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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智者运动与西方社会政治哲学的兴起
智者运动与西方社会政治哲学的兴起
本文从arete:对社会政治生活的.本真观照,语言和逻各斯:公共政治生活的主要方式以及physis与nomos之争:对社会政治生活的本源探讨等三个方面论述了智者运动的社会政治哲学思想,指出其在西方社会政治哲学史上的开创性意义和深远影响.
作 者：陈义平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党办,安徽,合肥,230039 刊 名：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ANHUI UNIVERSITY（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2000 24(2) 分类号：B502.22 关键词：智者运动 社会政治哲学 德性 语言与逻各斯 自然论与约定论篇2：历史唯物主义与近代西方政治哲学
历史唯物主义却并未在政治哲学维度上得到充分研究。人们只是关注这一学说包含的直接政治论断，而非产生它的政治哲学维度。一般来说，研究者习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体论理由代替其政治哲学理由，突出历史唯物主义以“实践”为基础对主客关系问题的解决。这种解读虽不乏深刻性，却未必符合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意，因为马克思从未设想过脱离政治现实的本体论问题，马克思对所谓“本体论立场”的选择，恰恰是基于对政治问题的深沉思虑。基于此，发掘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维度，从思想史角度探讨历史唯物主义与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关系，对于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价值，并以此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理论依据，具有重要意义。
篇3：历史唯物主义与近代西方政治哲学
从西方政治哲学史的视角看，霍布斯和洛克的重要性在于，他们最先提出了现代政治的最高问题是自由，自由的核心是权利，一切权利中最重要的权利是财产权，财产权的正当性来自劳动等一系列命题，以此奠定了近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域。此后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乃至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都在这个问题域中展开理论探索。而霍布斯、洛克的个人权利原则后来演变成资本积累和利益最大化原则的理论基础，则成为卢梭和马克思批判的主要对象。卢梭的重要性在于他是第一个对霍布斯、洛克为现代性的奠基进行批判的人。卢梭提出，人不光追求私利，人也追求普遍性，这个普遍性就是“公意”。以此，卢梭为现代性开启了理想主义的维度，对马克思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马克思则以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和超越，将卢梭的崇高政治理想置于坚实的现实基础上。
由霍布斯、洛克开启，延伸至卢梭、康德的契约论传统，到黑格尔、马克思这里遇到反拨。契约论旨在实现以个人为最终目的而以普遍立法为基础的市民社会理想。马克思则认为，由于契约论立足于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它所承诺的普遍人道理想是抽象的和形式的，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和解放。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把自我立法的契约论模型创造性地转化为社会领域内自由生产者联合的理论构想，从而使现代政治的人道理想具有了具体的实质性内涵。
近代政治哲学的焦点问题是财产权问题。蒲鲁东对资产阶级财产权的合法性进行了激烈批判，这一批判构成了英法政治哲学中批判传统的一个重要环节。马克思高度评价蒲鲁东财产权批判的意义，同时对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立场予以坚决抵制，而提出用“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社会财富总和的占有”来取代资产阶级财产关系。
篇4：历史唯物主义与近代西方政治哲学
就近代社会是经济型社会而言，古典政治经济学本质上就是近代社会的政治哲学，它上承霍布斯、洛克的问题，下启黑格尔、马克思的探索，是近代政治哲学谱系的极重要一环，也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之思想渊源中的关键部分。亚当·斯密开创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把经济置于现代政治的核心，终结了政治观念论的传统，为现代政治哲学设置了全新的格局。此后康德与黑格尔在哲学高度上对政治经济学的反思，既构成了对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超越，也为马克思创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新政治哲学准备了思想条件。
古典政治经济学从财富的生产和占有角度，对近代市民社会的起源和结构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有赖于政治经济学。但古典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种市民社会理论，主要目的是探讨市民社会的合理性秩序和合法性基础，而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要义则是要批判和超越市民社会，这一批判的理论形态就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具体来说，古典政治经济学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是诉诸自由市场，它认为自由交换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促进社会和谐。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挑明了自由市场观念的意识形态本质，指出正是资本主义的市场逻辑才是造成全部近代社会问题的总根源。
在近现代，政治哲学讨论的正义问题实质是经济问题，亚当·斯密所理解的正义主要是指交换正义，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则依据劳动价值论原理把交换正义改写为分配正义。马克思认为，分配正义理论依然囿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历史唯物主义则奠基于生产领域的革命，通过建构合理的生产方式，为真正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前提，这就是生产正义。
历史唯物主义与德国古典哲学
德国古典哲学是对近代政治哲学的“概念式理解”。康德给自由概念以最高的表达，并在其中注入了现代政治哲学的问题因素;黑格尔则以更全面具体的方式，将现代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综合于“普遍性与特殊性”这一思辨结构中，表达了现代性问题不断增长的复杂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问题直接承接着康德和黑格尔。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重新理解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他们的理论工作始终围绕着现代性的建构与批判这一时代主题，具体来说就是如何为现代政治奠定合理的基础，解决好特殊性与普遍性(即私利与公共善)之间的冲突。康德先是以无与伦比的道德激情高扬最纯粹的普遍性理想，并将其上升到先验问题界面，贬抑“特殊性原则”，然后又在法国大革命的昭示下逐渐领悟到“特殊性原则”的不可回避。黑格尔对现代性的深刻内在矛盾作了进一步揭示，提出只有在承认特殊性的前提下贯彻普遍性理想，才能实现两者的统一，才能产生“具体的现实的自由”。马克思则提出了否定资产阶级财产权这一全新政治目标，以此彻底解构和超越了主导整个现代的“特殊性原则”;同时，通过强调“社会所有制”基础上人的自由的最大限度实现，而将现代政治哲学的普遍性议题推向顶点。
康德政治哲学对马克思的重要影响在于，康德最早把握到了人类建立知识和社会规则的主体性原则，这为马克思超越古典经济学的物质主义倾向提供了契机。马克思对资产阶级财产权的批判，主张“全体自由的个人对社会财富总和的联合占有”，则把康德的“绝对善良意志”落实为一种绝对善良的制度。
黑格尔政治哲学对马克思的影响更为显著。第一，黑格尔把亚当·斯密的劳动抽象置入逻辑学的概念框架，揭示了著名的“劳动的辩证法”论题。黑格尔的这一劳动论题对马克思解说劳动的本质产生了不可估量的重要影响。另外，黑格尔也开始注意到劳动的某些异化现象，这为后来马克思提出异化劳动理论准备了思想素材。第二，黑格尔的财产权批判论题对马克思产生了更为重要的影响。在《法哲学原理》中可以看到黑格尔的两个观点：一是“一个快要饿死的人有绝对的权利去侵犯另一个人的所有权”——这意味着私有财产并非神圣不可侵犯;二是“贫困是由针对一个阶级或另一个阶级的不法所导致的”——这揭示出普遍贫困的本质是“穷人的权利”问题。黑格尔这两个观点触及现代性批判中最尖锐最激进的一个主题，它们将黑格尔与卢梭、蒲鲁东和马克思联系起来，共同构成了近代政治哲学中以财产权批判为标志的“异端”话语。马克思革命性的新创见是：财产权的本质是“穷人的权利”(即无产阶级的权利)问题，现代人的自由必须从普遍人权扩展到穷人的财产权。这样，马克思就把他的阶级政治建立在财产权这一现代政治的核心问题上。马克思对资产阶级财产权的“去合法化”，实现了自卢梭之后现代政治哲学的又一次重大创新，而黑格尔对财产权的批判则可以看作马克思财产权批判的思想先声。
黑格尔通过他的概念哲学(逻辑学)，第一次全面深刻地揭示了人类自由的先验本质对于文明世界的创造关系，从而启发了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构建。正是在黑格尔的基础上，马克思才能获得“改变世界”即扬弃现代资本主义的哲学立场。
同时，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又是从批判黑格尔政治哲学开始的。在早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虽然尚未从政治经济学层面展开与黑格尔政治哲学的对话，但他已经注意到黑格尔哲学的唯灵论性质造成了黑格尔政治哲学理论上的封闭性和实践上的专制倾向。马克思中后期的作品延续了这一批判思路，并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的人道理想和正义理想充满了虚幻色彩，而黑格尔哲学本质上仍然是对这一理想的合理化辩护;只有从现实的资本支配关系和阶级冲突出发，才能真正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和变革动力。马克思由此超越了黑格尔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对社会等级和分工的理解，最终在个人全面发展、自由活动以及共同控制社会生产和交往的基础上，勾勒出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图景。
高一政治难点解析
高一经济常识在讲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时，说“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在讲产业和劳动者时，又说“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善于联想的同学会问：国民经济怎么有两个主导?其实这两个“主导”是从不同角度讲的，有区别，也有联系。
区别：
1.二者分析的角度和参照系不同。
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是从所有制结构角度讲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包括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公有制经济又包括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混合所有制
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非公有制经济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在所有这些类型的经济成分中，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是从产业结构角度讲的，相对于农业和第三产业而言，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
2.主导作用的具体内容不同。
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主导”是指起导向作用，指它掌握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决定着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这种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具体来说就是：第一，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经济必须占支配地位;第二，国有经济要提高自己的整体质量和竞争力，引导和影响其他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在国内外竞争中不断壮大。因此，讲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侧重于生产关系方面。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主要表现在它
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先进的技术装备，是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技术改造的物质基础，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起点和推动力。可见，它侧重于生产力方面。
联系：
1.在现代化建设中二者都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发挥得怎样，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具有关键性作用。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发挥如何，直接决定着我国的技术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关系到我国能否实现现代化。
2.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
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主要通过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发挥出来，因此，工业主导作用发挥得好，有助于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发挥。工业主导作用主要是通过国有大中型企业表现出来的，因此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发挥得好也有利于工业主导作用的发挥。
篇5：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兴起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摘要：政治哲学在世界范围尤其是近年在中国的兴起是一件重大的哲学事件，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兴起是学界对中国面临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一种积极回应。政治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从政治社会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入手，建构自己的、适应于现实生活并能引导时代思想潮流的政治哲学理论。
关键词：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式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罗尔斯《正义论》的发表，西方学界掀起了政治哲学的研究热潮。受西方政治哲学研究热潮的影响，近年，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也开始对政治哲学进行关注，甚至有学者断言政治哲学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门显学。政治哲学研究的兴起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如政治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如何应对等，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首先厘清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兴起的原因及政治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一、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兴起的原因
思想是时代的声音，现实是问题的发源地，每一时代的问题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些问题正是对时代特征和社会现实的反映。立足时代和现实研究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条基本思路。政治哲学在世界范围的兴起，正是对当今时代所面临的一系列全球问题的回应。所谓政治哲学，综合学界观点，主要是指对政治生活或政治事物的哲学反思。西方发达社会现代化起步较早，自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逐步深入，但同时也出现了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如环境污染、政治腐败、能源危机、社会不公等。在此背景下，西方学界纷纷转向对政治、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并迅速掀起了政治哲学的研究热潮。
相对于西方社会，中国现代化进程较慢，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也开始面临与西方社会相似的问题，但情况却更为复杂。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历史和文明特点更加鲜明。中国社会有着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完善的专制政治体系及传统政治文化。在西方国家的政治思想史上，早在古希腊城邦时期就有了民主政治思想的萌芽，与西方国家相反的是，古代中国根本不存在民主政治的传统。传统中国社会中，从秦始皇建立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开始，政治力量就开始支配整个社会。以皇帝为代表的集权政府拥有全部的政治力量，控制着国家的一切经济、政治、文化资源，不仅社会是政治社会，文化是官本位的政治文化，就连人也成为政治的附庸。传统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再加上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使中国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历史经验表明，每一社会的转型时期，矛盾都比较集中，同时也是矛盾的高发期。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改革开放转折的关节点，即由经济增长向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转型，是改革开放发展转折的关键阶段。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政府职能尚未完全转变，传统全能型政府的影子依然存在，计划经济因素并未全部消解，人的依赖和物的依赖的前现代因素还同时存在。简而言之，我国社会还处在前现代向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虽然前现代性因素依然制约着我国现代化建设，但现代性因素已开始发挥积极作用。
回顾近年我国的发展成就不难发现，在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付出了沉重代价。虽然我国的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已经跃居世界前列，但是中国的改革在经济、政治两个领域，是不协调的，甚至有时出现了失衡的情况。经过三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虽然市场机制尚未健全，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可在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却始终未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宏观社会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公民社会等领域的综合体，政治体制改革也只有与市场体制改革配套进行，才能有所突破。政治改革止步不前，从长远来看，将会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一系列的难题。
反思当代“中国问题”，可以看出，大多的问题都与政治领域的问题有关，而政治领域的问题，又都涉及权力过分集中的现状。求解当代“中国问题”，必须找到问题的根源，这个根源很明显就在于政治领域的权力问题，更准确地说，是与当代中国社会的权力结构不协调有关。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了这一问题。1986年9月，邓小平就有关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进行几次重要谈话，在谈话中他明确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我国的渐进式改革之所以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又产生这么多的负面影响，都与此直接相关。正是出于对中国政治、社会领域出现的重大现实问题的深刻反思，近年，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关注这些现实问题，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兴起也就成为一个必然趋势。
篇6：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兴起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二、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哲学的关系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哲学的关系，无外乎要分析清楚两个问题，首先是马克思主义有没有政治哲学的问题，其次是如果有，那么政治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又如何。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对于马克思主义有没有政治哲学的问题，可以先来看看中西方学者们的看法。西方学界有着深厚的政治哲学传统，列奥·斯特劳斯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政治哲学不同于一般的政治思想。政治思想是与政治生活同步的，而政治哲学则产生于有文字记载的一种特殊政治生活，即古希腊的政治生活当中。”传统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纯粹的政治哲学，更准确地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阶级斗争与政治斗争的学说；另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理论。就如郁建兴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一种解释传统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直接等同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理论。……另一种解释传统则直截了当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理论。”当然，也有一部分西方学者理性地分析了这一问题，如汉娜·阿伦特就认为：“西方政治思想传统明显发端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在我看来，有一个同样明确的终点，这就是卡尔·马克思。”她还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颠覆了黑格尔，而且颠覆了思想与行动、沉思与劳作、哲学与政治的传统等级秩序。”对于这一问题，国内学者的看法比较一致，几乎都认为这是一个无需讨论的问题，那就是政治哲学本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唯一的分歧在于，在一些学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社会生活中出现的重大现实问题的反思，首先以现实的社会为基础，但同时又以实现理想社会为目的，即同时涵盖了现实性维度与理想性维度两个层面。持不同意见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以他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背景为原型的，尽管提出了理想社会的美好前景，但对于现时代的中国来说，背景并不相同，我们应该构建适合时代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事实上，正如同国内学者认为的那样，关于马克思主义有没有政治哲学的问题本就无需讨论，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可以发现一条清晰的脉络，那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把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当做自己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从而政治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也就清楚了。谈过了政治哲学兴起的原因以及政治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再来谈一下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是如何有效地应对政治哲学兴起的，也就是采取何种方式研究或构建适应时代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式的转换
任何一项学术研究，都离不开两个基本方面，即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式，也就是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的问题。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学者们已经形成共识，但在研究方式上却还存在分歧。简单地说，就是研究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切入点，应该从现实问题入手还是从建构理论人手。对于这一问题，大部分学者的意见是趋向统一的，如韩庆祥教授、王南湜教授及孙正聿教授等人都认为应该从社会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切入，着手构建中国的政治哲学体系。但是，还有一小部分学者认为，哲学是一门高雅的学科，哲学的本质就应该是远离现实的独立思考，研究现实就是对哲学本性的背离。在笔者看来，这只是某些学者的个人理解，而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这些认识，马克思早就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国内的一些学者也提出了批判，如韩庆祥教授把这总结为三种顾虑：“其一认为研究现实问题不是学术，不愿研究；其二怕研究现实问题触及政治，不敢研究；其三认为哲学解决不了现实问题，不必研究。”还有学者把它称为“用所谓纯‘学术’的马克思主义来贬低和否定现实斗争中发生并在现实斗争中运用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一味地追求语言的个性化和思维的特异性，这就无异于要把马克思变成完全脱离实际而仅供少数哲学精英在书斋里作学院式探讨的纯学术偶像”。
实际上，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任何哲学研究都与研究者所处的社会生活状况密切相关，政治哲学的研究更是如此。“马克思开辟的哲学道路，是用哲学的方式面向现实人的生活世界的实践哲学，对现实人的生活世界缺乏批判性的反思会丧失哲学本性，而远离现实人的生活世界就会丧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时代之外的遐想，而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思想中的时代；它是现世的智慧，它要以哲学的方式理解现实人的生活世界”。哲学承载着思想，思想是时代的声音，思想必须要反映时代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这是由哲学的批判特性所决定的。作为一种关于人类社会生活的理论，政治哲学的研究总是根源于现实社会生活的，是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引发了人们关于政治哲学的理论思考。马克思认为：“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和任何在内容上是正当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有着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就如同康德所说的那样：“谁尝到了‘批判’的甜头，谁就会永远讨厌一切教条主义的空话。”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特征，反映出来的问题也各不相同。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实际上，每一重大的社会问题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这预示着不能抛开时代背景去孤立地看待问题，而应该到问题的发源地——现实中去挖掘。
哲学研究一旦离开了现实生活，脱离了时代和实践，也就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环境，其研究成果必然无法满足大众的需求，这样的哲学研究是注定要被时代抛弃的。而“真正的哲学，决不能‘封闭一切价值通道’、‘中止所有是非判断’、‘从情感的零度开始’，而必须以炽热的社会自我意识的使命感’。真正的哲学，也决不仅仅是时代精神的‘反映和表达’、‘总结和概括’，更重要的是时代精神的‘反思和表征’、‘塑造和引导’。哲学以自己提出的新的问题、新的提问方式以及对新问题的新的求索，批判性地反思人类生活的时代意义，理论性地表征人类生活的矛盾与困惑、理想与选择，从而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这是哲学作为‘意义’的社会自我意识和时代精神的‘精华’的真义之所在，也是人类把握世界的全部方式中的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的生活价值之所在-[10]。任何学科，都不应仅局限于对发现的问题作简单的描述，而哲学，更应该有自己特有的方式。就如黑格尔所言，哲学乃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方式中，思维成为知识，成为把握对象的概念式的认识。哲学的本质就是在从现实中发现问题的同时，还要批判性地反思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并提出引领时代发展的理念。不仅要做“黄昏起飞的猫头鹰”，还要成为引领时代的“高卢雄鸡”。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所在——“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从时代出发，从时代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出发，正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第一要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重大历史使命。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应该从政治社会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人手，建构自己的、适应于现实生活并能引导时代思想潮流的政治哲学理论。当代中国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政治领域内的权力集中问题。因此，从权力及权力结构入手，来进行中国政治哲学的理论建构，是深化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一条基本思路。
中国正处在走向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许多学者都在思考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国存在的问题。韩庆祥教授提出了“中国问题”的概念，他指出在哲学的发展方向上，应由只注重“词句革命”的哲学走向相对关注“中国问题”的哲学，这对我们研究当代中国存在的问题很有启发意义。诚然，对概念和范畴的分析也是哲学研究所必不可少的，但如果只在琢磨词句上下工夫，而不去关注现实中的实际问题及实践的发展，哲学研究最后也只能流于空谈。当代中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日益增多，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必须具有“问题意识”，走向面对“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 社会哲学论文
智者运动与西方社会政治哲学的兴起（合集6篇）
