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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论中国古代官制的品位与官阶
论中国古代官制的品位与官阶
内容提要 中国古代官制中存在着两类官职：一类具有实际行政职能，另一类则代表官僚的品位高下。秦汉以降，历代品位性等级的形态、来源，品位性官职的数量、类别纷繁复杂并且因时而异，其每一细微变化都可以折射出相关政治变迁，解析其中的原因可以显示出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一些重要特点。
秦汉官僚的头衔相当简洁，大多不过一官而已。像“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这样的头衔是很希罕的。但汉以后就不同了，官僚的头衔叠床架屋，诸如“使持节侍中都督南徐兖北徐南兖青冀六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南徐州刺史竟陵□开国公”、“使持节特进侍中太尉公尚书令都督冀定沧瀛幽殷并肆云朔十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并肆汾大行台仆射领六州九（大）酋长大都督散骑常侍御史中尉领领左右驸马都尉南赵郡开国公”之类官僚结衔，看得人眼花缭乱。
就算魏晋以后的官儿比秦汉能干，兼治十数职毕竟勉为其难。其实这成堆的官衔各有不同性质，并不一定都对应着一份差事，许多不过用来增添荣耀、加重资望及赋予待遇而已。例如“侍中”、“散骑常侍”就是加号，加之者得以佩貂珥蝉，神气多了。“特进”也是加衔，由此朝会时班次就可以进至三公之下了。加“开府仪同三司”则可开设府署、辟召掾属，享受和三公同等的礼仪。“骠骑大将军”并不是军职而是军阶，称“军阶”也只是因其名为武号而已，文官也常用“某某将军”标志位阶。散官“左光禄大夫”用于标志文官位阶，在北朝武职也能获得。此外上述头衔中还包括兼衔、爵号等等。这时官僚的业绩未必超迈秦汉，可资夸耀的官号却五光十色、琳琅满目了。
这样看来，中国古代的职类结构中至少存在着两类官职：一类承担兵刑钱谷、监察考选等等实际行政职能，另一类则主要用于安排官僚品位高下，属“品位性职类”。后一类官号的权责规定有时只是徒具其名，但它们却具有不容忽视的品位意义：用于增添资望、赋予待遇、确认品阶，以及提供起家官职或迁转阶梯，提供候选、储才或安排冗散之位。前面征举的.长串官衔，其中有许多就是这类官号。当然，在职能性和品位性官职之间，也存在大量既有职能、又有很浓的品位色彩的官。
品位性官职进一步发展，就形成了散阶制，这在唐宋时期尤为突出。以唐制为例，其时文武散阶分别由文武散官构成。文武散阶都是29阶，分别以“大夫”、“郎”或“将军”、“校尉”等为名。粗通古代史的人都会知道，这些大夫、将军等已不再是官职了，只是标志等级的阶号，好像近代的军衔。散阶和职事官阶并不一致，为此还发展出了“行”、“守”等术语以规范之。在入仕之初，官员首先获得的是散阶；在任满解职的时候，散阶依然维系着官员品级；在授予职事官时，散阶高低是必须考虑的因素。曾有众多待遇从属于散阶，例如薪俸、给田免课、刑罚、班序、车舆、衣服等，此外还涉及致仕、封爵、置媵、营缮、丧葬、谥议等方面的待遇。北宋前期一度以“寄禄官”为阶官。唐宋的叙阶及进阶制度，繁复得让人眼晕。
现代文官等级制中，依据品位的分等和职位的分等，构成了两种不同类型。品位的分等是针对人员资历品级的分等，表现为跟人走的官阶；职位的分等则仅仅针对岗位权责确定报酬、划分等级，此外就别无官阶了。唐宋的“阶职分立制”，显属品位分等。
传统文官等级制乍一看来好像很简单：秦汉用“若干石”的禄秩，魏晋以降用九品官品，如此而已。其实不然。禄秩或九品仅仅是级差而已，透过“品位―职位”视角，我们能看到多得多的东西。阶官与职事官都用九品来标志高下，但对于前者，九品是个人的位阶；对于后者，九品是职位的等级，这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于是第一，职位本身的高低构成了序列；第二，个人的官阶高低构成了又一序列。
如果由“品位”继续说下去，则还有第三，作为“品位”而被运用的各色官号、名位、加衔、兼职等等，事实也是等级制的重要部分，往往构成了或清晰、或模糊的序列，对应着不同地位待遇。进而还有第四，级差本身也可能用如品位。比如说吧，汉代的官僚待遇有一些逐渐与禄秩等级相应了，如六百石以上官有免役权、“先请”权，二千石以上官有任子权。比起权益只和具体职位挂钩的做法，待遇依品级而定则品位分等色彩就浓厚了一些。后代也有大量官僚特权以官品为差。清代的“加某品衔”、“加某品服俸”，等于是把官品本身用如品位了。此外还有第五，勋官、封爵的等级虽非官阶，但无疑也具有某种品位功能。
历代王朝中这些因素形形色色、错综交织，且不断发生着各种变异，呈现为不同格局。甲骨文和金文中一般情况是一人一官，那么也许有人就会用“早期特征”解释秦汉的官衔简炼。南北朝的官僚迁转，有时就能看到各种官衔的此升彼降：某人迁某官步子过大了，就略降其另一衔号以资微调，以更精确地确认这位官僚的品级。古人札记记述，元明的官衔有多达200多字的。传统的等级与职类安排的演进，不仅体现在职能分工的日益细密上，还体现在权益分配、品位设置的日益复杂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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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论儒学与中国古代科技的胶融性
论儒学与中国古代科技的胶融性
儒学与中国古代科技的关系是怎样的?二者是胶融性的.古代科学家的.理论素养、价值观念及科学研究的目的、程序、方法、知识基础等无不贯穿着儒学思想和精神,因此中国古代科技是儒学科技.
作 者：齐鹏 QI Peng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刊 名：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NINGBO RADIO & TV UNIVERSITY 年，卷(期)：2007 5(3) 分类号：N09 关键词：儒学 古代科技 胶融性篇3：论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发展与王权形成论纲论文
论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发展与王权形成论纲论文
国家与文明起源的研究，既是一个考古学实践问题，亦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还需二者紧密地结合。这是因为在国家起源的过程及国家形成的早期阶段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因而它必须依靠考古学的发掘。考古学是通过古代人类的实物遗存来进行研究，所以它是有确凿根据的，也不受历史记载的约束，而且考古学的文化编年是以地层的先后叠压或打破关系为基础，所以，从考古学所反映的社会文化方面的变化中，可以寻找出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然而，考古学又是阐释性的，遗迹遗物本身不会说话，它需要人们利用技术、经济、环境、人口等方面的知识对人类活动的方式作出符合上古实际的解释和分析。在对考古资料的分析和解释中，往往形成一些理论，也会借鉴一些原有的理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理论与考古学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本文将中国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文献资料与理论创新相结合，对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发展与王权的形成以及早期华夏民族的形成过程做一系统的阐述，以此对重建中国上古史作出新的探索。
一、“聚落三形态演进”说与“邦国-王国-帝国”说等理论框架
若从理论创新着眼，国家与文明起源的研究，最具魅力的是对起源的过程、路径和机制的研究。百余年来国内外学界在这一领域所产生的一个个理论模式和学术观点，总是以“后来者居上”的姿态为这一课题的解决做着不懈努力。近几十年来，文明起源的所谓“三要素”或“四要素”的文明史观以及“酋邦”等人类学理论，代替了摩尔根的“部落联盟”说和“军事民主制”说，而且甚为活跃。它们有理论和学术上的建树一，但也有其局限性和不足。那么，如何在整合和吸收诸种理论模式中的合理因素，并克服其不足的基础上，作出符合实际的理论创新，就成为推进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的关键所在。近二十年来，我们采用聚落考古学与社会形态学相结合的方法，提出文明与国家起源路径的“聚落三形态演进”说①，其后又提出国家形态演进的“邦国一王国一帝国”说川，就是在这一研究领域进行的一种尝试和努力。
国家与文明起源路径的“聚落三形态演进”说，提出文明与国家起源是以农业的发明和农耕聚落的出现为起点，经历了由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发展为含有初步不平等和社会分化的中心聚落形态，再发展为都邑邦国形态这样三大阶段。在这一理论框架中，对以往学术界曾流行的文明起源的所谓“三要素”或“四要素”，采取了把它们看作是国家社会即文明社会到来时的一些现象和物化形式来对待，在阐述国家和文明起源过程中来分析这些文明现象。至于“聚落三形态演进”说对于酋邦等理论的扬弃，主要是通过考古学所发现的“中心聚落形态”来解决从史前向早期国家过渡阶段的社会不平等、阶级和阶层起源的途径、社会组织结构和权力特征等问题。 “邦国一王国一帝国”说解决的是进人国家社会之后国家形态的演进问题。
二、从村邑聚落到都邑国家的
三大发展阶段，中国古代国家起源的过程也就是史前社会不断复杂化的过程。作为这一发展过程的起点，我们之所以要从“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这一阶段说起，这是因为农业的发明乃人类历史上的巨大进步，以农耕畜牧为基础的定居聚落的出现，是人类通向文明社会的共同起点。农耕聚落的定居生活促进了人口增长，土地集体所有制即聚落所有制得到了发展，从而以聚落为单位的经济、军事、宗教礼仪和对外关系等一系列的活动开始形成，社会一反过去的分散状态，朝着区域与集中化的方向发展。
农业起源并初步发展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12000 -90间。属于这一时代的遗址，在南方，有距今1万年以上的湖南道县寿雁镇自石寨村玉蟾岩遗址，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以及距今100008500年的浙江浦江县黄宅镇上山遗址等;在北方，有距今11000 -9000年的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河北阳原县于家沟遗址，北京门头沟区东胡林遗址，北京怀柔县转年遗址等。这些遗址说明中国农业的起源分为南北两个系统，无论是南方的稻作农业，还是北方粟黍旱作农业，都应该是多元分散式的起源，而绝非起源于某一中心地然后向外扩散传播。与中国多元分散式的农业起源相联系的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起源既是本土的亦是多元的。
大体说来，作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这些聚落，在采集、捕鱼、狩猎和种植谷物的广谱的取食经济中，虽说农作物比例在逐步增大，农业技术也在逐渐发展，可是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口不多，物质也不丰富，人们过着平等但又贫乏的聚落生活，所以这是一种原始的极简单的平等社会类型，然而通向文明社会的步伐却从此迈出。各类玉器上生动的或抽象化的神的形象(或称为神徽纹样)，不但告诉我们，宗教发达，崇尚宗教的观念甚为强烈，是良诸文明的显著特色;还告诉我们，在良诸都邑邦国的君权所含有的族权、神权和军权这三项中，神权居于更突出的位置。良诸文明中神权政治太过强烈，过于强大，这大概是其文明崛起和一度发达的动因，但当它遭遇自然环境变故时③，也将会不堪重负而崩溃。在良诸文化的后继者马桥文化中，良诸文化原来的玉文化特色和玉礼文化所达到的高度，一去不复返。我们推测，大概是良诸文明的上层集团因自然灾害等原因而离开了家乡，或者是走散了，他们到了别的地方也再未能聚集起创造辉煌玉文化的能量，而那些没有走的普通民众融合到“马桥人”中之后，因“马桥人”并不崇尚玉礼文化，这些良诸文明的“遗民”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发展原来的玉礼文化，从而使得良诸文化的特质并未被马桥文化所继承，故二者的文化面貌截然不同。
三、撷项至尧舜禹时期的部族国家与族邦联盟及其向华夏民族的迈进
我们在研究龙山时期的早期国家和族邦联盟时，必然要面对夏代之前的古史传说。而研究古史传说，首先要处理的是它的时空关系。《左传·昭公十七年》载:“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太曝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嫁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自额项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我们可以把五帝传说做一个时代分期，即以额项为界，划分为两大时代:黄帝时代与额项帝誉尧舜禹时代’Ai 黄帝时代是国家诞生前夕的“英雄时代”。《商君书·画策》说:“黄帝之世，不靡不卵，官无供备之民，死不得用停。事不同，皆王者，时异也。
四、王国、王朝国家与复合制国家结构中的王权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国家。夏王朝的出现使得中国的早期国家由邦国形态转变为王国和王朝国家形态。对于夏商时期的国家结构和形态，以往的学术界或者认为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或者认为是“城邦联盟”、“方国联盟”等。笔者认为夏商周三代王朝都是一种复合制国家形态，它的复合制是指在王朝内包含有王国和从属于王国的属国(属邦)两大部分，这两大部分不是平等的联盟关系，而是以王为“共主”，受王的调遣和支配，在不平等的结构中构成多元一统(或称多元一体)的王朝国家。
复合制的夏王朝是由夏后氏与从属于夏王的.其他族邦所组成。其属邦，有的是和夏后氏同姓的族邦，如《史记·夏本纪》所载，“太史公日:禹为姐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启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祀氏、增氏、辛氏、冥氏、斟戈氏”等。有的则是异姓族邦，如韦、顾、昆吾、有虞氏、商侯、薛国等。韦、顾、昆吾都是商汤灭夏时首先征伐的属于夏王朝内的族邦。《国语·郑语》说“昆吾为夏伯”，说的是昆吾乃从属于夏的侯伯之国。《左传·定公元年》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这是说薛国之邦君担任夏的车正之官，负责为夏王造车。《国语·鲁语上》说“冥勤其官而水死”，今本《竹书纪年》也说“帝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帝杆十三年商侯冥死于河”，这是说商部族首领担任过夏王朝的治水之官职，并因此而殉职。这些从属于夏王朝的各地邦君之所以能在朝廷任职为官，就在于复合制的王朝国家结构。
商王朝的复合制是由“内服”之地的王国与“外服”之地的侯伯等属邦所组成’川。商王朝内的属邦在甲骨文中多有记载，如甲骨文中听命于商王调动的侯伯等国。在商代，最能说明它的复合制王朝国家结构的就是《尚书·酒浩》所说的“内服”、“外服”制。《酒浩》说“在昔殷先哲王……自成汤咸至于帝乙……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君)”，这是说在商王之属下分内、外两服，其内服为百僚、庶尹、亚服、宗工，还有百姓里君;其外服为侯、甸、男、卫、邦伯。
王国和复合制王朝之后是帝制帝国，中国古代帝国阶段始于战国之后的秦王朝。帝国时期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是自上而下、层层行政隶属的、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国家结构，其机制就是郡县制。在帝制国家结构中实行的郡县制，与先秦时期的采邑和分封制是完全不同的。采邑与分封都是世袭的，而郡县制中的各级官吏都是皇帝和中央直接任免的。王朝与封国，王朝内王与贵族的封地和采邑，诸侯国内邦君与贵族的封地和采邑，它们之间虽有上下隶属关系，但不是行政管理关系，因而无论是封国、封地还是采邑，都与战国秦汉以来的地方行政机构不同，不能据此而划分出地方行政管理级别。这就是复合制的王朝与郡县制中央集权的帝国王朝在国家结构和统治方式上的差别。
篇4：卢奇安《论撰史》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之比较
卢奇安《论撰史》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之比较
《论撰史》是古希腊哲学家和讽刺散文家卢奇安的一篇美学论文，但其中也包含着他的史学批评理论。将其中的理论与中国古代的史学思想比较，可以发现不少相通之处。
作 者：郭丹 作者单位：福建大学 刊 名：齐鲁学刊 PKU CSSCI英文刊名：QILU JOURNAL 年，卷(期)：2000 “”(4) 分类号：G04 关键词：卢奇安 《论撰史》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篇5：中国古代北斗信仰与猪神崇拜之关系论考
中国古代北斗信仰与猪神崇拜之关系论考
人们往往认为北斗信仰与猪神崇拜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因此无法解释考古材料及文献记载中出现的以猪象征北斗的观念,甚至武断地斥为虚妄之说.本文通过分析佛教、道教以及笔记小说中的相关记载,证明中国传统文化中北斗与猪神的内在属性有很多一致之处,如水、北方、冬季、黑色等等,这构成了民间以猪象征北斗的心理基础;而佛教中猪形神与道教北斗星神的合流则间接证明了北斗与猪神的一致性.
作 者：牟海芳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中文系,四川,成都,610064 刊 名：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2005 26(2) 分类号：B933 关键词：北斗 水 猪神 摩利支天★ 中国古代寓言故事
★ 中国古代诗歌
★ 中国古代经典诗词
★ 中国古代诗词
论中国古代官制的品位与官阶（精选5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