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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词典和字典编写思想现代化的意义论文
词典和字典编写思想现代化的意义论文
Abstract: Chinese reference books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word and the word, dictionary and dictionaries. To compiling the real meaning of Chinese dictionary, must have modern linguistics thought, has the language of time and space consciousness, pay great attention to the dictionary an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dictionary,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word awareness and orthographic, etc.
Keywords: Chinese reference books; Dictionary; A dictionary; Language modernization; Language thought
摘要：汉语工具书要严格区分词和字,词典和字典。要编纂真正意义的汉语词典,必须具有现代语言学思想,具有语言的时间和空间意识,重视词典和字典的区分,重视词意识和正词法等问题。
关键词：汉语工具书；词典；字典；语言现代化；语言思想
一、词典和字典编写思想现代化的意义和现状
汉语语文词典和字典的现代化不仅包括技术的现代化,而且包括语言思想或者观念的现代化。它应该成为汉语应用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在汉语语文词典和字典现代化方面,首先要提到魏建功先生。他在1950年开始主编《新华字典》时,就提出了“绝对以音排列”、“以语分字”、“广收活语言”、“适合大众”等进步原则,[1]1953年正式出版《新华字典》。之后是吕叔湘、丁声树先生。1956年开始编写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现代汉语词典》,吕叔湘、丁声树先后担任主编,1965年出版“试用本”,1978年正式出版。从此,配合语文现代化新生活的新型语文工具书不断涌现。这是中国语文生活中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但是,《现代汉语词典》不是典型的词典,例如,没有区分单音节的词和单音节的语素,没有说明词性。 李行健主编的《现代汉语规范字典》的出版,给汉语工具书的发展带来一股新风,引起学者们的讨论。大家在赞扬它的规范意识的同时,指出它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二、词典和字典编写思想现代化的迫切性
汉语应用工具书分为词典和字典两种。时代迫切需要词典和字典现代化。这是与汉语生活的现代化密切相关的。中国的语言生活在20世纪发生了巨大变化。“白话文运动”废除文言文,使汉语的书面语成为接近口语的充满活力的大众交际工具,同时“国语运动”使汉族人的口语逐渐趋向统一。语言生活的这种巨大变化,使语言能够适应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需要。汉语普通话的词典和字典一直在追随这种变化,但是,从观念到实践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与正在向现代化大步迈进的国家的要求相比,显得非常落后。
三、严格区分词典和字典
词是语言单位,字是文字单位,这不仅有理论依据,而且得到公众语感的确认。英语只有词典,不需要字典,汉语词典和字典都有需要。汉字在古代记录的基本上就是词,所以古代的词典就可以直观地叫做字典。在现代汉语中,单字基本上仍然记录有意义的语素。一种语言的语素的总数肯定少于词的总数。通过语素学习词,可以提高效率。这就好比一些英语单词学习手册,把词根、词缀从大量的词中拆分出来。所以语素意义上的“字典”,可以比词典更加简明地提供基本信息,可以为巩固学过的词语提供帮助。这样看来,字典的存在有一定的必要。但是,要完全解决语言使用问题,更加需要词典。 有些人仍然不愿意区分词和字,也就不会明确区分词典和字典的不同。黄河清等写的一本书在中国内地出版用了术语“词、词典、词组、词义”等,可是在中国台湾重新出版的时候,出版者却违背作用的原意,把这些术语“翻译”成了“字、字典、字组、字义”等,语素“词”全部强行改换成“字”。[2] 《现代汉语规范字典》把“非”分开成“非1”和“非2”,是非常科学的创新。“非2”的解释是“指非洲”。“非洲”在“非1”里面没有也不可能解释。如果有小朋友问“非洲”是“谁”,我们只好叫他再去查词典。 虽然词典和字典两种工具书同时存在,但绝对不能混淆字典和词典的.功能,不能混淆“字”和“词”的性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过一本《英文部首字典》。把“英语语素构词词典”叫做“英文部首字典”,这是牛头不对马嘴,是缺乏语言理论常识的表现。它完全混淆“字”和“词”。一个字的部首和一个词的词素,怎么能够等同?有些人现在还认为词是字构成的,说汉语的词汇可以通过汉字扩大,英语词的结构复杂,“不能类推”。[3]其实,英语单词完全可以通过词根、词缀这样的语素类推。不过,英语语素一般不像汉字用一个语素字书写,而是用几个表示音素的字母书写。 词典可以包含字典,字典不能包含词典。一般来说有了《现代汉语词典》,就不需要《新华字典》了。但是《新华字典》为什么也畅销呢?表面的原因是,重量轻价格又便宜。其实,使用字典的人往往是已经掌握汉语的人,只是经常忘记书面上用什么字表现。为了方便小学生,应该精简现代汉语词典中不常用的词语,编一本《新华字典》那样规模的汉语词典。
四、词典和字典编写的时间和空间规范意识
普通话词典应该是现代汉语的单一系统的共时描写词典,不是普通话跟古代汉语、方言的对比词典。因此,要具有强烈的时间和空间意识。可是这方面的问题仍然存在。 目前《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虽然在区分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方面表现出了最高的水平,但是,距离现代化的要求还有距离。应该肯定的是《新华字典》在1990年修订中,更加自觉地修改了“一些不符合现代汉语普通话表达习惯和规范的释义”,例如把“位次于后”改为“地位次于皇后”。[4]这是工具书本身的在语言现代化道路上的明显进步。 对于“蜈蚣”的解释,《现代汉语词典》用了“有一对足”,《新华字典》相应地用的是“有脚一对”。很明显,《新华字典》更加现代化,用“脚”代替了“足”。相反,对于“猪”的解释,《新华字典》用了“体肥”,《现代汉语词典》更加现代化,用的是“身体肥”。再例如,《新华字典》用古代词“此”解释现代词“这”,用方言词“晓得”解释共同语的词“知道”,缺乏语言规范的时间、空间意识。同样,《现代汉语规范字典》收集大量古代汉语的语素意义,是一种倒退,更加严重地缺乏语言规范的时间意识,使规范失去了真正意义,与它名称中的“现代汉语”背道而驰。 《现代汉语词典》收了“fiào”,用“〈方〉不要”解释。“fiào”完全违背普通话语音系统中音节结构的规则,不可能在普通话中成长,所以《应用汉语词典》把它删除了。但是,《应用汉语词典》也保留许多方言词。例如,“mǎo”,用“[动](粤语)没有”解释。即使要收集一些方言词,怎样解释比较科学呢?对比《现代汉语词典》“ ”的解释“〈方〉没有”,可发现用“粤语”注释是不完全的,因为湘方言等也有。至于“mǎo”的读音,就像模仿外来词的声音,不可能合于词语本身的发音情况,而且广东的读音与长沙、衡山等地方的读音调值并不相同。再说,这个方言词能否取代普通话“没有”或者“没”,跟外来词一样在普通话中流行呢?我们需要把方言词、文言词,都当作现代汉语的词收集到词典中吗?
五、重视词意识和正词法的语言思想价值
《现代汉语词典》一开始就以词为单位标注拼音,这是汉语词的读音拼写在现代化方面的表率。在的修订中更加注意词的书写规范的引导。例如,异形词在确认的推荐词形下面进行解释,其余词形下面只说明同推荐词形。 但是,这些进步还是不够。正当我们需要《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进一步出现新的现代化突破的时候,我们却看到在同样的编写队伍编写的其他词典中还有一定的倒退现象。例如《新编汉语词典》(湖南出版社,1993)的编者李国炎、莫衡、吴崇康、单耀海等人都是《现代汉语词典》的编者,这部词典与《现代汉语词典》的主要不同是词语采用逆序编排。可是取消词语的拼音,使一些词的读音无法得到准确的反映,多音字包括轻声信息缺失。在他们为香港编纂的一本类似的字典中,放弃了词式拼音,改为字式拼音,也许是为了尊重出版者的“实用性”要求,而放弃了“科学性”。吕叔湘先生在为《新编汉语词典》写的序言中说,他当时问作者《新编汉语词典》跟《现代汉语词典》有什么不同,作者说“《现代汉语词典》注重科学性,我们要编的是首先考虑实用性”。我们认为实用性应该使科学变得容易接受,而不是放弃科学。 值得高兴的是我们已经看到李行健主编的《现代汉语成语规范词典》对成语的拼写,全部遵守了正词法规则,例如“千言万语”作“qiānyán wànyǔ”,“泪如雨下”作“lèirúyǔxià”。 总之,语言和语言生活的现代化需要我们不断调整词典和字典的编写思想和技术,方便语言的有效使用,引导语言的健康发展。
附 注
[1]魏建功.编辑字典计划.见:王 均等.语文现代化论丛(2).北京:语文出版社,.
[2]黄河清.和“字典”、“词典”、“辞典”.香港:语文建设通讯,(67)
[3]陈蒲清.论世界文字发展轨迹与汉字.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4)
[4]王 楠.《新华字典》的修
订.语文建设,1996(7)
篇2：康德美学思想的现代化意义
康德美学思想的现代化意义
一、关于康德思想
我们认为康德美学具有重要的现代性意义,并不想用当下时尚的(审美)现代性观念去圈定康氏的美学,将它作现代性的某种类型的化约,从而得出康氏美学如何现代性。康德是德国古典美学的创始人,其深远影响是无可置疑的。
在美学史上，康德是主张美的本质是主观的而且是纯粹 形式的这一派的重要代表。 对康德来说，审美判断与科学知识的逻辑判断不同，它基于美感而不是认识的概念或范畴。逻辑判断形成于概念范畴对于经验质料的综合统一，离开了对象给予我们的经验质料就不能构成一个逻辑判断，而审美判断所关涉的则是主体对于事物的纯粹形式的把握，与被把握的对象没有直接的关系。换言之，一个事物被称为美的，并在于事物本身的性质，而是因为它符合了主体的某种形式，从而引起了主观上愉快的美感。
二、康德思想的主体性
在审美领域中,人的主体性则体现为审美主体性，在康德看来, 不是客观的自然属性, 而是审美主体的“ 心意诸功能的和谐运动” 才是美的本质,在审美过程中,这种所谓“ 主观的东西” , 是一种主观的具有“ 普遍必然性的快感” 。单纯的主观快感以每个个体的私人感觉为限, 而审美判断必须具有普遍性,康德就此进一步考察了审美判断的先验性,康德的结论是审美判断的先验性在于审美主体心理诸功能的协调运动, 心理诸功能的协调运动使主体达到一种和谐愉悦的状态。 此时,审美客体对于审美主体而言具有了一种主观的合目的性。一旦这一美的先验原理同某一具体审美经验相合,审美判断就产生了。所以,审美是判断先于快感,而且是包含着理性因素的判断,这种理性因素是一种对人类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价值。
另一方面, 康德美学的主体性还表现在它的审美超越性。 在康德看来,审美活动是一种超越生存需要的活动,正是在这些活动中,人的主体性才得到最纯粹、最典型、最集中的表现。 我们知道,康德美学的突出之处就在于他第一次严格、系统地划分了美的独立领域,将其看做是一种纯粹的、无一切利害感和外在束缚的自由活动。
三、康德美学对大众文化的启示
大众文化开始兴盛起来,它的产生反映着商品经济与科学技术对精神文化的双重入侵。应该承认, 大众文化是现代技术、现代政治、现代人走向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它顺应了市场经济和现代科技的发展, 体现了民众的审美需求, 我们应重视、鼓励、研究它。 但我们也应清楚地看到, 大众文化与商业利润唇齿相依,这就决定了它不仅要严格地遵循市场逐利的原则,而且在创作上也会刻意迎合接受者的娱乐、消遣、宣泄功能等精神需求,降低原创性、独创性和艺术个性, 呈现出深度的缺席、平面化、模式化。概括来说,大众文化的负面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大众文化的娱乐本位动机导致了文化理性意义的丧失。
大众文化充分张扬享受生活的权利意志,强调通过消费实现享乐的权利。于是娱乐性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日常生活的价值体系,成为近年来普遍流行的美学趣味。 大众文化往往以性、暴力来刺激人的生理本能,作为调动人们消费欲望的诱饵, 在满足本能欲望的同时, 也消除了人的信念和进取心,使人玩物丧志,人格萎缩、自甘堕落,缺少一种使人的智慧、理性与人格获得提升的人本价值。第二, 大众文化的复制性生产方式、平民多元化风格消解了人类的美学理想。在这种廉价而畅销的复制文化中,大众的艺术感觉、审美能力日益粗糙、钝化,情感世界日益枯竭, 在大众文化的冲击下,思想的博大深邃、信念的崇高坚定、想象的辉煌奇诡、技法的独特巧妙等等人类不懈追求的美学理想消失殆尽。
在当代文化的喧哗与骚动中, 美学与艺术的主体位置产生了严重的偏移, 主体被指斥为“ 虚幻的中心” ,遭受放逐。审美与现实二元对立的消解, 使艺术家主体精神消弥,审美超越性也烟消云散,仅仅是自然生命本身受到肯定。 在当代艺术困顿的今天,我们应该重新看到审美超越性的价值, 恢复人类精神主体性,恢复审美对人的灵魂铸造的性质, 恢复文学艺术的审美意识形态本质,在这个“ 人人都是艺术家” 的时代, 仍然需要艺术天才的存在, 因为艺术需要个性,建立在个性基础上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才是艺术进步和发展的长久生命力所在。在这样的现实中, 艺术家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作为精神的自觉者和文化的传承者的道义和责任, 在任何时候都保持其独立意识和超越精神 应该首先进行自我规范,自我塑造, 完成人格的自律自足, 才能在金钱至上、人欲横流的情况下,保持并凭借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感去规范、塑造社会精神面貌, 去唤醒在生命的虚妄中沉醉徘徊的人们, 共同去寻求诗意
的精神家园,这就是康德美学给我们的启示。 四、康德美学思想对现当代的影响
康德率先从理论高度对“美的艺术”作了系统阐述，认为只有美的艺术，它是主观的合目的性，与美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原理相一致。从近代中国来看，康德这种审美无功利性、无目的性的思想在20世纪初引起了当时大批美学家对美学、文艺问题的反思和重释。当代美育鼻祖蔡元培则将审美的无功利性、无目的性诠释为美育核心，把这一核心引入教育领域，认为美育的根本任务在于培养、发展人的无个人利害计较的情感并以此除去个人私欲，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可以说，二十世纪中国当代美学的初建是从接受康德审美无功利、无目的思想开始的。
康德美学对当代美学的影响问题， 是一个研究热点。近些年来，康德美学思想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出现了一些很有见地的著作，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 其中主要的是对康德美学的研究大多还处于康德美学的自然主义立场， 因此在研究过程中要注意克服对中国传统的自然主义和心理主义以及西方思想的主客二分观念的影响， 以达到真正主客不分的本源性立场，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康德美学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陈开晟：《论康的美学的现代性意义》，汉江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7卷第五期
（2）陈亚民：《康德美学的当代意义》，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8卷第五期
（3）刘晓薇：《国内康德美学的思想研究述评》，时代与美，第九期
（4）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60页
（5）薛永武．《康德崇高美之我见》，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4）
（6）林新华. 试论康德崇高理论的缺陷[J].兰州学刊，（6）
篇3：略论传统儒学思想的现代化意义
略论传统儒学思想的现代化意义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占份量最大,并对传统文化的各个层面起主导和支配作用.
作 者： 赵斌 作者单位： 山东农业管理干部学院 刊 名：理论学习，山东干部函授大学学报 英文刊名： LILUN XUEXI-SHANDONG GANBU HANSHOU DAXUE XUEBAO 年，卷(期)： “”(1) 分类号： B2 关键词：
篇4：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转型浅议论文
一、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分析
(一)教育目标理想化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往往将目标设定得过于高大、理想，渴望将学生培养成毫不利己、专门利他的“圣人”，从而在教育过程中忽视了人之为人最基本的品德培养。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计划经济时期更是将大公无私、公而忘私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高大全空，过于理想化，脱离了学生的发展实际。无论是对天真的小学生，还是懵懂的中学生，抑或是日渐成熟的大学生，不分层次，不分水平，都提出相同的要求，必然会忽视做人基本道德的教育，造成教育对象满口仁义道德，而实际行动却背离基本的道德标准的现象。
(二)教育过程知性化
从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到柏拉图的“道德即规范性的知识”，都将道德列为一种知识，由此产生知性德育。知性德育过于偏重道德知识的授受，将培养“知识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目标。知性德育很少涉及生活，仅就概念、原则进行教学，忽视了知识与生活的关系，造成了知识与生活的脱节，以致不能从教育对象的生活和实际需要出发，引导学生构建科学、健康的生活。同时，知性德育也忽视了道德情感的培养，造成了知识与情感的分离，受教育者的道德情感无法在书面考试中准确地体现出来，道德情感的丰富也不能增加受教育者的道德分数，这就导致受教育者情感的缺失，成为有知无情的人。
(三)教育方法说教化
所谓的“教”就是将知识或技能传给他人，此观念普遍存在于智育与德育中，然而以现代教育观点来看，这种观念明显混淆了德育与智育的根本，智育突出知识、技能的传授以及对受教育者能力的培养，而德育最根本的使命是树人、育人、使人为人，使受教育者成人要比使受教育者掌握知识复杂得多。“教”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均强调将知识或技能口口相传于他人，即通过教育者的口头讲解、阐述，使知识为受教育者所理解、记忆，然后在受教育者的大脑中形成相应的`知识系统。但是，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各类道德知识并非全部具有传递性，有些知识甚至不可能通过口授的方式帮助受教育者掌握和获得，因此，单纯的“教”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大打折扣。
二、现代化思想政治教育转型要求
(一)由“成圣”转向
“成人”现代心理学的大量研究表明:就个体而言，道德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发展规律，而且前一个阶段是后一个阶段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受教育者的道德发展是一个由各阶段组成的过程。由“成人”到“成圣”也是一个连续的、长期的过程，且“成人”是“成圣”的基础和前提。圣人的高度只有极少数人才能达到，先“成人”方有可能“成圣”，越过“成人”直接提出“成圣”的要求，只能揠苗助长，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应将“成人”作为基本追求，确保教育标准的设定立足于多数人，力求对多数人的道德发展提供指导。
(二)由知识转向生活
道德与生活密不可分，它不仅来源于生活、发展于生活，还存在于生活、实现于生活，更是在生活中得到确证。道德不能脱离社会生活而独立存在，只有在生活中才能真正获得道德，而道德的最终目的也是帮助人们更好地生活。因此，以形成和发展受教育者道德为目标的思想政治教育应建立在生活基础上。
(三)由说教转向导育
当今多数学者都认为，受教育者的精神生活或者说思想道德主体的形成，主要还得依靠受教育者自身，受教育者的思想道德是其自主构建的，教育者仅仅是一个外因，只能为受教育者提供“帮助”。虽然各个阶段的具体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不同，但总体而言都包含知情意行等要素，对受教育者的知识、能力、情感、态度、价值观提出相应的要求。“教”可以帮助受教育者掌握道德知识，却很难使其形成受教育者所期望的情感、态度与行为。因此，要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转型，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就必须由说教转向导育。
三、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转型的措施
(一)将成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措施
1.指导受教育者认真做人。人若想与动物区别开来，从自然人成为社会人，就必须经历第二次生成，经历做人的过程，做人才能使人成为真正的人。中国人历来将做人视为“成人”不可或缺的内容，认为只有先做人才能“成人”。思想政治教育所讲的做人，就是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就是学习人之为人的基本准则，使自己具备一个人应当具备的道德品质。教育者应根据受教育者的实际情况予以具体指导，使受教育者明白做人之道，学会做人。2.引导受教育者踏实做事。做事是个体生存方式之一，是个体从事的各种各样的活动。事有好坏之分，做事当然是指做好事。思想政治教育要引导受教育者明白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能够做，什么事怎么做，引导受教育者在做大事的同时做好小事，既要做有报酬的事，也要乐于做无报酬的事。教育者应在受教育者做事的过程中及时提供咨询、指导，帮助受教育者明白自身对家庭、集体、社会的责任，帮助受教育者提高做事的能力。3.启发受教育者灵活处事。人是一种社会的存在、关系的存在，在日常生活中，人总免不了同他人交往，离开交往，人就无法正常生存和发展。个体若想正常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学会交往，学会处理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因此，教育者要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针对受教育者在处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予以指导，让受教育者在处事过程中形成良好的处事之德，学会处事。
(二)将生活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的措施
1.确保教育活动立足完整生活。生活德育中的生活指的是完整的生活，是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学校生活与社会生活、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统一。这些生活都是受教育者品德发展不可或缺的领域，对受教育者品德的形成和发展都起着独特的作用，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活动可以有所侧重，但原则上应保持这些方面的内在统一。合理地安排学生的不同生活空间，防止受教育者生活的片面化，以促进学生德性的全面、协调发展。2.引导受教育者体验现实生活。体验现实生活、经历现实生活、过好现实生活是生活德育基础的、直接的目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为受教育者的未来做准备，还是为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服务的，因此，不能仅将受教育者当作“未来的成人”，过分强调受教育者的未来生活。教育者应更多地引导受教育者正确体验现实生活中的善恶美丑，不粉饰、不诋毁。3.帮助受教育者构建可能生活。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性目的是指导受教育者过好现实生活，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对受教育者的现实生活进行规范，还要帮助受教育者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超越现实生活，把握、创造可能生活。教育者应帮助受教育者创造条件，使之不断地超越现实生活，去接近可能的生活。
(三)将导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措施
1.树立导育意识。导育意识是指教育者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反应以及由此形成的思想、观念等。教育者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应增强对受教育者进行自觉的导育，使教育者的导育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有了清晰明确的导育意识，教育者才能根据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以及受教育者的实际情况不断施以有效的导育;相反，如果教师导育意识不明确或不正确，思想政治教育影响就只能靠自发，效果自然差强人意。2.形成导育能力。教育者应通过多种渠道准确了解和把握受教育者思想品德发展状况和趋势，既要了解受教育者思想品德发展状况的共性，又要充分尊重和理解其思想品德发展的个性特征。全面掌握受教育者的思想发展态势，并在此基础上与受教育者进行平等对话，准确传达自己的所知、所感，力求与受教育者产生情感共鸣。最后，秉承客观、辩证、动态的原则对受教育者进行正确评价。3.提高导育水平。对受教育者进行导育是一门艺术，需要教育者具备高超的导育艺术，在导育艺术中，最重要的是谈话艺术和因人施导艺术。教育者应创设良好的谈话氛围，选择恰当的谈话时机和谈话类型，灵活地运用不同的谈话方式，有效地与受教育者沟通，以准确把握受教育者的思想情感态势。同时，教育者应根据受教育者的不同水平和特点，采用与之相对应的方式和方法，进行有针对性的导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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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啸.教育人学———当代教育学的人学路向［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4］王秀阁，杨仁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前沿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356.
篇5：孔子思想的现代意义论文
孔子思想的现代意义论文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由人治向法治转变，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变，加上中外文化和价值观的碰撞，是一个既充满生机活力又充满矛盾的时代。以下是“孔子思想的现代意义论文”，希望能够帮助的到您！
党中央提出要建立和谐社会，就是要用恰当的方法解决诸多矛盾。当今世界局势正在向多极化发展，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有各自的生活习惯、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在国际交往中，应该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则，既要寻找共同话语，维护世界和平；又要尊重各国的传统，保持各国的特色。斯人虽远逝，其道冠古今。孔子作为中国文化的辉煌符号，是当之无愧的。孔子的文章道德是中国和世界宝贵的精神财富。
孔子敏而好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勤于向人请教，不到30岁，就掌握了丰富的文化知识，力图改变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局面。面对动荡混乱的社会现实，他的救世思想在鲁国行不通，到齐国也碰壁。他周游列国，遭到不少隐士的嘲笑，累累如丧家之狗。在陈蔡等小国，挨饿受冻，面有菜色。晚年回到鲁国，致力于教育和整理古代文献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孔子思想虽然也受到其他各家的冲击，但并没有消亡，一直存在发展壮大着。孔子与其弟子创立的儒家学派在当时诸子百家中就是主要的一家，但所走过的道路是坎坷不平的，有过匡被围之难，有微服过宋之险，有陈蔡绝粮之苦等等。他的学派不但没有解体反而在百家争鸣过程中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势力越来越大，到了战国时代，成了影响最大的学派。
虽然秦国不用儒家用法家，用武力统一天下，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封建王朝秦朝，然而，这个貌似强大的王朝，焚书坑儒，造成二世而亡的结局。贾谊把秦的成败经验概括为一句话：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刘邦马上得天下，宣称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反驳：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刘邦听后立即改变态度，明白武力攻天下，而仁义守天下。汉武帝接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口号，从此，儒家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孔子也成为亘古一人的大圣人。唐玄宗时被尊为文宣王，宋真宗时尊为玄圣文宣王，金章宗时尊为至圣文宣王，元成宗时尊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清顺治时尊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古代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中，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历史地位一直没有动摇过。
孔子道德思想的基本精神，就是提倡人与人之间相处时要互相克制谅解妥协和互相关怀亲善支持照顾，以达到互利互惠的目的。这种精神不仅在历史上曾起过重大作用，就是在当今世界上，也是需要的。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阶级与阶级，集团与集团，党派与党派它们之间都会有一些矛盾但是如何对待这些矛盾，却有不同的态度和方式采取哪一种方式解决问题，这要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而定。只强调妥协友好的一面，自然是不对的，但是把人与人之间只看成是争斗对立的关系，只靠武力解决问题的，显然是不对的。谦让妥协、谅解友好更是常用的一种基本方式孔子提倡中庸，实行和，并不是没有原则，为和而和，还需要以礼节之，就是要以一定的规章制度来制约其实行，使其做到恰到好处。孔子还提出和而不同的要求，说明和不是模棱两可的和稀泥，更不是同流合污，而是在一定的原则指导下和善地来处理问题。
我们不但可以用和而不同来处理一般人际关系，而且可以用和而不同来处理国际问题。我国最早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际间的争端，今天又提出以邻为伴以邻为善等等，都是对和而不同的创造应用孔子重视家庭伦理观念，建立长幼尊卑秩序，把孝作为做人根本他把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作为他一生追求的总目标。尊老敬长是一种值得各个时代重视的有普遍意义的品德，不仅是因为晚辈为了报答长辈的养育之恩，更主要的是，老人不论在生产斗争和社会阅历方面都有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对晚辈来说，是极为宝贵的。歧视和虐待老人，不仅使生产和社会工作受到损失，而且会使道德沦丧，社会混乱，甚至能形成社会危机。孔子的思想讲究仁爱，重视伦常，提倡和谐，强调秩序，追求安定如今，和平发展成为世界主流，中国向社会主义强国目标奋斗时，我们最需要的是和平秩序稳定社会和睦民族团结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加速，社会阶层的分化逐渐加剧，阶层对立人际关系紧张的状况也不断加深，需要通过包括道德教育在内的各种手段的综合使用来调节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秩序。当社会上还存在尔虞我诈背信弃约的现象时，孔子思想的信廉刚直等道德，就有延续存在的价值。同时，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各种道德规范都是在历史上产生的。
随着历史的发展它也会变化和消亡，孔子提倡的久丧厚葬父母在不远游三年勿改于父之道等等，这些繁冗愚孝的行为观念应该扬弃。但是，当某些道德规范所依据的社会因素还存在，它还能对社会发生作用时，这些道德规范也就不会消亡。我们今天重新认识孔子，并不是要掀起尊孔儒学的新潮流，而是更加理性认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象征的孔子思想的精髓，更好地指导我们现实世界。把崇高的道德信念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去，使孔子的伦理教导和人文关怀真正化为推进社会文明进步的力量。这样，孔子继承和改造传统的努力才能得以实现。
篇6：浅谈王国维美学思想的现代意义论文
浅谈王国维美学思想的现代意义论文
王国维一生并不很长，研究学术也不到30年，却能够在哲学、美学、诗学、考古学等多方面颇有建树，说明其研究能力非常强。他开启了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在他对美学的思考中渗透着他对于生命的深度关切和对现实人生的反思，并且他也在为寻求一种对生命的超越而努力，这种对于生命的思考和努力就是其美学思想的灵魂所在。故以此为基点研究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对现代的价值和意义。
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孟子就提出了“知人论世”的说法。即要知其人，论其世，就必须了解其生活背景和写作背景，只有这样才能客观正确地理解和把握其作品的思想内容。从心理学角度而言，每个人从小到成年的生活环境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形成。因此，我们要了解王国维，要探究其研究的格局，进入其学术思想的精神腹地，就必须了解其精神状态、生活背景、以及内心的诉求。王国维在他的美学思想中凝结了他个人对生命的关怀。
王国维的一生可谓是悲剧的一生。4岁时，母亲凌氏去世;11岁时，祖父去世;在他30岁时，他的夫人莫氏去世，同年他的继母也离开了，而更让他想不到的是在他50岁时，他的长子王潜明也先他而去。这样的家庭变故对于任何一个正常人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更何况对于“体素羸弱，性复忧郁”的王国维。忧郁的性格，悲惨的家庭变故，家庭经济的重担，这些都对王国维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因此这样的经历使得他在性格上也异常敏锐。恰恰在他青年时代，正好又面临中国历史上的大变动，此时的中国，正处于新旧冲突交织、文化秩序也相当混乱的年代，所以对于知识分子而言，他们所承受的心理压力根本找不到出路。以学术为性命的王国维，热爱自由，有着玄远高迈的人生境界和人生抱负。陈寅恪为其撰写的碑文写到：“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王国维思想的形成，除了他自身性格造就外，还必须要提到的是西方近代哲学思想对他的影响。特别是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思想对王国维悲剧观的影响很深，甚至可以说，王国维的“人生悲剧”观直接来源于叔本华。那是因为他和叔本华基于相似的人生感悟，所以从一开始接触叔本华就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王国维已经流露出对生存现实的本能的厌倦和失望。在他看来，生活的本质就是欲望，欲望就是人们对所拥有的始终觉得不满足，而这种不满足的状态，“苦痛是也”。即使欲望得到一时的满足，但很快就会充斥新的欲望，生活就是欲望无休止的重复，所以他觉得“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欲望驱使人们为了实现这种功利性的目的而进行所谓的“努力”，穷其一生而被桎梏在欲望的`世界之中，而一生却得不到片刻的休憩与安宁。
王国维对于生命意义的执着追求和对人生价值的探寻找不到出路，这是他最大的灵魂之苦。那么，人处在“此桎梏之世界中”，有没有解脱之道呢?王国维说，这就是美、艺术。“故美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他认为，人世间的万物，都和人存在着利害关系，而只有艺术才能摆脱这种关系。艺术可以使人解脱，即它是无功力的。
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大部分来源于他对自己的现实生活处境的感触，都是源于生活的，但是现实生活的悲苦和黑暗又不断促使他去寻求真理和光明。但是由于社会历史和自身的局限性，理想和现实之间又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他试图通过学术研究，探索宇宙人生真理。在他看来，真理便是永恒，它是不受时间和地域限制的。对于真理的追求，并非仅仅是为了个人的一己私利，而是将其与对人生的某种洞见和人性的自由发展相互联系。创造者可以摆脱个体的私利而保持个性自由，从而真正实现对于人生的超越，不再局限于当下的自我，而进入广阔的人生境地。王国维认为，美属于更高的精神领域。对美的欣赏与接受也是人内在的精神需求。而这种精神需求是纯粹的，不带有任何欲望、物质利益和实用目的。同时，美不同于伦理道德和科学知识，因为它拥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和地位，它只是关注人的内在情感世界。王国维强调的艺术独立和形而上意义的本意所在，就是主张审美和艺术的价值要使人的情感感到完满和自由，从而拯救自己的人生。
在王国维的美学思想中，所必须提到的一个词是“境界”。在审美活动过程中，所谓的境界是指真情、真景高度交融的一种审美状态，这种“真”的状态渗透着审美主体对于宇宙人生的追问和对人生命运的感悟。在作品中，如果要称其为“有境界”的作品，那么作者则必须用自己的真情实感去书写，只有这样的真情、真景才能真正的打动人、感染人。那么所谓“真”的体悟就是指艺术家在观察事物时，要注重自己真实的情感体验，而艺术就是作家强烈感情自然流露的结晶。这种对于“真”的体悟，必须要通过“入乎其内”，和“出乎其外”的方式才能获得。
王国维在美学上最有独创性的贡献之一就是他提出的“古雅”概念。它是一种人工创造的具有人文意蕴和生命意志的艺术类，其中成为了中国艺术可玩味和欣赏的审美中介的是实践性和具有人文气质的“真本”，这与王国维对中国艺术的终极关怀相呼应，即关注人文修养与人品修为。“古雅”论达到了对美最深刻、最终极的内涵和意义的了悟与洞悉是因为它可以把艺术与人文精神内在地联系起来。
王国维是本着对现实人生的深切反思，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和在终极意义上对诗意人生的执着追求，以自己的心血浇灌出了他那些弥漫着生命之思的美学文字。在这位美学思想家的深处涌动的是对个体生命的价值关切。先是对现实人生的荒谬和悲哀之后，借助审美之弦，才能奏出生命超拔的乐章。这种审美精神的张扬，表征的正是一份对生命意义深沉的价值关切。王国维内向、忧郁的性格并不完全来自其对个人生命意义的悲观、压抑。王国维不是一个整天只钻在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他具有很强烈的人文关怀。审美人格是指美学意义上的人格，是指人的一种精神需要。陈景望先生曾经指出人格的最高层次是审美人格。他说，自由才是审美人格最大的特点，而具体则表现在对待生活的态度上。人活着，并不是简单为了一个或某个目的，而是为了生活的本身，人的所作所为并不是纯功利的，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超功利的。
作为一个身处现代社会中的人，首先必须要有健全的心理人格，而审美的作用便是陶冶人的情操，它以高尚的审美精神，让人们实现自己的真正价值，忘掉利害关系，从而得到最纯粹的快乐，这也是审美教育的实质和目的。
现在的我们身处在这个时代，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人的物欲也在不断膨胀，然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能与人们的幸福感同日而语，故人们愈发感觉到精神上的空虚。由于社会竞争的日益加剧，致使人们的心态也越来越浮躁，再加之功利之心很重，他们会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来关注身外之物，而很少考虑内心的精神需要，因此压抑感越来越重。所以，现在的人更应该去培养自己的审美人格，我想这应该也是王国维美学思想的现代意义所在。
篇7：儒家德治思想内涵论文及其实践意义
儒家德治思想内涵论文及其实践意义
儒家德治思想内涵论文及其实践意义内容摘要：儒家德治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治国安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当代中国治国实践仍有一定借鉴意义。儒家德治思想内涵可以从德制、德政、德教和社会理想四个方面来论述。
关键词：儒家 以德治国
中华文明孕育了儒家德治思想，儒家德治思想又推动中华文明向前发展。儒家德治思想产生于奴隶社会，几经曲折，最终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统治中国两千多年。儒家德治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治国安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且具有当代性。儒家德治思想内涵丰富，本文从德制、德政、德教和社会理想四个主要方面予以论述。
一、德制
儒家推行以德治国方略，建立了一套制度，保障其德治思想顺利实施。这套制度，姑且称之为德制。德制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礼”.《礼记》是儒家“五经”之一。礼，甲骨文形状是一个器具里装着两串玉。古人常以盛玉之器以奉神人，作为献给神的礼物。礼产生于祭祀活动，其本义是宗教的祭祀。殷商时代，祭神是神权政治的一部分，因而祭神礼仪不仅被宗教化，而且被政治化。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在祭神活动中有不同的祭礼资格，并由此而逐渐演化出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等级秩序及其相应的行为规范。这样，礼就不仅仅是一种日常的生活礼仪、礼节，而成为一种维护神权统治的政治谋略和手段。作为我国奴隶制时代政治文化核心本体的殷周之礼便由之而形成，由之而完备，由之而扩散。从古老的祭祀活动中延伸出来的具有政治意义的礼，随着社会发展，逐渐演绎为一整套用以规范人们行为的政治法则和伦理规范。
礼，起源于治国。古人对于礼的起源，有不同的说法。有的把礼的起源说成是天意的安排，有的说成是人的原有本性。荀子是儒学的集大成者，曾经建立了完备的礼学体系，他对“礼”的论述较为精当，对后世影响很大。荀子这样论述“礼”的起源：“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1]荀子认为人生来都是有欲望的，如果人们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产生争夺，争夺则会引起社会混乱和贫困，因此，统治者就制定了“礼”.荀子又说：“故礼者，养也。”意为“礼”是用来调节人们的欲望、满足人们需要的。荀子认为，礼起源于圣人对人之所欲的调节，礼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即“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 “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
礼，是统治者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制度。荀子认为，制礼的目的就是为了“明分”,即辨明贫富贵贱等级界限，使人们各有差等。荀子说：“分均则不偏，势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书》曰：‘维齐非齐。’此是谓也。”荀子不赞成人人平等，因为人人平等必然导致谁也制服不了谁，于是争乱泛起，社会动荡。为此，必须用礼来规范各人的本分，保持贫、富、贵、贱的等级界限，这就叫“维齐非齐”.“维齐非齐”出自《尚书・周书・吕刑》，主要辨明同与不同的关系，要做到同就得有不同，要做到齐就得有不齐。荀子的意思是要说明，保持国家的整齐秩序，就得有贫富贵贱的等分，而礼就是用以规范这种等分的行为标准。“分”作为礼的实质，主要有两层意义：一是“区分”之分，即通过礼把人们区分为各种互不相同的等级；二是“本分”之分，即通过礼来规定人们的本分和职责。把人们区分为各种不同的等级，就意味着各自都有其固守的本分；人们能固守其本分，其实也就意味着人们之间是有分别的，而且这种分别是合理的。荀子关于礼的实质的论述，其实是着眼于宗法制度下对人们的政治权力和财产待遇的一种分配和确定，并以此来表明每一个人在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即人的身份，而这种身份确立的依据则是宗法血缘关系。而礼的现世功能也主要依据这种宗法血缘关系而定，即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如所谓：“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 .“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另同异、明是非也。”荀子说：“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悫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董仲舒说：“礼者，继天地，体阴阳，而慎主客，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内外远近新旧之级者也。”（《春秋繁露》）等级制是荀子“礼”的核心内容。荀子明确地指出，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 “礼”有贵贱的等级，有明确和严格的是非标准。《中庸》里说：“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荀子・非相》中说：“分莫大于礼”.这样的“礼”,也就是这样的等级制度，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的秩序。“礼”实际上是统治者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制度。
礼，是治国之根本。《礼记》上说：“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荀子说：“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10]认为“礼”事关国家的命运，又说“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11]指出了为人、办事、治国都必须依靠“礼”.“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权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既错之而人莫之能诬也。”[12]认为国家没有礼仪就不能很好地治理，治国的礼法标准既已确定，那就任何人都不能进行欺骗了。荀子认为，“礼”是养民富民的根本，荀子提出用“礼义”道德节制人欲，从而达到养民富民的最终目的，他说 “故人莫贵乎生，莫乐乎安；所以养生安乐者，莫大乎礼义。”[13]宋元时期，治国方略基本是沿续儒家的政治主张，最为典型的代表是朱熹。朱熹一贯主张德治。他仔细探讨政刑德礼的相互关系，认为德礼为治国之本，政刑为治国之具。他说：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为礼之本也；此其相为终始，虽不可以偏废，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不可徒恃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朱熹所讲的德是指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伦理道德观念，统治者实行德治，就是通过修德以使民众感化，然而单纯的道德感化还不能使民众达到完全至善，这就需要以礼齐之，礼在这里可以看作是为维护道德而制定的外在的行为规范，礼是德的保障，礼治能够协调君臣、父子、夫妻等各种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儒家德治思想是以一套完整制度为载体而推行的，在制度强制执行下，统治阶级的治国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这种通过强制执行制度以推行统治阶级治国思想的治国理念及实践，可以称之为法治。德治与法治，从根本上是相通的。道德约束相对于法律约束而言，显得有些软，实施德治离不开制度作保障（法律是制度的一种形式）；法律约束是强硬的，其规范的内容许多是道德底线。德治思想及德治实践，法治思想及法治实践，都是人之所生，人之所履，都是人治。讲德治，要把德治思想以法律等形式贯穿到治国实践中；讲法治，也要把德治思想充分吸纳到依法治国实践中，只有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制定出科学的治国方略。
二、德政
儒家主张以德治国，对统治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集中表现为“为政以德”.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4]谕示以“德”来治理国家，就会像北极星一样，自己处在一定位置上，别的星星都会环绕着它转。当政者如果能为政以德的话，四方之民自然会归附。他还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5]
儒家德政的核心是“仁政”.孟子以一种积极的社会参与感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入世心态，把人们的价值导向引到以“仁义”为核心的理想人格完善之路后，又扩而充之到政治领域，形成了其着名的“仁政”思想。孟子的“仁政”思想，基本意义与孔子所阐发的德政思想是一致的。孟子说：“以德行仁者王”[16].孟子还说：“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17].这就从心理根源上把德政看做是治世良方。儒家仁政思想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
儒家“仁政”思想在政治方面体现得很充分。孟子具有古代民本思想，他说：“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18]又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19]孟子之重视民众，我们还可以从他把人民连同土地、政事视为诸侯的“三宝”得到确认。在孟子看来，国君、社稷都是可以“变置”的，惟有人民是不变的，民心之向背是政权是否稳定的基础。孟子还以齐国和燕国间的战争为例来说明民众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孟子认为，齐国之所以打败实力并不亚于自己的燕国，燕民之所以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是因为燕国的老百姓要“避水火也”.此外，对于齐王想要攻取燕国的想法，孟子答复说：燕民悦则取之，不悦则勿取。可惜齐王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些话的含义，残酷地对待燕国人民，最后遭到了燕民的群起反抗。孟子举这个例子意在说明人民在战争乃至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孟子认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20]这里提出的是“养民”问题。又说：“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文王发政施仁，……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21]孟子主张对那些鳏寡孤独者实行社会救助，使其各有所安、各有所养。孟子还主张统治者要“与民同乐”,要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推恩方法来治理民众；用“乐民之乐，忧民之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同情心理来爱护民众。孟子把孔子所谓的“利民”、“富民”、“教民”的“德治”思想推进到“保民”、“爱民”、“与民共苦乐”的“仁政”上，在政治上似乎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最终使老百姓有“恒产”,然后使老百姓做到“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22]孟子主张对“残民”行为进行抨击，“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23]面对“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的严酷社会现实，孟子告诫统治者这是一种“率兽而食人”的做法。其结果就会像“为渊驱鱼”、“为丛驱雀”那样，把人民赶到死路上去。孟子针对当时各诸侯纷争的局面，对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他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24]孟子对上古及当世之君主做了划分：即有名有实之君主与有名无实之君主。桀纣则为无德之君的代表，是有君之名而无君之实，因此当齐宣王问“臣弑其君，可乎？”时，孟子的回答言简意赅，荡气回肠：“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25]孟子对诸侯间的争战给予强烈谴责，认为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他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26]孟子还提出“不嗜杀人”而“王天下”的想法，这是孟子一贯主张的“尊王道抑霸道”思想的表现。孟子竭力宣传其“王道”主张，认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以德服人”的观点是其仁政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孟子还对“不嗜杀人”而“王天下”的观点进行了说明。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也。……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27]不嗜杀人者意即不要战争，不要战争，便是要君王能修心养性，提高心性才能够不以杀人为务，从而取得“王天下”的资格。天下的人君如果“不嗜杀人”,那么人民就会“引领而望之”,就会像“水之就下”一样纷纷前来归顺。孟子告诫统治者“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28]孟子进一步提出，“保民而王”的关键就是要时刻关注老百姓的生产、生活，达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29]的目标。孟子认为，一个政权能否建立和巩固，完全取决于民心之向背，这是他仁政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30]“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31]这是孟子的“仁政”思想所确立的一个基本思路，先有“不忍人之心，后有不忍人之政”这一过程即是从“修心”到“仁政”的转化。“仁，人心也”;“仁，人之安宅也”.“仁”是“心”的反映，而“心”是决定“仁”的内在根源，而“有仁”与“无仁”又是“仁政”与“暴政”的区别所在。这里孟子把道德伦理上“心”的作用，由人的自在性修为扩充到外在的治理国家之上，从而形成了以性善论为基础的“仁政”理论，以“重民”、“不嗜杀”、“行仁之教化”等方式来说明。孟子之后，仁政思想被历代儒家所继承，成为儒家治国理论中的根本主张。贾谊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贾谊集》）戴震说：“人者，生生之德也，’民之质矣，日用饮食‘，无非人道所以生生者。一人遂其生，推之而与天下共遂其生，仁也。”（《孟子字义疏证》卷下）
儒家“仁政”思想还体现在经济方面。战国时期井田制已遭到彻底破坏，很多农民失去土地，孟子迫切地希望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他把土地问题看作是仁政的首要问题，“夫仁政，必自经界始。”[32]经界就是地块之间的边界，即指土地。孟子恢复井田制的主张固然过于理想化，不合时宜，但孟子建议的实质是要求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孟子的主张基本符合历史进程，是同情人民的进步思想。孟子继承了孔子节用爱人的思想，主张轻徭薄赋，希望统治者“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33].孟子多次谈到不违农时的重要性，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34]他说：“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35]他要求“薄税敛”,怒斥奢侈挥霍、不顾人民死活的统治者是率兽之辈：“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36]孟子提出了保护工商的思想。他认为工商是社会生产和交换不可缺少的。针对战国时林立的关卡和沉重的赋税对工商业发展的制约，孟子提出：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意思是说，在市场上给商人提供储藏货物的地方，不征收货物税；如果滞销，依法征购，不让它长久积压。对各地设立的关卡，孟子要求只稽查而不征税，“关，讥而不征”[37].
儒家“仁政”思想在法律方面也有所体现。孟子针对当时刑罚严苛的局面，提出省刑罚的主张。孟子反对株连，提出“罪人不孥”[38].这一主张贯彻了儒家仁爱思想，对中国历史和民族文化性格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
儒家“仁政”思想能够治国安邦。儒家认为，仁政可以笼络民心，使民顺从；保尊守位，不失王权；君臣共仁，德一邦兴。《礼记・大学》中说：“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尧和舜以仁德加修于身，以仁慈对待人民，所以受到了人民的拥戴，尧舜之为历代称颂之贤君，概源于此。《中庸》中说：“力行近乎仁……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天下国家矣”.也就是说，“守仁”可以“治人”,“治人”则可以定国，这是儒家一以贯之的治国思想。《孟子・公孙丑上》说：“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唐太宗李世民，对隋末农民起义中民众在社会历史中所显示的力量和重大作用，有亲身的感受，特别是在唐初国库空虚、经济凋敝、人民极度贫困的情况下，统治者稍有放纵，便会激起百姓的反抗，所以李世民特别关注君和民、民和国的关系，提出了君依于国、国依于民的重民思想。李世民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李世民反复引用荀子的话来告诫臣下和太子，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君主失去民众，就不成为君主，而民众没有君主依然还是民众。把民众看作是国家的根本，提醒太子诸王，如果不重视民众的利益，必将失去民心，亦即丧失统治的社会基础，招致家破国亡的命运。他把从民意、顺民心的.重民思想作为制定国策方略的出发点。正是在这种重民思想的指导下，实行开明政治，纳谏任贤，才使得贞观年间，君臣关系协调，整个统治集团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儒家德治思想的精神内核是以民为本。统治阶级要实现治国安邦，维护其统治地位，不得不对决定其统治地位能否牢固确立的根本力量――人民大众的力量予以重视。在中国古代，这种民本思想遇上明君，则能付诸实践，给广大老百姓带来福音，也为其维护统治增添力量；如果遇上昏君，这种民本思想则只能成为广大民众的美好愿望，实现起来就缺乏保障。儒家德治思想虽然有德制作为其推行的保障，但是这种德制是由统治阶级单方面制定的，普通民众不能参与这种德制的制定，只有执行的义务，这种德制不能代表民众的意志。中国古代在制度执行过程中，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是，一种好的治国思想如果不能在其制度中充分体现，其制度执行力度再大，也是无法将这种思想贯彻到治国实践中去的。
三、德教
儒家德治思想强调道德教育。中国古代统治阶级深深懂得，统治集团和广大民众如果道德水平不高，统治阶级即使本领再大，其治国方略也难以实现。只有普天之下的人们都具有了较高的道德素质，才能实现治国平天下。统治阶级在对各级官吏提出严格道德要求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对老百姓进行道德教育。“天地之数，不能独以寒暑成岁，必有春夏秋冬；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39]孟子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40]就是说，用行政手段，只能使老百姓害怕，而用道德教化却能得到老百姓爱戴；用行政手段，只能得到老百姓的财物，而用道德教化却能争得民心。贾谊说：“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汉书・贾谊传》）。又说：“夫民者，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政治，然后劝民也。民劝之，然后国丰富也。故国丰且富，然后君乐也”（《新书・大政》）。这里，把德教提高到了“政之本”的高度，把德教看做是治国富国的一项根本措施。
儒家认为，实施德教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通过专门的师长在学校进行的道德传授和训戒。孔子是中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德治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孔子又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设坛公开讲学的人，他十分重视道德教育。他教学的内容主要是文、行、忠、信，其中行、忠、信都是道德方面的内容，可见，孔子是把道德教育看得很重的。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41]孔子还身体力行地采用乐来教化百姓，陶冶情操，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孟子也是非常重视道德教育的。孟子说：“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42]《礼记》云：“立太傅、少傅以养之，故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审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观太傅之德行而审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后；入则有保，出则有师，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辅翼之，而归诸道者也。”[43]又说：“祀先贤于西学，所以教诸侯之德也。”[44]兴校教德之风历来为统治者所重视。“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痒。其劝善；显之朝廷；其惩恶也，加之刑罚。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史记》卷121《儒林传序》）。古代的学校，主要是进行道德训戒，传授知识在其次。伦理训戒的内容主要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伦理道德。
另一种则是通过统治者言传身教和大力倡导等形式来实现的伦理风化。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里所说的“道之以德”,就是讲要从道德教化的角度去为人们提供行为导向。董仲舒说：“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制度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他还说：“夫万民之从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汉书・董仲舒传》）程颢说：“百姓安业，衣食足而有恒心，知孝悌忠信之教，率之易从，劳之不怨，心附于上，固而不可摇也；化行政肃，无奸宄盗贼之患，没有之，不足为虑，盖有歼灭之备，而无响应之虞也。”（《二程文集》卷五《为家君应治上英宗皇帝书》）就其实质而言，德教与德化并无多大区别。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治国安民，维护封建统治秩序。
一种治国思想要落到实处，必须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德教，就是中国古代在实施以德治国方略中逐渐总结出来的一种统一广大民众思想认识的有效方法和手段。这种探索，不仅在形式上渐趋完善，而且在内容上与时俱进，为当代中国治国实践提供了借鉴。
四、社会理想
儒家的社会理想，集中表现为“大同”.《礼记・礼运篇》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儒家倡导“天下为公”,鼓励人们献身于公共事业，向往没有私有财产的社会制度。所谓“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就是没有私有财产的体现。强调“选贤与能”,其主旨在于破除奴隶制的世袭制。主张“讲信修睦”,旨在建立高尚的人际关系，人与人相互交往讲究诚实守信，长久和睦共处。主张改造奴隶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亲亲”传统，推行“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新观念，其本意在于由“亲亲”扩大到“亲其所非亲”、“子其所非子”.强调完善社会保障系统，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主张“男有分（职分），女有归”.其意是说，男子应有职分，女子应当有所归依。向往没有欺诈、没有刑事犯罪发生的太平盛世。这个盛世“谋闭而不兴”,无人搞阴谋诡计；“盗窃乱贼而不作”,没有偷盗、抢窃等刑事犯罪现象发生；“外户而不闭”,人们在夜间不用关门也可以睡安稳觉。
有理想才有现实。儒家德治思想为中国古代社会描绘了美好前景，激励中国人民上千年为之奋斗不息。这个美好理想，有些目标已经变成了现实，有些目标离人们越来越近，人们仍在为之不懈努力。理想总是会有的，人们的追求是无限的，人类社会将会越来越美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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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董仲舒：《春秋繁露》，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407页。
[43][44]《礼记》（上、下），岳麓书社2001年第1版，第283、631页。
篇8：《周易》思想的现代意义的哲学论文
《周易》思想的现代意义的哲学论文
西方化和科学化使得科学中心主义，机器中心主义的伦理观被人文中心主义的伦理观所替代。从表面上看，科学的发达仿佛给人类带来了无限的幸福和丰盛的物质。但实际上，它给我们带来的却并非是幸福——人彻彻底底变成了机器的奴隶。机器已经不再是人类达成目的的手段，它已经主宰了人类的生活。现在，人们把要做的事情都推给了机器，人类变成了机器的奴隶，连精神也变得越来越机器化了。人类丧失了生存的意义，也丧失了生命的价值。人类不再是宇宙的一部分，而是沦落为了世界的一个无关紧要的牺牲物。西方文明给我们带来就是这样的危险性。我认为，此时此刻我们有必要回顾东方的世界观。本文通过讲述人性在物质化，机器化社会中的逐步丧失，呼吁现代社会能够重新重视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思想，使得《周易》思想重新进入东方思想关注的领域，并据此来分析和考察现代的社会万象。
在现代，《周易》所意味的并非是占卜吉、凶、祸、福和预测未来。我们要做的应该是以具有人文主义特征的周易思想为基础摸索出一种与新时代相适应的新的思想。
一
《周易》是最具代表性的东方古典典籍。《周易》中描述了中国人遵循一种固有的自然法则生存，描绘了他们的现实主义宗教观和乐天知命的人生观。在《周易》中我们甚至可以看到象征主义的一些特点。因此可以说，《周易》不仅仅是作为一本占卜书而存在，它更重要的是作为一本提高人的修养的书，反映人类哲学和宗教情况的书而存在。
我们可以把《周易》的中心思想概括成“太极”思想。从哲学角度来说，“太极”的意义是非常复杂的，但如果一定要表达出来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说：“太极”是天地和阴阳还没分化出来以前的混沌（chaos）状态的元气。在《周易》《系辞传》这样写到：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周易》表达了这样的一种思想：宇宙之间先有太极，太极产生了两仪，即阴气与阳气；阴气与阳气产生了四象，即太阴、太阳、小阴和小阳；四象产生了八卦，即乾、坤、离、坎、震、巽、艮、兑的卦。这八卦可以断吉凶，吉凶既定，则可以趋吉避凶，从而造就出一番伟大的事业。这段话正好说明了东方的世界观：太极是宇宙的本质，宇宙万事万物都是从太极发源形成的；太极是万物的源头，阴阳分开就形成了万物。所以可以说，世界万物都是阴阳的复合体。周廉溪对太极有更详细的论述。在他的《太极图说》中这样说到：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複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陽分陰，兩化立焉，阳變陰合生水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
作为十翼中之一的“太极”是《周易》的最中心母体。从太极中分化出了两仪，象征阴阳；此外，太极又是宇宙万物无穷无尽的变化的根源，人间万象吉凶的源地。阴和阳从太极中分化出来，相辅相成，成为《周易》的普遍原理，并主导和促进了多种现象的发生。
《周易》中包含了重视生命的思想。这种重视不是自然中心主义或者人文中心主义所提倡的重视，而是通过提倡个体生命，推广到提倡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和谐。通过这样的东方世界观，即《周易》所提倡的世界观，我们可以重新树立那已经逐渐丢失的古老的价值观，重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的关系。在破坏自然的现象日益严重的今天，这样一种思想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如何保护自然的答案。
但我们要怎么才能恢复人性，怎么才能找到人与自然并存并和谐发展的新道路？
《周易》《系辞》写到：“天地纲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男女交合而后生人，以此类推，宇宙间的万物遵循的都是同样的原理。男性即为阳，其卦为乾，女性为阴，其卦为坤，天地则是阴阳结合的具体代表。
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
这也是以个体生命为根据类推万物根源的一个例子：即根据“男女的精气和谐而产生万物”类推出“天地万物的气运相混合而万物化育”的原理。天地，男女，太阳，月亮等都以阴阳为构成。因此在《系辞》中有这样的说法：“一阴一阳之谓道”。这就意味着世界上的所有东西都是由阴阳构成的，所以应该将阴和阳进行适当地调和，如果阴阳不和谐那就不是道，就不符合自然和宇宙的客观规律。宇宙的道指的就是宇宙的和谐。因此孔子说：“人生的价值是参与天地的化育而帮助它（参赞天地之化育）”，人是作为自然的一部分，要想继续生存和发展，并享受幸福的生活，就不可能忽视自然，破坏自然，一定要与自然进行同化或者亲和，就像中国圣人曾所说过的那样，要“天人合一”。现在我们需要的正是人与自然的阴阳和谐。
追根溯源，现代社会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大致可以归结为两个原因。首先，是因为人类盲目地追求物质文明而出现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即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等。在现代文明中，人类盲目地追求物质文明，从而产生了“金钱万能”的“拜金主义”思想。为了财富的积累和增加，人类采取了种种手段和方法，甚至不惜以破坏自然的代价来获取财富。自然对于人类来说已不是崇拜或亲和的对象，而是变成了一个被克服或征服的对象。近年来，全世界的环境污染已经达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甚至已经开始直接威胁人类的生命和安全，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人与自然的纠葛越深，对自然的破坏越严重，自然对人类作出的报复也就越严厉，这样一来，人们的生活就会变得越不幸，并且不能保障未来。
其次，是由于人们无限追求物质文明而忽视了精神文明的从而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问题表现在正日益蔓延的暴力，色情，吸毒贩毒，利己主义等等。
确切说来，这和第一点所讲的是二而一的东西。现在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找出可以治愈这一社会弊病的道路。只有根除了这样的一些弊病，我们才能保障我们的未来，才能获得幸福。二
《周易》中有阴、阳的说法。这里说的阳即是精神，阴即是物质。如果用阴阳来代表东西，那么东就是阳，西就是阴；东方就是精神的地方，西方就是物质的地方。可惜的是，身在东方的我们现在也变得过渡追求物质文明，无法脱离泛滥的物质文明的诱惑，我们把原本引以为豪的、世代相传的道德，哲学，精神都抛弃了。现代社会看起来似乎很美好，不过身处其中的我们心情不再充实，变得空虚而恐慌，我们的精神也变得颓废而失落。整个社会从表面上看五彩缤纷，物质丰富，但所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在看似繁华的外表当中掩盖了很多弊病，特别是精神颓废和生活潦倒。
那怎样才能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健康的社会，健康的国家，健康的世界呢？其健康的标志是什么呢？我们再回到我们的《周易》。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现代社会是一个机器化的社会，其中充斥的文明是物质文明。这样的社会如果用周易来解释，就是一个充满阳气的社会，而作为阴的那一面，即精神却被忽视了。如果人类能够正确处理与机器之间的关系，自然能与人类社会保持和谐，那我们就能说是达到了阴阳的和谐。现代社会也需要张立文先生所说的“和合”。张立文先生说：“和合世界的结构模型，绍成易学结构模型；其结构方式亦与易学相互对应。”《易》曰：
“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
祐，即帮助的意思，天帮助的是人应该顺应宇宙的生存法则。我们始遵循宇宙天地间的法则生活，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上天的帮助。
与中国的思维方式相比较，西方文化重视《圣经》中的“创世纪”说，即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但在中国的文化里没有这样的说法，没有一个绝对的万物起源说。东方的世界观认为世界万物是异质元素相互融合和并相处和谐而形成的。东方最经典的《周易》说宇宙万象都是以阴阳的和谐而形成的，而且时时刻刻变化，简单地说，就是“一阴一阳”的循环过程。
《周易》产生于大约50以前，最初由伏羲构思，后来经文王、周公、孔子的不断修改最终完成，而且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不断影响东方的文化。现在，《周易》依然没有失去它的时代性，它的阴阳变化的观点对我们正确理解现代文明也可以起到借鉴的作用。
当然，如果《周易》只是一味地介绍和说明东方过去的文化和历史，在高度发展的西方文明社会中毫无作用的话，那我对它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兴趣。事实上，就像我前面所提到的那样，以阴阳论为中心的《周易》并不局限于一个时代、一个地点，而是对宇宙万象的过去，现在，未来都有涉猎，所以可以说阴阳论也是一个可以说明未来全部变化的理论体系。
三
现在我们生活在西方科学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但事实上，西方科学并不能完全说明现代的种种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所以自然和人之间的关系最好是用东方的科学去理解、去把握。从阴阳论的观点看，西方科学处在阳的位置，如果这种科学片面地支配和独占了社会科学，那自然是不合适的。世界万物都是在阴阳相互对立的过程中互相均衡和调合从而发展下去的，因此东方科学尽管是处在阴的位置，但它的发展是必然的，也是不可忽视的。所以，对以“一阴一阳之谓道”的阴阳观为核心理论的《周易》，我们应该继续研究和解读，发掘出它更深的内涵，从而更好地为现代科学提供养分。
《周易》以192个阳爻和192个阴爻、一共是384个爻构成，这384爻的符号可以作为人类理解宇宙万物的共同语言。以后随着对周易的理解的加深、并加以应用和利用，那么世界历史会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形态。
我们简单地将东西方的文化区分为了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不论是不是精确，这样的区分都是具有奥妙意义的。很明显持这类主张的人大体是希望用东方的价值观来克服西方价值观的弊病，他们的心愿是把以物质为主的社会转换到以精神为主。
资本主义盲目地追求“物质丰富”的结果使得形而上学的人沦落为了形而下学的工具。所以我们说现代是超“主义（ideology）”的时代，我们需要的是“超主义”的新世界观。新世界观具体是什么，也许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按我觉得“被压迫潜在的东方世界观”应该是能给我们带来希望的新福音书。
《易传》上写道：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者也。
世界万物时刻都在变化和发展。《周易》就是模仿宇宙的种种事物，模仿其变化，所以有着预测吉凶祸福的功能。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有时为阴气、有时为阳气的宇宙千变万化的根源就叫“道”，这个道是宇宙的规律，懂得这道就是人间的“善”，成就其善就是人的本性。易意味着变化，宇宙的原理和人生的法则。一阴一阳的变化哲学就教给我们人生观和生活态度。《周易》《系辞上》说：
易與天地准，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冥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周易》的创作就是以天地为基准，概括并容涵天地运行变化的规律。在《周易》有天地的“道”，能够知道事物生生死死的规律。这样一来，《周易》就具有了与天地相似的功能，它的一切都不违背天地的法则。它遍查万物，并揭示其中蕴含的阴阳之道来考察天下，所以没有任何偏失。而深得《周易》精髓的人，就能够对事物的万般变化应付自如，也就能够顺其自然、知其命数，乐观向上。他们随遇而安、无所求取，并以敦厚之心施行仁爱，所以能够爱众人、被众人爱。
四
每个时代的社会气氛和问题都不一样。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一样。今天是资本主义社会，那么在封建社会中卓有成效的方法在现代社会里是不会有作用的。我们现在的社会是比资本主义社会更为先进的社会，所以我们应该抛弃资本主义社会中盛行的人本主义和个人主义，再探索对现代社会更为使用新思想和新主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克服社会中存在的很多问题，才可以更有效地引导我们的未来。现在的关键是合适的新思想怎样才能诞生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在继承过去的真理、将过去的真理移植于现代社会的同时，把过去的东西加以更新和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形成适合现代社会的新思潮。这样诞生的思想既能继承过去的遗产，又使过去有了发展，就可以预示人类的未来，拓宽人类前进的道路。
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学习《周易》，而且不应该只学习周易的外皮，更重要的是学习周易思想的精髓，并将其作为新时代的引导思想。《周易·系辞上》第7章说到了“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应该仿效天，取法地，利用《周易》成就美善的德形，并反复蕴存涵养，从而找到通向当然之理（道）和合宜之事（义）的门径。
《周易》曰：“世界万物时时刻刻变化”。每个时代一定会有适合的思想和精神，学者们为了寻找适合当代的思想殚精竭虑。现代社会是一个日新月异的社会，以往的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象今天这？quot；善变“：社会每月、每天甚至每一秒钟都在变化。要为这样多变的社会找到一个适合的思想，以变化（易）为主旨的《周易》一定能给我们很多启发。学习《周易》，我们就能够能动地、而不是被动地对待激变的社会。把过去作为一个教训，不盲目追随时代的潮流，也不盲目追求支配主义（Ideologie）。孔子说”安土敦乎仁，故能爱“，我们只会爱适合自己文化，适合自己土地的思想。就这个意义上来说，既然人类不能离开地球、离开土壤而存在，那么全世界的人就都应该把天地当作父母一样来爱和保护。
参考文献：
《四书五经》，沈阳出版社。
《周易入门》，陈德述著，巴蜀出版社，199x年。
《和合学概论》，张立文著，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x年。
《周敦颐评传》，梁绍辉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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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讲义》，南怀瑾著，文艺出版社，199x年。
《周易》，崔完植著，惠圆出版社，199x年。
篇9：儒家德治思想内涵论文及其实践意义
儒家德治思想内涵论文及其实践意义
摘要：儒家德治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治国安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当代中国治国实践仍有一定借鉴意义。儒家德治思想内涵可以从德制、德政、德教和社会理想四个方面来论述。
关键词：儒家 以德治国
中华文明孕育了儒家德治思想，儒家德治思想又推动中华文明向前发展。儒家德治思想产生于奴隶社会，几经曲折，最终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统治中国两千多年。儒家德治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治国安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且具有当代性。儒家德治思想内涵丰富，本文从德制、德政、德教和社会理想四个主要方面予以论述。
一、德制
儒家推行以德治国方略，建立了一套制度，保障其德治思想顺利实施。这套制度，姑且称之为德制。德制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礼”。《礼记》是儒家 “五经”之一。礼，甲骨文形状是一个器具里装着两串玉。古人常以盛玉之器以奉神人，作为献给神的礼物。礼产生于祭祀活动，其本义是宗教的祭祀。殷商时代，祭神是神权政治的一部分，因而祭神礼仪不仅被宗教化，而且被政治化。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在祭神活动中有不同的祭礼资格，并由此而逐渐演化出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等级秩序及其相应的行为规范。这样，礼就不仅仅是一种日常的生活礼仪、礼节，而成为一种维护神权统治的政治谋略和手段。作为我国奴隶制时代政治文化核心本体的殷周之礼便由之而形成，由之而完备，由之而扩散。从古老的祭祀活动中延伸出来的具有政治意义的礼，随着社会发展，逐渐演绎为一整套用以规范人们行为的政治法则和伦理规范。
礼，起源于治国。古人对于礼的起源，有不同的说法。有的把礼的起源说成是天意的安排，有的说成是人的原有本性。荀子是儒学的集大成者，曾经建立了完备的礼学体系，他对“礼”的论述较为精当，对后世影响很大。荀子这样论述“礼”的起源：“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1]荀子认为人生来都是有欲望的，如果人们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产生争夺，争夺则会引起社会混乱和贫困，因此，统治者就制定了“礼”。荀子又说：“故礼者，养也。”[2]意为“礼”是用来调节人们的欲望、满足人们需要的。荀子认为，礼起源于圣人对人之所欲的调节，礼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即“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3] “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4]
礼，是统治者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制度。荀子认为，制礼的目的就是为了“明分”，即辨明贫富贵贱等级界限，使人们各有差等。荀子说：“分均则不偏，势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书》曰：‘维齐非齐。’此是谓也。” [5]荀子不赞成人人平等，因为人人平等必然导致谁也制服不了谁，于是争乱泛起，社会动荡。为此，必须用礼来规范各人的本分，保持贫、富、贵、贱的等级界限，这就叫“维齐非齐”。“维齐非齐”出自《尚书·周书·吕刑》，主要辨明同与不同的关系，要做到同就得有不同，要做到齐就得有不齐。荀子的意思是要说明，保持国家的整齐秩序，就得有贫富贵贱的等分，而礼就是用以规范这种等分的行为标准。“分”作为礼的实质，主要有两层意义：一是“区分”之分，即通过礼把人们区分为各种互不相同的等级;二是“本分”之分，即通过礼来规定人们的本分和职责。把人们区分为各种不同的等级，就意味着各自都有其固守的本分;人们能固守其本分，其实也就意味着人们之间是有分别的，而且这种分别是合理的。荀子关于礼的实质的论述，其实是着眼于宗法制度下对人们的政治权力和财产待遇的一种分配和确定，并以此来表明每一个人在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即人的身份，而这种身份确立的依据则是宗法血缘关系。而礼的现世功能也主要依据这种宗法血缘关系而定，即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如所谓：“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 [6]。“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另同异、明是非也。”[7]荀子说：“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悫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8]董仲舒说：“礼者，继天地，体阴阳，而慎主客，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内外远近新旧之级者也。”(《春秋繁露》)等级制是荀子“礼”的核心内容。荀子明确地指出，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9] “礼”有贵贱的等级，有明确和严格的是非标准。《中庸》里说：“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荀子·非相》中说：“分莫大于礼”。这样的“礼”，也就是这样的等级制度，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的秩序。“礼”实际上是统治者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制度。
礼，是治国之根本。《礼记》上说：“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荀子说：“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10]认为“礼”事关国家的命运，又说“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11]指出了为人、办事、治国都必须依靠“礼”。“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权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既错之而人莫之能诬也。”[12]认为国家没有礼仪就不能很好地治理，治国的礼法标准既已确定，那就任何人都不能进行欺骗了。荀子认为，“礼”是养民富民的根本，荀子提出用“礼义”道德节制人欲，从而达到养民富民的最终目的，他说 “故人莫贵乎生，莫乐乎安;所以养生安乐者，莫大乎礼义。”[13]宋元时期，治国方略基本是沿续儒家的政治主张，最为典型的代表是朱熹。朱熹一贯主张德治。他仔细探讨政刑德礼的相互关系，认为德礼为治国之本，政刑为治国之具。他说：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为礼之本也;此其相为终始，虽不可以偏废，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不可徒恃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朱熹所讲的德是指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伦理道德观念，统治者实行德治，就是通过修德以使民众感化，然而单纯的道德感化还不能使民众达到完全至善，这就需要以礼齐之，礼在这里可以看作是为维护道德而制定的外在的行为规范，礼是德的保障，礼治能够协调君臣、父子、夫妻等各种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篇10：儒家德治思想内涵论文及其实践意义
内容摘要：儒家德治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治国安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当代中国治国实践仍有一定借鉴意义。儒家德治思想内涵可以从德制、德政、德教和社会理想四个方面来论述。
关键词：儒家 以德治国
中华文明孕育了儒家德治思想，儒家德治思想又推动中华文明向前发展。儒家德治思想产生于奴隶社会，几经曲折，最终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统治中国两千多年。儒家德治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治国安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且具有当代性。儒家德治思想内涵丰富，本文从德制、德政、德教和社会理想四个主要方面予以论述。
一、德制
儒家推行以德治国方略，建立了一套制度，保障其德治思想顺利实施。这套制度，姑且称之为德制。德制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礼”。《礼记》是儒家“五经”之一。礼，甲骨文形状是一个器具里装着两串玉。古人常以盛玉之器以奉神人，作为献给神的礼物。礼产生于祭祀活动，其本义是宗教的祭祀。殷商时代，祭神是神权政治的一部分，因而祭神礼仪不仅被宗教化，而且被政治化。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在祭神活动中有不同的祭礼资格，并由此而逐渐演化出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等级秩序及其相应的行为规范。这样，礼就不仅仅是一种日常的生活礼仪、礼节，而成为一种维护神权统治的政治谋略和手段。作为我国奴隶制时代政治文化核心本体的殷周之礼便由之而形成，由之而完备，由之而扩散。从古老的祭祀活动中延伸出来的具有政治意义的礼，随着社会发展，逐渐演绎为一整套用以规范人们行为的政治法则和伦理规范。
礼，起源于治国。古人对于礼的起源，有不同的说法。有的把礼的起源说成是天意的安排，有的说成是人的原有本性。荀子是儒学的集大成者，曾经建立了完备的礼学体系，他对“礼”的论述较为精当，对后世影响很大。荀子这样论述“礼”的起源：“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1]荀子认为人生来都是有欲望的，如果人们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产生争夺，争夺则会引起社会混乱和贫困，因此，统治者就制定了“礼”。荀子又说：“故礼者，养也。”[2]意为“礼”是用来调节人们的欲望、满足人们需要的。荀子认为，礼起源于圣人对人之所欲的调节，礼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即“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3] “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4]
礼，是统治者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制度。荀子认为，制礼的目的就是为了“明分”，即辨明贫富贵贱等级界限，使人们各有差等。荀子说：“分均则不偏，势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书》曰：‘维齐非齐。’此是谓也。”[5]荀子不赞成人人平等，因为人人平等必然导致谁也制服不了谁，于是争乱泛起，社会动荡。为此，必须用礼来规范各人的本分，保持贫、富、贵、贱的等级界限，这就叫“维齐非齐”。“维齐非齐”出自《尚书·周书·吕刑》，主要辨明同与不同的关系，要做到同就得有不同，要做到齐就得有不齐。荀子的意思是要说明，保持国家的整齐秩序，就得有贫富贵贱的等分，而礼就是用以规范这种等分的行为标准。“分”作为礼的实质，主要有两层意义：一是“区分”之分，即通过礼把人们区分为各种互不相同的等级；二是“本分”之分，即通过礼来规定人们的本分和职责。把人们区分为各种不同的等级，就意味着各自都有其固守的本分；人们能固守其本分，其实也就意味着人们之间是有分别的，而且这种分别是合理的。荀子关于礼的实质的论述，其实是着眼于宗法制度下对人们的政治权力和财产待遇的一种分配和确定，并以此来表明每一个人在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即人的身份，而这种身份确立的依据则是宗法血缘关系。而礼的现世功能也主要依据这种宗法血缘关系而定，即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如所谓：“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 [6]。“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另同异、明是非也。”[7]荀子说：“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悫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8]董仲舒说：“礼者，继天地，体阴阳，而慎主客，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内外远近新旧之级者也。”（《春秋繁露》）等级制是荀子“礼”的核心内容。荀子明确地指出，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9] “礼”有贵贱的等级，有明确和严格的是非标准。《中庸》里说：“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荀子·非相》中说：“分莫大于礼”。这样的“礼”，也就是这样的等级制度，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的秩序。“礼”实际上是统治者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制度。
礼，是治国之根本。《礼记》上说：“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荀子说：“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10]认为“礼”事关国家的命运，又说“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11]指出了为人、办事、治国都必须依靠“礼”。“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权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既错之而人莫之能诬也。”[12]认为国家没有礼仪就不能很好地治理，治国的礼法标准既已确定，那就任何人都不能进行欺骗了。荀子认为，“礼”是养民富民的根本，荀子提出用“礼义”道德节制人欲，从而达到养民富民的最终目的，他说 “故人莫贵乎生，莫乐乎安；所以养生安乐者，莫大乎礼义。”[13]宋元时期，治国方略基本是沿续儒家的政治主张，最为典型的代表是朱熹。朱熹一贯主张德治。他仔细探讨政刑德礼的相互关系，认为德礼为治国之本，政刑为治国之具。他说：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为礼之本也；此其相为终始，虽不可以偏废，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不可徒恃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朱熹所讲的德是指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伦理道德观念，统治者实行德治，就是通过修德以使民众感化，然而单纯的道德感化还不能使民众达到完全至善，这就需要以礼齐之，礼在这里可以看作是为维护道德而制定的外在的行为规范，礼是德的保障，礼治能够协调君臣、父子、夫妻等各种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儒家德治思想是以一套完整制度为载体而推行的，在制度强制执行下，统治阶级的治国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这种通过强制执行制度以推行统治阶级治国思想的治国理念及实践，可以称之为法治。德治与法治，从根本上是相通的。道德约束相对于法律约束而言，显得有些软，实施德治离不开制度作保障（法律是制度的一种形式）；法律约束是强硬的，其规范的内容许多是道德底线。德治思想及德治实践，法治思想及法治实践，都是人之所生，人之所履，都是人治。讲德治，要把德治思想以法律等形式贯穿到治国实践中；讲法治，也要把德治思想充分吸纳到依法治国实践中，只有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制定出科学的治国方略。
二、德政
儒家主张以德治国，对统治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集中表现为“为政以德”。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4]谕示以“德”来治理国家，就会像北极星一样，自己处在一定位置上，别的星星都会环绕着它转。当政者如果能为政以德的话，四方之民自然会归附。他还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5]
儒家德政的核心是“仁政”。孟子以一种积极的社会参与感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入世心态，把人们的价值导向引到以“仁义”为核心的理想人格完善之路后，又扩而充之到政治领域，形成了其著名的“仁政”思想。孟子的“仁政”思想，基本意义与孔子所阐发的德政思想是一致的。孟子说：“以德行仁者王”[16]。孟子还说：“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17]。这就从心理根源上把德政看做是治世良方。儒家仁政思想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
儒家“仁政”思想在政治方面体现得很充分。孟子具有古代民本思想，他说：“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18]又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19]孟子之重视民众，我们还可以从他把人民连同土地、政事视为诸侯的“三宝”得到确认。在孟子看来，国君、社稷都是可以“变置”的，惟有人民是不变的，民心之向背是政权是否稳定的基础。孟子还以齐国和燕国间的战争为例来说明民众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孟子认为，齐国之所以打败实力并不亚于自己的燕国，燕民之所以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是因为燕国的老百姓要“避水火也”。此外，对于齐王想要攻取燕国的想法，孟子答复说：燕民悦则取之，不悦则勿取。可惜齐王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些话的含义，残酷地对待燕国人民，最后遭到了燕民的群起反抗。孟子举这个例子意在说明人民在战争乃至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孟子认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20]这里提出的是“养民”问题。又说：“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文王发政施仁，……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21]孟子主张对那些鳏寡孤独者实行社会救助，使其各有所安、各有所养。孟子还主张统治者要“与民同乐”，要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推恩方法来治理民众；用“乐民之乐，忧民之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同情心理来爱护民众。孟子把孔子所谓的“利民”、“富民”、“教民”的“德治”思想推进到“保民”、“爱民”、“与民共苦乐”的“仁政”上，在政治上似乎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最终使老百姓有“恒产”，然后使老百姓做到“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22]孟子主张对“残民”行为进行抨击，“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23]面对“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的严酷社会现实，孟子告诫统治者这是一种“率兽而食人”的做法。其结果就会像“为渊驱鱼”、“为丛驱雀”那样，把人民赶到死路上去。孟子针对当时各诸侯纷争的局面，对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他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24]孟子对上古及当世之君主做了划分：即有名有实之君主与有名无实之君主。桀纣则为无德之君的代表，是有君之名而无君之实，因此当齐宣王问“臣弑其君，可乎？”时，孟子的回答言简意赅，荡气回肠：“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25]孟子对诸侯间的争战给予强烈谴责，认为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他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26]孟子还提出“不嗜杀人”而“王天下”的想法，这是孟子一贯主张的“尊王道抑霸道”思想的表现。孟子竭力宣传其“王道”主张，认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以德服人”的观点是其仁政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孟子还对“不嗜杀人”而“王天下”的观点进行了说明。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也。……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27]不嗜杀人者意即不要战争，不要战争，便是要君王能修心养性，提高心性才能够不以杀人为务，从而取得“王天下”的资格。天下的人君如果“不嗜杀人”，那么人民就会“引领而望之”，就会像“水之就下”一样纷纷前来归顺。孟子告诫统治者“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28]孟子进一步提出，“保民而王”的关键就是要时刻关注老百姓的生产、生活，达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29]的目标。孟子认为，一个政权能否建立和巩固，完全取决于民心之向背，这是他仁政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30]“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31]这是孟子的“仁政”思想所确立的一个基本思路，先有“不忍人之心，后有不忍人之政”这一过程即是从“修心”到“仁政”的转化。“仁，人心也”；“仁，人之安宅也”。“仁”是“心”的反映，而“心”是决定“仁”的内在根源，而“有仁”与“无仁”又是“仁政”与“暴政”的区别所在。这里孟子把道德伦理上“心”的作用，由人的自在性修为扩充到外在的治理国家之上，从而形成了以性善论为基础的“仁政”理论，以“重民”、“不嗜杀”、“行仁之教化”等方式来说明。孟子之后，仁政思想被历代儒家所继承，成为儒家治国理论中的根本主张。贾谊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贾谊集》）戴震说：“人者，生生之德也，‘民之质矣，日用饮食’，无非人道所以生生者。一人遂其生，推之而与天下共遂其生，仁也。”（《孟子字义疏证》卷下）
儒家“仁政”思想还体现在经济方面。战国时期井田制已遭到彻底破坏，很多农民失去土地，孟子迫切地希望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他把土地问题看作是仁政的首要问题，“夫仁政，必自经界始。”[32]经界就是地块之间的边界，即指土地。孟子恢复井田制的主张固然过于理想化，不合时宜，但孟子建议的实质是要求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孟子的主张基本符合历史进程，是同情人民的进步思想。孟子继承了孔子节用爱人的思想，主张轻徭薄赋，希望统治者“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33]。孟子多次谈到不违农时的重要性，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34]他说：“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35]他要求“薄税敛”，怒斥奢侈挥霍、不顾人民死活的统治者是率兽之辈：“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36]孟子提出了保护工商的思想。他认为工商是社会生产和交换不可缺少的。针对战国时林立的关卡和沉重的赋税对工商业发展的制约，孟子提出：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意思是说，在市场上给商人提供储藏货物的地方，不征收货物税；如果滞销，依法征购，不让它长久积压。对各地设立的关卡，孟子要求只稽查而不征税，“关，讥而不征”[37]。
儒家“仁政”思想在法律方面也有所体现。孟子针对当时刑罚严苛的局面，提出省刑罚的主张。孟子反对株连，提出“罪人不孥”[38]。这一主张贯彻了儒家仁爱思想，对中国历史和民族文化性格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
儒家“仁政”思想能够治国安邦。儒家认为，仁政可以笼络民心，使民顺从；保尊守位，不失王权；君臣共仁，德一邦兴。《礼记·大学》中说：“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尧和舜以仁德加修于身，以仁慈对待人民，所以受到了人民的拥戴，尧舜之为历代称颂之贤君，概源于此。《中庸》中说：“力行近乎仁……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天下国家矣”。也就是说，“守仁”可以“治人”，“治人”则可以定国，这是儒家一以贯之的治国思想。《孟子·公孙丑上》说：“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唐太宗李世民，对隋末农民起义中民众在社会历史中所显示的力量和重大作用，有亲身的感受，特别是在唐初国库空虚、经济凋敝、人民极度贫困的情况下，统治者稍有放纵，便会激起百姓的反抗，所以李世民特别关注君和民、民和国的关系，提出了君依于国、国依于民的重民思想。李世民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李世民反复引用荀子的话来告诫臣下和太子，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君主失去民众，就不成为君主，而民众没有君主依然还是民众。把民众看作是国家的根本，提醒太子诸王，如果不重视民众的利益，必将失去民心，亦即丧失统治的社会基础，招致家破国亡的命运。他把从民意、顺民心的重民思想作为制定国策方略的出发点。正是在这种重民思想的指导下，实行开明政治，纳谏任贤，才使得贞观年间，君臣关系协调，整个统治集团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儒家德治思想的精神内核是以民为本。统治阶级要实现治国安邦，维护其统治地位，不得不对决定其统治地位能否牢固确立的根本力量——人民大众的力量予以重视。在中国古代，这种民本思想遇上明君，则能付诸实践，给广大老百姓带来福音，也为其维护统治增添力量；如果遇上昏君，这种民本思想则只能成为广大民众的美好愿望，实现起来就缺乏保障。儒家德治思想虽然有德制作为其推行的保障，但是这种德制是由统治阶级单方面制定的，普通民众不能参与这种德制的制定，只有执行的义务，这种德制不能代表民众的意志。中国古代在制度执行过程中，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是，一种好的治国思想如果不能在其制度中充分体现，其制度执行力度再大，也是无法将这种思想贯彻到治国实践中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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