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陈烟”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3篇浅析民事诉讼中当事人陈述的研究分析论文，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浅析民事诉讼中当事人陈述的研究分析论文，欢迎阅读借鉴。
篇1：浅析民事诉讼中当事人陈述的研究分析论文
浅析民事诉讼中当事人陈述的研究分析论文
一、“当事人陈述”位列变化的理论基础
我国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将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序列第一位次，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
(一)诉讼观的转变
洛克曾说过，没有义务的地方，就没有权利。德国哲学家马克思说道：“既然掠夺给少数人造成了天然的权利，那么多数人就只得积聚足够的力量，来取得夺回他们被夺去的一切的天然权利。”这种为权利而斗争的自由主义思想滥觞于人文主义思潮， 这种观念不仅使人们的思想发生了重要改变， 也对诉讼制度的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是诉讼的提起者、支配着，而法官作为中立一方，只能通过旁观方式了解案情及双方陈述。此时，当事人的陈述不能作为证据， 只能被认为是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进行的自卫手段， 亦或是成为对方当事人及法官寻找案情突破口的牵引线。“自由主义”诉讼观虽然重视私权，维护了平等原则，但这种“自由主义”思想已经与当今社会的发展错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当事人自由主义逐步开始受到限制， 民事诉讼的目的也开始转向社会层面。在纳税人的强烈呼声下，司法系统的运作必须有利于全社会，有利于群众，即使是个人的起诉，也使得司法裁判的本身被赋予“社会性”。此时，当事人的陈述作为庭审中重要的一环对查明事实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通过这项证据，能够缩短诉讼周期，提升诉讼效率，为全社会节约重要的司法资源。“随着程序理念的变化，追求‘实质性公平正义’逐渐取代了‘司法竞技理论’而成为司法裁判之基本理念。诉讼主体在程序中不得无限制运用程序权利和诉讼技巧，而要考虑他人和社会公益。”这种理念的更新不仅影响到民事诉讼的目的， 也影响到了当事人陈述能否作为证据使用这一证据制度的变化。
(二)从工具理性到交往理性工具理性在经济发展中产生不可磨灭的作用，但其精于算计，过于追求工具价值，从而忽略了实质价值。民事诉讼程序作为规制双方当事人并为其提供平等参与、便利诉讼、自由辩论等形式的平台，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其制度价值。但是整个诉讼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是查清事实真相，此时，需要当事人双方的言语作为媒介，这个过程就应该符合“理想言语环境”(die ideal sprechsituation)。哈马贝斯认为，交往理性是一种对话性的理性， 其以主体间平等对话为基础，并于韦伯式工具理性相对应。而当事人的陈述， 正是在法庭庭审过程中进行的互相交流、互相理解，彼此信任、达成共识。虽然不同于调解或和解，但是通过交往互动，能够产生实质性的了解， 对于案情和真相也能起到引出作用。因此， 将提升当事人陈述所在证据之位次具有重要意义。
二、比较法视野下的当事人陈述
(一)英美法系
在英美法系中， 当事人的陈述并不能作为一类证据，但其陈述仍然具有重要的证据作用。当事人可以被传唤作为证人， 当其为证人时所做出的陈述才为当事人的陈述。英国1851 年《证据法》和1869 年《证据再修正法》中明确规定：如若当事人自愿，他可以要求自己作为证人; 同时也可以要求对方作为证人对此案件提供真相。在当事人作为证人作证之前，都需要对宪法或者对圣经进行宣誓， 如其所作陈述为虚假陈述，法院有权处罚当事人。
(二)大陆法系
在大陆法系的国家中， 当事人的陈述具备着两种不同的功能。其一，为事实主张。当事人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 作为诉讼的主体其有义务向法院阐明事实依据。这项功能能够充分表达当事人的诉讼主张，为法院查明案情提供了帮助。在德日民法中，也称为“当事人听取”制度。《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39条规定：“审判长应当使当事人就一切重要的事情作充分的说明。并且提出有利申请，特别是在所提事实不够时要加以补充，还要表明证据方法。”这种制度能让法院与当事人本人和诉讼代理人有直接接触，充分进行有效的沟通。其二，因为当事人历经案件经过，其陈述能够作为证据供法院参考。作为证明手段，此功能有利于证据链条的完整和待证事实的清晰。因为当事人本人和律师或了解案情的法官之间不仅是量的差别，而且是质的不同。在大陆法系中， 这项功能被概括为“当事人询问制度”。此次制度起源于英国衡平法，后来由奥地利最先引用。1933 年的《德国民事诉讼法》吸收了奥地利的做法， 用了十一个条文对该项制度进行了详细规定。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207 条也规定，“法院依申请或者依职权可以询问当事人本人，此情况下，当事人应进行宣誓”。
三、当事人陈述的功能
当事人的'陈述一直在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法定证据种类中，其作为证据具有以下功能：
(一)当事人的陈述能够弥补案情的缺失
在德日的民事诉讼法中， 当事人陈述被称为为“当事人听取”制度，目的在于通过当事人陈述而明确当事人的主张。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39 条规定道：“审判长应该使当事人就一切重要的事实问题作出充分说明， 在必要时候审判长应该与当事人共同从事实和法律两个方面对事实关系、法律关系进行阐明， 并且提出发问”。在当事人陈述的过程中，法官、诉讼代理人、对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其陈述了解基本案情，也能够从其言语中掌握重点。双方当事人对案件的看法和分析， 以及对该诉求分析的角度都能够使得法院进一步介入案件，有利于还原真实案情。同时， 在法庭上法官与当事人之间交流和沟通过程中，法官可以通过与各方讲明法律问题和法律规定，使当事人双方能够明晰法律， 从而选择对维护自身利益最大程度的保护; 这种双向交流也进一步保障了民事诉讼法的平等原则， 为当事人提供了开口说话的平台，提高法院结案率、和解率，间接防止缠访闹访等事件发生。
(二)当事人陈述能激发经验法则的检验功能
“打官司就是打证据”、“证据需要看得见摸得着” 这种传统的诉讼观念中将外在证据作为判断当事人主张真伪的唯一途径，但笔者认为，当事人陈述这类证据能够自证其主张事实的真伪。因为一个人从其语言表达出的信息越是概括、越是模糊，供经验法则辨别其真伪的信息就越少;反之，若其能够完整叙述细节、环节及其衔接，其言语中表达的内容就更为丰富，判断者能利用的信息就越多，作出正确性结论的可能性也更大。因此，当法官在法庭上对于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和陈述内容进行询问时， 可以在正常询问过程中进行“问题突袭”，当事人反应越快，其信息准确度就越高，反之则虚假程度越高。尤其是在询问中出现自相矛盾时，法官可以运用“经验法则”初步判断。此时，法官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权，根据当事人陈述的真假直接或结合相应证据间接的认定当事人主张事实为虚假事实。
四、当事人陈述的再定位
根据不同国家的立法经验和我国民事诉讼的立法传统，对当事人的陈述进行再定位：第一，完善当事人陈述的程序规制。当下，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对此项证据运作的过程都不够关注。所以必须通过立法解释或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进一步完善当事人陈述程序， 使得其具备一项民事制度所应有的基本程序， 这样才能发挥其制度刚性价值。第二，对当事人陈述进行类别区分。区分一般意义上的陈述和作为证据使用的陈述。对于将其作为证据使用的陈述，应该将当事人置于证人的角度，在询问时应采取和询问证人一样的程序， 允许双方相互对质。同时，根据当事人陈述的两种不同功能，分别建立当事人本人意见制度和当事人本人证言制度。结语通过对“当事人陈述”这一证据种类分析，可以得出立法者在民事诉讼修改时对于证据种类位置的排列绝非无疑调整，而是“有意为之”。虽然立法者未对修正原因进行阐释， 但也一定是出于某种考量。这一调整，正是为了改变我国当下对证据认定存在的问题，也是为了追求实质正义之所在。待证事实若确实难以查明， 必须通过当事人陈述这一证据进行，不仅能够减少法院劳力和时间成本，也能大大提升诉讼效率， 减少当事人对案件的资金投入，增强司法公正，为人们提供一个良好、有序解决争议的司法环境。将“当事人陈述”作为一项证据制度，正是体现了“以人为本”这一现代民事诉讼法理念，切实挖掘案件真相，贯彻诉权之保障。
篇2：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的承担分析论文
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的承担分析论文
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的承担对举证责任的含义、举证责任承担的一般原则、举证责任的倒置进行了探讨和论述。法院是我国的审判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通过审判，保护人民、打击犯罪、制裁违法行为、化解矛盾，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法院就应该公正审判，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因此，各项诉讼都离不开证据，民事诉讼也不例外。证据制度是民事诉讼的核心，而举证责任是证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可以说举证责任是民事诉讼中的核心问题。我们只有弄清举证责任的行为意义和结果意义，正确分配当事人的举证责任，才能弄清案件事实，使案件得到公平、正义地解决，提高诉讼效率。现就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一些做法，对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问题谈谈自已的一些看法。
一、举证责任的含义
举证责任，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向法院提出证据并予以证明的责任，以避免因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而给自己带来不利的诉讼后果。
《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这仅仅规定了当事人的主观证明责任。主观证明责任又称提供证据责任、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指的是当事人为了避免承担不利诉讼结果的风险而负有的向法院提供证据的责任，其实质是一种提供证据的必要性。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二条对举证责任进行了具体规定，即“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规定》首次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制度，其标志就是规定了客观的证明责任。客观的证明责任，又称证明责任、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指的是当案件的案件事实最终呈现为真伪不明状态时，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的诉讼结果的责任。同时承认这两种责任，即是所谓的证明责任的“双重含义说”。《规定》对当事人举证责任的承担、举证时效以及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查证等内容作了具体的规定，完善了我国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制度，结束了这种制度规范与理论及实践发展相脱节的局面。
二、举证责任的承担
举证责任的承担是指对某一个主张或事实由当事人哪一方负责举证。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的核心和难点是举证责任如何分配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规定》提供了较为系统和全面的规范，不仅提出了分配的一般原则，也提供了较多的具体的分配规则。《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即“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无论原告、被告、还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都有责任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并加以证明。只有法律明文规定无需证明的事实，当事人可不负举证责任。而在某些特殊的侵权案件中，由于种种原因导致一方当事人无法取得证据，这就存在举证责任的合理分配问题。合理分配举证责任，不但有助于更好地寻求事实真相，而且还可以通过举证责任的分配及证明标准的确定，科学地分配社会资源，维护司法的公正和效率，最大限度地满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举证责任的承担，实践中的做法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举证责任的一般原则
在一般民事侵权案件中，举证责任适用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即“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这就是举证责任的一般原则。《规定》第二条对此进行了具体化，从行为意义和结果意义上丰富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内容。该原则的基本内涵是：提出诉讼请求的人就权利根据事实(即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反驳诉讼请求的人就抗辨事实(即当事人反驳对方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当事人各自对实体法所规定的要件事实(即当事人负有证明责任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比如原告提出被告侵犯了他的合法权益，要求被告承担民事责任，就应举证证明被告有侵权行为、主观上有过错、造成损害后果、被告的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从而使自己的诉讼请求有事实依据;同样，被告进行答辩，反驳原告的诉讼请求，或提起反诉，也要提出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第三人提起诉讼或参加诉讼，对自己的主张和请求也应负举证责任。
《规定》第五条、第六条对合同案件和劳动争议案件中特殊事项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予以明确，完善了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举证责任的一般原则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不仅因为它对于具体分配规则的理解和把握具有提纲挈领的意义，更因为它是解决具体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的直接法律依据。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事实都需当事人举出证据加以证明，根据法律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第一，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诉的案件事实和提出的诉讼请求明确表示承认的;第二，众所周知的事实和自然规律及定理;第三，根据法律规定或已知事实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第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定的事实;第五，已为有效公正书所证明的事实。
在诉讼实践中，只要涉及对事实的认定，首先应当考虑的不是先由当事人举证，而是判断是否属于当事人举证的范围。如属当事人举证责任的例外，即不再考虑由当事人举证。
(二)举证责任的倒置
举证责任倒置以立法的明确规定为前提，是指在一定情形下，不应当按照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谁主张，谁举证”来决定案件事实由谁举证，而应当实行与该原则相反的分配，即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主张不由其提供证据加以说明，而是由对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倒置理论产生于德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工业革命时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大规模的环境污染问题，医疗事故引起的伤害赔偿问题等案件。在这些特殊侵权案件中，事故的发生原因十分复杂，技术性强，且在发生过程中行为人常常处于持有或垄断案件主要证据的地位，存在优势能够举证证明该事实是否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按照传统侵权法的过错责任和“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规则，确实不能为当事人的权利提供充分的救济，这就在侵权法和证据法上都提出了一个如何对危险责任以及事故责任中的受害人进行有效的救济和全面的保护问题，举证责任倒置正是适应这一需要而产生的。
《民事诉讼法》没有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四条列举了专利侵权、高度危险作业、环境污染、建筑物致人损害、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等几种侵权诉讼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规定》第四条对特殊类型的侵权案件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予以具体化，进一步完善了举证责任倒置原则，主要是：
(1)因新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由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承担举证责任;
(2)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加害人就受害人故意造成损害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3)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4)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其无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5)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就受害人有过错或第三人有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6)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产品的生产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
(7)因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实施危险行为的人就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8)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举证责任倒置在理论上是以举证责任的一般原则为前提的，如果缺少一般原则，举证责任倒置则无从谈起。举证责任倒置绝不意味着所有的案件事实都“倒置”给对方当事人承担，而仅仅意味着某些特殊案件的部分事实倒置给对方当事人承担。一般只在特殊侵权领域才有所谓举证责任倒置的问题，在普通侵权案件中，原告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要得到法院的判决满足，必须同时主张并证明这样四个要件事实：被告实施了侵权行为;被告在主观上有过错;原告受到了损害;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
原告对这四个要件事实均负举证责任。但是如果原告提出的诉讼属于特殊侵权案件，原告所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就可以适当减少，而将一些本应由原告证明的要件事实倒置给被告承担。但是，无论该侵权案件如何特殊，立法者不可能规定将所有的案件事实均倒置给被告承担。比如，在建筑物责任事故的案件中，按照举证责任倒置原理，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的承担原告无需证明被告在实施该侵权行为时具有主观上的过错，相反，被告人应当证明其主观上不存在过错。据此，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通常包含上述四个要件事实，对这四项要件事实，被告人否认的，均实行举证责任倒置。
篇3：分析内幕交易民事责任研究论文
简而言之，它是指内幕人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的违法行为，使证券市场交易各方失去了平等享有信息的机会，影响投资者决策，造成其经济损失，进而威胁整个证券市场的稳定和健康。世界上证券制度相对完善的国家历来都注重预防和打击内幕交易行为，我国也不例外。因此，本文以证券制度较为发达的美国为借鉴，结合我国证券法律制度发展状况，通过对内幕交易主体资格、内幕信息、因果关系、过错以及损害赔偿额问题的探讨，试图明确内幕交易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
希望通过完善的内幕交易民事责任追责程序，最大程度地补偿受害者的损失，维护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
论文关键词：内幕交易 民事责任 构成要件 美国证券法 损害赔偿
内幕交易民事责任是内幕交易责任的组成部分，旨在赔偿投资者因内幕交易所造成的损失，对实现证券市场公平正义有着重要的意义。然而我国长期侧重于对内幕交易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的研究和立法，疏于对民事责任的规范。尽管2005年《证券法》中承认了内幕交易民事责任的可诉性。然而这一规定过于笼统，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因内幕交易遭受损害的投资者无法得到真正的赔偿，不利于一个公正健康证券市场的建立。
一、内幕交易的基本含义及重要意义
内幕交易(insider trading)，英美国家叫做内部人交易，台湾叫做内线交易、内部交易或者内情人交易。作为证券监管重点规制的行为之一，它在基本概念上却没有达成一个完全一致的定义。布莱克法律大词典的解释为“公司职员、董事和持有公司10%”以上股份的登记在册股东，买卖公司证券的行为。 美国著名法学家波斯纳认为，内幕信息是指“公司的经理或者其他知情人以还没有向其他股东或外界公开的重要信息来对公司股票进行交易，以此获得利润。” 当然，中国学者对于内幕交易也做出了自己的定义，如叶林认为它是“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在有关证券的发行、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的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或者卖出该证券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的行为”。
该定义紧扣中国证券法对内幕交易的相关法条进行定义，然而从学理研究内幕人的范围是否仅限于非法受让人仍值得研究。内幕交易的界定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但无论如何，离不开对于内幕人、内幕信息的界定，因而与其在内幕交易的精准概念上纠缠不清，不如在理论研究与实践基础上对内幕人、内幕信息的特征、范围进行更加准确的定义。
内幕交易不仅仅使证券市场交易各方失去了平等享有信息的机会，间接影响投资决策，造成投资损失，还可能破坏全国证券市场的信誉和健康，使市场失去投资者的信任，衰落下去。因而，对于内幕交易进行合法管制，是保障证券市场健康稳健发展、保护投资者权益及投资信心的重要措施。
二、我国证券法有关内幕交易的规范现状及存在不足
从狭义上来看，我国证券法中规范内幕交易的条文主要是《证券法》第73、74、75、76条。也有学者主张《证券法》第47条也属于有关内幕交易条款。47条是对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份额5%以上的大股东对六个月内的短线交易进行一般性禁止条款，目的在于防止上述人员利用其与公司的特殊联系而进行内幕交易，实则是对内幕交易的一种预防性手段，与真正的内幕交易在概念、构成要件等方面相差甚远。因而笔者在此不将其作为内幕交易相关条款。
浅析民事诉讼中当事人陈述的研究分析论文（通用3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