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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简析中国文化取向与社会互助论文
简析中国文化取向与社会互助论文
论文关键词：
传统文化：文化取向：社会互助
论文摘要：
中国传统文化的承续是以儒道思想为主干的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本位的文化，其中儒家所倡导的大同思想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社会互助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我国目前处于战略机遇期，但也是我国社会矛盾问题的凸显期，贫富差距逐渐扩大，凭借国家的二次分配也并不能在短时间解决这一社会公平的问题，在这里社会互助就显得尤为重要，社会互助作为一种资源转移的过程，它的发展高低直接影响社会公平问题是否处理的完善。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其文化有着较为完整的发展体系，在这众多的文化体系中，儒家的思想文化对后来的历史阶段，乃至对我们现今的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最为广泛和深远的。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承续是以儒道思想为主干的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本位的文化。儒家倡导大同思想，这种思想深刻的揭示了一个当代社会的重要概念―社会互助。
一、社会互助的定义
社会互助是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以个人与社会组织或家庭之外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的表现出来的与社会保障相关的积极的互动关系构成的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社会互助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从人类最为朴素的情感出发纯粹利他主义的相互支持，二是从功利主义的理性出发的相互依存。
二、社会互助层次分析
在我国的社会保障保障体系当中，社会互助作为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它并不像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等可以通过国家政策来发展，它的发展与否主要在于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大小，在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取向的高低，如果不考虑第二层次的社会互助，仅从第一层次社会互助的角度来看，它与儒家的大同思想是极其吻合的。因此，对于社会互助的发展不仅需要国家的宣传与教育，更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这份努力来源于内心深处，来源于炎黄子孙一脉相承的情感。
三、中国社会互助的现状与问题
因此，社会互助需要被提倡，社会互助不能只存在于自然灾害事件之中，更应该存在于我们的平时的社会生活中，在我国经济迅速飞快发展的今天，这是被称为我国的战略机遇期的时期，但也是我国社会矛盾问题的凸显期，贫富差距逐渐扩大，凭借国家的'再次分配也并不能在短时间解决这一社会公平的问题，在这里社会互助就显得尤为重要，社会互助作为一种资源转移的过程，它的发展高低直接影响社会公平问题解决的好与坏。社会互助的问题现在也较为突出。首先，现在我国社会存在着多种慈善基金，但是与我国众多的人口基数相比，远不能有效的帮扶那些困难的人群，如果排除功利性的慈善基金，那么如此的社会互助形式将更加减少。其次，我国信息的宣传力度不够，寻求社会帮助的困难人群缺少信息渠道，不能及时有效的寻求到帮助。再次，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在加剧，由于当代社会竞争的巨大压力造成了人们之间缺乏沟通与信任，互相开始疏远，这对社会互助的发展尤为不利。然而，社会互助多数局限于非常富裕者与穷人之间，忽视了富裕者只占少数，更多的要靠整个社会人群的互助的道理，中坚力量缺乏责任感。 四、面对社会互助的重要性和问题的突出，有以下几点建议
(一)返璞归真，大力提倡第一层次的社会互助
从原始人群开始，人类就过着群体生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种生活方式使个人产生了对群体的认同感;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又进一步使人与人之间必须构成这种以积极的互动关系为经纬的社会支持网络，于是便又产生了相互依存感。正是这种认同感与依存感是整个原始人群始终以群体生活，最终才得以生存下来，因此，我们应该返璞归真一些，这不是在宣扬消极、倒退的思想，只是让我们自己更加的了解我们的祖先是因为群体互助才得以生存下来，所以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社会互助的重要性，我们不可能自己孤立的生存，也不应该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少一些功利性的救助，多一些“原始”的帮扶，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逐渐的进步、完整。
(二)大力建立弱势人群寻求帮助的信息平台
我国弱势人群非常多，这其中有很多需要社会救助的人群，这类人群由于缺乏寻求帮助的信息平台，常常不能让社会其他成员所了解，因此，我国应该建立这种类似的信息平台，在社会成员与那些急需帮助的弱势人群中间起到桥梁的作用，这种信息平台可以是新闻媒介或者是政府机构等，总之一定要本着对弱势人群负责的态度去认真的建立、完善这种信息平台。
(三)加强儒家大同思想与现代化的结合，增强文化认同感
孔孟儒家大同仁爱思想和孝道伦理深深的影响着他们而后的世人，而如今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许许多多外国文化的进入，使得我们开始渐渐的淡忘了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对于自己的思想文化我们不应该抛弃，应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保留我们的文化精髓，增强我们的文化认同感，友爱互助，建立和谐的美好家园。
篇2：书法与中国文化论文
中国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人类文明史中是一个极为独特的现象，原本它就只是对文字的书写和信息的传达，这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明中的书写是没有差异的。但是，以书写工具而言，中国的毛笔是一种神奇的书写工具，它的形状是锥形，它的尖、齐、圆的特性决定了不同于其他地区的鹅管笔，由于毛笔的这个圆锥的形状，使得运笔在不同的方向出峰，而表现出粗细不同的轻重变化。而那种鹅管笔就不能像毛笔一样表现出如此多变的变化。书写者在蘸墨的同时已经将宣纸规划，于是方块字就在纸间驰骋，而书写者的意志也在书写的过程中得到了宣泄。这整个的书写过程将中国文化的精髓表现了出来，法官前总统曾经这样评价中国书法：“在中国，书法乃艺中之艺，祖祖辈辈它一直是一个民族的记忆，这种艺术表现形式在我们画与书极少融合的西方文化中，尚鲜为人知，它既使人惊诧，也使人着迷”。写汉字的方式之所以被推崇为“艺中之艺”在于汉字具有独特性，一个单字就是一个符号，全世界的文字也就只有汉字能达到这样的一种艺术的层次，虽然世界其他的文字同样可以书写的很漂亮，但是由于它们都是一个一个字母组合起来的关系，所以它们看起来就没有方方正正的汉字看起来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汉字虽然偏旁可以写在上下左右各个地方，但是每一个写成的字都有很强的艺术感，所以对于书写者来说写字本身就是一种接受艺术的教养。虽然世界上有很多书写优美的人，但是这和中国书法是不能媲美的，因为书法是对人的性格的陶冶。书写的优美和流利是每个文字都追求的，中国书法区别于其他文字的书写在于意境的.营造。每个面对中国书法作品的人即使对书法作品一无所知也会被它的外形和结构所吸引，会把它想像成一幅幅小型的抽象画，这是由汉字的表意特征决定的。正是汉字的这种表意特征，书写者在完善书写技术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追求情景交融的意境之美。因为有意境美的存在所以中国书法在创造初始就在实用之外同时走上了艺术美的方向，成为了表达民族美感的工具。中国书法通过毛笔的运用更好地表现出了上下、有无、虚实、阴阳。在落笔的刹那一个生动的世界便跃然纸上，虽然只有两种色彩但是时间与空间在这一瞬间成为永恒。
一、书法的文化内涵
这样对于书写者来说，书写本身就是对自身的一种艺术熏陶。不同时代的生活习俗、社会文化的信息、科技发展水平，都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对书写产生着影响，塑造着文化的品格。中华民族传统的学术思想、宗教信仰、规章制度、风俗习惯、文学艺术，都和毛笔书写的书法艺术密切相关，可以说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全面的映射。在中国文化的漫长历史中，毛笔书写满足了在当时的年代里书写文化、记录语言和历史的实际需要，为了书法艺术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精神、艺术的价值取向来看，毛笔书写汉字的书法艺术具有超越实用书写的价值内涵，成为民族独特的审美艺术，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了解中国文化的另一个窗口。
二、书法中的人格精神
病榻上的唐太宗要求儿子给自己寻找《兰亭集序》，他曾经形容王羲之的作品是“尽善尽美”可见唐太宗对王羲之的景仰之情。唐代具有较为完整的书法教育体系。《新唐书》记载书法考试的要求是：“凡书学，先口试，通。乃墨试《说文》、《字林》二十条，通十八为第。”不仅书法学生必修书法，其他专业的学生也要“日纸一幅”。除了考试选拔学生进入书学学习，还为贵族子弟提供到弘文馆接受书法教育的机会。唐代科举制度兴起，书法的优劣就成为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之一。唐代的科举制把培养人才和选拔人才合二为一，“楷法遒美”作为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开启了楷书书写兴盛的时代。当时考生众多，吏部不能一一考察看考生的为人和言行，于是就出现了仅凭书、判的现象。书、判其实是选人判案的两个方面，书写水平就是看他们的书写是否端正，笔记是否优美，这些都会直接影响到判案的质量，因此书法又是试判的关键。唐朝在中国书法史上被称为“法的时代”，以书法为依托将知识分子的思想凝聚在“中和之道”上。同时，书法也体现出了一个人的人格，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不强的精神，在笔墨书写中可以得到极大的熏陶，颜真卿 捍卫了唐王朝的尊严，他的书法是唐代的典范，他的人格是中国人的楷模，反面人物的书法作品单纯从书写美的角度来说是很好，但是和人品结合起来的话，人们是不会接受他们的艺术作品的，因为他们的为人和做事方法与态度不被世人接受，所以他们的书法作品同样被人们拒绝在了书法艺术殿堂之外。
三、书法在清代的发展
到了清代，书法的主流是取法碑版，科举制倡导“馆阁体”，“馆阁体”成为入仕的基础，“黑、大、圆、光”是馆阁体的特点。当馆阁体发展到极致的时候物极必反自然会出现一种新的书法艺术形式—碑学中兴，尊崇北魏的碑帖。书法的审美取向也得到了普遍的改观。
中国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部分，中国书法既具有精神文化性质，又具有物质文化性质；既具有心态文化、行为文化的性质，又具有物态文化、制度文化的性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毛笔的丰富内容和深厚蕴涵，是我们的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是中华民族历史创造的结晶。虽然毛笔的时代已经逐渐离我们远去，但曾经作为中国人不可离开的书写用具，至今仍有着活的生命。在毛笔文化中所蕴涵的审美形态、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
参考文献：
1、《书法作为一种文化》刘守安《新华文摘》第19期.
2、《中国书法文化精神》工岳川 新星出版社 版.
3、《汉字与书法文化》姚淦铭 广西教育出版社 7月版.
4、《中国艺术精神》徐复观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版.
5、《汉字何以成为艺术》聂振斌 中国书法，4月版.
篇3：个人本位与社会价值取向
个人本位与社会价值取向
市场经济的个人自主性要求我们在道德建设上坚持方法论上的个人本位;而市场经济的`高度社会化特征又要求我们坚持价值观上的社会取向.坚持个人本位就是肯定了市场经济中“经济人”的人格定位;而坚持社会取向则又肯定了道德建设中”道德人”的人格定位.两者统一的基础在于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相关性.只有从个人本位的方法论出发,才有可能达到社会取向的价值观.
作 者：沈晓阳 刘力永 作者单位：蚌埠坦克学院政教室,安徽蚌埠233013 刊 名：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ANHUI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2000 28(1) 分类号：B82-052 关键词：市场经济 道德建设 个人本位 社会取向 方法论 价值观篇4：中国现代园林与社会价值取向探析文化论文
中国现代园林与社会价值取向探析文化论文
摘 要：自古以来，园林就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载体。它体现了统治阶级价值意识，其内容和形式也受到社会价值取向的影响。首先，园林必须满足社会与人的需要，园林的发展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深刻影响，并随社会的发展而改变；另一方面，优秀的园林设计反过来刺激和完善社会各方面的发展与进步，会促进当地的经济、文化的提高。研究现代园林与社会价值取向，就是要克服经济社会转型时期所带来的急功近利和过度盲从思想，创造出符合社会与人需要的园林形式，寻求现代园林发展的方向，创建出符合时代精神，符合全球化战略要求的新园林。试从影响园林发展的几个方面，来探求现代园林发展的新思路。
关键词：价值取向；全球化；中国古典园林
1 中国古典园林的起源与特征
我国造园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大约从公元前11世纪的奴隶社会后期直到19世纪末封建社会解体为止，在三千余年的漫长的、不间断的过程中形成了世界上独树一帜的风景式园林体系。
最早的园林形式是“囿”，园林里面的主要构筑物是“台”。“囿”是蓄养禽兽的场所。有史可证的皇家园林是商末殷纣王所建的“沙丘苑台”和周文王的“灵囿”、“灵台”、“灵沼”。秦灭六国，建上林园苑。汉武帝信方术，在建章宫内开凿太液池，池中堆筑方丈、蓬莱、瀛洲三岛，形成“一池三山”的布局。
我国古典园林的形成主要受统治阶级的思想及佛、道、绘画、诗词的艺术影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的战争和社会动荡，国家呈分裂状态，加之道、佛盛行的影响，人们崇尚玄学、逃避现实，寄情山水，对我国园林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这时的士大夫，或欲享乐，或洁身自好，或遨游山水，导致了自然审美观的形成，治园特点多为自然情趣的田园山水。也就在这一历史时期，由于佛教传入中国，当时立寺成风，有着“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风雨中”的壮观。同时私家园林异军突起，叠山理水，使园林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的意境。
而到了隋唐王朝，园林达到了全盛时期，隋代洛阳的西苑、唐代长安的大明宫、华清池、兴庆宫都是著名的皇家园林。士大夫私家园林发展也较快。著名的“辋川别业”即由王维亲自规划。
到了宋元明清时期，园林建筑体系的内容和形式已经基本定型，造园艺术和技术已经达到了最高的`水平，而且形成了地方风格，北方以北京为中心，江南以苏州、湖州、杭州、杨州为中心，岭南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并形成了《园冶》等专门著作。
2 园林社会价值取向反映当时社会主流思想自古以来，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造园艺术，园林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必然受到当时主流美学思想的影响，而美学又是在一定哲学体系支配下产生、发展的。
在西方，十五世纪初叶，意大利园林随着文艺复兴思想在欧洲大陆广为传播。到了十七世纪，法国的天才造园家勒・诺特尔（Le Notre）在吸收了意大利文艺复兴园林的许多特点的基础上，开创了一种新的造园样式，被称为法国巴洛克式或勒・诺特尔式，逐渐风靡整个欧洲。从十八世纪初风景园思想萌发之后，工艺美术运动的提倡人威廉・莫里斯（W．Morris）认为，庭院必须脱离外界，决不可一成不变地照搬自然的变化无常和粗糙不精。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新艺术运动”席卷欧洲大陆，它强调曲线、动感、装饰的浪漫主义，创造了大量基于矩形几何图案的建筑要素，如花架、几级台阶、长凳和铺装。受新艺术运动的装饰特点的影响，铺装中出现了黑白相间的棋盘格图案。植物通常在规则的设计中被组织进去，被修剪成球状或柱状，或按网格种植。
在中国古典园林的构造，主要是在自然山水基础上，辅以人工的宫、廊、楼、阁等建筑，以人工手段效仿自然，其中透视着不同历史时期的人文思想，特别是诗、词、绘画的思想境界。
在我国古代不论是皇家苑囿或私人园林多以自己欣赏和生活，极明显反映出主人的意识价值取向，或炫耀气势唯我独尊，或夸耀显贵光宗耀祖，或避世取幽修身养性。这些园林的设计修建思想无一不是当时统治阶层的思想反映，折射着当时社会人为思想。园林已成了文人士大夫心理上审美联想的结果，这种绘画与诗文的影响，直接反映当时文人的思想，反映着当时社会主流的价值取向，表达了人们在特定历史时期对自然、社会的认识，符合当时社会的哲学要求。
3 现代园林中的社会价值取向
现代园林是当代社会的产物，体现了现代科学技术、思想、现代艺术、园林水平及人们生活方式。
园林的起点与规模的发展，直接反映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求。如在建国初期，我国的园林建造基本上走平民化道路，即使是纪念园，也都是走游园的形式，这就符合了当时特定的文化背景。当时建立的多是封闭式综合公园，并且多有圈养式动物园，还有一些简单的游乐设施。这是与当时较低下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一致的。随着经济、文化、艺术及现代科技发展，人们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游乐，还对精神需要有了更多的追求，这样就出现了各类不同的园林形式：主题公园、专题类公园、近民式的小游园、适应不同活动要求的广场，甚至高尔夫球场等，这些园林形式是同当前人们追求回归自然，讲求生态效应，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这一深层次上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
现代园林与社会发展是相互影响的，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决定园林发展的形式与内涵的同时，园林也要变成了社会经济活动的一部分，反过来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提高。在目前，我国许多地区都将园林绿化的发展作为改变城市面貌，改善投资环境的先期性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4 运用科学的价值观来指导现代园林的发展明确了意识形态中的价值取向对园林建设的影响，要求我们在运用现代观念造园中，进一步全面了解社会价值体系，进一步明确园林设计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力争避免我国现代经济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燥动思想，避免急功近利和过度盲从。
用健康的价值来指导园林的发展，现代园林不能一味强调好看，也不能过份强调其国际性与旅游效用，应着力于现代社会的人文要求，满足社会与人的需要。我们在建园林过程中，一定要符合人们对自然融合的迫切要求，要通过造园来改善人们的生存环境，引导人们回归自然。生态型园林就是顺应这种趋势产生的。
现代园林形式是多样的，在符合生态效用的同时，还应着眼于当地的人文与自然历史，应具有地域的特异性。现代园林应在生态经济与城市建设可持续发展与人们普遍要求回归自然中寻求一个平衡点，应立足于现代、高于现代着眼于社会发展和人们享用的公共环境来辅助城市建设以求城市生态进步，造福人类的空间。
5 在现代园林中融入全球化战略全球化战略是人类社会高度发展的产物，指在世界范围内经济、文化等融合过程。现代园林的全球化战略实际上就是东西方园林思想与技巧的高度融合过程。时代的变化推动园林建设全球化，这不仅是园林发展的客观趋势，更是时代的要求，在国外建设园林不能简单的抄袭或者迁移而是在新的条件下创作，既要适应时代的需要，又要具有典型的传统风貌。那么，园林设计的全球化，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本国园林的世界认同性，二是对世界园林思想、方法的认知性。
近年来，在国际广泛交流的推动下，园林建设与发展的新视点、新思维大量涌现。在城市园林建设总的指导思想上，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花园城市观、森林城市观、山水城市观。这些新的观点，也大大超越了人们以前的园林观念将城市园林引向城市发展的战略高度。全面了解园林建设的全球趋势，就能在深层次上了解影响和制约园林发展的各种社会因素，认识促进园林建设的根本动力。
比如在公园建设中，我们在强调民族特色、地异域性的同时，适度地融入异域民族风情，积极应用多学科成果，必能将公园建设成具有包容性、感染力、创造力、风格鲜明的新景区。
在城市园林规划方面，应整体综合考虑，建立必要的框架，掌握延深的角度与层次，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的共存空间，而摒弃中国古典园林的单一成体，就无法研讨中国园林历史与文化，其园林生命、园林生态、园林文化就不能永续发展。
因此，我们必须在园林建设中既考虑继承传统，又考虑有所创新。既考虑中国文化，又考虑世界发展，积极吸取中国古典园林的造园精髓，保留中国古典园林的人伦空间和“天人合一”精神，克服她老的功能缺陷和过分封闭的文化负面效应，使用现代先进的科学文化艺术，更好地将中国园林建设推向新的高潮。
参考文献
［1］H．H．阿纳森．西方现代艺术史，80年代［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2.
［2］L．本奈沃洛．西方现代建筑史［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
［3］胡先祥，肖创伟．林规划设计［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
篇5：试析杜威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文化论文
试析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文化论文
论文关键词:杜威 胡适 陈寅格 《学衡》 实用主义
论文摘要:作为杜威学说在中国的最佳代言人，胡适的文化理论和文学实践都证明他不愧为杜威最好的中国学生。相反，同样留学美国的吴必、梅光迪和陈寅悟等学衡派诸人，却拒绝了杜威，转而以白壁德为精神导师。同为谋求振兴中国文化的精神救药，为何他们的选择产生巨大差异?通过对学衡派有关论著中对杜威学说的评述(包括他们私人记录中的相关议论文字)，可以读出他们做出上述文化抉择的原因，以及当时的中国社会为何没有接受白壁德学说的原因。
同为20世纪中国的文化大师，陈寅惜及吴必等学衡派诸子和胡适一样，都曾留学美国，都对引进西方文化以振兴发展现代中国文化有极大兴趣。他们差不多同时接触到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和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学说，然而，胡适成为杜威的信徒，而陈、吴等学衡派成员却成为白壁德学说在中国的鼓吹者，这其中的缘由值得探讨。本文试图以陈寅J洛和吴必等学衡派人物对杜威以及胡适的直接或间接的评价为视角，通过对这些评价的分析，对胡适及其精神导师杜威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给予某种尝试性的新的界定。
一陈寅格及学衡派诸子拒绝杜威和接受白壁德的原因
虽然陈寅悟和吴毖等人留学美国的时间晚于胡适，但这不能成为他们拒绝杜威理论和接受白壁德学说的理由，例如梅光迪留学美国的时间仅比胡适晚一年而已。笔者以为，导致他们与胡适在获取西方精神资源方面出现分歧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基本可从时代和中国社会变革对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客观要求以及他们自身的个性和交往等主观因素两方面来确定。陈寅惜虽然没有直接评价杜威，但其倾向性意见却可以从他对胡适及新文化运动的评价中间接看出。鉴于陈寅惜常以“潜对话”的方式回应新文化运动及其领导者胡适的意见，因此他在1912月14日与吴毖谈话时所表露出的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满，其实就是对胡适等人的批判性意见。此外，其某些文章中的说法实际上也可以认为是对胡适学术思想及其文化观的批判，如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所写的评审意见、对清华人学考试为何出对对子的解释以及对胡适和鲁迅等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所间接发表的不同意见等。而“学衡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吴毖，则有很多对杜威思想不满的直接表述，既见之于他的文章，更见于他的日记。至于对杜威学说在中国最忠实的代言人胡适的批判，更是既直接又激烈，有时其日记中所言甚至近于谩骂。还有，学衡派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汤用彤，则以这样的语言表达其对国人崇拜杜威的不满:“其输人欧化，亦卑之无甚高论。于哲理，则膜拜杜威、尼采之流;于戏剧，则拥戴易卜生、萧伯纳诸家。……罗素抵沪，欢迎者拟及孔子;杜威苍临，推尊者比之为慈氏。今姑不言孔子慈氏与二子学说轩较，顾杜威罗素在西方文化与孔子慈氏在中印所占地位，高下悬殊，自不可掩。”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一方，与以吴亦、陈寅惜等学衡派一方，在中国文化发展和文学演变方面形成了激烈的论争，这种论争在他们留学美国时即已开始，并延续到回国以后，以至被认为是杜威和白壁德学术论争的“中国版”。最终，这种论争对20世纪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发展演变，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陈、吴等人对杜威学说没有兴趣甚至反感，转过来却奉白壁德学说为真理呢?
胡适走向杜威，据其自述，与当年在康奈尔大学学习时该校经常组织对杜威学说的批判有关，这种批判导致胡适对杜威产生兴趣，并最终投奔杜威的门下。这自然仅仅是外部的原因，至于内在原因，他认为是由于在当时美国的实验主义大师中，杜威是对宗教采取比较理性化看法的学者，即多谈科学，少谈宗教。这种思想倾向对于一心想从西方哲人学说中寻找救国良策的胡适而言，自然很有吸引力。此外，也有学者指出，胡适很小就具有的怀疑精神，也是导致其走向杜威的个人因素之一。
而吴亦等人的对白壁德学说情有独钟，则也不乏个人情感上的因素。如果仅仅从文人交往的因素考虑，则胡适的友人梅光迪，因为对胡适提倡白话诗不满而导致两人友谊破裂，这种文化观和文学观念的分歧自然导致梅光迪本人以白壁德为自己的精神导师，以获得和胡适相对抗的精神支撑。梅光迪在结识吴毖后，自然也会介绍吴亦投奔于白壁德门下了。而陈寅悟走向白壁德，除却其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因素外，吴必等人的推荐介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除此以外，白壁德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重视，对中国文化在现代重新崛起的期望以及与陈、吴等人融洽的私人交往关系等，应该也是导致吴、梅光迪和陈寅格接受他为精神导师的一个重要原因。
自然，根本原因还在于胡适与陈、吴等人文化观上的差异。对此，不妨先看美籍华人学者汪荣祖的意见，他认为导致他们在向西方学习时寻找到不同思想导师的原因，在于胡适受进化论影响过深，且取文化单元论观点;而陈寅洛等人取文化多元论。这种文化观的根本不同导致他们在寻找西方的思想资源时，必然有不同的选择。此外，陈寅格和吴必一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而救国经世，当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因此在向西方学习时，尤其应注重研究西方文化的根基如宗教、哲学等。近代以来中国留学生多学习西方工程技术等，忽视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其实是受偏重实用之积习的影响。在此局面下，一味强调“经验”和“实用”的杜威哲学，自然不会进入陈寅洛和吴必等人的研究视野。更可能的情况是，仅仅“实用主义”这个名称本身，就已经引起了他们的反感。
更重要的是，杜威在中国的代表人物胡适，回国之后与陈独秀等提倡新文化运动，并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对实用主义进行化约式的简单化概括，更激起陈、吴等人的反对。在20世纪初叶，当现代中国学术体系处于初创阶段时，对于治学方法的介绍自然也是必要的。但陈、吴等人显然对当时的“疑古”思潮极为不满，而其根源，其实与胡适的这个“十字方针”有很大关系。对学生言行的反感必然导致对其老师学说的反感和批判，杜威的不被看重反遭批评的态度由是而定。对此，可以把《胡适日记》和《吴亦日记》中有关部分进行对读，应该是很有意思的比较。
不过，胡适的提倡新文化及其具体实践如创作白话诗等，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陈、吴等人对杜威哲学的态度和立场，还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例如，这种态度仅仅是情感上的和学术派别之间的意气之争，还是基于真正学术上的深刻认识?学生的失误和错误言行是否必然和西方洋老师的学说有关?如果说胡适的一些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见解有偏颇和片面并对之后的中国文化进程产生过负面影响的话，则是否其老师杜威的学说也要承受连带责任?无论怎样，可以肯定的是，由于胡适早于吴必等人回国以及因提倡白话诗而“暴得大名”，实际上很早就赢得了言说新文化运动的“话语权”，并且很自然居于历史所赋予的“合法性”地位，这多少会激起陈寅惜和吴必等人内心的反感和妒忌吧。
但这些似乎还不足以解释陈、吴等人对白壁德的钟爱和对杜威的漠视。也许，更深刻的`原因在于他们在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中，除却对学习内容的关注外，其实也一直在探讨学习的方式和追求最佳的效果，也就是要解决外来文化的“本土化”问题。陈寅恰在谈到宋代儒家对待佛教的态度时，曾经提出了“避名取实、取珠还犊”式的接受方式，即只接受外来文化的精华而抛弃其外在形式，并认为近代以来中国在学习西方文化时仍应采取此种态度。但在他们看来，既然中国传统文化就有过于实用的倾向，则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无论是作为“珠”还是“犊”，均无学习接受之必要，而白壁德之新人文主义学说倒是值得学习引进的精神救药。 二由胡适和陈、吴之不同选择所想到的几个问题
那么，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在历史变革的重大关头，为何在文化取向方面最终选择的是胡适以及杜威的学说?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学说其实应该更合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口味，且与中国文化精神有精神上的亲近感，却为何不能有更广泛的流传和应用?更令人困惑的是，白壁德的这些弟子和他们的学说为何不能在当时发挥更大的影响，甚至他们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遭到误解和批判?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还是有某些偶然因素?一般认为，白壁德之学说之所以不能在20世纪初的中国得以流行，关键在于其学说即便绝对正确，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却无法产生立竿见影之效。而当时蔓延于中国社会的两大思想主题正是“启蒙与救亡”，而且后者似乎更加紧迫，不然就要“亡国亡种亡文化”了。因此，在引进外来学说中最急迫的是产生雪中送炭之效者而非锦上添花者，白壁德学说显然属于后者而必然遭致被冷落。其次，白壁德学说的被冷落，也与吴亦等人虽然热情却不甚恰当的推介方式有关，例如采用文言而非白话，在具体言说方式上又过于庄重死板。对此白壁德在中国的另一位弟子梁实秋也深有体会:“《学衡》初创之时，我尚未卒业大学，我也是被所谓‘新思潮’挟以俱去的一个，当时我看了《学衡》也是望而却步，里面满纸文言，使人不敢进一步探讨其内容了。白壁德的思想在国内就是这样被冷淡的。”
今天看来，值得思考是，吴必、陈寅咯等人批判胡适及其理论支撑杜威之学说，是否有过于偏激之辞和片面之见?如果说对于胡适以及其实用主义的态度生硬地照搬杜威学说进行批判，在当时是具有某些历史的合理性甚至是预见性的话，那么，由此导致的对杜威学说的批判和否定性态度，是否也有过于简单化和平面化的倾向?尽管很难找到吴毖等人接触理解杜威思想的资料，但他们是否仅仅由于杜威是其论争对手的精神导师，而相对忽视了杜威学说中的很多有价值的思想，特别是与儒家思想相同的那些部分呢?相比之下，学衡派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刘伯明，就对杜威思想及其在中国的影响有比较认真的观察和研究。他对于杜威来华后思想学说上的某些变化，给予了很大的肯定，认为经历一战之后的杜威，在来到中国亲身感受到中国社会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后，其实对自己的学说，已经有了某种修正:“杜威之表彰中国文化精神，盖冀有以救其弊而补其偏。然其于此不舍将其平素主张之哲学，加一度之修正也。”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胡适本人，自然也有对于杜威学说的曲解和误解，其中有些是他本人当时确实没有理解，而有些却很可能是故意的曲解和实用主义的应用态度所致。例如，余英时就认为胡适仅仅从杜威那里学到一些方法论的东西，却对其本体论和知识论的内容知之甚少。美籍学者周明之也认为，实际上，杜威和胡适之间的(学术)关系是暖昧的，因为早年的胡适多次坦承杜威对自己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的重大影响，但到晚年却试图给予否认或者说是采取回避态度。周明之对此的解释是，在胡适看来，既然社会改良是胡适那一代人所要承担的必然使命，则杜威的学说自然容易引起胡适的共鸣。但从根本上说，胡适实际上还是受中国传统文化中讲求实用和功利主义倾向的影响，所以才会在接触到杜威时“一见钟情”。对此，尽管学术界已有很多研究，但胡适的这些误解和曲解，在多大程度上来源于杜威思想?换句话说，如果胡适真正理解了杜威的思想，他还会提倡白话诗和倡导新文化运动么?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白壁德的学说如果被更早和更广泛地介绍到中国，那么，是否也能成为倡导五四新文化运动者的理论武器，至少也是其中之一呢?白壁德学说和杜威学说，除却它们的很多分歧外，是否也具有某些一致性?自然，可以探讨他们学说的理论渊源的相同之处，还可以看到，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特别是对儒家思想的很大认同等等—尽管这种认同的出发点和具体认同程度及侧重点有明显的差异，但仅仅这种事实本身，是否就可以说，如果白壁德和杜威的学说，在被引进和应用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变革中时，有否可能产生殊途同归的实际效果?还是根本就是南辕北辙?
今天，随着杜威学说在欧美的不断被再发现和再研究，随着其学术思想在中国学术界的再次被重视和得到充分研究，随着对“实用主义”这种学说的实事求是的评价日益深人，我以为，也许有必要对其在20世纪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建设方面的影响给予重新研究和定位。同时更重要的是，应该研究其学说在今天，是否还具有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建设性影响?例如杜威对主客体的一致性的强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说有极为相似之处，这是否意味着杜威学说中有着天然的与中国文化可以化合的因子?杜威在五四运动时期来到中国，对中国社会和文化有了直接的和比较深人的了解，这对其修正和完善其学说起到重大影响。例如在其回国后所作的《中国的新文化》一文中，杜威不仅对五四运动有这样一段相对客观的评价，而且还居然认为五四运动在其开始阶段是太急功近利了。一个被冠以“实用主义”大师的之名的学者，居然指责一个伟大的政治运动中的急功近利倾向，这本身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么?
最后，笔者以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那就是该如何看待那些被重点推介的“洋老师”?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就有尊师重教传统，在解释文化思想和文学观念的发展演变时，更是注重师承关系和同门、同乡等关系的作用。这种观念必然会影响到20世纪那些最早走出国门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的留学生，他们对待其各自之“洋老师”的态度，不仅依然受到其所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且由于他们在学习西方文化方面的迫切性，必然导致一旦接受某位“洋老师”为其精神导师，就必然忠心耿耿，绝不背叛为师学说。吴亦等“学衡派”对待白壁德如此，胡适等对待杜威也是如此。在这方面，作为对立的双方，他们无意中都成为对中国文化传统最忠实的继承者，这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象征。
篇6：和谐与冲突:后殖民主义与中国文化论文
关于和谐与冲突:后殖民主义与中国文化论文
论文关键词：后殖民主义；文化殖民；文化批判
论文摘要：后殖民主义理论作为一种具有全球意义的文化批判理论，对于整个世界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在其传入我国之后，不可避免的对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正确理解后殖民主义思想，发挥其理论的积极作用，并与我国的社会实际相结合，能使我国从文化上更好的应对全球化的进程，为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文化保障。
一、后殖民主义是一种全球意义的文化批判理论
二战结束后，亚非拉的广大的殖民地国家，纷纷宣布民族独立，从而正式宣告了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结束和其殖民主义的破产。广大殖民地国家重新获得了政治独立和经济自主，但西方的帝国主义国家并未因其殖民主义的破产而放弃对亚非拉国家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上的重新控制和获取世界霸权，而广大亚非拉国家则从各方面积极应对这种挑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后殖民主义理论应运而生了。
什么是后殖民主义?由于分析视角的不同，理论界对于这一概念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而本文将要论述的是现时代后殖民主义影响下的中国，也就是后殖民主义与中国的关系问题。因此，对后殖民主义的概念做出一个比较清晰的界定是十分必要的。
萨义德的《东方学》标志着后殖民主义的出现。在书中作者详细地论述了东方学这一概念，“我们可以将东方学描述为通过做出与东方有关的陈述，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简言之，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其实东方学就是西方的东方主义话语。书中在对这种话语的范围、结构和再结构以及其现状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之后，着重是对其做出了强烈的批判，而对这种话语所做的分析以及批判就是所谓的后殖民主义理论。
后殖民主义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西方的“东方学”中的东方主义话语以及对这种话语的批判。东方主义以东西方关系作为基本框架，是西方学界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东方”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它的公开的和潜在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目的都具有难以消除的殖民性。东方主义表现了西方的一种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话语霸权，是西方帝国在军事和经济之外的文化殖民的话语表征。二是带有殖民余韵的前殖民地的文化话语以及“本土”学者对这种话语的批判。它对西方的既接纳又排斥的心态，它对科学知识的建构和它的本真化幻想。这是前殖民地文化的一种典型特征。三是西方世界(主要指美国)内部主流话语与非主流话语之间的对立和权力关系以及对这一文化现象的批判。总的来说，后殖民主义理论是一种带有很强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化批评理论，它所进行的是“对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在文化上、政治上以及历史上不同于其旧有的殖民地的差别(也包括种族之间的差别)的十分复杂的一种理论研究”。
关于后殖民主义的基本理论特征，有人曾评价说，“晚近的后殖民批评所呈现出来的不同反响的功能之一是对殖民主义和西方霸权所营造和权力化的知识形式和社会特征进行激进的强有力的反思和重构”。具体来说后殖民主义的理论特征有三个方面：首先，对东西方文化关系的再认识。后殖民主义的兴起，打破了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对东西方间文化关系的常规认识，对文化帝国主义进行了解剖和批评，从而开拓出东西方关系特别是文化关系的新视域。其次，文本分析的研究方式。后殖民主义对东西方文化关系的研究，主要是立足于文本分析。在文本研究的过程中，后殖民理论家着重探讨了文化帝国主义视野中东方形象的演变。再次，试图超越民族主义的理论努力。后殖民主义的理论议题从根本上说，是研究东西方文化间的差异和对立是如何形成的，这种差异和对立是否可以缓解，如何缓解。后殖民理论家对殖民主义历史的考察，意在通过揭露西方殖民者对东方文化传统的扭曲，强调文化领域里平等对话、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的重要性。
正是在这个所谓的全球化时代，西方的文化霸权代替了西方以往对第三世界经济、政治和军事的直接控制，因而与西方文化霸权的对抗就成了“后殖民时代长期政治冲突的内容”。因此，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从一开始就是对西方文化统治和霸权的挑战。对抗的本质就是反对各种形式的话语霸权，消解“西方中心论”，重铸全球化状态下西方与东方、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关系。
二、后殖民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和谐与冲突
中国作为东方和第三世界的大国，作为曾经的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后殖民主义对于我们的影响有多大呢?我们又是怎样的看待这一理论的呢?后殖民主义理论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引进中国。这一理论引入我国后，在不同的时期，引起了不少的争论，在一定的范围内产生了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理论界对于后殖民主义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一种观点是认为“殖民主义是指以英法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对于弱小、‘落后’民族的一种侵略政策，这种侵略政策往往是以武力征服为表现形式的”；而“后殖民主义所呈现的则是一种温文尔雅的‘绅士风范”’，是“战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对于‘落后’民族和国家所实行的一种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政策”。所以，把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相联系以示区别于把殖民主义和武力相联系，成为中国学界的一种共识。后殖民主义所秉承的是殖民主义的“侵略”本性。他们认为我国参与后殖民主义话语实践，其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解构西方霸权，从而摆脱西方的影响和控制。而这种对西方抵制的一个最根本的途径就是试图在“本土”文化中焕发出一种与西方话语相抗衡的文化力量。另一种观点则对后殖民主义大加赞赏，对这一理论持欢迎态度，称赞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为“金刚怒目式的著作”，其作者“俨然成为替第三世界打抱不平的文化斗士”。客观的.来说，在对一些后殖民理论家的著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了后殖民理论思潮兴起的背景，廓清了“后殖民主义”的不同概念，考察了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来源之后，我们发现后殖民理论本身由于各种不同的思想融会在一起，具有复杂性的特点，同时也包含了其本身难以克服和消解的两重性，即，既有消解西方中心的话语霸权的一面，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带有新殖民主义的特征。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和认识，我们来看待后殖民主义理论在我国所造成的影响。 不同文化的相互参照、碰撞乃至交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历史现象，在当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这种文化的交流则更是不可避免。因此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传人是不可阻挡的，不可能人为的将之拒斥于国门之外，必将影响我国的文化发展。由于其理论的两重性，其影响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一面。
我国的文化博大精深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但在当前我们也必须注意引进和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为我所用，从而推动社会更好的向前发展。同时我们也应清醒的意识到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着意在全球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普遍制造对西方的依恋、崇拜和奴性，从而使第三世界国家首先在思想观念上心甘情愿地永远处于附庸地位。通过互联网等媒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在向第三世界大量输出文学作品、影视作品、艺术品、广告等等，从而潜移默化地输出西方国家的文化观念、伦理道德、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这些西方文化的时尚，逐渐为世界各国的人们所熟知、羡慕，并可能形成竟相模仿之势。许多国家的民族文化正面临着被同化、瓦解的危险，保存和发展民族文化将成为一道世界性的难题。中国也不例外。最明显的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已经不知不觉地认同并移植西方的生活模式、价值观和文化习俗，而缺乏自身文化的自觉与反省。如今西方的生活方式通过影视传媒日益渗透到人们的心理，人们仿佛亲临其境目睹了西方的富裕生活。在现实生活领域，人们已经无法拒绝西方的诱惑。因此在文化的引进过程中，我们必须有选择性的引入、借鉴和吸收，对于那些传人我国的西方文化，我们要进行细致的剖析，对于那些西方的文化垃圾以及不符合我国需要的，我们要进行彻底的无情的批判，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认识到其危害性所在，自觉的抵制西方的文化侵略和文化殖民。而这就是后殖民理论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它使我们了解了西方帝国主义对我们进行文化侵略的企图，使我们认识到了进行文化批判的必要性，意识到了在当前全球化的趋势下，文化阵地和经济、政治一样重要，是我们不能轻易放弃的，对于我国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最后教会了我们一种批判的武器。
同时后殖民主义也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对于西方的文化侵略，我们不但要进行批判和抵制，固守我们本土文化的阵地，更重要的是要完善本土文化，建构一种超出狭隘的民族主义范围的，“既非国粹又根植于华夏传统、既非西化又是现代”的文化形态，打造一个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所希望看到的真正能够进人与第一世界文化“对话”的话语空间的第三世界本土文化。并且还要使我们的优秀文化能以一种受人尊重的方式进入西方社会，让西方人真正了解我们的东方文化，采取积极主动的策略来迎接西方的文化挑战，从而更好的对抗西方的文化侵略和殖民。在经济上我们是不发达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但在文化上我们不能也甘于落后，继续沦为第三世界。经济虽然决定着文化，但文化具有很强的相对独立性，经济不发达并不一定意味着文化的必然落后，因此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建立一种先进文化是可能的，这也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是一项很紧迫的任务。
总的来说，对于后殖民主义我们要有正确的认识，更重要的是正确的运用这一理论，克服它的两重性，作到为我所用。具体地讲，后殖民主义研究在中国的命运，取决于能否建构起后殖民主义的中国知识。所谓后殖民主义的中国知识，不是对外国后殖民主义的评介式引进，不是简单套用后殖民主义已有论域来分析中国，更不是在中国找出被殖民的话语及行为。建构后殖民主义的中国知识，需要三个前提。一是对后殖民主义价值取向与方法的正确把握，二对其具体论域与方法的合理超越，三是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深刻把握。对中国而言，后殖民主义的意义更多地在于其价值取向、人文精神，而不在于其关注的具体问题。中国历史与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不能把后殖民主义对东西方、性别、少数民族等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简单套用到中国。这就需要我们深入把握后殖民主义以平等、自由等类意识为价值原点关注具体弱势群体的人文精神，直面中国现实问题，具体分析中国具体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正确把握、合理超越、关注现实三者的结合，是建构后殖民主义中国知识的根本途径。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对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简单生硬套用，才能避免将后殖民主义变体为简单的大中华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封闭的本土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当然我们不是认为不应该关注中国与世界交往中的某些方面被边缘化的问题，而是认为这个视野只是后殖民主义研究的一个小领域。中国的后殖民主义研究者应该更多些批判精神、超越精神、实践精神，更多关注中国现实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如区域问发展不平衡、社会阶层问题、城市中的下岗人群、农民及其他弱势群体问题等等，将人文关怀更多地给予中国大众，而不是外国或中国的少数文化精英。
基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传人，对于我国的文化理论界是一个很大的冲击，给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对于当前出现的新问题给出了一些富有见地的理解和分析，可以说给当代中国社会带来了比较深刻的影响。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但是只要我们用好了，就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后殖民理论有着种种缺陷和局限性，但只要我们结合我国的实际，将其很好的发展，这些是可以克服的，这样后殖民主义对于我国的影响将会更加巨大，并将更好地发挥其积极的作用!
篇7：构建社会和民商法价值取向的关系论文
构建社会和民商法价值取向的关系论文
近年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由于长时间的处于社会主义发展初级阶段中，市场仍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的政府不得不出面进行干预，当前市场的协调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而这一突破口在法律方面则主要体现在经济与民商法的协调上。下面将对民商法价值取向与构建和谐社会进行详细的讨论。
一、民商法及其价值取向
(一)民商法
民商法事实上是民法和商法的统称。民法与商法之间都属于商品经济关系，两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民商法在调整对象上比较重视自治性，作为司法中的一种，要求市场中的经济活动根据自己的个人意愿来进行决定其内容和行为，排除任何形式的强制性管理。主要的表现形式如下:首先，在市场中当事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思想来排除法律的适用。另一方面法律责任的追究一定要当事人主动进行诉求才能实现，是现代社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律反应，与资产阶级的%管的少就是好政府的思想之间相同。但近年来随着我国的市场逐渐发生变化，民商法当中的平等性和自愿原则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民商法中民法和商法都是用来进行规定市场主体中活动的形式。同时其实质表现主要在保障公民的人身和财产的双重权益。其价值取向与社会主义经济市场之前是紧密相连的，同时也以法律的为言行和公正性来维护这种经济体制。民商法当中看重社会的公平性对一些交易当中的非合理性进行了否定。但对于非特定交易，当前阶段民商法中也并没有给出明确的体系建设方案。
(二)价值取向
法律存在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维护这个社会中的公平性和正义性，民商法的存在也是如此。通常来说在民商法当中对不同的市场主体中的强弱关系是不予考虑的，给市场中的不同主体以相同的保护，对每个人都赋予相同的权利和义务，这是民商法当中最重要的价值体现。民商法有着任意性规范的特点，强调市场当中的机制内部化，也就是说在现代市场条件下，市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将得到切实的发挥，并引导市场逐渐的向规范化方向发展，提升市场的竞争力，并提升经济效益。民商法的基础性调整作用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的发展来说，不仅有效的发挥了基础的经济调整作用，同时在商品的经济关系当中也起到了协调的作用。民商法体现出的对社会财富的调节功能，主要在于对社会的整体利益进行保障。在现代化的社会中很多的市场秩序单靠自我调控已经很难起到作用，而民商法的存在恰好为其提供了基础上的保障，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市场得到更加稳定的发展。
二、民商法价值取向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和谐的概念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性质，即高于协调和稳定同时也需要将二者合二为一。当前社会中和谐社会的构建是我国的发展中所探讨的重要课题。构建起一个和谐的社会是当前人们所期盼的最高生活质量。在和谐社会当中包含着: 民主性法制性、公平正义以及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相处等内容。法制建设是当中的基础部分，只有加强的了法制上的建设和管理才能进一步的保证社会其他方面正常运行，社会的秩序才不会混乱，人民的生活也才能正常的进行。同时在和谐社会当中也要求在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和谐性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与法制社会的构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同性，二者之间需要相互协调、共同进步。因此一定要坚持依法治国的根本观念，只有在法律维护的基础上来展开其他的社会活动才能真正的起到促进国家发展的目标，这在当前也是我国的和谐社会中构建的重要内容。
和谐社会中所包含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既要求在物质文明等方面做到协调发展，同时也要求在精神方面和自然方面的协调发展。虽然和谐社会只是一个概念，但其当中所包含的内容真实含义确实不容忽视的。坚持依法治国的理念是实现和谐社会构建的基础所在。依法治国的理念并不只是一种在观念上的体现，更加需要将其纳入到实践当中去，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首先在建立法制国家中应当先建立起正确的思想观念，只有在正确的思想观念引导下才能进一步的进行发展和推行。其次，依法治国是保障我国长治久安的'重要措施，体现出的是中更高层次的政治文明，与当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建设之间相辅相成。在依法治国的方针实施中一定要将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内容纳入到其中，用法律的方式来保障国家社会能处于一种稳定状态，并得到更加持久的发展。
二、当前刑罚执行监督工作问题的解决对策
(一)完善刑罚执行监督工作的相关立法
法律是促使一项工作高效准确进行的有力工具，因此，完善刑罚执行监督工作的相关立法可以有效解决在刑罚执行监督工作中出现的诸多问题。首先，制定统一的刑罚执行法是必不可少。我国当前针对刑罚执行工作的有关法律法规过于疏散，而且太过笼统，难以达到法律本身应具有的科学化和规范化。通过制定统一的刑罚执行法，可以使刑罚的执行规范化、高效化，增加法律的公正度。此外，统一刑罚执行机构极为重要，分散而各自为政的刑罚执行机构使得本身准确明晰的刑罚执行变得复杂，多元化的职责分配导致各部门之间工作的协调性大大降低，造成刑罚执行的混乱现象。另外，建议人民法院拥有执行变更的唯一权利，这种权利的唯一确定性使得人民法院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免除了因监狱机关、公安机关等机关单位施行监外执行所造成的违法现象。
(二)完善刑罚执行监督体制
刑罚执行的监督体制是保障刑罚执行正确性的关键因素，因此，晚上刑罚执行监督体制无可厚非。在完善刑罚执行监督体制方面，设置专门的刑罚执行监督部门是重中之重。只有确立专门且专业的刑罚执行监督部门，才能确保刑罚执行的统一性、规范性，与此同时，提高了刑罚执行工作的效率。除此以外，建立专业制度以规定派驻检察与上级巡回检查同步也极为重要。只有不断完善刑罚执行的监督体制，才能保障刑罚执行人员的高素质、高水准，从而提升刑罚执行的水平，稳定社会发展。
三、总结
我国在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方面已较为成熟，然而，仍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只有不断加强刑罚执行监督的工作力度，解决工作难题，才能建设公正和平的小康社会。
篇8：文化差异与广告设计的价值取向论文
[摘要]本文通过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文化模式与传播方式深刻变化的现状分析，试图解读广告传播中跨文化交流所面临的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的障碍和原因，以广告创意独特的符号解码为实证，探索当代西方广告设计的文化语境和价值取向。
[关键词]广告设计 文化差异 价值取向
广告设计是将企业的经营理念和品牌战略翻译成词汇和画面，让抽象理念落实为具体可见的传达符号，以便公众产生认同。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催生下，以“读图为主”的感性视觉符号传播系统，正向以“读文为主”的理性传统语言符号传播系统发出挑战。这一变化不仅标志着人类思维模式的转换正在形成，也标志着广告设计传播理念的拓展——在时空变更的转换中催化着不同地域的消费者认知符号的共享，在人类情感的交融中固化了不同民族的消费者认知符号的共享。
一、广告设计与视觉文化传播
伴随着千百年商品交换的发展，绝大多数广告是通过视觉进行传达，视觉成为交流广告信息的主要通道。人们在充斥于环境的各种符号中容易迅速识别，加以记忆。
文化是一个民族或群体在精神气质方面的集体性特征，在同一群体中往往存在着某种共识。作为一种文化传播活动的当代广告设计也不例外，当代广告设计的目的早已不再是单纯处理具体的商品信息，而是关注消费者的价值取向。广告设计者为了能使人们广泛接受广告，达到预期效果，常利用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共享符号因素。
历史形成的文化氛围每时每刻都在塑造人，改造人；每个个体也以自身的心智去建构、维系、支撑各种文化的平衡与存在。人在既定文化环境中保存、再造着文化。人们的政治态度，宗教情感，人生理想，艺术审美，价值评判乃至思想，生活、行为诸方式，都浸透着文化的影响。文化基质总是以某种心理积淀和生理遗传的方式贮存在人的心理、生理机制之中，构成较为稳定的个体生理模态。在这一模态中，人能自我更新，依靠内在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来维系。前代人通过一定渠道把物质和精神的遗产留传给下一代，并世世相传。
在当代广告设计中，文化作为约定性的符号占有显著的地位。文化是在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形成的，文化的背景在于其地域，历史和民族，同一地域，历史背景，民族心理决定文化的认同。原文化不易被异文化所吞噬，而表现出相当的内聚力和排它性。从横向上看，文化是一个民族共有的一致的生活方式总体；从纵向上看，文化是凝聚在一代代人身上和历史财富中的生活方式。正因为如此，凝聚在一代代人身上的生活方式之总和形成民族性格，构成文化遗产。
文化的渗透力与感染力随时随地在社会成员彼此间散发流动，个人不仅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跟随者。现代高科技的发展使得商品之间的质量差异日益缩小，企业在产品质量的竞争上越来越趋于同质化。为了争夺消费者，同行业的企业与企业之间爆发了激烈而残酷的广告战。在越来越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会朝着简洁化的视觉表达为主的方向发展，广告视觉符号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快节奏生活方式的重要沟通语言。它可以打破不同民族间的语言隔阂，促进不同肤色不同人种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交流和相互融合，加快各种信息的传达。当代西方广告设计十分重视利用符号语言中表征物和被表征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运用清晰而简洁的图形语言和沟通技术，使不同地域的消费受众产生认同。
二、文化差异与消费受众认同
在当代，文化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流动和重组，使其呈现出全球化、标准化和一体化的特征，也促进了不同地域之间文化传播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是跨文化传播所面临的客观事实，它必然引起人的思维方式与文化价值观念的转换，甚至出现文化发展的趋向性。这就如同见到执拨浪鼓并伴有吆喝声的货郎担出现，人们就会自然而然聚集在一起，纷纷选购自己所需要的日用品。有的设计师就巧妙地运用了“拨浪鼓”的符号意义，营造着广告沟通与融合的生成意义，用图形语言成功地传递着现代商品的信息。很显然，人类带有共享特征的符号形式一直影响到了今天。
当代广告在其国际化的传播过程中面临着各国各地较为复杂的社会环境，其中最难逾越的障碍便是文化差异。现今社会的许多产品和服务已经在全球范围内为不同市场所共有，其存在的意义却因不同的文化背景而异。尽管麦当劳走到哪里都采用相同的经营模式，但这些表面上看起来一样店面，却拥有不完全相同的消费含义。在美国，麦当劳只是一种快餐而已；在莫斯科，它意味着特权和等级。可见，文化差异影响着消费观念。 在探讨文化差异性的价值观方面，荷兰文化协会研究所所长霍夫斯坦特（G H0tstede）先生曾做过专题研究。20世纪80年代，霍夫斯坦特先生曾提出过四项描述民族文化差异的观测点，即权力距离、不确定性避免、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和男性度与女性度等。此外，克拉克洪和斯托贝克等学者也从人性、人与自然、时间、行动，以及社会关系等方面分析了文化差异中的价值导向问题。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在当代西方广告中窥斑见豹并得到印证：
1。权力距离指数。权力距离指数主要指弱势群体成员对权力在社会和组织中不公平分配的接受程度。由于每个国家、每个社会的价值观和文化都有其自身的特点，有的比较宽容，有的则比较严谨。在权力距离指数较大的国家（多为长期受王权统治的东方国家），地位象征则非常重要。在这些地方，从家庭到社会，都讲究一个尊卑有序，可以接受群体中权力分配的不平等或接受员工和管理者之间权力差距的。而在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人与人之间讲求的是平等，等级只是为了方便而创立的角色。比如，美国不是很看中权力，而是更注重个人能力的发挥，不接受特权的观念，因此，出现在药品广告中的国家总统并不因其位高权重而被顶礼膜拜，而是为达成广告传播效果成为调侃对象的绝妙广告创意。
2。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指数主要是用来观测个人能在多大程度上融入集体的一个衡量指标。这里的个人主义并非指以利己为出发点的道德原则，而是指基于独立的个体与构成社会本源相互关系的一项测量指标。在崇尚个人主义的国度，人与人之间是一种松散的社会组织结构，不会过多的依赖于组织或群体，更多的是鼓励竞争。在崇尚集体主义的国度中，人们从一出生就开始融入到一个结合紧密的社会组织之中，注重人际交往、彼此协作，追求集体的目标、荣誉和成就等。如针对年轻消费者的`锐步广告中，明星代言的广告词具有极强的听觉冲击力—“I am what I am”（我就是我）。而在针对亚洲地区的海尼根酒广告中，提倡“集体主义”和“团队精神”成为主要诉求点，“出头了，就该找朋友喝一杯”，以及“三人同行，就该找个地方喝一杯”则体现了与人分享的集体主义精神。
3。男性度。男性度和女性度问题是指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的一种价值标准。如果一个社会中两性的社会性别角色差别十分清楚，男人应表现得自信、坚强、注重物质成就，女人应表现得谦逊、温柔、关注生活质量，则成为男性度社会；而如果一个社会中两性的社会性别角色分得不那么明确，社会性别角色互相重叠，则称之为女性度社会。
这种价值标准在广告文化中也有所体现，如在耐克广告中人们看到的不仅是健硕、彪悍的男性球星的勇猛身姿，而是足球运动释放出来的粗犷与豪放的进取精神。在苏格兰芝华士酒广告中，主角虽为正在垂钓的男性模特，人们从中领悟着却是平静的生活态度，以及对高品质生活和友情的追求，广告画面传达的是“享受人生”的审美意境。
4。不确定性规避。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人们对于不确定的、含糊的、前途未卜的情境，都会感到威胁，从而总是试图加以防范或寻求保护。尤其是处于不确定规避度高的文化氛围中，人们往往不能容忍离经叛道的观点和行为，对生活中的不确定性也会感到恐慌、焦虑和过重的心理负担。因此，在一些进入亚洲地区的化妆品广告或保洁品广告中，要么是以“权威认证”的方式获得消费者的信任，或以恐怖诉求的夸张形式展示其危害性；要么是以诙谐调侃的表现手法，赢得受众认同。处于不确定规避度低的文化氛围中，人们更容易接受各种不确定因素，一般包容度、容忍度比较高，并不为偏离主流文化感到紧张。
当代广告设计的价值取向是由文化模式的多样性所决定的。包括信仰体系、思维方式、价值观纬度及传播模式等等。不论中西方的文化差异有多大，但有些基本的道德准则和认知规律却是相通的。现代广告借用普遍接受的趣味性符号形式是广告创新的一种选择。
参考文献：
[1]（美）拉里A。萨默瓦（Larry A。 Samovar）理查德E。波特著 麻争旗等译：文化模式与传播方式：跨文化交流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3月
[2]（法）罗兰·巴特康新文晓文：符号帝国。商务印书馆， 1994年2月
[3]（美）布拉德福德·J·霍尔麻争旗等译：跨越文化障碍：交流的挑战。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5月
[4]（美）贝纳德·格塞雷罗伯·埃伯格沈吕百黄振家译： 广告创意解码。中国物价出版社，2003年9月
[5]（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商务印书馆，7月
篇9：民商法与经济法的价值取向论文
民商法与经济法的价值取向论文
摘要:公平与效率是评价法律价值的两个重要因素，其影响着整个法律在社会中的运作，在民商法和经济法中各自对公平与效率的价值取向并不相同，但也有着一定的联系，处理好民商法和经济法在公平与效率方面的关系将对推动社会经济平稳发展有积极作用。
关键词:公平;效率;民商法;经济法
中图分类号:D923;D92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6)02－0238－01
价值取向对于任何法律都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任何一部法律最终目的都是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为维护整个社会安定有序的发展做出保障，并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法律的进步也意味着社会的进步，法律被赋予了自己的价值并且将自身的价值发挥出来才具有意义，不同的法律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价值取向对公平与效率有不同的影响，在公平与效率的共同作用下法律工作才能正常有效的开展，最终达到维护人民利益，推动社会发展的目的。
一、公平与效率在法律价值中的意义
(一)公平在法律价值中的意义
公平是法律所追求的基本价值之一，由于人之差异而没有绝对的公平，只有相对的公平。简单来讲，公平是责任和义务的统一，个人而言应承担他应担的责任，得到他应得的利益;社会来讲，公平应该是一种环境，社会的责任和义务体现在公平的竞争环境、公平的利益分配及其他生活的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分配公平上。公平这一法律价值的意义为人们提供了保障，也帮助人们树立了公平正义的`意识，鼓励人们依法追求公平正义，构筑一个公平的社会，需要法律的保障，同时也需要全社会的长期努力。
(二)效率在法律价值中的意义
社会经济活动、日常生活中充满了矛盾，人们的利益往往发生冲突，在双发或者多方无法协同达成共同意见时就不可避免的需要法律来解决，此时公平这一法律价值的重要性凸显，同时，也需要效率的协作，否则事态将无法控制。法律规定了社会原则、行为准则，在条条框框的约束下，社会机制正常运作，在社会中的方方面面，无论是集体利益还是个人利益都需要被约束，规则化的流程大大提高了法律效率，保证高效有序的进行每一项社会活动并保持着稳定。效率这一法律价值不仅仅影响法律的执行情况，其对经济来说更是极为重要，就经济活动而言，资源的利用效率就是关键，法律的规范作用使得效率的效果得到加强。
二、基于公平与效率谈民商法与经济法的价值取向
(一)民商法对公平与效率价值取向的体现
民商法只指民法与商法，两者共同调整商品经济关系，民商法实行高位公平的原则，民法注重公平、安全，商法注重效率。公平原则下，民商法保障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在社会活动中，个人的创业、工作、购物等经济行为都具有相同的权利，在个人与个人发生利益冲突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总的来说形式上和机会上的平等正是民商法在公平上的价值取向。个人利益的实现体现了民商法在效率这一价值取向下的现实成果，在民商法的约束和规则下，个人不断的追求自身利益的实现，微观的个人进步汇聚成了整个社会的进步，实现了经济有效率的发展，而民商法对私人财产的保护也是效率的表现形式，这极大的保证了人们私有财产的安全，在此基础上人们对利益的追求才能极大化，因此，民商法对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经济法对公平与效率价值取向的体现
法律对经济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推进作用，经济法对整个社会商品经济关系进行系统、全面、综合的规范与调整，是对市场进行规制的法。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对经济进行调整时，会产生市场失灵的现象，并在自然垄断行业极易产生垄断的种种弊端，经济法的实行对维持市场公平，保证市场运行效率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最核心的内是:注重维护经济总体效益，兼顾社会各方经济利益公平。公平的价值主要表现为整个经济体的公平，是一种更广义上的公平，是对经济环境的一种描述，在公平的经济环境下，适用同样的经济规则、提供同样的经济信息。经济法在尊重经济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和物质世界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从宏观层次上对政府、社会、市场进行平衡调节，避免市场失衡，提供必要的国家干预，这是经济法中效率价值的重要表现形式。
三、民商法与经济法的异同
民商法与经济法都离不开发挥公平与效率的价值，两者有着相似点，都以公平原则保障个人利益，追求经济的稳定发展为最终目的，也都追求效率原则，高效有序的调节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两法也有各自的侧重点，民商法公平原则是其精髓，经济法则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面对对象上，民商法更关注对人们私权的保护，而经济法更关注社会和整体的公平;在实行手段上，经济法更多的涉及宏观调控、国家干预，民商法更具体到个人角度。同时，民商法与经济法的公平与效率有时相悖，需要协调发展。
四、结语
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进步，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也存在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等问题，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效率与社会的稳定。法律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民商法与经济法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又息息相关，处理好民商法与经济法在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将两者有效地结合，对我国经济实现中高速稳定发展有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曹勇．论民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以法律价值为视角［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13，22(3)．
篇10：品德与社会教学论文
有关品德与社会教学论文
21世纪是一个社会发展多元化、学习化、信息化的时代，教育资源、教学时空无限扩展，这为学生的个性化学习提供了无限广阔的物质条件。社会课是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小学阶段新开设的一门综合课，是极富时代特色和中国特色的新课程。怎样通过上好这门课，培养学生正确观察社会、认识社会、适应社会生活的初步能力，促进学生社会化过程的良性发展，是每个社会学科教师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社会课教学现状分析
我市的小学社会学科教育改革和其他学科一样，正经历着“知识—能力—素养”的发展阶段，但教育观念滞后的现象却时有发生，如：牵着学生走的多，放手让学生自主探究的少；具体指导和规定的多，学生自主选择的机会少；传统的教学模式多，科学探究活动少……这样做最直接、最严重的后果，就是把学生束缚在被动学习、被动思考的轨道上，造成了教什么就学什么，考什么就学什么的呆板局面。这可能是造成学生不会学习，缺乏创新精神的主要原因，这与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的培养学生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以及团结合作和社会活动的能力的要求相去甚远。
如何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呢？本人认为在社会教学中应恰当地“增”与“减”，才可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社会课教学的“增与减”
1．增加直观感知，减少空洞说教
社会教材中的部分历史、地理及民俗知识离学生的生活实际较远，抽象空洞的说教难以唤起学生的情感共鸣。小学生的思维以形象性为主，直观形象的事物更能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因此，教学中我重视图片、实物、录像、录音及多媒体手段的运用，积极创设情境，缩短时空跨度，给学生以身临其境之感。例如学习《中日甲午战争》这一内容时，先引导学生自学书上内容，然后通过闭路电视把相关内容的历史画面展现在学生眼前。看到爱国将领邓世昌英勇善战，最后以身殉国唤起国人的觉醒，孩子们的心里充满了对爱国将领的敬佩之情，“勇哉壮节首捐躯，无愧同袍夸胆识”海疆卫士邓世昌，永远活在祖国人民的心里，他的光辉形象，永远屹立在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上。当问及他们的'内心感受时，“努力学习，全面发展，振兴中华”成为孩子们的一致呼声，这样教学的效果不仅使学生了解了社会历史，同时激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感染的力量直达学生的心灵深处。
2．增加社会实践，减少教师灌输
常规的社会课作业多以书面练习为主，忽视了社会课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对促进学生能力的发展没有益处。正所谓“课堂是小社会，而社会才是大课堂”。因此，为了让学生了解社会、适应社会，最好的方法莫过于让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社会调查。采用参观、访问等社会实践活动，培养学生观察社会和适应社会的初步能力，增强社会责任感。由于小学生的年龄较小，所以在进行调查前，教师可事先准备好调查提纲。如学习《家庭与社区服务》一课时，可以从自己家庭与社区的关系开始，准备两个调查提纲：1、你家附近开展了哪些社区服务？这些活动给你家解决了哪些困难？2、如果没有社区服务，我们的生活将会变得怎样？这样，以家庭调查为基础，继而可以让学生进一步了解家庭与社会的关系。如学完《家庭与社会》后，让学生通过调查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变化，了解各行各业的工作情况，再来说一说为什么每个家庭生活得幸福，有利于社会的安定繁荣？等等。采用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亲自参加，获得第一手资料，大家感兴趣，富有积极性和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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