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peng33288”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9篇论社会工程哲学研究的基本价值，下面小编给大家整理后的论社会工程哲学研究的基本价值，希望大家喜欢！
- 目录
篇1：论社会工程哲学研究的基本价值
论社会工程哲学研究的基本价值
社会技术哲学研究在一定意义上说已经形成了“气候”,而社会工程哲学的研究则刚刚开始.因此,必须首先对社会工程哲学研究的价值问题有一个基本的认知.社会工程哲学是社会技术哲学的证明和延伸,或者说,社会工程哲学是社会技术哲学的.“下游产品”,社会工程哲学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发展和具体化,社会工程哲学是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等诸多社会工程的方法论.
作 者：田鹏颖 TIAN Peng-ying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沈阳,110034 刊 名：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EASTERN LIAONI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2006 8(4) 分类号：C0 关键词：社会工程 社会工程哲学 社会技术哲学篇2：试论经济哲学研究的基本性质
试论经济哲学研究的基本性质
一般所谓经济哲学,就其或者主要地探讨现代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或者主要地探讨其哲学存在论基础而言,可以区分为批判的经济哲学和思辨的经济哲学.而历史性维度的匮乏使得有关经济哲学研究基本性质的讨论举步维艰,同时也阻碍着对所谓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之基本性质的真切把握.本文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仅仅意味着一种非形而上学,也非经济科学的`“历史科学”,亦即以澄清资本文明的历史前提和划定其根本的存在界限为基本主题“政治经济学批判”.
作 者：宗鲁 ZONG Lu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上海,200433 刊 名：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YUNN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2006 5(1) 分类号：B026 关键词：批判的经济哲学 思辨的经济哲学 历史性维度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篇3：农业科技档案服务社会价值研究论文
农业科技档案是由农业科研人员通过实验获得的研究经验、研究成果，包括电子文件、声像、图案、文字等形式，它既是农业科学技术变革与发展的见证，又是探索农业自然科学规律的重要依据，同时还是现代农业和科学技术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和方法，由此可见，农业科学档案的重要性。通过加强农业科技档案管理，能够保护农业科学技术知识产权、提高农业科研工作效率以及为农业科研创新奠定基础。因此，文章针对加强农业科技档案服务社会价值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加强农业科技档案管理的价值分析
（一）加强农业科技档案管理，对于保护知识产权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农业科技档案既是农业科研工作的重要史料，也是农业科研信息资料、研究成果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对农业科技活动的真实记录。由于农业科技档案具有法律凭证作用，为处理农业科研工作的各种权益提供了有效的参考，尤其是成果所有权。因此，为了防止知识产权流失，必须加强农业科技档案管理。
（二）加强农业科技档案管理，对于提高农业科研工作效率具有巨大作用。农业科技研究工作都是以自己或者他人、前人研究工作为基础，并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信息或者经验，验证或者丰富自己的科研课题，即研究人员在选择科研课题时，会先进行调研，一方面了解社会需求，另一方面查阅与研究课题相关的文献资料，最终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内容。通过加强农业科技档案管理，能够为科研人员提供科学、合理的参考，避免科研人员在研究的过程中重复劳动或者走弯路，有效提高科研工作效率。
（三）加强农业科技档案管理，为农业科技创新奠定基础。农业科技档案是由农业科研人员通过试验获得试验结果，并对试验结果进行严谨、全面、详细的分析与总结出来的精华，其反映了农业科研活动的经验和成果，同时也承载了科研人员的智慧与辛劳，为以后的农业科学研究工作提供了可靠有效的参考，已经成为农业技术转让、农业专利申请以及科研成果鉴定的主要依据。通过加强农业科技档案管理，能够为农业科研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增添动力，为实现农业科学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实现农业科研管理的现代化、创新化管理提供重要参考。
二、加强农业科技档案管理的有效措施
（一）充分认识农业科技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要性。为了提高农业科技档案管理效率，首先应该充分认识到农业科技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尤其是领导层、管理层的重视与关心，这是做好农业科技档案管理工作的前提与重要保障。领导层和管理层应该将农业科技档案管理工作纳入管理范围，并由专业的档案管理人员进行管理，在经济条件允许的状况下，应该创建专门的资料楼或者档案库，配备专业的档案管理人员对农业科学档案进行科学化、规范化管理，保证农业科技档案管理工作顺利、高效地展开。
（二）创建完善的管理制度。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通过创建完善的农业科技档案管理制度，为实现农业科技档案的规范化、科学化管理奠定基础。作为农业科研单位，应该根据自身的实际状况，创建有针对性、科学性的农业科技档案管理的规章制度，例如，《农业科技档案归档要求与范围》、《农科科技档案管理制度》等。完善的农业科技档案管理制度包括库房管理制度、档案采集制度、档案整理制度、档案编目制度、档案统计制度、档案鉴定制度、档案借阅制度以及科技人员业绩制度等，以业绩制度为例，定期对科技人员参加的科研课题、科研任务以及在工作过程中形成的科研论文与科研成果等进行考核，同时制定相应的奖惩机制，这样能够充分激发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农业科研项目材料的归档率。同时，农业科技档案管理人员还应该自主学习档案管理法律法规和先进管理理念，严格按照行业标准进行档案管理，这样既能够提高科技档案管理效率，又能够不断地改进和健全农业科技档案管理制度。
（三）充分利用现代化管理方式。农业科技档案管理工作具有复杂性和综合性特点，仅仅依靠传统的手工操作和管理方式，管理效率非常低，并且还会出现档案丢失、误差等问题。随着信息技术、网络技术以及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农业科技档案管理工作添加了新的动力。利用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创建数字化档案数据库，利用光磁介质保存农业科技档案资料，该数据库还提供自动检索、人机交互的功能，便于农业科技人员查阅、检索和下载所需要的档案资料，显著提高农业科技档案管理效率。同时，在互联网环境中，还能够实现农业科技档案资料的共享，广大农民群众以及科研人员通过网络能够快速、准确地获得自己所需要的档案资料或者信息，尤其是数字化档案数据库还针对农民群众关心的热点和焦点问题，提供了专业的信息服务功能，更好地服务“三农”。因此，现代农业科技档案管理人员必须树立创新意识，始终坚持与时俱进，运用现代化管理手段，不断提高农业科技档案信息化、现代化管理水平和效率。
（四）加强农业科技档案管理人才队伍建设。农业科技档案管理工作对管理人员素质水平的要求相对较高，需要一支专业技术过硬、责任心强的档案管理队伍，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其一，加强宣传和教育，强调农业科技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要性，让所有的管理人员热爱本职工作，发扬无私奉献的优良传统，脚踏实地地做好自身的本职工作；其二，加强培训和再教育，根据农业科技档案管理工作的实际状况，制定多形式、多渠道、科学化、有针对性的培训制度，保证档案管理人员素质水平满足形势需求；其三，在选聘人才时，应该选聘具有较高文化素质或者专业学历、热爱农业工作、责任心强的档案管理工作人员，有效地改变现代农业科技档案人才队伍年龄偏大、文化素质低、知识结构单一的现状；其四，创建完善的岗位目标责任制，根据岗位目标和要求，安排相应的管理人员，同时引入竞争机制，这样能够增强农业科技档案管理工作人员的危机感与紧迫感，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按照岗位目标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高农业科技档案管理工作水平和效率。综上所述，农业科技档案作为农业开发利用、知识产权保护、农业科技创新的重要依据，做好农业科技档案管理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应该充分认识到农业科技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创建完善的管理制度，充分利用现代化管理手段，并创建一支专业技术过硬、责任心强的档案管理队伍，以此不断地提高农业科技档案管理工作水平和效率，为推动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增添动力。
参考文献：
[1]石晓阳，史文卫.加强农业科技档案管理工作势在必行[J].中国科技博览，2011，（2）：257.
[2]张伟.加强农业科技档案管理，切实为农业生产服务[J].吉林农业，2011，（9）：43.
[3]李坤祥.加强农业科技档案管理更好服务“三农”[J].河北农业科学，2011,15（2）：164-165.
[4]李艳芳，安咏梅.加强农业科技档案管理的对策[J].黑龙江农业科学，2013，（8）：144-146.
[5]王毅，张景娥，张铁桦等.加强农业科技档案管理更好地服务农业科技创新[J].农业科技管理，2013,32（5）：60-62.
篇4：领导学研究哲学回归与价值重塑论文
重塑管理心理学有句格言：思想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当然，这里强调的经由思想所决定的命运，绝不仅仅是指拥有某种思想的领导者的个人命运，而是涵盖了在领导者思想引导和带动下的组织及其追随者的命运。这句管理格言深刻地揭示了领导者的思想与领导者个人前途、组织发展及其追随者成长的内在关联。因而，从哲学层面探讨领导活动，表明领导活动的内在规律和深层机理，阐明领导问题背后的哲学含义，探明领导活动的哲学价值，应成为当前领导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领导学研究视角的哲学回归
应该说，领导学研究视角的哲学回归，是在领导学研究出现理论贫困和实践困惑的基础上产生的。在理论层面上，它是对领导活动进行价值审视、体现领导活动基本价值诉求的一种理论自觉；在实践层面上，它反映了人们对既有研究视角的理性反思，回应了人们对哲学视角回归的实践呼唤。具体而论，领导学研究视角的哲学回归主要有以下三点理由。
（一）领导学主流研究视角的反思
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领导学研究主要基于两种主流视角。一是科学视角。该视角认为，任何领导活动都应具有科学的制度设计、机制安排、运作方式，以及由这些科学化因素所决定的高效的领导结果。二是艺术视角。该视角形成的基本理由为领导活动首先和主要是面向人的活动，它需要通过有效沟通来协调工作关系，通过有效激励来调动人的积极性，通过有效用人以便让“恰当的人”干“恰当的活”。而所有这些活动事实上都与领导者的个人魅力、领导风格等艺术化的特质紧密相连。可以认为，科学视角主要关注的是制度、机制、程序等领导活动的刚性因素，强调的是领导活动的科学基因和科学特征，凸显的是领导活动的普适性。艺术视角则关注魅力、风格、谋略等领导活动的柔性因素，强调领导活动的艺术特质和艺术表现，凸显领导活动的差异性。两种视角，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研究方式，为领导学研究提供了独特的价值。但在现实领导活动中，由于人们只注重提高组织的效率，强调领导过程的技术与方法，因而往往会忽视领导活动中的人文因素，进而失却了对领导活动中的意义世界、精神生活和生存价值的探索和追寻。
（二）哲学视角是领导学研究的传统视角
实际上，古今中外的先哲们往往习惯于从哲学层面探讨领导活动，并由此形成了基于哲学视角的研究传统。如柏拉图在《理想国》里建构了一个充满正义和美德的理想国家，这个国家应由立法统治者、国家护卫军和普通劳动民众组成。其中，作为立法统治者应成为哲学家，他们应不断追求自身在哲学上的进步，并用哲学思想来管理民众。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认为，任何一个善的国家中，最高统治者必须是法律，而不是任何个人。由于统治者与其臣民具有自由人身份的一致性，因而两者在统治关系上应保有一定程度的道德上的平等或本质上的相似。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则以国家兴衰和政治家维持统治的手段为中心，探讨君主的治国之道、兴邦之术、强国之策、衰亡之由。为达成此目的，政治手段和军事措施几乎构成其政治哲学研究的唯一课题。同样，我国古代儒家主要代表人物均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在关于治国理政的众多典籍中，多有从哲学层面探讨闻政、问政、为政的相关论述。如孔子特别强调“德”在领导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德之流行，速与置邮而传命”，也就是说，领导者实施德政，其良好的影响比驿站传达的命令还要快。孟子同样强调为官之德以及官德对领导活动的影响。古今中外的思想大家都极为关注领导活动的哲学含义，习惯于将政治理想、政治价值和政治信念贯穿于学术研究和政治实践之中，并进而探求领导者治国理政之道和领导者之为领导者的道德品质、伦理关系和价值诉求。
（三）领导活动哲学缺位的实践审视
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以来因为哲学的缺位而导致领导学研究舍弃了领导活动的前提性假设，割舍了领导行为过程的价值意涵，忽视了领导行为背后的意义解释，那么哲学缺位所导致的领导实践层面的后果要比理论层面的问题严重得多。具体而言，领导活动中的哲学缺位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其一，道德的沦丧。在现实领导活动中，个别领导者无视“人民中心”的观念，将人民所赋予的公权力视为自己的私权力，不断扩张权力的边界，恣意践踏和剥夺人民的权利，在此基础上不断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二，伦理的崩溃。在实际领导活动中，个别领导者缺少对领导意义和价值的伦理追寻，难以秉持正义、公正、公平的基本理念，未能形成“领导就是服务”的伦理自觉，不断突破底线、打破戒律、攻破规范，从而导致领导活动的失序和失范。其三，正确、合理价值观的丧失。在具体领导活动中，还有个别领导者未能建立评判得失、善恶、对错、美丑的是非标准，缺少对个人正确、合理价值观的自觉修炼，一味将个人的某些不当偏好视为组织的价值观，进而通过这一价值观来影响和改变他人。所有这些事实上表明了人们对领导学研究的哲学视角回归的热切期盼和强烈诉求。
二、领导哲学研究视角的要素分析
到目前为止，人们对领导哲学的概念已经做了一系列界定［1］，从不同层面回答了用哲学看领导的基本方式和方法，揭示了领导哲学的要素构成及其关系。笔者尝试将道德、伦理和价值观作为领导哲学的三个构成要素，并力图探讨三种哲学要素的主要内涵，以及由此构成领导活动的基本方式。
（一）道德与道德型领导
道德一词可追溯到老子所著的《道德经》，其中“道”是指自然运行与人世共通的真理，而“德”则指人世的美德、品行等。将“道”“德”合为一词始于荀子的《劝学篇》：“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这里，荀子将道德理解为人们外得于物、内得于己的德性和品质。在西方文化中，道德源于拉丁语“摩里斯”（mores），概指风俗、习俗、惯例等，也有规则、规范、行为品质和善恶评价等引申含义。现代意义上的道德，是指一种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形成和发展，可以用善恶标准进行评价的个体意识、社会意识、人格品质规范及调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行为规则；是与这类意识和规范相联系的行为活动，以及通过这些活动所结成的社会关系。对道德与领导进行关联性研究，是领导哲学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深度揭示和理性评判领导活动的基本要求。恰如海克曼与约翰逊所言：想象一下希特勒、波尔布特这样的领导者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就能理解领导与道德之间的关系究竟有多么重要。［2］道德与领导关联性研究的重要成果是美国研究者萨乔万尼于1992年首次提出的道德型领导。［3］按照萨乔万尼的理解，所谓道德型领导，是指领导者以道德权威为基础，建构组织共同愿景与理念，关怀部属的需要与自我实现，激发人性潜力，使部属超脱外在的利益交换，心悦诚服地接受领导，并基于责任和义务而致力于为组织目标自觉自愿地奉献，共谋组织永续发展的一种领导形态；是指领导者借助专业的和道德的权威，在帮助追随者实现自我管理的同时，将一般组织转变为一个共同体，从而最终实现共同目标的过程。
（二）伦理与服务型领导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较早出现伦理一词的著作是《礼记乐记》。不过，当时的“伦”与“理”是两个相对独立的范畴，“伦”具有类别、关系等含义，“理”则有条理、秩序、理则等含义。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伦”即人伦，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理”则是指维系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的外在规范与秩序，所以伦理一词更具有“人伦之理”的意涵。因此，如果说道德是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总体关系，表明的是生活本意的性质，那么伦理则指涉人与人的关系，表明的是社会规范的性质。用伦理的视角审视领导活动，其基本意涵在于表明领导活动除了具有道德意义，同时还应当包含对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伦理关系的审视与建构。由于领导伦理主要关涉和处理的是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因而，服务应是领导伦理构成要素中最为基本、最为核心，也是最为关键的要素。在领导伦理研究中具有广泛影响的是美国研究者格林里夫提出的服务型领导（公仆式领导）。格林里夫认为，服务型领导的首要任务就是服务。［4］服务型领导就如同管家一样，对组织表现出绝对的忠诚，对组织目标的实现表现出绝对的忠心，因而，其能够无怨无悔地为追随者服务，为实现组织目标的领导过程服务。同时，服务型领导深知“领导就是服务”的道理，了解领导者实际上就是“用人成事”的人，其能够用心帮助组织内的每一位成员成长，使追随者更强壮、更聪慧、更自由、更自主，从而为组织目标的实现做出贡献。
（三）价值观与价值型领导
何谓价值观？罗宾斯认为，价值观代表一系列基本的信念，从个人或社会的角度来看，某种具体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比与之相反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更可取。这个定义包含着判断的成分，这些成分反映了一个人关于正确和错误、好与坏、可取和不可取的观念［5］。而克洛克和高史密斯则认为，价值观基本上是指看待事情的优先顺序。它是我们对所有事情做与不做、抗拒或忍受所做的选择。一般意义上，人们认为，狭义层面的价值观，又称价值观念，是指人们心目中关于某类事物的价值的基本看法、总的观念，是人们对该类事物的价值取舍模式和指导主体行为的价值追求模式。就此而论，价值观是个人行为的内在动力，为人的行为提供方向，并对人的行为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具体到领导活动，本尼斯曾对领导行为的价值因素做过较为精当的表述：领导者是做正确事情的人，而管理者是正确做事情的人。这一界定本身便蕴含着领导行为的价值倾向、价值标准和价值要求。当然，由于个性特征、个人偏好等因素影响着领导者对一定价值观的倾向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会存在领导者在多种价值观之间的筛选和权衡，但领导活动是一个领导者在秉持特定价值观的基础上所进行的组织活动，这是一个基本事实。这一论断为豪斯的研究所证明。20世纪90年代中期，豪斯提出了基于价值观的领导理论。该理论认为，领导与下属之间是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关系。［6］要用价值观影响组织成员，领导者必须首先具备明确、崇高且有驱动能力的价值观，必须不断加强个人价值观的修炼。
三、基于价值理念的领导力提升
从价值观维度探讨领导活动，分析当前领导活动的利弊得失，进而提升领导力，具有较强的实践价值。笔者认为，基于价值观的领导至少应包含如下三个层面的问题。
（一）将价值观作为领导活动的前提
基于价值观的领导首先表明的是领导活动应以正确、合理的价值观为基本前提。确立这种观念在当下的领导活动中具有现实意义和引领价值。可以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领导活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新的、更大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作为前提的领导价值观的扭曲和正确、合理价值观的缺失。因此，实现价值理念的转变，确立正确、合理的价值观便成为推动领导活动持续健康发展的前置性力量。正如豪斯所指出的：价值导向的动机比实际导向的动机更强、更广泛、更持久。［6］以价值为前提和基础的`领导活动一定能够使追随者对领导者、对领导者为集体提出的愿景、对集体产生极强烈的认同；唤醒追随者与实现集体愿景相关的工作动机，进而促使追随者愿意做出实质性的自我牺牲，并且做出超过岗位职责所要求的努力。
（二）将价值观作为领导活动的内容
基于价值观的领导重点阐明的是领导活动应以正确、合理的价值观为主要内容。这一定位对当下的领导活动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可以看到，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发展内容上，我们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思路，以GDP的高低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唯一标准，强调如何提高领导活动的绩效，如何真正做大蛋糕，如何切实解决现实领导活动中的诸多问题。但在发展效率提高的同时却逐渐迷失了发展的方向，领导活动的发展切点定位和发展内容选择已难以适应时代要求。正是基于这一思考，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积极推动价值理念的深刻转变，并将“五大发展”理念作为当下领导活动的主要内容。这里，创新理念倡导的是“共创”发展，协调理念弘扬的是“共进”发展，绿色理念确立的是“共生”发展，开放理念提倡的是“共赢”发展，共享理念强调的是“共享”发展。因此，当前与今后一段时期的领导活动应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基本理念，以发掘共创、共进、共生、共赢、共享发展的要素作为主要内容，通过发展内涵的转变推动领导活动的时代进程。
（三）将价值观作为领导活动的工具
基于价值观的领导需要表明的是领导活动应以正确、合理的价值观为重要工具。这一观念的确立是当下领导活动尤其需要重视并加以研究的一个课题。相对而言，30多年来的领导活动特别强调领导者的作为，以及在领导者引领和带动下组织的作为，而领导者与组织应如何作为、往何方向作为，作为的价值结果是什么，所有这些关乎领导活动人文关怀和前途命运的理想、愿景、方向、标准、尺度等价值构成要素却被逐渐地淡化。因此，当前应以确立正确、合理的价值观作为推进领导活动的手段、方式和工具，逐步实现领导活动的价值转型和价值提升。具体而言：其一，加强个人价值观的凝练和修炼，以此形成领导者个人的价值观系统，从而为组织的精神塑造系统的建构提供价值支撑。其二，实现个人价值观的两个外化：将个人价值观由观念外化为行为，实现价值观的“行为化改写”，从而为领导行为赋予价值和意义；将个人价值观由领导者个人外化为组织，实现领导者个人价值观的“组织化改写”，并将其弥散于组织活动的所有环节和所有过程，从而为领导活动提供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1］克里斯托弗霍金斯.领导哲学［M］.刘林平，万向东，张龙跃，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4-8.
［2］米歇尔海克曼，克雷格约翰逊.领导学：沟通的视角［M］.王瑞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26.
［3］托马斯J萨乔万尼.道德领导：抵及学校改善的核心［M］.冯大鸣，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43.
［4］凌茜.浅析公仆型领导理论［J］.现代管理科学,2007（7）：46-48.
［5］斯蒂芬P罗宾斯.组织行为学［M］.李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138.
［6］吴维库.以价值观为本的领导行为与组织绩效在中国的实证研究［J］.系统工程理论方法应用，2003（1）：7-13.
篇5：古代文学在当代社会的基本价值浅析的论文
关于古代文学在当代社会的基本价值浅析的论文
古代文学不但品类繁多，而且创作价值历史悠久，从诸子百家到骚赋，从唐诗宋词到元曲小赋，再到明清的小说传记，真是不胜枚举。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文化遗产的瑰宝。古代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当时的人文社会和当时的生产水平，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情操和对当时社会的看法或者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
现代社会的`各种文化因素，都和古代文化以及古代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古代文学对丰富现在人的精神世界以及情操陶冶等方面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并且在提升民族的凝聚力以及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古代文学在当代社会的价值，首先表现在文化价值，一部文学史就是民族的心灵史，民族文学就是对这个民族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的反应，中国的文学凝聚着中国人民对于世界的认知和对于世界的感受，因此中国文学可以说是中国的灵魂和血脉，因为中国很多的文化、思想、风俗等都是通过历史史书和文学经典记载传承下来的。其次就是认识价值，阅读古代文学和史书，现代人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认识当时的社会和人民的思想情感，并能通过文学作品的内容或者故事情节来联想现代社会和自己的遭遇等，常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并对事件有自己的看法。最后是应用价值，古代文学作品有着不可低估的文化资源价值，对当今的旅游事业具有深远的促进作用，古代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对名胜古迹具有宣扬的作用，很多人慕名而来，大都是从文学作品而知道的。而且有的作品具有军事研究价值，有的作品具有医学价值或者农用研究价值等。所以，古代文学作品对当今社会的价值是多方面的。
篇6：论方东美对中国哲学基本精神和发展历程的研究论文
论方东美对中国哲学基本精神和发展历程的研究论文
方东美主要从形上学的维度探讨中国哲学基本精神和发展历程，认为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包括有机统_、天人合德、双回路向、立乎中道等，中国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但不断上升的过程。
一、探讨中国哲学精神的向度
方东美说：“通中国哲学之道,盖亦多方矣！然余于是书,则独采形上学途径,欲以直探主脑及其真精神之所在。”他言明，自己探讨中国哲学的向度是形上学，目的是把握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
方东美认为，由于时代、民族的不同，人们对形上学的内容、形式、精神的理解是多样态的，而他取其“多重义涵,不滞一偏”1190“形上学者，究极之本体论也,探讨有关实有、存在、生命、价值等,而可全部或部分为人类颖悟力所及者。”mM即人类智慧所能体悟或把握的有关实有、存在、生命、价值等的本体论。方东美把形上学分为三种形态：第一是超绝型态（Praeternatural);第二是超越型态（Transcenden?tal);第二是内在型态（Immanent)。
超绝形态的形上学认为决定存有的是外在于存有的一种力量，类似于我们常说的“外在实体’“外在超越”。这种超绝形上学深溺于二分法,观待万物带有双重影像,认为宇宙处处尽是二元对立o“凡借永恒法相而表现为纯粹价值如真、美、善、义等,又与一切染漏不纯之负值如伪、丑、恶、不义等相隔绝。诗人威廉?布雷克（WilliamBlake)之妙言曰：‘善是天堂，恶是地狱。’……人,就其作为某一个体而言，亦剖成灵肉两截，二者之间，抑又彼此互相冲突不已。灵魂为理性所止之地,故是善；肉体乃欲望冲动之源,故是恶。”这种形上学多存在于西方哲学中，其不良的理论效果是有损于自然界与超自然界之间的同一性和连贯性，同时有损于个人生命的完整性。
超越形态的形上学是典型的中国本体论方面否认外在实体的存在，认为无论何种实有、何种存在、何种生命、何种价值“皆绝不视为某种超绝之对象，可离乎其余一切自然元素与变化历程而凝然独存、悄然独享某项秘密特权者”;另一方面不局限于现象界或现实界，而主张腾冲超拔、趋入理想胜境。所以这种形上学摒弃截然二分法,认为‘‘宇宙全体与生活其间之个人雍容浃化……是一种即现实即理想主义（即事即理论），或易言之,乃是一种即理想即现实主义（即理即事论）”。这种形上学表现为两个方向：一是超拔提升“据一切现实经验之所与为起点……拾级而登……向往无上理境之极诣。”二是居高回视‘提其神于太虚而俯之'……凭借逐渐清晰化之理念,以阐明宇宙存在之神奇奥秘，与夫人类生命之伟大成就”。
内在形态的形上学是相对于超绝形上学而言的，也是典型的中国本体论。所以中国的形上学可以说既超越又内在o‘裉据此派内在形上学，宇宙太初原始阶段之‘本体'实乃万有一切之永恒根本（寂然不动）;然自宇宙生命之大化流衍行健不已而观之‘本体’抑又应感而动，元气沛发,遂通万有，弥贯—切,无乎不在，无时或已（感而遂通）。本体实性,则渗入功用历程（即用得体）。玄真本体,乃具现于现象界全域（即相显体）。永恒法相，呈现为理性秩序，与时间化育历程相齐并进（与时偕行）。如是，本体现象，契合无间，形上形下,澈通不隔。”方东美对内在形上学的解释很像熊十力的“体用不二”论：即体而言用在体,即用而言体在用；大海水全显现为众沤，众沤即是大海水。本体虽然寂然不动,但它含万理、万化、万德,感而遂通,显发为用。也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在超越，在人类自身寻求自足的价值源头。
蒋国保教授的概括，有助于我们从宏观上把握方东美形上学的要领：“中外形上学从形态上分……为超自然（即超绝）形态、超越形态、内在形态。东方‘形上学'与西方‘形上学’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承认世界存在着究极本体,而在于对该究极本体的存在方式作出了不同的解释。西方‘形上学’认为，究极本体……作为外在于世界的力量来决定世界的存在。与西方的超绝形态的‘形上学’相比，东方……超越形态的‘形上学’，_方面强调本体界与现象界的圆融无碍，另一方面又强调本体界在价值层面超越现象界,成为现象界所以存在的决定者。……印度形上学和中国形上学是相通的，但……中国形上学因为更强调本体界的‘内在性’而可以称作‘既超越又内在之形上学’。‘本体界’……是相对‘现象界’而言的，超越是指超越现象界，内在也是指内在于现象界。”
综上，方东美研究中国哲学的向度是形上学，并对形上学作了自己的分类，为他进一步探讨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奠定了基础。
二、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
对中国哲学基本精神的理解向来见仁见智。方东美立足于中西印哲学的比较,概括出他对中国哲学基本精神的理解，主要是有机统_、天人合德、双回路向、立乎中道等。
(-)有机统广大和谐。
方东美用机体主义来概括之。从消极面而言,机体主义反对将人与物视为绝对的孤立系统而互相对峙,反对将千差万别的大千世界转化机械秩序,反对将变动的宇宙看作再无发展余地和创进可能的封闭系统。从积极面而言，机体主义“旨在统摄万有，包举众类，而一以贯之……形成一在本质上彼是相因、交融互摄、旁通统贯而广大和谐之系统”0023。总之，机体主义反对对立的、机械的、封闭的宇宙观，主张联系的、统一的、圆融的宇宙观。
(二）天人合德。
天人合德内在于有机统_、广大和谐的宇宙观中。方东美指出，西方哲学在论人的时候往往把他与上帝、自然疏离开来,而中国哲学“其论人也,恒谓之德合天地,或性体自然。性天之道,存乎创造化育历程,万物一切，各正性命，以尽其性。人之天职，厥为参天地,尽物性，据乎德，发乎诚，黾勉以行,尽性而天,精义入神”0334°。中国哲学强调人与天地、性与自然之间的内在关联和交互渗透o‘需家、道家、大乘佛家以及宋明新儒家等……其崇信‘混化万物，一体同仁’之教，则初无二致。……此种‘万物一体同仁’之情,存而养之，扩而充之，发挥极致，即为圣智圆满”，体认天人合德不仅是入圣的路径，甚至可以‘‘当下即圣”。
(三）双回路向。
方东美在解释超越形上学时已经谈到这个问题，认为这种形上学表现为超拔提升和居高回视两个方向。他特别强调了超化的意义，说：“关于中国形上学之诸体系，有两大要点首宜注意:第讨论‘世界’或‘宇宙’，不可执著其自然层面而立论,仅视之为实然状态,而应当不断地予以超化:对儒家言,超化之,成为道德宇宙;对道家言,超化之,成为艺术天地;对佛家言，超化之,成为宗教境界。自哲学之眼光观照宇宙，至少就其理想层面而言，宇宙应当是一大超化之世界。中国形上学之志业，即在于通透种种事实，而蕴发对命运之了悟。超化之世界，是一深具价值意蕴之目的论系统。”方东美认为，有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有现实世界和理想世界，中国哲学不是将它们分裂开来,而是统一起来，中国哲学以事实世界或现实世界为起点，但绝不执着于此，而是通过超化，把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现实世界和理想世界统一起来，实现前者向后者的超拔提升。
(四）立乎中道。
在谈到心物关系时,方东美认为中国哲学的特色是立乎中道、心物不隔。他指出，在西方,哲学系统不建立于物质，即建立于精神。哲学思想内容,乃游移于精神主义与唯物主义二者之间。在印度,凡超越系统皆尚精神，其俗界观则从唯物。“然在中国，哲学家之待人接物也本中道。立乎中道,遂自居宇宙之中心,既违天地不远，复与心物不隔,借精神物质之互渗交融,吾人乃是所以成就生命之资具。率性自然,行乎广大同情之道，忠恕体仁,推己及物，乃不禁自忖：宇宙在本质上元是一大生命之领域,其中精神物质两相结合体融贯。宇宙大全，乃是无限之生命界。中国哲学之悠久传统，皆沿习‘生命中心主义’之途径,而向前迈进发展。”立乎中道即是不偏于物亦不偏于心，而以人为中心把二者贯通起来。
(五）三才合一。
方东美说：‘柏拉图于其《对话录?斐德罗斯》篇中，追述乃师苏格拉底盛赞依索格拉底（Isocrates)之言曰：‘斯人体内有哲学丨’克就典型之中国形上学家而论,吾人大可将该句倒转,翻作‘其哲学体系之内有个人’，而呼之欲出者。问题之关键是：何等类型之人物、始配挺身而出，为中国哲学代言？……其人至少必须具备‘先知、诗人与圣贤’二重才性,集于一身,始足语此。”129“盖先知之最大关注,恒在于人类之命运及世界未来之归趋;诗人虽向往未来幻境之福祉，然却又往往逆转时间之向度，回向过去,于过去黄金时代之画幔上象其理想梦境，而寄托遥深;圣贤既属道德高尚、力行实践之人,恒欲申展时间之幅度,无论过去或未来，俱纳诸不朽之现在之内，期于当下履践,使其崇高理想充分实现,以求致乎其极,或庶几乎？”131能够为中国哲学代言的人应该是先知、诗人与圣贤二才合一的人，这也是方东美推崇的理想人格。先知关注未来,诗人关注过去,圣贤把未来和过去纳入现在。中国哲学是宗教、哲学、艺术、道德的融合体,涵容过去、现在、未来,只有集宗教、哲学、艺术、道德修养于一身者才有资格成为中国哲学的代言人。
(六）思想连续。
方东美指出，有两点应该注意到：一方面,就中国哲学的传统而言，自先秦、两汉以至隋唐、宋明，都有一个共通点,借司马迁的话来说,就是‘‘究天人之际”。另一方面，无论是哪一派的中国哲学,借司马迁一句话来说,就是“通古今之变”，无论是个人的、学派的或是产生自任一时代的，都表达出历史的持续性，与其他各派的哲学思想发展彼此呼应，上下连贯,形成时间上的整体联系。这两个特点表现在中国学术上是有利也有弊o“利”是任何学术思想不能孤立于过去的已知条件之外，要兼顾当时的时代性以及未来的发展性,产生历史持续性的效果“弊”在道统观念,思想易受到道统观念的束缚和支配。[419-20比较之，西方哲学的历史关联性不足,往往以自我为中心建立独特的思想系统,而中国哲学“通古今之变”，强调历史的连续性,与其他哲学思想形成整体联系。
以上，有机统一、天人合德、双回路向、立乎中道、二才合一、思想连续就是方东美所说的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
三、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
方东美对中国哲学的研究虽然也有通史性意义,但有论述的重点,所以在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上每个阶段笔墨不均。总体而言,方东美认为中国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上升的历程，持的是一种历史进化论的观点。
(一)总历程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把中国哲学史区分为“古代”(先秦、“中世”（汉至嵐、“近世”（宋元明清)三大阶段,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把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两大阶段,劳思光把中国哲学史分为“初斯’“中斯’“晚期”三个大阶段。方东美则以形象的方式勾画出中国哲学发展的五大阶段“以一句不规律、三节步之诗行喻表之,现为缺末韵格（catalectic)”虚线部分为第一阶段，时间漫长，其源起及发展详情俱不可考。据传约经历四千来年，无疑系属上古洪荒时代（公元前5042~前H42),隐涵一套“原始本体论”，中国形上学之基调表现为神话、宗教、诗歌之三重奏大合唱。0024第一音步为第二阶段，属“扬抑抑”格，其重轻部分分别代表儒、道、墨三家所高度发展出的理论系统。这是有信史可征的一段神奇伟大之型成期，长达九个世纪（公元前H46~前246),系中国哲学创造力之最盛期，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原始墨家一时争鸣，竞为显学。0024第二音步为第三阶段,属“抑抑扬”格,其中足以看出传统儒、道两家盈虚消长，终于逐渐让位于大乘佛学诸宗。这—阶段为中国哲学之吸收与再创期（公元前246~公元960)。经过一段漫长的酝酿、吸收与再创，最终形成具有高度创发性的玄想系统即中国大乘佛学。0024第三音步为第四阶段,属“抑扬抑”格，代表公元960年至今,为形上学之再生期，表现为新儒家三态，而俱受佛、道两家影响o“吾人先后在新儒学（性、理、心、命之学）之形式中，次第复苏中国固有之形上学原创力，而新儒学，亦多少沾染一层道家及佛学色彩。在此段再生期中，其最突出而值得注意者,为产有三大派形上思潮：（1)唯实主义型态、（2)唯心主义型态与（3)自然主义型态之新儒学。”00M_25第五阶段应该是中西哲学相互碰撞的时斯‘尚音节排列再更进一步,采缺末韵格,则余外之重音节部分，无疑显指针对西方思想模式之吸收摄纳期。今曰学界之中，凡观察敏锐之士，皆不难处处嗅到此种气息焉。”0024以上，总体上把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归纳为原始期、定型与最盛期、吸收与再创期、再生期、吸收摄纳期。
接下来谈一下方东美与中国哲学发展历程相关的未曾充分展开的一些问题。
(二）汉代哲学以及道教
方东美认为，秦汉从哲学方面来讲缺乏创造力，“人人方汲汲于事功征伐，忽于玄想，思想界玄风浸衰，其号称一代祭酒者，固学者辈出，然俱非独立之思想家。此段时期，少数哲匠不为杂家，即为批评家：前者如吕不韦、刘安、董仲舒等,后者如王充之流。若辈中人即或仍谈学论道（形上学），然其兴趣重心，固早巳移至以宇宙论及宇宙发生论为主题矣。通常虽多依原始萌芽科学（阴阳五行之说）为基础，间亦诉诸诗意幻想。”
但是，方东美对汉儒的治学方法是持肯定态度的。他指出，无论是从宋明儒本身的立场或是从以宋明儒“嫡传”自居之现代学者的立场般皆认为汉儒之学一无是处:在学术上面是支离破碎,在方法学上面也是远离正题。然而,今天我们来谈汉儒,在思想史方面,尽管汉儒之“微言大义”不免于以杂家及阴阳家的思想栽赃到儒家正统思想之中，去歪曲它、误解它，但所谓汉儒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派，无论是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他们都有一个严正不苟的工作,就是所谓“解诂”，解诂的用意在于透过章句训诂而还原儒家的真面目。比如讲到孔孟的学说,就从文献方面,章句、字源方面，去如实讲明孔孟的经典大义,而还原出那个时代的真正意义。从这一方面来看,汉儒也未可厚非。而且汉儒面对古代流传下来的经典,从不敢苟顺私意、乱发议论,尽可能地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一分师承做一分文章。这在汉儒而言，叫做“师法”，或者是“家法’。“比如讲《诗?,鲁诗有鲁诗的讲法，齐诗有齐诗的讲法;讲倜易》,鲁学有鲁学的讲法,齐学有齐学的讲法;其它诸经,莫不如此,是绝对不能乱讲的。汉儒的这种精神成就是我们不能否认的。”
至于道教,方东美否定的地方偏多。他指出，道教的思想本身就是驳杂的东西。战国时它的思想是神仙家言、方士家言。西汉时再同道家思想的'余波结合起来,后汉时才变成了一种伪托老庄道家哲学的道教。以后它又受了佛教的影响,所以它许多经典都是模仿佛经。这样一个驳杂的东西,经过了中国学术的衰世。在佛教盛行于中国的时候，儒家无力反抗，还是道教打起中国文化的招牌与佛教周旋角力。方东美特别讨厌张道陵之流对老子哲学的糟蹋，他指出，张道陵事实上是方士之类的人,在宗教方面属于邪教,在哲学上打着道家思想的招牌糟蹋道家的哲学。譬如张道陵说“道可道者，谓朝食美也”，把“道可道”解释为早上吃了很美的早餐。这跟“道可道”有什么关系呢？而底下这句更不成话，“非常道者,谓暮成屎也”，早上吃了很丰盛的早餐,到了晚上要排泄出来。这个打着道教旗号、推崇太上老君的鬼道,这样糟蹋老子“道可道，非常道”这两句话。再说“两者同出而异名”，本来在老子里面有两种断句方法,一方面指有无同出而异名，有时读做“两者同，出而异名”，但是鬼道的注解却说：“两者同出而异名，谓人根生溺，溺成精也。”这就越发不像话了，竟解释成一方面小便，一方面泄精,就叫做“同出而异名”。而“玄之又玄”，他说是“鼻与口也”，这根本是不知所云。张道陵在注释老子五千言时如此侮蔑老子的哲学思想，是让人难以忍受的事情。
(三）魏晋玄学
方东美认为，魏晋玄学的主题是把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结合起来,但每位哲学家的倾向并不完全一致‘可晏、王弼出，玄风复振,其旨则皆在调和孔老间之歧异,倡“贵无论’以释道。……何晏崇孔,故援道入儒；王弼宗老，乃援儒入道。然两氏同以‘致一’为其玄学探究之基本核心，则毫无二致”方东美进—步解释说,从王弼、何晏对儒家《周易》的诠释中可以看出，上古以来两支分道扬镳的学术系统（原始儒家和原始道家一引者注）到魏晋时期有了结合的企图，比如王弼把儒家的系统落到道家的系统里去,而何晏要把道家的系统落到儒家的系统里去。
方东美还谈到：裴顔与孙盛“前者崇有而抑无,盖以绝对之无（至无）,于生命界无以能生，故为虚而非实,成性之道，无所用之。始生者，自生也;始有者，自有也,既非生之于无，亦非亡之于无.更非化之于无,而是唯一之本体、真实无限,即有显用者也。后者则另据逻辑立场，推演老氏之主旨,概归诸剌谬不通、自相矛盾者”1153;向秀与郭象“皆基于庄子哲学，一方面，视‘有’‘无’二名，乃相待观成：无不能生有,有不能还无。至于二者孰更为根本,实乃无谓之争”。
(四）道家哲学与佛学
方东美认为大乘佛学与道家思想有相同之处：“大乘佛学，则由其证得之慧境，灵光烛照而展现于吾人之面前者,是为上法界与法满界；于是，时间生灭变化界中之生命悲剧感,遂为永恒界中之极乐所替代。夫惟如是,佛家之解脱精神，乃能无人而不自得,逍遥遨游于诗意盎然之空灵妙境。臻此境界,佛家之精神，即能当下浑然忘却时间生灭变化界中之一切生命悲剧感,而径与道家，尤其老子之精神相视而笑,莫逆于心矣。”解脱、逍遥、空灵的精神境界是大乘佛学和道家所同有的。
方东美认为道家哲学对中国佛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王弼注《老》对般若哲学之影响，其著例也,观乎道安及其同代诸贤情形，足见一斑。关于‘有、无’对诤，向有‘六家七宗，爰延十二’之说。……当时中国佛学思潮，七宗竞秀，然其玄学主旨，则端在‘本无’，倡‘贵无贱有’，与裴顔之‘崇有抑无’针锋相反,适成对照。兹以降,佛、道携手,形成联合阵线,以对抗传统儒家矣。”^156僧肇的“《般若无知论》及《答刘遗民问》,字里行间，庄子之影响，岂浅泛哉”“道生在精神上酷似老、庄，主张‘扫相即以显体;绝言乃所表性。’盖谓究极本体,既非可得解于权言之穷，亦不可尽求诸假相之归。”
四、简要分析
综观方东美对中国哲学基本精神和发展历程的阐释,我们可以作出如下几点分析：
(一)方东美对形上学类型的划分基于中西哲学的比较,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一家之言，但也有可以进一步厘清的余地。
自“西学东渐”以来，中西文化发生了激烈碰撞。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并逐步深入地探寻着中西文化包括中西哲学的差异,梁启超、严复、胡适、梁漱溟、冯友兰、贺麟、钱穆、牟宗二、唐君毅、徐复观、张岱年、任继愈、冯契、萧堇父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程度地探讨了中西哲学各自的特征，多数人认为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是实用理性,伦理学发达,而知识论、逻辑学等相对薄弱。在对中西形上学特点的概括上,影响比较大的观点是：西方哲学走的是外在超越的道路,把人类的价值源头归结为外在的力量;而中国哲学走的是内在超越的道路,把人类的价值源头归结为内在的心性。与此相关，西方哲学的思维偏向两分法，注重分析；中国哲学的思维偏向统一性,注重综合。上述观点不知何人最早提出，但方东美对形上学的分类无疑表达了相同或相似的意思。他所说的超绝形上学指的是西方哲学以分裂为特征、寻求外在超越的形上学，而超越形上学、内在形上学则是典型的中国形上学，以追求统一和谐为特征。这种宏观的比较结论无疑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为我们把握哲学形上学的差异提供了重要思路。但从方东美对超越形上学、内在形上学的论述来看，二者的界限似乎不甚清晰，前者强调宇宙与人的统一性，主张超拔和规范的“即理想即现实主义”，后者强调本体内在于宇宙以及本体与现象的统一性,在强调统一性方面二者很难区分。方东美所说的内在形上学强调本体内在于宇宙，与通常所说的价值内在于人的心性还是有所不同的。
(二）方东美对中国哲学基本精神的理解观点明确，前后统贯,体现了一种高贵和乐观的哲学精神。
对中国哲学基本精神的概括学界见仁见智，方东美的主要观点是有机统_、天人合德、双回路向、立乎中道等,其逻辑主轴是统一和谐,类似于熊十力的“不二”。从方东美对中国哲学基本精神的概括中我们可以体会出一种高贵乐观的哲学精神，这与方东美对哲学功能的理解有关，他说：“伟大的哲学思想可以改造世界。它不像近代许多存在主义的思想家们，不仅是在那个地方演悲剧，而且是演双重悲剧！甚至演三重悲剧！重重悲剧下幕以后，依然是精神局促于现实世界中，心灵不能超脱解放，埋没在这个‘最烦恼的世界’中。假使哲学家要拯救世界,则决不能投身到黑暗罪恶的社会中去，而同流合污。哲学沾染了罪恶，那就是宣告它的精神死亡。哲学精神死亡了,如何能拯救世界？相反的是罪恶的世界征服了它。”0489-90方东美强调：哲学不能沾染罪恶，哲学要拯救世界、改造世界；哲学不能总演悲剧，要超拔人的精神境界。因此,方东美不论是对儒家哲学、道家哲学、佛学、新儒家哲学，总是以一种景仰、欣赏、陶醉的态度去对待,极力挖掘其间的宝贵资源,为我们理解中国哲学传统提供了一种乐观向上的积极态度。
(三）方东美对中国哲学发展历程的描述大致符合中国哲学发展的实际,但也有一定的疏漏。
方东美对中国哲学发展历程曲折进步的理解是正确的，这是多数哲学史家都坚持的观点,也是符合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实际的。大家通常认为先秦时期、宋明时期是中国哲学的辉煌时代，但强调的重点不尽一致。劳思光强调的是孔孟和陆王的心性论哲学，方东美强调的是原始儒家、原始道家、中国大乘佛学、新儒家。就此而言,把方东美界定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确有可疑之处。与此同时,大陆中国哲学史家在认同先秦是中国哲学发展黄金时代的同时,也注重其他**时代的哲学成就,如：李泽厚比较看重魏晋时代,认为这一时期出现了纯哲学、纯美学等;萧堇父更看重明清之际,认为这一时期的启蒙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接合点所在。但无论怎样，中国哲学都是在曲折发展中不断进步的，除劳思光的哲学史退化论之外,多数哲学史家如冯友兰、张岱年、冯契等均持此见,方东美亦不例外,这是一种正确的哲学历史发展观。
由于方东美对中国哲学的研究重点突出，所以难免有所疏漏。在总过程上,汉代哲学、魏晋玄学、唐代儒家哲学等笔墨较少。在先秦哲学中，对名家、法家、荀子等关注不够。这恐怕与方东美《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不是按照年代而是按照学派书写的体例有关，虽不全面但重点突出。
篇7：哲学毕业论文：奥古斯丁原罪与救赎思想的价值研究
哲学毕业论文：奥古斯丁原罪与救赎思想的价值研究
原罪说，即基督宗教中认为任何人天生即是有罪的，他们的罪先天的来自其祖先——亚当与夏娃。他们违背与上帝的约定，吃了分辨善恶树的果子，这种悖逆带来了罪，也带来了罪恶感和羞耻感。基督教原罪的观点主要由北非神学家奥古斯丁根据圣经内容建立起来，主张人受到亚当犯罪的影响，生来带着罪性，只有相信承担世人罪孽的耶稣基督，才能从罪中被拯救出来。
摘要：人出生到死亡的过程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不论他是强大还是弱小，都既要经历衣食住行的享乐，又离不开生老病死的折磨，享乐是上帝对人的一种特殊照顾，是一种强者对弱者的救赎，而病老死则是上帝对人的惩罚，这就是古罗马帝国的基督教神学代表人物奥古斯丁关于原罪与救赎这一观点的定义。本文旨在阐述奥古斯丁关于原罪与救赎的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其存在的价值。
关键词：奥古斯丁 救赎 价值 原罪
一、奥古斯丁关于原罪与救赎的基本观点
在奥古斯丁的思想中，上帝始终都是善的代表，在此基础上上帝所创造的人或物也都是善的。就整个宇宙世界来说，一切事物都很好，在《创世纪》第1章第8节中“神看着所造的一切都甚好”这样观点就是最好的证据，因为万物在上帝的创造和引导中共同作用形成了一个奇怪而美丽善良的宇宙[1]。
他强调善与恶都是上帝事先预定的，这是体现上帝全知全能的一种形式，这种把上帝置于主要地位，人置于从属地位的理论，在他对原罪问题的理论上体现的十分明显。他的原罪理论与福音书有很大的出入，福音书中认为，婴儿和孩童是没有罪的，而他认为人类是与生俱来就有罪的，这一现象是由人类的祖先亚当所犯下的罪造成的，极大地发挥了人人有罪的这种观点。他对原罪问题的论述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罪人是否可以因为行善而得救;二是罪人可否能够根据自由意志得到救赎。即，一个人不能因为善而得救，因为人生而有罪，犯了罪的人只有从罪中解放出来，才能行善，才能得救。有罪的人，他的自由意志也是有罪的.，这种意志不会是人得救。只有至善的上帝才能给犯了罪的人真正的自由。也就是说，恶、善或是自由意志都是上帝事先约定好的，人只有依靠上帝才能得救[2]。
在救赎问题上，他更倾向于上帝的恩典的绝对性。他认为，人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就能得到上帝的恩典，但来自上帝的恩典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上帝人为媒介，做好事的福报只是人报答上帝给予其生命的报酬。上帝在预定人的善恶的同时，也预定了得永生和受永刑，无论是人数还是性别都是先天的，后天的努力是无法改变这一结果的，背负着违背天道的罪孽，在一次次的轮回中妄图得到救赎，生而有罪的人，可以安然的度过一生，是上帝额外的恩典，是不能拒绝的。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宿命论的观点。
二、奥古斯丁原罪与救赎的价值
1、丰富和发展了基督教神学理论
自古以来，美与丑，善与恶都是处于对立面的矛盾体奥古斯丁认为，事物之所以是善的，是因为它自身是真实的，而上帝是最真实的，所以上帝是最善的;然而，万物都是从虚无中创造出来的，这就决定了它们本身并不是完全真实的，也就是说它们不一定是完全善的，可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善良，这一条件就成了万物恶的出现的来源。世间万事万物的存在都是有法有度、可以控制的，恶也是一样。他认为，恶是善的缺乏，比如学习成绩之中有高低，成绩低就是成绩高的缺乏;成绩经过努力，提高了，成绩低也就没有了，变成了成绩高;而恶就是善的缺乏，如果恶除掉了，善也就自然而然的达到了。什么是罪?罪是怎样形成的?上帝为何会创造出有罪的人?这是早期神学家用“救赎”与“原罪”无法明确解释的问题，但奥古斯丁做到了，他把《罗马书》第五章和《创世纪》第三章的内容结合起来，论证了人类产生罪恶的根源。在早期基督教中，神学划分为基督论、上帝论和人性论三个大的领域，而原罪与救赎就是人性论的核心，他认为，恶是善的缺乏，是对善的背离，恶的产生是因为人无节制的挥霍了上帝赋予的自由意志，上帝并没有创造恶，上帝是善的根源。原罪与救赎理论给基督教的人性论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人的罪的意志只有在上帝的引导下才能转变为善的意志，才能与人为善，更深层次的看到了上帝的地位，促进了基督教神学的进一步发展[3]。
2、有利于维护统治者的利益
奥古斯丁把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思想结合在一起，这是基督教神学思想史上里程碑式的一步，这一壮举无人能及。他之所以宣扬上帝预定一切的宿命论观点，除了认识论的原因以外，最根本的原因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统治。在整个罗马帝国将要崩溃的那一时期，统治者利用基督教神学思想统治下层人民，并限制其人身自由、言论自由，禁锢人的思想。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要求自由，而上层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防止下层人民获得思想上的自由后危及自身的统治地位，就拒绝给人们自由，并用理论在精神上弱化人的进步意识，以达到让下层人民放弃对自由的追求的目的。奥古斯丁的宿命论理论，极大程度上的贬低了人的自由意志，无限的提高了上帝预定一切这一思想的地位，完全符合统治者维护其统治阶级利益的目的，因而得到广泛的推广和应用。
3、为论证人性论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奥古斯丁的正统神学里大大地发挥了人人有罪的观点，人出生后的不完全向善，是人的恶的外在表现，一个人如果用自身的自由意志犯罪，并被罪所战胜，那么他就失去了意志的自由，就堕落了。虽然每个人都有意志自由，但只有主动向善的意志才能得到上帝的恩赐，被动的意志是无法获得上帝的恩典的，是恶的体现。从根本上来说，他关于人性论的观点是[4]一种抽象的人性论，虽然并没有真正科学地揭示人的本质，解决人性论的相关问题，但是，他提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设想，是基于人对自身和现存事物充分认识的基础上产生的，对自身的一种较为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在现代社会，人性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一方面，为了追求美好的生活，人的自身的要求不断提高，希望成为一个集真善美于一身、远离丑恶的完美主义者;另一方面，残酷的社会现实时刻警醒世人，居安思危，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奥古斯丁能正确认识到人的自身缺陷和现实恶性，具有一定的合理之处。
参考文献：
[1]奥古斯丁著，任晓晋、王爱菊、潘玉莎译：《忏悔录》，北京，光明日报社，2007
[2]奥古斯丁著、成官泯译：《论自由意志――奥古斯丁对话录二篇》，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
[3]《奥古斯丁选集》，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86
篇8：论自然科学方法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运用
论自然科学方法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运用
本文在深入探讨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在学科目标、研究对象等方面对立和统一关系的`基础上,论证了自然科学方法运用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在根据,阐述了自然科学方法向哲学社会科学渗透的途径和机制,并指出了方法移植的限度和原则.
作 者：吴兆雪 江宏春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学院,安徽,合肥,230052 刊 名：自然辩证法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STUDIES IN DIALECTICS OF NATURE 年，卷(期)：2004 20(3) 分类号：N031 关键词：自然科学方法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方法运用 内在根据 途径与机制 局限性和原则篇9：群众文化的社会功能及文化价值的研究探讨文化论文
群众文化的社会功能及文化价值的研究探讨文化论文
所谓的群众文化，是指人们除了本身的职业以外，自我娱乐、自我参与，自我开发的社会文化。是以人民群众活动为主体，自我娱乐自我教导为主导，为了满足人民群众自身的精神生活为目的，以文化娱乐活动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现象。把群众文化工作作为一个长期的工作来做，让大众认识到群众文化的价值所在，从而重视群众文化，一起参与到群众文化的建设中来。同时我们文化部门要大力发展群众文化产业，让群众文化造福于民。
当今社会，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社会，群众文化建设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大力加强群众文化建设是我们当今发展的主要目标和主要任务。所谓的群众文化，是指人们除了本身的职业以外，自我娱乐、自我参与，自我开发的社会文化。
是以人民群众活动为主体，自我娱乐自我教导为主导，为了满足人民群众自身的精神生活为目的，以文化娱乐活动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现象。
曾经各大报纸对群众文化的重要性做了很多的报道和说明，很多社会文化研究员对群众文化的社会功能做了很多的重要的专著。比如郑永富著的《群众文化学》，李锦坤的《群众文化活动的时代价值及其管理创新》等等，这些著作中都指出了群众文化的重要性。
个人认为，群众文化不仅能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还能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素质，提高人民的情趣以及审美观点，让人民群众能够更好的生活。
一、群众文化的社会功能
(一)娱乐和交流互助的功能
娱乐交流互助的功能是群众文化的最主要功能，我们经常看到早上晨练的人们，大家自觉的排成队伍，跟着音乐挥舞手中的宝剑，或者打着太极。动作惊人的一致，也许有时候连年轻人都做不到这一点。南京的社区有个非常好的文化，就是晚上在市民广场上，会看到大量的人排着整齐的队伍，喝着耳熟能详的音乐，翩翩起舞，有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到了一定的时间，大家都自发的聚集到广场上来。这就是一种群众文化，在一个轻松的社会团体里，大家一起活动，一起娱乐，交流互助。人们可以在这个社会团体里面联络亲情，友情，甚至是爱情。在这里，没有利益的诱惑，没有无休止的竞争，没有买房买车的压力，这是一个纯净的环境，一个能够让人感到放松的环境。人们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得到了充分的情感释放和情感交流。
(二)自我价值的体现，获得认同感的功能
一个人自我价值不仅体现在你的事业成就，金钱所得，社会地位这些方面，还必须能够获得大众的认可，比如说，有集体认同感，民族认同感，国家认同感，甚至于国际认同感。有了这些认同感，自身会在无形中形成一种自我意识的提高。从而获得强烈的满足感。
在市民广场上，我们会看到除了舞蹈之外的其他各种各样的文化娱乐活动。风格迥异，形式不同，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风格。这些差异性充分体现了群众对文化活动的认可。虽然大家的'兴趣爱好，文化程度，生活习性各不相同，但是，大家在参与到群众文化中来的信念以及积极性都是高涨的。大家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彰显自己的个性，体现自己的活力。
二、群众文化的文化价值
(一)有利于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经济全球化，一体的趋势越来越快。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民的文化素质一直都是我们关注的焦点，我们一直在以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作为我们文化发展的重中之重。为了提高国民的素质，我们不仅扩大了大学的招生力度，还积极的开展精神文明建设。而群众文化建设正能够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并且在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人们在交流中获得知识，在交流中获得自信。在群众文化活动中把自己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各种全方面的人才，经济的发展，伴随着各个国家的激烈竞争。这些竞争，其实就是人民文化素质的竞争，所以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是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
(二)破除陈旧的文化思想，加强新文化的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文化部门一直在推行新的文化建设，但是苦于一直找不到好的切合点，导致封建迷信思想等一直在很多偏远地区一直的蔓延。特别在我国的西北农村地区，一直以男尊女卑的思想作为主导。在那些地方，我们更应该大力推行群众文化建设，经常在公共的场合举办一些有益的演讲，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从而达到破除陈旧文化思想的目的。这是一个长久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达到的，所以需要我们各级部门大力配合，坚信群众文化的影响力。
结语：群众文化并非精英文化，群众文化具有普及性，适合我们广大的任命群众。把群众文化工作作为一个长期的工作来做，让大众认识到群众文化的价值所在，从而重视群众文化，一起参与到群众文化的建设中来。同时我们文化部门要大力发展群众文化产业，让群众文化造福于民。
参考文献：
[1]胡守勇.群众文化的社会功能和文化价值浅析[J].河南大学学报,2010(7).
[2]刘万军.论新世纪群众文化与社会文化构建结合的必要性[J].魅力中国,2010(9).
(作者单位：江苏省邳州市文化馆)
★ 论哲学基本问题
★ 社会哲学论文
★ 哲学论域中的自我
论社会工程哲学研究的基本价值（共9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