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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高知女性失婚现象的社会学分析论文
高知女性失婚现象的社会学分析论文
摘要：随着社会的转型，高知女性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不断提高，而在男女比例失调的社会中所出现的高知女性“结构性过剩”的失婚现象，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除了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原因外，本文还从社会认知理论分析了高知女性对爱情、自我、男性择偶标准的认识偏差。从认知倾向的社会交换理论分析择偶梯度理论及高知女性在婚姻市场中的不利地位。
关键词：社会认识；认识交换；择偶补偿原则
一、社会转型高知女性地位的提高与“男高女低”的社会婚姻模式之间的冲突
（一）高知女性的失婚现象
本文所谓的高知女性是指拥有较高学历（大学本科以上）、处于中、高级白领阶层的职业女性或仍处在为获得更高学历（硕士、博士）而继续接受教育的女性。这些女性由于工作、学习等原因，其中部分人可能错过了最佳婚恋时机，按照社会的一般看法，她们已经或正在成为“大龄女”。也就是，学历、知识、能力越高的女性，她们的结婚时间会越晚，择偶对象的范围会随着学历知识能力水平的提高而变小，高质量的结婚机会会随之降低。此现象的发生，是中国30年来社会转型加速期间发生的，在社会转型期间某一方面会迅速发展而另一些方面会相对滞后，在高知女性的失婚现象中，则表现为女性的社会、经济、政治地位随着知识水平的提高，而相对应的传统女性文化观念相对滞后，也就是说，是高知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与传统“男高女低”的社会婚姻模式之间的冲突。
（二）“男高女低”的社会婚姻模式造成的“结构性剩余”
中国社会由于“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形成了男高女低、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的社会婚姻模式。中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人口高性别比的国家。近十几年来，性别比又大幅度上升，从而导致未婚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产生了庞大的男性失婚人口。庞大的男性失婚人口引发了诸如色情泛滥、买卖婚姻、拐买人口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但传统的择偶模式使得未婚男性强大的求偶压力难以传递到高知女性身上。男性在择偶时大都希望选择那些在学历、政治、经济地位上比自己低的女性，而高知女性身处社会金字塔的中上层，这就使得部分高知女性处于“结构性剩余”的境地。虽然存在着庞大的男性失婚人口，但男性失婚人口绝大部分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身处社会金字塔的下层，在婚恋中与处于上层的高知女性之间无法沟通。毫无疑问，这种“结构性剩余”状况加大了高知女性在婚恋中获得成功的难度。
（三）在社会婚配模式下的择偶梯度观念
所谓“择偶梯度”，是男性倾向于选择社会地位低于自己的女性，以便于利用自己的优势获得家庭的掌控权，而女性则更多要求配偶的受教育程度、职业阶层、薪金收入高于自己，也就是“男高女低”的婚配模式，以便寻找依靠，排除内心的不安全感。这里所说的男高女低的差异包括很多方面，如年龄、外貌、相对年龄、社会地位、个人综合能力等等。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婚配模式是“郎才女貌”、“男主外、女主内”，无论是在社会地位还是经济地位上来看，男性在婚恋中一直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而女性在人们眼中就要凭借自己的外貌、年龄、持家能力、品德等来换取男性在社会上的成就、家庭背景和经济能力。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女性一直就是依附于男性，在婚恋观中表现的尤为突出，这样的男高女低的婚配方式同样就是遵循了“择偶梯度”理论，这种中国的传统婚配模式至今仍主导着中国青年的择偶观。
二、高知女性的社会自我认识偏差
（一）对爱情的认识偏差
社会认知是指包括感知、判断、推理和评价在内的社会心理活动，其过程是社会知觉、社会印象和社会判断。
认知偏差也就是在认知过程中出现的知觉、印象及判断与认知客体的不一致。社会认知过程中的社会知觉是关于他人和自我所具有的各种属性和特征的整体性知觉，在此基础上，人们形成社会印象并进一步对他人的行为做出有依据的归因。社会印象则是人们通过与认知对象的接触和知觉，在头脑中形成并留在记忆里的认知对象的形象。
在社会知觉和社会印象的基础上，对认知客体的评价和推论就是社会判断。高知女性本身的高知因素可能会成为其理解爱情的一个不利因素，因为高知女性往往对爱情持理想主义态度，这与世俗的婚姻观念之间可能会产生很大的鸿沟。她们眼中的美好爱情要有双方志向上的统一、精神上的默契、价值观念的一致，还要有高品位、有内涵、有情调的生活。简言之，在她们看来，情感的交融和心理的相容才是真爱。这种爱情观必然导致她们对完美男性和完美婚姻的追求。她们虽知完美男性难以追求，但是由于这种完美情结的存在，她们会对爱情呈一种固执的追求状况，而不肯向世俗婚姻低头。这种完美主义导致她们选择婚姻时过于挑剔，并且会用各种理由来掩盖这种有偏差的爱情观念。
（二）对自我认识的偏差
对自我的认知可以借助于美国心理学家库利所说的“镜中我”来实现，具体说，“人们彼此都是一面镜子，映照着对方。”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自我认识是他意识到的他人对自己看法的反映。费孝通把这种自我认知过程叫做“我看人看我”。自我通过“主我”与“客我”的相互作用维持和不断完善认知主体的心理状态，使认知主体清醒而又完整地看到自己、理解自己。人们认为高知女性是社会的精英分子，处于金字塔的最顶层，无论从知识还是能力来说，她们都不承认自己比男性弱，从心理上来说她们认为男女是平等的。她们认为自己的高智慧高能力能够与她们相配的也是男性高层精英分子。这也是社会择偶梯度理论在高知女性中的一个反映。处于金字塔顶尖的高知女性，追求更加完美的男性精英，而在男性的金字塔层次里没有与高知女性相对应的层次；另一方面，处于男性金字塔顶层的男性精英，在择偶梯度理论的社会大观下，往往会选择比自己弱一点的女性为结婚对象，他们更看重女性的是女性的年龄、外貌等先天因素，而非女性后天努力得到的智力、能力因素。于是在这种观念下，有俗话说“女大专生是赵敏，女本科生是黄蓉，女研究生是李莫愁，女博士是灭绝师太”。高知女性对自我的过高认识，无疑增加了她们在择偶中的困难。
（三）对男性择偶标准的认识偏差
“男才女貌”的择偶标准观在中国人头脑中可谓根深蒂固，女性看重的是男性的智力、才能，而男性看重的却是女性的年龄、外貌。所以现在在大学的校园里流传的是“学的好不如嫁的好”，表面上看可以认为是社会上盛行的功利主义在作祟，但我们认真研究可以看见的是那些本科女性为什么能够“不学而嫁的好”呢？很重要的一个条件是她的年龄、外貌条件与高知女性相比会优一些。也就是年龄外貌条件能够补偿女性在择偶过程中的智力、能力不足的因素，而反过来智力能力条件并不能补偿女性的年龄外貌不足的因素。而男性恰恰相反：年龄外貌因素不能补偿他们的才能不足，而才能能够补偿他们的年龄外貌不足。在这种择偶补偿原则下，男性择偶的首要标准当然会是年龄、外貌条件了，尤其是对处于金字塔顶尖的男性精英来说更是会在寻找“次而优”的非高知女性。这种择偶补偿标准使得女性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但是很多高知女性没有深刻意识到这一点，还认为自己的高素质条件，能够使自己在择偶过程中处于一种有利的地位。当然，我们得承认这是择偶观念滞后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一种“奇怪现象”，并非高知女性本身的错。
三、婚姻市场中社会交换的男女认识
在婚姻市场中，婚姻实质是双方的'一场交换。在认知社会交换理论中，认为互动者是根据一项关系所能够带来的报酬与代价之比率来评价其吸引力的，当报酬超过代价时，该项关系便被评价为有吸引力和有价值的。交换双方一旦发生初次的接触以后，二者之间关系的形成和维持便主要依赖于个体所体验到的或期望体验到的报酬水平。
个体在互动中具有高度的行为选择性，他们追求能够产生最大满意的结果，一旦达不到目标，他们便会放弃眼前的关系而另作选择。这里我们从这一理论出发来考察高知女性的婚姻交换。
（一）高知女性婚姻交换的报酬与代价不对等
在认知社会交换理论中，报酬与代价这一对概念比较重要，因为对两人互动中相互作用分析的行为结果是以这两个概念来表示的。报酬与代价是两人互动中独立或联合行为的结果，同时还是双方价值观和情感的反映，而并非仅仅是经济的或物质的收入或付出。这里强调的是，双方在婚姻交换过程中的双方价值观与情感的报酬与代价。
在高知女性的择偶过程中，她们已经潜在的付出了高代价，她们在学业事业上的投入成为她们婚姻交换过程中不得不重视的代价，这种代价牺牲了自己的年龄与青春，因而是高昂的。因而她们价值观上期望的报酬也是较高的，所以潜在要求自己的择偶对象是高标准，这种高标准不仅仅体现在要求男性对象的经济基础较好，而且要求他们的精神价值与情感能够与自己追求的高精神境界相匹应，这就造就了高知女性在婚姻代价与报酬中的不平衡。而相对应的，男性精英在报酬与代价之间就不存在这种不平衡，他们把自己的事业当成婚姻的一种基础，所以他们在自己才智上的投资的代价可以从婚姻的报酬中得到，他们有空间选择自己的理想的女性。所以这种代价与报酬的不对等使得女性在婚姻交换中处于一种被动地位。
（二）交换中的外源性因素———交换互补不成功
外源性决定因素指并非直接来源于社会互动，而是来自互动以外的影响报酬与代价的因素，包括互动者的个体需要与能力，互动前已存在的态度或价值观方面的相似或差异、互动的情境等。因此在交换中，双方的互补因素被认为是重要的外源性因素。当互动双方能够以各自的低代价相互提供报酬时，交换关系便容易形成。因此，互补便成为影响行为结果的重要因素，即在互补关系中，每一方能够为对方表现出某种对方本人不能表现的行为。这样，每一方能够提供给对方所需要而对方本人又难以实现的资源。在互动中，拥有某种资源的人便有机会对依赖于他们的人实施垄断，而依赖于他们的人又能够从有优势的人那里获得依赖性满足。关于这种互补原则，我们在分析高知女性择偶过程中可以看见择偶补偿的缺陷所造成的高知女性择偶的互补不成功。具体分析可以见上文的在对“对男性择偶标准的认识偏差”中对择偶补偿原则的分析。
因而，在市场转型中高知女性失婚现象具有必然性，这其中有社会结构与社会文化的原因，也有高知女性高于现实的认识偏差，也有在婚姻交换中男女认识倾向的社会交换中的矛盾。充分研究这些认识倾向上的原因，有利于改变社会对高知女性的认识偏差。
篇2：农村劳动力流动现象的社会学分析论文
农村劳动力流动现象的社会学分析论文
【摘要】本文分析了城乡二元化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现象，从社会经济因素、社会关系因素、信息因素三方面探讨了农村劳动力流动行为，提出了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的主要障碍：户籍制度障碍；文化障碍；主观障碍。
【关键词】农民工；经济社会学；城乡二元结构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大量地从土地上游离；另一方面，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城乡的二元结构使得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发达地区流动成为重要的劳动力市场流动形式。按照经济社会学的分析，农村劳动力流动不仅受到经济方面的影响，还有来自社会经济因素、社会关系和信息因素的影响。同时，由于户籍制度、文化障碍和农民工自身的障碍，农村劳动力在流入城市地区之后也存在很多问题。农民工始终是城市中的边缘人物，难以融入到城市生活之中、享受到城市人的同等待遇，农民工的边缘化，无法实现身份认同，这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一、城乡二元化与农村劳动力流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城乡二元化的趋势。我国在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将资源集中在少数城市地区，导致在城乡及不同地区之间出现了经济的不均衡发展，劳动力从较不发达地区转移到较发达地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外来流动人口的待遇问题引起学者广泛的关注，流动人口如何融入当地城市，是我国未来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城乡二元化具有明显的经济和社会双重属性，二元结构不仅仅只在经济层面体现出来，更应当体现在社会层面（庄士成、王莉，2014）。因而，不能仅从经济层面去关注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在经济和社会多层面关注，才是理解经济发展应有的态度。
二、韦伯的经济社会学思想
社会行动是韦伯社会学体系中的一个基本概念。韦伯的经济社会学思想中，经济社会行为不同于经济学理论分析中的经济行为。经济社会行为不单单是受到物质利益和理性驱动，行为的其他方面也是韦伯关注的重点。根据韦伯的说法，有四种主要的社会行动：传统的，感情的，价值理性的，工具理性的。在经济行动中，没有使用暴力并且经济目的是主要导向。在经济取向的行动中，或者目标是经济的但使用了暴力，或者目标不是经济的但经济方面的因素被考虑进去。经济社会学既研究经济行动也研究经济取向的行动，而经济学传统只研究了前者（胡雅梅、韩克庆，2015）。相比于市场分析和文化分析，韦伯的经济社会学思想同时包容了经济和文化的作用，而且承认历史的影响。
三、农村劳动力流动行为的分析
在刘易斯的二元论述中，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的比重不断下降，工业的比重不断上升，劳动力将出现从农业部门不断向工业部门转移的现象。在我国，农村劳动力为何要从农村流向城市，这是一个问题。经济学家认为，劳动力对经济收入的预期和迁入地、迁出地之间的经济差别是推动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的重要原因。然而除此之外，还有更重要的社会因素值得探讨。1、社会经济因素我国城乡之间的差别早已有之，仅仅用经济学的推拉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外移的`原因。在传统上，我国以家庭伦理为中心，注重家庭及家族的延续，家族财产是延续家族的物质基础。在中国独特的城乡二元结构下，绝大部分的农村劳动力在迁入城市地区之后依然是以家庭为单位。农村地区经济落后，农业收入低，在没有其他收入来源的时候还需要承担养育家庭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家庭更好的生活条件，许多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成为了农民工的一员。2、社会关系因素人是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一员，人们的行为往往受到网络关系的影响。在农村劳动力向外流转的过程中也受到人际关系网络的影响。首先，面对众多的城市，农民工选择进入的城市往往是熟人介绍，因而在一个城市之中往往会形成同乡聚集的情形。如果个人能够通过他的关系网络得到帮助，那他将某地作为选择的意向动机就会更加强烈。其次，对初次外出打工的农民工而言，城市的陌生感使得他们需要同伴的结伴来减轻这种不熟悉和不安。3、信息因素社会关系是农民工信息传播的最主要来源。社会关系网络为农村劳动力带来大量的有用信息，这些信息是政府和媒体无法提供的，并且也更加可靠。一个农村劳动力首先流向城市，有关打工的信息接着会传到农村的其余人那里，并促发他们进城打工的心理。而其他人会通过已外出者来增加经验并且获得帮助，这就大大提高了他们要向外流动的可能性。在信息的有效性方面，亲友、老乡所提供的信息也更为可靠。
四、农民工为何难以融入城市
虽然我国目前已有大量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但时至今日，农民工始终是城市中的边缘人物，难以融入到城市生活之中、享受到城市人的同等待遇。这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制约：1、户籍制度障碍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为了限制人口的流动而制定了户籍制度，户籍规定了人的身份，也由此规定了与身份相关的权利和待遇，即使发生了人口的转移，户籍却未随之改变。由于受到户籍的限制，农民工不能像当地居民那样平等地享有本地的各项权利与待遇。与此相对应地，农民工没有户籍身份的认同，便会疏远这个城市，从心理上产生排斥。2、文化障碍市民和农民工不同的社会化过程，造成了二者的文化分化。对城市居民来说，社会化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社会化的结果就是现代性和城市性的获得。这种匮乏恰恰是影响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重要因素，也是歧视产生的重要前提（卢国显，2010）。3、主观障碍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困境也有其主观原因。首先，农民工经济资本普遍短缺，经济收入较低，在物质生活上与城市居民相差较远，住房、生活质量都受到限制；其次，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大多是由老乡结成的小圈子，社会参与的障碍较大；再次，由于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因而城市之中的农民工普遍具有较低的文化水平，所从事的工作也对文化水平要求不高。
五、总结
经济行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行动，它不可避免要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比如宗教信仰、文化、价值观念等。因此在分析农民工流动问题时，运用经济社会学的思想，要从经济、文化、历史、制度等多方面着手。
【参考文献】
[1]庄士成,王莉.社会融合困境与城镇化“陷阱”:一个经济社会学的分析视角[J].经济问题探索,2014(11)102-106+144.
[2]胡雅梅,韩克庆.从经济行动到经济秩序:韦伯经济社会学思想研究[J].东岳论丛,2015(08)77-83.
[3]卢国显.农民工:社会距离与制度分析[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篇3：房中房现象社会学研究论文
房中房现象社会学研究论文
摘要：文章主要针对“房中房”现象社会学进行解析，首先分析了“房中房”现象社会学中的不利因素以及必须整治的要求，其次对整治中存在的问题详细分析，最后提出完善“房中房”现象整治的相关建议，主要目的是改善“房中房”现象，改善城市租房问题，消除社会发展中的矛盾。
关键词：“房中房”现象；群租现象；租赁市场；城中村
城镇化发展基础上，房产发展持续升温，当前的社会中存在“房中房”现象。所谓“房中房”主要是商品房与“城中村”之间的产品。“房中房”的现象产生，主要是因为其租赁对象不能购买商品房或者经济适用房，处于社会发展的“夹心层”位置。所谓“房中房”其本身在建筑方面存在安全隐患，同时具有一定的外部影响，政府对于这方面非常重视，积极提出修整措施。“房中房”的产生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房中房”需求不断上升，但是必须掌握其出现的.原因，才能从根本上改善“房中房”存在的问题。
1.“房中房”现象的社会效应整治必要性
当前社会中的“房中房”现象的存在为社会发展带来一定隐患，首先是“房中房”其建筑中包含改建或者违法建造等问题，因为人口居住十分拥挤，导致建筑安全问题严重，并且还存在消防以及治安等隐患。其次是“房中房”的出现带有负外部性影响，存在各种环境、卫生以及邻里纠纷等矛盾。“房中房”的出现主要是业主为了谋取更多利益，将原来结构进行改造，改造成更多的房间，将其中多余的房间租出[1]。但是房屋的改造，将会影响承重墙楼板以及重力，建筑结构遭到严重破坏，外部性是因为没有经过第三方的允许，提高成本收益。房屋构造中承重墙的调整，将会导致整栋承重墙都受到影响，从而增加安全威胁度。针对这方面的社会效应影响，必须积极对“房中房”进行整治，提高房屋居住安全性。
2.“房中房”整改问题
针对“房中房”社会效应进行整改，整改期间涉及到大量的群租现象，即时按小区排查，一旦发现存在“房中房”现象，立即责令整改，并且制定严格的惩罚措施。虽然政府在整治这种社会现象期间提出了很多整改措施以及规则，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却存在一些差距。首先是整改期间，制定了惩罚制度，但是因为“房中房”现象中包含很多社会发展夹层人员，没有能够购买商品房或者经济标准房，对于这些人群却没有提出相应的救济政策，导致“房中房”租住人群产生社会排斥心理。“房中房”从城市化发展方面分析，提出严格的整治措施，是提高城市发展安全的重要内容，但是整治过程中却会带来一定的负外部影响。尤其是社会学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整治处理期间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安全问题。尤其是“房中房”居住群体，整治期间被社会主流关系排除，经济、政治等资源获取不及时，能力被削弱，逐渐走向边缘化困境发展中，产生排斥心理，社会生存压力增加。当然“房中房”现象中，整治行为对市场运行机制造成影响，导致“市场失灵”。当前的房产垄断以及竞争不完全等现象严重，市场运行机制会因此出现失灵。价值规律下市场价格出现波动，主动调节效率基础上，这种现象比较符合民意需求。整治“房中房”期间大面积拆除，导致房屋租赁行业垄断市场，特别是单间出租，久而久之造成租赁行业出现畸形发展。
3.“房中房”整治优化手段
对于“房中房”现象必须及时整治处理，提高房屋居住的安全性，并且缓解社会矛盾。整治期间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结合“房中房”社会效应为基础进行分析，不断采取科学的优化措施。3.1加快建设租赁市场的脚步积极建设租赁市场，同时提高对经济小户型租赁方面的重视，增加供应量。“房中房”之所以会出现，主要原因在于租赁市场中小户型租赁数量不多，租赁资源不充足的情况下，“房中房”改造出现[2]。整治“房中房”现象过程中，必须解决租赁市场资源问题，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整治“房中房”现象。小户型出租房的数量增加需要一段时间，这个过程中必须积极鼓励房产商多开发小户型房产，不断拓展当前的租赁市场，完善租赁制度，调整租赁发展结构，彻底改善“房中房”现象。3.2加大住房保障体系的完善提高住房保障体系的重视，不断推进城中村改造，为“房中房”租住群体提供更多选择，同时也完善社会保障。住房保障问题一直是社会发展与“房中房”整治关注的焦点。对于住房保障方面，需要改变将保障作为消费的观念，必须将其转变为资产投资[3]。社会学发展中，居民是否具备良好的居住条件，符合居住要求等，这些都会激发一定的社会矛盾，同时也影响社会行为规范，造成一些人群对社会缺少认同感与归属感。社会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是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基础，整治“房中房”期间，必须关注低收入人群，整治过程中极可能会影响其居住权，所以必须制定更多这方面的优惠政策，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城市流动人员对城市的归属感，这样才能为城市发展提供动力。政府改善“房中房”现象期间，需要对保障体系的完善加大力度，为其提供一定的住房津贴，或者提供廉价租房机会，满足在城市生存的基本需求。城中村的建设为“房中房”整治提供了后续保障。因为村集体性质本身比较特殊，所以城中村的建设不仅属于经济组织，还承担着很多社会发展责任。对于城中村的建设必须杜绝急功近利思想，否则将严重影响到城中村建设价值的实现。加大对城中村建设力度的同时，及时对其展开完善改造，提高其职能的发挥，激发出城中村对城市发展与社会稳定的价值。改善城市化发展的环境以及租住问题，满足流动人口对居住方面的需求。综上所述，因为“房中房”现象的存在，导致社会矛盾被激发，不断加大对这一现象的整治，积极建设租赁市场，完善租赁体系，改善租赁环境，建设城中村，解决社会发展中的租房矛盾，发挥城中村职能，满足流动人口对于居住方面的需求，扩大城市租赁市场，制定完善的整治帮扶政策，改善城市“房中房”现象，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杨明喜.“羊群效应”给我们的社会学意义[J]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2017(17):140-141
[2]郭永康,郭晓勤,郭卫康,等.高效节能房中房:CN102134917A[P].2017
[3]朱晓东.某工程录音棚房中房结构设计[J]福建建筑,2016(6):39-43
篇4：师生冲突社会学分析论文
师生冲突社会学分析论文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矛盾是冲突的根源，冲突是矛盾激化的表现。矛盾无处不在，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源泉。所以，高校师生冲突也是普遍存在的。从价值取向而言，在教学情境中，教师的价值观通常表现为主流文化。由于教师世界观和价值体系已趋于稳定。而大学生正处在个体社会化的进程中，多元文化给他们提供了多元选择的机会，释放和展现了他们的个性和独立意识，加上他们追求平等民主，权利意识和主体意识不断提升也使其对主流文化产生怀疑甚至对立。当师生的文化价值在教育教学互动过程中发生摩擦与矛盾时，都会自觉地加强对自己的文化价值加以坚守，冲突由此产生。从组织观念而言，现代冲突理论认为组织中的冲突是与生俱来的、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高校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也不例外。高校作为学生文化和教师文化的汇聚地，不可避免的在校园这个场域发生碰撞和冲突，这种相互交流和碰撞，必然形成一种平衡的内在张力。教师文化与学生文化的接触、冲突、整合是一种互动的动态过程。因此，教师文化与学生文化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冲突与整合的内在张力或矛盾。
师生冲突从表现形式看，可以分为显性师生冲突和隐性师生冲突。显性冲突主要是借助于语言、肢体活动等行为来表现，如谩骂指责、人身攻击等。从相关报道可以看到，中小学师生冲突主要表现为显性冲突。高校师生冲突则更多地表现为隐性冲突。主要体现在高校教师和学生之间情感的对立、情绪的不满和交流的隔阂。由于教师在师生活动中占主导地位，具有一定的优势地位。高校教师不仅对学生的学业成就产生极大的影响，而且在一些其他方面，比如评优评先，弱困扶助等关系到学生切身利益的事情上也有一定的话语权。由于类似的种种利益关系，即便师生之间存在不认同和不满因素，一般情况下，学生也会把这些想法埋藏于心而不予以表露出来，不会发生外部语言行为的直接性对抗。因此，高校师生冲突具有内潜性，这种冲突不易于为人所察觉，但却真实以心理对立和行为对抗的方式存在于师生之间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反映在教师身上，主要表现为对学生漠不关心，对学生冷淡，放任学生。教师教学热情不高，情绪低沉，消极被动的对待课堂；教学流于形式，忽视了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教学方法单一，照本宣科的迹象严重。学生的冲突对抗则表现为对教师的人格和学识轻蔑和敌视以及在教学过程中的消极行为，如对教师的提问沉默，师生之间互动不足，缺乏信息的反馈，课堂纪律松懈，曲解教学管理中的指令等。
高校作为一个有序的组织机构，制度在组织管理上显得非常重要，教师和学生作为组织内部的一部分，制度在师生关系上也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也就决定了师生冲突具有转移性。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越来越多的学生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在课程选择上，虽然我国大学的课程有必须课和选修课，强调必修课在照顾共性的基础上，适当开展选修课以照顾到学生的个性发展。但实际上，必修课所占的比例居多，选修课所开设的课程少而且课时少，学生的自主选择权被限制在极其狭小的范围里，难免与学生兴趣、爱好相冲突，造成了学生对所学课程缺乏兴趣，学习动力不足，面对教师做出的种种要求，对课程的抵触心理便会迁移到课程的执行者―――高校教师身上。同时，学生为谋求有更好的发展前途，在大学间便面临着激烈的竞争，比如对各种评优评先名额的争夺等，此类活动的执行都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运行的，可能由于制度本身的缺陷导致部分学生的落选，但学生更易将矛头转移指向教师身上，将落选原因归于教师没有做到公平、公开和透明。在就业环节中，面对用人单位提出了种种条件，学生虽觉得不满，但也束手无策，于是他们将矛盾的产生归结于教师，认为教师没有教他们实用的知识和技术。当前，高校教师也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首先是教学质量上的压力，高等教育大众化导致高校学生数量逐年增加，也导致了生源质量下滑，教师为保证教学质量，必须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这无形中增加了负荷，这样的工作难度极易诱发高校教师在心理上形成一种习得性无助，“这种习得性无助不断得到强化，最终就会发展成为职业倦怠”。其次是学历压力，相当多的学校在引进师资时特别强调要求博士学位，使得在职的高校教师面临着攻读高一级学位的现实压力，同时，科研作为职称评审、薪酬奖励的重要指标，对教师也形成了压力。教学任务的繁重，学历要求和科研任务，这种因外界压力和制度因素使得高校教师产生焦虑，而这种焦虑最终容易带入课堂，在实施教学活动中展现出来，反射到学生身上。可见，师生冲突的转移性是由除教师和学生之外，第三方因素引起的。在这种情况下，师生之间并没有根本矛盾，多是由于制度、环境等外在因素而引起的师生冲突。师生都是“替罪羊”。“在群体关系中，找替罪羊是指这样一种情况，一个人不能发泄对真正存在问题的群体的不满，而是把一个替代群体作为发泄不满的对象。”
功能从其作用的维度，可分为显性功能和隐性功能；正向功能和负向功能。显隐功能是以客观结果是否在意外之中为基础而对功能做出的形态区分。正负功能是以要素对系统有无贡献为基准而对功能做出的性质区分。默顿认为，正向功能即指“贡献”性功能，负向功能则是指“损害性”功能。由于传统思想的影响，人们习惯于将冲突与暴力破坏、杂乱无章联系在一起，认为只要是冲突便是消极的、有害的，应当引起高度警惕。功能冲突理论学者科塞则认为，冲突具有正功能。如果群体内部冲突双方不涉及群体基本的、核心的价值观，则冲突会对结构发挥积极功能。“当冲突提高了基于团结、权威、功能相依和规范控制的整合时，冲突是有益的”，这对我们科学正确地认识师生冲突正向功能观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一）缓解师生关系的润滑油。科塞认为，冲突可以起到“安全阀”的作用，缓解和释放压力及敌对情绪。冲突就是“释放紧张状态的需要而发起的冲突”。在现行的高校管理模式中，师生权利、地位关系上存在明显的不对等。教师对学生的权力过大，控制过多，易引起师生之间产生负面情绪，形成对抗状态。通过师生冲突，学生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同样，教师的意愿能够清晰地传达给学生，有助于教师和学生宣泄消极情绪，缓解师生之间因各种角色压力和外界因素而产生的心理紧张状态，使双方的观点和价值观在冲突过程中能得到集中和显性的表达，为师生冷静而理性地对话创造客观环境，双方达到了交流的目的。学生作为一个未成熟的个体，社会化程度不高，难免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存在偏颇，学生的社会化主要通过对社会规范的习得和内化来实现。通过冲突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意识到社会规范的存在和运行，让学生懂得社会规范的重要性及其价值意义，从而接受和内化，使得个体社会化向前迈进了一步。教师通过聆听学生的想法，走入学生的内心世界，使得教师意识到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所忽视的地方，督促教师在以后的师生交往中加以改进。
（二）促进内部稳定的粘合剂。高校师生冲突有利于高校教师专业化发展。教师对师生冲突的处理方式，本身就体现了教育机智，教育机智是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一种特殊定向能力，是指教师对学生活动的敏感性，能根据学生新的特别是意外的情况，迅速而正确地做出判断，随机应变地及时采取恰当而有效的教育措施解决问题的能力。教育机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师对环境的掌控能力，机智解决教育问题的教育智慧，有利于教师树立教师权威。依据克利夫顿和罗伯兹提出的关于教师权威的结构框架理论，传统教师权威、法定权威、专业权威、感召权威共同构成了教师权威。传统权威与法定权威缘于社会性先赋因素，具有相对稳定性与强制性，称之为制度性教师权威；感召权威与专业权威则缘于教师群体后天努力的自致因素，称之为教师个人权威。这里主要说的是教师个人权威，高校教师权威的大小往往体现了教师专业发展水平的高低，教师理智从容地应对冲突，机智巧妙地化解冲突往往更能赢得学生的信任和佩服，教师以自己学识才干、人格魅力和宽容的心态来化解和规避冲突往往能真正地征服学生，确立自己在学生中的权威。高校师生冲突有利于高校学生个性化发展。个性化就是把自己本身的存在看成为个人的，并进而追求以与人不同的独自方式去行动的方向。我国教育目标明确指出要培养具有独立个性、全面发展的人。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诺认为，个性的发展是人的'能动的自我实现过程。这个过程包括生理、安全、归属与爱、尊重和自我实现等一系列从低到高的心理需要的满足。需要满足的过程就是个性发展的过程。师生之间的冲突关系会影响到需要的满足程度进而影响到学生个性的发展。因为学生在冲突中可以增强个人主体意识和独立意识，也能够在冲突中体悟自身与他人、社会之间的文化差距，以独特的参与社会方式加强对生活的认识，形成独立个性，从而达到教学相长，相得益彰的教育教学理想境界。正是通过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来影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双方均可以使自身的思想行为得到改善，并以此为契机完善自己，共同成长，有利于和谐稳定师生关系的建立，促进了师生关系的稳定。
（三）推进制度改革的助产器。高校师生之间的冲突，与制度建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制度建设需做到与时俱进，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但我国部分高校存在着制度过于死板、僵化，不能因时而异，而且教学设置制度存在强制力量和隐藏主观定义等因素。在一切教学活动以制度运行为载体的背景下，必然会引起师生冲突。如课程的开设与选择极少考虑到学生的个性发展，专业设置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等，冲过冲突，可以反映出问题所在，追根溯源，进而找到高校内部规章制度不健全之处，这也督促学校进行制度的建设和修订工作。“冲突激发起人们对已潜伏着的规范和规则的自觉意识。如果没有冲突，这些规则也许一直被遗忘或未被人们意识到；通过冲突，唤醒了冲突各方对支配他们行为的规范需求的自觉意识，使对抗者认识到他们属于同一个道德世界。”因此，冲突有利于高校管理者和教师向学生提出合理的教育要求和角色期待，完善学校的规章制度。同时，也使得教师和学生认识到自身的主人翁地位，积极参与到规章制度的设计和体验中去，最终认可制度并成为制度支持系统的一部分，做到在言语、行为等各方面与制度基本保持一致，促进高校制度文化的构建，重建师生信任关系与学校规章制度。当然，冲突的正向和积极功能的存在是有前提条件的，这种建设性冲突始终都应限制在低强度、低烈度的范围内，否则，冲突的结果就将向坏的方面转化，即破坏性冲突。在师生交往中，要将师生冲突的正向功能投放到具体的教育教学实践中，灵活加以运用，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篇5：剩女现象之社会学研究论文
剩女现象之社会学研究论文
一、影视作品中的“剩女”现象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思想的解放，女性的地位得到了逐步的提高，但是在女性地位提高的基础上，出现了“剩女”这个群体。“剩女”群体的出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近些年来，以“剩女”为话题的影视作品也是层出不穷。例如，《钱多多嫁人记》中的女主人公钱多多，聪慧漂亮，知性独立，在职场上小有成就。由于钱多多的好友依依嫁入豪门，所以钱妈妈想尽一切办法来让钱多多结婚，但是年近三十的她却将心思都放在工作上。当钱多多有一个升职的好机会时，五年前追求她却被她拒绝的师弟出现，师弟经过自己的努力后职位高于钱多多，他们在相遇后发生了一场职场与爱情的故事。这部电视剧通过钱多多嫁人的过程，写出了当代“剩女”这个群体的生活现状和心理需求。
二、“剩女”群体的生活现状
（一）有较好的收入
当今社会中的“剩女”是都市女性中一个比较优秀的群体，她们普遍面容姣好、拥有较高的学历、丰厚的收入且有不错的职业。所以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剩女”这个群体的社会地位和经济资本要比其他一些普通女性高。经调查和访谈我们可以发现，一部分“剩女”的工资要高于社会平均工资，而我们常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这就提高了“剩女”的主体性地位。上海市浦东新区有一套房子，一室一厅，加阳台、厨房和厕所70平方米，有一辆适合女人开的小型汽车，目前在一家外企上班。没有男朋友，但没有刻意单着，只是没有遇到适合自己的那个他（外企员工，35岁，HT）。
（二）多元化的生活方式
与传统的女性相比，现在社会的女性随着社会的开放与发展，其社会经济地位也逐渐得到了提升，不管是经济上还是精神上都更为独立。这样一来，女性不再为生活而结婚，从而减少了对男性以及婚姻的依赖性，使她们拥有了更多的自由选择权利。此外，由于受西方自由思想的影响，使得现代都市的女性更加注重自身素质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她们不愿意在自己最能打拼的`年纪就被婚姻和孩子束缚住。她们不再像传统女性那样，将照顾好家庭作为自己价值所在，而是更加注重自己的感受，选择一种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看到周围许多的朋友被家庭和孩子束缚住，不能干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就想自己不能现在就结婚，有照顾家庭和孩子的时间，我可以趁年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升职、旅游、锻炼身体等（销售人员，33，LH）。
（三）自身的主体地位得到了提高
由于受我国封建“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使得女性很难从压迫的环境中将自己解放出来，从而导致自己仍旧属于从属地位。但是，由于“剩女”这个群体大多数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较高的学历，所以她们对“男尊女卑”这种思想的抗拒性要远远高于普通女性。此外，经济资本的提高，也使得“剩女”摆脱了柔弱的女性形象，甚至还有一些女性颠覆了以男性权利为主导的体系，从而使得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虽然有一些“剩女”迫于家庭和社会的压力迫切地想要结婚，但是大多数“剩女”都是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并不为了结婚而结婚。她们凭借自己的努力，坚强、独立的生活，这种主导型的提升，也使得从属于男性客体的女性，变成了自己的主宰者。女生独立，并不代表我们是女汉子，没有女人味，而是想用自己的双手来养活自己，做一个独立的人。但是这也不代表我们不需要爱情，我们也相信爱情，所以更加相信一定会等到对的人（大学教师，32，LF）。
（四）感情至上的爱情观
德国的社会学家穆勒将婚姻的动机分为经济、子女以及感情动机这三类，这三类动机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发生变化。如经济动机常见于生产力水平较低的社会时期，那时候女性的生活没有保障，婚姻是其生存的首要选择。对于现代社会的“剩女”来说，由于其能够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所以，她们在选择配偶的时候，更多考虑的是感情，所以被称为感情动机。根据“剩女”的访谈，我们可以看出她们不结婚的一个首要的原因就是找不到有感觉的，所以就出现了宁缺毋滥的现象，这也反映了现代女性的自我觉醒。有许多人说我到现在不结婚是眼光太高，其实不是，我之所以努力赚钱，就是为了在以后遇到喜欢的人后不会因为物质方面的问题而错过。我只想找一个懂我的、能够彼此相互包容的伴侣（公司员工，35，ZD）。
三、对缓解“剩女”现象的几点思考
（一）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
由于长期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使得男性将“柔弱、依赖性强、缺乏主见、敏感”等划分为女性的特征；而将“勇敢、果断、独立”等划分为男性的特征。其实这些特征都是男性强加给女性的话语，也是由我们的传统文化塑造出来的。所以要想改变这一现状，最重要的就是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帮助女性建立起主体性意识，使她们掌握话语权，使女性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来决定自身的特征，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从而实现自我。
（二）“剩女”要正确定位自己的价值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女性解放也在逐步地进行，而要想实现真正的解放，最重要的是要推动女新的全面发展。在过去，女性将自己全部的人生放在了照顾家庭和孩子上，忽视了自己的感受，所以现在的“剩女”不只是将自己的价值完全放在家庭和孩子上，而是开始摆脱这一困境，对自己的价值进行了重新定位，使其能够在实现家庭价值的同时，重视社会价值的实现，赢得社会的尊重。此外，女性自身价值的实现，除了自身思想观念的改变和努力以外，还离不开社会上对“剩女”这个群体思想的转变，所以这就首先要求男人改变女人只需要相夫教子照顾好家庭、男人负责赚钱的传统观念；改变男高女低的婚配模式；以现代化的眼光去看待良性关系，为男女的发展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这样不仅能够帮助女性确定其人生价值，还能够解决“剩女”嫁困这一主要问题。
四、总结
虽然当今社会“剩女”现象日趋严重，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剩女”也想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爱。所以社会要以宽容、尊重的态度去对待“剩女”这个群体，因为作为“剩女”既是她们自身的因素所致，同时社会环境也对她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外，社会还要为“剩女”这个群里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从而塑造出一个和谐社会。
篇6：心理学现象分析及对策论文
一、面对地震的残酷使家长对孩子的疼爱方式进行改变
汶川地震，使家长看到了对生命的渴望和那些失去父母亲的孩子。在灾难的打击下，即使是爱也不能够让孩子和失去生命的父母重逢。由此观己，自己的孩子正在慢慢长大，作为父母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也是在不断的缩短。父母只有不断地满足孩子的欲望，让孩子在自己的天空下得到自己的所想。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满足学生的一系列渴求。现在的社会中大部分都是独生子，更是父母眼中的宝，父母对孩子的爱超出了一般的疼爱，让孩子一直是以自己为中心，慢慢地就使孩子养成了坏习惯。
二、物质生活不断改变，生活条件正在不断变好
可以说当今世界是物质的世界，现在的父母大部分是从60、70、80年代走过来的，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并比不上现如今的水平，作为家长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受到不必要的苦，并且想要孩子有好的生活保障，家长就对孩子进行不断地溺爱，让孩子在好的生活中生活，但是却忽略掉了培养孩子。面对汶川地震，作为父母都有深深的恐惧，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受苦，面对现状条件的不断转变才会过度地溺爱孩子。
三、在汶川地震之后家长把亲情看得最为重要
在汶川地震中，家长对孩子的爱，孩子对父母的依依不舍都体现出了浓浓的亲情。现如今家长经历过汶川地震那个可怕的灾难，在面对自己的孩子时，那种原本就够浓厚的亲情变得更加厚重，父母对孩子的爱也在由爱变为溺爱。为了让孩子过上好的生活、为了让孩子在好的环境中受到教育，为了让孩子在好的环境中成长，作为家长为自己的孩子安排好了一切，让孩子在安宁的环境中成长，免于在外界受到不必要的挫折。
在经历汶川地震之后，家长对孩子的爱慢慢地转变为溺爱，而且这种现象也是越来越严重。面对着社会对这一问题的思索，经过上述陈述我做出了一些自己的理解。面对灾难无论谁都会对自己的孩子展现出无限的爱。
篇7：心理学现象分析及对策论文
“养老”，中国人几千年来的传统家庭核心价值观，正渐渐地被“啃老”这一社会现象所颠覆。“啃老族”的出现，给个人、家庭、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因此，理性看待“啃老族”的出现，探明“啃老族”产生的原因，积极应对“啃老”问题就显得极为重要和迫切。我们应该减轻“啃老”给个人本身带来的不良影响，缓解“啃老”给家庭带来的一系列压力，让社会朝着更加和谐的方向发展。本文试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分析“啃老”现象。
1“啃老族”的现状分析
1.1关于“啃老族”的概念及现状
“啃老族”在我国是个新名词，近几年来备受关注，我国的很多学者都对其进行过研究，尤其是从事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的研究者。但是，“啃老族”这一称呼并不是在我国独有，美国和日本等国也存在严重的“啃老”问题。“啃老族”一词最早见于英国，他们把那些到了就业年龄却仍要父母供养的人叫做“NEET族”，是指NotinEducation，Employment，orTaining，翻译过来是“尼特族”，字面上是指义务教育结束后不升学、不就业、不参加职业培训的年轻人。在我国，“啃老”群体的年龄范围更加广泛，人数更多，根据中国老龄科研中心的调查数据表明，我国有65%以上的家庭存在“老养小”的现象，有30%左右的成年人被老年人供养着。豍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啃老族”群体的不断扩大，“啃老族”将会成为影响中国家庭生活的最主要的因素。
1.2“啃老族”带来的社会风险
“啃老族”有着美丽时尚的名称“尼特族”，但是，事实上它很糟糕，它给社会带来的风险是极高的。首先，“自食其力”的劳动美德受到冲击，不劳而获在这个群体中被认同，这会直接影响他们的价值观的形成。长此以往，我们的传统美德、传统文明的继承和发扬光大将会陷入被颠覆的危险境地。其次，造成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将一个孩子培养成人，需要耗费父母、学校、社会在其身上的资源投入。社会的运转需要人才的智力贡献，而这些人完成受教育之后主动退出劳动力市场，资源的投入被无情地浪费。最后，对“孝义”的消解。中国历来都是崇尚“孝悌之义”，提倡“老有所养”。今天，本该是家庭的顶梁柱的成人，却要依靠父母生活，完全违背了古训里的“孝”。
2“啃老族”出现的心理学分析
最早对中国当代“啃老族”的出现和生存状况进行关注的是中国的媒体，通过调查，他们总结了“啃老族”存在的六大人群：大学毕业生、离职者、“创业幻想型”青年、频繁跳槽无工作者、文化技能低下不愿工作者。或自愿或被迫，“啃老族”的出现都有着深层的心理根源。以下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2.1“啃老族”——“亲子一体”心理作用下的产物
中国有着区别于西方的家庭观。在西方，子女一旦成人便要脱离家庭自己奋斗；在中国，子女永远是父母“最贴心的小棉袄”，一家人之间在经济上和感情上的相互帮助和扶持又何必要分得清清楚楚。这就是中国人生活的观念。因此，让父母资助经济困难和家庭生活需要帮助的子女岂不是理所当然？
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就曾对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做过深入的研究，他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了“差序格局”这个概念，他认为中国人在处理己与群的关系时，就“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这种关系就“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豎中国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有远近之分，个人与自己关系最亲密的当属自己的家庭，尤其是自己的父母；而对父母而言，与自己关系最近的也就是自己的子女。
如此看来，亲情的重要正强化了“亲子一体”的心理，这种心理模糊了“亲”与“子”之间的责任与义务。父母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我的就是你的”，他们奋斗一辈子就是为了子女；子女最爱想的问题就是“不给我给谁”，他们心安理得地认为父母的一切都是属于他们的，父母在经济上支持他们是应该的。正是“亲子一体”心理的作用，“啃老族”啃得心安，父母被“啃”得情愿。
2.2“啃老族”——“精英情结”的牺牲品
精英，是社会地位、声望和财富的象征。中国的孔子就说过“学而优则仕”，在古代人们就把读书与仕途联系在了一起。多少人十年寒窗，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考取功名跻身上层社会，成为人中龙凤，这就是中国人的“精英情结”。而在当代，中国的父母们也是怀着一颗“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倾其所有培养子女读书，盼的就是子女以后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这种“精英情结”在中国的社会上打下了深深地烙印，而读书也由此变得功利化了。然而，随着高校这几年的连续扩招，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不再是精英教育了，而是已经步入了大众化的教育阶段。
现实改变了，但是人们的旧有观念却没有随之转变过来，“精英情结”滋生了种种心理误区，使“啃老族”失去了很多机会。具体表现在：(1)对薪酬期望甚高。“精英情结”使他们的自我期望值很高，他们依旧沉浸在“天之骄子”的赞美声中。这种情结自然而然地使他们将自己定位得过高了。有些父母跟子女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认为工资低的工作不值得去做。(2)不切实际追求地域、行业优势。“啃老族”中的很多人在求职过程中对大中城市偏好，在他们眼里，发达的大中城市遍地是黄金。这些不切实际的做法造成了地区和行业间人力资源配置的失衡。(3)轻视体力劳动。在他们看来，只有没有知识没有能力的人才会去从事那些的“蓝领”工作，是“精英”就应该干“白领”甚至“金领”的工作。由此可以看出，精英情结的作用下，多少人丢掉了本该属于自己的机遇，自然而然就业的空间就被自己限制在了很小的范围，“啃老族”成了“精英情结”的牺牲品。
2.3“啃老族”——角色转换失败的结果
在中国的家庭里，无论子女的生理年龄有多大，在父母的眼中他们永远都是孩子。“啃老族”习惯了一种单一的角色“长不大的孩子”，接受父母的资助，或向父母索取生活费用便显得理所应当了。
“啃老族”已经是成人，却没有完成个体向“社会人”的转化过程，没有形成独立的人格和个性，没有进入到真正应该扮演的社会角色中。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从主观上拉长心理合法延缓期，拒绝长大。“心理合法延缓期”是指允许还没有准备好承担义务的人有一段拖延时期，或者强迫某些人给与自己一些时间”豏。“啃老族”以自己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为借口，逃避就业的机会，他们总是期待“以后”。而有些父母也认为自己的孩子还没完全长大，他们总是抱着“再等等”的心态，使子女的“心理合法延缓期”真正得到许可和合法化，助长了他们“坐享其成”的想法，使他们缺少主观能动性、独立性、抗挫折的能力，无法适应当今社会的就业形势。(2)自我同一性混乱，丧失责任感。自我同一性是指个体在寻求自我的发展过程中，对自我的认识和对有关自我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诸如理想、职业、价值观、人生观等的思考和选择，能够对自己的过去经验、现在经历以及将来的预期进行整合。自我同一性混乱是自我同一性的另一个极端，在向“社会人”的转变过程中，“啃老族”面对的是过去经验和对将来预期的一种新的情境，往往还没来得及适从便要面临选择，常常被各种问题困惑而陷入混乱中。他们对自己也缺乏一个全面的认识，对自我的发展也缺乏考虑，他们崇尚“自我中心”主义，重视自我价值忽视社会价值，关注个人利益轻视国家集体利益，注重个人兴趣、需要的实现忽视社会需要。
3应对“啃老”问题的对策
“啃老”现象的存在和继续扩大化，对“啃老族”本身、家庭、社会都带来了沉重的影响。现在“啃老族”的出现已经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但是应该如何应对这个棘手的问题还有待探讨。通过上文的分析，下面提出几个应对“啃老”问题的策略。
3.1转变旧有的亲子观，明确亲子之间的责任与义务
作为父母，要从根本上转变旧有的亲子观念，就要及时切断与子女相连的“亲子一体”心理。父母必须狠下心来，给“啃老”的子女“断粮”，让其学会自食其力。此外，还要明确亲子间的责任与义务，子女必须负起赡养父母的责任与义务。面对“啃老”的子女，父母应该学会说“不”。
作为成年的子女，要从根本上转变旧有的亲子观，就要奉行中国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孝悌”精神，使父母“老有所养”。要从思想源头上上断绝依赖父母的想法，勇敢地面对应该承担的责任，独立地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困难。情感上可以索取父母的支持，但经济上必须学会独立。
3.2端正心态，树立正确的就业、择业观，克服精英情结带来的负面影响
“啃老族”的不断扩大，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失业群体，有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未就业先失业。如不摆脱“精英情结”，“啃老族”的就业、择业问题将难以解决。“啃老族”应该调整自己的心态，认清现在的就业形势。“啃老族”要端正自己的心态，把自己看成是社会中的普通一员，既不高人一等，也不逊人一筹，和其他人一样享有同样的权利。对自己的未来发展前景有个总体评估，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不计较工作地域的优劣，职业的贵贱，正确对待薪酬，一切以自身发展为定位，以对自己负责、对父母负责为出发点，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为最终目的。
3.3找准角色定位，明确家庭和社会责任
作为一个成年人，在家庭中和社会上都会扮演着一定的角色。在家庭里，“啃老族”是子女，也可能扮演既是子女也是父母的双重角色。对父母，他们要尽到赡养义务，对子女，他们要承担教养责任。因此，他们必须摆脱对父母的依赖心理，自主自觉承担家庭管理的责任，自强自立，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成功角色转换。在社会上，作为社会的一分子，需要承担不同的社会责任与义务。只有将自己的个人价值建立在社会价值的基础上，明确个人只有将自己融入社会中才能实现自我价值的升华，抛弃社会责任的人，社会也会将其弃之。“啃老族”只有真正离开“一桌一椅一电脑”的狭小自我封闭空间，承担起应该担负的社会角色，才能完成向“社会人”的转变，才能实现自我价值。
篇8：心理学现象分析及对策论文
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人们在尽享高科技所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承受着巨大的竞争压力。人们为了获取在事业上的成功，不惜以自己的健康甚至生命为代价。国家体改委专项调查，知识分子平均寿命仅为58岁，低于全国平均寿命10岁左右；上海社科院“知识分子健康调查”反映，北京知识分子寿命降5岁。研究显示，这些现象大多是由于现代人工作过度劳累而产生的亚健康引起的，更有甚者还出现猝死现象。20世纪80年代，日本学者将该种猝死现象命名为“过劳死”，并对其定义是：“由于过度的工作负担，大的心理压力，从而导致高血压等基础疾病恶化，进而引发脑血管病或者心血管病等急性循环器官障碍，从而使患者陷入死亡状态的一种社会医学现象。”[1]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过劳死”的发病率正在逐年增加。，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刘漪在google网和baidu网上搜索了从1990年至201月有媒体报道或有记载的“过劳死”个案，总共有102名之多。由此，不难看出“过劳死”现象已经成为危害现代人的一大生命隐患。从上述的定义中可以看出“过劳死”现象的产生在其生理原因背后还隐藏着一系列的心理学动因。因此，本文拟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对引发“过劳死”的动因作以分析，并找出解决问题的相关对策。
1．原因分析
1．1成就动机过高
从蒋筑英、陈逸飞等人的相关报道中可以看出，“过劳死”人群中的一个最大的相似点就是工作负担过重、劳动时间过长。超负荷的工作源自于他们对自身的严格要求。正如海波科技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凤兰所说：知识分子的成就动机很强，他们长期处于心理亢奋期。甚至晚上睡觉的时候脑袋‘开天窗’，眼睛闭着，脑袋仍旧在不停地运转。他们对于工作的概念远不是解决温饱，而是要抓住机会，成就一番事业，为了事业他们甚至愿意搭上性命。
心理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动机是人类行为的始发站，动机越高、需要越大，人们为之付出的努力也就越多。已有的“过劳死”案例大多是行业中的精英，他们将工作看作是成功与辉煌的载体，在较高动机的驱使下超时、超强工作而不惜透支自身的健康甚至生命。
1．2心理压力过大
巨大的心理压力也是“过劳死”现象产生的一大成因。心理学认为压力就是指个体在环境中受到种种刺激的影响而产生的一种紧张情绪。处于心理压力之下，个体的身体会经历一种从高亢奋状态到衰落状态的过程。早在1936年汉斯塞尔叶通过白鼠实验，发现身体对于各种不同应激环境的反映大体上是相同的：更高的血压、肌肉绷紧、瞳孔放大、激素分泌加速等等，如果身体保持这种亢奋状态的时间过长，免疫系统和身体器官将随之恶化；长此以往，身体会慢慢进入衰落状态，导致内分泌功能失调，使个体处于“抑制“状态，体力下降，并伴有抑郁情绪。长期的心理压力可以导致身心疾病的发生甚至引起“猝死”也就是“过劳死”的发生。
1．3严重的休闲缺失
日本中央大学劳动心理学教授齐滕良夫从37名“过劳死”研究中分析出，该类人群在生前常会出现：不断自诉疲惫、老抱怨工作不顺利、经常埋怨老板、经常表示要辞职、回到家中就懒得再活动、休假日外出也觉得负担、有做不完的工作、假日也忙碌不休息、晚上失眠睡不好。等等迹象可以看出这类人不但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而且严重缺乏休闲。造成休闲缺失的原因有多种，其中最主要是人们心理上对时间的扭曲认识而造成的“时间饥荒”。
时间可分为三个层次：宇宙时间、人类时间和现象学时间。宇宙时间是客观的，它是物理的、抽象的；人类时间是带有人类意义的时间，对我们的生活有规范作用，是与人类生存结构并存的一个纬度，它承载着历史的演进过程，例如我们用公元、世纪等来记录时间；现象学时间是指在纯粹意识中的感受，是相对于个体的当下情境而言的，它突破物理时间和人类时间的框架，是个体的内在心理时间。爱因斯坦对其相对论的精彩解释也是对现象学时间的生动描述：一个男人与美女对坐一小时，会觉得似乎只过了一分钟；但是如果让他坐在热火炉上一分钟，会觉得过了不止一小时。现象学的时间也被称为心理时间。
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对物理时间有了计量的方法，随着钟表的发明，这个小小的机械成了操纵人类活动的最权威的指挥棒。在工业社会中，泰勒制和福特制的出现，使时间成为衡量人工作的重要标准。在科技发达的后工业社会中，人们越来越觉得时间成为这个物质发达的世界中最匮乏的东西。人们吃的是“速食店”、行的是“高速路”；最常说的口头禅是“我忙”；政府提出的口号是“提速”；一切都在飞速运转的世界上正在闹着一场极为严重的“时间饥荒”。这并不是指真正物理意义上的时间而是人类对时间的心理扭曲认识。可以说，人们正在饱受着心理时间的压迫。这种压迫所造成的燥乱的心理状态使人们处于长期的焦虑和压抑之中。我们想从这种焦虑和压抑中挣脱出来，于是选择了努力工作——“干完这些工作我就休息”，然而工作是没完没了的。社会上出现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局面：不少人为了给自己赢得更多的休闲时间的同时，使自己变的更加忙碌了，生活就这样匆匆地擦肩而过了。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不由得西方的休闲学家发出这样的感叹：“真正意义上的休闲观念不仅已被我们的社会所遗忘，甚至今后也不再会有人能够理解了。”正是在对时间的心理扭曲认识之下而造成的休闲缺失，使现阶段的人类社会呈现出的没有宁静和闲适，有的是更多的焦躁与压抑，而这些也是危害身心健康、引发“过劳死”的重大隐患。
2．应对措施
虽然“过劳死”是危害现代人类的一大隐形杀手，然而它不是一蹴即就的。如果能够给予足够的重视、采取相应的措施，是可以有效避免的。
2．1个人的应对措施
首先，个人要对自身有一个正确的评价，树立明确的人生目标。每个人都有自身的优点和局限性，对自己有了正确的认识，可以有效地扬长避短，在工作当中获得自我实现的快感。这就避免了盲目跟随社会大潮流，将自己流放在激烈的竞争之中。
其次，要善于调节自我、保持轻松愉快的心情。现代心理学研究发现，烦恼、苦闷、焦虑会使人身体的血压和氧化作用降低，而愉快的心情则会改善整个新陈代谢。保持愉快的心情，有助于我们养成坚强、乐观、开朗、幽默的性格，保持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因此，调节自我、保持良好心情可以促进人类身体健康，保持精力充沛，是缓解疲劳的万能良药。
最后，要注意休息、学会休闲。革命导师列宁也曾说过：“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工作。”休闲不是工作、学习之后的补偿或者附属品，它是我们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可以为我们消除身体上的疲劳，缓解心灵的压力，以更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工作中去。
2．2社会应采取的措施
众所周知，人总是要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人类活动的最本质特点也体现在社会关系之上，社会责任、人际交往以及社会评价等问题都直接影响到个体的压力水平。因此，整个社会对于缓解成员压力、维护成员心理健康是责无旁贷的。大力倡导心理健康教育、鼓励各种心理健康设施的开展将会发挥重大作用。
1995年我国实行“双休”制以及近几年所推行的“带薪公假”使人们的闲暇时间多了起来。在时间“富裕”的同时，人们又面临着不知该如何消遣的困惑，以至于出现在闲暇时间也选择工作以消除“荒芜感”的现象。因此推广闲暇教育，使人们形成正确的闲暇观将会是重中之重。社区是现代人除工作单位之外所处的时间最长的地方，在社区中开展相应工作将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要着力促进社区文化建设，开展社区闲暇活动，通过活动不仅可以丰富人们的闲暇生活，而且可以借机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而和谐的人际关系本身也会起到缓解压力、舒畅心情的作用。
来自个人和社会的巨大的职业压力和由于对心理时间扭曲认识而导致的严重的休闲缺失是“过劳死”的内在心理学动因。因此，缓解心理压力、关爱心理健康、倡导闲暇教育应成为现代人势在必修的功课。
篇9：贾宝玉女性因素分析论文
贾宝玉女性因素分析论文
一、贾宝玉形象的选择
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根据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把书中人物与普通人的水平相比较的标准，将虚构文学作品分为五种基本模式:神话、浪漫故事、高模仿、低模仿、反讽。每一模式中的主人公形象就是区别于其他模式的标志。前三种模式中的主人公分别是神、英雄、领袖人物，后两种模式中的主人公则分别是普通人和能力、智力低于普通人的人。
按这一分类，《红楼梦》无疑应属于“低模仿”的，它的主人公贾宝玉在世俗生活中时，并不是神仙魔怪、帝王将相、剑侠刀客之类，而只是一位大家族的公子哥儿。如果把贾宝玉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金瓶梅》的主人公作一比较，更能看清《红楼梦》对主人公的选择是有特殊的创作取向与艺术追求的。
《西游记》由人间转向了神魔仙界，写了一个先造反后降魔的孙悟空，上天入地，西去东来，令人生“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是知天下极幻之事，乃极真之事;极幻之理，乃极真之理”的感叹。《金瓶梅》写了一个性善臀的西门庆，由宏大叙事、高雅题材走向了低俗的描写，意在收劝惩之效。这四大奇书，形成中国古典小说“山外青山楼外楼”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并耀的迷人景观。而《红楼梦》并未膛乎其后，而让它们专美于前。《红楼梦》写了一个大家族里的贾宝玉，既不能叱诧风云，也不是崛起草莽，前身为神瑛侍者，现世却是凡人一个。开卷第一回，作者借石头之口，否定对“无朝代年纪可考”与非“理治之书”的批评，就是反对宏大叙事、不取主流观念的态度。又批判流行的野史、风月笔墨与才子佳人等书，明显有另辟蹊径、不入“熟套”的自负。所谓“令世人换新眼目”，写“几个异样女子”，以及回前“使闺阁昭传”的话，都因为贾宝玉形象特征的确立，才成为可能。
试想，《红楼梦》若是把贾宝玉写成一身武功，它的意味就大大改变了。而今《红楼梦》中除柳湘莲、冯紫英略显好武、焦大经历过战场外，几乎不涉武事，全靠日常生活描写，弱男美女刻画，却有不下于《三国》、《水浒》、《西游》的艺术魅力。而如果作者把贾宝玉写成纵垮子弟、浪荡公子、恶少衙内，则《红楼梦》也就仅仅是《金瓶梅》的翻版，贾宝玉只是另一形象的西门庆。但贾宝玉有成为西门庆的条件，却终于不是西门庆。这也应该视为作者对饮食男女、日常生活的穿越性表达的结果，也是一种对艺术表达与艺术理解的独特追求所致。
总之，曹雪芹以贾宝玉为主人公，展开了一部“大旨谈情”的奇文佳构，避开了宏大的叙事题材与写作的滥俗套路，使我看到一种新型的人格，一种新的审美希望，对中华文化真可谓功德无量。其经典性的.体现与经典地位的确立，与贾宝玉形象的独特性密不可分。
二、贾宝玉形象的赋予
贾宝玉虽只是一个柔弱文静有女性气质的男孩，但其形象却是丰满、充实、光彩的，这是因为作者给他以鲜明的性格。
其一，他不喜读书上进，对科举考试之路不感兴趣，连摆出个“喜读书的样子来”都不肯。凡读书上进的人，他就起个名字叫“禄蠢”第十九回)。对科举考试必备的八股时文本领，他也“平素深恶此道”，认为“原非圣贤之制撰，焉能阐发圣贤之微奥，不过后人饵名钓禄之阶”。(第七十三回)他并非不聪明，平时也是杂学旁收的，但竟说“只除‘明明德’外无书”，都是前人“另出己意，混编纂出来的”。(第十九回)因此，“除《四书》之外，竟将别的书焚了”。(第三十六回)乍看起来是一位不愁衣食、不谙世事的少年的狂悖言行，却有着深刻的社会批判意义。作为曹雪芹着力刻划的主人公，其言行必然不是偶然出之、任意为之的。科举制度对士人的束缚与残害，八股文的呆板僵化与栓桔性灵，以《四书集注》为考试唯一根据形成的思想控制，不能不说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一大病疾。这一点，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会惊叹于雪芹批判之深刻与机智。童言无忌，还是狂言可恕，读者自有会心。
其二，不走仕途经济之路。贾宝玉并非仅仅是少年气盛，口出狂言，他对自己的行为，也有理性思考并见诸感情。第三十二回，湘云劝他，“你就不愿读书，去考举人进士的，也该常常的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世务，日后也有个朋友”。
这应该说是尊重宝玉不读书的愿望，转求其次的策略性意见，且又是平素交好的表兄妹，他竟然反唇相讥:“我这里仔细污了你知经济学问的!”宝钗也劝过一次，他也是“拿起脚来走了”。他明确宣布:“林妹妹说过这些混账话不曾?若她也说过这些混账话，我早和他生分了!”联系到第三十六回，宝钗劝他读书，他竟说“好好一个清净洁白的女儿，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一流。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言竖辞，原为导后世的须眉浊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这可就不是心生厌恶或出言不检，而是经过理性思考的。宝玉之为人，在对女孩子感情上是从不粗暴的，但对湘云、宝钗此时却如此言语，几乎危及他一贯坚持的闺阁女儿胜却须眉浊物的信条。可见他是以对待仕途经济的态度来判断是非、亲疏甚至决定爱情取舍的。
三结语
曹雪芹通过贾宝玉形象的塑造，不仅突破了雷同化的艺术表现，而且达到了对现实独特的艺术理解的高度。雪芹之思想、人格，能从宝玉形象的意义与作用中体现出来。《红楼梦》的艺术性高度，也能通过主人公贾宝玉的形象，显示出无愧于其经典地位的根据来。
篇10：校园霸凌的社会学分析论文
校园霸凌的社会学分析论文
[摘要]校园霸凌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是一种越轨行为。文化传递理论关注越轨学生在社会化过程中，遵从和越轨的社会事实对他们的影响；结构性紧张理论认为越轨学生因身处弱势群体而影响了学业成功，他们通过非常规手段争取别人的认同；社会控制理论认为施霸者与社会联系的纽带被弱化；标签理论解释越轨的标签是如何“烙印化”的；破窗理论认为校园霸凌长期存在是由于教育部门和司法部门对越轨者没有有效的制约措施所致。
[关键词]校园霸凌文化传递理论结构性紧张理论社会控制理论标签理论破窗理论
校园暴力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广义的校园暴力是发生在校园内的，由教师、在校学生或者校外人员针对他人身体和精神所实施的、违背社会规范的伤害行为。狭义的校园暴力是指发生在校园中的，由学生或校外人员针对在校学生身体和精神所实施的、违背社会规范的伤害行为。本文所论述的是学生之间的伤害行为，这种现象也叫校园霸凌。校园霸凌有多种形式，如肢体霸凌（肉体上的欺凌行为）、言语霸凌（取绰号、辱骂、嘲弄、恐吓）、社交霸凌（团体排挤、人际关系对立）、网络霸凌（以手机简讯、电子邮件、博客、BBS等媒介散播谣言、中伤等攻击行为）、性霸凌（以身体、性别、性征、性取向等作取笑或评论的行为，或是以性的方式施以身体上的侵犯）。
在我国，学生间的伤害事件也屡见不鲜。校园霸凌使受侵犯的学生们遭受财物损失外，还会对他们的身心健康产生更大的伤害，因此造成了不小的社会影响，引发了人们广泛的关注，[1]人们正力图揭示校园霸凌产生的缘由。这种越轨行为之所以发生并长期存在，主要原因是社会环境。我们应应该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来审视和剖析它。
一、文化传递理论的解释
社会文化塑造个体的行为模式，而个体的行为模式又反映着其接受并认同的文化特质。越轨像遵从一样，也是从个人生活的社会环境中习得的。失范的成人社会为孩子们提供了不良的参照群体。美国社会学家克劳沃德和奥林指出，虽然社会试图劝导人们遵从社会规范，但教导的内容并非总是一致的。父母、教师、教科书、宗教领袖、媒体以及其他社会化主体，有时传达出的不是遵从规范的态度。有时家长的教导与学校教育背道而驰，有时向孩子灌输只要遭遇欺侮就应以暴制暴的错误观念。有些教师口头规劝学生不要实施暴力，可自己有时却对学生予以谩骂、体罚。
美国社会学家萨瑟兰德认为，每个人都受到了遵从和越轨行为的双重影响。这些影响在个人的思想中展开斗争，哪个占了上风，哪个就会引导人们的行为。如果走向越轨的社会化强度超过走向遵从的社会化强度，就会变成越轨者。
二、结构性紧张理论的解释
美国社会学家默顿指出，当社会的文化与结构之间存在紧张或冲突时，越轨就可能发生。越轨行为是一种社会创造出来的行为，而不是越轨者一时病态冲动的结果。[2]所有社会系统都提出了作为普遍追求的某些目标和价值，如在学校中取得良好的学业成绩，拥有高的社会地位等，同时也明确指出了实现这些目标的、社会认可的手段，通过合法竞选获取职位等。但是在社会快速变化和社会不平等广泛存在的环境里，归属于某些群体的人可能很少或根本没有机会实现文化上的成功目标。
校园暴力的实施者主要是“问题少年”，他们的家庭多有不幸。或暴力不断，或父母离异，或家境贫寒，在此情况下，他们享受不到家庭的温暖和平安富足的生活，加上平时缺乏师长的引导、管教和同学的关怀、帮助，便常常处在违法犯罪的边缘。身处此群体中的人往往会对主流价值倡导的目标失去兴趣，或者失去通过合法途径达成目标的兴趣，或者同时失去二者。追求学业成就往往是学校实践中的唯一价值取向，获得好的学业成就就能赢得同侪的尊重，同时拥有令同侪羡慕的权力。“问题少年”因为无法实现校园文化上的成功目标，无法获得同侪的尊敬，他们会想方设法地去获取。
于是，他们会运用自身的“优势资源”（如身体高大强壮、父母权势、家庭经济条件优越、与强势者的亲密关系等），通过非常规的途径——霸凌，来获得班级或学校中的“社会高位”。并且还错误地认为对他人物质的占有、对他人的伤害，都是自我力量的彰显。
三、社会控制理论的解释
伊尔希强调，越轨是由个体与社会联系的纽带弱化所引起的。他指出，在我们大多数人起约束作用的四大关键社会纽带在越轨者那里典型地呈软弱状态。这些纽带包括，“附属”于其他遵从者——特别是父母和同辈；“奋斗目标”——投入时间和汗水为实现诸如上大学等目标；参与常规活动——以减少可能越轨的时间；
以及“信仰”——接受常规道德观念。许多校园暴力的实施者往往与父母关系紧张、学业上落后、与其“同病相怜”的.其他成员互动频繁、对许多社会道德法制观念不屑一顾。这些“失控者”结成群体、相互影响，形成一种与主流文化相冲突的违规型亚文化，他们为加入该群体的成员提供越轨行为的社会支持，与成人社会渐行渐远，社会的规范逐渐对他们失去控制。
四、标签理论的解释
有些在校学生被当成行为有问题的、麻烦制造者，他们被称为“坏孩子”、“学校霸王”等，这些标签大多是由同学、教师或其他社会成员非正式地帖上的。但被贴上这样标签的学生，不再被简单地当作普通人，而多少被当作正常社会之外的人。他们获得了一个不为学校、社会接受的“污名”[1]。一旦获得越轨者的污名，他们便不容易在其他人的面前表现正面形象。
被标签为越轨者的人常被社会拒斥和疏远，家长、教师、同学会减少对他们的支持和感情投入。社会的拒斥和疏远趋向于将被标签的个人进一步推向越轨生活。
被打上越轨者烙印的人，慢慢地开始接受越轨者角色，并据此构筑他们的全部生活。
五、破窗理论的解释
美国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琳根据心理学家津巴多的实验总结出，环境可以对一个人产生强烈的暗示性和诱导性。窗户玻璃被人打碎而没有立即修补并惩戒破坏者，就有更多的人受到暗示性纵容去打碎更多的玻璃，并将越轨行为升级。学校霸凌为何普遍并长期存在于各国学校中，校园霸凌被学校当作家丑一样，极力遮掩。如果一所学校承认校园霸凌的存在，难免会影响学校声望。由此种种原因，学校霸凌不容易被成人或“局外人”发现。另外，家长、学校管理者、教师等有时会对学生间的欺侮行为不够重视，或有意包庇，或没能及时制止并给予惩戒，或学校并没有被赋予任何的强制力，可以来有效地制裁、惩罚侵犯他人权利的学生。
如果学校对学生违纪事件简单地求助于行政处罚，滥用“劝退”、“勒令退学”等手段，只能将问题推向社会，这让教育部门感到束手无策。
从法制面来看，诸多霸凌行为不论是民事上或刑事上都已经构成了侵犯权利的行为，形式上的法律规范未必有明显的缺漏。但问题在于，这套法律规范不是现实校园中能够被援引的资源。原因很多，但大体上可以区分为两者：其一是传统社会认为法律只能是解决校园纷争中最后的工具，使用法律系统甚至将让学生背上“污名”，这样的观念反而让学生的权利更容易受到侵害。
其二是校园缺乏充足的资源和规范，能让受害者藉由司法体系捍卫权利。在校园中，受害者的揭发上告、同情者的见义勇为，都可能引来更大的报复。
小结
每一种社会学理论都只能解释部分校园霸凌行为，都有各自的盲区，如文化传递理论无法解释因一时冲动而对其他学生施予霸凌的行为，结构性紧张理论不能论证为什么有些弱势群体比其他弱势群体有较低的越轨行为，标签理论不能说明最初的越轨行为。即便如此，它们也的确为弄清扑朔迷离的社会现实提供了重要的洞察力。但是我们必须注意这一点，在校园霸凌中，那些被欺负、敲诈、勒索甚至身心受到严重伤害的学生，是我们能看得见的受害者，因而他们理应得到社会的关怀和帮助。而那些施暴的孩子同样也是受害者，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似乎比被暴力所伤的学生更应得到关怀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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