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传播中龙的翻译及其它

时间：2023-07-25 03:42:45 作者：月亮碎了又碎综合材料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导语】“月亮碎了又碎”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10篇跨文化传播中龙的翻译及其它，今天小编就给大家整理后的跨文化传播中龙的翻译及其它，希望对大家的工作和学习有所帮助，欢迎阅读!

目录
第1篇：跨文化传播中龙的翻译及其它第2篇：跨文化传播中的融入与超越第3篇：跨文化旅游翻译中的地名翻译第4篇：跨文化交际中的影视翻译第5篇：跨文化视野中的异化/归化翻译第6篇：跨文化翻译中的读者心理研究第7篇：旅游翻译中跨文化差异的影响第8篇：跨文化视野中的异化/归化翻译第9篇：跨文化传播视野中体育交往的理论逻辑论文第10篇：广告翻译中影响传播的几个因素

篇1：跨文化传播中龙的翻译及其它

跨文化传播中龙的翻译及其它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但由于中国文化中的“龙”与西方文化中的“dragon”在内涵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在跨文化传播中直接采用西方文化中“drag-on”一词来表达我们中国文化中的“龙”会在西方人中产生误解.针对这一情况,本文首先比较了这两个概念的在内涵上的差异.然后分析了很多学者和网友提出的用“loong”这一词来表达中国文化中的`“龙”这一做法的合理性及可行性,最后指出该词要真正成为“龙”的英文对等词不仅需要学者和网友的呼吁,更需要我们的相关政府机构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大力推广.

作者：胡兴文束学军作者单位：安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淮南,232001 刊名：文教资料英文刊名：DATA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年，卷(期)：2009 “”(14) 分类号：H3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龙 dragon loong

篇2：跨文化传播中的融入与超越

跨文化传播中的融入与超越

全球化的大趋势,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为企业走向国际舞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要想把握住机会,迎接潮流,就必须更好地运用文化亲缘性的'杠杆作用和国际公共关系这一利器,决胜市场、客观自如地进行跨文化交流.跨文化性是国际公共关系最显著的也是最根本性的特征,同时,跨文化性也决定了国际公共关系实际运作的高难度性.

作者：周丽新作者单位：吉林师范大学大学外语部刊名：新闻爱好者（下半月）英文刊名：JOURNALISM LOVER 年，卷(期)：2009 “”(12) 分类号：G21 关键词：

篇3：跨文化旅游翻译中的地名翻译

跨文化旅游翻译中的地名翻译

准确、规范地对相关地名进行翻译,是衡量涉外导游工作质量的一个标准,是影响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通过大量实例探讨了旅游翻译中的一个难点--地名翻译,归纳、总结出了地名翻译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作者：何洹洹 HE Yuan-yuan 作者单位：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经贸与外语系,成都,611731 刊名：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ENGDU TEXTILE COLLEGE 年，卷(期)：2008 25(3) 分类号：H315.9 关键词：旅游翻译地名翻译文化交流

篇4：跨文化交际中的影视翻译

跨文化交际中的影视翻译

作为大众传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影视翻译有其独特的语言特点,如口语化、人物性格化、情感化等.同时,由于中外文化和思维方式的不同,影视翻译必然受到跨文化交际的影响.因此,译者在进行影视翻译时应以文化翻译观为依据,以译语读者为中心,注意信息传递的`效果,力图达到译语观众与原语观众心理接受反映的和谐一致.

作者：于金华作者单位：渤海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锦州,121013 刊名：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BOHAI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2008 “”(2) 分类号：H315.9 关键词：影视翻译语言特点文化翻译观

篇5：跨文化视野中的异化/归化翻译

跨文化视野中的异化/归化翻译

[摘要]

最近，翻译界对归化和异化的讨论很多，散见于国内的各种外语类学刊，〈中国翻译〉第5期还专辟一专栏来讨论这一问题，这些文章大大推动了“归化”和“异化”的研究，但这些文章更多是停留在语言研究的层面，本文将从跨文化的角度来探讨文学翻译中的异化现象。

[关键词] 归化；异化；翻译；跨文化；后殖民主义

一、引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国内的外语类学刊发表了不少有关归化和异化的文章，这些文章努力将西方文学批评和比较文学理论中关于归化和异化的讨论运用于翻译理论和实践之中，有的文章高屋建瓴，从文化的角度对直译和意译作出概括，还有的文章运用关联理论来寻求归化和异化的最佳关联点，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拓宽了归化和异化的研究。

但归化和异化翻译的讨论仍存在一些误区，最明显的是将归化与异化翻译等同于直译与意译，将文学策略和文化的意识形态同语言的策略和翻译的技巧等同起来，从而将关于归化和异化的讨论拉回到传统和经验的讨论之中，这样做有碍归化和异化翻译研究的发展。《中国翻译》20第5期有王东风和葛校琴等的文章，探讨“归化”和“异化”翻译的研究方向及存在的问题，是归化和异化翻译研究的新成果。本文将从跨文化的角度来探讨翻译的归化和异化问题，

二、关于“直译”与“意译”

直译与意译是归化和异化讨论的源头，不少学者常常把它们放在一块来讨论。王东风在“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一文中就对它们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文章开门见山地指出，“归化与异化之争，是直译与意译之争的延伸，可谓由来已久。”但他没有将它们简单地归于一类，而是指出：“归化和异化可看成直译和意译概念的延伸，但并不完全等同于直译与意译。… 如果说直译和意译是语言层次的讨论，那么，归化和异化则是将语言层次的讨论延续升格至文化、诗学和政治层面。也就是说，直译和意译之争的靶心是意义和形式的得失问题，而归化和异化之争的靶心则是处在意义和形式得失旋涡中的文化身份、文学性乃至话语权利的得失问题。”（王东风，2002：24-25）笔者基本上赞同上述观点，并就直译/意译与异化/归化翻译补充一点自己的看法。

在谈到直译和意译时，人们常常用英文词语literal translation 和free translation。此时人们关心的是语言层面的技术处理问题，即如何在保持原语形式的同时，不让其意义失真；而意译则认为语言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和表达形式，当形式成为翻译的'障碍时，就要采取意译。还有人提出形合与意合来与直译和意译对称。在中国的翻译史上，赞成直译和意译的均有人在，初期佛典翻译中的文质说，唐代玄奘的“求真”与“喻俗”，近代有严复的“信达雅”及鲁迅的“宁信而不顺”与赵景深的“宁顺而不信”等，都是从直译和意译的角度来探讨翻译的原则。

[1] [2] [3]

篇6：跨文化翻译中的读者心理研究

跨文化翻译中的读者心理研究

读者心理是翻译研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翻译过程的跨文化心理模式决定了翻译过程是译者追求同等读者反映的过程,为达到这一目的,应该特别重视读者的.心理特点并采取相应的策略,使译作在目的语文化中达到同等的读者反映,从而完成文化交流的历史使命.

作者：周立利作者单位：郑州轻工业学院,外语系,河南,郑州,450002 刊名：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THE PARTY SCHOOL OF CPC ZHENGZHOU MUNICIPAL COMMITTEE 年，卷(期)：2008 “”(2) 分类号：H059 关键词：跨文化心理学读者心理翻译过程

篇7：旅游翻译中跨文化差异的影响

旅游翻译中跨文化差异的影响

旅游翻译涉及旅游广告宣传、旅游热点信息发布、旅游景点介绍、旅游人员导游讲解用语、旅游特产介绍等方方面面.本文以旅游景点介绍翻译为重点,从中英文旅游翻译中跨文化差异的角度出发,对中英文读者的文化、审美心理进行分析,突出旅游翻译的'“呼唤”和传递信息功能.强调旅游翻译的情感诱导,并通过一些个例分析来反映跨文化差异对旅游翻译的影响.

作者：何野萍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湖北,武汉,430079 刊名：考试周刊英文刊名：KAOSHI ZHOUKAN 年，卷(期)：2009 “”(50) 分类号：H3 关键词：旅游翻译跨文化差异影响

篇8：跨文化视野中的异化/归化翻译

跨文化视野中的异化/归化翻译

[摘要]

[关键词] 归化；异化；翻译；跨文化；后殖民主义

一、引言：问题的提出

二、关于“直译”与“意译”

在谈到直译和意译时，人们常常用英文词语literal translation 和free translation。此时人们关心的是语言层面的技术处理问题，即如何在保持原语形式的同时，不让其意义失真；而意译则认为语言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和表达形式，当形式成为翻译的障碍时，就要采取意译。还有人提出形合与意合来与直译和意译对称。在中国的翻译史上，赞成直译和意译的均有人在，初期佛典翻译中的文质说，唐代玄奘的“求真”与“喻俗”，近代有严复的“信达雅”及鲁迅的“宁信而不顺”与赵景深的“宁顺而不信”等，都是从直译和意译的角度来探讨翻译的原则。

我们并不反对将直译/意译同归化/异化翻译放在一块讨论，但我们应该注意到它们之间的相似和差异。以往，归化/异化翻译同直译/意译的相似性讨论的多一些，但它们之间的差异就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直译和意译是翻译的两种主要的方法，它们并非是排斥性的，相反，它们是互补性的。在同一翻译中，直译和意译都可能有。文体也有关系，在有些文体中，意译会多一些，而在另一些文体中，直译可能会多一些。关于直译和意译的讨论，译界已基本上达成共识。直译和意译不等同于有些人所说的死译和胡译。鲁迅和其弟周作人的直译作品《域外小说集》曾招来许多的批评，被视为直译的代表。一些学者谈到鲁迅，必将提到他的翻译主张“宁信而不顺”，而忽略了其他。其实，鲁迅关于直译的真正含义是他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题未定草”中所说的：“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持原作的丰姿。”可见，鲁迅并非不要顺，只是在两者不可兼得之时，才宁取信而舍顺。鲁迅的“硬译”，决不是生搬硬套，也不是逐字翻译，而是在引介外国进步文学作品的同时，努力输入新的表现方法来丰富汉语的句法与语汇。“易解”与“丰姿”才是鲁迅关于直译的真正内涵。那么，周作人又是如何看待直译呢？1925年周作人在其“陀螺序”中提到：“我现在还是相信直译法，因为我觉得没有更好的方法。但是直译也有条件，便是必须达意，尽汉语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存原文的风格，表现原语的意义，换一句话说就是信与达。”什么样的翻译是死译和胡译呢？周作人用了两个很有趣的例子。如英文的“lying on his back”，如果译成“卧在他的背上”便是死译，如果译成“坦腹高卧”便是胡译，它的直译应该是“仰卧着”。当然，我们今天偶然还能看到少数关于直译和意译的讨论，但有新见者鲜寡。

翻译的归化/异化（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 and foreignizing translation）是在1995年由美国学者L. Venuti（文努迪）所提出的，而这一术语又直接来源于德国学者Schleiermacher （施莱尔马赫）18宣读的一篇论文。Schleiermacher着重探讨了翻译与理解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指出翻译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让读者靠近作者，另一种是让作者靠近读者。如果让读者靠近作者的语境，他就能感受到异国的情调。在这儿， Schleiermacher使用了foreign 一词。[1] 根据上述两种翻译情况，Schleiermacher提出了以作者为中心的译法和以读者为中心的译法，这一做法突破了传统的直译和意译的界限，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Venuti的异化/归化观无疑受到Schleiermacher理论的'启发。不过，Schleiermacher的理论是基于德国的阐释学之上，而Venuti却将Schleiermacher的论点放在后殖民的语境下来考察, 从而得出了异化的翻译主张。

Venuti为什么十分青睐异化的翻译呢？我们可看看他在《翻译再思》一书中的一段话。他十分欣赏布朗绍的名言：“翻译是纯粹的差异游戏：翻译总得涉及差异，也掩饰差异，同时又偶尔显露差异，甚至经常突出差异。这样，翻译本身就是这差异的活命化身。”在他看来，差异在翻译中被弱化的原因有二：首先，长久以来，翻译的讨论被遮蔽了，它在目的语坐标的价值体系中处于边缘化地位，差异非但没有活现，反而处于融化的过程之中。其次，英国和英语的价值标准，在战后形成了全球性的优势，从而更加确定了英美国家主义文化的语境。这种语境只接受在意识形态上符合英美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外语文本。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归化的翻译为了迎合接受者的口味，总是依照译入语的特定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规范对译入文本进行调整，弱式文化只得听从英美文化的摆弄，成为殖民者进行文化殖民的工具。（参见Venuti 1992）

近十年来的有关归化与异化的翻译讨论，是以1987《现代外语》上登载的论文“归化----翻译的歧路”而开始的。然而，该文作者可能不曾料到异化与归化会作为一对新的理论范畴而得到广泛的讨论。西方学者讨论的归化与异化这一对术语并非是互补的，而是相互排斥的。美国学者Venuti在讨论异化翻译时，对归化翻译的策略作出了描述：遵守目标语文化当前的主流价值观，公然对原文采用保守的同化手段，从而达到让译文符合本土典律、出版潮流和政治的需求。归化翻译的最大特点就是采用流畅地道的英语进行翻译，在这类翻译中，翻译者的努力被流畅的译文所掩盖，译者为之隐形，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也被掩盖，目的语主流文化价值观取代了译入语文化价值观，原文的陌生感已被淡化，译作由此而变得透明。从后殖民理论吸取营养的异化翻译策略则将归化翻译视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和征服的共谋，是文化霸权主义的表现。所以，Venuti提倡异化的翻译策略。根据这一策略，译者和译语读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努力摆脱来自强势文化的羁绊。异化翻译并不应理解为对应的翻译，它并不能提高译文的忠实性。后殖民学者Robinson认为异化翻译与直译和逐字翻译相关联，只是没有直译那么极端，因为他们并不坚持在翻译中恪守原文句法序列中的个别词语的意义，但却坚持要保留原味。（参见王东风，2002：26）在异化翻译中，新的东西可能会加进去，从而达到凸现译者的身份，提高翻译的地位，并且对翻译的文化霸权进行有力的回击。

可见，西方学者的归化/异化翻译是处于政治意识形态中的两个对立的概念，处在话语权利的两个极端，它们不存在调和或妥协。这与我们前面讨论的直译/意译明显不同。但我们很多的讨论是把它们当作对等的概念来对待的，这样做，可能会带来理论上的误解和实践上的困惑。

三、汉语中的归化/异化

在英汉语中，异化与归化的内涵究竟有多宽？这是我们在研究和讨论归化/异化与直译/意译时得注意的问题。归化/异化翻译的英文表达是domesticating / foreignizing translation，它虽然和我们今天探讨的free translation / literal translation有某些相同之处，但就其本质而言，存在明显的差异。当我们说直译/意译和形合/意合，前者是方法，后者是结果，如果我们再说神似和形似，则是对这一结果的描写。归化/异化与意译/直译却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犹如两个圆，其边缘只有小部分重叠。异化/归化翻译的结果不能用形似和神似来描述。异化和归化是一种策略，在实践中，直译、改译、增译等方法都可能被采用。作为一对专有翻译术语， Foeignizing translation / 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只是在最新的英文学术著作中得到阐述。而free translation / literal translation 则不然。“看一个翻译是归化翻译还是异化翻译，完全取决于文化形态的重构，翻译在这一形态中得到生产和销售；什么是归化或异化只有在考虑到改变译入语文化的价值关系时才能得到界定。”[2]（Mona Baker, 1998:243）

“当前在对‘归化’问题的认识上，译界同仁应该区分归化法的两种前提：一是忠实原则下的归化，二是非忠实前提下的归化。前者总体上是规定性的，后者则是描述性的；前者是原语中心论的，后者则是译语和译语文化取向的。”（葛校琴，2002：33）这一区分基本上是对的。然而，我们还可对它们的性质作出区分：忠实原则下的归化是语言层面的，关心的是翻译的艺术效果，是一种翻译的方法；非忠实前提下的归化是文化层面的，关心的是翻译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翻译的策略。至今我们讨论的翻译研究存在两种不同的异化和归化，第一种是Venuti的术语，已在在前面提到，另一种是一些中国反复使用的归化/异化，笔者用英文的assimilation（adaptation）和adaptation来指代它们。异化和归化翻译表现为文化的思考，从翻译的意识形态看其对文学乃至文化产生的影响，属于文学批评和哲学范畴。带有后殖民的解构意义的异化一词运用到翻译之中是近几年的事，反映在翻译实践上，主要体现为以书写符号为表现形式的文学翻译。

西方学者用一个图表来大致显示Jerome对不同性质的翻译所作的区分[2]，根据当前关于翻译的归化/异化讨论，笔者同样想借用两个图表来揭示它们之间的差异：

1．（If translation is carried out on the dimension of linguistics

2. (If translation is carried out on the dimension of cultural studies)

上述图表说明了传统意义上的异化/归化和现代意义上的异化/归化具有不同的功能与目的，在汉语中我们用同样的词语来表示它们，但在英语中，语言层面的归化/异化是用assimilation (adaptation) / alienation来表达的,而文化层面的归化/异化是用domesticating/ foreignzing来表达的。当然，我们也可象处理文化一词一样，用首字母大写的Domesticating/ Foreignzing来指作为文化策略的归化和异化，用首字母小写的domesticating/foreignizing来指当今文化层面上的直译。小写字母的归化/异化是意译/直译的延伸与发展，而大写字母归化/异化是意译/直译的革命，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的领域。

四、归化与异化的理论与实践

国内学者将归化/异化和直译/意译等同的现象在葛校琴文章中得到了讨论。葛在探讨这一对概念时有一个前提，即在抛开归化/异化的当下语境，而且根据的是字面意思。[4]归化/异化的两种翻译倾向自有翻译以来就经常交锋，在上一个世纪，有围绕鲁迅的“硬译”而展开的洋化与归化之争。在此以前，严复、林纾、梁启超等人的翻译，均可视为归化的翻译。“鲁迅的‘硬译’及他的翻译思想是出于他‘反对封建主义，改造国民性’的理念。但鲁迅的意图招致了误读，‘硬译’的倡议最终淹没在归化论的喧嚣声中。后来傅雷的‘神似’论、钱钟书的‘化境’说可以说都是归化论的延伸。可见，归化/异化的讨论往往都是归化论占上风，虽说大家都赞成要保留洋味。”（葛校琴，2002：33）葛文是针对国内兴起的新一轮归化/异化讨论而来的。因为在这次关于异化/归化的讨论中，人们几乎“一边倒地认为翻译应该提倡异化”。

客观地说，葛的提醒不无道理。但笔者觉得葛所提醒国内有关归化/异化翻译学者的问题，要辨证地对待。我们的一些学者在响应西方学者提出的归化/异化翻译主张的同时，提高了欧化翻译即当年鲁迅所提倡的并受到梁实秋等人诘责的“硬译”的地位。当年鲁迅曾希望翻译能够给传达新思想，并为中国的语言引进新的表现形式，从而给中国文化输入新的血液，带来新的生机。遗憾的是，在上世纪，归化/异化的讨论往往都是归化论占上风。虽然我们不能排除今天的一些学者存在理论上的误读，即他们希望接受Venuti等西方学者的观点，但在实践上却未能得到很好的贯彻，但他们的呼吁和实践却创造了异化/直译的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使翻译研究从过去的语言层面上升到文化的层面，直译的方法得到广泛的认可。

所以，我们要辨证地对待这一问题。首先，我们对西方的归化/异化翻译策略要有更多的评介，如果理论上浅尝辄止，我们的研究的可行性就会大打折扣；其次，位于语言文化层面的异化/归化讨论是可以接受的，但这些研究不应该脸谱化，带个面具，放进一些例句，就把文章写出来了，这样做，无疑会降低翻译研究的学术地位。再其次，异化/归化策略的讨论如何能同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更紧一些，这可能是翻译理论建设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不仅要从传统的翻译理论上考虑，还要从跨学科角度去考虑翻译理论的建构，惟有如此，我们的翻译研究才能不断保持生机勃勃。

五、结语

异化与归化的翻译策略的讨论没有结束，还会继续下去，我们应从跨文化的视野去思考异化/归化问题，这样，它的影响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我们可以肯定，这一讨论，不仅对翻译研究，对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比较文学等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注：

[1] Schleiermacher 的原语是：The translatora can either leave the writer in peace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bring

the reader to him, or he can leave the reader in peace as much as possible and bring

the writer to him. (Schleiermacher, 1838:47, as translated in Wilss, 1982:33)

‘Bring the reader to the original text’ would correspond to requiring him to

process the translation in context of the original; ‘[The translator] thus tries to

transport [the reader] to its location, which, in all reality, is foreign to him.’

(Schleiermacher, 1838:219, as translated in Wilss, 1982:33)

[2] 黑体系作者所加。

[3] 在Mona Baker 主编的《翻译学大词典》中，Jerome关于直译与意译关系的描述是通过下图来表现的：

1. (If free translation is not bad translation)

2. (If free translation is no translation)

[4] 不过，Gentzler 认为，Venuti的理论与后现代主义比较更显得现代派一些，他的理论的

转向仍旧根植于若干世纪来的“忠实”与“意译”翻译的争辩之中。参见Gentzler,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Revised 2nd editi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第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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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跨文化传播视野中体育交往的理论逻辑论文

跨文化传播视野中体育交往的理论逻辑论文

摘要:本文从体育交往先天具有的跨文化传播特质分析入手，阐释了全球文化流动中体育交往的现实语境：并试图联系有助于拓展体育交往议题的几种跨文化传播的理论范式，进一步论述体育交往的理论逻辑，希望能够对后奥运时代中国体育文化传播的理论创新与体系建构提供一种建设性的思路。

关键词:体育交往跨文化传播理论逻辑

现代奥运会借助于传播技术手段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性的交往行为，北京奥运会既是体育盛会，更是东西方文化的一次集中对话和交汇。无可否认，体育早已超越了竞技的范畴，成为系统的交往行为与独特的文化传播盛事。北京奥运会，留给我们的经验和思考是丰富而深刻的，北京奥运之后的几年间，广州亚运会、全运会将陆续举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连串以体育为载体的传播中华文化的契机与挑战，我们需要经验的沉淀与思维的创新。从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视角探索体育交往的逻辑问题，这既是对北京奥运的文化思考，也对后奥运时代中国体育文化的传播具有视域上的开拓意义。

一、体育交往先天的跨文化传播特质

在一般意义上，跨文化传播是各种文化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流动、共享和互动的过程，主要指涉人类社会中文化要素的扩散、渗透和迁移的现象，以及身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发生的信息传播与人际交往活动。究其实质，跨文化传播就是一种沟通和建立不同文化中人与人之间共存关系的文化交往活动。体育交往已经从一种体能技巧的竞技、社会活动或是文化实践，上升至诸如奥运会这样具有跨文化传播特质的宏大文化景观。

1 体育交往的流动性

体育交往通常伴随着人口流动、信息流动、文化流动与资本流动。作为一种整合的力量，资本流动与信息流动、文化流动一起形成一种流动效应，与体育交往形成互动，成为彼此发展、相互融合的推进力。

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力支撑之下，人口流动与信息流动早已突破了空间对体育交往活动的限制，为全球范围内大规模的体育交往提供了技术的保证。北京奥运会共有204个国家和地区的10050名运动员参加。仅8月8至24日，北京市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652万人次。其中，接待入境游客38.2万人次。这一数据还不包括其他几个奥运协办城市。短时间内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以及人口流动带来的文化交流，其实现的基本保障便是交通通讯手段的便利与安全。同时，为了规避大规模的文化混杂产生“巴别塔”风险，需要相对简明的话语体系在人群中形成即时性的文化认同。体育交往中约定俗成的诸多运动规则与规范用语简单并且高度符号化，成为不同文化人群d 交流的世界性语言符号，既能够发挥通用语的沟通作用，又为在不同空间转换中发生的文化的碰撞与交融预设了制度性的约束。

此外，虽然资本的介入引发了旷日持久的争议，但体育交往中的资本流动作为一种资源型的供给，为体育交往特别是全球性大规模的体育交往提供了的物质基础。这一点在体育赛事与赞助商的关系中得到最好的注脚，正如麦当劳全球品牌副总裁杰克・伍德沃德(Jackie Woodward)所说“普通消费者将能通过我们接触到奥林匹克”，“奥林匹克将有助于提升我们连锁店的地位”。

2 文化抓痕的短时记忆效果与学习与移植的涵化功能

在跨文化传播的研究中，通常将旅游及体育中的跨文化现象作为一类研究对象，原因是许多研究者都认为二者同属于文化旅居，旅行，旅游的具体表现形式――人们为了休养、娱乐和运动等目的，离开日常生活范围所进行的暂时性的地域空间移动。交往主体自身成为了“文化交往使者”，负载着原有文化内涵，前往相异空间，发生多种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使得不同文化在不断的借鉴和适应中走向趋同，其本身就是跨文化传播的方式之一。但是，文化旅居／旅行，旅游毕竟是短期的随机的人际交往方式，它产生的是一种“文化抓痕”的短时记忆效果，任何一种旅游活动都有不可避免的回归过程，旅游者把短暂的在目的地的旅游生活置于身后，重新汇入居住地仍在继续的生活。

与旅游活动不同的是，体育交往还具有学习与移植的涵化(acculturation)功能。体育交往伴随体育运动项目的普及与体育精神的传播，提供给社会各阶级／阶层的人们一套同质化的“隐藏符码”，对不同的文化群体产生潜移默化的长期效果。

不同民族体育交往和地域体育文化在交流中往往出现“抗拒”、“同化”、“涵化”等多种不同情况。“抗拒”是某种体育文化在受到外来冲击时采取完全抵制的态度；“同化”是指一种层次较高的体育文化与较低的体育文化相接触，后者往往被前者所摄取和融化；“涵化”是两种相同或相近的体育文化进行双向交流的渐进过程及其相互结合的自然结果。“抗拒”和“同化”只是暂时和局部现象，“涵化”才是体育交往中健康的发展途径。

3 自觉交往弥合文化差异与冲突

体育交往是一种基于愉悦的、跨越地理空间的自觉的人类行为，是一种能够接触“真实世界”而非简单“媒介世界”的直接传播方式，是文化间基于人际的、亲身的、直接的、互动的、即时的、感知的交流与传播，而不是单纯通过媒介间接、外在地获得映像世界的交流和传播。体育交往中的娱乐目的、快乐主题和良好意愿为不同文化群体的人们相互了解制造了接近性的文本，这种自觉交往能够弥合文化差异带来的障碍与冲突，也是体育交往的重要特性之一。它“所涉及到的是至少两个以上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的互动，这些主体互动使用(口头或口头之外的)手段，建立起一种人际关系。行为者通过行为语境寻求沟通，以便在相互谅解的基础上把他们的行为计划和行为协调起来”。

在这一意义上，体育交往比媒介传播更能渗入到人际交往的微观层面，这不仅仅表现在它扮演过使战火暂时停息、使对立的外交状态缓和等重要角色，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人类与生俱来的对自由、幸福、完美和和平的追求。

二、全球文化流动中体育交往的现实语境

体育交往自身的跨文化传播特质证明了从跨文化传播角度观照体育交往的理论可行性，在此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关注体育交往的现实语境，探寻其历史定位与逻辑起点，

1 因科技革命而加速的现代化进程中不同文化相互接近

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Gilbert Rozman)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在科学和技术革命的影响下，社会已经或正在发生着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将动用一切可支配的社会资源，以实现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对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体育交往的现代化起点不是来自本土文化，而是来自西方直到今天体育交往实践中依然沿袭着西方现代奥林匹克话语体系中对体育精神的界定。

同时，现代社会是一个具有巨大的“制度化的结构性风险环境”，为了应对现代性的危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在探索中向拥有悠久历史与深厚传统的东方文化靠近，虽然这种文化交流的相互之间的流量并不平衡，但是接近毕竟是事实。东方传统的健身、养身之道如功夫、瑜伽等也成为全球性的体育交往中东方文化的典型象征。

因此，跨文化传播中的体育交往才会引起关注，这已经不是“现代”与“传统”之争，而是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然出现的深层次的文化交往与融合。

2跨国发展模式主导下全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博弈

法国著名传播学专家马特拉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就指出：“今天，跨国发展模式越来越是一种社会行为、主体多元化相互结盟的结构，包括私营部门和国营部门，民族资本和国际资本，它们合在一起重新定义民族一国家的角色。”现代化过程中贯穿着全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博弈，这也许是体育交往最直观的现实语境。

从信息交换和地缘政治的角度讲。民族国家是一种相对封闭的系统。很多时候民族国家作为体育交往的.直接参与者与组织者的身份出现，绝大多数体育交往都无法离开民族一国家的语境。但是，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资本、技术、人才、知识、信息等生产要素跨国界的流动与配置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带来各国民族文化和价值观的改变，使各国文化呈现出与经济全球化相适应的新的发展态势。人类交往技术的快速推进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急剧扩散，打破了民族国家的相对封闭性，全球化的文化流动所形成的开放秉性与国家的疆界封闭和权威垄断形成了极大张力。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复兴以来，“奥林匹克精神大体也呈现出了核心价值理念不变，但外部边界不断完善和择机调整的发展态势”。“这种基本判断的得出，不仅与百年奥运所历经的时代变迁高度相关，同时也与不同奥运举办国特定的地缘语境和预设的目标语境密不可分。

3 资本均质化逻辑对文化交往逻辑的渗透

杰姆逊认为现代化发展到今天已经进入跨国资本主义时期，这个“既存的社会体制”就是资本追求利润的逻辑。在这种体制中，文化交往愈来愈受到资本逻辑的规范，文化的差异化逻辑被资本的均质化逻辑吸收并且被纳入“商品生产的总体过程之中”，从而改变了自己以往基本的文化角色和社会功能。先前作为一个自律领域与资本对峙的文化被资本的逻辑同化，文化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商品总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体育交往既受惠于资本的全球流动，又处处受到资本力量的掣肘。

为了满足欧美广告商对转播时段的要求，北京奥运会游泳项目的日程安排由下午调整到了早上，这一类与我们早已习惯的各类文化现象与商业资本的“联娴”不同，更多的反射出资本逻辑对交往逻辑的渗透。资本既为体育交往的扩展插上翅膀也给交往的理性发展带来障碍。

三、与体育交往相联系的可资借鉴的几种跨文化传播的理论范式

总体说来，跨文化传播中的体育交往作为北京奥运后中国体育文化传播的一类问题视域，目前还处于发韧初期，需要多角度的观察与思考才能对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价值性与科学性作出合理的判断。

1 符号互动视角――文化符号的创新与整合

对于体育交往的理论逻辑而言，符号学的视角当属最有效的一类。作为截取的文化字段，充满了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向来是不同文化人群相互接近并加深了解的最直观的印象载体，他们之间的言语指称意义的形成与传播也最为便捷。文化符号的创新，是北京奥运带给中国的一种启示，世界对中国的认识不再局限于地理符号与特色资源，更多的发现了中华文化的内在特点与时代精神。如何对既有文化符号进行创新与整合，使之利于今后深层次体育交往的展开，也是北京奥运后值得思考的议题。

2 文化认同视角――文化身份认同与构建

我们必须通过各式各样的符号与象征来感知我们身处的世界，媒体再现的国际赛事俨然成为一种国家，民族的身份标识。美国学者安德森(Anderson)在《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中提出民族国家是“一个想象出来的政治社群”。他认为，“即便是最小的民族国家，绝大多数的成员也是彼此互不了解，他们也没有相遇的机会，甚至未曾听说过对方，但是，在每一个人的心目中却存在着彼此共处一个社群的想象。”就奥运会而言，其原本的体育意义已经通过媒体延伸开来，“体育，尤其是媒体所再现的体育，已经被融人人们对自己和他人的身份界定之中”，使民族国家将异质分散的民众聚集在了集体的庞大荣誉象征体系中，恰如戴维・罗伊所论述的那样：“所谓‘民族国家’的概念是围绕着其代表性的体育活动而建构起来的，并且这一概念通过媒体机构进行对内和对外地广为传播，从而成为在人类情感世界的深层连接媒体和体育的重要文化象征。”

3 批判视角――重视交往的理性与和谐

当前社会交往实践中。理性与和谐是一对相伴生的概念。和谐要求以公平正义为原则进行利益分配、协调，其底蕴是理性的社会关系建构。虽然批判理论因“缺乏建构性”而经常遭到批评，但是批判的视角是保障交往理性与和谐的思想武器，它提醒文化交流个体勇于质疑辨析，基于严格推断，富于机智灵气，善用清晰敏捷的日常思维对生活世界进行思辨。在多元文化全球流动的宏观背景下，体育交往的思想取向和对信息交流的接收取向有着很大差异。但是，不同文化群体的心理结构以及影响他们文化观念的基本社会结构、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领域，有着很多重合的地方。通过体育交往构筑一种人道主义的友善精神的生长空间，也给社会成员之间的精神交往提供了一个相通的德性网络。这种充满终极关怀的批判的视角在目前中国体育文化传播中有待于挖掘与弘扬。

四、结语

对于北京奥运后中国体育文化传播这一议题，我们只是在时间的横断面上寻找博弈的可能性。体育交往只是针对这一瓶颈提出的可行性思考之一――在跨文化研究的学科背景之下，以“交往”作为切入点，把媒介作为一个便于观照的人类社会的现实场域，将体育这种文化复合体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系统研究体育交往这种跨文化传播实践的内涵与结构形态，梳理其发展历程，探索其内在规律，力图在学科拓展层面提出具有前沿意义的建设性观点。同时，争取立足于历史语景和现实情境对体育交往的发生和发展、体育交往的结构、运行机理和演变机制、当下体育交往的趋势和特点以及合理体育交往模式的建构等问题进行理论的考察。

作为一种视野，体育交往能够成为观照现实的一个切入点，逐渐廓清纷繁的体育文化传播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