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与提升生鲜农产品物流效益的路径选择

时间：2022-11-28 10:25:45 作者：江湖片纸综合材料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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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1篇：“三农”问题与提升生鲜农产品物流效益的路径选择第2篇：“三农”问题与中国经济发展第3篇：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和谐社会第4篇：河南“三农”问题的现状与出路第5篇：新时期的“三农”问题与解决思路第6篇：新时期的“三农”问题与解决思路第7篇：浅析“三农”问题与中国经济发展关系研究第8篇：大学生就业能力存在的问题与提升路径论文

篇1：“三农”问题与提升生鲜农产品物流效益的路径选择

“三农”问题的解决不是孤立的，必须着眼于整个产业链和价值链及利益链。农产品的属性以生鲜为主，在探索解决“三农”问题和政府作为中，常常面临纠结的两难选择，这里存在着农民收入和城市居民利益的矛盾，存在着“两只手”均有局限性的矛盾。因此，农产品“卖难买贵”的怪圈、农民持续平稳增收难、农产品物价波动大等成为常困绕的问题。而通过现代科技营销模式和顺应互联网开启的商业革命，即构建农业物联网创新与运营平台解决上述问题不失为一种创新选择。

一、构建农业物联网创新与运营平台的重大意义和应用价值

生鲜农产品一般是指未经深度加工的初级农产品，包括蔬菜、水果、肉类、水产等。它是关乎民生的重要农产品，特别是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需求结构的提升，生鲜农产品在日常消费中所占比重在增加，并且消费者对生鲜农产品的品质及安全要求也越来越高。生鲜农产品物流配送贯穿于生鲜农产品从田间到市场的整个流动过程中，连接生产与消费，它将农产品生产、采购、运输、仓储、装卸搬运、包装及消费等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因此，其产品的附加值、物流成本及消费者满意度直接关系到农民收入、农业增效、物价水平等重要的民生问题。

农产品的生鲜性、时效性、多样性等自然属性及人们对供求信息的把握程度等的社会属性使政府在平抑农产品物价又必须考虑到农民增收，既要降低农产品的流通成本，又要保证农产品的标准化生产和食品供应的安全。为此，可通过构建农产品的生鲜直销配送平台，将其纳入到政府的平价商店建设体系中。集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技术为一体，以电子商务平台为核心，以分设在居民点及居住小区的物联网“菜箱”为终端和载体，构建农产品交易O2O新模式。这是一种通过以电商模式建设覆盖农产品的产供销一体化的平价商店运营服务体系平台，成为助力政府解决“三农”问题在生鲜农产品流通领域的有力推手和调控市场的重要抓手。由于粮食生产和安全是另一个范畴的问题，这里所提的农产品主要是和城乡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生鲜蔬菜和肉蛋及水果类食品等，也是最事关农民增收的严峻问题。而生鲜农产品对千家万户的个性化配送，是目前的电商和农产品物联网都难以解决的难题，前者模式无法适应生鲜化配送需求(诸如冷藏保鲜问题)，后者又无法适应对千家万户的配送需求。因此，和构建农业物联网创新与运营平台其重大意义应用价值主要体现如下：

一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效应。采用“电子平台+基地+合作社+农户”方式，通过契约关系，建设各类直供市民消费的名特优农产品的生产基地，将成为实现农业生产规模化和集约化的强大内在驱动力。它将改变传统以超市和农贸市场为主的居民生鲜品购物方式，实现从订单到支付到全程冷链物流配送，在提高生鲜农产品流通速度的同时，减少损耗、防止污染，降低在流通过程中的物流成本，能满足居民消费需求最大化。还可实现生鲜农产品在流通过程中的“保值”、“增值”，达到农产品绿色配送效果，增加生鲜农产品的产品竞争力。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生鲜农产品在供求关系中存在的“小生产，大流通”的问题。它不仅是我国农产品流通体制机制治理的一种创新，对于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更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是切实让农民增收、市民受益。通过生鲜农产品直销配送平台(以此类O2O企业为载体)的网络营销模式，菜农在地头卖菜(通过订单和合同)，不愁销路，还能卖个好价，且有稳定的收入预期保障，规避了市场风险，能实现农民持续增收。市民在网上可买到新鲜又便宜又放心的蔬菜(从菜地直接送到居民小区的电子菜箱)，因严格实行了平价蔬菜，据已有经验测算蔬菜类产品一般要比市场均价便宜15%以上，禽蛋肉类比市场均价便宜5%以上，广大市民将因由此受惠，能更好地维护广大城乡居民的切身利益。尤其对于像广西这样的亚热带农产品生产大省，是全国“南菜北运”的主产区，也是各种地域生鲜农产品的'聚散地，构建此类平台和商业模式更加凸显了重要的经贸战略引领作用。

三是生产和流通全程监测，确保食品安全。目前如在广西南宁市此类技术和企业经营模式已有较成熟的个案(但尚处于政策支持的缺失状态)，生鲜农产品配送采用全程冷链，可使菜品在低温10度以下保鲜6小时，这种电子物联网菜箱还设有温度监控。同时，建立了完善的溯源系统，并请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进行全程质量和生态性能监测，为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生鲜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机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最大程度地保证了农产品品质和质量安全。

四是此类“平台”项目从生鲜菜品供应基地到电商平台以及解决最后“一百米”的物联网菜箱，构成了完整的产供销一体化菜篮子平价体系，保障政府平价菜工程能实现社会效应最大化。同时将成为带动和影响到整个农业生产体系的变革。

二、支持农业物联网创新与运营平台企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上述平台构建的微观主体无疑是企业，这类企业不仅要承担消化和降低农产品成本的责任和承受市场波动的风险，也要承担政府惠民惠农工程的社会责任，在通过提供准公共服务和产品的基础上要实现企业持续健康发展。鉴于此，特提出以下建议：

(1)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构建新业态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机制

构建该“平台”首先与国家改革发展的大方向相一致，与国家提出的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决定和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精神及工作部署相符合。有关部门应尽快总结在这一方面个案的可复制和可推广的成功经验。建议以目前省会中心城市高新区内现已步入发展正轨的此类科技型企业为参照，制定支持此类新业态发展的适度倾斜扶持政策。

一是建立有政府牵头和产学研相结合的高层次、常态化的企业技术创新对话、咨询制度，发挥企业和企业家在我国创新决策中的重要作用。

二是完善此类企业为主体的产业技术创新机制。政府可先行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选择此类具有自主技术体系支撑，且已经有经营基础的企业进行试点，先行投入，开展关键共性技术、装备和标准的研发攻关。探索政府支持这类企业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的新机制。

三是从建设用地、税收等方面加强政策调节，鼓励和支持此类上、中、下游企业建立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同时，建立政府、行业组织、企业和农牧渔民参与的多方联动机制，及时解决生鲜农产品供应链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提高行业及物流效益。

四是基于此类平台构建的社会效益，加大财政资金扶持力度，引导和帮助此类科技型企业尤其是供应链核心企业建设信息系统，添置生鲜农产品冷链设施设备和配送车辆，完善企业直销配送体系及改造传统批发市场等。

当务之急，应将我国目前已在运行的较成熟的生鲜农产品配送平台(企业)列入各中心城市政府的平价菜工程体系的支持范围，加大对该类企业在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等环节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资金扶持。

(2)注重培育经营主体，完善行业法规和标准

一是要重点发展培育市场竞争力强、知名度高、经济效益好的构建此类平台的企业及第三方冷链物流企业的建设。采用资金扶持、税收减免等措施扶持第三方生鲜农产品物流企业的发展。鼓励农产品加工企业的“主辅分离”，即将非核心业务的生鲜农产品物流运输和仓储等环节外包，在满足第三方生鲜农产品物流发展的“货源”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生鲜农产品物流仓储设施的建设方面，应该加大对公共型租赁仓库的建设，并在有条件的地区建设一批具有冷链中转和分拨功能的生鲜农产品物流配送中心，集中完成生鲜农产品的流程处理。

二是完善行业标准。制定生鲜农产品冷链物流标准，提高冷链物流企业的管理水平。通过相关标准的建立和有效的监管，确保生鲜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安全。制定相关法规促进该行业发展，满足生鲜运输对冷链物流的需求。同时，要严格专业认证制度，规范此类企业的市场准入条件，促进农产品供应链健康发展。

三是积极扶持该领域的先进科技企业做大做强。尤其应注重在已有的政府科技基金支持项目中已确定重点支持的经营主体，以发挥他们在行业的引领作用。

(3)先期选择在主要中心城市的居民小区构建信息平台和消费终端

建议把企业在市区居民小区安装物联网“菜箱”列入公益性项目和用地加以推进，减免“菜箱”建设初期的安装占地及使用租金等费用，公共财政在城市建设费用中应列单项给予扶持，减轻企业负担，降低生鲜农产品配送给居民的成本，实现让市民买得省心、吃得放心，实现保价稳价、尽快实现惠及城乡居民的民生目标。

篇2：“三农”问题与中国经济发展

“三农”问题与中国经济发展

摘要：三农问题近年来越来越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其现状不容乐观。实际上，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而且，农村市场发展潜力巨大。为此，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实现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

关键词：三农问题;农村市场;农民增收城市化

我国“三农”问题长期存在，引起社会的重视却是最近几年，因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我国的三农问题会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好不夸张地说,“三农”问题解决不了，就一定会发生社会的大动荡。可以说除问题以外，我国目前存在的几个重大问题，如贫富悬殊、就业、贫困、人口、生态环境等均与“三农”问题有密切的联系。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我国沿海地区的加工制造企业遭受严重损失，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出口占据了很大比重，而消费则显得相对不足。近年来，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偏高，甚至达到了72%，可见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很不合理。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且不论质的提升，仅从量上考察，中国的重大经济问题，都依赖于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突破。

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出路是刺激国内需求，即拉动内需。而在国内需求的组成中，农村市场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可以这样说，农村市场一旦崛起，我国经济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纪元。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出现了以“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民增收困难，农民负担沉重”为核心的“三农”问题。三农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给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有九亿农民，农村地区的发展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实际上，自从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买方社会，社会需求严重不足。国家不得不采取各政府措施来刺激需求，拉动经济增长。而对于大中城市来说，这些供大于求的大部分商品已经饱和。而正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农村经济发展出现停滞状态，农民出现增收困难，使得农村消费处于很低的水平，农村人口的人均消费是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近70%，而消费额仅为全国消费总额的39%。，仅仅9%的农村居民有冰箱，23%有洗衣机，33%有彩电，有很多的发展空间。假如使农村家用电器的普及率与目前的城市相同，中国的家电产业还有至少多的高增长。而现实情况是，不仅像汽车、电话、大屏幕彩电、电脑、热水器等耐用品等，也是农民渴望而不可及的。这些产品在城市中，已经很难再开拓大的市场，所以要维持这些产业的发展，扩大农村消费市场是必然的选择。据统计，农村居民每增加一元的消费需求，将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新增两元的消费投资。但是，消费需求来源于经济收入，没有经济收入的增长，拉动消费就是一句空话。因此，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实际上可以带动牵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说，农民太多，一方面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农村落后的主要标志，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所在。其关键就是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增加农民收入。如果把农村人口的收入和消费提高到城市水平，将会创造出巨大的市场，实现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必须依赖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以及政治环境。“三农”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和政治问题。首先，解决好三农问题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迫切需要。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生存的第一需要。手里有粮，心中不慌。吃饭没有保障，一切都无从谈起。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基本能够保证，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仍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困难和问题。中国人口基数太大，而且还在增加。随着人口的增长，对粮食的需求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中国人均可耕地面积还在不断减少。任何时候，中国人民的饭碗只能端在自己的手里，中国人必须养活自己。三农问题不解决好，国家粮食安全就没有保证。其次，解决好“三农”问题是确保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在中国，如果没有2/3以上的农村人口的稳定，就没有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只有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保证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农村社会稳定才能有坚实的基础，国家的长治久安才能有可靠的保障。

中国经济要想获得长足稳定的发展，就必须解决好“三农”问题。“三农”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影响因素，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客观现实已经要求我们必须拿出切实有效的、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措施来解决“三农”问题。

一是要切实保障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供给。粮食始终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基础，任何时候都不能出现闪失。在指导思想上，必须始终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供给。

二是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解决农民收入问题，最重要的是扩大农民就业。要内外结合、多措并举，既要挖掘农业内部的增收潜力，做足种植业结构调整、耕地精耕细作的文章，积极发展特色农业、生态农业和旅游观光农业;又要拓展农村二三产业的就业增收空间，还要广辟外出务工经商的转移渠道。把壮大县城经济作为一项大战略，积极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加快乡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和增收机会。

三是要加快城市化进程。城市化是促进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措施。在中国现实情况下，城市化的含义不仅限于让农民进城这一层面上，它的内涵应当是让农民享有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基本国民待遇，改变目前的城乡两种政策体制安排的局面。至少应包括两个方面内容：取消包括户籍限制在内的农民进城的各种限制和收费，给进城的农民以平等的国民待遇;改革现有的农村政策，给留在农村的农民以公平的国民待遇。

中国最大的问题在农村。农民富则天下富，农村稳则天下稳，农业强则天下强。一旦解决好“三农”问题，我国的经济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下半年主要商品供求情况分析报告[J].中国经贸导刊,2002.

篇3：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和谐社会

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和谐社会

目前我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处的地位是怎样的？大家看近年来的GDP结构，就会知道，农业占GDP的比重已经下降到15％以下，常年大概维持在14.5％左右；乡村两级的消费占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也下降到30％以下，常年大概维持在27％－28％左右，如果把县级的消费加上，县以下的消费占全社会商品零售总规模的38％左右。农村社会经济总量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县以下现在是40％左右。尽管我们国家还有9亿左右的户籍农民人口，还有接近8亿的实际农村人口，但是不可能立足于14％的农业产值，28％的农村消费，来产生足够的税源，维持一个比较现代的上层建筑，包括政府管理、文化娱乐、宣传教育、卫生科技、法制建设等等方面。

如果把上面一组数据作为分析依据的话，我们现在面临的“三农”问题的主要矛盾，就应该得出一个很清晰的被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所确定的概念，那就是：这种比较传统的生产力，它所决定的生产关系是什么呢？这样一种相对比较落后的经济基础，它所决定的上层建筑应该是什么呢？我们既不可能要求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也不可能要求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党的宣传工作者应该掌握的一个基本常识，当然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那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不是相反的。当然，辩证法也告诉我们，在某些个别时空条件之下，上层建筑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也可以反作用于生产力。但是任何这种反作用，都必然会带有一定的成本，这个成本从学术上说可以叫做制度成本。

因此大家也看到了，每当我们自上而下地要求加强某个方面的农村工作，如果不能配合以足够的财政资助，那么，当上面的任务下到农村基层的时候会带来什么呢？往往会带来农民负担加重。无论是我们自上而下地要求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还是加强其他工作，如果不给钱，就意味着让农民来拿钱加强。我们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要求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如果不给钱，也意味着农民拿钱。我们要求加强农村基层治安管理，如果不给钱，也仍然是农民负担加重。上级方方面面的要求，到了基层，只要没有配以足额的经费，都会意味着加重农民负担。

究其原因，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因为农业占GDP的份额已经下降到15％以下，农村的8亿消费人口的消费也只占27％－28％。如此低的经济量，产生不了足够的财政资源，无法维持庞大的、高成本的、现代化上层建筑。

我们以往的很多问题就在于官员坐在办公室里，或者学者坐在书斋里去想象出一个要加强什么，但客观现实却是，如果没有同时安排资金，恐怕都会导致这种上层建筑和农村现实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所以，“三农”问题本来其实并不复杂，只要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都可以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而最后以上层建筑过度的反作用到经济基础上所造成的制度成本，那就是一方面农民负担加重，另外一方面乡村正规组织缺乏开支。而自上而下的号召，基层贯彻不了，于是乎，在有些同志那儿就认为是基层不好，甚至说一些乡村干部都是土豪劣绅，不要相信他们。其实基层乡村干部90％都是好的，只不过没有足够的财政资源，支撑这些自上而下下达的指示。

老百姓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这根针能不能缝得上乡村社会的复杂问题？取决于乡村正规组织的针眼有多大。上面那么多条线下达的任务，如果它的财政资源不够，就意味着针眼不够大，线就穿不进去。

我前两天刚从河北一个农村回来，村里的干部说，我们花了20多万块钱，按照上级的部署搞文明村建设。部署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村的街道两侧搞花坛、搞绿化。上级要来检查。这个村刚把两侧的水泥花坛砌起来，再用城里街道上常常能看得到的铸铁栏杆围上，刚修到这儿，就连种花种草的钱都没有了。可见，上级下达的任务，到了基层就变成了成本，把这个村一年的开支几乎全都花完了，其他的事怎么办呢？上级领导想的是很好，要怎么样。有这么多的“要”，都给钱吗？不给。

请注意另外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国家每年都按季公布我们的.供求平衡商品和供大于求的商品有多少。大家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国内已经没有需求大于供给的商品。也就是说，按照一般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这就是生产过剩。随之，就是企业普遍开工不足，无论怎么改制。当60-70％的企业开工不足、、设备闲置，连年生产过剩，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改制也不会有正效应。

这就是今天很多宣传部门的同志绕不开的理论误区，但这是现实。

无论上级怎么强调要扩大内需，占人口60-70％的农村地区如此低的消费水平，怎么能够扩大内需呢？连老外都知道，中国是一个“大中国、小市场”。中国人口13亿，但是这13亿人都是有现金支付能力的购买群体吗？当然不是。只有4－5亿的城里人有现金支付的购买能力，可以是一个现代消费群体，而8亿左右的农村人现在仍然属于现金支付购买

能力很低的庞大的半自给群体。中国要想扩大内需，就严重地受制于当前的所谓“三农”问题。

因此，“三农”问题不解决，中国维持高速增长就非常困难。到，连续几年了，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进出口，靠外需拉动增长，或者叫做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在不断增加。1994年超过40，20超过70％。听说过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口大国，要靠外需拉动经济吗？但国内市场开拓极其困难，企业开工不足，无论怎么改制，正效应都难以产生。

有人说股市低靡。当然股市低靡，上市公司没有办法开拓市场，下属企业普遍开工不足，股价怎么能上去呢？于是，内需不足就连带着中国的资本市场也长期低靡，熊气弥漫。并且，社会投资也就找不到出路。因消费无法扩大，内需无法拉动而导致的生产过剩，导致资本市场低靡，接着导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总体上的资本过剩。接近20万亿的社会存款，至少有6万亿贷不出去。甚至到去年年底，财政资金都发不出去。往哪儿发？什么领域能够产生正效应？

看来，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怪圈，核心就是“三农”问题。

做媒体的同志很清楚，如今，大量的农民上访已经发生重大改变：从过去强调农民负担重，改变为现在强调有限的资源被抢夺式的征占，那就是土地问题。

这种难以正常运行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和怪圈。中国出现资本过剩和劳动力过剩双重过剩压力之下的恶性循环。以往加强国有经济、加强城市经济发展的政策导致的偏差，使我们现在正在受经济规律的惩罚。

因此，我个人高度评价党中央20提出的全面小康的大目标，高度认同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项统筹，以及随后于2004年中央强调的科学发展观，同期2004年2月8号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一号文件，随后，到20初，在第二个新世纪的一号文件发出的同时，中央强调了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

这些新的提法表明，中央的战略，从2002年十六大以来，正在出现重大转变的趋势。

因此，“三农”问题被中央强调为重中之重并不是孤立的，并不是简单的。不是因为是农村出了点上访告状，发生大量群体性事件，农民反应比较强烈。不仅仅是这些。“三农”问题应该是国家发生重大战略转变的诱因，或者至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决定性的因素：

因为出现严重的“三农”问题，因为农村的上层建筑违背常识地不适应乡村的经济基础，因为农业GDP的相对份额下降和农民的收入相对下降，因为农村购买力低下，无法拉动内需；因此整个经济不得不走外需型的道路。而从长期看，这又是走不下去的。

最近，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3月份接受“中国经济学奖”的时候，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以往搞改革的经济学家，为改革政策出谋划策的经济学家，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不懂农村，不懂农民，也就是说不懂“三农”。他说得对，不懂“三农”，才造成今天这个局面。

看来，这不是一个部门的问题，不是农业部的问题，不是某个群体的问题，也不是单纯农村的问题，而是这个国家发展战略的问题。因此，中央提出全面小康，提出全面发展观，提出和谐社会。大家应该看到这不是简单的说只要为农服务，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们需要总体上把中央所说的“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落实到每个单位和每个人的行动中间去，这才有可能化解或者缓解“三农”困境；同时带动国民经济转型，实现中央所提出的目标，那就是全面小康。

所以，“三农”问题不是个别问题，不是局部的问题，而是全局问题，是战略问题。

据说，我们是所谓“单一制国家”，那么，中央号令全面小康，号令科学发展观，号令构建和谐社会，党报舆论是跟上了，高级干部的说法也都转了，但行动呢？似乎与“单一制国家”的体制不符合。例如，2004年中央强调科学发展观，随即搞宏观调控，但一些人并不那么认同，尤其是在地方政府部门的行动上并没有转变。同理，近年来中央强调“三农”问题是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有哪些部门和地方在思想上和行为上真正跟上中央了呢？事实上出现了“三农”问题上头热，下头冷。

众所周知，现在有许多部门的财政资金投放的重点不在农村，而是投在了城里。例如教育的投资，变成了各个高校的大楼，能改变为往农村投吗？农村的义务教育得到多少呢？区区7％。那么，义务教育是谁的义务呢？农民的义务，不是政府的义务。这在全世界范围内，包括各个发展中国家都应该是奇谈。没有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义务教育变成农民的义务。这种状况当然要改。再比如医院，大医院一个个地大量引进现代化的设备，大量地盖楼，财政资金都集中在城里；县以下的医院呢？中西部农村的乡镇卫生院普遍破产了。教育如此，医疗如此，其它部门难道不是如此吗？有哪个乡镇的文化站还没私有化？什么是农民喜闻乐见的节目？不要以为把“村村通”工程做到村，农民听广播、看电视了，文化支农的工作就完成了。关键是电台和电视台要策划、制作出真正让农民欢迎、让农村社会能够趋向和谐的节目来。

“三农”问题上头热，下头冷，另外一个问题很大程度上在于根据城市人的思想观念设计的制度和文化，不能适应广大的弱势群体或农民的需求。

我近来不断提出，在农村，现在是最有条件构建和谐社会的。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经过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三次土地革命战争，农民彻底消灭了地主阶级，得到了平均分配土地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这个权利在20世纪后50年也不断地被任何一代领导人所保障。因此，如果农村作为传统农业社会，阶级矛盾是不存在的，于是天然的具有人民内部矛盾的本质条件，而农民又会有很多自发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不使它变为过激冲突的办法。但问题是，这些都没在城里人的视野之内。农民喜闻乐见的，自己产生的组织是有协调作用的。如老年人协会，不仅使老有所养；老爷们跟媳妇斗气，发生矛盾了，老年人协会过来说和说和，问题就解决了。如果按城里人的做法就得上法院，诉诸法律。如果拿这种超前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去覆盖传统的落后的经济基础，那不是制造矛盾吗？

在大多数中西部传统农区，处于小农经济条件下的农民想的方法可能很实际，却往往不能见诸于报端和镜头；城里人讨论的好多问题却似乎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忘记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我们作为城里人，在中央强调“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的时候，特别需要先从自我改造入手，把自己脑子里的观念调整过来。如果大家都知道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那什么事就都好办了。

篇4：河南“三农”问题的现状与出路

河南“三农”问题的现状与出路

河南是农业大省，农村人口比例大，农业在全省经济发展中位置举足轻重。全省9667万人口中，乡村人口占72．8％；我省国内生产总值中50％以上是靠农业及相关产业实现的。农业的发展，不仅直接关系到农村小康目标的实现，而且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我省历届省委、省政府都十分重视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我省农业和农村经济取得了较快发展，农村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

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第一产业增加值由1997年的1008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1237亿元。农民收入稳定增长。1997年至2003年，7年间农民收入年均增长4．3％。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小麦播种面积稳定保持在7000万亩以上，粮食总产量从1998年开始连续5年保持在4000万吨以上，近3年来连续居全国第一位；棉花、油料产量分别居全国第二和第一位，畜牧业增加值等八项指标居全国第一位。

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取得较大进展。优质小麦、优质专用玉米、优质水稻、优质红薯的面积不断扩大，分别占各类作物总面积的38．8％、55％、60．2％和47％；林业、畜牧业增加值的比重逐年上升，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全省粮食年加工能力达2500万吨，占粮食年总产量的60％以上；肉类加工能力达230多万吨，乳品加工能力70万吨。

农村改革不断深入。顺利完成了第二轮土地延包工作，进一步稳定了土地承包关系，完善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村税费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效，总体减负42．83％，人均负担由129元降至55元。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全省耕地有效灌溉面积已达到7404万亩，旱涝保收田面积达到5700万亩。完成人工造林450万亩，其中退耕还林380万亩。农业机械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全省农机总动力达6900多万千瓦，仅2003年就新增联合收割机2万余台，相当于前5年发展数量的总和。实施了农村电网改造和公路“村村通”工程，农村用电、交通条件得到改善。

农村社会事业进一步发展。农村科普、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事业都有新的发展。基本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扫除了青壮年文盲。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这是我们党为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而提出的新的思路和方针。我省结合实际，集思广益，制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规划纲要》。

《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工业化、城镇化，推进农业现代化，是我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途径，也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难点和重点都在农村。今后，我们将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始终不渝地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突出抓好中央1号文件的贯彻落实，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进一步加强对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领导。坚持“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与扶持，突出抓好粮食直补、降低农业税、良种补贴和农民补贴的政策落实，使农民得到更多实惠。

发挥粮食主产区的作用，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加大对《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和《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的宣传和执法检查力度，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切实保护好有限的耕地。要改变传统农业的粗放经营方式，积极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引导农民依靠科技提高粮食的单产和质量，实现增产增收。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使种粮农民有利可图，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做大做强粮食产业，把我省粮食生产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继续推进结构战略性调整，努力增加农民收入。以国家实施优质粮食产业工程为契机，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加快我省以优质小麦为重点的优质粮生产加工基地建设。以规模化养殖为重点，加快优质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建设。加强特色农业基地建设，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大力发展高效经济作物和特色农业。加强林业基地建设，优先发展速生工业原料林基地，推进林纸、林板一体化，大力发展名优特经济林，积极发展森林生态旅游业。

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拓展农民外部增收空间。首先，抓好县域经济，加快小城镇建设。发展县域经济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是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结合点，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其次，抓好劳务经济，推动农村劳动力的有序流动和转移。进一步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加快城镇户籍制度改革，放宽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的条件。搞好就业指导和中介服务，为农民及时提供外出务工就业信息，引导农民有序流动。同时，抓

好农村二三产业发展。在税收、投融资、资源使用、人才政策等方面，对农村个体、私营企业给予服务和支持。

加大投入，加快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地方财政对农业投入的增长高于经常性收入的增长，落实好新增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的政策，努力缩小城乡社会事业发展的差距。要加强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减少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

深化改革，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一是加快改革土地征用制度。二是进一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三是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全面放开粮食购销市场，从粮食风险基金中拿出11．6亿元对农民进行直接补贴。四是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严格监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通过吸引社会资本和外资，兴办直接为“三农”服务的多种所有制金融组织。

篇5：新时期的“三农”问题与解决思路

新时期的“三农”问题与解决思路

篇6：新时期的“三农”问题与解决思路

新时期的“三农”问题与解决思路

近几年，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已成为决策界和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上上下下都在讨论“三农”问题，纷纷为其献计献策。到底“三农”问题出在哪里、症结何在？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或缓解它？这是本文要研究的主要内容。一、“三农”问题的核心与症结所在当前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一系列需要关注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有农民收入问题、税费负担问题、劳动力转移问题、土地市场制度问题、农村金融制度问题、粮食流通体制问题，还有农村市场消费、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九年制义务教育、社会基本保障制度以及农民自组织等等问题。乍一看，怎么会冒出这么多问题来，使人觉得无从下手。其实，当前农业、农村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并不是近期才产生的，有许多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出现了，不过那时问题还没有累积到现在这种严重程度。另外，从这些问题之间的关系分析，农业、农村和农民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并不是并列关系，也不是在同一时期发生的，其中有许多问题是相互关联，存在着衍生关系。比如，农民收入问题与税费负担、劳动力转移、土地市场、金融制度就有着直接关系，同时也与粮食流通体制、农村市场消费等密切相关。因此，在陈述“三农”问题时，不能简单地罗列问题，应该找出事关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核心问题来，分析其形成原因，并对症下药。我认为，当前“三农”问题集中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民收入问题，二是农村市场消费问题，三是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其他问题要么是由这三个问题引发出来，要么与其紧密相联。目前“三农”问题已经和过去的“三农”问题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假如说过去有“三农”问题，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表现在宏观层面上仅仅是一个农产品供给问题，或者说是食品安全问题；现在三农问题已经从食品安全问题演变成一个以收入、消费和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在现阶段，归结起来“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与城市居民的差距越来越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城市方面，农村经济发展要相对落后。同城市相比，农村发展落后首先体现在投资严重不足，基础设施供给明显滞后。自1998年中央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虽然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向农业和农村投入了大量资金，明显改善了农村基础设施的落后状况。但是，在利用财政资金改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上，国家向城市投资多而对农村投资偏少。例如，1998年至2002年国家连续发行建设国债6600多亿元，其中用于农业和农村的资金约为1897亿元，占28.7%。2003年，国家又发行国债1400亿元，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为445亿元，占31.8%。就是这2300多亿元，还包括了大江大河工程治理、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投资等，而这些投资直接受益的是全社会，对拉动农村经济发展的直接作用并不十分明显。在国家集中大量资金投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后，使得城市公共品的供给和现代化水平上了好几个台阶。和国外比较，目前我国的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的现代化水平并不比发达国家差，甚至还超过一些国家。可是，由于农村投资少，乡村道路、人畜饮水、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公益性事业发展严重落后，同城市的差距越拉越大。这里，如果仅以基础设施供给状况衡量城乡发展水平，那么当你进入中国的大中城市就好像到了发达国家，相反当你进入中国的农村又好像到了发展中国家。这种城乡反差既存在于东部沿海地区，也存在于中西部地区。城乡投资差距不仅反映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而且还反映在民间投资方面。在20世纪90年代里，农村集体和个人投资增长也远远落后于城市。从1990年到2002年，城市集体和个人名义投资增长了14.6倍，而农村集体和个人投资仅增长了5.5倍，城市比农村增长速度快1.7倍。农村投资增长慢，经济发展速度必然也慢，进而农民收入的增长也不会快。1990年到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76.9%，年均增长4.48%，比80年代增长速度（8.4%）几乎慢了一倍。而同期内，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由慢变快，13年里居民收入增长了159.8%，年均增长7.6%，增速是80年代（4.5%）的1.7倍。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居民的收入越来越高，与农民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比如，1985年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农民的1.86倍，1990年为2.2倍，1995年上升到2.71倍，到2002年高达3.1倍。2003年，由于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比上年下降了0.5个百分点,而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了9%，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到3.23倍。受收入增长的制约，农民的消费增长也极其缓慢，同城市居民的差距也在拉大。从1993年到2002年，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上增长了2.58倍，而县及县以下仅增长了1.87倍。到2003年农民人均年消费支出水平是城市居民的1/3，消费差距比80年代扩大了40%以上。由于农民消费增长缓慢，农村市场需求明显偏冷，导致其在全社会中的市场消费份额出现了萎缩的趋势。例如，在1990年农村市场消费在全社会中的份额是53.2%，1995年降到40%，2002年进一步降到36.7%，2003年又进一步降到35%（见下表）。当前，农村投资不足，农民消费增长缓慢，已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因为，在12.92亿人口中，有9.37亿农民在紧缩投资和压缩消费，势必会给启动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困难。可以肯定的讲，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要想启动内需首先必须将占全国2/3人口的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鼓励他们投资，刺激他们消费，只有这样中国的经济增长才会有动力。面对城乡发展差距，有人提出，目前中国的农村状况比过去恶化了，农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差。这种说法有些偏激，甚至对农村缺乏起码的了解。从实际情况看，当前农民的收入水平、生活状况都比过去大大进步了。但是为什么三农问题又突然变尖锐了呢？关键是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与城市居民的差距扩大到了某种限度，给人的感官视角造成了异常刺激，引起了社会部分群体的心理失衡，危及到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1985年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消费比较表年份农民收入(元) 市民收入 (元) 城乡比乡为1 农民消费 (元) 市民消费(元) 城乡比乡为1 农村市场 (%) 1985 397.6 739.1 1.86 317.4 673.2 2.12 56.5 1990 686..3 1510.2 2.20 538.1 1278.9 2.40 53.2 1995 1577.7 4280.0 2.71 1310.4 3537.6 2.70 40.0 2000 2253.4 6280.2 2.79 1670.0 4998.0 2.99 38.2 2001 2366.4 6859.6 2.90 1741.0 5309.9 2.99 37.4 2002 2475.6 7702.8 3.10 1834.3 6209.9 3.29 36.7 2003 2622.0 8472.0 3.23 1943.3 6510.9 3.35 35.0因此，我认为“三农”问题集中反映在收入、消费和劳动力转移方面，核心体现在生存和发展上。那么是什么原因引起“三农”问题呢？我认为是由制度和结构造成的，是由我们的制度设计缺陷和结构转换偏差引起的。首先从制度看，改革开放以前，国家用计划经济、依靠行政力量造就了一个城乡二元体制（结构），改革开放以后尽管我们对这种制度进行了改革，但是在改革进程和制度安排上偏废了农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我们把主要改革精力从农村转到城市，集中在宏观经济体制和国有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对农业、农村的体制改革重视不够，造成了许多问题积重难返。第二，农村制度的变迁受到了抑制。列举四个方面的例子：1、土地不能市场化。城市扩张、修筑公路和开发区建设侵占了大量农村土地，这些土地都是以低价强制性从农民手中征用的，造成巨额土地收益流失。2、民间金融机构发展受到限制，基金会撤销，民间借贷不合法，造成农村金融从资金总量和机构双重供给不足，使农民长期陷入贷款难的境地。3、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滞后，限制非国有的市场主体进入粮食收购领域。4、城乡财税体制改革滞后，形成财权和事权不对称，造成越是基层政府财权越小、事权越大，这引起基层政府向企业和农民乱收费，加重农民负担。再从结构演变方面分析。结构转换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结构转换会刺激经济增长，但是国家在九十年代以后的结构转换对农业、农村和农民是不利的。为什么？一方面，工业的过度扩张，导致了非农产业在大量抽取农业、农村资源的同时，排斥大量劳动力进入，造成农民占有的资源和财富份额下降。另一方面，受结构转换的影响，财富过度向城市集中，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因此可以讲，当前我国城乡居民在生存权和发展权方面的差距扩大趋势，既是由市场经济变化引起的，也是由于一些宏观政策不当和制度安排偏差造成的。二、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途径解决或缓解“三农”问题的出路在什么地方？首先要强调一点是，目前社会上不应该用过激的言论，也不能用过激的办法来解决“三农”问题，因为三农问题是由历史造成的，并在历次体制变动中不断累计起来。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企图想让一届或两届政府来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是完全不可能的，不能操之过急，只能重点突破，如果社会上一些人总用一些偏激的言论、并提出一些异想天开的解决办法，对解决三农问题毫无益处。最近有人讲，解决三农问题关键是要使政权退出农村，我认为这是一种极为幼稚的想法。因为在市场经济情况下，农民是弱势群体，如果我们的政权退出农村，这些弱势的群体谁来保护，农村的公共品由谁来提供，农村贫困问题由谁来解决。从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看，保护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帮助陷入困境的农民，并向农村提供公共品，都是政府在农村的责任。很显然，如果让政府退出农村，这些能产生很大外部性的公共事业会立即出现供给缺位。另外，还有人讲解决“三农”问题主要在“三农之外”，我觉得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全面。因为他把三农的长远问题和近期的问题混淆在一起了，我们不能把寄托于长远的战略手段放到现在来解决三农问题。所以最后我的结论是，解决三农问题既要在三农之外，也要在三农之内，既要在近期也要在长期。我认为在“三农之外”解决“三农”问题，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考虑：首先“在三农之外”，我们的改革和政策目标是什么？我觉得核心是要实行向城乡一体化的制度过渡，将来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目标是要把城市和农村、政治和社会纳入一体化的进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无论是长期还是近期关键是要解决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人口户籍政策、就业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和财税政策（包括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这里，有两点需要强调：第一点是农村税费，目前的农村税费改革不是最终目标，它是一种过渡方案，最终应该实行“城乡一体化的税收制度”，所以尽管目前农村的税费改革有进步，但是它的税制结构设计还是不合理的，仍然是一种歧视性的政策，这种歧视性政策从长远看是要消除的。第二是土地市场开放问题。现在土地基本上没有市场而言，一级市场由国家控制，二级市场农民不许进入，农民在土地交易中始终处在被剥夺的地位。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为什么会发展这么快，发展成本会这么低，关键就在于农民有一块地。土地是农民生存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稳定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之所以在就业不充分的条件下，还能稳定在农村，就是因为农民还有一小块土地。今后，如果说土地市场还不改革，还是由国家用低价强制购买土地，农民得不到应有的补偿，中国的耕地就会大量、迅速地减少，我国的食品安全不但失去了可靠保障，而且农民还造反的，这会直接干扰我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第三是“城市化”道路选择问题。目前我们的城市化道路走了一条不符合中国的道路，为什么？一是现有的城市发展是“关起门来搞城市化”，把农民关在城外，自己在城内搞现代化，这是为城市居民“锦上添花”，而不是搞农村“人口城市化”。二是我们在城市化道路上搞“天女散花”，强调大力发展小城镇，错误地认为“小城镇，大战略”，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问题。这是一种不符合国情的战略选择，实际上这是一种“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传统观念的延续，它实质上就是不愿意让农民进大中城市，不许他们分享大中城市积累的文明成果。从国情来看，中国若要遍地都去发展小城镇，总有一天我国会没有土地可耕，我国的.城市化不能仿效美国模式，因为美国的土地资源要比我国丰富得多，而日本的城市化模式值得我们学习，他们的土地、水资源稀缺，人口密集，我国应该与日本一样，走“资源节约型”的城市化道路，这样可以节约土地、水资源和能源，并能集中使用城市公共设施。在外部进行改革的同时，农业内部也要进行改革。在世界任何国家，最终农民群体不可能变成零，工业化后仍会有一部分农民留在农村，政府要关注这部分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怎么关注？近期有几个问题需要研究解决：第一，对农民的收入要采取直接的支持政策。我国目前对农民的支持政策不应放在是产量的支持方面，而应是对农民的收入进行支持。有人说对农民支持要间接支持，有人说要直接支持，我认为目前间接支持和直接支持都要搞，但是要有重点。有人讲不能对农民进行直接补贴，因为我国财政能力有限，不可能以少数人补贴多数人。我认为这有两个误区需要澄清：一是以现行的体制，我们总搞间接补贴能不能坚持下去？因为我们过去对粮食采取的就是一种间接补贴，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越改补贴越多，2002年补贴700多亿，连续几年来我们对粮食的补贴超过三千亿，这种间接补贴会造成低效益，引起腐败，农民损失大，支付成本高。二是中国现在实际上需要进行直接补贴的不是多数人而是少数人。我国目前用于农、林、牧、渔四大业的劳动力是31991万人，看上去很多，但是我们实际算一下，真正用于种植业的劳动力目前不到两个亿，这两个亿如果剥离了一些东部沿海地区，仅剩一些农业主产区，实际需要补贴的就是一亿人左右。在12.92亿人中，我国补贴政策的目标锁定1亿人。因此“我国是以少数人补贴多数人”是个错误的概念，真正要补的实际是少数人，如果进行直接补贴我们还是有能力的。第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近期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市场化的方向，加快改革步伐。总体改革思路应该是，粮食主产区的购销要彻底放开，国家的储备粮数量要控制在合理安全界线内，国有粮食企业要走市场化的改革之路，对粮农的保护和补贴要与国有粮食企业划断，坚持采取直接的补贴办法。第三，农村金融改革。目前，我国推行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力度不够，范围太小，效果也没有农村税费改革那么大。今后，改革的思路就是要在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条件下，沿着金融市场化方向，设计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方案，从金融市场主体和资金规模上都增加对“三农”的供给，用一种平等观念对待农民，让他们能和城里人一样有权利获得自身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我认为想靠现有的金融体系来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根本没有可能，必须通过改革发育新的金融组织。第四，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土地制度和土地市场是联系在一起的。下一步在土地方面应该优先实行土地市场化，要把土地作为真正的商品进行交易，让土地变成商品，让土地的所有权真正归还于集体所有，不要再让一些城市人和一些中介商来非法剥夺农民。目前有人讲土地要私有化，我觉得目前提土地私有化不合适宜，不符合当前中国的国情。当前土地产权制度最重要的问题是农民应该有物权，农民用土地可以进行抵押，进行投资，要把农民现在的使用权变成一种准商品，这是一个核心问题。现在强调对土地所有权进行彻底改革的条件还不成熟，什么时候能成熟？我觉得城市化水平达到60％以后，再来考虑土地的产权制度改革才算合适，1993年的中央11号文件强调三十年不变，这里面有深刻的理论含义和制度背景，它充分考虑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结构转换所需要的时间区段。现在不宜过早的搞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应该在立法上、在土地是商品等方面多考虑些改革办法。当前在土地市场制度建设有以下几个问题要尽快解决：一是对经营性用地要实行彻底的市场招标出让制度，土地出让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二是对于公益性用地，虽然目前只能按照协议出让办法从农民征地，但是征用价格原则上应以市场价格为标准，如果在征地过程中不能按照市场价格补偿农民损失的，就必须妥善安置失地农民，并为他们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三是通过制度安排要将土地转让的大部分收益归农民所有。为了确保土地流转的大部分收益归农民所有，建议在农村成立土地财产委员会，委员会由农民选举产生，其职责是代表农民对集体土地出让行使决策权，并决定土地补偿金的使用方向，监督出让土地补偿金的分配。根据需要，农村土地财产委员会可以是长期固定的农民组织，也可以是临时性质的组织，不管是固定还是临时组织，都必须以保护农民土地权益为宗旨，以民主决策为原则，公正公平地为农民服务。第五，农村公共品供给。目前，政府为农村提供公共品不是一种“恩赐”行为，而是一种责任。农民跟市民一样有发展权，有生存权，政府应该承担起最起码的公共品的供给，而不应该形成现在的“公共”财政只对城市人而不对农民提供公共品，或者只对农民提供少量公共品补贴的局面。公共财政要把公共品真正公平的分摊于城市和农村，现在到了应该用中央财政大幅度增加对农村公共品投入的时候了。今年中央政府调整国债使用结构，以数百亿元的规模增加了对三农的资金投入，这是非常英明正确的，可以想见，这样坚持投下去城乡发展差距会越来越小，总有一天还会将这种差距消除掉。最后，农民要有自己的组织。农民作为弱势群体不但要有政府来保护，有法律来保护，而且要由自己来保护。农民居住分散和生产活动不集中，这种无组织状态是他们在同非农产业进行交易和谈判中地位低下的重要原因。必须让农民组织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有影响的利益团体，引导和支持他们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参与国家决策，反映他们的利益要求。当前，我国农村合作组织是由三类组成的，第一类是在改革以前建立的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这两类合作社具有上下垂直性质，受中央政府的控制和管理，带有较浓厚的官办色彩。第二类是乡（镇）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这些合作组织是人民公社解体后，原人民公社的经济职能转移由社区合作组织承担。此类合作组织大多依赖于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并行使基层政权一部分经济管理职能。第三类是改革开放以后新发育起来的合作经济组织。这是农民和其他经营者根据经济发展需要，以市场为导向，按照合作制原则自发建立起来的，这类合作经济组织都采取了自愿参加、共同经营、民主管理和收益返还的组织经营形式，他们在名称上也丰富多彩，有农村股份合作社、专业合作社、专业技术协会，也有农业服务公司（中心）等。从多年的实践考察，在三类合作经济组织中，最受农民欢迎、最有旺盛生命力的是第三类合作经济组织。今后，要发展和培育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需要解决以下两大问题：第一，目前我国还没有合作组织的立法，各类合作社的权益得不到保障，也无法享受到政策优惠；第二，合作经济组织总量不少，但结构性矛盾突出。一方面数以万计的供销社、信用社和社区合作组织，因体制落后、官气太重，难以为“三农”有效服务；另一方面新发育的合作经济组织又因数量少而满足不了“三农”的需要。同时，农民急切需要的农产品购销合作组织发展也严重不足。面对上述两大问题，首先，应加强合作社的立法建设，借鉴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泰国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合作组织立法上的经验，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提供一个健全的法律制度环境；其次，要大力支持民间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特别是要扶持由农民自发建立起来的农产品购销合作组织，从财政、税收以及金融等政策上给予优惠。支持农民发展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政府应重视其经济要求，坚持自愿、民主、互利的原则，让合作经济组织自我发展，切忌拔苗助长，防止用行政手段“归大堆”，导致合作组织发展太多、太滥，并出现行政化倾向；再次，要加快对第一、二类合作经济组织的改造步伐，解决合作社由内部人控制和只为少数人牟利的问题，进一步明晰产权，按照合作制的原则，将其改造成真正意义上合作经济组织，由农民自己管理经营，为“三农”服务。

篇7：浅析“三农”问题与中国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浅析“三农”问题与中国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摘要：中国“三农”问题长期存在，最近几年，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中国的三农问题会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中国沿海地区的加工制造企业遭受严重损失，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关键词：三农问题；中国经济发展；关系；研究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且不论的提升，仅从量上考察，中国的重大经济问题，都依赖于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突破。一、“三农”问题与扩大内需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大出路是刺激国内需求，即拉动内需。而当前有效需求不足依然是制约中国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有效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居民消费需求下降，一太面城市居民消费趋于饱和，另一方面是农村消费市场长期启而不动，潜在消费需求不能转化为现实购买行为。因此，采取措施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已成为当前实现扩大内需的关键一环。要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必须解决“三农”问题，因为“三农”问题是阻碍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收入是制约农民消费的首要因素中国农村还处于消费水平与收人水平基本同步变化的阶段，还没有进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阶段。因此，对低收人阶层的农民来说，其收人增加，消费支出也会相应增加，收入增长的预期提高，消费倾向也随之提高。农民纯收人增长缓慢导致购买力严重下降，并直接影响到农民消费需求的增长。提高农民收人已成为启动农村消费市场的重要前提。为此，必须多渠道、多途经提高农民收人，包括增加农产品供给和减少农业人数双管齐下；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繁荣小企业和小城镇，扩大9亿农民的就业空间和收人来源等等。（二）农民负担过重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农民的支付能力，从而影响了其消费水平的提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农村改革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但是农民收人逐渐增加的同时，其负担也与日俱增，一些地方的乱收费、乱罚款、乱集资和各种摊派现象十分突出，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和消费增长。因此，必须大力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和农村行政机构改革，从治本上杜绝各种增加农民负担的源头，扩大农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而提高农民的购买力，增加农民的消费热情，扩大农村需求。（三）消费环境不佳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民消费能力的实现国家正在努力改善农村消费环境，为农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创造条件。一方面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人；另一方面，建立农户自我资金积累的投资机制。通过改善农村交通、通信条件，既可使农产品及时转化为商品，增加农民收人，又使得所需的工业品能够及时组织进来，解决农民卖难买难的.问题。针对目前农村消费的热点是家用电产品，应加快农村电网、电视转播站等基础设施建设。二、“三农”问题与国民经济结构调整（一）入世使解决“三农”问题显得更为迫切入世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从农业方面看，加人WTO有利于中国优势农产品的出口和农民部分消费品支出的减少（由于部分进口消费品价格低于国内同类消费品价格），相应增加可支配收人，也有利于有效解决贸易争端。但同时也在农业经营和非农产业等方面给农民收人带来挑战。因此，农民期望像过去那样通过农业经营增收将很困难。从非农业收入方面分析，目前中国乡镇企业的增长速度开始回落，经济效益下滑，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下降，农民从乡镇企业获得的收人递减。而另一方面一些发展较快的新兴产业面对激烈的国内国际市场竞争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变得更困难。应对入世后带来的上述种种问题，根本的途径是实行战略性的结构调整。（二）解决“三农”问题与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调整本质上是一致的初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战略性结构调整，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是导致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增多。在目前这个阶段如何将这部分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需要研究许多新的课题.要有新思路，要深化改革。（1）要坚持所有制的多样化，实行多种经营；（2）要坚持技术手段的多层次，不同技术层面的行业可吸纳不同素质的劳动力；（3）要大力促进服务业的发展。由此可见，农业的战略性结构调整，不仅是农业的内部问题，而且牵涉到整个国民经济的结构调整。也就说，现阶段“三农”问题不过是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不合理的一个缩影，“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通过调整整个国民经济产业结构来实现。在中国目前的国民经济结构中，无论产出结构，还是就业结构都不尽合理，而且就业结构转换的速度也滞后于产出结构转换的速度。在这十年里，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依然占很大比重，第二产业吸收的就业人数变化不大，而第三产业却有很大的增长。不难看出，上述关于三次产业的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数字存在着某种不相一致的问题。中国国民经济结构不尽合理，急需进行调整和优化，尤其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条件，以实现农民增收的目的.最终解决“三农”问题。三、“三农”问魔与中国城市化、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一）解决“三农”问题将为加速中国城市化进程创造条件根据国际经验，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同步推进的，而中国城市化水平却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也滞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对中国的发展很不利。中国城市化滞后的原因主要是：（1）建国初实行以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将城市定位为生产城市，制约了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人口的增加，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2）是长期以来的城乡分割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3）是农村特殊的工业化道路，即发展乡镇企业“务工不进城”对城市化进程会发生一定的阻潜作用；（4）是对城市化认识上的偏差。比如认为工业化可以不走城市化的道路，城市化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等，无形中也成为中国城市化的侄桔。解决“三农”间题和解决中国城市化间题有着高度的相关性。不论是近期还是长远，解决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人的根本出路在于增加非农就业，而增加非农就业的主要途径是加快城市化进程，把更多的农民变为非农民。（二）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也是实现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过程。长期以来，中国实行城市搞工业、农村搞农业这样一种单一的经济发展政策，其效果很不理想。一方面，工业化不可能单靠少数城市人来推动；另一方面，农业是个弱产业，面临三大风险―自然风险、市场风险（产品卖难）、技术风险（农业技术投资回报率不稳定），入世后，三大风险尤为严峻。因此，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单靠农业自身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走农村经济工业化的道路，使供应、生产、加工、销售形成一体化经营，农村工业化同时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首先，农村工业化是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吸收器。农村工业企业一开始就抓住中国城市工业中相对薄弱的环节和方面，立足于门槛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有较大的劳动力吸纳能力；其次，从长远看，农村工业化是增加农民收人，缩小城乡差别的根本途径。农民增收缓慢，城乡居民收人差距大，固然有牺牲农民利益来换取城市工业发展的历史原因，更重要的是由于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比农业部门高，从而导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存在。劳动生产率提高是促进农民增收，使农民由贫变富的关键。而农村工业化正是提高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最佳选择。再次，农村工业化是实现乡村城镇化的基础。我们所说的农村工业化主要就是指小城镇日益工业化，这样，可为乡村城镇化提供基础和依托。归根到底，农村工业化有利于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农民的素质低；二是资金缺乏。而农村工业化将可以解除这两个制约因素，实现农业的产业化和集约化经营，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从而实现农业现代化。四、“三农”问题解决与西部大开发及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关系重大（一）“三农”问题的解决与否还会牵涉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成败。西部大开发首先是西部广大农村的大开发，而不能只是几个城市的大开发。东西部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农村，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应当把解决西部地区“三农”问题作为大开发的战略重点之一。（二）解决“三农”问题对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有观点认为，“三农”问题主要来自农业外部，涉及中国深层的政治经济体制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毕其工于一役。追根索源，“三农”问题的解决，农民增收、减负的根本保障在于中国经济、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三农”问题是一个急需解决又需通盘考虑、审慎解决的问题。综上所述，新形势下解决“三农”问题，无论对农业本身发展，还是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无论对目前的经济结构调整、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应对入世带来的挑战，还是对关系中国长远发展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及西部大开发战略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篇8：大学生就业能力存在的问题与提升路径论文

大学生就业能力存在的问题与提升路径论文

大学生就业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是个体为实现自己在劳动市场获得、保持工作以及获得晋升职务的各种品质和能力。大学生就业能力概念融合了态度、能力和心理等各方面的综合因素，大学生就业能力不能满足用人单位的实际需求是我国大学生结构性就业难的主要原因。

一、大学生就业能力存在的问题

1.缺乏正确的择业观。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群体对利益的追求加剧，这对大学生的价值取向产生了较大影响。一方面，很多大学生择业时偏重于工作稳定、工资待遇与环境较好的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对未来的自身理想和人生价值能否实现不去考量。另一方面，不少大学生对自我认识不到位，从而没有一个合理定位、合理规划，导致他们在择业时，与市场实际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相脱离。2.主观能动性有待提高。许多大学生对就业形势认识不足，被动地等待别人为其传递就业信息，甚至一味地靠家庭资源等去获得就业。然而，大学生在接受教育时是客体，在劳动市场上是供方，是否学会向单位推荐和展示自己等，都会影响到大学生就业能力的获得和提升。3.专业技能不足。专业技能是用人单位挑选大学生入职的关键，一些大学生在长期的学习过程中，并没有扎实地掌握相应的专业技能，在就业过程中常常被问得哑口无言，手足无措。大学生专业技能不足的现象在大学生求职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是当前影响大学生就业的首要因素。4.实践操作能力欠缺。企业单位期望招聘的大学生一入职就能够立刻胜任工作，所以大学生的操作能力和动手能力在进行人才招聘时优先考虑的条件之一。大学生在校期间重视理论学习，轻视实践操作能力的锻炼，使许多大学生有资格证书、学历，却不会运用。5.创新能力不强。受应试教育的影响，部分大学生只会读书考试，缺乏独立思考、自由探索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是用人单位比较重视的，也是毕业生竞争实力的重要体现，大学生自身创业能力加强的同时也让其就业能力得到提高。6.社会适应能力尚有差距。随着经济结构向服务业的.转型，与“人”相关的自我调节、沟通合作、组织规划能力越来越受到关注。大学生作为职场新人面临着巨大的转型压力，当环境变化时，在校大学生对社会怀有恐惧、逃避感，职位适应缓慢，往往导致大学生不能融入到工作环境中。7.职业素养认知较差。用人单位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越来越高，对大学生的职业素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许多大学生一旦从业不顺就频繁跳槽，很难持之以恒，不仅影响了企业用人计划的顺利实施，而且使学校的诚信受到质疑。8.就业心理素质较低。竞争激烈的人才就业市场给大学生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良好的心理素质是大学生成长就业不可缺少的因素。面对就业市场双向选择带来的权利、机遇、竞争与挑战，毕业生的心理是错综复杂的，在就业过程中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

二、大学生就业能力存在的提高途径

1.专业化就业指导队伍。在大学生就业能力提升过程中，老师对学生影响很大,动态地提高老师的就业指导能力素质，可以充分发挥其贴近学生的优势，帮助大学生准确分析就业发展动态，综合利用自身的经验与知识对大学生进行时效性、个性化指导，提高大学生就业能力。2.引导转变就业观念。随着社会就业形势不断变化与竞争的不断激烈，竞争上岗、人才流动、再就业以及就业岗位不断改变等，这些都成为普遍现象和常规性状态。在这种大背景下，高校要引导大学生树立动态就业观，克服不切实际的想法，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出击，多渠道地拓展大学生的就业能力。3.强化实践动手能力。提高大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是提升就业能力的必要措施,高校通过鼓励、支持大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可以使大学生充分运用多方面的资源，了解行业发展动态，提高相应的专业技能，从而将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在就业时充分发挥优势，满足用人单位的需求。4.提高创新能力。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对用人单位来说更为难得，因此提高大学生的创新能力是提高大学生就业能力的重要一环。在总结前人的经验和教训后，注意借鉴和总结，从多方面考虑，进行思考和创新，加强大学生自主意识的培养。5.培养大学生的“软技能”。“软技能”指大学生的社会与关系能力，有助于大学生就业能力的提升，对其今后的职业和人生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高校应根据大学生的个体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社交、沟通、适应、组织、合作等方面的培养。6.做好职业生涯规划。大学生正处于职业生涯的探索阶段，遵循大学生的成长规律，按照学生不同阶段、不同特点，构建有针对性的培养体系，促进大学生主动、自觉地积累社会工作经验，加强自身综合素质与社会适应能力，提高求职能力。7.丰富心理疏导教育。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的压力会使部分大学生产生心理方面的问题，高校应针对大学生就业过程中的消极情绪，开展心理疏导和教育，帮助大学生准确客观地评价自己，学会自我调节，树立正确的择业心理，以积极的态度去寻找合适的就业岗位。

三、结语

在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大学生要在就业及以后的职业中拥有持续的竞争力，就必须具备充足的就业能力。为有效提升大学生就业能力，需要从不同方面进行比较与分析，从中找出存在的差距与问题。大学生就业能力的提升是一项系统系工程，本文从多方面进行探讨，期望提升大学生就业能力，从而促进大学生的就业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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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伟.基于择业教育视角下的大学生就业能力提升研究[J].教育与职业,2014,（6）：11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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