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社会转型中的道德修养策略

时间：2019-08-03 22:08:58 作者：仙桃儿919 综合材料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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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论中国社会转型中的道德修养策略第2篇：论中国社会转型中的道德修养策略第3篇：浅论中国社会转型中的道德修养策略第4篇：论中国社会转型中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第5篇：论道德修养中的主体能动性第6篇：论中国电视剧的文化策略第7篇：论阅读教学中的学习策略

篇1：论中国社会转型中的道德修养策略

李兰芬，苏州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道德个体的心性觉解、人格提升是道德修养所要推崇的某种境界，而达此境界的道德修养方法、途径及其过程在本质上则既受制于人们生活所依的微观生存处境，更受制于人类发展所处的宏观社会形态。放宽到这样一个认知框架下来谈道德修养，目的在于将作为人类道德实践活动之传统方式的道德修养置于一个恰当的社会语境进行讨论，以给予其道德社会学的重新关注，而不是褊狭地将其嵌套在某种既定话语下进行传统式的个体道德解读。由此看来，道德修养与中国社会转型是一个尚不为学界关注但却兼具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的伦理学问题。任何企图脱离社会生活历史进程的道德修养，无异于自我放逐和自我边缘化。伴随人类生活公共化与异质化的演进，原本植根于同质性社会形态的中国传统道德修养体系已欠活力，顺应现代社会异质化与公共化的转型之势，从封闭走向开放，以构建一种合乎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生活方式语境中的道德修养理论，乃是笔者想要言说的重要理论旨趣。

一、中国传统社会形态中的道德修养

从社会的性质和形态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形态主要可分为两类：同质性社会与异质性社会。同质性社会通常表现为社会民众归属于共同的政治共同体，并拥有大致相同的政治认同、理想信仰和价值追求；异质性社会中的民众虽然在信仰、价值和认同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依然能够谋求其基本的价值共识和文化理解。“家国”一体的制度安排和封建的自然经济构筑了中国传统的同质性社会形态，即：维系整个国家机器运转的宗法血缘关系，不仅加固着君权与族权的联盟，而且也构筑着君主意志转变为社会意志的基本通道，从而使多地域、多民族的中国华夏大地形成了基本雷同的社会结构、伦理纲常及其可沟通的行为方式。这种同质性社会形态成就了以“成德、成性”为境界的中国传统道德修养观念：既有西周的“敬德配天”、“修德配命”之说；先秦儒家的“存心养性”、“反身自省”的“内在功夫”；宋明理学家的“居敬穷理”和“省察克治”的“向内求索”；还有老子的“涤除玄览”、“致虚极、守静笃”、释家的“觉悟”、“渐悟”、“顿悟”；等等。无论是儒家主张的内省自身、格物致知以成圣贤，道家坚守的致虚极、守静笃以返璞归真，抑或是释家力行的净心觉悟以求“修炼成佛”，都在向世人澄明这样一种镜像：中国社会的传统道德修养虽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其“推己及人”的社会价值旨向，但终因其片面推崇“诵读经书”、“颂经参禅”、“坐而论道”、“三省其身”，以实现道德个体心性觉解的道德修养方法及其修养过程，就已然将作为人类道德实践活动方式的道德修养仅仅视为一种可以远离轰轰烈烈的社会实践，以内省、自责、内修、悟道为主要方式的私人生活领域的心性求索。这种与中国传统社会形态的同质化结构相适应的传统道德修养具有强烈的依附性、内向性和精英性的文化特质。

依附性是浸透着中国传统道德修养方法、途径、境界及其全过程的基本文化特质。在“家国一体”和封建自然经济的中国文化传统氛围中，道德修养一般总是以位高权重者为引领、以长者匡正晚辈为秩序，从而为维持既有社会秩序锻造出一代又一代谦卑温顺的依附性“臣民人格”。其次，以“成德、成性”为境界的中国传统道德修养的诸多之道，均以内向度的人性回溯为精神归宿。无论是主张抵达内心善的儒学，还是觉解或顿悟某种虚极境界的老庄学派，都始于人自身向善的欲望、执于“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的“内自省”的修身功夫，止于尽心知性，回复人之本性的境界。以儒家、老庄为代表的这种“为己”的心性修养之学，是一种向内用力，而非向外求利的道德追求。最后，以“成德、成性”为境界的中国传统道德修养，作为对人及其生命存在意义的终极目的性价值理解的推崇，有助于构筑并促进人生精神世界的完善和至善，尽管因其人生哲学基础具有强烈的精英主义倾向和权威主义依赖，对多数平民百姓来说它还只是一种具有某种虚幻镜像的奢侈品。

篇2：论中国社会转型中的道德修养策略

二、中国传统道德修养遭遇转型社会的挑战

时至今日，社会转型的发展语境已经成为我们讨论一切中国现象，包括道德修养现象无法摆脱的时代背景。按照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关于人类文明进步的理论，我们可以将社会转型理解为是一种需要接受“灵魂的分裂”的挑战及对挑战的回应过程。中国传统道德修养遭遇社会转型的挑战已成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经验事实。以社会存在方式及其变迁的历史眼光鸟瞰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传统道德修养遭遇“灵魂的分裂”情景中所直接承负的诸多挑战，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佐证。

首先，依附性的“臣民人格”遭遇个性张扬的挑战。在与传统伦理文化和人格范型相适应的中国传统道德修养中，民众个性在整个社会格局或者说漫长的封建社会演变中是个隐形而不彰显的存在体。产生并服务于封建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同质性社会结构的中国传统道德修养文化，无论是其原生形态，还是秦汉以后的流变形态，本质上只是一种奉行人身依附关系的、塑造模具式系列道德人格的宗法等级道德修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传统社会虽有本质差异，但在道德修养方法和途径策略上已然还是以一种国家伦理的“独特权威”继续强化着经过改良过的种.种新型依附关系。由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所推动的中国现代化所带来的，以个性张扬和人的解放为特征的异质性转型社会，打破了同质性社会诸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之间的可通约性格局，呈现出多元、多样、多变的不可通约性的文化特征。换句话说，传统的依附性道德修养范型或系统对现代人的约束力日渐式微或近乎塌陷。异质性社会由于削弱甚至消解了外在于具体道德主体的唯一性、权威性规定，使道德主体得以赢得独立性人格以及自由价值的认知与判断空间，从而打开了传统道德修养被禁锢的封闭之门。

其次，内向性的“尽心知性”遭遇公共领域的挑战。作为传统道德修养根基的儒家伦理之目的在于追求个体之德的圆满，所谓“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荀子·劝学》)的“慎独”境界。与传统社会私人领域独大的状况不同，现代社会的政治民主、经济自由与文化多元不仅造成了德沃金所说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明显界分，而且促成了公共领域的不断扩张。广阔的“公共空间”使现代人在自由与个性得以充分彰显的同时，发生着与私人领域之外的人、物、事之间更为密切的公共关系。然而如何与陌生环境共生、与不同人群共存、与时间流动共进？传统的以纯粹追求自我人格的心性觉解，或者片面局囿于对熟人领域的道义承诺为宗旨的“尽心知性”内向性道德修养体系已力所不及。人们生活世界所显示出的公共取向和公共意义，极大地拓展了人们对道德修养的认识论视域：在公共生活日益扩张的今天，我们不仅需要独具的个性、卓越的私人美德，而且更加迫切地需要基于现代公共生活要求，符合个体社会身份与公共角色的职业化、专业化的公共美德。诸如：基于政治参与所需要的正义感，基于人际交往所需要的平等、诚信、宽容、明礼守法，基于公民身份所应当具备的爱国主义、法制意识等等。显然，这种认识论的转向再一次撼动了囿于狭小私人领域的“尽心知性”的内向性道德修养的根基，从传统相对封闭的私人领域走向开放广阔的公共领域已成当代中国社会道德修养的选择路径。

最后，“成圣成贤”的精英道德遭遇公民道德的挑战。既推崇“天人合一”道德人格形上境界，又诉诸日常生活礼仪纲常，具有相对成熟和完备规范架设的，发端于传统同质性社会的中国道德修养体系，对于完善和拓展少数社会精英分子个体精神家园无疑有其一定的道德修养价值。但是，这种以“成圣成贤”为个体境界的精英道德修养，既放逐或远离了仅以谋求有尊严地活着的广大民众道德主体的普适性资格，更遭遇经济成分多元、社会职业多样、地位差距拉大、价值取向多元的当代中国转型社会中所成长起来的公民道德的挑战。公民道德对“成圣成贤”精英道德的挑战既表现为对传统道德修养体系的怀疑、动摇，更积聚着一种建构合乎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生活方式道德修养体系的深刻的社会力量。

三、当代中国公民社会语境中的道德修养

中国社会是否已经进入了公民社会，这是一个需要采用制度性和组织性若干指标评价的实证的社会学话语，然而处于转型中的当代中国社会正在走向公民社会，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愿望或猜想，而是一个确定无疑的社会发展的经验事实。30年改革开放在社会领域引发的根本变革，就在于其成就了中国社会由单位社会向公民社会的深刻转型。尽管公民社会在全球范围的实现程度和发展水平错落不齐，但它作为国家、市场、社会公众等不同力量处于一种平衡状态的异质化、公共化结构的社会形态，总是一个需要以民主、商谈、参与为其文化特质的社会。“一个公民社会就意味着这里存在着一部渗透着自由、民主和人权理念的宪法，众多充满着活力的民间团体，提供制约与纠错功能的健全的公共领域以及拥有公正、责任、宽容、善于对话、善于妥协、积极参与之精神与素质的普通公民。”公民社会的上述文化特质不仅存在于政治领域、经济领域，而且也渗透于道德领域，进而催生社会道德的文化转型。这种文化转型在道德修养领域将发生什么样的历史性变迁？它的独特之处在哪里？公正地说，对这个相当独特的道德文化，不仅从文明的层次上反思还很少，就是对其内部的相当精密微妙之处的解析也极为鲜见。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当代中国道德修养及其转型，对伦理学的发展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对道德修养及其转型的特点、运作逻辑及其转型的研究应当成为当代中国伦理学发展的新的灵感来源和动力源泉。在这里，我们无意诟病传统的“心性求索式”的道德修养体系，相反，我们依然认为，“心性求索”是道德修养的重要形态，因为，道德修养作为个体化的道德实践活动，产生于个人自我确证、自我肯定和自我发展的需要。但是，以什么样的方式、途径及其过程进行个体精神世界的道德修养则是社会的、历史的；当“心性求索”作为一种主体道德修养形态的合理性、合法性所依存的微观生存环境和宏观社会形态不再依旧，就需要对其进行适时的修正、完善，从而使道德修养体系得以形成与发展了的社会形态和人们的具体生存环境相适应的新型道德修养形态。笔者以为，“生活濡化式”的道德修养体系是与以“民主、商谈、参与”为文化特质的公民社会相适应的当代道德修养体系的可能选择。目的伦理学认为，道德修养不只是遵循规范，而是一种可能的生活方式。规范是为了生存，修养则为了生活，道德修养当以人为目的，指向人的幸福的生活方式。

所谓生活濡化式的道德修养，指的是一种奠基于生活的、以生活意义为价值诉求并主要通过日常生活交往中的经验教化、习俗规范、制度创新来影响人的道德认同、陶冶人的道德情感、磨砺人的道德意志，进而达致某种道德境界的道德修养形态。主张以生活濡化作为当代中国公民社会语境中的道德修养形态的学理依据有二：一是生活的道德性；一是道德修养的“生活”性。生活的道德性，是指生活不仅为了活着，而且更需要有意义、有尊严地活着。人的生活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发现意义、生成意义、实现意义的过程。意义问题就是生活的道德性问题。人不仅拥有感性生活，而且拥有意义生活。这种意义生活既产生于感性生活又为感性生活提供价值目的和意义参照，从而真正实现人有德性的幸福生活。生活的内在法则是生成的、开放的、超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活不仅是实然的，更是应然的；不仅是惯常的、不证自明的，更是可供选择的，创新的与超越的。生活濡化式道德修养的生命力就在于其秉承了生活的这种超越性与创新性，为每个个体的道德修养不断注入新的价值与不竭动力。道德既构成生活意义的解释系统，使人对生活意义有更合理、更深刻的理解；又构成生活意义的目的系统，使人的生活得到更为合理、更为完善的展开与提升。道德修养的“生活”性，是指道德修养作为一种道德实践的活动方式总是表现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或者表现着人们的生活方式。道德修养赋予人的生活方式以意义，道德修养的价值植根于“美好生活”或“人生幸福”。换句话说，一种道德修养，如果忘掉了人的生活、遗弃了人的生活，它就不再是人的道德修养；而人总是以自己的尺度来衡量、估价和选择适合于人自身生活的道德修养方法和途径。道德修养作为人的生活方式，具有为我性、求善性和内在超越性。据上所析，较之于“心性求索式”的道德修养形态，生活濡化式的道德修养，在本质上是一种更合乎当代中国公民社会语境中公民道德成长特性及其发展规律的生成性道德修养模式，其最终目的是将公民历经生活检验的合理的价值与信念纳入道德修养体系，以加快完成人的精神世界和行为能力，即：知与行的同构过程，从而实现某种理想的道德修养境界。换句话说，在生活濡化的道德修养视域中，道德修养主体不再只是一个静观的凝视者而必须是一个行动的实践者。诚如胡塞尔所言：“当我们面对面谈话，互相握手致意，有爱和恨，在思考和活动中，在辩论中互相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经常处在那种人格主义的态度中。”以生活濡化为路径的开放式的道德修养昭示着这样一个事实：生活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宏大的道德修养场域。

以生活濡化为向度建构的道德修养体系的哲学基础是道德自由。所谓道德自由是指人们独立自主地进行道德选择和道德判断的能力。没有一种初始的道德自由，人类的任何道德修养都将成为不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宁愿赞同“自由建构一切”的哲学理念。以道德自由为哲学基础的生活濡化式的道德修养的实践价值集中表现为：道德修养主体不再迫于外在的某种权威规定，而是根据人之为人的生活的道德需要自主选择道德原则、践履道德行为以实现人的道德权利，维护人的道德尊严，模塑体现丰富人性内涵的独立的道德人格。

较之于同质性社会形态中的“心性求索式”的道德修养体系而言，充分彰显“民主、商谈、参与”的公民社会特质的生活濡化式的道德修养体系呈现出自主性、公共性、公民性三大文化特质。自主性特质，源于以“民主、商谈、参与”为文化特征的公民社会，使每个公民获得了更多的自由支配时间、更宽的社会交往空间和更理性的道德权利选择。按照科学的理性去践履自我道德修养的方法、实现自我修养的道德境界，是公民社会道德修养自主性的核心内容。公共性作为生活濡化式道德修养的文化特征，源自孕育于市场经济的现代社会公共领域的不断扩张。修炼公民个体的公共精神构成道德修养从“内圣修己”的“私域”向“外王安人”的“公域”与“私域”整合转型的核心价值。生活濡化式道德修养的公共性既蕴含着个体对他人的存在以及与他人关系的恰当理解，更表现在于人们通过对公共利益的普遍追求，参与公共事务，致力于改善公共生活、建构公共秩序，从而构建一种合乎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生活方式语境的道德修养体系。公民作为公民所应具有的基本道德修养能力、责任及其习性的可能性则构成生活濡化式道德修养公民性文化特质的主要意蕴。

篇3：浅论中国社会转型中的道德修养策略

浅论中国社会转型中的道德修养策略

一、中国传统社会形态中的道德修养

从社会的性质和形态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形态主要可分为两类：同质性社会与异质性社会。同质性社会通常表现为社会民众归属于共同的政治共同体，并拥有大致相同的政治认同、理想信仰和价值追求;异质性社会中的民众虽然在信仰、价值和认同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依然能够谋求其基本的价值共识和文化理解。“家国”一体的制度安排和封建的自然经济构筑了中国传统的同质性社会形态，即：维系整个国家机器运转的宗法血缘关系，不仅加固着君权与族权的联盟，而且也构筑着君主意志转变为社会意志的基本通道，从而使多地域、多民族的中国华夏大地形成了基本雷同的社会结构、伦理纲常及其可沟通的行为方式。这种同质性社会形态成就了以 “成德、成性”为境界的中国传统道德修养观念：既有西周的“敬德配天”、“修德配命”之说;先秦儒家的“存心养性”、“反身自省”的“内在功夫”;宋明理学家的“居敬穷理”和“省察克治”的“向内求索”;还有老子的“涤除玄览”、“致虚极、守静笃”、释家的“觉悟”、“渐悟”、“顿悟”;等等。无论是儒家主张的内省自身、格物致知以成圣贤，道家坚守的致虚极、守静笃以返璞归真，抑或是释家力行的净心觉悟以求“修炼成佛”，都在向世人澄明这样一种镜像：中国社会的传统道德修养虽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其“推己及人”的社会价值旨向，但终因其片面推崇“诵读经书”、“颂经参禅”、“坐而论道”、“三省其身”，以实现道德个体心性觉解的道德修养方法及其修养过程，就已然将作为人类道德实践活动方式的道德修养仅仅视为一种可以远离轰轰烈烈的社会实践，以内省、自责、内修、悟道为主要方式的私人生活领域的心性求索。这种与中国传统社会形态的同质化结构相适应的传统道德修养具有强烈的依附性、内向性和精英性的文化特质。

依附性是浸透着中国传统道德修养方法、途径、境界及其全过程的基本文化特质。在“家国一体”和封建自然经济的中国文化传统氛围中，道德修养一般总是以位高权重者为引领、以长者匡正晚辈为秩序，从而为维持既有社会秩序锻造出一代又一代谦卑温顺的依附性“臣民人格”。其次，以“成德、成性”为境界的中国传统道德修养的诸多之道，均以内向度的人性回溯为精神归宿。无论是主张抵达内心善的儒学，还是觉解或顿悟某种虚极境界的老庄学派，都始于人自身向善的欲望、执于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的“内自省”的修身功夫，止于尽心知性，回复人之本性的境界。以儒家、老庄为代表的这种“为己”的心性修养之学，是一种向内用力，而非向外求利的道德追求。最后，以“成德、成性”为境界的中国传统道德修养，作为对人及其生命存在意义的终极目的性价值理解的推崇，有助于构筑并促进人生精神世界的完善和至善，尽管因其人生哲学基础具有强烈的精英主义倾向和权威主义依赖，对多数平民百姓来说它还只是一种具有某种虚幻镜像的奢侈品。

二、中国传统道德修养遭遇转型社会的挑战

首先，依附性的“臣民人格”遭遇个性张扬的挑战。在与传统伦理文化和人格范型相适应的中国传统道德修养中，民众个性在整个社会格局或者说漫长的封建社会演变中是个隐形而不彰显的存在体。产生并服务于封建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同质性社会结构的中国传统道德修养文化，无论是其原生形态，还是秦汉以后的流变形态，本质上只是一种奉行人身依附关系的、塑造模具式系列道德人格的宗法等级道德修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传统社会虽有本质差异，但在道德修养方法和途径策略上已然还是以一种国家伦理的“独特权威”继续强化着经过改良过的种种新型依附关系。由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所推动的中国现代化所带来的，以个性张扬和人的解放为特征的异质性转型社会，打破了同质性社会诸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之间的可通约性格局，呈现出多元、多样、多变的不可通约性的文化特征。换句话说，传统的依附性道德修养范型或系统对现代人的约束力日渐式微或近乎塌陷。异质性社会由于削弱甚至消解了外在于具体道德主体的唯一性、权威性规定，使道德主体得以赢得独立性人格以及自由价值的认知与判断空间，从而打开了传统道德修养被禁锢的封闭之门。

篇4：论中国社会转型中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论中国社会转型中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晕眩反应与规范需求要求从理论和现实两个角度重新审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向市场经济转型,既要求充分重视法律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又必须强调道德在整合社会中的功效.而德法并用治国方略的提出既有中国传统政治的渊源,又是世界范围内现实政治发展的要求.

作者：程倩刘七生作者单位：景德镇陶瓷学院,社会科学系,江西,景德镇,333001 刊名：工会论坛-山东省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英文刊名：TRADE UNIONS' TRIBUNE(JOURNAL OF SHANDONG INSTITUTE OF TRADE UNIONS' ADMINISTRATION CADRES) 年，卷(期)： 9(4) 分类号：B82-051 关键词：社会转型法治德治

篇5：论道德修养中的主体能动性

论道德修养中的主体能动性

道德修养中的主体能能性是人在道德修养中居于主体地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它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是建立在社会实践基础上的主体意识与客观制约性的辩证统一.人的`主体意识在主体能动性发挥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它有助于实现主体人格的自我完善,实现道德理想.要在道德修养过程中发挥主体能动性必须处理好自由与必然,个体与普遍主体、道德与社会现实的关系.

作者：白梅作者单位：邯郸市峰峰矿务局党校,河北,邯郸,056201 刊名：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QINZHOU TEACHERS COLLEGE 年，卷(期)： 17(4) 分类号：B82-052 关键词：道德修养主体能动性

篇6：论中国电视剧的文化策略

论中国电视剧的文化策略

1958年5月1日，中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即后来的中央电视台）开始首播，1个多月以后，中国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播出。可以说，电视剧几乎与中国电视一同诞生。当时的电视剧主要是尝试用一种戏剧化的形态来阐释国家政策和理念，是利用电子媒介进行宣传的试验性手段，如同当时处在非普及状态的电视一样，电视剧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大众消费。直到70年代末以后，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经济，随着电视业的发展和电视机的迅速普及（注：据有关人士宣布，，中国电视机拥有量为3.5亿台，43套卫星节目，8000多万户有线电视用户，统计中国电视观众每天看电视时间为2.54小时。参见田聪明（原中国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局长）《在改革开放中迅猛发展的中国广播影视媒体――在亚洲娱乐与传媒大会上的讲演》，《电视研究》北京：20第6期，第4-5页。），电视剧才逐渐成为大众文化最重要的资源。年，中国电视剧年产量已超过1万部集，与前年产量9集的数量相比增加了1千倍以上，其总节目时间也是目前中国电影年产量的100倍左右（注：2月6日，“全国电视剧题材规划会议”在北京铁道大厦召开，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官员在会上透露，经过批准拍摄的电视剧共有1271部、总量达22231集，发行播出的剧目有687部、9104集，电视剧产量继续上升，比19提高了21%。参见《广电局有关领导指出：2000年电视剧存在六大问题》，《每日新报》202月17日。）。电视剧不仅产量众多，而且观众数量也极其庞大，中国大陆共有有线、无线和卫星电视频道3000多个，平均每个频道播出电视剧至少2集，每天在中国大陆播出的电视剧超过6000部集，观众数量达数亿人（注：例如，19，中央电视台播出电视剧《三国演义》，据央视媒介调查公司数据，全国收视率最高达到46.7%，这意味着一天之中，中国约有4亿6千7百万人观看了这部电视剧。）。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处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化与国有性双轨运行的背景下，一方面受到国家政权的控制、干预和引导，同时又受到市场经济、消费文化的强力冲击，成为了当代中国媒介在各种权力角逐中演变历程的缩影，它不仅反映了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分化和冲突，同时也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时代风尚、价值观念、文化潮流产生着复杂和深刻的影响。

一

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正处在一个旧世纪的终结和一个新世纪的降临、一种社会形态的渐隐和另一种社会机制渐显的时期，社会转型的冲突、分化、无序与寻求共容、整合、有序的努力一起为这一时期的中国电视剧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用“中国特色”来搭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桥梁的过程中，消费市场和消费社会也在中国悄然出现，整个社会越来越被这一消费现实所深刻影响，于是，中国电视剧既经历着从国家文化向市场文化的'过渡，又面临着国家文化与市场文化的共存，所以，对于中国电视剧来说，一方面是“主旋律”电视剧在继续努力维护国家意识形态的权威，另一方面是大量的通俗电视剧通过市场机制来形成文化产业格局。而参与电视剧生产的一些“知识分子”，作为政权和市场这两种力量的代理人，也作为电视信息传播的“看门人”则常常试图借助于这两种强势力量来表述知识分子对历史和现实、社会和人生的批判性认识和反省。国家的政治控制、市场的经济支配、大众的文化诉求、知识分子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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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论阅读教学中的学习策略

论阅读教学中的学习策略

顾莲莲

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急剧变迁，教育和学习被提到了空前突出的位置：21世纪的文盲不是没有文化，而是不会学习的人；“学会学习”简直成了“学会生存”的同义语。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因袭下来的传统的教学观念，力图以变革了的教育教学去面对和适应变革了的时代。当前我国整个教育改革思路就这样展开着。作为基础之基础、重中之重的学科--语文，在这改革浪潮席卷下面临着重新审时度势的思考。阅读，作为读与听说诸环节中的重头戏，我们不得不从这个环节上来反思语文教学。事实上在现代社会，谁都离不开阅读。工人为适应现代化生产需要掌握新技术要阅读；农民实行科学种田要阅读；市长靠阅读提高管理现代城市水平。据《新华文摘》载，钱其琛这位刚柔相济的外交家，他喜欢阅读历史、政治、时事和人物方面的书，也喜欢看杂文，尤其是鲁迅杂文，高水平的政策基础、勤于学习、善于学习积累起来的广博知识，使他能够决策多思、执行高速，成为擅抓外交时机的高手，工作中冷静、坚定、灵活、决断；当面对记者包围时，能机智冷静落落大方。他的自然、坦诚、亲切，给中外记者留下深刻印象，为祖国争得荣誉。这不能不说阅读对造就这样一位高品位人才的贡献。看来在现代化社会中阅读对生存、生活、人才的培养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可是眼下阅读教学的状况如何呢？

阅读教学真可谓耗时最多收效却甚微的，作为阅读的主体--学生，从小学到中学，学了那么多课文，时代背景、段落大意、中心思想记了几大本，最终却鲜有人形成良好的读书习惯和具备独立阅读分析文章的能力，这不能不说是阅读教学的悲哀！1978年，吕叔湘先生尖锐指出：中小学语文教学效果很差，中学毕业生语文水平低，大家都知道，但对于少慢差费严重程度恐怕还认识不足。十年上课总课时9160节，语文2794节，恰好30％，10年时间2700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岂非咄咄怪事。国外最近发现在阅读教学中进行学习策略的训练，可以明显改善阅读方面认知的水平。

学习策略主要由认知策略和元认知两部分组成。认知策略指在阅读中选择信息进而加工编码输入，消除无关信息的干扰，并达到随时输入随时提出的效果。元认知是指学生把自己学习过程作为认知对象，是优化学法的一种。所以学习策略是“学会学习”的重要指标，是学习能力的重要成分。总之，培养学习策略，是提高学生学力的有效举措。

在阅读教学中，学习策略训练学生依据课文各局部特点调整学生阅读方式，以适应不同的阅读要求。教学过程中当然会产生各种技术，在正常阅读条件下，能否使用这些技术，这就决定于个人能否随时监控自己的理解情况，这是有意识地修正自己阅读方法的基础。这又叫“衍生理解”。中学教材有不少中外名著节选，“名著无闲笔”，如果从细节这一学习策略入手，就能体味名著的精妙之处，感悟名著典型意义，并由此及彼、由点到面咀嚼典型环境中典型的人物性格。

具有策略性学习能力的人，能根据面临的学习任务和对学习情境的内外因素的分析来安排进程和运用学习方法和技能；自觉地评价、维持、调整，从而保证学习任务的顺利完成。如在课文知识的梳理上，应用了学习策略，使丰富的知识条理化、系统化，学生能根据自身和环境的不同情况，选用适合的方法，提高阅读能力。从小钻研学习策略，不要说语文，面对所有学科，都能达到叶圣陶先生所说的“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的目标，整个教育就会呈现生动活泼的态势，学力大大增强，国民素质大大优化。

目前，在阅读教学中有以下几种学习策略：

一、就学法而言

1．钱梦龙老师的基本式。自读式（疏通式、提要式、提示式、质疑式、评点式、评论式）-教读式-练习式（作业式、复读式）构成科学的相承的流程，在各模式中学生主动调控学习策略。

2．魏书生老师的六步课堂教学法。自学讨论、答疑、自训、自诂以及画语文“知识树”，将初中四大片知识面（阅读、写作、文学常识、文言文）22项，131个知识点按学生个体掌握程度形象有趣地摘“知识树”上的果实，这本身是一种学习策略的.调节。

3．学习一点搜捕、浓缩、储存语文信息的方法。重视最新社会信息的加工储存，这是形成学习策略的先决条件，也就是平时所说的产生教学灵感。灵感的产生，其实也是一种学习策略。现代科学研究表明，灵感是一种复杂的心理功能。它是在信息丰富贮存的条件下思想非常集中、情绪非常高涨所突发出来的一种创造能力。灵感的产生只有在信息积累较多、苦心经营到一定程度，触类旁通时才能产生。就是说，人脑在高度亢奋下信息纷呈并相互沟通所造成的那种最佳思维态势，当然也就是一种最佳的学习策略。因此要想产生最佳学习策略必先解决语文信息的积累和“碰撞”。让学生在五彩缤纷的社会中获取的信息越多，就愈容易产生优质的学习策略。为此以下的几种获取和储存信息的方法不失为良策。

（1）精读几本“紧要书”，并做读书笔记。林放（新民晚报原社长）说：烂熟几十本书在肚子里生了“根”，就好比打仗时有几百子弟兵在身边一样终身受用无穷。原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让学生十年共做233个作文题，读书笔记占42％，让学生“借助读书来观察和认识世界及自我”。储存了斑驳绚丽的信息，为形成学习策略造成良性循环。

（2）熟读背诵，自读自诵获取信息。千百年来熟读背诵是读书的唯一途径，它之所以有效，是因为让书面语的一切言语要素在大脑皮层留下系统完整的印象，诵读多了，印象就愈深刻，最终，丰富的词语、多变的句式、言语的畅达，就会在头脑中形成网络系统，一遇到其他的语言刺激，凭借这个系统产生“语感”。离开了熟读背诵，语感就无法形成。语感的形成有助于学习策略的产生。许多著名文学家写出传世之作的当初的学习策略，就来自于背诵产生的语感。巴金老先生有一段很贴切的话：我背诵得较熟的几部书中间有一部《古文观止》，这是两百多篇散文的选集，里面有一部分我背得出却讲不清楚；有一部分我不但懂而且喜欢。说多了，读熟了，常常可以顺口背出来，也就能慢慢体会到它们的好处，也就能慢慢地摸到文章的调子…我有两百多篇文章储蓄在脑子里面了，虽然我对任何一篇都没有好好地研究过，但是这么多具体的东西至少可以使我明白文章并非神秘不可思议。巴金的亲身体会是如此，恐怕老一辈学者都有类似的感悟。

（3）闭目学法。其原理是闭目后，切断外界视觉信息摄入，排除干扰，心脑神经渐趋稳定，心平气和，产生静的心境，知识就会在大脑皮层像过电影似的集中呈现，并能快速地恰当地产生学习策略，提高学习效率。

二、就教法而言

1．提倡扩展教学，即扩展语文课内容的涵盖面。如教名著可以引导学生就课文中涉及的某些文化现象、文人心态等各层面生发开去，去欣赏社会生活中各类美的事物和美的蕴含。学生跳出定势思维模式，变单篇课文的学习为对同类文章、同类文化现象的领悟、联想和欣赏。通过这种学习策略的纵横变通，学生不但能理清语言材料的基本框架，还可以透析审美心态和文化视野，扩充作品的涵盖面。

2．比较教学。抓住不同文章的某种相通之处为突破口，变单篇文章为一类多篇文章的学习。使学生放开思路，运用策略，去把握某种文化现象。如孔乙己、范进、严监生等这一类封建科举制度下悲剧人物的比较，体会封建时代给下层知识分子共同精神乃至肉体的严重摧残，学生以学习策略思考一类类文化现象，激起情感涟漪，产生美学共鸣。

3．综合艺术处理课文，形成全方位的观照。变篇篇课文为件件艺术品。如教授《海燕》，用“命运交响曲”作音乐背景，学生配乐朗读，把握住感情基调后，用水彩，凭借学习策略再造想象的空间为“海燕”画一幅诗意图，然后由画者讲解作画的构思。整个过程集中了学生对学习策略的运用。将课文作为剧本，作为展览馆内容（第比利斯的地下印剧所），无不凝聚着学生睿智的学习策略的光彩。

21世纪科技的发展和挑战，促使我们必须运用新的教育思想和理论，为培养造就大批创造性人才而重新审视自己的教学工作，特别是学习策略的研究，使每位学生成为一名主动的、成功的学习者，这样，我们做语文教师的也算尽到了自己一份应尽的责任。

摘自：《上海教育》 1997年第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