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liumy53沉迷在痴”通过精心收集，向本站投稿了10篇悖论的运用--兼论狄德罗的辩证法思想，以下是小编整理后的悖论的运用--兼论狄德罗的辩证法思想，欢迎阅读与收藏。
- 目录
篇1：悖论的运用--兼论狄德罗的辩证法思想
悖论的运用--兼论狄德罗的辩证法思想
狄德罗的唯物主义虽然属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范畴,但是他的思想中包含了丰富的辩证法因素,分别表现在他对自然、认识论和文艺学等问题的.认识上.他的辩证法因素,是辩证法发展史上一个不成熟的阶段和表现.但狄德罗的辩证法思想是对形而上学的一种动,对辩证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欧洲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作 者：王洪斌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刊 名：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2004 6(4) 分类号：B565.28 关键词：狄德罗 悖论 辩证法篇2：论魏源的辩证法思想
论魏源的辩证法思想
清朝末期,要求变革的呼声充斥朝野.魏源为社会改革构筑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辩证法思想,并提出改良社会的主张.他的辩证法体系由矛盾的'普遍性、矛盾双方地位的不平衡性及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等方面内容构成,是一个较完整的体系.
作 者：刘月霞 张建功 作者单位：刘月霞(河北经贸大学,河北,石家庄,050061)张建功(河北科技大学,河北,石家庄,050018)
刊 名：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2002 2(2) 分类号：B252 关键词：魏源 矛盾的普遍性 矛盾转化篇3：论陆九渊的心学辩证法思想
论陆九渊的心学辩证法思想
由于陆九渊心学体系的.内在矛盾和心学世界观的不彻底性,所以其中蕴涵着较为丰富的辩证法思想,突出体现在他对本体论上心、物关系的论述,认识论上知先行后的论证、心学体系的构建等等方面.
作 者：饶国宾 徐慧玲 作者单位：南昌航空工业学院,社会科学系,江西,南昌,330034 刊 名：南昌航空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NANCHANG INSTITUTE OF AERONAUTICAL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2003 5(1) 分类号：B244 关键词：陆九渊 辩证法 心即理 知先行后 一分为二篇4：论斯宾诺莎的辩证法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论斯宾诺莎的辩证法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斯宾诺莎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的'辩证法思想都是以整体性为基础的,这三者的紧密联系,构成了某种辩证法的思想体系;马克思称他的哲学是“当时哲学的最高荣誉”,是近代哲学史上“辩证法的卓越代表”.
作 者：黄小平Huang Xiaoping 作者单位：兴文县教师进修校,四川宜宾,644400 刊 名：宜宾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YIBIN UNIVERSITY 年，卷(期)：2002 2(2) 分类号：B563.1 关键词：斯宾诺莎 本体论 认识论 伦理学 辩证法 历史地位篇5：论古希腊时期辩证法思想的争论
论古希腊时期关于辩证法思想的争论
辩证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在学习、运用、发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过程中,从西方哲学史的角度了解辩证法思想和理论的发展过程,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最主要的是要了解两段思想理论史:一是古希腊时期关于辩证法思想的争论;二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和理论.本文仅就前者作一简要回顾和评述,目的是从中找出对我们有所启迪的思想和理论.
作 者：马力 作者单位：社科部 刊 名：出版与印刷 英文刊名：PUBLISHING & PRINTING 年，卷(期)：2003 “”(z1) 分类号： 关键词：辩证法 对立统一 运动篇6：论康德先验逻辑中的辩证法思想
论康德先验逻辑中的辩证法思想
康德在其先验逻辑中说明“先天综合判断”的存在,认为是主体创造了客体,人为自然立法,从而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对人的主观能动性作了抽象的发挥.“二律背反”学说则是先验逻辑的.精华所在.它赋予理性矛盾以特有的形式,机智地批判了旧形而上学的僵硬和独断,达到了消极的辩证法.
作 者：王宵前 WANG Xiao-Qian 作者单位：江苏教育学院,政教系,江苏,南京,210013 刊 名：伊犁师范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ILI TEACHERS COLLEGE 年，卷(期)：2003 “”(2) 分类号：B5 关键词：康德 辩证法 先验逻辑 “二律背反”篇7：思想启蒙--兼论哲学家的使命
思想启蒙--兼论哲学家的使命
从思想启蒙的`真正内涵、思想本身的特性、中国的现实国情需要等方面来审视并呼唤思想启蒙,这样的思想启蒙本身即内涵着对于中国现实发展与未来命运的极大关怀,这也就构成了哲学家的使命和品格.
作 者：秦龙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北京,100872 刊 名：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英文刊名：SOCIAL SCIENCES JOURNAL OF COLLEGES OF SHANXI 年，卷(期)：2003 15(10) 分类号：B-49 关键词：思想启蒙 内涵 特性 哲学家 使命篇8：论老子尚柔、崇静的辩证法思想
论老子尚柔、崇静的辩证法思想
老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哲学思想全面地反映了他的自然观、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他提出了一系列颇为独特的观点,其主导方面不乏朴素的.辩证法观点.本文着重论述他的治国之术、处世之道和修身之本的辩证法思想的进步性、局限性及其时代根源和阶级根源.
作 者：郑明珍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合肥,230039 刊 名：安徽电力职工大学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ANHUI ELECTRIC POWER COLLEGE FOR STAFF 年，卷(期)：2002 7(4) 分类号：B223.1 关键词：老子 辩证法 局限性篇9：兼论陈日亮老师语文预习思想
兼论陈日亮老师语文预习思想
赵志民
（福州一中语文组）
古人说得好：“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句话强调事先有充分的准备，才能做好任何事。课前预习，是语文教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也是培养学生自学能力、训练学生掌握自学方法的有效途径。学生在预习方面的功夫下足、做好，就能克服学习的盲目性，增强自觉性，同时还能提高听课水平。陈日亮老师认为：“语文教材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以可读性的材料为教例，学生在预习中不会是要么都懂要么都不懂，它不可能全知，但也不会是全不知。”这一论述正是对语文学科的特点把握后精准的评述。对于预习中的问题，陈日亮老师将其归为三类“（1）有所不知；（2）有所质疑；（3）有所领悟”，它们都是疑问，但都反映着不同程度的认识，都带上思索的痕迹。随着语文自学意识的加强和阅读习惯的逐步培养，后两类问题将会不断增多，预习就会显出更为积极活跃的思维状态。
预习很重要已毋庸置疑，那么在教学实践中应如何操作呢？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很多学生语文预习的习惯一直处于低谷当中，朗读课文、抄写生词、背诵、完成课后习题等预习内容千篇 一律。预习活动失去了生命的活力和思维的灵动，因此课文尚未学习，学生已感到索然无味。陈日亮老师在《我即语文》这部着作中为我们提供了既传统又有新意的教学理念。语文预习既要坚持传统的注重预习常规做法，又要重视培养学生的主动探究意识的习惯、提高学生的语感能力。在教学操作中，我发现要想改变语文课堂的颓势，以下几点是值得思考的。
一、注重教师的示范作用，如日亮老师所讲要上“预读课”，注重学生的预习“常规”意识教育
“在预读课上，学生可以按照统一的阅读常规，亦可以根据教师布置的预读题进行阅读。所谓‘常规’一般包括三个程序：第一步是诵读，其中有正音、辨字、疏句等；第二步是会意，其中有释词、析句和统篇等；第三步是发疑，其中有疑难的发现与表述，以及初步寻找解疑的思路。……为了使‘常规’能真正成为可遵循的东西，教师的.第一个主导作用，就是提供必要的示例，亲自做出示范。”
这是陈日亮老师在其着作《我即语文》中关于预习的论述，我从自己的教学体验出发，深觉此说讲出了语文教学的要义，我在讲新教材必修（5）第三单元时，我就以钱钟书《谈中国诗》为例，让他们注意应如何从题目细读，一是要他们注意从语文角度来看本文对象是中国诗，那么就要由此想到对中国诗的特征作者是如何论述的；二是注意把握“谈”字，作者是如何谈，行文的思路是怎样的。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让学生能对文化随笔的特点有所把握，另外也是想加强他们的“预习意识”，也只有这样做才可能会使“语文原本是人生的一种行为”这种观念深入人心。
二、在学生的实践操作中，即预习作业中应注意初读课文的感受，并将其形成文字
语文的生命力在于语言是丰富多彩的，文章的引人之处在于它是鲜活的，有情感的，且是独特的。所以，预习应让学生预读课文，谈谈自己对文章的初步感受和直觉印象。可以是事件内容、思想情感，也可以是景物描写、语言特色、写法特点、人物形象等，就其中一点或几点谈都可以。学生通过朗读课文，写下自己对文章的初步感受，这个过程既是学生主动捕捉课文信息的过程，也是课文吸引感染学生的过程，其间充满着乐趣与刺激，流动着思维与情感。这样的预习，是主动的，积极的，也是最真的，学生喜欢的。它不仅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语言感知能力，更难得的是文章的真情与独特吸引了学生，增强了语文学习的趣味性。
三、细读课文，主动探究
在预习时，我要求学生深入阅读课文，思考你认为本文最重要的是什么，存在哪些疑难问题。语文教学重在语言教学，要重视语言的熏陶和感染作用。所以，预习过程中要提倡学生自觉欣赏文章的语言，力求有所感悟。可以让学生说说最欣赏文中哪些语句，写上欣赏的理由作批注，择其优秀者让其有感情地朗读，让大家分享独特的体验。当然这种文本的多元解读也不是乱说，对于经典的文本解读我们还是要坚持的。因为多元也不是漫无边际的。这种赏读课文与一般的朗读课文不一样，它能促使学生带着美好的心情和审美情趣有感情地品读课文，以此启发学生的问题意识和探究意识，促使学生主动地发现问题，自觉地探究问题。除了将自己不懂的地方提出来外，还应逐步锻炼自己变换思维的角度。勤于思考，多多设问，才能有效解决问题。
值得说明的是：教师在教授新课时，应对学生的预习进行检查和评价；否则学生的预习不被承认，积极性自然会逐渐丧失。学生在预习中表现出来的主动探索精神、见解，是学生智慧的火花、创新的萌芽，是学生思维活跃的表现，我们更应细心呵护。
以上几点经过实践证明效果确实不错，在语文新课改背景下，预习的作用将更显重要，预习的内容、方法将更为丰富。相信只要我们肯思考，善于总结，会从中找到更多科学有效的学习方法，让我们的课堂教学更有效，让我们的孩子在课上学得更得法，在课外能更受益、更快乐！
篇10：《大学》新解――兼论《大学》在思想史上的地位
《大学》新解――兼论《大学》在思想史上的地位
《大学》“三纲领”与“八条目”应为一个整体，这是理解《大学》的关键。“三纲领”中的“明明德”主要是指“修身”而言，而“止于至善”则是指“明明德于天下”，即天下人皆能修其身。朱熹改“亲民”为“新民”并非无据，这可以由郭店竹简及《大学》的思想得到证明。“八条目”以修身为界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四项乃是修身的工夫，它与后者是一种交叉的关系，而不是并列的关系，“八条目”严格说来应为“四条目”。《大学》的思想具有二元的倾向，对以后的孟子、荀子均有所影响，但其主要还应属于思孟一系。《大学》在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特别自宋代列入四书以后，其影响更为巨大。但围绕《大学》一直存在着种种争论，争论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大学》的成书年代；二是《大学》的思想及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而这两个方面又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最近出土的郭点竹简中许多观念范畴都与《大学》相近（1），为我们重新理解、探讨《大学》提供了重要材料。笔者曾著文指出《大学》成书较早，应为曾子或其弟子所作，近代以来认为《大学》形成于秦汉之际甚或汉武帝以后的观点难以成立（2）。本文拟在此基础上结合有关郭点竹简材料，对《大学》的内容及思想地位作进一步探讨。
（一）
《大学》一文不长，仅有短短的两千余字，然而一篇文章的生命力，往往不在于其字数的长短，甚至也不在于其思想的高深，而在于它是否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是否为后人留下阐释、发挥的空间，《大学》无疑作到这一点，它在历史上产生广泛影响，也正源于此。《大学》的思想一般被概括为“三纲领”、“八条目”，而“三纲领”与“八条目”又有着密切的联系，二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是《大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理解《大学》的关键所在。《大学》首章云：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构成了《大学》的基本思想和“纲领”。对于什么是“明明德”，学术界有过种种不同的看法。宋明理学家如朱熹、王阳明等都把“明德”理解为“虚灵不昧”的心体，认为“明明德”即是发明此本有的心性，所不同的是前者把它看作是“性”，而后者则看作是“心”。当代有些学者则往往把“明明德”与思孟的性善论联系起来，认为“明明德”是对《中庸》“自明诚”一语的发挥，并说“所谓‘明明德’，就是指通过修行，使‘明德’显明于心，并同时使性得以呈现于心。”（3）这些看法明显难以让人苟同，也未必符合《大学》的原义。因为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明德”的观念虽然产生较早――《大学》引《康诰》“克明德”以释“明明德”即是明证――但自人性的角度以言“明德”则是相对较晚才出现的。从《大学》全文来看，其言“明德”尚处在未与人性联系在一起的阶段，更没有将其看作是内在的性，这是《大学》“明明德”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大学》成书较早的一个反映，看不到这一点，显然不符合《大学》思想的实际；与此不同，牟宗三先生则认为《大学》引“尧典《康诰》言‘德’或‘峻德’皆指德行说，那时似更不能意识到本有之心性也。”（4）徐复观先生也说“《大学》此处的明德，大概也只能作明智的行为解释，而不是指的是心。”（5）从《大学》所处的时代来看，说“明德”包含“德行”、“明智的行为”的意思并不为过，但这并不是《大学》“明德”的重点所在，因为《大学》全文很少提到“德行”、“明智的行为”，相反它反复强调“正心”、“诚意”，把它看作是“明明德”的重要手段，所以把“明德”仅仅理解为“德行”、“明智的行为”同样不够全面。其实，《大学》的“明明德”主要是针对“修身”而言的，因为下文接着说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由于以上各项是一种条件的蕴涵关系，这段话实际是说：欲明明德于天下，先修其身，然后齐其家、治其国、平天下。显然，“明明德”即“修其身”，而“明明德于天下”也即在此基础上使天下之人皆能修其身。孔颖达释“明明德”为“谓身有明德而更彰显之”，正指明了这一点。既然“明明德”主要是指“修身”，那么它就应当包括“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等内容，理解《大学》的“明明德”，正应从此入手。
“明明德”之后的“亲民”，学术史上一直存有争论。程颐、朱熹主张“亲民”当作“新民”，程颐作《大学》定本一卷（6），对《大学》文字作了两处更动，一是将“身有所忿粒则不得其正”改为“心有所忿粒则不得其正”，另一处即是将“亲民”改为“新民”；朱熹也认为“今亲民云者，以文义推之则无理；新民云者，以传文考之则有据。”（7）其所作《大学章句》“亲民”下注曰：“亲，当作新。”但反对程、朱者也不乏其人，影响较大者如王阳明，曾与弟子徐爱辨“宜从旧本作‘亲民’”，列在《传习录》首章，认为“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足见二者的对立。郭点竹简中有“教民有新（亲）也”，（《唐虞之道》）“不戚不新（亲），不新（亲）不爱”（《五行》）等语，其中“亲”皆写作“新”，说明“亲”、“新”本可通用（8），朱熹等改“亲民”为“新民”并非无据，为我们讨论“亲民”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但要确定“亲民”是否为“新民”，仅有文字的根据还不够，因为这里实际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亲民”写作“新民”，但作“亲”讲，郭点简就是这种情况；一是“亲民”通“新民”，所以还须从思想内容上作进一步的判断。朱熹等改“亲民”为“新民”，主要? 撬?强吹较挛挠小肮度招拢?杖招隆薄“作新民”等语??挥小扒酌瘛钡哪谌荩?饩褪瞧渌?档摹耙源?目贾?蛴芯荨保涣硗庠蚴强悸堑剿枷肷系牧?怠K?凇靶旅瘛毕伦⒃唬骸靶抡撸?锲渚芍?揭玻?约茸悦髌涿鞯拢?值蓖埔约叭耍?怪?嘤幸匀テ渚扇局?垡病！痹谒?蠢矗?懊婕纫阉怠懊髅鞯隆保?旅孀缘笔怯搿懊鞯隆庇泄氐摹靶旅瘛保?羲凳恰扒酌瘛保?颉拔囊濉倍嗌俨还涣?帷V祆淙衔?敖袂酌裨普撸?晕囊逋浦?蛭蘩怼保?嗌儆行┛浯笃浯剩???选靶旅瘛庇搿懊髅鞯隆薄“止于至善”理解?恢植⒘泄叵担?抟墒呛侠淼摹S氪瞬煌??跹裘髟虬选懊髅鞯隆庇搿扒酌瘛笨醋魇翘逵玫墓叵担骸懊髅鞯抡撸?⑵涮斓赝蛭镆惶逯?逡病G酌裾撸?锲涮斓赝蛭镆惶逯?靡病9拭髅鞯卤卦谟谇酌瘢??酌衲怂?悦髌涿鞯乱病！毕匀徊环?显?澹?矣牒竺娴摹爸褂谥辽啤蔽薹ㄍ骋唬?蚀游囊宓牧?崂纯矗?靶旅瘛蔽抟墒び凇扒酌瘛薄5?跹裘髦髡呕指垂疟镜摹扒酌瘛保?⒎墙鼋龀鲇谖囊宓目悸牵??嵌栽缙谌逖д?卫硐氲囊恢殖薪樱??衔?八登酌癖闶羌娼獭⒀?猓?敌旅癖憔跗?恕保??健捌?恕保?闶侵钙?凇敖獭钡囊幻妗T谒?蠢矗?缙谌寮彝??厥用裰诘纳??侍猓?髡畔妊?蠼蹋?鬃咏病袄险甙仓??笥研胖??僬呋持?保ā堵塾? ・公冶长》），也是“养”之意大于“教”之意，所以“亲民”显然比“新民”更符合早期儒学的一贯主张。王阳
明所论，可能是针对后儒“重教轻养”甚或“只教不养”的流弊而发，有其自身的价值（9），但却不足以解决《大学》“亲民”、“新民”问题的争论，因为《大学》虽然提出“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但其主要是属于儒学内部的“明德”系统，而不是“事功”系统（详下），从它的一些论述来看，也是重“教”（德）甚于重“养”（财），如“德者本也，财者末也”，“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所以从《大学》的思想性格看，仍是“新民”比“亲民”更接近原义。另外，从上下文看，《大学》的“亲民”主要对应的是“齐家”、“治国”，而作者在论述这些内容时，依然侧重的是“德”、“教”，如，“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君子贤其贤而要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这同样说明，《大学》的“亲民”应作“新民”。
“新民”之后的“至善”，前人往往理解为“至善之行”，如孔颖达：“在止于至善者，言大学之道在止处于至善之行。”朱熹也认为“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这种理解可能源于下面的一段文字：“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里的“仁”、“敬”、“孝”、“慈”等皆是指具体的人伦行为，而这段文字又是对“止于至善”的阐释、发挥，故人们往往以此来理解《大学》的“至善”。但仔细辨析，不难发现这种理解存在不少问题，首先，没有揭示出“至善”与“明明德”、“亲民”的关系，使人无法看清二者的联系；其次，先秦儒学中“仁”、“敬”、“信”等概念往往既指适用于所有人的普遍道德规范，又指具体人伦间的规定；与“至善”有关的往往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所以把“至善”理解为具体人伦的“至善之行”，显然不合适。实际上，“为人君，止于仁……”及与其前面的“《诗》云：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等语一样，是对“止于至善”中“止”的解释，而不是对“至善”的解释，用它来理解“至善”乃是对原文的误解。王阳明说“至善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注意到“至善”与“明德”、“亲民”的关系，无疑胜于前面的解释，但他认为“至善是心之本体”（《传习录上》），则显然又是“六经注我”了。其实“止于至善”就是下文的“明明德于天下”，《大学》的这两段话实具有一种内在的联系，作者先在文章的首段提出“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三纲领，又在“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也”一段里，通过“修、齐、治、平”等八条目对此作了进一步阐发，前面说过，“明明德”主要是指“修身”，那么，“止于至善”显然是指修身的最终结果“明明德于天下”了，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大学》的.三纲领与八条目实际是一个整体，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发挥，并非在三纲领之外另有一个八条目，也并非在八条目之上还有一个三纲领，二者不过是对同一件事的不同表述。明白这一点，不仅“止于至善”等问题可以得到理解，整个《大学》的思想结构都可有一贯通。
除了内容之外，三纲领的关系同样也是《大学》研究中需要澄清的一个问题。由于《大学》的表述方式，人们往往以为由“明明德”到“止于至善”是一个渐进过程，“明明德”是始，“止于至善”是终，二者之间有一段距离。其实不然，在作者那里，“明明德”与“止于至善”实际是密不可分的，在“明明德”时便应以“止于至善”为目标，而只有确立了“止于至善”的目标，也才能真正地“明明德”。从这一点看，说《大学》是以“止于至善”为目标和出发点的，可能更为合适。三纲领后，作者接着说道：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知止”的“止”，朱熹注为：“所当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那么，“知止”即知道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目标是“止于至善”，而这种目标一旦确立，思想就会有一定向，平静而不妄动，对自身的境遇也能够安然处之，能够正确的思虑，能够有所收获、有所获得。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虑”显然不是一般的思虑，而主要是对如何“止于至善”的思虑，“得”也是对如何“止于至善”有所得，所以下面紧接着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朱熹注此句为：“明德为本，新民为末。知止为始，能得为终。”基本可取。这样作为道德实践手段的“明明德”，与作为道德实践目标的“知止”便呈现一种复杂而密切的关系：一方面，从“本末”来说，“明明德”是本，离开了“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便无从谈起；另一方面，从“终始”说，则“知止”是始，只有“知止”，只有确立了“止于至善”的人生目标，才能真正去“明明德”，才能真正去实现这一目标。明白了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大学之道”，也才能“近道矣”。
（二）
三纲领之后，作者又通过八条目对其作了进一步发挥，前面说过，三纲领与八条目乃是一个整体，二者具有一种对应关系，由此，我们也可以对《大学》中长期争议的问题有一新的认识。《大学》云：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构成所谓的八条目，而在这八项中，以“修身”为界，又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八条目的主体部分应该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则是对修身的补充、说明。徐复观先生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国治而后天下平’一句之后，接着便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而并未说‘一是皆以格物为本’，或‘一是皆以至知为本’；由此可知，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皆是修身的工夫。”（10）甚是。因此，由“格物”到“平天下”并非“一条鞭”式的并列关系，而是一种交叉关系，《大学》的八条目也应该只是四条目，“修身”以下四项，实际是对“修身”的进一步展开，严格说来，只是一项。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条目中，修身是内在的明德，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外在的事功，《大学》主张由明德到事功，把事功建立在明德的基础上，与孔子“修己以安百姓”的思想是一致的；而与后者相比，更突出了修身的作用，
“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修身是本，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末，齐家、治国、平天下要以修身为条件，所谓“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而由修身出发，便可能家齐、国治、天下平，所谓“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以往人们说到《大学》的“修、齐、治、平”，往往从事功的角度去理解它，把它看作是经世的经验和方法，其实不然，《大学》虽然提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对儒家的外王之学是一个发展，但它的重点是在内圣而不是外王，它不主张脱离内在的道德修养而去建功立业，经世治国，相反，而是要求把经世治国牢固地建立在明德的基础上，这可以说是《大学》思想的一个基本特点，同时经过思、孟的调整发展，成为儒家学者的一个基本立场。所以当历史上有人，如王安石、陈亮、叶适等，因注重制度的改革，或偏重外在的事功，对明德有所忽略时，往往遭到多数儒家学者的激烈反对，认为是“末也，非本也”，其原因就在于此。
值得注意的是，《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而不是说“古之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从《大学》的这一句式来看，在修、齐、治、平之上实际还有一个更高的“明明德于天下”，而修、齐、治、平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和手段。“明明德于天下”与“平天下”并不相同，前者是就理想、道德实践言，后者则是就现实、政治实践言，但二者又存在密切关系，“平天下”为“明明德于天下”提供了保证，使其成为可能，而“明明德于天下”反过来又促使“平天下”的实现。因此，在《大学》那里，实际形成了这样一种循环往复的道德实践过程，一方面由修身出发，达到“家齐、国治、天下平”，而“家齐、国治、天下平”则在更大范围内使明明德成为可能，使社会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去修其身、齐其家、治其国、平天下，使社会每一个人的道德生命都得到充分实现，而社会每一个人道德生命的实现，反过来又促使“家齐、国治、天下平”，如此延续，不断循环。而在这一过程中，“修身为本”与“止于至善”，个人与群体便在“明明德”上真正得到统一。
“修身”以下，作者提出“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四项对其作进一步阐发，而这一部分在《大学》中争议最多，故有必要作专门讨论。什么是格物？向来是《大学》中最有争议的问题，可以说，在思想史上很少有那个概念能象格物这样，产生过这么多的分歧，这么多不同意见。其中较有影响的，如郑玄认为“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言事缘人所好来也。”（《礼记正义》）按这种说法，“格物”乃“致知”的结果，而不是相反，显然不符合《大学》的原义。朱熹则认为“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大学章句》）朱熹释“格物”为“穷至事物之理”，有一定道理。不过他又认为格物的最终目的是“推极吾之知识”，即发明内心先天具有的理，显然又是主观发挥了。王阳明认为“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传习录上》）这个解释主观性更强，离《大学》的原义也更远。那么，格物的原义到底是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回到《大学》文本中去，从上下文义的关系结构中去寻找解答。以往学者或偏重于文字训诂，或偏重于哲学阐发，都有失片面。因为“格物”的“格”，歧义颇多，不胜枚举，仅影响较大的就有“来”、“至”、“正”、“度量”（《苍颉篇》）等数义，而“物”乃“大共名”，格物一词，文献中又没有旁证，所以仅凭训诂，显然难以找到答案；同样，《大学》一些概念、命题的陈述不够明确，为后人的哲学的阐发留下了空间，对思想、学术的发展可能不无裨益，但却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人们对其原义的理解。与此不同，《大学》虽然对格物等概念缺乏明确交代，但它的结构却相当严谨，不仅三纲领与八条目自成一体，而且上下文字互相照应。所以由此出发，庶几可以找到格物的真实含义。
前面已论述，《大学》的思想是由“修身”到“明明德于天下”的不断实践过程，而修身以下格、致、正、诚又是其手段和工夫，那么，格物、致知显然不是一般的认识活动，而主要是对如何“明明德于天下”的认识活动，这可以从《大学》的表达方式看得很清楚：“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里，“格物”成为“明明德于天下”众多条件中的一个，也是最终的一个；而“格物”虽然只是修身的工夫和手段，而不是“明明德于天下”的直接工夫和手段，但它却和后者有着密切关系，是实现“明明德于天下”的一个重要条件。从这一点看，格物、致知与上文“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中的“虑”、“得”有某种相近之处，二者都是对“止于至善”（“知止”、“明明德于天下”与其基本相同，见上文）的思考、思虑，是对这一实践活动过程的认识，只是两段文字侧重有所不同而已。那么，《大学》是如何“止于至善”呢？显然即是由修身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过程，也即上文所说的“物有本末，事有始终”，《大学》的格物显然是指此而言，是 “格”“身、家、国、天下”之物，即确立“身、家、国、天下”在“止于至善”中的地位和先后顺序，以便“知所先后”，发生“修、齐、治、平”的实践活动。因此，有学者主张“格物”即是“正名”（11），可谓切中肯綮。这不仅因为“格物”训为“正名”，有文字上的根据。如《方言》：“格，正也。”《孟子・离娄》：“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赵歧注：“格，正也。”《国语・楚语下》：“民神杂糅，不可方物。”韦昭注：“方，别也。物，名也。”“方物”就是分辨事物的名实或名分，格物与其意近，都是正名的意思。而且也符合早期儒家的一般思想，孔子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孔子把“正名”看作言顺、事成、礼乐兴、刑罚中、民措手足的条件和基础，与《大学》由格物而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逻辑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孔子所说的正名主要是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的等级名分，而《大学》的格物则说的是身、家、国、天下，但这二者并非截然对立的，只不过前者是从人伦关系讲，后者是从实践过程讲，在精神实质上仍是一致的。
在先秦儒学中，正名从属于礼，是礼的核心，因此《大学》的格物与礼有密切的关系，把它释为“复礼”同样是讲得通的。明确了这一点，《大学》的“致知在格物”便容易理解。以往解释致知者，或认为是由内而外，“推极吾之知识”（朱熹），“致吾之良知于事事物物”（王阳明），或认为是由外而内，获取外部知识，前者属于主观发挥，明显不可取，后者虽有一定根据，但也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因为从孔子开始，儒学虽有重视“学”、“知”的传统，
但并不主张不加选择地认识外物，他们的认识对象既不是一般的物，也不是一般的事，而主要是指“人事”，尤其是指礼，这在早期儒学历史中表现得尤为突出（12）。而把致知理解为“即物穷理”，获取外部知识，显然没有反映出“致知”的这一特点。另外，《大学》的“致知”与“明明德于天下”具有内在的联系，是实现“明明德于天下”的必要条件，而若按上面的理解，显然没有将这种联系揭示出来。其实，《大学》的致知主要是对“正名”，也即身、家、国、天下而言的，是对修、齐、治、平实践活动的知，而这种知在当时主要属于礼，因而它又主要是对礼的知，这即是《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所表达的意思所在。因为《大学》不仅讲“致知”，还讲“知止”，致知与知止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知止是就人生理想言，规定了致知的目标和内容，而致知则是就具体实践言，服从于知止的需要，而致知与知止正是通过格物，也即是“正名”统一起来，所以脱离知止谈论致知，把致知简单理解为对外物的认知，显然没有理解《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的真正含义。相反，如果理解了致知不是一般的知，而是关于修、齐、治、平之知，不仅上下文意可以豁然贯通，而且《大学》所谓“阙文”问题也可迎刃而解。《大学》在提出三纲领、八条目后，接着对其各项作了进一步阐发，而惟独对“致知在格物”没有具体说明，故朱熹认为“格物、致知之义，而今亡矣”，并专门作补注一章。朱熹的补注后人或有微词，但《大学》有阙文的意见却被多数学者接受，如冯友兰先生也认为“惟所谓致知格物，下文未详细论及”（13），有学者虽然反对《大学》有阙文之说，但他们又试图在别的章节中寻找本章的说明文字（14），实际同样承认本章存在阙文。其实，以上看法都是因为没有真正理解《大学》的“格物致知”所致，前面说过，《大学》的格物是“格”“身、家、国、天下”之物，致知是“致”“修、齐、治、平”之知，而《大学》一文正是对此内容的展开，“格物致? ?敝?家烟逑衷谖恼碌恼?鼋峁怪?校?什辉傩枰??潘得鳎?粲兴得鳎?聪灾馗础⒗圩福?饩褪恰洞笱А贰爸轮?诟裎铩毕掠小般谖摹钡脑?蛩?冢?纱艘部梢苑粗ぃ?汀案裎铩蔽????耆??稀洞笱А返谋疽濉?/P>
格物、致知以下，作者又提出正心、诚意二项，有学者认为“《大学》提出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这是继孟子以心善言性善后的一大发展。”（15）在我们看来，这种说法多少有些夸大其词，《大学》不仅没有达到性善的高度，它所言心也与孟子有较大差距，这是《大学》时代特征的体现，也是理解《大学》思想的关键所在。那么，什么是“诚其意”呢？作者对此有明确的说明：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说文》：“意，志也。”“诚其意”即保持意志、意念的诚敬，不自欺欺人，就象“恶恶臭，如好好色”是出自本能一样，在作者看来，这样就作到了慎独。值得注意的是，《大学》的慎独与《五行》相近，而与郑玄以来的理解不符。简帛《五行》云：“能为一，然后能为君子，慎其独也。”帛书《五行・说》亦云：“独然后一，一也者，夫五为一心也，然后得之。”慎独是指仁义礼智圣“五行”统一于心，与心为一，这与《大学》的“诚其意”意思是相近的，只不过前者是对仁义礼智圣“五行”而言，后者是对“诚”而言，但这只是概念系统的不同，究其精神实质，仍是一致的。郑玄看到上文有“小人闲居为不善”，又以为闲居是指“独处也”，故将慎独理解为“慎其闲居之所为”（郑玄语），是对文义的误解。其实，上文中的“小人闲居为不善”并不是“慎其独”的直接原因，而是要说明“诚于中，形于外”。它是说，小人平时喜欢作不好的事情，当他见到君子后，却试图伪装自己，“R其不善，而着其善”。然而人们的内心与外表往往是一致的，平时不好的意念、想法总能在行为中表现出来，“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伪装是伪装不了的；同样，平时好的意念和想法也可以在行为中表现出来（文章省略了这个环节），这就叫“诚于中，形于外”。因此这里并不是说，因为“小人闲居为不善”而要“慎其独”，而是说因为“诚于中，形于外”所以才要“慎其独”，而“小人闲居为不善”不过是作为一个例子，用以说明“诚于中，形于外”这个事实。其实，在先秦文献中，闲居也并不完全是指“独居”，如“孔子闲居，子夏侍”（《礼记???? b?middot;孔子闲居》），既然有人“侍”，显然就不是独居了，所以文中的“闲居”应当理解为闲暇而居，或平时而居，从上文的内容来看，这样的理解可能更为合适。因此，《大学》的慎独与“诚其意”实际是一致的，它是指内在的精神状态，而与独居、独处根本没有关系。“诚其意”即慎独，它表现为前后相续的两个阶段，首先是“诚”对意志念念相续的持守、把持，是真实无妄的内心状态，其次是在“诚其意”的基础上“诚于中，形于外”，直接发显为道德行为。因此，有学者主张《大学》的“诚”是一种道德本体，具有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与《中庸》的“自诚明”相似，有一定的道理。但《大学》在肯定“诚于中，形于外”的同时，又提出“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认为“诚其意”要以“致其知”为条件，需要得到后者的补充、培养，这一思想显然又与《中庸》的“自明诚”相似。因此，《大学》的“诚其意”既是内在的精神体验，又包含了外在的经验认知，既是由内而外，又是由外而内，它后来发展为《中庸》“自诚明”和“自明诚”，而在《大学》这里，则统一在“正心”的工夫之内。“诚意”之上，作者又提出“正心”：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粒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文中的“身有所忿痢保程颐改为“心有所忿痢保甚是。此章讨论“正心”，主词当然应当是“心”，若主词是“身”，则下一句“不得其正”是“身”不得其正，且与后面“心不在焉”无法统一，显然难以讲通。“心有所忿痢奔妇涫撬怠靶摹蓖往容易受生理情绪、身体感官的影响而“不得其正”，而“心不在（正）焉”（16），经验感官便无法正常发挥作用。这里作者似乎只谈到“正心”的必要性，而对如何“正心”没有提及，其实从前面“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来看，“正心”实际包括了“诚意”与“致知”两个方面，它要求从道德意志与经验认知两个方面发挥“心”支配作用，将其从情绪、欲望中超拔出来，恢复自由和主动。因此，《大学》的“正心”实际是一种二元的方法，而这一方法后又被《中庸》、《五行》进一步发展，并分别对孟子、荀子的思想发生影响。
（三）
《大学》的学派归属和地位如何呢？这在学术史上一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宋代学者多认为《大学》属于思孟的内在派，在宋儒构造的道统系统中，《大学》是与曾子联系在一起，而与子思的《中庸》，孟子的《孟子》一脉相承，前后相续。如朱熹《大学章句序》云：“及周之衰，贤圣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风俗颓败，时则有若孔子之圣……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三千之徒，盖莫不闻其说，而曾氏之传独得其宗，于是作为传义，以发其意。及孟子没而其传泯焉，则其书虽存，而知者鲜矣！”宋明理学中的陆、王一派也持这种看法。值得注意的是，宋明理学中两派虽然都认为《大学》属于思孟的内在派，但对《大学》的理解上却存在很大差别，朱熹补《大学》“格物致知”章，实际是突出、强调了《大学》向外求索的一面，而王阳明恢复《大学》古本，释“格物”之“物”为“事”，又以为“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传习录上》），则是要把《大学》重新拉向内在的一面。在宋明理学家推崇的“四书”中，《大学》一直是程朱、陆王两派争论的焦点，表明《大学》的思想确具有其特殊性。近代以来，学者多认为《大学》一书晚出，与此相应，对《大学》的学派属性也提出了不同看法。冯友兰曾撰《〈大学〉为荀学说》（17），认为《大学》为荀学一派著作，“《大学》中所说‘大学之道’，当亦用荀学之观点以解释之。”“盖当时荀学之势力，固较汉以后人所想象者大多多也。”冯氏认为《大学》成书于秦汉之际，虽然难以成立，但他看到《大学》与荀学之间存在一定联系，却并非完全无据（18），故其观点被许多学者接受，一时影响很大。但也有持不同意见者，如徐复观先生虽然肯定《大学》成书于秦汉之际，但认为“《大学》乃属于孟子以心为主宰的系统，而非属于荀子以法数为主的系统。”（19）与冯氏的观点可谓针锋相对。
那么，如何看待关于《大学》的争论呢？我们认为以上看法忽视了《大学》思想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有失之简单化的嫌疑，因而并不可取。我们知道，孔子的思想主要包括了仁和礼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后被孟子和荀子分别加以发展，演化为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但这一过程是逐步完成的，在孟子、荀子那里，两种思想达到成熟和独立，但在其中的过渡阶段中，两种思想则往往纠缠、交织在一起，呈现出复杂的面貌，这一特点在《大学》甚或《中庸》、《五行》中均有所表现，实际上《大学》以及《中庸》、《五行》在思想史上地位即在于它们思想的过度性，在于它们思想的二元倾向，在于它们对以后的孟学、荀学均有所影响。因为先秦儒学思想的发展并非是单线的，而是复合的，只是这一特点以往被我们忽略而已。宋代理学家受道统论的影响，认为《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体现了共同的“道”，看不到《大学》与《孟子》之间的差别，因而是非历史的；近代以来的学者则喜欢用孟、荀的差别去看待以前的思想，结果往往各执一词，产生不必要的分歧。既然《大学》是过渡阶段的产物，那么，它对以后的孟学和荀学各有什么影响呢？我们认为，首先，《大学》强调“以修身为本”，主张由修身达到天下的平治，这种由“内圣而外王”的实践方法显然直接影响到孟子，而与荀子关系不大。孟子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於掌。诗云：‘刑於寡妻，至于兄弟，以御於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孟子・梁惠王上》）以及“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公孙丑上》）正是对前者的发展；荀子虽然也讲修身，但他所谓的修身主要是通过实践外在的礼仪来完成，是由“立外王而成就内圣”（20），与《大学》思路并不相同。
其次，《大学》讲“正心”，以“正心”为修身的主要手段，而“正心”又包括“诚意”与“致知”两个方面，“诚意”由内而外，“诚于中，形于外”，表现为内在自觉活动；而“致知”前面说过，主要是对礼的知，它由外而内，以外在的“知”（礼）使心得到充实、安顿。《大学》的心似具有道德心与认知心的双重内含，前者影响了孟子，后者则启发了荀子。
还有，《大学》以“明明德于天下”为“至善”，把最高的价值追求落实在天下每个人的“明德”之中，使其内在化、精神化，这显然与思孟一派关系密切，而与荀子重视外在的制度礼仪，以“礼义法度”为最终的归宿有所不同。
综上所述，《大学》的思想虽具有二元的倾向，对以后孟子、荀子均有所影响，但就其思想的主要性格而言，似与思孟一派关系更近，将其看作思孟学派的一个环节可能更为合适。
注释：
1、 李学勤先生最早注意到这一点。参见李学勤《郭店楚简与儒家经籍》，《中国哲学》第二十辑。
2、 参见拙文《〈大学〉早出新证》，《中国哲学史》2000年第3期。
3、 郭沂：《〈大学〉新论》，载《新儒家评论》第二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
4、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三册，台北中正书局1969年版，第369页。
5、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第九章《先秦儒家思想的综合大学之道》，第282页，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五十七年版。
6、 又名《伊川先生改正大学》，收入《二程集》第四册《河南程氏经说》卷五。
7、 朱熹：《大学或问》上，载《朱子四书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8、 郭店简“亲”字有两种写法，除写作“新”外，又作“ ”。（这个字写作“上四下辛”。）
9、 徐复观先生对此曾有很好的论述，参见《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第293―294页。
10、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第279―280页。
11、 杨柳桥：《〈大学〉的“格物”即是〈论语〉的“正名”》，《哲学研究》1978年，12期。
12、 参见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173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13、 冯友兰：《〈大学〉为荀学说》，《古史辨》第四册。又见《中国哲学史》上册，第十四章《秦汉之际儒家》，中华书局1961年版。
14、 如郭沂认为“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为“格物致知”的传文，详见上引《〈大学〉新论》。
15、 参见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第282―283页。
16、 有学者指出，“心不在焉”的“在”当为“正”之误，因为“此章释‘正心’，所讨论的是心的‘正’与‘不正’，而不是心的‘在’与‘不在’”。见上引郭沂文。
17、 收入《古史辨》第四册，中华书局1930年版。
18、 冯友兰先生认为《大学》源于荀学，主要有以下根据：1，《大学》“止于至善”，是来自《荀子・解蔽》的“止诸至足”。2，《大学》“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及“此之谓挈矩之道也”，来自《荀子・不苟》“操五寸之矩，尽天下之方”，《非相》“圣人者，以己度者也”。3，《大学》言“正心”，言“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来自《荀子・解蔽》“故人心譬如水，正错而勿动，则湛浊在下，而清明在上”一段。4，《大学》言致知格物，来自《荀子・解蔽》“凡观物有疑，中心不定，则外物不清”一段。
19、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第276页。
20、 关于孟、荀对内圣外王的不同理解，参见蒋年丰《从思孟后学与荀子对“内圣外王”的诠释论形气的角色与义涵》，收入杨儒宾编《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气论与身体观》，巨流图书公司，民国八十二年版。
★ 论孟子的德治思想
悖论的运用--兼论狄德罗的辩证法思想（推荐10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