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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浅论资本利得税在我国证券市场的适用性问题
浅论资本利得税在我国证券市场的适用性问题
一、资本利得税对比现行税制的优越性分析当我我国证券市场的交易成本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固定的、双向征收的3.5‰佣金成本；二是固定的、双向征收的2‰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于是，在此种体系下，一笔交易的完成所需费用为5.5‰；与国际上佣金制度和税收政策的变革趋势相比较，我国证券市场交易成本明显偏高。分析现行税制的特点，我们发现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过高的交易成本损害了投资者对我国证券市场的信心，而如我们所知，证券市场是虚拟资本市场，维护投资者的信心和利益对于这个市场的稳定发展至关重要。其次，高交易成本不利于竞争机制的培育；固定的高佣金制度实际上是对目前尚相当落后的证券行业的保护，不利于我国证券业的行业重组和业务创新，难以实现优胜劣汰。第三，高交易成本阻滞了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加大了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成本和难度；这不仅削弱了上市公司的竞争力，影响了现有企业的低成本重组，而且加速了我国资本的外逃。第四，现行税制对交易活动本身征税，而不论该笔交易的盈亏，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常常会起到拉大目前市场上已经十分悬殊的贫富差距的作用，有悖于税收理论中的量能原则和公平原则。
与现行税制相比较，资本利得税的优越性是比较明显的。
所谓资本利得税，简单而言就是对投资者证券买卖所获取的价差收益（资本利得）征税。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中，一般不征收或征收极低的印花税，代之以对资本利得征税。在这样的税收体系下，一般能起到“多获利者多交税”的效果，对资本市场的贫富两极分化能起到一定的自发抑制作用。不仅如此，当市场活跃时，由于获利者的绝对数量和获利程度都大大提高，税收收入将随之有一个较大的增幅，从而对正日渐升温的市场起到持续自发“抽血”的作用，有利于市场理性的维持和千衡发展的实现；当市场低迷时，获利者给予数量（通常会）下降，但由于做空机制的存在，市场上仍不乏投机获利者，此时对资本利得进行征税，在客观上起到了抑制空方投机获利空间、减轻（甚至免除）多方税收负担的作用，有利于市场走出低迷、重新振作。简言之，资本利得税体系及其内在的自发调节市场起落的机制有利于市场的稳健发展；当然，西方发达国家证券市场也是经常起伏动荡着的，那是因为决定市场升降趋势的因素为数甚多，而税收对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也有其客观上的局限性。另外，资本利得税制度下“多获利者多交税”的具体实施效果比之印花税也更好地体现了税收征管的量能原则和公平原则。
在我国，以资本利得税代替印花税作为资本市场的主体税种，还具有特别的意义。
如我们所知，我国股票一、二级市场在实际上是相互割裂的，二者存在相当大的价格差；并且一级市场资本利得收益具有明显的短期性和单纯性特点，因此单对一级市场的资本利得征税，不但在现实上是完全可行的，而且对解决目前市场中存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将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如果按20%的比例税率计算，只要新股上市后涨幅在50%以上，则征收资本利得税所得就会超过按10%筹资额减持国有股的所得。因此，其现实意义是非常明显的：通过对一级市场征收资本利得税所获取的新增收益补充社保基金，就可顺势降低国有股减持售价，从而为有关利益方在定价问题上达成共识创造关键性的条件。其合理性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其一，一、二级市场的割裂主要体现在二级市场价格水平远高于一级市场，由此造成绝大多数新股上市都有相当可观的涨幅，一些析股的涨幅甚至超过100%，一级市场普遍存在的这种超额收益与其所对应的风险是极不相称的，也是非市场化取向的。从公平税赋的角度看，应该对一级市场存在的这种低风险高收益征收资本利得税，这有助于维护投资者财富增量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其二，在很大程度上是国有股暂不流通导致了两个市场的割裂，那么对于由此在一级市场产生的超额收益，理应通过征收资本利得税的形式来“弥补”国有股暂不流通的“损失”。在一级市场引入资本利得税不仅是解开国有股流通难题的钥匙，而且它将对整个资本市场的规范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首先，它实际上降低了一级市场的收益水平，对于申购成本很低的普通投资者来说，征税以后仍然能够保证获得较好的投资收益；但对于申购成本较高的融资申购来说，征税将可能使其面临亏损；因此，征税将遏制融资申购行为，提高申购中签率，从而保护一级市场投资者的利益。其次，根据所得税制的超额累进原则，对于涨幅过大（往往是小盘股）的还可以在20%的基础上实行加成征收，由此可以打击“恶炒”小盘股的行为，加强价值型投资的市场主导地位。再次，它可以促进新股发行市场化的改革，为一、二级市场的接轨创造条件，最后，先行在一级市场试点资本利得税可以为我国全面推行资本利得税政策积累经验；毕竟，如赫如玉先生指出的，一般来说新兴证券市场征收印花税，成熟的市场则以所得税为资本市场主体税种；免征印花税、改征资本利得税随着各国证券市场的日渐成熟日益发展，将成为全球证券交易税制演变的长期趋势；从我国证券市场的长远发展来看，以资本利得税代替证券交易印花税，也是大势所趋。
二、我国二级市场推行资本利得税的可行性分析
尽管单就理论分析，以资本利得税替代印花税作为我国证券市场（二级市场）的主体税种具有必然性，但就目前客观情况看，笔者认为立即推行这一税收体系的替代时机尚未成熟。过去数年中，证券市场对开征资本利得税时有议论，但最后都未能实施，11月间，为扭转股市连续数月的低迷态势，财政部还调低了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而资本利得税的推行则仍被排除在政府的决策选择之外，足见政府对开征此税的谨慎。就客观情况看，目前在二级市场推行这一税种存在如下困难；
1.技术方面的困难，也即“利润确定”的困难性。是按当笔交易课征或是按当月累计交易所得课征？如果出现当期亏损是否可以抵扣？又如何进行抵扣？如此等等，都需要有具体的规定。同时，开征此税需要有先进的税务电子化系统和科学的稽查技术，才能对利润进行及时准确的确定，而目前我国显然还不完全具备这样的科学技术条件。
2.就监管方面要求看，显然对利得征税有其合理性，但因为利得税远较交易印花税复杂，核算利得困难而且操作可行性差，因此推行开来会对证券市场产生不利影响；从世界范围来看，凡是征收交易所得税的国家，均对交易的损失补偿作了相应的规定，使得交易所得税是在净所得的基础上进行征收，而这一环节的完善不但需要技术上的配套，同时还需要监管体系的更加完善，以防止投资者通过资产的转移以规避交易所得税。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监管机构要想做到这一步，短期内是有一定难度的。
3.开征资本利得税必须充分估计到其对证券市场的冲击力。我国曾于1994年底盛传将开征证券交易税和股票转让所得税，引起轩然大波，股指巨幅震荡。而同期台湾证券市场也因拟开征资本利得税而造成股指大幅滑落，以至于台湾证券管理当局不得不宣布无限期搁置对资本利得税的课征。因此在国内设立资本利得税应持相当谨慎的态度，特别是在目前印花税率本已较高的情况下，设立该税种可能会使投资者产生增税的印象，从而引发市场大幅振荡。
4.开征资本利得税需要证券交易税制整体调整的配合。从全球税收制度与全球证券市场税收体系的变革上看，资本利得税只是税收制度的一个环节，其核心
功效仅在于重新调整证券投资收益，若只开征此税也无法作到拓展税基、降低税负的效果，还需要有行为税等其他税种的配合，而我国在短期内大幅度调整税制的困难较大。最后，即使开征资本利得税，也宜采取轻税、判别税率原则。如美国税法规定，纳税人允许以证券投资利得弥补其纳税年度的经营亏损，未冲减的损失可以在限期结转至以后年度冲减；在日本，除被视为营业交易或营业分配的证券利得外，对出售证券的资本利得采取免税的政策，其课税的范围主要集中于大额与频繁交易的投资者。同时，各国对资本利得税一般采取差别税率，如法国以2年为界限区分长短期证券，长期证券交易的资本利得税只是短期证券交易资本利得税的60%。这种差别化的的资本利得税制对投资者形成长期投资理念有重要推动作用。而在我国，利润的确定尚存在相当大的技术性困难，要在这基础上实行差别税率，则尚需要在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税收征管的现代化方面进行一段较长时期的努力。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我国证券二级市场目前尚不具备开征资本利得税的基础。尽管从长远看，随着证券市场结构逐步完善、投资行为日趋理性化，税收征管水平的提高，资本利得税将成为大势所趋，但就目前状况看，对现行税制进行基础不变的合理性修补可能是更切实际的做法，具体而言，即指在仍以流转税为税收体系主体的前提下，贯彻“既拓展税基、又实现差别税率”的原则，从拓展税基的角度出发，证券交易税种不再实质性地限定在流通股的转让方面，对新股发行、法人股与国有股的转让、债券交易、投资基金的交易，以及其它非交易过户均适度课征印花税或交易税；这既可实现税负公平，也可推动各种交易品种的均衡发展；从差别税率上看，目前固定划一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不足以实现对证券投资收益的调节，因此，在税收稽征手段许可的情况下，根据交易频率、成效额度、投资收益等多个方面实现差别税率，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并且不再出现亏损投资者与盈利投资者按同等税率承担税负的状况，从而真正实现税收制度的公平原则。总之，尽管资本利得税的前面推行时机尚未成熟，但我国证券市场税收制度的改革仍大有可为。
篇2：浅论资本利得税在我国证券市场的适用性问题
浅论资本利得税在我国证券市场的适用性问题
近来，随着股票市场低位徘徊状态的继续持续，关于我国是否应开征资本利得税的讨论渐渐多了起来。一部分研究者认为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税收体系不合理、交易成本过高，因此应引入资本利得税，实现我国资本市场税收体系的根本性转变。资本利得税究竟在我国的适用性有多大？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一、资本利得税对比现行税制的优越性分析
当我我国证券市场的交易成本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固定的、双向征收的3.5‰佣金成本；二是固定的、双向征收的2‰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于是，在此种体系下，一笔交易的完成所需费用为5.5‰；与国际上佣金制度和税收政策的变革趋势相比较，我国证券市场交易成本明显偏高。分析现行税制的特点，我们发现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过高的交易成本损害了投资者对我国证券市场的'信心，而如我们所知，证券市场是虚拟资本市场，维护投资者的信心和利益对于这个市场的稳定发展至关重要。其次，高交易成本不利于竞争机制的培育；固定的高佣金制度实际上是对目前尚相当落后的证券行业的保护，不利于我国证券业的行业重组和业务创新，难以实现优胜劣汰。第三，高交易成本阻滞了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加大了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成本和难度；这不仅削弱了上市公司的竞争力，影响了现有企业的低成本重组，而且加速了我国资本的外逃。第四，现行税制对交易活动本身征税，而不论该笔交易的盈亏，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常常会起到拉大目前市场上已经十分悬殊的贫富差距的作用，有悖于税收理论中的量能原则和公平原则。
与现行税制相比较，资本利得税的优越性是比较明显的。
所谓资本利得税，简单而言就是对投资者证券买卖所获取的价差收益（资本利得）征税。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中，一般不征收或征收极低的印花税，代之以对资本利得征税。在这样的税收体系下，一般能起到“多获利者多交税”的效果，对资本市场的贫富两极分化能起到一定的自发抑制作用。不仅如此，当市场活跃时，由于获利者的绝对数量和获利程度都大大提高，税收收入将随之有一个较大的增幅，从而对正日渐升温的市场起到持续自发“抽血”的作用，有利于市场理性的维持和千衡发展的实现；当市场低迷时，获利者给予数量（通常会）下降，但由于做空机制的存在，市场上仍不乏投机获利者，此时对资本利得进行征税，在客观上起到了抑制空方投机获利空间、减轻（甚至免除）多方税收负担的作用，有利于市场走出低迷、重新振作。简言之，资本利得税体系及其内在的自发调节市场起落的机制有利于市场的稳健发展；当然，西方发达国家证券市场也是经常起伏动荡着的，那是因为决定市场升降趋势的因素为数甚多，而税收对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也有其客观上的局限性。另外，资本利得税制度下“多获利者多交税”的具体实施效果比之印花税也更好地体现了税收征管的量能原则和公平原则。
在我国，以资本利得税代替印花税作为资本市场的主体税种，还具有特别的意义。
如我们所知，我国股票一、二级市场在实际上是相互割裂的，二者存在相当大的价格差；并且一级市场资本利得收益具有明显的短期性和单纯性特点，因此单对一级市场的资本利得征税，不但在现实上是完全可行的，而且对解决目前市场中存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将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如果按20%的比例税率计算，只要新股上市后涨幅在50%以上，则征收资本利得税所得就会超过按10%筹资额减持国有股的所得。因此，其现实意义是非常明显的：通过对一级市场征收资本利得税所获取的新增收益补充社保基金，就可顺势降低国有股减持售价，从而为有关利益方在定价问题上达成共识创造关键性的条件。其合理性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其一，一、二级市场的割裂主要体现在二级市场价格水平远高于一级市场，由此造成绝大多数新股上市都有相当可观的涨幅，一些析股的涨幅甚至超过100%，一级市场普遍存在的这种超额收益与其所对应的风险是极不相称的，也是非市场化取向的。从公平税赋的角度看，应该对一级市场存在的这种低风险高收益征收资本利得税，这有助于维护投资者财富增量的公平性和合理
[1] [2] [3]
篇3：什么是资本利得税
问题：什么是资本利得税？资本利得税是什么意思？
资本利得税（英文CapitalGainsTax，简称CGT），是指资本商品，如股票、债券、房产、土地或土地使用权等，在出售或交易时发生收入大于支出而取得的收益，即资产增值，资本利得税是对资本利得所征的税。简单而言就是对投资者证券买卖所获取的价差收益（资本利得）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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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利得作为一种所得，仍然属于所得税的征税范畴，是公司、个人所得税应税所得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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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资本利得是否征税，以及如何征税问题上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处理方式，大致可概括为以下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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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对我国开征资本利得税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论文
对我国开征资本利得税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论文
【摘要】现如今，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已加入资本利得税的收缴行列中。美国，英国，日本，韩国，德国，新加坡及中国香港等四十多个国际和地区都已经开始了资本利得税的征收。在我国，随着国内资本市场不断完善，资本利得相关收入不断增多，使资本利得税的课税基础也变得更加广泛，伴随而来的对开征资本利得税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分析也显得更加重要。资本利得税一旦开征，相关税法体系也将发生变动，制定合理，完善的资本利得税法律制度对我国经济发展将起到促进作用。同时也影响着我国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体系的发展。因此笔者密切关注我国开征资本利得税的相关内容，通过查阅资料及学习相关知识，对资本利得税展开了讨论。本文通过对我国资本利得税的状况进行分析，得出我国开征资本利得税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关键词】资本利得税课税制度国际经验
一、我国开征资本利得税的必要性
（一）开征资本利得税有利于完善我国税收制度体系
对一个国家来说，高效的税收制度体系不仅能够使国家征税行为在相关法规下有条不紊的进行着，而且能够通过税收制度调节政府在市场中扮演的角色，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优先作用。我国是一个以流转税为主要税收收入的税制体系。资本利得多数在所得税或土地增值税中有所体现，这直接导致了我们在资本利得这一块的税制体系不够完善，相关法规也很缺乏。如果开征资本利得税，将能完善我国的所得税制度，并且丰富我国的整个税制体系内容，使之得到很大的补充与完善。
（二）开征资本利得税有利于规范资本市场，促进公平投资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税收在国家总的财政收入中都占有很大的比例，同时也是其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离不开发展资本市场。资本利得一方面包括转让资产等所得，一方面也包含了一些因为市场增值产生的消极所得和不劳所得。这将会是投资者为了逐利而进行投机行为，对市场的稳定性追求来说将是背离。加强对资本利得课税，有利于有效抑制投资市场上的投机行为，控制资本流动速度，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同时由于中国已是国际上数一数二的资本投资市场，通过促进税收立法，完善税法开征，停征，修改等措施，加强税收在资本市场中的.调控作用，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所需。
（三）开征资本利得税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促进收入公平分配
目前我国财政收入很大部分都来自于国家的税收收入，纳税对象的增加和征税范围的扩大将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另外我国的资本市场也不断在走向完善，资产交易的份额也在大幅上涨。因此开征资本利得税将从这两方面为政府的财政直接取得大量收入。与此同时，一些公司为达到避税目的，会选择通过在证券市场上交易资产从而达到转移利润的目的，减少纳税。通过开征资本利得税将能有效的防止这种行为，从而为政府带来间接的财政收入。在我国，社会分配不公是对社会稳定产生消极影响的一大原因。资本利得税的开征能有效调节收入分配。
二、我国开征资本利得税的可行性
伴随着我国资本市场整体的不断完善与发展，资本利得方面的资金流动范围将不断扩大。这在一定范围上为资本利得课税提供了丰富的税源。并且伴随而来的是资本利得的收益将会加大，国家必会利用税收对资本利得收益进行调控，维护资本市场的规范与稳定。这一系列发展趋势为资本利得税的开征提供了很多有利条件。我认为其开征资本利得税的可行性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为建立资本利得税制创造了良好的基础
自1978年我国决定施行改革开放到现在，我国的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到1993年时，分税制改革的国际大环境促进了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使之在稳定中一直保持增长的趋势。与此同时，我国的资本市场在经济发展浪潮中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一切都为加强我国整体的税制改革给予了宝贵机会，同时也为建立资本利得税制创造了有利的平台条件。另外，稳定的经济环境使证券资本市场更加规范，使得资本利得课税的税基也能在实施中趋于平稳，为资本利得税制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降低在税制施行中遇到的可变因素。
（二）印花税制不合理，资本利得税更符合市场规律
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资本市场也在不断走向完善。因此相关证券交易的方面进行征税时，将有利于促进我国整体市场的调控。目前我国在证券税法中，主要采用印花税。印花税的征收导致国内资本市场资产交易成本过高，降低了投资者在市场上交易资产的欲望，从而影响了市场中资产的流动性，意味着证券市场的效率发生损失。另外资本市场的规范性对市场公平的要求也更加严格。在我国税法体系中，对公平原则显得尤为重视。尤其我国现在处于市场经济这一大环境条件下，在市场中参与竞争的个人或企业都迫切需要一个公正平等的市场环境，而证券市场上的印花税的征收则无论盈亏都需要交税，这就有悖于税收的公平原则了，从而暴露出它不合理的一方面。
（三）国内税收政策的调整及良好的现实环境提供了开征条件
在近几年来，我国的税收政策不断改进，在证券交易中，也发生着很大变化。例如在国税局第27号文件中就将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计税依据核定问题进行了公告。另外在国税局第23号文件中提出个人投资者收购企业股权后，将企业原有盈余积累转增股本的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公告。这些相关文件中关于税收政策的调整都为我国开征资本利得税提高了很好的现实条件。在我们国家，虽然这么久都没有“资本利得税”这个确切的税种存在。但是相关资本利得都在所得税中被征税了，另外，如果在我国能建立一个完整的资本利得税制度，将能有效促进我国的投资和资产流动率，将有效促进整个市场经济的稳步提升。为完善我国税制体系提供了便利。
参考文献：
[l]资本利得税制的国际比较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D].华东政法大学，.
[2]朱庆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利得课税及其启示，税务研究，，(05).
[3]李征.对资本利得征税的可行性分析，财会研究，，(09).
[4]苑新丽.借鉴国外经验建立我国的资本利得税制，税务与经济，，(03).
[5]解宏，翟景明，美国资本利得税制的历史演变、原因及借鉴意义，涉外税务，2002，(05).
篇5：借鉴国外经验建立我国的资本利得税制
借鉴国外经验建立我国的资本利得税制
对资本利得课税是各国的普遍做法.然而,由于存在着所得计价的困难和资本市场的不断变化发展,国际上并没有一套固定的资本课税模式.尽管如此,各国的资本利得税制在要素设计方面,却有着许多值得借鉴的共性.现阶段,无论是从完善税收制度的角度考虑,还是从调节资本市场的.角度看,建立我国的资本利得税制都是非常必要的.
作 者：苑新丽 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辽宁,大连,116025 刊 名：税务与经济 PKU CSSCI英文刊名：TAXATION AND ECONOMY 年，卷(期)：2002 “”(3) 分类号：F810.424 关键词：资本利得税制 资本市场 税收制度 税率 计税依据篇6：换股合并在我国证券市场之适用及所涉主要法律问题初探
换股合并在我国证券市场之适用及所涉主要法律问题初探
在公司组织变革和资本运作中，有时需要把两家公司合为一家新公司，我们称之为合并。我国《公司法》第184条规定：“公司合并可以采取吸收合并和新设合并两种形式。一个公司吸收其他公司为吸收合并，被吸收的公司解散。两个以上公司合并设立一个新的公司为新设合并，合并各方解散。”
在我国法律框架下，依据出资方式可以将合并分为现金合并、换股合并（股票支付方式即是用收购方的股票来换被收购方的股票）、综合证券并购（兼有现金、股票、认股权证、可转换债券等支付方式）。这三种支付方式之分主要在吸收合并中有意义，新设合并中只是合并各方将资产全部注入新设的公司，不存在上述支付方式的问题。下文所谈到的合并也主要是指吸收合并。
现金支付是企业合并的传统方式，但是随着各国并购浪潮的涌起，动辄百亿、上千亿的并购规模完全用货币资金支付是根本不可能的，单纯的现金并购已不能满足企业的要求，于是出现了换股合并。在现金合并与换股合并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以现金、股票、认股权证、可转换债券等多种综合支付方式的混合合并。现金合并方式在并购中的比重逐年下降，以股票为支付方式的换股合并比重则逐渐上升。据有关资料统计，在美国，现金支付比重由1976年的52%下降到1995年的27%；相应地，股票支付方式所占比重则由26%上升到37%.，美国企业并购交易的支付结构为现金33%，股票支付39%，混合支付28%.[1]尤其是在全球十大并购事件中，有高达8例都是换股并购，包括美洲银行并购波士顿舰队金融公司、美国通用电气收购英国Amersham公司、欧洲第二大电信运营商法国电信（France Telecom） 收购Orange SA股权等等。从美国企业合并的发展演变我们可以看出，以股票为主的支付方式已经成为企业合并最基本的支付方式。
在换股合并成为成熟证券市场的重要合并方式时，我国的换股合并还方兴未艾。近些年我国的换股合并案例为数不多，原因为何？那么首先我们就来看看在我国，什么企业需要换股合并，又是什么企业适合进行换股合并。
一、换股合并在我国证券市场中的适用情形
1.上市公司换股合并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与国外换股合并多发生于上市公司之间不同，我国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后产生了一批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再加上以民营企业或自然人为主体组建的非上市股份公司的大量增加，我国的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为数不少。但由于缺乏流通市场，这些公司的股份多在[2]非法的交易场所进行交易。作为解决方案之一，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证监会关于清理整顿场外非法股票交易方案的通知》就鼓励上市公司与那些行业相同或相近、资产质量较好、有发展前景的柜台挂牌企业实施吸收合并。这一方面能够解决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流通、资产优化配置问题；另一方面上市公司在政策的支持下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取得优质资源，这也是他们所乐于尝试的。我国第一个换股合并案例即属此类：6月清华同方（600100）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对鲁颖电子（非上市股份公司）实施换股合并。随后的几例换股合并也基本上都是在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之间进行的，最近的一例是7月国旅联合（600358）换股合并衡阳市经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1]可见，上市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原在各地非法场所交易的非上市公司作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切实可行的全新模式，在我国将有广泛的应用空间。
2.上市公司换股合并上市公司
这类案例只发生过一个，即20引起市场高度关注的TCL吸收合并和首次发行（IPO）案例，TCL集团通过发行新股换取已上市的TCL通讯（00542）的流通股，两者吸收合并后，前者上市，后者退市。由于证监会规定，未经特别批准，同一企业集团内不得组建业务相同或相关联的两家上市公司，TCL通讯的退市是集团上市的前提，所以从本质上来讲，这属于非上市公司TCL集团换股合并上市的子公司TCL通讯。换股同时集团上市是该案例设计的精巧之处，为其它想实现集团上市的公司提供了借鉴。但是，由于该案操作中涉及到复杂的法律问题和其他因素，目前还没有其他公司效仿这种方式来操作。
3.上市公司之间的换股合并
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实行严格的核准制，法律对公司上市有着苛刻的要求[2]，于是上市公
司成为一种稀缺资源，所以一般来看，如果A上市公司通过换股把B公司合并然后注销，那么B好不容易取得的上市融资资格就白白丧失了，岂不可惜？可见，在我国，上市公司要实行吸收合并是需要慎重考虑的。但并不是所有的上市公司都把目标公司上市资格的丧失看作重大的损失，上市公司最根本上是以并购目的来选择操作方式的。如果A公司想通过并购B公司涉足进入一个新的行业来进行自己的多元化经营，通过收购股份取得控制权便是可以达到目的的，保留B公司的上市资格无疑是有利的。但随着我国上市公司的成熟，做大做强、产业整合成为一些上市公司的追求，于是通过收购产业内的竞争对手、具有优质资源的企业便成为首选的产业整合方式，而不管对方是非上市公司还是上市公司。目前发生的上市公司间换股合并案例便显示出当事方的这种价值取向。19，上市公司原水股份（600649）与凌桥股份（600834）[3]之间的换股合并虽因二者股本、净资产和股价上存在太多差异而使其方案胎死腹中，但毕竟是给出了先例，作出了大胆的尝试，这两家上市公司分别是水务公司和自来水公司，确属于上述分析的产业整合目的的合并。20轰动一时的第一百货通过换股方式吸收合并华联商厦[4]成为中国证券市场上第一例真正意义上的、成功的换股吸收合并，百联开始了“造就流通产业银河战舰”的大事业。[5]
无论是上市公司吸收非上市公司还是上市公司之间，随着我国上市公司的发展壮大、产业整合的不断深入，换股合并势必成为诸多并购案例的首选模式。换股合并涉及会计、法律等很多方面的具体技术问题，操作起来并不简单，但在目前，换股合并这种新兴方式还没有得到法律的足够重视，其操作缺乏法律上具体依据。法律上的滞后会影响到换股合并的推进，下文将分析目前法律上关于换股合并规定的缺失之处并试图提出自己的建议，希望能有一点价值。
二、换股合并涉及到的主要法律问题及改进建议
（一）换股合并中增发新股缺乏专门的法律依据
换股合并中吸收方用来支付对价的不可能是已发行在外的股票，而只能是另行增发股票，而且是对目标公司股东定向增发。而目前的法律法规并没有特别考虑到换股合并中增发新股的特殊性，所以换股合并增发新股只能使用一些对其很不利的法律规定。
《证券法》第20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新股，应当符合公司法有关发行新股的条件，可以向社会公开募集，也可以向原股东配售。3月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新股发行管理办法》第2条也写明其适用范围是“上市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
新股”，所涵盖的只是“向原股东配售股票（配股）和向全体社会公众发售股票（增发）”。换股合并中发行新股不属于上述两种情形，仅向目标公司股东定向发行，便不能适用上述二法。虽然《办法》紧接着在第7条说明“上市公司申请以其它方式发行新股的具体管理办法另行制定”，但关于换股合并需要发行新股的情形，还没有相应的“另行制定”的管理办法。
所以，目前换股中的发行新股只能也必须适用《公司法》第137条规定的公司发行新股必须具备的条件：（一）前一次发行的.股份已募足，并间隔一年以上；（二）公司在最近三年内连续盈利，并可向股东支付股利；（三）公司在最近三年内财务会计文件无虚假记载；（四）公司预期利润率可达同期银行存款利率。并购是强调时效性的，尤其是上市公司乐于选择在自己或目标公司股价特别有利的时机来操作换股，而137条第一项与前次发行间隔一年的要求可能会阻碍公司的合并步伐；第二条的限制也是很严格的，对于要进行资产优化配置、整合产业的上市公司来说，合并后的效果是更重要的，也许合并后的绩效能够帮助公司三年连续盈利并给股东丰厚的回报，而第二条对于增发新股的严厉要求很可能会扼杀公司的合并方案，使公司与有利前景擦肩而过。
其实，并不能责怪《公司法》的规定严厉，因为《公司法》、《上市公司新股发行管理办法》都是针对公司为再次融资的目的发行新股而制定的，尤其是《办法》还特意强调“上市公司发行前述新股，应当以现金认购方式进行”。可见，它们的规制对象都是为从公众手中取得资金而发行新股的公司，相应地严把新股发行关是必要和合理的。而换股合并的目的和股份用途与再续融资截然不同，仅是用来支付合并对价的一种手段创新，并不涉嫌会滥用公众资金。而对于这样一种新股发行，适用非为此目的而设立的严厉的新股发行条件，是不恰当的。而且，由于不属于《上市公司新股发行管理办法》的规制范围，《办法》中一些关于新股发行中的公司决议程序、中介机构尽职调查、信息披露等一般性规定就不能适用于换股合并。所以，监管部门有必要“另行制定”为换股并购而发行新股的规定，而且这样的一个规定应该充分考虑到换股的目的是为了合并，只要双方协议达成，法律上不应在新股发行环节上阻碍换股的进行。
（二）折股比例确定方法的披露问题
换股合并须在对合并双方的价值都进行评估的基础上，根据双方公司的相对价值确定一个折股比例，折股比例作为换股合并的关键，直接关系到合并双方股东的利益并进而决定了合并成功与否，在这个意义上，合并双方应对如何确定折股比例对双方股东有一个交代。
目前国内上市公司进行换股合并时通常采用每股成本价值加成法来确定折股比例，即以合并方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合并基准日的每股净资产为合并双方的成本价值，并根据预期增长加成系数，确定折股比例。以清华同方与鲁颖电子的折股比例的确定为例，其公式是：折股比例=（合并方每股净资产/被合并方每股净资产） ×（1+预期加成系数）。其他合并案也多采用这种方法，加以一定的修正，综合考虑双方的融资能力、企业信誉等因素来确定加成系数。但是，采取每股成本价值加成法的依据何在？特别是公司的预期增长加成系数是如何确定的，预期加成系数确定时考虑了哪些因素，同方等一些合并案中并未对这些问题进行充分的说明，那么双方股东在考虑是否同意换股时就缺乏充分的价格依据。
还有TCL案例中，折股比例＝TCL通讯流通股的折股价格／TCL集团首次公开发行价格，其中折股价格经TCL集团和TCL通讯协商确定为21.15元[6]，尽管这一价格是自201月2日至年9月26日期间，TCL通讯流通股的历史最高交易价，对TCL通讯流通股股东有利，但为什么协商为这个价格？高的价格不一定合理，因为另一方面它可能损害潜在的TCL集团新股认购者的利益。
可见，折股比例的确定过程和方法对双方股东是至关重要的，虽然法律无法也没必要对此作出计算方法上的统一规定，因为这更多是双方合意的结果，但是至少法律上要对折股比例的确定方法和过程予以强制披露，以保证双方股东的知情权。
（三）被吸收方中小股东的利益保护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的前提观点是被吸收方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是吸收合并中最弱势的群体，一旦换股，自己原来所拥有的公司消灭，进入一个可能对他们而言还不甚了解的公司，信息是不对称的，他们在新环境中是惶恐的。所以我才基于这个价值判断提出一些保护被吸收方中小股东权益的建议。
1.现金选择权之必要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吸收合并这样的重大公司议案需要得到股东大会的批准。合并案得不到被吸收方股东大会批准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因为只要控股股东或管理层积极支持换股，他们就会用尽各种办法来操纵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是没有发言权的，这是我国公司治理中很普遍的现象。不愿换股的中小股东缺乏改变股东大会决议的力量，那他们最后的自我保护措施――退出权（用脚投票）总该是得到保障的吧。可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
回顾当年的郑百文重组案例，其最引人注目的焦点是，流通股东须赠送一半股票给重组方，否则按当时的价格（低谷价位）由郑百文公司回购，两种选择，强制执行。该决议也是通过股东大会后生效操作，并以郑州法院裁决后作为法律支持的。对比一下，TCL案例中，TCL通讯的股东大会不但仿效而且超过郑百文，只有强制换股，不提供回购选择（现金选择权）。尽管该决议作出后，不同意换股的TCL通讯股东得以在证券市场上出售股票，而他们很幸运，当时TCL通讯的股票被市场抬到了换股价21.15之上。但如果TCL股价跌了呢？如果TCL通讯股票因合并而被长期停牌了呢？（下文将有论述，吸收合并中在股东大会之前长期停牌是必要的）他们如何保证自己不受损失？如果是后面这种情况，他们就只能被迫在TCL集团IPO那天换股，否则那天之后的TCL通讯股票就一文不值。百联合并案在这一点上有了改进，设置了现金选择权，即股东可在合并生效后将申请现金选择权的股份按相应的现金选择权价格出售给确定的战略投资者或机构投资者从而获得现金。但是，华联商厦的流通股现金选择权价格确定为每股7.74元，而4月6日（长期停牌前）华联商厦的收盘价为9.53元，很明显，在长期停牌后流通股股东已经不能在二级市场出售股票，行使现金选择权很多人会有资本利得损失，所以如果不选择参与换股，流通股股东所受的损失更大。
不提供现金选择权的强制换股合并是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严重践踏，做做样子的现金选择权提供同样是让中小股东无法受益。虽然换股合并的产生本就是为避免现金支付瓶颈，但强制换股则违反了证券市场交易自由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如果吸收方对合并案有信心，它应该不掸于对少数不同意换股的中小城市股东提供先进选择权，只要价格定得足够科学（过高可能会吸引本来同意换股的其他股东也行使现金选择权，所以定价需要有技巧和艺术，或者更可以提供认股权证与现金并用等综合支付手段）。我个人的看法是，无论如何，法律需要对换股合并加以提供现金选择权的强制，给中小股
东最后一把保护伞。
2.换股后三年不流通问题
目前，上市公司因吸收合并增发的流通股被视为内部职工股，按照规定三年以后才可上市流通。这一做法对存续公司股票走势影响不大，吸收方的原流通股股东比较容易接受。但是在保护吸收方原有股东的同时，被吸收方的流通股股东却丧失了三年的流通权，对上市公司来说，三年是可能发生很多变数的，尤其是眼下我国证券市场还前途未卜，走势很不明朗。三年，存续公司可能严重亏损，可能ST了，可能……如果发生这些谁都不愿意看到的糟糕结果，原被吸收方的股东岂不得不偿失、颗粒无收！也许立法者可以考虑对换股合并中增发的流通股减少限制流通的期限，六个月或一年，也许更有利于双方原股东和新股东的利益平衡。
（四）上市公司之间吸收合并中豁免强制要约收购义务的问题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四条：“以协议收购方式进行上市公司收购，收购人拟持有、控制一个上市公司的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百分之三十的，应当以要约收购方式向该公司的所有股东发出收购其所持有的全部股份的要约；符合本办法第四章规定情形的，收购人可以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豁免；获得豁免的，可以以协议收购方式进行。”吸收合并符合通过协议“拟持有、控制一个上市公司的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百分之三十”的情形，所以吸收方需要向证监会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义务。在吸收合并中，发行新股、公司合并、申请豁免强制要约收购义务等事项均需向监管部门报告审批，我想监管部门能够考虑将换股合并的一系列审批事项合而为一，只需一次性审批即可，以助换股合并更有效率地进行。
（五）股东大会前是否应该一直停牌
深交所上市规则中规定：“上市公司重大收购、出售资产或股权、债务重组行为不能确定结果的，股价出现异常波动或董事会预计将会导致股价出现异常波动的，董事会应当向本所提出停牌申请”：“公司申请的停牌期限不超过30天的，本所根据公司的股票交易情况作出决定；超过30天（包括30天）的，由本所提出处理意见报中国证监会批准”。
以往的一些吸收合并案例均没有采用长期停牌，如TCL宣布“除按深交所有关规定临时停牌外，TCL通讯不长期停牌，以给投资者充分的交易机会”，而这“充分的交易机会”其实意味着巨大的市场套利空间。这样是违反交易所规则的，实践中操作的不规范和监管上的疏忽应该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百联合并案则依照交易所的规则采用了长期停牌的措施，其理由是除了能够使得两家公司比较容易确定折股比例外，另外一个重要作用是锁定风险，防止市场投机。因为合并双方都是上市公司，股价变动会有关联效应。百联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这是依法办事，还可防止市场炒作。所以相关立法中可以考虑重申、强调吸收合并应遵循长期停牌规则（尤其是在上市公司合并案中）。
三、小结
换股合并的推广适用需要法律给予必要的支持，本文仅是对相关主要法律问题做了粗浅的分析，思考还很不成熟，我还需要做更深入的接触和探索。
在整理关于发行新股的材料时，我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不只在换股合并领域，在证券市场很多其他领域，都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即各不同监管主体所制定颁布的、各种不同等级层次的法律、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对同一个法律问题的规定，可能因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不同的政策需要，而相互冲突。既存规定会影响到其后其他领域的实务操作。这与各监管部门的管辖范围相重合而视角、利益经常相互冲突的现状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无论是对于换股合并，还是其他某个领域，要改变法律规定上的不足，可能需要其他相关部门法规、规章的配合。否则，即使对换股合并有很好的制度设计，也可能因其他方面的规定掣肘而无法落实。所以，法律规定之间是否协调可能是更致命的问题。如果监管部门不能从一个大的视野范围、不能有一个总体的理念来协调相关法律规定的话，一个具体的制度设计很可能无法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收效。希望换股合并法律制度的改进能尽可能克服这样的问题，来促进我国证券市场换股合并实践的发展。
注释：
[1] 年07月22日中证网消息：国旅联合（600358）换股合并衡阳市经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已获中国证监会批准。
[2] 《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股票经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批准已向社会公开发行；（二）公司股本总额不少于人民币五千万元；（三）开业时间在三年以上，最近三年连续盈利（四）持有股票面值达人民币一千元以上的股东人数不少于一千人，向社会公开发行的股份达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公司股本总额超过人民币四亿元的，其向社会公开发行股份的比例为百分之十五以上；（五）公司在最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六）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条件。
[3] 600834凌桥股份现已更名为申通地铁。
[4] 2004年11月26日，第一百货吸收合并华联商厦的方案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合并后的存续公司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百联股份（600631）于11月26日正式复牌。
[5] 参见全球并购研究中心经典案例：百华联并购，发表于2004-12-8.
[6] 见《TCL集团吸收合并TCL通讯预案说明书》。
参考文献：
1.《会计法》，刘燕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年；
2.《公司理财精要》，张建平译，人民邮电出版社，=Essentials of corporate finance Stephen A. Ross， Randolph W. Westerfield， Bradford D. Jordan；
3.《投资银行并购业务》，王明夫著，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
4.《中国资本市场创新》，曹凤岐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
5.《公司股权转让操作指南》，戈宇著，法律出版社，2004年
网络资料：
1.文中所引案例及数据资料主要来自中国并购交易网，www.mergers-china.com
2.网络版《证监会发行部审核工作手册》
北京大学法学院・侯琳
篇7：换股合并在我国证券市场之适用及所涉主要法律问题初探
换股合并在我国证券市场之适用及所涉主要法律问题初探
在公司组织变革和资本运作中，有时需要把两家公司合为一家新公司，我们称之为合并。我国《公司法》第184条规定：“公司合并可以采取吸收合并和新设合并两种形式。一个公司吸收其他公司为吸收合并，被吸收的公司解散。两个以上公司合并设立一个新的公司为新设合并，合并各方解散。”
在我国法律框架下，依据出资方式可以将合并分为现金合并、换股合并（股票支付方式即是用收购方的股票来换被收购方的股票）、综合证券并购（兼有现金、股票、认股权证、可转换债券等支付方式）。这三种支付方式之分主要在吸收合并中有意义，新设合并中只是合并各方将资产全部注入新设的公司，不存在上述支付方式的问题。下文所谈到的合并也主要是指吸收合并。
现金支付是企业合并的传统方式，但是随着各国并购浪潮的涌起，动辄百亿、上千亿的并购规模完全用货币资金支付是根本不可能的，单纯的现金并购已不能满足企业的要求，于是出现了换股合并。在现金合并与换股合并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以现金、股票、认股权证、可转换债券等多种综合支付方式的混合合并。现金合并方式在并购中的比重逐年下降，以股票为支付方式的换股合并比重则逐渐上升。据有关资料统计，在美国，现金支付比重由1976年的52%下降到1995年的27%；相应地，股票支付方式所占比重则由26%上升到37%.19，美国企业并购交易的'支付结构为现金33%，股票支付39%，混合支付28%.[1]尤其是在2003年全球十大并购事件中，有高达8例都是换股并购，包括美洲银行并购波士顿舰队金融公司、美国通用电气收购英国Amersham公司、欧洲第二大电信运营商法国电信（France Telecom） 收购Orange SA股权等等。从美国企业合并的发展演变我们可以看出，以股票为主的支付方式已经成为企业合并最基本的支付方式。
在换股合并成为成熟证券市场的重要合并方式时，我国的换股合并还方兴未艾。近些年我国的换股合并案例为数不多，原因为何？那么首先我们就来看看在我国，什么企业需要换股合并，又是什么企业适合进行换股合并。
一、换股合并在我国证券市场中的适用情形
1.上市公司换股合并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与国外换股合并多发生于上市公司之间不同，我国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后产生了一批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再加上以民营企业或自然人为主体组建的非上市股份公司的大量增加，我国的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为数不少。但由于缺乏流通市场，这些公司的股份多在[2]非法的交易场所进行交易。作为解决方案之一，19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证监会关于清理整顿场外非法股票交易方案的通知》就鼓励上市公司与那些行业相同或相近、资产质量较好、有发展前景的柜台挂牌企业实施吸收合并。这一方面能够解决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流通、资产优化配置问题；另一方面上市公司在政策的支持下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取得优质资源，这也是他们所乐于尝试的。我国第一个换股合并案例即属此类：年6月清华同方（600100）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对鲁颖电子（非上市股份公司）实施换股合并。随后的几例换股合并也基本上都是在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之间进行的，最近的一例是2004年7月国旅联合（600358）换股合并衡阳市经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1]可见，上市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原在各地非法场所交易的非上市公司作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切实可行的全新模式，在我国将有广泛的应用空间。
2.上市公司换股合并上市公司
这类案例只发生过一个，即2003年引起市场高度关注的TCL吸收合并和首次发行（IPO）案例，TCL集团通过发行新股换取已上市的TCL通讯（00542）的流通股，两者吸收合并后，前者上市，后者退市。由于证监会规定，未经特别批准，同一企业集团内不得组建业务相同或相关联的两家上市公司，TCL通讯的退市是集团上市的前提，所以从本质上来讲，这属于非上市公司TCL集团换股合并上市的子公司TCL通讯。换股同时集团上市是该案例设计的精巧之处，为其它想实现集团上市的公司提供了借鉴。但是，由于该案操作中涉及到复杂的法律
[1] [2] [3] [4] [5]
篇8：浅析宪法在司法审判中的适用性问题
浅析宪法在司法审判中的适用性问题
案例： 1990年山东某市中学生齐玉苓考上中专，但齐的同学陈某在其所在中学和她父 亲的共谋下攫取了招生学校给齐的录取通知书，并冒齐之名上学和工作直到。这一年 ，事情真相大白，于是齐以陈某和她父亲以及原所在学校等为被告起诉到法院，请求责令 被告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就此案本身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在齐与陈等之间，齐的合法的权利确实受到……按照民法学者和裁判实务的一致解释，民法通则中规定的过错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第一，有侵害了他人权利的加害行为；第二，有损害结果；第三，加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第四，加害行为人具有过错。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只有在侵犯了民事权利（财产权和人身权）的情形，才构成侵权行为，才承担民事责任；也就是说侵犯民事权利以外的权利，应当是不构成侵权行为，不承担民事责任。换言之，作为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加害行为”，所侵害的客体，应限于民事权利（财产权和人身权），显然，齐主张的受教育权不在此列。本案一审判决仅认可了原告的姓名权受到侵害，驳回其受教育权被侵害的主张。此判决，原告不服，上诉至二审。对此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请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院于7 月24 日发布《公告》公布了一个《批复》。全文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 （206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83次会议通过）
法释〔〕25号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1999〕鲁民终字第258号《关于齐玉苓与陈晓琪、陈克政、山东省济宁市商业学校、山东省滕州市第八中学、山东省滕州市教育委员会姓名权纠纷一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我们认为，根据本案事实，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2001年7月24日
二审法院引用此批复，作出终审判决，其判决书写到：“这种侵犯姓名权的行为，其实质是侵犯了齐玉苓依据宪法所享有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各被告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承担侵犯其受教育的权利的.责任，理由正当，应予支持。”作为判决的依据，引用了宪法第46条、教育法第9条、第81条、民法通则第120条、第134条和最高法院（2001）25号批复。这一判决突破了我国不得直接引用宪法条文作为民刑裁判的判决依据的司法惯例。在这一司法解释中，对“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的保护是此案得以解决的一个根本，如果高法不对此进行解释，那么在此案的解决上就会出现一个盲点（究竟宪法上的这一基本权利该如何保障的问题？）。我们知道，宪法是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集中表现各种政治力量对比关系、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国家根本法。宪法内容是对根本问题所作的原则性规定。我认为，法律本身就应当具有司法适用性这一特性，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亦不例外。宪法是对公民权利的最根本的保障，在司法实践中如果不具有一定的司法适用性，就可能出现公民的基本权利无法保障的情形，然而，现今就我国的宪法在司法实践中是否具有司法适用性的问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说宪法的适用性问题实际是宪法司法化中的一个方面。我比较的赞同有学者对我国宪法司法化在理论上所作的两方面的划分。宪法司法化包含违宪审查和宪法适用两个方面。所谓违宪审查，就是由特定的国家机关对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和国家机关的行为是否合宪进行审查、近而决定违宪无效、合宪有效的一种宪法监督行为。这涉及到司法机关有否违宪审查权的问题。无疑这已经不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它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宪政理论和政治制度的基本构架，甚至包括历史传统和文化观念等层面，违宪审查制度在理论上与我国传统的宪政理论有很大的冲突，我国目前还仍未建立起违宪审查制度。在此，我只对宪法的适用性问题作一点说明。宪法的适用性实际就是当没有具体的法律将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落实时，司法机关能否直接适用或引用宪法条文作为判决的依据？在这种意义上，宪法司法化意味着宪法的司法适用性。这个命题是建立在公民的基本权利之充分保障的宪政理论之上的，即认为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如果宪法权利没有得到具体法律的落实，司法机关又不适用宪法条文作为判决的依据，无疑权利保障成为一纸空文。由此看，宪法的司法适用有最后屏障之功效。虽然如此，但就宪法自身条文规定来看，要在司法审判中直接的适用还具有一定的难度。我们从法理上看，就法律本质来说，法律要适用在法律规则上就应当具有适用的条件。法律规则有行为规则和裁判规则之分。行为规则指公民和企业所应遵循的规则；裁判规则指法院裁判案件所应遵循的规则。从宪法的规定上看，宪法是对行为规则的规定，而没有裁判规则的规定，即没有规定构成要件，也没有规定法律效果，宪法在其内容上只是作出了一个原则性规定。既然如此，是否就意味着它不能作为裁判依据而加以适用呢？
现今，可以说我国仍未建立起一种有效的宪法适用制度。对山东出现的“冒名上学”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法释（2001）第25号司法解释，其中对宪法权利（受教育权）的引用，可以说是我国对宪法司法适用的一个开端，是我国宪法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的一个新尝试。当然，宪法权利的保护本身应当通过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健全法律体系来保障，但是，由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是不断变化的，法律要适应社会的发展也要不断的完善发展。宪法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权威性、前瞻性，所以在宪法权利的保障上也可能会出现其他相应法律、法规没有进行规范的情形，这时自然应当对宪法进行适用来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问题，然后再进行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保障人们所享有的正当权利。
目前，我国对宪法司法化的谈论比较的多，对高法出台的（2001）25号司法解释，我认为：是我国在宪法司法适用性上的一个尝试，这一判决突破了我国不得直接引用宪法条文作为民刑裁判的判决依据的司法惯例，为以后再次出现的宪法权利保障问题树立了一个典范。现今我国对宪法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性问题应当进行认真的研究，如何建立起一种有效的保障机制，对宪法更好的发挥作用将具有重要意义。
篇9：资本证券市场在西部大开发中的效率对策思考
资本证券市场在西部大开发中的效率对策思考
摘 要：西部大开发作为一项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已定，资金是西部经济发展最基本的要素，由于中央财政所能给予西部开发的资金，与需要相比仍有很大差距，这就注定完全依赖中央财政扶持是行不通的。如何通过市场方式来为西部经济发展筹集所需资金？通过市场机制、利用资本市场来为西部经济发展筹集所需资金不失为一种良好的选择。关键词：西部大开发；资金；资本证券市场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585（2000）03―0043―04
一、西部资本市场发展概况西部地区上市公司作为主要经济支柱，为当地经济腾飞作出巨大的贡献。西部地区共有上市公司166家，占沪深A股上市公司总数的17.80%，其中甘肃11家、贵州9家、宁夏9家、青海7家、陕西20家、四川54家、西藏6家、新疆14家、云南16家、重庆20家，总股本共计3447370.20万股，平均总股本为21020.55万股，低于全国平均总股本30015.8万股的水平。1999年西部九省一市新上市公司17家，通过一级市场共筹资115.76亿元，占当年一级市场筹资总额的14.11%，其中发行新股融资67.41亿元，配股融资48.35亿元。由于受新股发行向西部地区倾斜等国家优惠政策的影响，西部上市公司数量在全国上市公司中的比重从1994年的12.03%上升到1999年底的17.19%，呈逐年上升趋势。但西部地区的上市公司绝对数量仍然偏低，除四川省上市公司数目较多外（54家），其余各省、市、自治区平均仅有10家左右，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1家）。由于股本规模偏小，直接影响到西部上市公司的筹资能力，同西部地区加快经济发展的需要相比有较大的差距。随着政策面对西部地区的倾斜，西部上市公司必然成为含金量极高的融资投资载体，面临加快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受资源状况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西部地区上市公司呈现出以下特点：
（1）西部上市公司主要以工业、商业、农业等传统行业为主，占西部上市公司的73.78%，而全国平均水平为65.51%.从行业分布来看，又多偏重于化工、冶金、机械、建材、钢铁、汽车、配件、医药、旅游等行业，并且国有大中型企业所占比重较大，而科技含量高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电子信息、生物制药、计算机、网络等所占比例较小，技术创新能力较弱，主导产品的科技含量较低，附加值较少。这主要是由于西部地区资源丰富，资源加工型企业在当地经济中所占比重较大。另一方面，由于产业比较单一，公用事业类和综合类上市公司的相对数量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低4 5个百分点。同时西部地区的高科技企业更是屈指可数。因此西部地区迫切需要加强技术创新，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档次，提升产品的综合竞争力，从而促进结构调整和产业开放。
（2）受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西部上市公司规模较小。从股本结构来看，西部上市公司股本规模适度，总股本为335.99亿股，平均总股本为2.09亿元，流通股110.95亿股，平均流通盘为6891.25万股。西部上市公司的平均流通股本、平均总股本和平均总资产三项指标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0% 70%.其中总股本大于5亿股的上市公司只有新钢钒（0629）、川投长刚（0569）、四川长虹（600839）、长安汽车（0625）、西宁特钢（600117）、云南铜业（0878）和云天化（600096）等七家，主要位于四川、重庆、云南等省市，而其余省区基本上没有。
（3）西部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参差不一，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异比较明显。以省为统计单位，从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来看，1998年西部上市公司平均每股收益为0.23元，每股收益在0.50元以上的公司有17家，占西部上市公司总数的10.6%，亏损公司有16家，占上市公司总数的10%.由于受国外经济环境的影响，1999年企业经营状况不太理想，经营业绩有所下滑。1999年中期平均每股收益仅为0.084元，每股收益在0.50元以上的只有五粮液和英豪科教两家，每股收益在0.25元以上的只有12家，仅占7.5%，亏损企业则有27家，占上市公司总数的17%，PT公司有渝钛白1家，ST公司有渝万里、中川、红光等8家，后三项占到了上市公司总数的22.6%.也就是说，有近四分之一的公司进入了绩劣公司的行列。可见，西部上市公司经营
[1] [2] [3] [4]
★ 适用会计制度
★ 资本运营论文
★ 资本战争读后感
★ 调税申请范文
★ 税法新规定
★ 劳动适用合同范本
浅论资本利得税在我国证券市场的适用性问题（精选9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