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单面煎荷包蛋”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7篇破解“三农”问题的重大举措，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破解“三农”问题的重大举措，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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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破解“三农”问题的重大举措
破解“三农”问题的重大举措
最近，我市从市、县两级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选派了431名优秀年轻干部，同省下派的32名干部一道，分赴本市463个相对落后的村驻村任职。这是市委根据省委的部署，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和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把科学的发展观运用于实践，为创新农村工作机制，破解“三农”问题而实施的一项重大举措。这一新举措，对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转变机关工作作风、锻炼培养年轻干部、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统筹城乡协调发展，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三农”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道难解之题，又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道必解之题。在改革开放26年的实践中，我国曾经历过象80年代初期那样，依靠体制改革和富民政策，从整体上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辉煌阶段；也曾涌现出象江苏华西村、浙江藤头村、北京韩村河村那样，以村级组织为核心，带领群众艰苦创业、敢为人先、勇闯新路，在局部提前实现富裕型小康的先进典范。从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解决“三农”问题，既需要在宏观政策层面上，切实加大支农力度，不断消除城乡二元化结构体制中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也需要在具体实践中，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充分发挥农村基层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两者紧密结合，“三农”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我市是一个农业大市，“三农”问题长期存在且错综复杂，现阶段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农村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部分乡村基层组织缺乏活力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仅靠“三农”自身的力量远远不够，必须借助于来自各方的强大合力；仅靠一般地改进工作方式方法已经不行，必须从工作机制上改革创新。这次市委选派干部驻村任职，目的就是要借助于这样一个载体，弥合城乡之间、上级机关与农村基层之间的工作断层，让越来越多的人才、资金、技术、信息和其它各种社会资源向农村聚集，形成全社会都来关注农村、关爱农业、关心农民的浓厚氛围，从而有效激活农村内在发展潜力，增强农村自我发展功能，开辟出一条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新路子。 按照市委的'要求，这次被选派驻村任职的干部，要围绕建好班子、带好班子、发展经济、完善机制、树好形象这一总体目标任务，按照高起点、高标准的要求，认真履行职责，扎实开展工作，努力开创工作新局面；要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加快实现思想观念和工作角色的转变，正确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努力当好解放思想、求真务实、艰苦奋斗、公道正派的表率；要在基层实践中加深对农村的了解，增进对农民的感情，经风雨、见世面、长才干，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和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我们坚信，有各级党委的正确领导，有社会各方的大力支持，有派出单位作坚强后盾，他们一定能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在农村广阔的天地间大显身手，大有作用。篇2：对于“三农”问题的几个重大判断
对于“三农”问题的几个重大判断
对于“三农”问题，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提出了不少解决思路。有的说“三农”问题是结构问题，与制度问题无关；有的说“三农”问题是一个经济问题，不要上升到政治高度；有的说“三农”问题，是农民自己的事情，与政府无关；还有的说“三农”问题在农外，说到底还是个工业问题。对于这些见解，孰是孰非。笔者想对此发表一点粗浅的意见。
一、“三农”是结构问题，还是制度问题
对于“三农”问题是制度问题，还是结构问题，目前主要有二方面的代表，一方面是政府经济学家，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及各个部委办、各级地方政府中从事经济研究工作的专家学者，简称“结构派”。他们主张“三农”问题是一个结构问题，是国民经济结构不合理导致的结果，与制度无关。如果说是制度的问题就是别有用心，是无限上岗上线，就是要从根本上否定现在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
另一方面是以非政府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者的观点，简称“制度派”。他们认为现在“三农”问题，说到是一个制度问题，既是过去制度造成的结果，也是现在“三农”问题难以根治的原因。制度既是“三农”问题的因，也是“三农”问题的果，其总的根源是制度。因此，他们主张，只有从根本上改革现行的不利于“三农”问题解决的制度，或者说抑制农业发展的制度，就能够解决“三农”问题。只从结构入手解决“三农”问题，是治标不治本。
笔者认为，二方面的意见都正确，又都不完全正确，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其实，“三农”问题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现在进入工业社会的国家都不同程度的经历过“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表现为一个结构问题。因为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恩格尔定律和凯恩斯定律就会自动起作用，“三农”问题就会随之出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三农”问题是一个结构问题。一是随着生产力发展，特别是二、三产业的发展凯恩斯定律和恩格尔定律会自动起作用。因为随着人们收入的增长，收入用于积累的份额增大，用于消费的份额下降，人们的边际消费倾向呈递减趋势，农业是消费资料生产部门，人们的消费需求的相对缩小就限制了农业效率的增长。因此，当人们的农产品消费基本满足以后，农业自动减效机制就会发生作用，农业效率的增长自动掉入凯恩斯定律和恩格尔定律设置的“陷阱”中，尽管产量不断增加，但是效率始终无法提高。二是随着产业结构的转换，农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将越来越少，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位置将越来越低。进入工业化中期以后，农业的增长速度要慢于其他产业，与其他产业相比，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相对降低，农业创造的财富就相对的减少。这使“三农”问题将更加突出。三是农业和农民对新增国民财富的作用越少，农民所能够从市场中分配的收入就越少，农业、农村、农民就会陷入希克斯年说的“贫穷恶性循环”。归纳起来就是以下五个方面表现为结构问题：①农业提供国民收入的速度跟不上非农产业提供国民收入的速度，使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下降，这是一个经济结构和收入结构的问题；②农民创造的财富不足以满足农民的可持续增收，并保证城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拉大，这是一个收入结构问题；③非农产业的发展无法为农业提供更多、更广阔的市场，使农产品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过剩，这是市场结构的问题；④非农产业的发展无法满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需要，这是劳动力结构问题；⑤农村的发展不仅缺乏资金，而且农业资源还不断的流向城市，这就势必导致城乡发展出现更严重的“马太效应”，这是城乡结构的问题。所以“三农”问题是一个结构问题，“结构派”是正确的。
“三农”问题也是一个制度问题。上述结构问题固然可以自然产生，但是对于我国来讲，还有一个人为的因素在里面，即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导致的。首先长期的非农化的`发展战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国“三农”问题之所以会有这么严重，问题积累这么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是长期的、超常化的非农化战略诱致的。非农化就是以城市为偏好的工业化，而工业化需要巨额资金和资源，筹集资金和资源成了工业化最大问题。在历史上，工业化的资金和资源筹集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西欧式的工业化道路，通过对外掠夺来为工业化筹集发展资金，如英国、法国、西班牙等西欧国家；另一条是外部资金注入，如台湾、韩国、日本等国家的工业化。但是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要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和制裁，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即要加速实现工业化。而建立工业体系需要大量的资金，历史上两种工业化的筹资渠道我国都不可能利用，只能通过国家内部解决。只能农业、农民、农村做出牺牲，即通过将农民的剩余用来作为工业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来源。因为在一定时期，“蛋糕”只有这么大，用在一个产业上的资金、资源多，用在其他产业上的资金、资源必定要少。非农化发展战略就是通过行政手段将有限的资金、资源用来加速发展工业。这一政策保证了工业发展的需要，但是农村、农业和农民却付出巨大的代价。据统计，1952年-1989年，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和农业税从农业中抽走近1万亿元资本，而国家支农资金仅3000亿元，净流失7000亿元。九十年代以来，国家仍然通过各种渠道收取和转移农业资源和农民剩余，据有关专家预测，每年大约1000亿元左右。其次长期的抑商政策。我国历史上就有重农抑商的传统，长期以来将农业视为“本”，将商业视为“末”，其实这种重农抑商的政策，最终也变成了抑农政策。建国以后，也不太注重商业态的培育，更严重的是将商业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来割，或者作为投机倒把来打击。在这个时期，由于全国实行的是统制经济，“三农”问题并没有独立的表现出来，而是被高压的行政手段所掩盖了。但是抑商所导致的“三农”问题，还是客观存在的。改革开放后，抑商政策仍然没有彻底根治，如继续打击投机到把，不允许私有粮商经营粮食、棉花等农产品等政策仍然在起作用，这些抑商政策后果立杆见影，过去所掩盖的“三农”问题就完全暴露出来了。长期抑商政策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市场中介组织成长不起来，缺少中介组织的农业，犹如一只断线的风筝，无法驾驭方向。不管是市场经济，还是统制经济，抑商就是抑农。目前非农化的制度安排既是“三农”问题得以维持的原因，更是今后“三农”问题严重的后果。现在还有如下制度诱致“三农”问题：①以小农为本位的农业经营制度阻碍了农业效益的进一步提高；②无法提供财产安全的农村财产制度抑制了农民财产积累的冲动；③以解决温饱问题为主要目标的农村地权制度不能适应发展现代农业和农村非农化的需要；④不合理、不规范的农村财税制度难以有效的形成新的激励，调动地方和农民的积极性，如财权、事权、人权分离的财税制度制约了地方政府的职能的发挥和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又如税费不清的农村税费征收制度削弱了农民发展后劲；⑤非农偏好的国家资源供给、分配制度导致了农村基础设施的供给不足，生产潜力下降，如投资主体错位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导致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不足，如严重非农偏好的国家资源分配制度削弱了农业发展的后劲。排斥、拒绝农民的农村信用制度抑制了农民的投资欲望；⑥弱保护、低覆盖、不完善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无法满足农业和农民市场化、国际化的需要；⑦匮乏、扭曲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无法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⑧“路径依赖”强和创新少的农村组织制度根本无法带领农民进入市场；⑨城乡分割、带有明显歧视性的户籍制度阻滞了农村剩余劳动转移和农村城市化；另外 “意识形态”浓的农业行政管理制度无法适应市场经济下农业宏观调控和农民服务的需要。所以“制度派”认为“三农”是一个制度问题也是正确的。
笔者认为我国的“三农”问题要从二个阶段来看。从历史来看，建国以来“三农”问题的产生主要是制度引致的，制度是根，结构是果，但是这中间，结构互动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就是说制度是主因，结构是辅因。这是我国特殊的经济战略所决定的。当然就是不推行这种非农化偏好的战略，结构的互动也会产生“三农”问题，只是时间会慢点、问题的程度会轻点而已。从目前的情形来看，“三农”问题主要表现为一个结构问题，制度主要体现为对解决结构问题的不适应性和产生未来“三农”问题、或者加剧“三农”问题的严重性。在目前制度和结构就成了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二者共同作用，使“三农”问题越来越严重。
二、“三农”是政治问题，还是经济问题 K fg +J t T ] =~B3“&YZ e h3--德育论文|WEx??T [ l?I oTF Ny. ` -i#
”三农“问题指农业、农民、农村的问题，即农民增收难，农业比较效益低，农村市场难以启动，农村贫穷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是农业经济不发达，农业创造的财富不多而引致的，如农民素质不高；农业科技不发达；农村资本与劳动力、土地的结合程度不高；农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分工程度、社会化程度和组织化程度都相当低，等等。生产力水平不高是”三农“问题的总根源。所以说到底，”三农“问题是一个经济方面的问题。但是”三农“问题又不仅仅是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农村繁荣这么一个纯粹的经济的问题，还是一个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现在有些人将”三农“问题归结为经济问题，也有些人认为”三农“问题主要是政治问题。这都比较片面。其实，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是不分家的，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就将经济学定为政治经济学，只是以后的西方经济学家，强行将经济与政治分开，想研究纯粹的经济问题。我国对”三农“问题的诸多争论也是受这些经济思想的影响而产生的。笔者认为经济问题不仅本身就是政治问题，而且经济问题还会产生许多政治问题。”三农“问题尤其是如此。由于”三农“问题的经济性是有目共睹的，在此只谈一谈我国”三农“问题的政治性。论文对于“三农”问题的几个重大判断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三农“问题关系到农村能否稳定，关系到农民是否会支持拥护党和政府的领导。古人说，”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仓廪实而后知礼仪“。如果现在我国的”三农“问题继续向坏的方面发展，还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农民为了生存，怎么还顾得上礼仪和荣辱呢，怎么会不揭竿而起呢。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无不是农民无法生存，发展无望下的总爆发。
”三农“问题不仅关系到农民的经济地位能否提高，而且还关系到农民的政治地位能否提高，关系能否缩小城乡差距、工农差距、体脑差距。如果农民不能在国家政治社会经济中取得平等的发展权、资源的分配权，就难以争取到平等的生存、发展权和致富权，就无法摆脱弱势的经济地位，经济地位的势弱只可能导致政治地位的弱势。九亿农民在国家政治经济中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的弱势，整个社会就处在一个不稳定的均衡状态，这个不稳定的均衡是难以通过强制力量来长期维持的。迟早都有一天会倾斜的。
”三农“问题还关系农村能否培养民主的氛围，推进农村民主化进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三农“问题这个经济基础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其他的各种上层建筑的建设问题就难以提上议事日程，特别是难以推动农村民主化。反过来，没有民主化又会进一步影响”三农“问题的解决。因为农民无法利用民主的渠道反映自己的需求，无法利用民主的方式来为保护自己的利益，维护自己的权利。更重要的是民主渠道是农民理顺情绪的机制，是广开言路的重要方式，是沟通党和政府与农民之间的桥梁。现在农民之所有会成为弱势群体，之所以农民怨气较多，就是因为农民缺乏民主化的机制反映自己的需求，表达自己的意愿，缺乏民主化的方式来释放怨气、愤懑，一旦这些怨气累积到一定的程度，一旦这些愤懑被某些不怀好意的人或者集团利用，就是导致社会的动荡和混乱。”三农“问题不解决，农村的民主化就是一名空话，而没有民主化的渠道来逐渐释放农民的怨气、愤懑，缓冲基层政府与农民的紧张关系，就会酝酿出较大的政治问题。所以”三农“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很现实、很紧迫的政治问题，必须从政治的高度来综合解决。
”三农“问题关系到改革开放成果的巩固，新的改革能否深化。”三农“问题首先是一个改革的路线和方向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率先在农村打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被认为是经济体制转轨最成功的典型。如果这个成功的典型竟然连”三农“问题都不能解决或者缓解，就会使人怀疑，改革方向的正确性，党的改革路线的正确性，甚至可能会使改革开倒车。其次”三农“问题的解决速度和解决方式决定市场化改革的速度。如果农村危机进一步加大，”三农“问题得不到缓解，它就会全面减缓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甚至会使多年的改革成果功亏一篑。根据”水桶原理“，木桶装水的容积取决于最短一块木头的长度。经济体制改革作为一个整体，是相互配套、相互依存的，如果农村的改革发展受阻，则整个体制改革就会受阻，进而影响改革的速度。第三，”三农“问题解决得不好将会增加改革的难度。如果”三农“进一步加重，就会使国民经济发展失衡，从而减缓整个经济的发展速度，进而增加改革的难度特别。最后，”三农“问题解决的成本决定了全国经济体制改革成本。如果”三农“问题继续累积起来，将会增加”三农“问题的成本，一旦改革成本超过了改革收益，将会增加全国经济改革的成本，甚至可能会使改革方向逆转，使经济体制改革因噎废食。所以”三农“问题的解决的效果、解决的时机、解决的成本将直接关系到改革的方向，关系到改革效率和改革的成败。这是对党和政府改革总路线的一个考验。
篇3：农业现代是解决“三农”问题重要举措
农业现代是解决“三农”问题重要举措
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距的一项重要举措，更是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项重大任务。然而，要完成此项任务，必须充分认识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农业现状，必须顺应世界农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发展趋势，必须充分考虑我国农业现代化新阶段所遇到的主要障碍和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着力做好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建立专业化的农业分工模式和保护农业耕地质量等工作。
一、建立规模化的农业经营模式，实现农业经营体制的突破
现行的农业经营体制是建立在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的经营基础之上的小规模经营方式，这种农业生产的小规模分户经营模式存改革初期确实起到了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民增收的积极作用。但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这种小规模的农业经营体制与现代农业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一家一户小规模的经营模式不仅从客观上阻断了农业产业链的有效连接，使农业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处于一种封闭的、分散的生产状态，从而降低了农业生产效率，抑制了农业增收潜力，而且还阻碍农村土地的适度规模化流转，使目前的农业生产工具仍处于一种人畜犁耕的原始状态，迟缓了农业机械化的研发与推广；使农业生产技术仍停留在农产品总量的增加和化学肥料与高残留农药的使用上，阻碍了优质化、无公害化生产技术的使用与研发；使农村土地的价值仍处于一种单一的、原始的农产品产出效益上，而无法通过交易扩大农业再生产并从其中获取更多利润的资本。因此，建立适度规模的农业经营模式是未来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适度规模的'农业经营模式是以农户承包的土地作股份，在农户自愿的基础上实行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的规模化经营，即每个农户所投入股份的多少都是自愿的而非强制，而且按每个农户所投的股份的多少来分配农业收入。这种规模经营不仅有利于农业产业链的有效连接，而且也有利于避免生产和投入的盲目性，最大限度地降低农业成本，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当然，适度规模化经营不是要动摇和改变现有农村家庭联产承包体制的基础，剥夺农民的农村土地承包权益，而是要通过这种适度的规模化经营，最大限度地解决好小规模、分散化家庭承包经营条件下的小生产与大市场间的矛盾，避免因农户分户经营所带来的生产上的盲目性和产品产业结构上的趋同性所造成的农民利益损失。
二、建立专业化的农业分工模式，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的突破
农业生产成本过高是导致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缓慢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导致农业成本过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农业专业化分工的缺乏，应该说在农村绝大多数地方还没有专业化分丁的概念。现实的情况是一个家庭独自承担。这种缺乏农业分工的经营模式，一方面增大了农业劳动者的市场风险，由于目前大多数农民既是生产者，又是销售者，几乎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应付激烈的市场竞争，而且不少农民文化素质低，很难准确的判断瞬息万变的市场信息，因此，大多数农民在激烈市场竞争中，面临不法商人和利益集团的欺诈与盘剥，总是处于弱势地位；另一方面增大了农业生产者的农业风险，由于缺乏专业化识别能力，农户很可能在购买种子、化肥和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时上当受骗，遭受惨重损失，在农业品种和产业结构上，因缺乏专业化的市场调查和专业化信息分析，容易盲目模仿而造成农业品种和产业结构的雷同，导致农业产品的积压或腐烂，出现增产不增收，甚至减收的尴尬局面。因此，建立专业化的农业分工经营模式必将成为未来农业发展的长期目标。
农业专业化分工的模式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区域的专业化模式、部门的专业化模式和作业的专业化模式。
（一）区域专业化模式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一户一品”“一村一品”或“一乡一品”。从宏观层面上就是要建成田院、村组和乡镇等专业化的种植业、养殖业、水产业、果、林、蔬菜和花卉；从微观层面就是要形成规模化的、单一品种的种植f养殖1场所和集散地。这样既便于生产的管理与技术的指导，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和管理环节上的失误，从而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业收入；又便于销售，这样不仅最大限度节省了销售环节成本，而且有利于形成规模效应，从而达到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的目的，使农产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二）部门的专业化就是通过农业分工在农村逐步形成相对独立的农业生产管理、农业技术推广与使用、农产品销售、运输、加工和仓储、农资产品供应、农业贷款融资和农业保险等部门，彻底改变传统的农村经营模式和经营理念，以企业化的管理方式，将农业经营由过去的一个生产单元（家庭或家庭成员1单独完成，变为多个生产单元分1：合作，形成专业化的农业生产企业和农业产业工人。这不仅有利于提高农村劳动生产力，降低农业生产成本，规避农业风险，而且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安置和转移。
（三）作业的专业化，就是从种（苗）培育，到具体生产环节管理，最后到收割，这所有的生产环节不再是由一个家庭或者一个生产单位全部承担完成，而每一个家庭或者一个生产单位只是承担其中某一个生产环节。如形成专业的粮、棉、油种（苗）培育专业户。这样既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又转移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了农业劳动者生产效率。更主要的是通过专业化的管理，降低了农业风险，减少了盲目的农业投入。
三、保护农业耕地质量
耕地资源的地力调查、质量评价、分等定级，地力与施肥效益的长期监测、农田环境的监测和评价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均属农业公益服务而且都需要财政的大力支持。因此，政府应提供专项资金，确保耕地生产能力稳步提高，遏止土壤肥力递减，再针对不同作物、不同区域建立长期定位监澜点的基础上采取措施来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
1搞好农田地力调查和评价，加强基本农田保护。根据《全国耕地类型区、耕地地力等级划分》标准，地力调查质量评价和分等定级是一项技术性强、劳动量大、任务十分繁重的工作。没有足够的资金保障，工作无法开展，特别是这些调查取样、评价定级等基础性工作，没有直接经济效益，农民无法完成，只能靠政府投入。
2.建立地力、肥效检测网点，指导农民科学施肥。部分地区地形复杂，农田地力差异大，而且随着有机肥施用量的相对减少，片面施用化肥造成土壤退化，土壤保墒蓄水能力降低，有的地方土壤富营养化，严重的形成次生盐渍化；有的地方出现土壤养分新的不平衡与缺素，土壤有效钾、微量元素含量下降。无论从规律还是从现实上看，都要建立地力监测点，了解土壤基本情况，开展土壤肥料调查，有针对性地指导农民科学施肥，减少肥料资源浪费，防止土壤退化。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3.搞好农田环境污染监测，提高耕地质量。由于盲目施肥，片面追求产量，为农业标准化生产带来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环境污染。由于地下水、地表水富营养化，特别是地下水硝态氮含量超标，污染了地下水源，使用的肥料含有重金属、三氯乙醛、游离酸等有害成分，对土壤造成污染；二是降低农产品品质。过量施用氮肥使产品中硝酸盐大量增加，硝酸盐转化为亚硝酸盐后成致癌物质，严重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另外，养分不平衡及盲目大量施肥改变了作物生理生化过程，产品中的糖分、维生素、氨基酸等营养成分降低，影响了产品质量，所以十分有必要启动对农田环境的监测。
（作者单位：157100黑龙江省海林市海林镇政府经管中心、海林市经管总站）
篇4：抓住最好时机破解“三农”难题
一、目前是中国农村发展环境最好的时期
“春江水暖鸭先知”。作为一名基层干部，深感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环境是迄今为止最好的时期。从政策层面上，有了一个很好的政策环境，从舆论氛围上，创造了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中央1号文件专门就农民增收问题下发文件，是历年来力度最大、反响最强烈的文件。广大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把中央1号文件誉为当前“三农”问题的“百科全书”、农民致富的“冲锋舟”，为之拍手叫好。
目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心系“三农”，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积极谏言献策，专家学者提出了很好的建议良言，各级干部也在大声呼吁，基层干部按照政策要求，在实际工作中正开始热火朝天的贯彻执行。但是许多基层干部，有个共同的感受是中央1号文件出台前大家千呼万唤，出台后又猛然不知如何下手抓落实，这反映出基层干部在做农村工作中如何科学理解领会中央精神、如何积极主动地落实中央决策等方面还存在一些差距。但大家也感觉到，有两对矛盾需从政策层面解决。一是“三农”政策与各级基层落实之间的矛盾；二是“三农”问题的研究与实践之间的矛盾。这两对矛盾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会存在。因此，在政策的制订上，必须体现高效率、低成本、易操作；在抓落实上，必须是“横到边，竖到底”，不留死角。学者和研究机构既要有使命感，又要切忌片面性、理想化。实践者既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又要防止盲从和畏难情绪。
二、“三农”问题必须拆分细化逐项解决
“三农”是一个集合概念，它是农村、农业、农民的合称。农村是一个大概念，农业是一个产业，农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一个弱势群体。农民问题是“三农”的核心，解决农民贫困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正如一位学者所言，“三农”问题急不得、慢不得。因其是历史造成，并在历次体制变动中不断积累起来，不可能一蹴而就。市场经济的实践也证明，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科学、理性，从最关键、最薄弱的环节和瓶颈入手,拆分细化，逐项解决。
三、解决农村问题要三管齐下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出台了农村三项政策，即土地二轮承包期限三十年不变、减轻农民负担和粮食保护价收购政策。当前解决农村问题应该从三方面入手：
第一，当前应该急速出台土地“永佃”，使用权继承、抵押、转让的土地政策，建立一个能使土地迅速流转的平台，如建立农村政策性银行，赋予其经营货币和经营土地的职能。
第二，加大财政对农村的支持力度。改革开放二十年，仅城市建设用地一项，城市就从农村拿走增值的2万亿。
1979--1994年的间实行农副产品剪刀差，农村就向城市贡献15000亿。目前，占全国70％的农村人口金融资产不足30％，城乡差距越拉越大，现在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与城市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之比为1：4，这是建国以来差距最大的时期。因此，政府对农村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必须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支持力度。建议每年全国人大的例会审议财政预决算报告时，专题审议财政支持农村预决算执行情况。各级人大例会也照此执行，使财政支持农业制度化、法制化，不再因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领导人的更迭而变化。力争在近年内将财政支持农业资金量由现在的占年度财政收入10％左右提高到16％左右，达到发展中国家的中上等水平。
第三，建立有效的农村管理体制。建立有效的农村管理体制不仅是政治的需要，也是经济的需要。现有的农村管理体制特别是乡镇已不适应当前农村的发展，乡镇政府被赋予越来越多的义务，官僚主义、机构膨胀、收费欲望强烈，因此必须重新构筑乡镇治理机制。现在有一种建议，撤销乡镇政府，从基层的实践来看，这种建议不现实。目前我国现阶段城乡二元结构和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突出，城乡人口比例4：6，城乡收入比例4：1；农村劳动力就业和社会稳定压力大。加之我国地理条件复杂，农村防灾、抗灾和救灾能力脆弱，防灾抗灾任务繁重。需要有强有力的政权机器和政治动员能力，需要基层政府行使职能保护产权、维护法治、维护市场秩序、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乡镇治理机制如何设计？中央党校曾业松教授提出的“建立乡镇村一体的自治行政体系”的构想，很符合农村实际，就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按照地方行政自治的思路和原则，使行政体制和自治体制结合起来，使乡镇政府具备更多的民意基础和责任意识。
四、解决农业问题要充分考虑产业规律
正确认识农业是一项产业。以工业理念指导农业的确是不少地方的实践，但目前一些地方还停留在微观层面，还没有从宏观上将农业作为一项产业来对待，从产业政策上来研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农村更应该把农业作为一项产业来对待，这个产业不管是弱势产业还是强势产业，还是传统农业状态下的小农产业，它毕竟是一个产业。大部分国家，特别像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都是从农业起步的。我们应在认识上树立农业是一个产业的概念，从产业政策和市场经济规律角度来研究农业。
正确认识国家农业直补政策。目前正在实施的国家对农业的直补政策，是对农民“多予”的一个直接体现，受到了农民的普遍欢迎。但这只能是暂时性的措施，从长远考虑，应该研究直补资金效益最大化的问题。目前国家从总量上拿出了一大笔钱，但具体到每个农民头上，补助效益如何，值得深思。农民一亩地国家补上十几元，农民也很高兴，一家三四亩地得几十元补助，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解决不了多少问题。许多农民急需解决的问题反而没有能力和资金来解决，比如灌溉用的塘湖堰渠的修缮，农资市场的假冒伪劣整顿与治理等等，若政府在这方面对农业产业扶持就大有作为。
发展农业应加大对农业的支持。重点支持与农村居民生活和农业生产紧密联系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基本农田的治理和保护、旱涝保收田的建设、蓄水和灌溉工程、防洪除涝工程、机耕道路的修建、优良品种的繁育和推广，再如建立质量检测体系、质量评估体系和品牌保护体系，在注册、保护和申报农业产品等方面出台一些政策。这些资金补助和政策性支持并不是对哪一种产品进行的，而是对整个产业进行补助。
发展农业应走产业化的道路。只有走产业化的道路，才能够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才能够解决全国2.3亿户农民分散经营的.问题。通过产业化把农民组织起来，适应和参与市场经济，才能使我国农产品“优的多起来，多的优起来”，产业的“蜂窝型”才能“板块化”。在过去我们对于产业化存在两个误区：一是用行政手段干预和干涉的形式来发展产业化；二是把产业化限定为农特产品的经营，忽视了对大宗农业产品的发展。所以，必须走出这两个误区。
首先应考虑传统的优质农产品，比如各地都有自己的区域性特产，这些产品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能够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都是被广大农民所接受的，适合当地农民种植习惯的，也是后来推广发展成本最低的产品。所以，应从传统优良产品入手，走产业化的道路。
其次，对于已经形成的、具有比较经济优势的优良产品，迅速整合成产业化发展的模式。比如说山东的蔬菜、沿海的渔业，河南优质专用小麦等优特质产品。
其三，农业产业化不能忽视大宗农产品的产业化，比如小麦、水稻、棉花、大豆等的产业化，应迅速用政策催生一部分龙头产业。同时，农业产业化要走农业工业化的道路。现在很多人认为工业化只存在于城镇，而且普遍认为乡镇企业已经垮掉了，工业化道路没法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新时期农村工业化的道路怎么走呢？有三条路径：做大做强现有的乡镇企业；大力发展农副产品的加工项目；从提升传统农业入手，走劳动密集型、资源转化型的工商业。如果在农村也搞高科技，这是一个指导性的误区。应着力发展一头在田间，一头在工厂，产品进商场的产业，特别是千家万户都能上的工业产业。
五、解决农民问题关键要解决好城乡统筹
当前城乡统筹亟待解决的是农民绝对贫困问题，农民的市民待遇是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重要的入手处，出路就是要加大农民市民化的福利建设，这也是城乡统筹的必然要求。城乡统筹问题解决得差不多了，农民贫困的体制性障碍也就清除了。
第一，建立农村低保体系。农村低保主要解决农村贫困人口和鳏寡孤独问题。过去民政部门有一个优抚政策，就是对五保户和鳏寡孤独赡养。当时的资金来源是国家补一部分，以群众自筹为主，现在来看这种形式已经很难实施，原因是我们对农民的政策是多予、少取、放活，农村税费改革的政策实施以后，这一部分的统筹就没有了。从我国目前的资金规模和农民的参保意识上，建立低保体系还存在一些困难，但一笔帐算下来，基本条件还是具备的。据统计，全国农村贫困人口3000万左右，如果按照每年每人800－1000块钱的低保额标准，每年需要300个亿。农牧业税每年是280亿左右，农业特产税80亿左右，如果加上各级民政部门配套的对鳏寡孤独的救济金这一部分，然后再从中央财政每年预算用于农村扶贫的80个亿中拿出一部分（用于农村鳏寡孤独集中供养设施建设和供给），这部分资金即使不够，也相差不了太多。这样既解决了农村的绝对贫困问题，平衡了农民之间的贫富差别，又稳定了农村，也体现了党的政策的优越性；既从制度上使农民和市民都能平等的享受低保，又不增加中央财政的支出。
第二，建立农村养老体系。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农民占总人口的74％，其中，60岁以上的有7285万人。这部分人的养老问题不解决，农村很多问题都解决不了，比如计划生育问题，农村家庭的规模虽然逐渐变小，完全核心户不断增多，理论上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但由于养老仍以家庭为主，影响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农民的迁徙。农村若建立像城市一样的养老体系，可以参照城市筹措资金的方式来进行。有个人部分，有集体部分，以及中央政府的补助。从操作层面上可以从以下几个渠道解决资金的问题。一是可以将7285万60岁以上老人承包的责任田的使用权的若干年抵押给政策性银行（政策性银行既经营货币又经营土地），获取社保资金。如果使用权按抵押，每年使用费按300元计算，可以一次筹集近4000亿；二是将粮食直补资金和各级承担的粮食风险基金打入个人养老帐户；三是个人缴纳。四是集体收益和社会筹集部分。
第三，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目前，农村合作医疗开展的有声有色，国家应该把它制度化、规范化。在解决了低保和养老问题后，农村合作医疗可以考虑自筹资金，国家适当补助的方式。
六、成立政策性银行为农村金融输血，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资本金
目前农村的金融现状是既贫血又失血。邮政储蓄拿掉农村发展资金的一部分，四大商业银行拿掉农村的一部分资金，近年来从农村拿走的资金基本上都没有用到农村这一块，从而使农村发展资金极端匮乏。农民想拿到发展资金，贷款的成本要占到25％左右，即使是这样的贷款还很难拿到。报表上看县域存贷比在70％左右，仔细分析可以看出贷款构成，有人民公社时期转存到乡村的、乡村集体发生的债务、农业发展银行向粮食供销的政策性贷款，新发生、能够发挥效益的贷款量少得可怜。所以，建议金融体制改革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成立农村政策性银行。改变农业发展银行目前的职能，把农业发展银行改为农村政策性银行，农村发展银行过去是围绕着粮、棉、油的购销而设立的银行，对这种银行进行改造，并把农业银行过去承担的扶贫资金、贴息资金划归农村政策性银行，把现有的各部门支持农业的资金归口到农业政策性银行当中。（2）农业政策性银行可以收购或者划拨现在农行下面的营业所，把它作为自己的分支机构。（3）农业政策性银行应当兼有经营农村土地的职能，实现土地的流转，把土地盘活。现在有很多人提倡实行土地私有化，目前条件还不具备。但可以将农民土地使用权实行继承、转让、抵押等，这需要建立一个中介组织，这个中介组织由农业政策性银行来担任，来行使这个职能。在这方面，可以借鉴国家开发银行的做法，只给资本金，给政策，不给它贴息，让它自己来进行运作。（4）加大农村信用社的改革，理顺产权关系，允许集团资本进入农村信用社，允许民间资金参股信用社，扩大规模，增加实力，使之真正成为农民的银行。（5）放开农村的金融市场，允许兴建合作金融组织。我国2.3亿户农民，仅仅靠一家农村信用社来解决农村的金融问题是不现实的。应该允许民间金融组织的存在。（6）加强金融监管，成立金融组织保险公司，防范金融风险。
篇5：加快“三化”进程破解“三农”难题
加快“三化”进程破解“三农”难题 -论文
农民增收难，主要难在粮食主产区，要解决这一难题，就必须科学的、实事求是地分析农民增收的难点和制约因素，抓住主要矛盾，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有诸多原因，归纳起来主要表现为三大矛盾：从宏观上讲，主要是农业集约化生产与家庭承包经营之间的矛盾。20多年前实行的土地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充分调动了农民积极性，有效推动了当时农村经济的发展，功不可没。但是，随着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这种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生产方式，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化农业要求规模化大生产，而家庭联产承包制决定了，不可能实行规模化生产。“席地经营”不可能获得农业效益的高额回报。从中观上讲，主要是农业人口的过剩与城镇化发展的滞后之间的矛盾。在农村普遍缺乏资金流动、信息流动和实物流动密切结合的.小城镇，政府对农业基础设施投入相对不足，农业融资能力差，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滞后，导致农民就业不充分。从微观上讲，主要是农民综合素质与现代农业要求之间的矛盾。农民缺乏技术、缺乏信息、缺乏资金，造成与市场、与科技、与城市、与非农产业等方面的脱节，难以适应发展现代农业的要求。只有着力化解这“三大矛盾”，才能有效解决“三农”问题，才能真正实现农民增收、财政增长、就业增加的“三增”目标。近年来，我们针对“三大矛盾”，紧紧立足区情，积极探索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路子，大力实施农业集约化、农村工业化、农民非农化，延长和拓展农业产业链条，有效的提高了农业综合效益，增加了农民收入。
一、把优势农产品做大，加快农业集约化，发挥土地最大效益。把优势农产品做大，是提高农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突破口。我们在稳定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前提下，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加大农业结构调整力度，把农业产业调优、调强、调出特色、调出规模。针对台儿庄区地多、水多、饲草多的资源优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积极推进优势农产品区域化布局，在规范土地流转的基础上，打破行政区划界限，构建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在具体工作中，一是以农业结构调整“万户示范工程”为抓手，以示范带动调整。农民是农业结构调整的主体，既是调整的受益者，又是风险承担者。为解决农民怕担风险不愿调、缺乏信息、技术不会调的问题，4月以来，我们在全区农村实施了农业结构调整“万户示范工程”，通过三年的努力，现已发展年收入一万元以上的各类示范户2.3万户，形成“一户带多户，多户带全村，多村成基地”的发展格局，极大地调动了农民调整的积极性，促进了主导产业的规模扩张。二是以搞活农产品流通为重点，靠营销拉动调整。全区农产品市场已发展到60多家，南洛蔬菜、泥沟蘑菇、张庄林果、马庄大牲畜、孟庄水产品等专业批发市场规模不断扩大，辐射面明显增强。我们还积极开拓外埠市场，加快建设销地市场。目前，我区已有3个企业列入第二批北京市实施“场地挂钩”生产基地，有3个品牌的农产品获得进京销售资格。我们积极依托这些企业和名牌产品，促进农产品销售。三是实施农产品优质工程，发展品牌农业。我们牢固树立“以质取胜、以质增效”的观念，从源头上把好农产品质量关，把农业生产的全过程纳入标准化生产的轨道。无公害大米试种成功并通过了国家农业部检测，成为全省第一个无公害粮食产品，亩增收200多元；秋西瓜标准化生产技术被国家质检局认可，并在全国推广。先后有6种农产品通过了无公害产品或绿色食品认证。我们围绕这些产品，加快基地建设。建成了邳庄镇标准化生产示范镇和4万亩无公害水稻、水田藕基地，2万吨无公害食用菌生产基地，1万亩无公害秋西瓜、甜桃生产基地，全区无公害基地面积达到8万亩。
二是把龙头企业做强，加快农村工业化，健全农业产业体系。农业作为一个完整的产业，应当是生产、加工、流通紧密联结在一起，而不仅仅是农产品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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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树立从“田头到餐桌”的农业产业观念，健全农业产业体系。我们按照“建大龙头、带大基地、兴大产业、占大市场”的思路，坚持用工业理念谋划农业，大力发展产业链式龙头企业，实现农工商一体化。近年来，我们依托主导产业，培植了150多家农产品加工、销售企业。初步形成了以超越、翔宇两个玉米淀粉公司为龙头的玉米深加工产业链，全区达到20万吨淀粉加工能力，年可加工玉米18万吨，使全区15万亩玉米全部实现加工增值。以丝绸公司、缫砍???罚?纬闪思胨砍癫?盗矗?壮?可??芰Υ锏?00吨，较好的稳定了全区6万亩桑蚕生产，蚕农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普遍增强。以馋神食品公司、佳佳乳业为龙头，形成了肉制品、乳制品加工产业链，带动全区新上了10处大型奶牛养殖场、280多个养殖小区，养殖大户发展到5000多户，使畜牧业真正成为农民增收的亮点产业。以天工织造、鲁棉公司为龙头，形成了棉花加工产业链，年可加工棉花40万担。以宏润、天顺木业为龙头，形成了林木加工产业链。此外，我们还成立了28个具有服务、沟通、协调、公正和监督作用的农业协会和中介组织，保证了农业产业化的健康发展。
三是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好，加快农民非农化，让更多的农民创业致富。只有减少农民，才能从根本上致富农民，这既是工业化、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也是突破人多地少资源约束的迫切需要。我们通过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加快小城镇建设、有效组织劳务输出等措施不断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拓宽农民增收的渠道。为加快农民非农化步伐，使大批农村富裕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来，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大力培育创业精神，放手发展民营经济。不断创新载体，通过多种途径，帮助广大农民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提高素质，鼓励他们面向市场，发挥所长，创业致富。截止底，全区民营经济单位达到14270家，其中民营企业达到600家，当年新增122家；实现税收8539万元，占全区税收总额的76.4%，同比增长26.1%。二是搭建创业载体和平台。规划建设了工业聚集区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更多地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目前，已有50个总投资19.8亿元的项目入园经营，新增就业岗位1万多个。三是大力发展劳务经济。以职业中专、农广校等为阵地，采取不同形式，加强对农民尤其是对青年农民的专业技术培训，增强就业能力。健全完善区、镇、村三级劳动就业服务网络，规范中介服务组织，有组织、有计划地向沿海和中心城市输出劳动力。去年以来，共组织输出农村剩余劳动力2万多名。
四是把支农政策利用好，加大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主体是农民，只有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有效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农民是主体，并不意味着政府什么事情都可以撒手不管了。政府的作用是引导、服务和宏观调控，要克服“越位”和“缺位”现象，既不能越俎代庖，也不能放任自流，必须在遵循市场规律、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积极做好扶持、引导工作，把农民的微观活动引导到发展规划的框架之内，为农民提供市场和科技服务，指导农民种，引导农民调，帮助农民销，为农民提供信息、技术服务。近年来，我们大力实施了“项目农业”，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高标准完成了10万亩涝洼地整理一期工程、二期世行中低产田改造、伊运河引水排涝和涛沟河回水段除险加固等重点工程。积极协调农贷资金，实施了“信用致富”工程，有效的解决了农民上项目缺资金的问题。去年以来，先后发放小额农贷1.8亿元，受惠农户达1.4万余户，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推荐]加快“三化”进程 破解“三农”难题
篇6：解决“三农”问题路在何方
解决“三农”问题路在何方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问题之一，近年来受到决策层和百姓的广泛关注。要想从根本上找到解决我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办法，就必须首先从认识上找到问题的根源，对“三农”问题作出准确的定位
农业：确立“双轨并行”制度
世界上的农业经营制度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商业性大农经济；另一种是以日本及不少欧洲国家为代表的补贴型小农经济。由于土地资源的制约，我国不可能走单纯的美国式道路；又因国力的制约，也不可能走单纯的欧洲及日本式道路。
从现实出发，我国适宜走的是一条将两种农业经营模式合二为一“双轨并行”的新路：一方面，稳定发展以小农家庭经营为基础、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的小农经济；另一方面，有选择地积极促进以国有（集体）农场、国家专业化种植基地、农业经营公司、种植专业户等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业经济（大农经济）。
加入WTO以后，我国农产品市场已成为世界农产品市场的一部分。目前我国农业的整体竞争力在国际上是比较低的，这既表现在我国人均农业资源很少―――按全国总人口计算，人均只有1.5亩耕地、2200立方米的水资源，分别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5％和25％―――这一先天性资源劣势上，也表现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不能为农业发展提供有效帮助的后天劣势上。
惟一的出路在于制度创新。在全球开放经济环境中通过农业制度创新有效地解决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在吸取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增强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二是在充分照顾我国基本国情的前提下保持农业的稳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本实现以及保证农村社会基本稳定。
现行的以家庭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对于保护农民财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维护以土地为中心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农村稳定、有效抵御外来农产品对我国市场的冲击以及提升我国农村人口的生活质量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我国目前的这种家庭制小农经济不宜（至少不宜过快地）走市场化道路，自给自足的经营方式在今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具有比市场化更大的优越性。因此，我们一定要将这种家庭制的小农经济比较长期地保护好，任何脱离现实的、违反了农民自愿原则的、不利于农村家庭土地承包制度稳定的做法都应予以坚决制止。
当然，要使小农家庭经营的这些优越性都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与体现，我们必须首先做到以下三点：
1.端正对农业的认识：要充分地认识到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会越来越小，其所占GDP的比重会越来越低；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大国而言，“农业国的工业化”才是我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国客观存在的非常紧张的人地关系，加上其大国特征，决定了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家庭制小农经济应该被确定为国家农业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而且，政府应鼓励、提倡、支持家庭制小农经济建立起以自给自足为主的经营结构，而不是把家庭制小农经济主要地、过早地推向市场。
特别是在这最后的一点上，我们千万不能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美、加、澳因为其地大人少而不得不用机械替代劳动力，通过机械化实现规模经营。又由于规模经营，自产的农产品无法实现完全自我消费，而进入全球市场。并且，由于这些国家有条件实现规模经营，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很高，所以其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很强。自然地，这些国家的农民是很愿意走农业市场化道路的。即使在这样好的条件下，这些国家的政府也要给农民以大量的直接和间接补贴。
对于欧洲一些在人地关系方面与我国相似（仅仅是相似而已，它们的人地关系实际上仍比我国宽松得多）的国家而言，它们的农业发展模式又是与美、加、澳不一样的。总体说来，它们的农业发展模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纯为保护与储备土地资源、改善环境质量以及营造自然景观而为之的环保型农业；另一种对于农民来说是有经济目的的，农产品通常也进入市场，但政府的补贴要比进口这些农产品的价格还要高。这更多的只具有政治目的―――政治家争取农民阶层的政治选票及重在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让农民也能尽可能地分享到整个社会的部分利润。这种农业发展的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真正的市场经济本身所具有的含义了。
2.调整一些与农业发展相关的重要政策：一是国家的粮食购销政策；二是农业税费政策；三是农村行政管理体制的重构政策。
考虑到本文中提出的有关我国家庭制小农经济发展模式的设想，国家根本上就不需要在以家庭小土地经营为主的农业地区定购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地方性的自由市场或者个体、私人经营者完全可以在市场原则下自主决定其在这方面的购销经营行为。相应地，国家目前在这些地区的粮食或其他农产品收购站完全可以逐步地开始关门转产。
对于农业税费政策而言，尽管目前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被迫缴费的问题，但这只解决了问题的一半。政府应进一步设
计农村税费改革方案，将农业税费全部取消，各级政府都不再从农民那里收取任何税费（村民自主决定举办的村内公共事业除外）。
要想真正做到从根子上把农民的负担减下来，需要大刀阔斧地对农村现存的行政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以减少政府目前在农村里的冗员，减轻农民负担。
3.将尽可能多的农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及非农村地区。这意味着农村家庭的收入来源必须主要来自农业、农村之外，而不仅仅是依靠极其有限的小土地经营。所以，各级政府应千方百计地帮助农民从家庭制小农经济中转移出来，进入非农产业和城镇地区，创造条件把目前具有生存和经营性双重功能的家庭制小农经济转化为具有生存性和休闲性的、以家庭为基础的小农经济。
在创新、发展我国家庭制小农经济的同时，我们也应从国际竞争角度出发，通过实施优势农产品的区域性的专业化规模种植计划，而逐步提升我国优势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这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我国作为WTO成员必须着力培植一部分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优势农产品，因此，一定的规模经营是一个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尽管依靠家庭制小农经济可以大致解决全国60％的人口的食品供给问题（基本上是那些农业人口和生活在农村的人口），但另外的40％的非农业及城镇人口的食品供给则需要国家通过别的办法得以解决，如通过进口或者通过具有一定规模的专业化种植方法解决。
最近，农业部出台的《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3－）》就是一个明证。根据农业部公布的这一规划，我国将在未来5年内建成35个特色鲜明、名牌闻名、涉及到11种在国际国内市场上有竞争优势的农产品专业种植带。这11种农产品包括专用小麦、专用玉米、高油大豆、棉花、“双低”油菜、“双高”甘蔗、柑橘、苹果、肉牛肉羊、牛奶和水产品。这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农村：关键在于农业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农村发展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结构变革的过程。它包括农村经济结构变革与农村社会结构变革两方面的内容。
农村经济结构变革的结果主要表现为农业产出及农业就业在全社会总产出及总就业中所占份额不断下降与减少的趋势；相应地，非农产出与非农就业所占份额表现出逐步提高与上升的趋势。
农村社会结构变革的总体趋势则表现出非农村化、特别是城镇化的特征。
伴随国家工业化以及目前正在兴起的信息化过程的深入发展，加上农业技术变革的不断推进，农村中的劳动力将逐渐地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从纯农村地区向城镇地区及其他非纯农村地区转移。
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都已充分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发展中国家在其资本积累的扩张的过程中将传统农业部门中丰富廉价的劳动力不断转移到现代工业、服务业部门，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伴随着农村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化，农村社会也逐渐发生转型。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基本上是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从而整个社会城市化水平得以提高，以农村为主的社会转向城市主导的社会。
由于我国国情包括历史背景与农村社会转型急剧发生期的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区别，这方面不应盲目照搬发达国家的做法。
实际上，我国不少地区已经探索出了不少成功的发展模式：（1）村庄就地发展成为城镇，如广东省东莞市的雁田村（管理区）；（2）村庄就地改制成为集团公司，如江苏省江阴市的华西村，尽管从名义上讲仍然还是一个村庄，但实际上，它更是一个大的集团公司；（3）村庄融于一个大都市区乃至一个大都市连绵带之中，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情况即是如此；（4）村庄里的劳动力大量地迁移到附近的城镇，这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已走过的一条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道路。
由此可见，在社会急剧发生变化的今天，我国农村的社会转型从形式到内涵都表现出了十分丰富的内容。我们应从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利用多种形式，共同推进我国农村社会的成功转型。
农民：核心在于权益保护
作为一个整体，农民的生活境况目前仍然处于比较差的状态。究其原因，大致有四：一是有限的农业资源（土地、草原等）不足以改善其生活状况，而国家又比较穷，不能像富国那样去补贴农业与农民；二是由于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非农产业部门为农民提供的发展空间很有限，农民在农业之外的就业机会不多；三是尽管农民从农业中取得的收入微乎其微，但他们所要承担的社会负担却很重―――既要向国家缴纳农业税、还要承受各种各样的收费（农村税费改革前）以及负担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开支；四是由于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仅仅覆盖了城市居民，没有包括农民阶层，因此，即使农民从农业经营中能取得一点微薄小利，也往往会因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支出而丧尽。
由此可见，国家在对待农民这个群体上，许多做法需要改善：首先，政府应积极引导农民尽可能地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农民素质普遍较低，这是与农村教育投资不足、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相联系的。要大力加强政府特别是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其次要把尽可能多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农村中转移到非农部门以及非农村地区。目前，“民工经济”在这方面的效应已得到了初步体现。在安徽、贵州、四川等省，“农民工”们重建了一个相当于本省目前财政收入规模的新的“省级经济”。
其次，政府对找出路的农民，应该千方百计多给他们提供帮助。由此要在全国范围内尽快地、彻底地废除原有的户籍制度，使之仅仅具有统计学意义。全国各级各类城镇（包括北京、上海）应尽快向农民开放。
再次，既然农民赚钱不易，政府又难以提供相应的农业补贴，那么各级政府应停止向农民收取任何形式的“费”和“税”（包括农业税）。
中国已处于须从城乡统筹的角度总揽全局的阶段，因此，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应作为一条重要政策尽快得到落实。
由此可见，农民问题的核心之一在于如何处理好国家与农民、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否则农民走向全面小康社会是非常困难的。
除了经济利益，农民的政治权利的保障也要加强。应尽快恢复我国原有的“农民协会”（简称“农会”）组织，使其成为能真正代表农民心声与利益的代言人，与政府一道共同维护好农民的合法权益。
计农村税费改革方案，将农业税费全部取消，各级政府都不再从农民那里收取任何税费（村民自主决定举办的村内公共事业除外）。
要想真正做到从根子上把农民的负担减下来，需要大刀阔斧地对农村现存的行政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以减少政府目前在农村里的冗员，减轻农民负担。
3.将尽可能多的农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及非农村地区。这意味着农村家庭的收入来源必须主要来自农业、农村之外，而不仅仅是依靠极其有限的小土地经营。所以，各级政府应千方百计地帮助农民从家庭制小农经济中转移出来，进入非农产业和城镇地区，创造条件把目前具有生存和经营性双重功能的家庭制小农经济转化为具有生存性和休闲性的、以家庭为基础的小农经济。
在创新、发展我国家庭制小农经济的同时，我们也应从国际竞争角度出发，通过实施优势农产品的区域性的专业化规模种植计划，而逐步提升我国优势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这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我国作为WTO成员必须着力培植一部分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优势农产品，因此，一定的规模经营是一个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尽管依靠家庭制小农经济可以大致解决全国60％的人口的食品供给问题（基本上是那些农业人口和生活在农村的人口），但另外的40％的非农业及城镇人口的食品供给则需要国家通过别的办法得以解决，如通过进口或者通过具有一定规模的专业化种植方法解决。
最近，农业部出台的《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3－20）》就是一个明证。根据农业部公布的这一规划，我国将在未来5年内建成35个特色鲜明、名牌闻名、涉及到11种在国际国内市场上有竞争优势的农产品专业种植带。这11种农产品包括专用小麦、专用玉米、高油大豆、棉花、“双低”油菜、“双高”甘蔗、柑橘、苹果、肉牛肉羊、牛奶和水产品。这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农村：关键在于农业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农村发展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结构变革的过程。它包括农村经济结构变革与农村社会结构变革两方面的内容。
农村经济结构变革的结果主要表现为农业产出及农业就业在全社会总产出及总就业中所占份额不断下降与减少的趋势；相应地，非农产出与非农就业所占份额表现出逐步提高与上升的趋势。
农村社会结构变革的总体趋势则表现出非农村化、特别是城镇化的特征。
伴随国家工业化以及目前正在兴起的信息化过程的深入发展，加上农业技术变革的不断推进，农村中的劳动力将逐渐地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从纯农村地区向城镇地区及其他非纯农村地区转移。
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都已充分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发展中国家在其资本积累的扩张的过程中将传统农业部门中丰富廉价的劳动力不断转移到现代工业、服务业部门，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伴随着农村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化，农村社会也逐渐发生转型。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基本上是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从而整个社会城市化水平得以提高，以农村为主的社会转向城市主导的社会。
由于我国国情包括历史背景与农村社会转型急剧发生期的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区别，这方面不应盲目照搬发达国家的做法。
实际上，我国不少地区已经探索出了不少成功的发展模式：（1）村庄就地发展成为城镇，如广东省东莞市的雁田村（管理区）；（2）村庄就地改制成为集团公司，如江苏省江阴市的华西村，尽管从名义上讲仍然还是一个村庄，但实际上，它更是一个大的集团公司；（3）村庄融于一个大都市区乃至一个大都市连绵带之中，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情况即是如此；（4）村庄里的劳动力大量地迁移到附近的城镇，这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已走过的一条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道路。
由此可见，在社会急剧发生变化的今天，我国农村的社会转型从形式到内涵都表现出了十分丰富的内容。我们应从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利用多种形式，共同推进我国农村社会的成功转型。
农民：核心在于权益保护
作为一个整体，农民的生活境况目前仍然处于比较差的状态。究其原因，大致有四：一是有限的农业资源（土地、草原等）不足以改善其生活状况，而国家又比较穷，不能像富国那样去补贴农业与农民；二是由于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非农产业部门为农民提供的发展空间很有限，农民在农业之外的就业机会不多；三是尽管农民从农业中取得的收入微乎其微，但他们所要承担的社会负担却很重―――既要向国家缴纳农业税、还要承受各种各样的收费（农村税费改革前）以及负担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开支；四是由于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仅仅覆盖了城市居民，没有包括农民阶层，因此，即使农民从农业经营中能取得一点微薄小利，也往往会因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支出而丧尽。
由此可见，国家在对待农民这个群体上，许多做法需要改善：首先，政府应积极引导农民尽可能地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农民素质普遍较低，这是与农村教育投资不足、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相联系的。要大力加强政府特别是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其次要把尽可能多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农村中转移到非农部门以及非农村地区。目前，“民工经济”在这方面的效应已得到了初步体现。在安徽、贵州、四川等省，“农民工”们重建了一个相当于本省目前财政收入规模的新的“省级经济”。
其次，政府对找出路的农民，应该千方百计多给他们提供帮助。由此要在全国范围内尽快地、彻底地废除原有的户籍制度，使之仅仅具有统计学意义。全国各级各类城镇（包括北京、上海）应尽快向农民开放。
再次，既然农民赚钱不易，政府又难以提供相应的农业补贴，那么各级政府应停止向农民收取任何形式的“费”和“税”（包括农业税）。
中国已处于须从城乡统筹的角度总揽全局的阶段，因此，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应作为一条重要政策尽快得到落实。
由此可见，农民问题的核心之一在于如何处理好国家与农民、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否则农民走向全面小康社会是非常困难的。
除了经济利益，农民的政治权利的保障也要加强。应尽快恢复我国原有的“农民协会”（简称“农会”）组织，使其成为能真正代表农民心声与利益的代言人，与政府一道共同维护好农民的合法权益。
篇7：“三农”问题的演讲
【关于“三农”问题的演讲】
二是还农民以劳动的基本权利。如果说，第一个问题是解决“耕者有其田”，这第二个问题是要解决“农者耕其田”。现在的农民在干什么？谁在种地？现在在田地干活的人被人们称为“****”部队。“**”说的是女同志，“**”讲的是老年人，是这些年老体弱的以及一些妇女在农田里干活。到农村去走一走，你会发现，青壮年农民无所事事。除了一部分人外出打工了，其余的呆在家里休闲。有的只在农忙时才到田头走走，余下的时间就是晒太阳，或者打牌搓麻将赌博。什么兴修水利、搞农田基本建设等等，根本谈不上。而且，越是年轻人还越是想得开，拢着双手东家窜到西家，一天一天就这么过去了。在农村还听到过这样的怪论，说“大小伙子在田地干活没有面子”，因此，他们再有力气也不下田，而要靠父辈来养活他们。
以前集体经济时，人们一有空就到田头，把庄稼莳弄得好好的，每年土地的回报都是不错的。现在倒好，只要把种子撒下去就万事大吉了，坐等收获。须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不付出那来的收成。农民要想改变生活状况，除了外出打打工，更要在农桑上做文章。而外出打工并不容易。现在城市下岗职工越来越多，在城市，劳动力并不缺乏，农民进城后就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有的到城里转了一圈，空着手又回来了。农民经不起来回折腾啊！因此，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种好田（是广义的种田，包括农村多种经营）是最好的出路，也是最基本的权利和义务。农民的出路还是在农村！
三是要强化基层组织的作用。中国历来是一个小农经济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一盘散沙的农民被组织起来了，一个时期以来，农民的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激发。回过头来看，尽管在发展集体经济的过程中有过失误，但农民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只有集体经济才能真正挽救农业，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包产到户、个体经营必定是短期行为，谁来修水利？谁来搞农田基本建设？谁愿意对土地进行投资？农业科技怎么搞？如何引进先进的种类和种植技术等等？这都需要强有力的农村基层组织来发挥作用。而原来的“集体经济，队为基础”早就不复存在。现如今，农村村级组织基本不发挥什么作用，一些村干部的职责恐怕就是收费了。在这种情况下，要发展农业、壮大农村经济也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了。
因此，我认为，首先，还是要把农民组织起来，走集体化（现在也叫规模经营）的道路，以集体的力量来抗衡自然的'和人为的不确定因素。其二，要把吃皇粮的干部数量降下来。村一级干部要恢复自食其力的传统，要靠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不能当专吃农民税费的寄生虫。县乡一级干部要大大压缩编制，就目前而言，压缩一半人马绝对不会影响正常工作。其三，建立农民自己信得过的基层组织，可以通过选举的方式，让一些公道正派的能人来领导这个组织，由上级来指派农村基层负责人的做法当休矣。
总之，三农问题复杂而严峻，需要各级组织和领导多用心思考，而不要光空喊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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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三农”问题的重大举措（集锦7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