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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社会建构论：心理学研究的一种新取向
社会建构论：心理学研究的一种新取向
隶属于后现代心理学思潮的.社会建构论,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格根所倡导.它一开始便竭力瓦解现代心理学的基石,全面挑战现代心理学的传统解释,在心理学界发起了一场理论革命.它在与现代主流心理学的遭遇战中,兼容了非主流的人文主义心理学(如人本主义心理学、精神分析心理学)的主张,注重整体性、历史情境性、价值涉入.同时也改造了科学主义心理学如认知心理学、认知发展科学.成为发展他们的新鲜血液.
作 者：易芳 郭本禹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江苏,南京,210097 刊 名：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 36(4) 分类号：B84-06 关键词：心理学 社会建构论 新取向篇2：析社会建构论心理学思想的四个层面
析社会建构论心理学思想的四个层面
从社会建构论心理学中萃取四个核心概念,各代表一个思想层面,以此结构出社会建构论心理学思想体系的概观:1.批判:心理不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2.建构:心理是社会的建构;3.话语:是社会借以实现建构的`重要媒介;4.互动:社会互动应取代个体内在心理结构和心理过程成为心理学研究的重心.
作 者：杨莉萍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心理系,南京,210097 刊 名：心理科学进展 PKU CSSCI英文刊名：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年，卷(期)： 12(6) 分类号：B84-09 关键词：社会建构论心理学 批判 建构 话语 互动篇3：社会学与社会建构论
社会学与社会建构论
本文主要论及社会建构论的基本观点，对众多西方社会学家的'有关论点作了评述。与此同时，文章还涉及到后实证主义、常人方法学、科学知识社会学乃至社会学的相关理论。
作 者：苏国勋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100732 刊 名：国外社会科学 PKU CSSCI英文刊名：SOCIAL SCIENCES ABROAD 年，卷(期)： “”(1) 分类号：B1 关键词：社会建构论 科学知识社会学 社会学篇4：现代心理学研究的视角取向
现代心理学研究的视角取向
不同的研究视角取向,会影响研究的方向与研究结果.科学的思维形式与视角取向,对于具体的心理学研究活动与心理学科的整体发展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借用后现代文化思潮来剖析心理学研究的视角转换,希望能弥补和超越科学心理学的`局限与不足,并可能成为未来心理学的一种前进方向或理想选择.
作 者：尤娜 作者单位：烟台师范学院,心理与教育学院,山东,烟台,264025 刊 名：烟台教育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YANTAI COLLEGE OF EDUCATION 年，卷(期)： 9(4) 分类号：B84 关键词：心理学 视角取向 后现代篇5：现象学心理学的两种研究取向初探
现象学心理学的两种研究取向初探
现象学哲学对现代西方心理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但这种影响很难落实到心理学的具体研究层面.与此相比,以美国杜奎森大学的心理学家们为代表的现象学心理学却在这方面做出了突破.现象学心理学秉承现象学精神,关注生活世界,在具体研究中,形成了经验的和解释的两种取向.经验的研究取向主要以胡塞尔的现象学为哲学基础,而解释的`研究取向则更多地基于解释学哲学,二者在研究思路和研究程序上都有着很大的不同.对于心理学而言,现象学心理学的两种研究取向提供了科学心理学之外的另一种研究途径,并且使得心理学更加真正地面向生活.
作 者：郭本禹 崔光辉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江苏,南京,210097 刊 名：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6) 分类号：B84 关键词：现象学心理学 经验的现象学心理学 解释的现象学心理学篇6：刍议传播学学科建构和研究取向论文
刍议传播学学科建构和研究取向论文
摘要 本文在厘清学科概念的基础上，提出构建传播学学科的三种因素――知识，体制和社会文化实践，进而参照自然科学的研究层次，分析传播学研究应落在实用传播研究、普遍传播研究和哲学研究三个层面，传播学学科应转向背负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任务，成为一门实用性的学科，
关键词 传播学 学科建构 取向研究
传播学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进入中国以来，吸引了国人及诸多学者各方位、多层次的不同兴趣和探讨。然而，我国的传播研究先是引进、介绍西方的传播理论与研究方法，以后又多限于新闻传播的研究与媒介的运用。虽然传播学界从一开始就倡导要建立我国的传播学体系，对于传播学的学科建设、范式革命、学派划分、理论解析等问题的研究也是百家争鸣，但适合我国国情的传播学科一直未能完整建立起来，从而极大地制约了传播学在其他领域内的研究与社会生活中的运用。因此，亟须对传播学学科建构有更加明晰深刻的把握，为进一步建立我国传播学的完整体系和今后的发展取向做出积极而有效的准备。
我们认为对传播学进行学科建构和取向研究要从三个方面着手。首先强调要对“学科”本身进行概念厘清和深入研究，因为只有考察传播学是否具备成为一门学科的机制和条件，使其获得学术上的正当地位才能对其进行更为准确的定位。其次应参照其他学科如自然科学的研究层次和取向，从而对传播学学科提供可鉴模式，使传播学今后的研究取向更具系统性、创新应变性及反思性。最后在学科内容和体制有所界定的基础上，联系社会实践的内容和中国特定的历史语境不断地完善学科本身，在实践的语境中生发出多元的研究视角，获得学术领域和公众的一致认同，使传播学学科完成向“承担理论和实践双重任务的实用性学科”的转向。
一、传播学学科建构探究
学科一词源于拉丁文的Disciplina，其标准解释之一是指所有知识或学问。也可指掌握某一门学科所必需的自我克制和按部就班的品质，或培养这些品质的培训和教育过程。实际上，学科并不是建立在永恒不变的知识范畴上的，而是在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中不断产生、发展、转型和消亡的。根据美国学者Robert T，Craig的观点，有关学科的建构和合法化的有说服力的证据可以在知识、体制和社会文化背景中找到。知识方面包括古代经典和现代作品、理论、问题、分析模式等等；体制方而包括大学、系部、专业机构、资助单位、出版商、图书馆、数据库及相关的分类表；社会文化方面包括普通概念及或多或少受到文化信仰及整个社会层面习俗影响的行为。因此，学科的声音来源于其实力――其学科权威――来源于跟整个社会对话的共鸣(与诸多文化习俗和信仰相关)，也来源于其知识的独特性、发展速度及其在现有体制中的牢固地位。总之学科体现了体制、知识和文化资源的复杂整合；也调节这三者以各种方式争夺名份的紧张气氛。
我们从学科建构的这三个方面来考察传播学。首先在知识层面上，作为五花八门的资源整合体的传播学，它也以独特的方式参与到学科问的对话。应该说，每门学科都有自己的基础或者说中心。如心理学是以个体为中心的调整，社会学与合法的社会秩序相关，分析哲学建立在科学方法上，经济学需要市场理性等等。那么，现代以来建构的学科――传播学。试图在没有中心的世界中实现共同决策，通过对基本身份、社会秩序、知识和政策的认识协商，使得整个世界更加愉快地运转。显然，人类问题涉及到理解和合作的困难，不同角度之间的协调，这便是传播问题。传播的问题是多元社会的问题，汇聚了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从不同层面探讨，特别是在进入信息化高速发展的社会以后，人文科学甚至自然科学也被纳入到这一领域之中，也由此成为了众说纷纭的传播学源头。与此同时，传播学者们把传播学视角跟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学等其他学科区分开来了，将传播学与这些学科的对话最终被内化成传播研究中的社会学视角、心理学视角、语言学，符号学视角及其他视角，而不是简单的移花接木或抄袭已有学科的知识。由此我们就可以说传播学科能整合知识的传统来研究人类的关键――传播问题，这就足以说明传播学科有一个清楚的关注点，在知识的层面上具备了一门独立学科的资源。
一门学问是否能成为一门学科，取决于前沿机构对该学科在体制上的认同，这其中也包括国际研究群体的出现，是否具有专业协会和杂志等等。然而在中国，传播学的体制建设从一开始就屡受挫折，直到国家教委将新闻传播学确定为一级学科，但这并未给中国的传播学带来多少显赫学术地位。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二级学科，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局限。“新闻传播学”这个概念限定了这样的现实：传播学研究与新闻学研究呈现出一种“胶着的状态”――“传播学研究对象的新闻学化，因而导致传播学教育相应的新闻学化或大众传播学化”。近年来“一级发展论”的呼声不断高涨，即传播学包含新闻学成为一级学科主张言论。持这类看法的学者认为从学科体系来说，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信息传播行为与现象的大系统，而新闻学严格来说，只是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此外还有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等子系统。应该说，国家教委已明确新闻传播学为一级学科，而传播学国际化交流趋势的渐涨，专业化的学术期刊的出现，使传播学已经具备了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体制基础。只是这一体制基础在某种程度上还受限于与新闻领域的厘清，也包括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与趋势的约束。
虽然体制、知识对学科形成必不可少，然而支撑学科及组成学科的主要研究背景和对象的首要因素是社会文化实践内容。如果文化因素解体了，再成熟的学科也将不复存在。正如科学所体现的探索精神、不惧传统与权威并在实践中检验真理的勇气，如果在一个无法培养此种价值观和信念的社会文化环境里，它是难于生存的。要解释传播学学科的来源，主要应从“传播是文化实践的一种”来考量，正是因为在对文化实践进行重构，传播学才能更具有知识的生命力和体制的延续性。传播学从我们熟悉的社会传播问题中产生，一种普遍的文化观点认为人际的、组织的及社会的问题都是由于失败的传播造成的，并且可以通过成功的传播来得以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讲，传播学的形成过程就像一堆铁屑吸附在一块磁性极强的社会文化磁铁周围。正如陈卫星提到：“传播学所研究的对象是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技术等关系之中的世界，探讨人们的观念、想象、欲望、情感之间的关系，而这不能脱离改造这些现实维度的形式和组织。”。因此，传播的观念和具体的文化情景息息相关，因此也就成为一门实用性极强的学科。实用性学科不断引起关注是因为它在谈到一些实践问题时被公认为是有效的，譬如尽管传播学是从西方引入的。但我们显然可以从中国古文化的诸多资料中找到传播的源头，而现实的中国也面临着跨文化交流等诸多问题。
判定学科存在的知识、体制以及文化实践三种因素密不可分。我们要对传播学进行学科建构，必须基于以上三者的存在发展。由此，二十一世纪传播学的最高发展目标，就是完成“作为理论和实践双重任务”的传播学转向。中国传播学要积极纳入新的视角，补充新的知识但要避免泛化、边缘化的研究倾向；要在体制上更加明晰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在机构设置、协会组织、专业刊物上要与“新闻”分家，强调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独立性；要着力解决中国现阶段文化实践当中出现的`问题，使得学科中的一些成熟思想和价值观进入到实践领域，不仅吸引着学者们和体制资源，更激发公众不断增长的兴趣和认同。今天，传播学作为解决“人类交流问题”已经获得一种普遍性，正是由于这种普遍性，传播学的领域迅速渗透到文学、史学、艺术、宗教等领域，以致出现了文学传播学、历史传播学、艺术传播学、宗教传播学甚至在更高的哲学层面上的符号传播学或文化传播学。这就要求我们急需对传播学今后的研究取向进行考察。
二、传播学研究取向考察
传播学研究取向与学科定位息息相关，亦是建立在传播学的知识、体制以及文化实践基础之上。正是因为现阶段传播学学科定位缺失，造成了传播学研究取向出现了三大问题。首先是缺乏整合的、系统的普遍理论支持，如施拉姆所言，“传播学仍旧没有发展出一个系统的中心理论，让传播研究可以围绕这个中心来思考，来组织，来建立一门成熟完备的学科”。以致他后来又感叹说：“传播研究这一领域与其说是一门有名有实的学科，还不如说是各路学者来去匆匆的一个集会场所”。实际上，系统科学、心理学理论或是符号学理论也好，经验主义或是批判主义范式也好，都应当把它们整合起来，形成构建传播学学科的理论体系。其次是缺乏学科的创新和应变能力，急需实用性的理论指导。尽管时代的传播形态早已超出了半个世纪前的状态，然而传播学先驱们所创建的理论框架依然束缚着我们的思维，传播学要获得新生，就必须适应社会形态的转变，并在实践中不断的解决新问题。再次是缺乏高屋建瓴的反思，即在哲学层面上对传播的本质和根源进行考究，如符号学、语言学、思维学等对深化传播理论、理解“元传播”都有很大的帮助。
为了更好的理解并解决传播学研究中出现的这三大问题，我们不妨对比下自然科学的研究层次。17世纪以来，科学在西欧的迅猛发展，这是科学家和普通百姓之间产生共鸣、新兴科学与当时大文化背景互动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科学的世界观逐渐演变成“常识”。要把传播的观念带人整个社会当中，我们应当通过把握传播的层次来认清传播学今后的发展取向。如下表。
表中表明，自然科学中处于理论和研究的第一层次是自然现象本身。与之相应，处于传播理论和研究的第一层次是在实践当中的人类和社会问题。在第二层次中，科学家从事常规科学的研究并解决与一般理论相关的问题。与之相应，在传播理论和研究的第二层次，理论家们从某种传播风格实践中发现指导行为和批评的具体风格理论。自然科学的第三层次是对常规科学进行哲学与历史的研究，以求发现它的发展演变、理论构成和价值内涵。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和传播的理论研究的重要分野在于：传播研究的第三层次只类似于科学研究的第二层次，也就是说，在第三层次研究传播风格的学者对应与在常规科学第二层次的科学家。在自然科学理论研究的第三层次中，从事研究的是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而这在传播理论和研究中，要等到第四层次才能发生。
’我们将传播研究与科学研究进行对比，目的在于使我们更为直观地看出传播研究在层次上的特殊性。传播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的研究可以被认为分别是实用传播理论和普遍传播理论研究。传播学是在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实践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它的学科建构与实践背景紧密联系，这使得它产生出实用传播理论并指导公众和社会组织。实用传播理论包括了在传播实践中产生的可操作法则――从原始的个体传播发展到人群之中的传播，又发展到以媒介为中介的人与机器的传播。实用传播理论随着时代情境和文化实践而不断变化，大体可以涵盖在公众传播、关系传播、信息传播等领域之内而可以看作是实践研究，譬如采访学、编辑学、节目制作方法、谈判学、公共关系等等。普遍传播理论体现出在实践基础上对传播研究的综合视角，如新闻学、修辞学、大众传播学、人际传播学等等。有学者认为这其中亦包括一个由五个部分组成的传播理论模型，结构――功能理论、认知和行为理论、相互作用理论、阐释理论和批评理论。这五个部分正是集合了其它学科的既有传统如系统科学、心理学等等，将它们的研究视角纳入到传播的知识之内并组成一定的传播理论模型，这在学科建构上为传播学提供了稳定而丰富的知识资源，从而也将较为零散的实用理论整合化、系统化，而第四个层次就是哲学层面的研究，如语言学、符号学等它们都是传播的基础，能够揭示传播的本质。
我们认为，将传播学进行层次划分为实用传播、普遍传播和哲学研究三个层面有利于解决传播研究的无系统性、缺乏创新和反思的问题。实用传播层面不断地总结实践经验教训，激发公众及组织的兴趣与热情，在人类现实交流层面上指导并解决由于新的社会形态带来的新问题，并把传播学的学科内容在整个社会层面上进行拓展；普遍传播层面上汲取其他学科的养分。在为传播学不断输送资源形成独特视角，进而整合成为一个适用的学科理论核心，获得学术界和公众的认同和共鸣；最后，在哲学层面上夯实学科的基础，并进行不断地反思，解决传播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问题，解决在微观层面上传播本质的问题。
三、结语
正因为中国传播学学科建构及研究取向上还存在诸多含混和错乱，所以造成很多人都认为“传播学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一大批号称与实践相连的伪学术也纷纷出现，所谓的传播学研究越搞越大，正如陈力丹先生所言：“现在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中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原有范畴的研究发展很缓慢，但许多边缘领域却在不断地扩张，如果能够研究出扎实的成果也好，但真正有创新的不多。
本文的目的正是在于厘清这些混乱。我们认为在中国传播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学科，与学科建构的三个因素(知识、体制和社会文化)十分相关。传播学在知识上融汇贯通，在体制上独立自主，在文化实践中检验西方传播理论的成果，或使之适宜中国传播情境。或发展中国本土的传播思想，使传播学学科定位在“承担理论和实践双重任务”的实用性上。而在研究取向上，无论是实用传播研究，还是普遍传播研究以及哲学层次上的传播研究，都使得人类习得更丰富的传播技能，总结更系统科学的传播理论，成为实践的重要指导。
篇7：论西方心理学的两种价值取向
论西方心理学的两种价值取向
在实证主义、现象学和释义学的影响下,西方心理学形成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种价值取向.它们既促进了心理学的发展,又使心理学面临着分裂的'危机.而在科学人文主义科学观的指导下,心理学的统一是有可能的.
作 者：常丽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刊 名：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NGQIU TEACHERS COLLEGE 年，卷(期)： 20(4) 分类号：B84-06 关键词：科学主义价值取向 人文主义价值取向 科学人文主义篇8：论会计研究的研究类型和研究取向
论会计研究的研究类型和研究取向
作者：曹伟
甘肃社会科学 06期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02-0162-05
当前，我国会计研究成果所采用的研究类型表现出非常突出的特点。高等院校的博士生(甚至学术性硕士研究生)撰写学位论文或学术论文几乎一边倒地采用所谓的“实证研究”类型。这种“实证研究”类型的会计论文已经形成了比较固定的模式：首先对已有学术文献进行研究、综述，并在一定程度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然后运用数据库或其他文献中的数据资料(也有少部分作者采用问卷调查等方式获取数据资料)及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提出的研究假设进行检验，以证实或证伪该假设。被列入CSSCI的财经类学术期刊、高等院校学报，所刊登的会计类文章几乎清一色属于此种研究类型。而会计类专业期刊除了很少数期刊刊登部分上述实证研究类文章外，大多数则刊登实证研究类型以外的多种研究样式的文章：这些文章中，有的是对现有会计理论的解析、评论、批判或完善；有的是对会计准则或制度的解释、分析、评价及改进；有的是在实地调查或问卷调查的基础上研究实践或事实，剖析问题，探索规律，总结经验，进而提出或完善理论；有的是在本单位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完善制度的方案或改进会计操作的技术；有的则运用已有的理论或制度，借助案例对实际问题进行解析，提出解决方案，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现行理论或制度；有的从历史或比较的角度，寻求事物之间的联系及影响因素；等等。这些丰富多样的研究样式通常被认为属于“规范研究”类型，此类文章由于针对会计实务及会计理论中存在的特定问题，而且对不同类型的问题采用适当的研究方法，因而受到会计实务工作者及会计理论工作者的欢迎；但是，由于此类文章被归入“规范研究”，在学术界推崇“实证研究”的背景下，“规范研究”备受冷落和排斥，高校博士论文时下一边倒地采用“实证研究”，以及大多数CSSCI学术期刊刊登的会计类文章大多属于“实证研究”就是例证。总之，在时下的会计学术研究中，实证研究开始出现了模式化，并成为学术研究的“正宗”；模式化实证研究以外的研究成果则被归入“规范研究”并被贴上“不科学”的标签而受到冷落和抑制。其结果是导致会计学术研究出现了脱离会计实践和会计理论的不良倾向，因此不得不辩。
一、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的本来含义
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研究类型和研究取向。在学术研究分工中，实证研究侧重研究“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主要探讨现象或事实的状况、揭示事实之间的联系和规律，并寻求解释导致该现象或事实产生的原因；规范研究则是在实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侧重研究“应该是什么”及“如何做”等规则性和建设性问题。从不同学科来看，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会科学中理论经济学、理论社会学等基础性学科所从事的研究大多属于实证研究类型；而工程技术学科、社会科学中的法学、管理学等应用性学科所从事的研究则多属于规范研究类型。在同一学科中(比如财政经济学、金融学、管理学、语言学、临床医学)，有些研究侧重探讨“是什么”及“为什么”的问题，所以适合归属于实证研究；有些研究则侧重研究规则性、政策性、建设性等问题，适合归属于规范研究。
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学科中，较少采用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这种分类方式，取而代之的通常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等分类方式。在人文社会科学中，采用这种分类方式最多的可能是经济学。由于经济是人类活动的基础，所以经济学近些年来扩张势头迅猛，它不断扩充其边界，有“经济学帝国主义”之说；同时经济学以其基础性、应用广泛性以及方法的科学性而赢得了“社会科学皇冠”的美誉。其实，经济学的历史并不算长，比较公认的是从亚当・斯密1776年发表《国富论》算起，约二百多年的历史。早期的经济学研究融合了探讨经济现象的状况、原因及政策，不分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到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界兴起经济解释思潮，试图将经济学改造成像物理学一样的实证科学，其研究类型当然首先是采用研究“是什么”及“为什么”的实证研究。“应该是什么”及“如何做”的研究被称为“规范研究”，并受到排斥，因其不符合经济学所追求的成为实证科学的目标要求。故此，在经济学中采用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的分类一度有其特殊的使命和意义，也就是说，在经济学中提倡实证研究、降低规范研究的地位，是有其特定目的的，这也符合经济学(尤其理论经济学)的学科特征。
二、对社会科学研究逻辑及方法论的认识
近些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为此非常注重国际学术交流和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的发表，以提升高校的国际化水平。在经济体制方面，我国若干年前已经开始实施市场经济体制，因此，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意识形态禁区被打破。在此背景之下，经济学科和管理学科的研究范式、术语概念、评价标准等逐步与以美英国家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和管理学趋同。众所周知，科学产生于西方国家，这些国家有着较强的科学精神。狭义的科学(或称传统的科学)就是致力于解释和预测现象的经验科学。作为经验科学，产生最早、同时也最为成熟的无疑是自然科学，后来研究社会现象的社会科学也在沿袭自然科学的路子和模式来发展自己，其中最为成功的可以说是经济学(1968年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该奖是社会科学中的唯一奖项)。工程技术学科属于改造自然、造福社会的建设性学科，它虽然主要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但其学科目的、学科性质以及研究逻辑显然不同于以解释和预测自然现象为目的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虽然暂无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学科那样的明确分工，但就某一具体学科而言，在研究取向和学科性质方面还是有比较明确的侧重，比如理论经济学、理论社会学学科就是致力于解释和预测社会现象的经验科学，而管理学、法学学科则侧重于规范性和建设性，有类似于工程技术学科的性质，政治学则是解释性和建设性分工不甚明显的学科。
可能是西方国家的高等研究机构(主要是著名大学)比较热衷于狭义的经验科学研究的缘故，社会科学中的解释性学科(如理论经济学、理论社会学)，其研究逻辑和方法论比较成熟；而建设性学科(如管理学、法学、会计学)的研究逻辑和方法论则受到忽视，或者是存在以解释学科的研究逻辑和研究方法来对待建设性学科的现象。可以作为社会科学研究逻辑代表的当推美国社会学家华莱士在其《社会学中的科学逻辑》一书中提出的反映社会学研究逻辑过程的模型图，该模型图后来被称为“科学环”，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们之所以将华莱士提出的反映研究逻辑的模型图称为“科学环”，是认为该模型图反映了社会科学的一般研究逻辑。因此，很多人将华氏“科学环”无意识地套用于社会科学的所有学科(包括建设性学科)。其实，这种做法是很不恰当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人们对于社会科学研究逻辑和方法论存在认识的片面性和不成熟性。华氏“科学环”模仿了物理学这样的自然科学的研究过程和研究逻辑；它将由人的行为引起的社会现象(或事实)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将解释和预测社会现象(或事实)作为研究目的。这充分体现在华氏“科学环”对理论概念的界定方面，比如《社会学中的科学逻辑》一书认为：“理论在科学过程中的功能有二：一是解释已知的经验概括，二是预测未知的经验概括。”另外，华氏“科学环”对假设概念的界定也是很狭义的，《社会学中的科学逻辑》一书认为：“统计检验提供了用来衡量假设与研究结果是否相一致的最客观、最精确、最灵敏的规则。对于该检验来说，假设和研究结果都必须以数量形式表达。”可以说，华氏“科学环”所反映的仅仅是社会科学中解释学科的研究逻辑，或者说是社会科学进行实证研究的研究逻辑；将其用于指导社会科学中的建设性学科并不恰当。
社会科学中的建设性学科，其目的显然主要不是对社会现象进行解释和预测，而是在解释性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社会实践所进行的直接的干预和改造。因此，建设性学科的基本研究逻辑应当体现的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理论与社会现象(或事实)之间的关系；而且其理论概念不宜沿用着眼于解释的“经验事实解释论”，而必须对理论概念进行拓展，明确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性质，以正确反映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另外，建设性学科在其理论指导下所形成的用于干预实践的方案、对策等，类似于华氏“科学环”中假设概念的地位，但它们往往表现为定性假设，因此，建设性学科研究逻辑中虽然也可以使用假设概念，但必须对其进行拓展，使其既包括定量假设，又包括定性假设；最后，建设性学科用于检验假设及理论的方法也不限于统计学方法，试验或实践检验将是非常重要的一环[1]。
三、在会计研究中片面使用实证与规范分类造成的危害性
会计的历史非常悠久，它产生于人们比较得失、讲求经济效益的生活和生产需要。从根本上来说，会计是一项具有综合性的计量活动。后来会计学发展出自己独特的计量和记录方法，以及计量基础、计量前提、计量规则等，较早地成为一门理论体系比较完备的应用性学科。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出现后，有人以“三论”为基础，将会计看作是以讲求经济效益为目的的经济信息系统，并重点从信息系统的角度建设会计学[5]；有人则从会计学科整合的角度，将会计看作是基于价值管理的管理活动，并重点从管理的角度建设会计学[8]。这些都是在对会计学的认识方面很有影响力和建设性的学术观点。不管是会计的信息系统论、还是管理活动论，都已充分论证会计学是一门应用性社会科学，具有很强的建设性；若从会计实务和会计实践角度来考察，我们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
从会计学术研究来看，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前，会计研究尚未受到实证研究抑或规范研究这一研究类型划分的影响。长期以来，会计研究者从会计实务和会计实践出发，探索会计自身发展的规律，归纳总结出会计学的基本理论架构，并将会计学与相关学科交叉融合，不断开拓会计学发展的新局面，寻求会计学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新功用。20世纪50年代随着经济学解释和实证思潮兴起，经济学逐渐发展成为致力于经济解释的经验科学，实证研究遂成为经济科学的当然研究类型和研究方法，规范研究自然为经济学所排斥，这是由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和发展定位所决定的。在经济学的这种发展背景之下，以芝加哥大学为代表的美国会计学术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追随经济学的这种发展趋势，逐步将实证研究作为自己的重要研究类型和研究方法，规范研究因此受到排斥和抑制。20世纪七八十年代会计实证研究在美国迎来全盛时期，进入20世纪90年代会计学术界开始对实证研究进行反思。但是，实证研究范式目前仍然在美国、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会计学术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应当指出，会计学从事实证研究并非像经济学那样从事实证研究循环的全部过程，也不是从事实证研究循环中的理论构建；而是主要从事实证研究循环中的假设检验环节的研究。也就是说，会计实证研究纳入的是解释性学科(主要是经济学和财务学)的实证研究循环圈；或者说会计实证研究其实是以解释性学科(主要是经济学和财务学)的有关理论对会计现象所做的解释，从而为其理论提供经验依据。应当说，这样的研究加强了会计学科与经济学、财务学等解释性学科的交叉与融合，提高了对会计行为现象的认识，因此，有其必要性和研究意义。
但是，一味地推崇此类研究，甚至将其提升为会计学术研究的“正宗”或全部，对会计研究危害甚大。主要表现在：第一，尽管这类研究也有对会计现象和会计经验的研究，但是，由于其目的在于纳入解释性学科(主要是经济学和财务学)的研究循环，从而满足解释性学科理论检验的需要，而不是通过运用调查研究、案例研究、试验研究等多种手段对会计实践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因此，该类研究对会计实践经验的考察是不全面的，无法满足解决会计实践问题、健全会计(包括管理会计和审计)制度及发展会计理论的需要。第二，由研究目的所限制，这类研究通常在对实践经验进行了有限的研究(往往是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研究)之后就停止下来，不再进行深层次原因的进一步探讨，以及与此有关的制度建设和理论建设。第三，会计理论通常表现为用于指导、评价会计实践及其结果的建设性理论；在会计理论指导下形成的会计准则、制度、方案、对策通常表现为定性假设而非定量假设；但是这种性质的理论和假设往往难以纳入以定量研究为特征的“实证研究”模式，因此该类研究往往与会计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相脱节。第四，这类研究对会计学的许多分支学科和边缘学科(如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管理会计、会计史及会计思想史、法务会计、国民经济核算等)缺乏应有的关注，而是热衷聚焦于资本市场等比较狭窄的领域。第五，一方面，由于这类研究需要运用统计学、计量经济学以及有关数据进行定量研究，而且通常会涉及经济学、财务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概念，所以经常给人以多学科交叉研究以及研究过程和研究方法科学的印象，并容易成为学术圈追求的研究模式；但另一方面，受会计学学科特点的限制，我国会计学专业学生统计学、计量经济学及数理经济学的基础还是比较薄弱；而且由于历史原因，我国会计学专业指导教师队伍在对该类研究的指导能力和评价能力方面也存在不少欠缺，这也是该类研究往往流于形式的重要因素。
四、几种适宜会计学科的研究类型划分方式
从上述分析可知，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这一研究类型划分方式本来无可厚非，会计学开展一定程度的实证研究，有利于在经济学等解释性学科的指导下认识会计行为的规律性，也有利于会计学科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从而开拓会计学研究的新视野。但是，会计学毕竟是一门以提供会计信息为主，服务于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的应用性社会科学，如果会计学沿袭经济学看待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的价值观，一味地追求与自身学科性质不甚匹配的所谓“实证研究”，那么长此以往，其结果必然是大量的会计理论和实践问题得不到有效研究，会计学科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将会遭受严重损失。因此，在会计研究中，除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这一研究类型划分方式以外，我们更应当大力提倡多样化的研究类型划分方式。以下便是几种比较适合会计学科的研究类型划分举例。
1.会计行为解释性研究与会计制度规范性研究。会计行为解释性研究着眼于对会计行为及现象的解释，旨在寻求会计行为发展和变化的规律；而会计制度规范性研究则着眼于会计实践的剖析、会计(广义)制度的设计及会计理论的构建；前者应当成为后者的基础。这一研究类型划分应用于会计研究具有更强的针对性，有利于扭转片面夸大会计实证研究重要性、轻视会计规范研究的状况。
2.会计理论构建研究与会计理论应用研究。前者侧重于在对会计现象、会计经验、会计实践进行观察、研究的基础上，经过科学抽象和概括，构建会计理论；后者侧重于在已有会计理论的指导下，设计或改进会计制度(或提出对策、方案)，并应用于会计实践的过程。这两种类型的研究形成会计研究过程中相辅相成的两个侧面。目前，我国研究生分为学术型和应用型两种类型。其中学术型研究生可以侧重理论构建研究，应用型研究生可以侧重理论应用研究，但应避免将其绝对化，因为理论构建研究和理论应用研究是相辅相成的，难以截然分开。
3.实地研究、调查研究、文献研究与实验研究。这是根据获取研究资料的途径不同所做的研究分类。实地研究是指研究者深入到研究对象的实际背景中所从事的研究。调查研究是指采用自填式问卷和结构性访问的方法，系统地、直接地从一个取自总体的样本那里收集资料，并通过对资料的统计分析来认识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研究方式。文献研究是指通过收集和分析以文字、数据等信息形式出现的文献资料，来探讨和研究问题的研究方式。实验研究是通过人为控制的实验获取研究信息或数据，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的一种方式；这类研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因为受控因素复杂且操作困难，因而其应用受到较大限制。另外，通常我们所说的案例研究可以归入实地研究或文献研究：如果所用研究案例是由研究者通过深入研究对象的实际背景取得，那么该案例研究就属于实地研究；如果所用研究案例来自于研究文献中的其他研究者，那么该案例研究同时属于文献研究。会计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性社会科学，为了使研究工作与会计实践紧密结合，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研究成果的作用，应当大兴实地研究和调查研究之风，当然文献研究同样是不可忽视的。以实地研究、调查研究及文献研究所获取的资料和发现的问题为基础，既可以侧重进行会计制度规范性研究，又可以侧重进行会计行为解释性研究；同样，既可以侧重于理论构建研究，也可以侧重进行理论应用研究。
4.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我们可以将实践―理论―实践……这样循环往复的研究过程分为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两个密切联系的阶段。其中，经验研究主要是指将会计制度、对策、方案等应用于会计实践的研究过程，以及对实践经验运用特定研究方法进行经验概括的研究过程；理论研究则主要是指从经验概括经过科学抽象形成理论，以及从理论出发形成制度、对策或方案等的研究过程。一项研究工作可能侧重于经验研究，也可能侧重于理论研究，还可能既包括经验研究又包括理论研究。
5.基础研究、专题研究与对策研究。这一研究类型划分的依据主要是所研究问题的一般性程度以及距离实际应用的远近程度。大体说来，在会计学科中最具有一般性、基础性的会计问题研究，属于基础研究，该类研究距离实际应用距离最远。比如会计的性质、职能、作用、边界、假设、原则、定义，会计史及会计思想史，会计研究的方法论及研究方法，会计学科的结构以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会计现象中的最基本关系和事实，等等，就属于基础研究。在会计学科中用来解决来自实践中的实际应用问题的研究，属于对策研究，该类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问题针对性。比如，某企业财务会计制度的改进与设计，成本、财务管理问题的诊断与改进，国家某项会计准则的调查研究与制定，某项会计准则的实施效果评价，等等，就属于对策研究。介于基础研究与对策研究之间的会计问题研究，可以归入专题研究。如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研究，会计准则专题研究，成本会计专题研究，管理会计专题研究，审计与内部控制专题研究，等等，就属于专题研究。但须注意，这一划分具有较强的相对性。
五、会计研究的基本取向
会计研究即是会计问题研究，它是全方位的、灵活多样的，而不应当是刻板的、模式化的。当前会计学术界按照经济学的路子，尊崇所谓的“实证研究”、冷落所谓的“规范研究”，并产生了会计实证研究模式化的倾向。这一状况不利于会计学科的健康发展和人才培养。
会计研究既应当鼓励会计行为解释性研究，又应当充分允许会计制度规范性研究；而且从会计学的学科性质上来讲，更应当受到重视和大力发展的应是会计制度规范性研究。会计研究既应当包括侧重理论建设的研究，又应当包括侧重理论应用的研究；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是不可或缺、周而复始的认识和研究过程。会计研究既不应当轻视以文献为基础的研究，更应当重视和大力开展实地研究和调查研究；既应当尊重对策研究和专题研究，也应当重视基础研究；既应当重视经验研究，更不能忽视理论研究，因为理论代表着对实践认识的深度。会计研究既应当在条件允许和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开展一定数量的定量研究，但不应当不顾条件和质量，硬性开展定量研究，使定量研究徒具“科学的面纱”。
高等学校博士生和硕士生，其学位论文的“学术性”应当体现在研究的深度，以及所研究会计问题的一般性、基础性、理论性上面；而不应当外化为模式化的“实证研究”上。会计学术研究开展一定数量的实证研究是必要的(因为它有利于认识会计行为现象的规律性，有利于会计学科与经济学等解释性学科的交叉联系)，但更应当直面会计实践和会计理论中的深层次问题，展开全方位的研究；而不是通过“实证研究”，将会计学术打造成对会计问题隔靴搔痒的“跨学科研究”。
会计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性学科，为了避免会计学术研究脱离实践，应当鼓励会计学术界大力开展经验研究。但是开展经验研究的方式不应局限于寻求几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而是通过实地研究、调查研究以及文献研究等多种方式对会计实践及经验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探索和考察，寻求规律，找准问题；而且，开展经验研究不是“到此为止”，而是在发现问题、掌握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寻求深层次原因，修正已有理论或提出新理论，或者改进制度、提出对策。博士研究生进行学术研究尤其应当鼓励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深层次的、具有一般性的理论研究；或在理论研究基础上再对现有制度和实践进行干预性研究，即能够完成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一次循环。
作者介绍：曹伟，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会计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篇9：浅述语境论是心理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论文
浅述语境论是心理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论文
语境论是一种与形式论、机械论和机体论相平行的世界观，其作为一种构造世界的新的“根隐喻”、一种普遍的思维特征，近年来在科学哲学各研究领域中蓬勃发展起来。语境论作为一种世界观正式进入心理学研究中，可追溯到20 世纪70 年代，当时心理学内部认知革命的兴起，使得在心理学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机械论世界观的本质缺陷逐渐凸显出来，而语境论解释的实用性、整体性、层级性、主动性以及扩展性，恰恰有效地改善了机械论世界观的简单性、线性和孤立性。因此，在1971 年至1981 年的十年间，心理学研究中关于语境及其相关问题的论文和著作数量增长了近六倍。因为相关出版物的急剧增加，1986 年罗斯诺(Ralph L.Rosnow)和乔古狄(Marianthi Georgoudi)专门对新出现的语境论心理学观点进行了系统梳理。到1993 年，海斯(Steven C.Hayes)明确表示，“语境论正被看作是一种推动心理学进步的框架，这一框架消除了多余的机械论和哲学上的不协调”。到目前为止，经过短短几十年的发展，在社会建构论心理学、叙事心理学、生命全程发展心理学以及后斯金纳行为分析学等心理学的分支领域中已经形成了明显的语境论趋向，并且语境论解释在各心理学分支领域中不断成熟和体系化。
心理学中语境论解释的形式主要分为三类：描述语境论、发展语境论和功能语境论。其中，描述语境论的代表人物有罗斯诺和萨宾(Theodore Sarbin)等，他们试图借助具有描述性质的方法来对心理事件的参与者、事件本身的特征等进行考察和描述，将实验所无法描述的那些关于社会、文化和历史的语境知识纳入心理学解释过程中。特别是萨宾，他将心理学等同于叙事，认为叙事的结构就是意义的框架，叙事的原则指导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因此，随着语境发生变化，意义也会随之变化。发展语境论的代表人物有福特(Donald Ford)和勒纳(Richard Lerner)等，他们认为人类发展与个体生活的多重语境密不可分，因此，重视构成心理事件的多个层级的变量和变量内部及其之间的互动模式，以及由此构成的一个随时间动态变化的因果场。正是因为语境论解释所构造的这些关于可塑性、多重方向性和随寿命发展变化的数据，为研究生命全程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信息来源。功能语境论的代表人物有海斯和莫里斯(Edward Morris)等，他们强调语境对于行为预测的功能性，一方面承认心理学研究处于特定的历史和环境中并与之相互作用，因此语境论方法具有多层级的决定性;但另一方面又试图构建出一般抽象的、像科学原理一样的规律性知识，以实现对个体行为的预测。
在心理学从机械论世界观走向语境论世界观的过程中，语境论心理学范式不仅以其整体性、统一性和动态性，呈现出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的优越性，更代表着心理学元理论的一次突破和创新。在本体论层面上，揭示出心理过程和状态产生的多层级语境结构，在动态的整体层级结构中呈现出解释心理事件的复杂性。在认识论层面上，如佩珀(Stephen C.Pepper)所说，“语境结构为认识提供了可能”，语境论所代表的语言学转向使人们开始关注语言和世界的关系问题，人类通过语言表述自己所获得的知识，语境因此构成了人类认识心理过程和心理特性的前提和基础。在方法论层面上，语境论解释突出了复杂性、动态性和层级性等语境自身的鲜明的`方法论特征。例如，在发展语境论中，生命发展被看作是多元的、多层级的组织起来的一个过程，其语形基础是生命发展的多重复合层级的句法形式体系，语义分析是对生命发展的句法形式体系的语境架构的语义学说明，而语用分析是对言说主体的认识活动的进一步研究。另外，语境论心理学研究还有利于超越传统心理学研究的狭隘疆域，使心理学研究获得以问题为中心的重新组合，借助跨学科多元化的方法推动心理学学科的长足进步。目前，语境论已经作为一种世界观渗透到了心理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中，其作为一种新范式正带给心理学这门学科一些重大的革新和发展。
篇10：人格倾向研究的新取向
传统上，对于工作满意度的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种取向[1]：一是情景或工作特征取向，它认为工作满意度源于工作特征和工作环境。情景取向基于这样一种内隐假设，即所有的人都具有相同的需求。因此对于相同的工作特征和工作条件，所有的人都将会感到满意；二是人格取向。这种取向认为人们具有稳定的人格特征（比如特质），它独立于工作特征或工作情景而影响到人们的工作满意度；第三种取向则认为工作满意度是个体与情景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的一种观点认为满意度是人格特质与工作环境相互匹配的结果。虽然近些年来，工作满意度的人格倾向研究已为研究者所重视，并且在实证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这些研究缺乏有效的理论概念来解释人格是如何影响工作满意度的。在这种背景下，Judge等人提出“核心自我评价”的概念，试图整合现有的人格倾向研究，来对此加以解释。
Judge等借鉴了Packer核心评价（core evaluations）的概念。核心评价是指人们内隐持有的基本结论和基本评价，这些评价涉及到个人生活的三个基本领域：自我、他人和现实。不同的评价处于不同的水平，那些与特定情景有关的评价受到更为基本的核心评价的影响，后者是所有其它评价的基础。Packer使用树来做类比：个体的核心评价如同树干，树枝和树叶代表着与特定情景有关的评价。如同树干的特性决定着枝叶的发展类型一样，个体的核心评价也影响着其他所有的次级评价。诸如“生活是一场权力斗争，由于弱小，我注定要失败”（消极核心评价）、“人们生来没有好与坏，每个人都能创造自己的价值，包括我在内”（积极核心评价），都是常见的核心评价。
在三类核心评价中，Judge等看重对自我这一领域的核心评价（即核心自我评价core self-evaluations），并将其定义为个体对自身能力和价值所持有的最基本的评价，
他们认为，核心自我评价可以通过一些特质来描述，这些特质应该具有这样三种特性：以评价为中心、基本性和广泛性。以评价为中心是指相对于描述性而言，不仅是对事实的陈述，还包括对程度的评价；基本性是指位于表面特质之下的根源特质。Cattell曾把特质划分为表面特质和根源特质，根源特质是一些潜在的特质，它们导致了表面特质的产生；广泛性是指特质的范围要更为广泛和全面。Allport把特质划分为首要特质和次要特质，首要特质是个体最广泛、最有概括性的特质。特质的范围越广泛，它越能影响到一个人的各方面的行为。
依据以上三种核心自我评价的特性，Judge等从众多的人格特质中筛选出四种特质来描述核心自我评价[1]。这四种特质是自尊（self-esteem）、控制点（locus of control）、神经质（neuroticism）和一般自我效能（generalized self-efficacy）。其中自尊是个体对自身的积极评价。许多研究者都认为自尊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人格特质，它形成于青少年的后期且不容易改变；控制点是Rotter提出的概念，把个体分为内控型和外控型两种。将行为与随后的结果视为一致者为内控型，将行为之后的结果视为机遇、运气等其他外部因素造成者为外控型；神经质是“大五”人格特质之一，指的是个体情绪的波动状况；Bandura将自我效能定义为个体能否完成预期环境中的某一行为的主观判断，个体自我效能的判断可以在水平、强度和一般性（普遍性）三个维度上变化。由于一般性自我效能最类似于特质（也就是说很少依赖于具体情境），因此Judge等只对一般自我效能这一维度进行研究。
上述四种人格特质中，前三种核心特质在人格心理学和工业与组织心理学中有过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在大多数的研究中，这些特质只是被单独地、或被作为完全独立的变量应用于某项研究，因此人格变量在工作行为（工作满意度、工作绩效等）的预测方面效度不高[3]。Judge等首次提出核心自我评价的概念，并将四种重要的人格特质整合在一起，以更有效地解释和预测工作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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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构论：心理学研究的一种新取向（合集10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