教育阶段上学已经实现以“流入地为主”。可是，随迁子女“异地高考”怎么办？宪法规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如果不能实现“异地高考”自由化，冠以严苛条件，那么保护进城异地务工人员权利将无从谈起。
现有的招生制度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建立起来的，大学招生地方化，高考的.报名、录取地方割据。面对招生计划分配严重失衡，高考录取分数线省际之间不平等，人们甚至惊呼：“北大是北京人的大学”、“复旦是上海人的大学”调查显示，89.3%的人认为大学招生指标分配不公平。这也是引起“高考移民”的主要原因，突破藩篱，实行自由高考势在必行。
地区教育资源有限，招生指标、升学机会是定量，随迁子女流入便会挤占资源，加剧高考竞争的激烈程度。如果推行按地区高考人数投放招生计划，直至实现高考自由化，既能缓解教育资源配置失衡，又从源头实现教育公平，确保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享有公平的教育机会，远胜于对现有教育制度的修修补补。
自由高考必将冲击一些地方的既得利益。一项政策的出台必然有一部分人受损，一部分人获益，一部分人既不受损也不受益。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今天，再以教育资源差异为借口，仍然维持高考各地为政的局面，将极大伤害亿万农民工的感情。权衡利弊，实现高考自由化获益的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而伤害的只是一些地方的早该让渡的既得利益。(付世生)
篇7：推进异地高考需要更大的改革勇气
推进异地高考需要更大的改革勇气
光明网评论员：备受瞩目的“异地高考”改革日前传出新消息：教育部有关负责人透露，由多部委联合制定、关于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意见已进入实质阶段，将适时发布。“异地考、异地录”或将成为现实。呼吁多年的异地高考政策会有哪些内容？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了解到，新政策或许只是一些原则性要求，具体措施仍由地方根据实际情况另行制订。较之数以千万计的进城务工家庭，这实在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时刻。工作与纳税在城市，只因户籍在农村，子女却无法在当地考试升学，无论如何，它都是历史原因遗留下的不公平现实。一句“已进入实质阶段”，表明于观念上达成共识的异地高考改革即将启动。从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切实解决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问题，到起，全国两会上不断有代表委员提出“异地高考”建议，直至今日教育主管部门表态，异地高考改革终于破茧。
破茧的异地高考如何真正在路上？至少从目前媒体透露的消息来看，它的成效仍系于地方自身的作为程度。“异地高考”新政策可能只是原则性的要求，这一条也许会让许多人稍感遗憾，毕竟，从整体上细化推进当前的异地高考，困难与障碍都是巨大的。而在此前提下，把具体措施的制订权赋予地方，一方面既兼顾到了各地外来人口与教育状况的区别，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由点及面、以带动效应推进整体异地高考改革的实现，最终实现教育资源机会的均等化。现在的问题只在于：地方都愿意成为异地高考的破冰者吗？
异地高考从来不是技术问题，而只是决心问题，高考户籍上的限制本质上就是高等教育资源的'地方保护主义，类似的种种常识早已经被厘清。正因为如此，可以预见的事实是，将异地高考的具体措施交由地方制订，它同样很可能会衍生出两分化的态度来。对于那些高等教育资源不多，外来流入人口较少的城市，它会成为积极推进者与乐于改革者。此前山东就表示，从开始，将允许非山东户籍考生在山东省参加高考；而那些重点大学云集、录取分数线较低的北京、上海等地，可能依旧会成为行动迟缓者，会拿出如此种种理由：放开户籍带来城市膨胀问题、外地和本地考生利益难以协调，等等。
要让更多地方成为异地高考改革的破冰者，很显然，当务之急是推进那些阻力较小地方的改革进度，这既可以保证异地高考改革形成涟漪效应，同时，经由具体的改革举措，也能找寻、发现异地高考改革的难点所在，与具体解决之道，最终为啃下京沪这几块“硬骨头”打下基础。而说到京沪等大城市，异地高考改革的顶层设计，除了要为其设置明确的改革时间表外，更需要把异地高考改革与高校招生等其他改革结合起来。好比，倘若高校更以学生的资质和能力来自主录取考生，兼顾区域录取率的相对均衡，所谓的“京沪高考优势”还会存在吗？如果其已不存在，异地高考的改革自可顺利推进。
换而言之，整体来看，异地高考本质上也是牵涉甚广的系统性改革工程，我们别苛求异地高考地方破冰举措生而完美，也别期望毕其功于一役，现在的关键问题是，从浅层次言之，顶层的异地高考改革设计如何更多地纳入“提供改革动力”的举措？更深层次来观察，异地高考问题始于户籍政策与教育资源的不均，此次由多部委联合制订的异地高考政策，必须更多地关注与着力这些。期待在最终出台的方案中看到如此指向，只有以更大的改革勇气与力度，才能切实剥离掉异地高考之上曾经附着的利益阻力，教育流动的自由才能于大地上真正开化。
（转载请注明来源“光明网”，作者“光明网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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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教育部新政策：“异地高考”试点应啃硬骨头
教育部新政策：“异地高考”试点应啃硬骨头
教育部近日公布了一系列教育改革试点地区名单，其中，基础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包括解决“入园难、入园贵”和择校问题，探索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和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试点区域有山东省、湖南省和重庆市。
“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和参加升学考试”显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上学，二是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升学。应该说，经过多年呼吁和努力，前一个问题在很多地方已初步解决，但更大的问题接踵而至：由于高考报名实行“学籍+户籍”双重认定政策，流动人口子女无法在流入地参加高考；由于各地教材不一样，回老家参考又“水土不服”，甚至因学籍与户籍分离而无处参考。因此，此次教改的重点和难点即在于探索“异地高考”的办法。
但是，将山东、湖南等选为试点区域，又令人费解。山东、湖南是人口输出大省，而非输入大省，重庆也是。教改理应选择外来人口较多的.省市作为试点区，怎么反将人口输出大省作为试点区呢？选择山东、湖南等作为试点区，难度确实会小很多，但这样的试点成功，并不具普遍意义，做法也不具推广价值，一旦推广到外来人口集中的省市，仍然会遇到新问题、新矛盾而“水土不服”，这样的试点意义有限。
解决“异地高考”问题确实很难。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势必影响当地居民子女上学机会，进而影响地方态度和决策。但“异地高考”问题必须解决，相关改革应当迎难而上，敢于啃硬骨头，勇于攻坚克难。只有选择外来人口较多的省市作为试点，才能在试点过程中更好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吸取教训、总结经验，使试点成为推广的先导。想想看，如果此项教改能在北京、上海等地试点成功，何愁不能顺利推向全国？
当然，不能完全责怪教育部选择不当。今年上半年教育部曾下发通知，希望各地申报“异地高考”改革试点，提出改革方案。可能是由于申报的省份不多，尤其是那些外来人口较多的省市不愿先碰这个硬钉子，最后教育部才不得已选择上述三省市作为试点区域。若果真如此，那么我认为，对于这种可能有损地方利益的改革试点，试点安排不能完全靠地方自觉，教育部应从改革实际需要出发，强制性安排哪些省市作为试点区域，同时辅以配套措施，比如依据非户籍高考生的数量，对试点区域给予高考录取名额上的倾斜，以调动其改革的积极性。
来源：四川在线-华西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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